咖啡馆里的画展

    老朋友史克夫再次收留了高更这个无家可归的浪子。史克夫与太太的关系一点改善也没有，因此对丈夫这个朋友，史克夫太太也不怎么欢迎。不过这次高更却提出了一个讨人喜欢建议，他主动提出要为史克夫全家画像。这么一来，史克夫太太的心里就平衡了许多，至少这次高更不是白吃白喝了。

    在高更的笔下，孩子就是孩子，不是洋娃娃，妻子就是端庄、高贵但被岁月摧残的妇人，而非美丽的石膏像。史克夫是典型的生意人，焦虑又热切，坐着的身子前，双手像搓肥皂似的绞在一块儿。这几幅画在高更一系列的人物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看到史克夫的家庭，高更又想到了梅特与孩子们。他热情地写信告诉梅特，他想去哥本哈根看望孩子们，因为他已经有五年没有见到他们了。但是梅特却泼了他一盆冷水：“路费太贵，你还是先赚些钱养家吧，这件事以后再说。”

    工作可以让高更暂时忘掉这些烦心的事。在伯纳的怂恿下，他们想参加巴黎博览会的画展。这次博览会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如有幸参加，一定能为高更等人提高知名度。但这次展览只邀请了学院派的画家参加，非学院派的画家们都被拒之门外。为此，门路颇多的伯纳打听到有人要在博览会入场口开一间咖啡馆，只是还没有及时装修，伯纳便自告奋勇地前去交涉。他对咖啡馆老板说：“您大可不必大费周章地进行装修，我朋友那里有一批画，您就把它们挂在墙上当窗户好了，这样既替我们做了宣传，您还可以省一笔开销。”那个人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便答应了。

    伯纳的消息一传出去，很多人都拿了作品来装饰，参加画展的有高更、伯纳、史克夫、拉瓦尔等人。梵高也被邀请了，但是他没有出席，因为他还在阿尔的疗养院疗养。

    巴黎博览会盛况空前，世界各地的人都前来参观，将咖啡馆挤得水泄不通。众人在这里除了品咖啡、听音乐，还仔细地看了壁上一幅又一幅的画。

    不过他们心里有点纳闷，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雷诺阿、莫奈及德加的画风，知道印象派着色均以点描，但现在他们看到的作品却是大笔刷成的整色，在强烈的对比之下显得格外鲜艳。粗黑的描边代替了由浅到深的层次，画面的平坦代替了昔日的深度。景物也脱离现实，好像经过了特殊的扭曲似的。

    攻击和讥讽是高更这班人早就预料到的，他们只想引起大家的注意。在这方面来说，他们已完全达到了目的。

    在博览会上，高更看到了来自遥远国度的展品，这使他深受感动，他的心中再次燃起对旅行的渴望。

    不久之后，高更结识了史克夫的朋友雷顿。雷顿的背景与高更相似，一把年纪还在与艺术搏斗。最使高更兴奋的就是雷顿的妻子曾是马达加斯加的居民，她熟悉那个地方的习俗。她告诉高更，那儿是人间仙境，高更便一心向往马达加斯加起来。

    高更对伯纳说：“雷顿太太说只要有5000法郎，就能在马达加斯加生活30年。如果我的画均能如愿地卖掉，我一定到那个地方买个房子，建一间画室，自由自在地创作和生活。到时候我还会邀请那些无法在欧洲立足的朋友到我那里去。”

    伯纳对这个建议无动于衷，高更愤愤不平地说道：“我肩上有比你重十倍的负担。你至少还有个像我这么真心的朋友，我却一无所有。你只有22岁，风华正茂，而我已经42岁了，我的时间不多了，我希望能遗忘过去和一切的家庭责任。”

    伯纳依然无意前往，5000法郎更是缥缈无踪。史克夫太太却越来越急躁。1889年4月，高更已嗅到这个家中不欢迎他的味道，他独自一人不告而别，到了阿旺桥。

    窘迫的画家

    回到阿旺桥后，由于一直下雨，高更没法出去写生，只好在室内作画。经过朋友的介绍，他认识了一个名叫恩琪拉的模特，并为她画了一幅像。在这幅画中，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情调。高更在这幅画中完全是按照色彩结构的要求修正了模特的脸、手、衣服。为了赋予肖像一种超自然的色彩，他把肖像安置在一个虚幻的圆圈里。他又在画的左侧放上了一尊模糊不清的佛像，似乎暗示了画家对东方神秘主义的尊崇。就像马拉美形容的，“令人惊奇的是，这么多的奥秘竟然能容纳在这么鲜明的形式之中。”

