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西提

    塔西提散落在南太平洋上，位于夏威夷之南。从空中俯瞰，它就像安徒生童话里的美人鱼，鱼头被称为“大塔西提”，鱼尾叫“小塔西提”。18世纪，英国舰队意外地发现这片百花飘香的人间乐土：海水湛蓝、透明如水晶一般，戴着花冠的俏女郎独坐在船尾，岸边细沙如银、椰影婆娑，空气中夹杂着香草与海风的清新……

    到达塔西提的首府帕皮提后，远道而来的高更被视为贵宾，受到了政府的热情接待，连州长都邀请高更去他的官邸做客。土著毛利人还为高更取了一个当地的名字——高基。

    高更在写给梅特的信中提到：“最令我惊讶的还是那静谧的夜，唯有这里才有这么安静的夜，连划破天空的鸟鸣都听不到。偶尔有一片干枯的叶子落下，那不是声音，那是抚摸灵魂的轻击。岛上的毛利人常走夜路，他们都光着脚在沙里走，周围永远是沉寂的。我现在了解了，为什么毛利人可以整天不说一句话，只是呆呆地凝视着天空。这里的风土人情完全合我理想，我觉得心里无比宁静。现在回想欧洲那些事情，我觉得已经离我很远了。每天都会平静不变地逝去，直至永恒。”

    他怕妻子误解他，还特意在信尾解释：“不要以为我将你弃之不顾，给我一些时间，让我享受这种静寂的生活。那些指责我的人，都不能了解一个艺术家的天性。我们从不强迫他们做任何的事情，他们又何必限制我生活的自由呢？”

    但是高更对帕皮提并不十分满意，因为这个地方的淳朴、原始已经被日渐入侵的法国式文明给破坏、污染了。他希望找一个原始村落定居，他租了部马车，沿着海岸一路走下去。走了20英里，到达一个名叫玛泰亚的小村庄，这里风景优美、自然，与他渴望的环境完全相同。高更在这里租下了一幢小茅棚，过上了梦寐以求的生活。

    村庄的前方是珊瑚礁围起来的咸水湖，从茅舍里望出去，可以看到冲击到邻岛上的汹涌波涛。村后是绵延的山峦，山峦与村落之间是一片沃土，上面长着各种各样的果树及齐肩的杂草。

    高更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美景：“黄昏时我走到沙滩，坐在水边抽一根烟。西沉的太阳，已有一半陷进小岛的后面。光线形成强烈、清晰的对比，天空是浓郁的黑，鲜明的山顶好像古堡尖顶上擦亮的炮口。四周一片静谧，我已经了解塔西提岛的夜……在我与天之间，只隔着一片屋顶。我想象头上那块自由的天空，通往天堂的路和耀眼的繁星。我已离开那些牢房很远，那些欧洲的房子……”

    高更凝视着捕鱼的男女，他们赤裸着身子在撒网。在山间的小径上，随处可见头顶面包、水果，抬头挺胸傲然而行的土著男女。傍晚时分，他们为高更送来面包、水果和烤鱼。夜晚来临后，毛利人都走出茅棚，在沙地上吹奏笛子。这就是高更理想的生活。这儿景色迷人，各种景物清纯又浓艳的颜色令他眼花缭乱，还有那些多情、有礼的毛利模特。

    他曾经一直活在思索和挣扎中……现在，他只需要把他眼前所见的画下来，就是这么简单。随便在画布上刷一块红、一块蓝，根本不必费心预计。在阳光下呈现金色的小溪使他心醉。为什么不把阳光下所有鲜明的色彩都留在画布上呢？

    白天，他和村里的人一同捕鱼、游泳、伐木及采面包果子。他很欣赏塔西提岛人对身体的观念，他们人人以自己的身体为荣，爱它，也欣赏它。他们终年赤裸着身体，让彼此免除神秘的幻想，也避免把爱沾染上隐晦和虐待的色彩。但高更却一直无法静下心来工作。他到底是在文明世界里长大的，所以，他想成家。梅特远得缥缈不可及，但他却需要一个家、一个为他打理一切的女人，才能安心作画。

    《精灵在注视》

    在一次短暂的探险中，高更找到了他的塔西提新娘，美丽的蒂呼拉。蒂呼拉举止优雅，长发垂肩。她追随在高更左右，为他做饭、洗衣，陪他散步，伴他笑，伴他沉思，像影子一般跟着他，高更终于可以安心作画了。

    蒂呼拉是高更的灵感源泉，高更一幅又一幅地为她画像，如《塔西提妇人》《白日梦》等。蒂呼拉也是高更与土著毛利人之间的一座桥梁，她是真正使高更入境随俗，真正体验土著人精神的领路人。高更说道：“文明正一步一步地离我远去，我开始想得很单纯，不再憎恨我的邻居，而试着去爱他们。我自由地生活，并完全体会到了人类与动物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我逃离人世间的虚假，与天地、自然认同，我衷心地期盼明天像今天一样安详、一样美好。我的心已经得到了平静。”