    画完后，高更把这幅画送给恩琪拉，可是恩琪拉却嫌画得太丑，拒绝把这幅画挂在自己家中。这已是高更第二次在阿旺桥碰壁了。去年夏天，他在伯纳的怂恿之下，想将那幅《雅各与天使的搏斗》送给附近的教堂，神父害怕会带来太多的批判，因而婉拒了。伯纳与高更想把画送到对岸的教堂，没想到又被回绝。如今又是这样，一个女孩子对他自认为最杰出的作品都不屑一顾，这种打击也只有坚强的高更才知道怎样去承受。

    幸好天气逐渐好转，格洛阿内克太太那里又来了一个新客人——狄尔泰。狄尔泰本来是个殷实的饼干商人，跟高更一样，他也放弃了生意而来学习绘画。狄尔泰面貌丑陋、身材矮小，只有高更对他另眼相看，十分欣赏他与众不同的怪异外表，常常邀他做模特。高更喜欢与众不同的东西，所以才会对狄尔泰近乎畸形的相貌格外看重，常常与他同进同出。

    高更虽然常常感叹岁月不饶人，但岁月在他身上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他的身体和容貌都没有太大改变，到现在依然身材魁梧，举止优雅，威风凛凛，看起来十分镇定。他做事情非常沉稳，只有碰到庸俗之人才会变得尖酸刻薄起来。他的态度严肃、步伐缓慢，初看之下好像不易和人亲近，但在他冷漠的面具之下，却隐藏着一颗炽热的心，对每件事情都很有热情。

    他作画的技巧日益增进，在那初夏的数月中，他完成了不少名垂画坛的佳作，如《布列塔尼的猪倌》《门》《放牛的女孩》《布列塔尼的小孩》《女人与浪涛》和《普尔迪近郊》。

    1889年10月，高更由阿旺桥迁到普尔迪。普尔迪是离阿旺桥不远的一个小渔村。高更觉得阿旺桥聚集的画家太多，弥漫着一股商业味儿，不适合静心作画，于是搬到这个渔村住下。

    在给梅特的信中他写道：“我现在住在沿海的渔人村落的小旅社中，全村仅有150人。我生活简朴得就像个农夫，别人称我为野蛮人。我每天穿着工作裤作画，这是我唯一的财产。我每天只花一个法郎吃饭，二十生丁买烟草，现在你不能说我是在寻欢作乐了。”

    那个夏天虽然过得艰苦，但也不乏乐趣。空闲的时候，高更与其他友人嬉水、玩音乐（高更弹得一手好吉他）、聊天、喝酒。工作时，他们作画、雕刻、做石板印刷，各干各的。高更能轻松地将一截铁水管做成一副首饰，任何东西到了他的手上就都成了艺术品。高更也乐滋滋地对梅特说：“我的作品总是令人拍案叫绝。”

    那段时间，他用综合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手法雕刻《沉醉在爱里的人必会幸福》的木刻，他希望能够销售一些作品，以贴补家用。虽然他的作品都很出色，但没人购买。因此，高更及他的追随者便搬出了旅馆，自己搭棚而居，完全过上了原始人的生活。

    高更的日常花销都靠狄尔泰支撑，这种寄生虫似的生活令他非常苦恼和内疚，这是一心只希望丈夫成名的梅特不能理解的。高更抱怨说：“你永远谈钱，从不用心……你到底要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不管到了任何地方，我都是一个身有负担的野兽，为谁呢？还不是为了我一辈子无法相见的妻子儿女！我无怨无悔地付出，我要先付出爱，你才给我少许。我要先写信，你才回复。你应了解我……我一直是光明正大为生活挣扎、奋斗的人。你的娘家人总是左右着你，可是他们给过你一点心灵上的安慰吗？我虽然接受他们加在我头上的各种罪名，但是我不可能追求你们设下的暗影而抛弃实质，那个暗影就是要我做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雇员。”

    高更的信心仍然没有动摇。“我早已决定，我一生的事业就是艺术，我的资产就是我孩子们的未来。我给他们的‘姓’将会有无比的价值。所以，我追求艺术，虽然目前没有什么价值（钱财方面），但以后会永垂不朽。你曾经说过，好日子还长着呢！我又有什么法子？我是注定要吃苦的命！”

    高更的作品曾启发了毕加索和马蒂斯两人的灵感和技巧，他之所以在他的时代不受重视，是因为他走得太靠前了，一般人根本追不上他的步伐，更别说理解他的风格了。

    没有亲身经历过饥饿与贫穷的人是不能深切地感受到高更的辛酸的。家境富裕的梅特在温室中也是体会不到丈夫的苦楚的，她对丈夫只有期望没有安慰，只有要求没有给予。高更为此十分沮丧。

    对高更来说，现代文明带给他的苦多于乐，而他体内的原始冲动总是将他推往未知。他对伯纳坦白：“我那向往未知的心经常逼迫我做出疯狂的事情。”

    9月、10月、11月都平淡地过去了，高更并没有做出任何冲动的事情，他只是勤奋地工作。提奥替他卖了一个陶器，他勉强又可付清一些伙食费。10月，伙伴们都回家过冬，只有狄尔泰和高更仍留在风如刀割的海边。

    高更仍然沉迷于木雕，精神愉快，还写信劝慰被父亲困在巴黎的伯纳：“我们两人境遇相同，总是怀疑自己的才华，而现实的成绩又多不如所愿。”但是他又鼓励伯纳说，绘画就是要不断地突破物质文明，“如果我成天念着现实中的失败，那岂不死了更好。你必须要尝试活下去并在绘画中寻求希望。”

    德加曾是高更的老师，在高更刚踏入这个领域时，德加常批评他的画，他按照德加的要求，不对的地方一笔又一笔地更改，到现在，他已经青出于蓝，画中的韵味也超出德加的境界了。他也看到了德加的局限，德加的画里缺少一种超现实的感应。这是真的，高更的画也许没有德加的画细致、光润，却有一股德加画里所没有的生命力，任何有心人都能从高更的画中领略到一种听天由命的苦楚。这种苦楚本身就是一首凄美的诗。

    11月底，房子里已冷得像冰窖一般，生火取暖是高更不敢奢望的事情。他和狄尔泰只好再次搬到旅社去住。狄尔泰的钱也用光了，两人困在旅社中，整天愁眉不展。一直支持他、照顾他的提奥结婚了，提奥的新婚妻子不愿意让丈夫帮助一个抛妻弃子的浪荡子。此时的高更就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他感慨万千：“我在冷风呼啸的海边漫步，却无人倾诉。我已经失去了画画的勇气，在我的作品中已不见灵性！孤独和自我是一口深井，除非你是一块冰，不然如何忍受井中的苦闷？”

    可惜他不是冰，这一年里，他只赚了900法郎，除了买颜料和画具，剩下的钱连生活都不够。他又有一种画家的清高，不愿为一些庸俗的物质低头。

    伯纳看到高更这般颓丧，便去信安慰。高更收到信后，反而安慰伯纳道：“任何时候都要有生活的勇气，说不定什么时候那些画就从天上掉下来了呢！”

    这是高更最后一封乐观的便笺。几个星期后，他们的钱全部花完了，高更已经放弃抽烟，除了格洛阿内克太太施舍的食物外，他们一无所有。就像高更形容的：“我如今一筹莫展，像只盒子里的老鼠，无助地在汪洋中漂泊。”

    狄尔泰惋惜道：“他的画没有市场，真是一件悲哀的事。他确实是个有才华的画家……他在这种艰苦的情况下，还能画出这般细腻的作品，真是奇迹！如果他有更好的生活方式的话，他的作品能更深刻。天啊！难道我们不能帮帮他吗？”

    史克夫实在无法想象高更离开了烟草该如何度日，他立刻给高更寄去了返回巴黎的旅费。高更很有自尊地接受了，他说：“回巴黎我卖了画再还给你。”