    1892年，高更到塔西提的第二年，他寄了八幅画给梅特，并告诉她：“在这11个月内，我画了44幅画，运气好的话，赚上1.5万法郎应该没有问题。再说，我十分满意我目前的作品，我觉得我已经开始捕捉到毛利人的神韵。我保证我所做的事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在法国必定是未曾听闻过的事。”

    在上次画展之后，梅特已经开始对高更刮目相看。她对高更一口气卖掉30幅画，以及各报的吹捧感到十分吃惊。在哥本哈根，梅特还保有高更早期的作品《裸体习作》，再加上新寄来的塔西提岛作品，也许可以在丹麦开一次画展，让她赚一把。

    高更立即得意起来，信上说：“我一直坚信我会成为伟大的艺术家，所以这些年来忍受着生活的匮乏和精神的折磨，去追求我的梦想。其实有什么好发愁的呢？生活上的痛苦并不能打倒我，只有阻碍我艺术生命的事情才是真正令我忧愁的原因。”

    他又反驳梅特说：“你总说我不应该离开巴黎，到荒僻的乡野来。不，我是对的。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探索，我才发现，我早就应该这么做了。我的艺术就装在我的脑子里，不在其他的地方。我比一般人坚强，我也能认清自我，所以我从来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贝多芬最后又聋又瞎，却仍能谱出绝代的乐曲，这说明艺术家可以在自己的世界中工作。反观毕沙罗，他总想走在时代的前端，当一个超越一切的艺术家，结果他的作品却没有个性，又不协调。我却不一样，我有自己的目标，而且我一直在沿着这一宗旨坚定地追寻。你或许要辩说，我的作品每年的题材都不一样。但是我追求的东西却都是依循一贯的道路，我是唯一合乎逻辑的艺术家。也许正因为如此，我的追随者反而很少有人能够永远追随于我。”

    对于史克夫的抱怨，高更也不高兴地说：“史克夫也怪我自私。但是，如果我不是这么坚毅，这么多年来我怎么能熬得过来？要是换做别人，只怕是一年也撑不了。也许，当初人们认为我的作品和为人是相互对立的，但如今他们应该知道这些是相辅相成的。我承认我是对的，我永不认输，一而再、再而三地从头开始。我相信我已经尽到了我的责任。”

    在梅特面前，高更虽然爱逞强，但是他的爱一直没变：“我想等我们白发苍苍的时候，可以快乐地在一起。”他所有的希望都在他的画上，希望因此功成名就，早日与妻儿重建家园。他虽然暗示过梅特他可能会重组家庭，却从来没有提过蒂呼拉的事。

    蒂呼拉在他的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了。这个妻子每天细心地照料丈夫的起居生活，伴他作画，寸步不离左右。除了家居生活外，她也像岛上所有的女人一样，受到欧洲传教士的影响，每个星期日到教堂做礼拜、唱圣诗，但她心中相信和膜拜的仍然是当地传统的月神和土地神。此外，她也跟当地人一样，相信人死后就变成鬼魂。塔西提岛的毛利人相信鬼魂会每天晚上出外遨游，晚上的行人如果不幸被鬼魂附身，一定会遇到病痛、灾祸。蒂呼拉对这种传说深信不疑，时常劝高更不要夜间独行，以免厉鬼缠身。高更并没有放在心上。

    1892年的作品《精灵在注视》是高更的不朽之作，高更讲述了关于这幅画的由来：“有一天，我到帕皮提办事，途中耽搁了一下，回家时已是深夜。当时月色和星光黯淡，家中又忘记准备油灯，四周漆黑一片，我大叫不妙，蒂呼拉一定吓坏了。我打开门，看到蒂呼拉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借着手中火柴的微光，我瞥见她转过头来，用那双恐惧的大眼睛直瞪着我，好像认不出我似的……蒂呼拉的恐惧感染了我，她眼中的一种光芒照亮了整个屋子。过去，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么美的样子，她的美从来没有这样动人过。”

    那一刻高更捕捉到了属于这岛上的三种感觉，它们是神秘、美，以及一种对大自然莫名的恐惧。他走到床前，一面安慰受惊的蒂呼拉，一面思索如何将以上三种感受合而为一，表现到画布上。

    在这幅不朽的作品中，被单的黄色把紫色的背景及橙黄色的人体连接起来，产生了一种突如其来的、充满着光彩的和谐，使人感到仿佛是毛利人的游魂在闪烁。

    自从来到塔西提，高更已经完成了无数炉火纯青的杰作。他认为居住在这里之后，真正的自我才正常地在他心中发展，再也没有无聊的烦恼了。那个被文明社会压抑的“野人”，如今正舒展地迎向生命。

    高更在塔西提过着双重的生活。平时，他和原始人一样，捕鱼、参加土人的聚会、在阳光下赤脚作画、在村中迎风高歌、在夜里细数落叶。蒂呼拉则依偎在他身边，告诉他岛上古老的传说……

    可是，那个根植于心中的“法国高更”却是抹不掉的。他依然向往文明世界的精神沟通，但是妻子与朋友都与他疏远了。梅特只写过三封口气冷漠的信，老友史克夫没有只言片语。

    日复一日，高更望着邮船靠岸，望着邮船离开，却没有一封他的信。他已经被人遗忘了！对于一向自负的高更而言，还有什么比被人遗忘更使他难过的呢？他虽然是为了追求宁静而来，如今宁静已变成张牙舞爪的恶魔。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沉静变成了被遗弃的暗示。纵然他嘴里说，“我不再自负，我要学习这些乐天的毛利人，不再为明天忧虑”，可是他仍旧是欧洲文明制度下的成品，他如何能忘却明天？如何能平静地承受被人遗忘的苦痛？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到1893年5月，高更身上仅剩45法郎。莫里斯本来答应高更要汇钱到塔西提，但是他没有信守诺言。高更写信向梅特诉苦，并要她转告莫里斯，但是梅特却非常赞赏莫里斯，这令高更十分妒忌。梅特到巴黎搜集了高更的所有作品，回到哥本哈根开了一次成功的画展。梅特至少得到了三万法郎，但一点不肯分给高更，只一人独揽，作为她养老的基金。

    那个让人心焦的邮船来了又去，还没有一分钱寄来，没有一封有钱的信。帕皮提当局来了回复，同意高更被遣返的请求，他将于1894年1月被遣返。可是此时蒂呼拉已有身孕，高更也早就构思好许多作品，因此他不想走。8月份的时候，他的一个朋友寄来300法郎救急。同时，遣返的时间也拖到了1894年4月。那就意味着他要靠这300法郎支持九个月。

    离返回法国还有两个月的时候，高更又一贫如洗了。梅特来信分文不给。高更除了作画，还是作画。渐渐地，他的眼睛也出了毛病，看东西总是模模糊糊。但高更却不以为然，认为自己视线模糊完全是因为营养不良所致。他说：“有希望就有生命。我只有不断延长我的幻觉及在梦中创造希望，才能活着完成我此生的使命。当我每顿以白水、干面包充饥时，我强迫自己把它们当作美味的牛排。”

    高更虽热爱毛利人自给自足的原始生活，但是他毕竟是法国人，他怀念法国的美食、美酒及上等的烟丝，而这些东西在塔西提都售价高昂，所以两年之内，高更的钱就用完了。虽然梅特见死不救，可是他一点也不怪她，他知道她虽然卖了几幅画，赚了些钱，可是她抚养那么多孩子也要花钱，他不忍心怪她。梅特虽不舍得寄钱，却寄了很多孩子们的照片给他。照片中的克罗维斯、埃米尔都已经是魁梧的大男人了。

    正当高更困坐愁城的时候，又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欧立叶病故了。接管提奥画廊的画商来信说，两年前他曾代高更出售数幅作品，钱早已如数交给莫里斯，可是莫里斯并没有把钱寄给高更。

    走投无路的高更只有等到4月被遣返回国。临走的时候，蒂呼拉挺着大肚子为他送行。蒂呼拉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而高更走得也很洒脱，因为毛利人没有守节的习俗，一旦高更离开，蒂呼拉就会再找一个男人，和他共同抚养肚子里的孩子。

    戏剧性的命运

    1893年8月4日，高更踏上马赛的码头时，身上只剩下四枚铜板。他被困在马赛，哪里也去不成。他分别写信向朋友及家人求助。几经周折，他才从朋友那里筹到250法郎，从马赛平安抵达巴黎。

    到达巴黎时，正逢酷暑，家家户户都离城避暑，史克夫家也不例外。这次没有老朋友收留高更了，他只好用自己的画做抵押，到卡伦太太的咖啡馆换得食物和床位。

    写给梅特的信都石沉大海，高更气愤地说：“为什么你和孩子们不来看看我？我又不会杀掉你们。”

    高更有一种永不认输的精神，任何困境都无法将他击倒。为了维持生计，他又开始考虑起开画展的事情来，可是几家画廊的老板都对他的作品不感兴趣。碰了钉子的高更并不气馁，他好不容易接洽到一家愿意为他举办展览的画廊。不过他这方面准备好了，梅特却还是音讯全无。如今画展成功与否，关键就在梅特，因为高更曾将不少在塔西提岛的作品寄往哥本哈根，假如梅特不合作，画展就不可能成功。

    当高更投奔无门、愁眉不展的时候，却意外地得到了一笔遗产。原来他的叔叔去世了，死后留下一笔遗产（大概10000法郎）。高更返乡处理丧事之后，先分到近2000法郎的现款。拿到现款的高更顿时像百万富翁似的挥霍起来。他租了一间讲究的公寓，并将梅特还给他的一小部分作品装上最上等的镜框，过起了舒适、惬意的生活。