    回到巴黎后，高更在史克夫家住了一段时间。几个星期后，他搬出去一个人住。他常常到住所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吃饭，并结识了咖啡馆的老板豪爽的鲍斯先生。鲍斯先生爱才，往往一首诗、一幅画就可换得一餐美味可口的大餐。也是在这家咖啡馆，高更结识了莫里斯·丹尼斯。莫里斯是象征主义诗人、评论家及新闻记者。他长得瘦高、斯文，鼻子高耸，有一对聪慧的眼睛，黑发下衬托出苍白的脸色。高更很快就跟这个失意的诗人成为好友，不久也进入了象征主义的圈子。

    这个小圈子由莫里斯倡导，马拉美是他们的支持者，阿尔贝·欧立叶是发言人。他们认为象征主义可以普遍应用于所有的文学及艺术领域，所以也将高更吸收进去，成为他们的中坚分子。莫里斯给高更解释说：“综合主义会将画家引导到象征主义的路途上。一个画家在观察景物准备作画时，不应该只记住景物本来的样子，而是应该记住与他思想感受吻合的景象。然后，画家应该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而创造一个新的形象。这个形象必须是完全真实的，绝无似是而非的形象。这种形象就是象征主义。”

    欧立叶也发表了他的看法：“一件艺术作品之所以变得有生命，是因为创作者将他的思想、感受融入了作品中……这件作品是主观的，是因为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并不包含于实物的本身，更不一定是看画人在观赏绘画时所感觉到的意念。”

    高更是个注重实践的人，每当谈论到抽象的理论便感到痛苦不堪，甚至连作品也跟着呻吟起来。但这批象征主义的学者却十分吹捧他，认为他的作品是典型的象征主义。他们不但推崇他，更替他负担画室的费用，这对高更来说，真是值得高兴的事！而他也半推半就地顺从了欧立叶的说法，以象征主义者自称。事实上，他自始至终都着重表现，把抽象理论看做是虚无缥缈的东西。

    回到巴黎后，梅特就没有给高更回过信，她还在为高更在普尔迪所说的话生气。高更着急地写信辩解道：“你近来对我那种沉寂的态度，比没钱更叫我难过。我这个人虽然没钱，但是我也有自尊心，害怕被我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孤立。”

    经过他多次恳求，梅特终于回心转意，寄了一张孩子们的照片给他。高更看后很高兴，便再次提出回哥本哈根看望孩子的事。

    为了提高身价，高更又做起美梦来，他编织了一个美好的梦境，希望妻子看到后能心有所动：“也许就在不久的某一天，我将远赴大洋中的小岛，我会在新建的家园中过着宁静、安详的日子，每天沉醉于艺术，不必再为生活担忧。我将在静静的夜晚，听我的心与万物和谐地吟唱，摆脱畏惧、匮乏的心理，能够自由地去爱、去唱，甚至去死！”

    梅特却看不到日后的梦景，她有的只是眼前的现实，她说：“我哥哥现在正需要钱做衣服，你有钱吗？”高更被浇了一盆冷水，只好说：“算了吧！我不会去丹麦的。”

    妻子既不愿与他共同生活，那他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过日子吧。他眼看史克夫手上有些钱，便想劝说史克夫也一同前往马达加斯加追求新的生活。他也想说服伯纳：“我们可以买一幢像照片上的那种小茅屋，买条牛，养些鸡，种些果树，根本不必花钱就可以过日子。到时候我会像一个从文明世界退休的老人，生活在原始的社会里。我会与你分享我的所有……”

    不管高更怎么说，伯纳与史克夫就是不动心。

    那年夏天，高更穿着雕刻着新颖花纹的木屐，绣着北部风味图案的水手上衣，粗布的夹克，下面是一条特别宽松的蓝裤子，头上还压着一顶扁圆形的帽子，就这样走在巴黎的拉丁区中。路人纷纷侧目，私下里议论着这个处处流露着布列塔尼风情的画家。

    此时的梵高仍身在疗养院，尽管一次又一次地被恶化的病情袭击，他却仍念念不忘巴黎的高更。他自始至终都认为只要与高更合作，就能创造光明的前途。

    1890年5月，梵高离开了疗养院，独自一个人居住。他写了封恳求的信给高更：“如果你不嫌弃我，我们可以一起去布列塔尼住一个月。然后，让我们共同做一些有意义的、认真严肃的事情。如果那时我们在阿尔好好相处，现在早就大功告成了。”梵高搜集了一些高更的作品，一心想与高更一起出版一套有关南方的画册。

    高更没有接受梵高的建议，他虽然尊重梵高的才华和人格，但上次的“刺杀”事件仍令他耿耿于怀，他婉拒了梵高的要求。

    几周后，也就是1890年7月27日，梵高开枪自杀。梵高的死跟高更有很大的关系，但这个粗心的画家却不以为然。他没有旅费去参加葬礼，伯纳代他去了。

    高更写了一篇悼念文：“我并没有为他的死特别难过，因为我早已料到会有这一天。我很了解他与疾病挣扎的痛苦。因此，死亡对他是一种解脱、一种安慰。死亡将永远停止他所有的苦楚。来生，他将收获今世的耕耘。他去了，带着弟弟对他的思念和少许同行的了解，平静地去了！”

    成功的画展

    高更虽然念念不忘要去马达加斯加过自由、原始的生活，却迟迟没有起程。没有路费是最大的问题，除此之外，他还有一种信念，觉得自己随时都可以成功，只要时来运转，他就可以名利双收，因此他一直不肯远离巴黎。其实只要报纸上刊登了一篇赞美他的评论，或是出售了一件作品，他就会乐滋滋地继续在巴黎待下去，因此，马达加斯加只是他心里的梦。

    梵高的死对高更并没有太大影响，但对提奥却是个晴天霹雳，他因此病倒了。在办完哥哥的葬礼后，提奥因精神崩溃被送进了疗养院，接着又被送回荷兰老家。当时在法国只有提奥一人代理高更的画，高更待在法国也是因为有提奥的支持和接济，现在提奥一走，高更再度陷入全面的困境。

    拉瓦尔离开巴黎后，只剩高更和伯纳，高更想起去年在普尔迪的困境，便心有余悸地对伯纳诉苦道：“那时候狄尔泰在户外作画，我却一个人披头散发地像个野人般游荡，一事无成。我每天只会用纸头折一大堆弓箭射往沙里去。”

    现在对高更而言，最大的问题是哪里才是最适合他的地方，谁会是与他共同隐居的良伴。伯纳无意前往，他一直抱怨没有人赏识他的作品，他已经厌烦了综合主义、象征主义混合的画法，开始模仿意大利大师的作画风格，但却依然没有获得好评。史克夫本人对远行也没有兴趣，更不愿意将钱财外送。狄尔泰本有意舍命陪君子，跟高更去马达加斯加，后来亲戚们百般劝阻，他只好退出。在这种情况之下，高更只好只身前往了。

    后来，考虑到种种因素，高更又将目的地由马达加斯加改为塔西提岛。他认为：“马达加斯加太靠近文明世界，并非理想的地方。我的作品要在塔西提岛原始而肥沃的土壤中生长。让其他人拥有荣誉吧，我只求宁静的生活。法国的高更就此死去，你们都不会再见到他了。虽然我是个自我中心的人，但我会带着友人的画像、照片同去，每天生活在友情的滋润中。在欧洲死亡即是终点，而在塔西提，我视死亡为起点，每一年都会重生，并开出灿烂的花朵。”

    谁都了解高更的处境，尤其是象征主义圈子中的人，更愿意助他一臂之力。高更向莫里斯诉苦说：“在马提尼克岛的经验对我影响重大，只有在那种地方，我才能抓住真正的自我，这就是我想去塔西提的原因。我需要一万法郎做路费，因此我得筹备一个画展，将我在马提尼克岛、布列塔尼及阿尔作的画卖出30幅，我就可凑到那个数目，只是没有人支持我开这个展览。”

    莫里斯听后，马上安排高更与当时颇负盛名的评论家米尔波见面，请米尔波介绍高更的作品。米尔波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便替高更撰写评论文章。这篇充满了溢美之词的文章连续被各大报纸转载，后来作为高更展览会画册上的序文，使高更一夜成名。