    手头一宽裕，高更又想起远方的妻儿，他要求梅特让埃米尔到法国来念书，并邀请梅特自己带保罗到巴黎一游，因为他很想念她。可是这个提议不但没有使梅特回心转意，反而令她勃然大怒：“我不需要你的虚情假意，只要把你的钱分我一半就够了。”

    原来高更只是口头上的邀约，并没有金钱上的支持。梅特要去巴黎看他的话，还得自己掏腰包。

    “他居然还要我自费到巴黎去玩，他真是昏过头了！我怎么能随便丢下五个孩子一个人外出去玩？他如果想我们，应该知道到这里来看我们，而不是要我像个疯子似的四处去追他！”这是梅特怒火中烧时写给史克夫信中的一段，她觉得自始至终都是高更一个人的错。

    这次的回绝是他们两人婚姻的致命伤。中年的高更已认清梅特——她不要一个丈夫，她只要钱。他被伤得很深。两个月后，当梅特责怪高更为什么不去哥本哈根探望他们时，他回得很决绝：“谢谢你的盛情，我这个冬天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很多约会，许多人来看我的画。我还忙着写一本旅行的书，我无法抽身去看你们了。”

    高更在巴黎并不寂寞。他手头有钱，自然就不缺女人的陪伴。画展的筹备也很顺利，德加也喜欢高更在塔西提岛的作品，愿意到画廊为他捧场。当时德加在画坛已颇有声誉，所以他的赞赏对高更颇有帮助。没多久，莫里斯也来了。高更此时手头宽裕，心情愉悦，所以不计前嫌，两人又重归于好。莫里斯答应高更为他在画册上写一篇序言。

    这次高更展示的作品共有38幅，每一幅都相当出色。作品里充满了创意，远远超出了当代作品的领域，以至于印象派的大师，如莫奈、雷诺阿、基约曼都不能接受这些作品，认为题材太新颖、颜色太鲜明、技巧太爽直，总之，一切都与传统的印象派相去甚远。

    假如连印象派的画家都不能接受高更的作品，还有谁能接受呢？画廊中挤满了目瞪口呆的观众，看那强烈、鲜明的颜色，黄的、蓝的、红的、绿的，毫不考虑地放在一起，还有那怪异的题材、异域的景色、陌生的人种，人人心中都在怀疑，世界上真的有这样一个地方吗？还有画面上以塔西提岛语写的题款更是叫人摸不着头脑。这次画展没有卖出去一幅画，可以说是惨败。但是画展结束后，巴黎的街头巷尾都在谈论这些裸女的画像，以及热带的景致。

    毕沙罗酸溜溜地说道：“好一个标新立异、吸引买客的手法！”塞尚更是苛刻：“这小子换汤不换药，将我的感受漂洋过海带到了塔西提岛！”这些评论都言过其实了。高更早已从塞尚的模子里走出来，他是在追随他自己的感受作画。

    针对大家的质疑，高更辩解说：“这些人什么也不懂，他们觉得我的画太简洁、太精神化了。其实我的画只是以塔西提为背景，在那里，所有的活动都在太阳下进行……因此，我画布上会出现那种光鲜的色彩，那种静谧的光线。”但是无论高更怎么申辩，舆论的声音总是会淹没他的辩解，他无可奈何地说：“好吧！你们觉得不可思议就不可思议吧，我也认了！”

    被称作“画坛怪杰”“疯子画家”的高更并非虚有其名。走在巴黎街头时，他的衣着奇异怪诞，上身穿的是俄式的蓝衬衫，上面绣着黄色和绿色的图案，套一件蓝色镶珍珠纽扣的夹克，脚蹬一双五颜六色的木屐。戴着白手套的双手间把玩着一根拐杖。天气明媚的时候，他的身边会有一个穿着丝绸衫裙的女人。女人肩上停着一只长尾鹦鹉，手上握着的彩色链子上拖了一只顽皮的猴子。有时候，那只猴子并不跟在画家身后，而是坐在画家的肩上，不时挠挠画家的宽阔肩膀。

    女人名叫安娜，高更在街头发现了她，惊为天人，他把她请到画室中，要她做他的模特。安娜自称体内流着爪哇人的血液，举手投足之间风情万种，与众不同。高更非常欣赏她的东方韵味，不久即替她画了一幅画。

    公寓中除了风情万种的模特、猴子和鹦鹉外，还有川流不息的访客。起初是每礼拜三的聚会，参加聚会的有文学家、音乐家、还有高更在阿旺桥的追随者，如伯纳、狄·蒙菲和一群年轻的小伙子。他们没钱的时候找高更，没饭吃的时候也找高更，高更对他们有求必应。

    在巴黎住得不耐烦了，高更又有些想念布列塔尼，于是他又带着安娜，拖着猴子和鹦鹉，浩浩荡荡地到了普尔迪。他们在一个波兰画家那儿住了几天，因安娜耐不住小镇的寂寞，所以高更画了一幅《早安！高更先生》赠给波兰画家，接着他们又前往阿旺桥。

    到了小镇，他们发现格洛阿内克太太已经不开旅馆了，但是当格洛阿内克太太看到高更时，仍然喜出望外，一句话也没说，就将这一群怪人请到家中做客。当时跟着高更去的塞根、查明勒、奥康纳及莫里斯等人都成了格洛阿内克太太家的座上客。

    但是安娜令大家最终扫兴而归。安娜阔绰的生活方式、骄傲的脾气令阿旺桥的居民非常看不惯。再加上她的奇装异服，走在街上非常引人注目。有一天，高更带着安娜和两个学生在街上散步。当地的孩子看到安娜怪异的打扮，在身后追着她指指点点，甚至还有一个跑到她前面来嘲弄她。塞根急了，一巴掌打在孩子的脸上。孩子哭着回家告诉当渔夫的父亲。爸爸当然袒护儿子，一路叫骂着走过来。高更仗着自己高大健壮，便跟那个渔夫动起了拳头。说时迟那时快，那渔人一声喊，几乎所有的渔夫都由船舱中冲了出来，围在高更周围。塞根见状，早就吓得逃之夭夭，朋友们护着安娜，只有高更一人应敌。高更起先还打得过这批壮汉，后来一阵虚软，不小心在花岗石上摔了一跤，把骨头摔裂了，连爬都爬不起来。那个渔夫便趁机把他揍得不省人事。

    医生没有及时把骨头接好，可怜的高更吃不能吃、睡不能睡，整天在床上辗转呻吟。可是安娜却毫不领情，眼见高更失去往日的威猛，她也懒得理他了，一味地吵着要回巴黎。

    病房外面的世界也不乐观。拉瓦尔终于死于肺痨。狄尔泰在荷兰染病，如今也是奄奄一息。连那只猴子似乎也通人性，不知得了什么毛病，也突然死了。

    1894年9月，高更勉强可以拄着拐杖到户外走几步。养伤花去了他所有的积蓄。渔夫们都是穷人，高更也无法从他们那里得到赔偿。既然待在这里也无法作画，还是回巴黎吧。他让安娜先回巴黎寓所安排一下，他也会在不久之后回巴黎过冬。安娜带着鹦鹉回到巴黎寓所后，把能卖钱的东西全部卷走了，然后踪影全无。消息传来，高更气得捶胸顿足，却无济于事。

    这一连串的打击令高更对巴黎十分失望，他想起了塔西提人的淳朴民风。可是回塔西提岛也需要钱。在各方好友的支持下，他终于在1895年2月18日再度开了一次画展。虽然他花费心血设计画册、准备序文、布置会场，但成绩并不理想。只有德加出高价买了两幅画，其他都减价卖出。除去开支之后，最后只赚了500法郎，只够回塔西提岛的路费。

    临行前，高更将剩下的作品交给画廊的代理人，希望有朝一日能找到买主。画室中的东西，他都分送给他的学生。这一次他走得非常决绝，他希望永远都不要再踏上文明的土地。

    一切办妥之后，高更才计划如何写信给梅特。他也看清了梅特的为人，自知一家人永远都不可能再团聚了，更何况梅特曾在上封信中冷漠地提到：“只要6000法郎的遗产，其余的都别再提了。”这种信对高更来说是一种沉重的打击，他思考许久，终于写了一封可爱的信。他先报告画展的成绩——

    我现在有464法郎和80生丁在口袋里。

    然后他开始诉苦、抱怨——

    1.上次信上你写道：“你必须自谋生计。”

    2.孩子们无只言片语写给我。

    3.我腿断的时候、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家人没有一句安慰。

    4.漫漫冬日，我独自一人在小屋内跟气管炎争斗，看来我只能生活在艳阳普照的热带地方。

    在种种困境包围之下，我还要作画，我还要小心翼翼来应对一切灾难。我如今47岁了，禁不起一跌再跌的了。再失足是不会有人拉我起来的，你赠我的“自谋生计”四个字真是良言，我要好好地把握它们。

    他在信的末尾写着：“我是你的丈夫。”事实上，他与梅特的婚姻早就名存实亡了，只是他不肯承认而已。虽然在他的内心里，他早已知道梅特与他不可能再相聚了。

    1895年2月底，在高更离开法国上船的前夕，他对狄·蒙菲说：“我染上了不治之症——梅毒。”