    米尔波由衷地写道：“据我所知，保罗·高更先生即将远赴塔西提岛。他为了寻求自我，倾听被尘世俗务所湮没的心声，而甘愿放逐、远离文明，只有超脱的艺术家才能做到。高更先生极少自夸于世，所以一般人很难了解他脱俗的画风。我一直都想写篇有关高更先生的报道，但是由于畏惧任务的艰难，另一方面又虑及自己的才疏学浅，深恐歪曲了我最敬爱的艺术家的形象……”

    米尔波强调说：“高更的作品智慧而多情，虽然有时候看起来不太协调，但是作品的本质是深刻而动人的……他创造的艺术，融合了原始主义、象征主义、宗教幻想和哥特式的形象。”

    高更将这些剪报一字不漏地寄给梅特，并告诉她，伦敦方面也有人邀请他参加展览。他又告诉梅特：“我对你的爱从来没有得到过相等的回报，但是我的心不变，我仍然只爱你一个人。”

    他说的是心里话，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了钱以后到哥本哈根看望子女，并带着他们远赴塔西提定居。狄尔泰已随家人去了荷兰，伯纳的父亲不允许儿子离开法国，高更只能寄希望于家人了。

    1891年2月23日，高更的画展顺利揭幕。正如高更的估计，一共卖出了30幅画，没有一幅画少于240法郎，净收入9860法郎。德加买下《美丽的恩琪拉》和一幅塔西提岛的风景画，《雅各与天使的搏斗》也终于扬眉吐气，以高价售出。

    高更当然十分兴奋，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回家”。他告诉梅特，收入是差强人意，但是，精神上的收获却是无涯的，不久即能摘取果实。

    毕沙罗见到自己曾经的学生一夜成名，虽然不像一般人那么妒忌，但多少也觉得高更有些浪得虚名：“我不反对高更以玫瑰红打底，也不反对他以两个挣扎的人物或布列塔尼人为主景，我只是不赞成他总是抄袭东方和拜占庭的画法。这才是问题的严重之处。高更不是先知，而是个阴谋家，他懂得如何用隐居深山海外的噱头来博得资产阶级的欢心。”

    毕沙罗伤感的另一个原因是修拉突然病故，这使点彩派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了。毕沙罗花费了半辈子的心力来发扬这个画派，如今却眼睁睁地看着高更这个业余画家名利双收。毕沙罗一直以为高更是以生意人的精明在画坛投机钻营，他不相信高更对艺术会有赤诚的狂热。他感慨万千地说：“你们如果看到高更是如何无耻却又灵巧地跻身进入‘天才的行列’，一定会嗤之以鼻。现在，除了站在一边为他让道，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任何人都不会像他这样无耻的。”

    事实上，毕沙罗有些言过其实了。高更也许比较现实，但他不是一个卑鄙的人。跟毕沙罗一样，高更也是个忠于艺术的画家。也许他走的路子比较商业化，但并非厚颜无耻之辈。他一直都感激毕沙罗、塞尚及德加带给他的影响，只是没有及时报恩而已。

    高更根本没时间去考虑毕沙罗的评论，他只要想着塔西提就好了。事实上，跟莫奈一幅画卖3000法郎的情形相比，他心里还是有些酸溜溜的。

    这笔钱也不足以使他在巴黎衣食无忧，唯有塔西提岛这个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才是他终老的好去处。巴黎似乎也没有令人留恋的东西了，印象派画家四分五裂，老一辈画家如塞尚等人已风靡画坛，不与他亲近；新印象派又因修拉之死而逐渐瓦解；他的追随者现在已经星云四散；毕沙罗很迷惘；喜欢买彩票的基约曼终于如愿，赢得大奖后归隐田园，做个业余画家。老友们也不和睦，德加因毕沙罗是犹太后裔，曾当众使他难堪。在这种情况之下，高更到塔西提岛的愿望更为迫切了。

    离开之前，高更去哥本哈根探望妻儿，并跟孩子们一起照了相。返回巴黎的途中，高更心情愉悦。他在信中告诉梅特：“到那一天，你也许会真正了解你给孩子们选择的父亲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向梅特保证，这次去塔西提岛必有丰收，因为法国文化部长曾答应等他回来以后，以3000法郎的高价，收购他的塔西提岛作品。

    1891年4月4日，友人们在码头为高更送行。他的梦想终于要变成现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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