    重返塔西提

    1895年7月，高更抵达塔西提首府帕皮提。在离帕皮提不远的地方，他发现了一座美丽的村落。他在这个村子里看中一块肥沃、广阔的土地，然后在那儿盖了一幢简陋的屋子。

    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描述自己的房子：“你先想象一个巨大的竹鸟笼被切成一半的情景，顶上盖着椰树叶，房子一边是画室，一边是卧房，画室朝东，每天都光芒耀眼。卧室光线昏暗，以保持房子的阴凉。地上是脚垫子和波斯地毯。这个‘窝’四处都挂着画儿，摆着古玩，装饰得十分雅致。”

    等房子改好后，他回到玛泰亚村去找蒂呼拉。蒂呼拉早已改嫁，寂寞的高更只好又娶了一个妻子帕芙拉。

    接下来，高更便开始作画了。作画一直是他最大的精神慰藉。

    1896年4月，高更的病复发了，贫病交加的他给朋友写信：“我只要手里有些钱，就会肆无忌惮地挥霍完。就算是倾尽所有我也不担心，我总是相信自己的才能和运气，以为很快就会有人来买我的画。如今，我不但财源枯竭，身体也不行了。我的身体越来越差，受伤的那条腿又常常隐隐作痛。那个江湖郎中没有给我的伤口封口，在塔西提岛这么热的地方，更没有痊愈的可能了。夜里，伤口的剧痛常使我彻夜难眠。”

    忍受着肉体的折磨，高更也忍不住自艾自怜起来：“我的一生多么坎坷！我在塔西提吃了那么多苦，才画出来那几幅画，你们都看到了，又怎么样呢？我完全失败了。我这一生中总是厄运不断，连喘口气的机会也没有，挣扎得越厉害，陷得也越深，跌得也更重。也许是我才华不够，可是作为一个酷爱艺术的人，我总是有一些才艺的吧。”

    虽然这样，高更仍不听天由命，他也做了一些好事。当时法国政府与传教士都不顾毛利人的宗教信仰，强迫他们信仰基督教。高更认为这是不合理、不人道的事，便挺身而出为土著人申辩。只要还有力气，他也会画画、雕刻。

    身体日益衰弱，梅毒病菌又开始在体内肆虐。高更的腿上长了很多疮，视力也越来越模糊。夜里他只能靠吃药勉强睡一两个小时。腿上的脓疮使他连走到院子里摘果子的力气都没有，只好与妻子两人吃白米饭，喝开水。虽然如此，他仍没有放弃绘画。他总是先躺在床上几个小时，等双腿消肿，疼痛暂退，两脚可以下地的时候，就挣扎着爬起来画一阵，等疼痛再出现的时候，赶快上床休息，就这样画画停停、停停画画。

    1896年，他终于无法忍受了，便凑了一些钱到医院去治疗腿伤，腿上的疼痛暂时止住后，他完成了《王后》。画中有一个女人躺在绿色的地毯上，用人在一旁采水果，两位老人在树下谈论，背景是海，院子里的树上开满花朵，一条狗在看门，右边还画了两只鸽子。高更之前从来没用过这么夸张的颜色。这幅画完成后，他还是寄回了巴黎，虽然寄回去也是无人问津，徒增麻烦。很多人都不相信这样亮丽的作品是出自一个被病痛折磨得憔悴不堪的人之手。

    高更时常在院中作画、雕刻，完成之后就把雕像放在草地上做装饰。有一次，他把一个裸体的女人石像和一个母狮子逗小狮子的石像并列放在草地上。村子里那些没见过石像的人觉得很新奇，都过来看。但是那座赤裸的人像却激怒了道貌岸然的教区牧师，牧师用尽各种办法，命令高更将这座石像移开，不再让乡人看到。高更自然不肯，两人闹到当地法院，法官听完了捧腹大笑，不肯判决。高更得意扬扬地回到家，继续将那两座石像放在院子里供人欣赏。

    1897年，巴黎的代理人替高更卖了一些作品，寄了一笔钱来，他还了债，用剩下的钱去医院治疗腿伤。因为他的钱不够，医院就给他开一张贫病的条子，把他分在最低等的白人病房养伤。他一看，掉头就走，他宁愿待在土著人的病房。他撕毁了医院的条子，回家作画。没多久病情就恶化了，他不能起身下床。此时高更的土著妻子正在待产。

    高更把完成的画寄往巴黎，朋友写信告诉他，梅特以前哭穷的信都是装的，她已卖掉好几幅高更的画，并声明高更从塔西提寄回巴黎的画都是属于她的。她在给史克夫的信中写道：“保罗自私自利的性格是超越常人的，最让我生气的是他居然以‘艺术的牺牲者’自居……如果你能试着再寄些画给我，我会试着把它们卖掉，我一定不会把钱寄给保罗的。”

    这无疑是想断掉高更的生路，高更写了一封信给梅特：“如果你只会写这种要钱、谈钱的信，以后请你不必再写信给我。我还有心愿没有完成，我还要靠这些画生存下去。你多少也替我想想，少说些对两个人都没有好处的话。如果你不再天天发牢骚、抱怨，而给别人多些了解，也许有朝一日我会写信给你。”

    想到家人，高更又想起他的女儿阿莉妮。他写了一本《致阿莉妮的笔记》，书中有文章，有评论，还有他兴致来时所作的插图。他常常想象阿莉妮看到这本书会多么开心，多么为他父亲骄傲！梅特收到高更那封斥责的信后，一直没有回信。1897年4月，她却突然寄了张小条子过来：“爱女阿莉妮死于肺炎！”

    高更在收到消息后悲恸欲绝，他说道：“当我接到这个噩耗，我开始怀疑周遭的一切事情，我抗议地以笑当哭。美德、工作、勇气和智慧有什么好呢？看起来，犯罪反而更合逻辑、更有道理。等我的怒气消散，恢复平静时，我开始冥想……我曾在那些失眠的夜晚想念我的小阿莉妮，如今病痛又来侵扰我身。”

    高更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刚失去我心爱的女儿，我已不再信仰上帝……”

    1897年6月，高更49岁生日的时候，他没有收到一张贺卡和一封贺信。他愤怒地写信给梅特说：“女士，我曾让你在我每年生日的时候提醒孩子们给我写信，然后在下面签名。你居然叫我少做梦，说我没钱亦没资格。我告诉你，你最好希望你的良知睡觉了，这样你就不会盼望死亡之日是最后的审判了！”这是高更写给梅特的最后一封信。

    最后的杰作

    不幸并没有就此放过高更。女儿去世后没多久，租给高更土地的人也去世了，高更被新的业主驱逐出他的房子，他只好带着妻儿另觅居处。他在村子里又发现一块好地，然后向银行借了1000法郎，建了一间美丽的大茅屋。没多久，这份耗费心力的建造工作又使他整个人都崩溃了，一次重过一次的高热击倒了他。

    坚强的高更甚至产生了自杀的念头。病毒大约已侵入他的大脑，使他失去理智。他觉得朋友背弃他、画商欺骗他、债主逼迫他，他完全生活在众叛亲离中。现在，他已无法起身作画，也无法长久阅读，这种生活几乎将他逼疯，他甚至喊着要到更荒凉的岛屿去等死。

    生命已失去光彩的高更决定自杀，但在死前，他还要画一幅不朽的作品。他说：“在我临死以前，我已经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这幅画中了……整整一个月，我一直处在一种难以形容的癫狂状态之中，昼夜不停地画着这幅画。我完全不用模特，在粗糙的麻袋布上直接作画，以至于看来十分粗糙，笔触相当草率，恐怕会被认为是未完成的作品。确实，我自己也无法十分明确地断定。可是我认为这幅画比我以前的任何作品都要优秀。今后也许再也画不出比它更好的或同样好的作品了。在恶劣的环境中，以痛苦的热情和清晰的幻觉来描绘，因此整个画面看起来毫无急躁的迹象，反而洋溢着生气。没有模特，没有画技，没有一般所谓的绘画规则。”

    在这幅画的右下角是沉睡的婴儿，婴儿旁边蹲着三个女人，后方有两个穿着紫色长袍的女人，正在谈论着她们的命运。前面的一个人夸张地将双臂伸开，惊讶地看着那两个谈论命运的人。中央的一个人正在摘水果，旁边有一个孩子、两只猫和一只黑色的山羊。一尊两臂张开、有韵律又神秘的佛像双手举起，另一个半坐半卧的人好像在聆听什么。最左边的是濒临死亡的老妇，她好像已经看破烦忧的人世，坦然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她的脚边有一只奇异的白鸟。这个故事发生在森林的小溪旁边，背景是海岸连接着岛上的高山，虽然色调有变化，但景色基本上是用翠绿色的色调，而所有的人物则大胆地呈现出橘红色。

    高更又说：“我承认我越看越喜欢它。它是浑然天成的，一点也不需要修改，你可以说它是一幅人类命运的蓝图，我却常扪心自问创作的灵感来源于何时，又止于何时。一个人若是一直将极端的各种情感埋在内心深处，糅杂于一隅，一旦冲破，所有的思潮就会像火山喷发，这就是开始提笔的一刹那。”

    高更觉得心愿已经完成，他准备了大量砒霜，1898年2月11日，他独自一个人上山去服毒自杀，没想到砒霜虽有剧毒，却还不至于置他于死地。他在药性发作后又爬回家中求救。自杀这种懦夫的行为跟高更以往勇敢不屈的倔强个性是矛盾的，他替自己找了借口：“要是你能了解这三年来我吃了多少苦，也许就会原谅我这次的愚行。”但他仍觉得十分罪恶，从此以后，他无论受多大的苦痛，也再不会萌生自杀的念头了。

    他为这次不成功的自杀付出了很大代价，他在床上躺了两个月，整天被剧烈的头疼折磨着。两个月后，他毅然起床前往帕皮提，在政府机关找了份抄写的小差事，每天只有6个法郎，也是为了就近看病。到1899年1月的时候，他的病情突然有了起色，他整个人都开朗起来，因此向朋友提议在巴黎举行画展。

    在高更的朋友中，狄·蒙菲是最厚道的一位。史克夫人到中年之后，变得满腹牢骚，又爱唠叨。伯纳因为嫉妒高更的才华，在高更离开巴黎之后，便在报端大肆渲染，说高更的技巧是得自于他。其他的朋友则早已不知去向。狄·蒙菲替高更在巴黎四处接洽代理商和收藏家，终于与最有名望的代理商福拉谈妥，福拉将以每幅250法郎的价格买下高更在塔西提岛的所有作品。虽然这是个好消息，但是对于衰弱的高更来说毫无裨益，因为他的体力已经不能允许他大量作画了。这一年，一种流行病又侵袭了塔西提岛，高更不幸也染病在床，他的身体更加虚弱了。

    1900年，在狄·蒙菲的帮助下，高更的经济问题暂时得到了缓解，心情也慢慢舒畅了。史克夫也做了一件好事——隐瞒了克罗维斯的死讯。梅特一直痛恨高更当初抢走克罗维斯的事，她始终认为孩子的死是因为当初跟着高更受了太多苦。她不愿意给高更写信，因此她拜托史克夫传话，要他告诉高更孩子的死讯，她要让高更内疚、痛苦一生。当时，史克夫正在与太太办离婚，实在没有心情再夹在高更夫妇之间传话，因此便将这个噩耗压了下来。直到临死前，高更仍不知情。

    最后的皈依

    1901年，高更又开始了他的绘画和雕刻计划。此时的他居然还想迁移：“我要利用最后的机会去马克萨斯群岛，那是个完全野蛮、原始的岛屿。我相信只有在完全的原始和沉寂里才能燃起我内心最后的狂热火花，将我的才华充分燃烧！”

    1901年8月，高更撑着小船，飘向马克萨斯群岛的希瓦瓦岛。这个小岛也是法国殖民地。法国人将现代文明强塞进了这个社会，从穿衣、饮食习惯，一直到宗教信仰。各种条条框框把土著人绑得愣头愣脑，逐渐遗忘了他们固有的骄气和自尊，也把他们世代相传的手艺和技巧丢掉了。高更虽嫌自己去得太迟，没有看到这个小岛最原始的风貌，但好胜的他仍开始了他的新工作计划。

    他也像岛上的居民一样按时做礼拜，因此才获得主教的允许，允许他在岛上买土地建房而居。他兴致勃勃地写道：“我现在住在村子的中央，房子四周全围着树木，没有人能窥探到我的私生活。我不必担心食物，因为隔壁就是一个开店的美国人，食物应有尽有。我现在对我这次的选择越来越满意。用画家的眼光来看，这个地方真是可爱得不得了。我已开始作画了。我在画室的一角摆了张小床，每件东西一伸手就能够到。我在这里吃饭、睡觉、做木工。我还在林子里挂了一张吊床，午睡的时候，可以看到阳光被椰树叶遮蔽，感受到远方的海洋徐徐送来的清风，多美的景色啊！”

    布置房子的时候，高更恶作剧般地在野外采了两块玫瑰树木，刻了两座雕像，一个是全身赤裸、戴着花圈的女子，一个是穿着神父外衣的魔鬼。他将这两座雕像放在厕所的两侧，专供土著人前来参观。在院子里，他还雕了一座土著人膜拜的神像，土著人走过他的门前，都窃窃私语，羡慕他的胆识，为他的所作所为感到欣慰。法国官员也曾经路过此处，来参观过一次后，事情最终传入主教的耳朵。但是高更从来不许教士们踏入他的房子，所以教士们忍着一腔怒火，却无处发泄。高更仍然泰然自若地画个不停。他说：“我在这儿独居，反而有很多东西增强我的心志。诗歌能放纵一个人，而作画时，一个人应该沉迷于自己的梦境，然后把自己梦中的感受诚实地画出来。我希望我能衣食无忧地再活两年，使我能在艺术上继续发挥所能，而达到成熟的境界。”

    关于艺术，他也有自己的立场：“在艺术立场上，我认为我是对的，但我有能力将它们正确地表达出来吗？无论如何，我都要完成我的使命，即使我的画不能万世流芳，但至少世人会记得，在这个时代里，曾经有一个人，努力地从学院派和象征派的错误中解脱出来，创造出一条新路。”

    1902年4月，高更按照计划完成了近20幅作品，并将它们寄给福拉。8月，梅毒逐渐恶化且蔓延到他的双腿。11月，村子里的人已看不到这个跛脚的中年人外出。白种人都不愿与高更打交道，土著人却非常喜欢他。

    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高更的双腿已肿得溃烂，不能久站，每天靠着烟草和苦艾酒打发时光。不能作画的日子，他就用来写文章，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我试着想证明，艺术家根本不需要任何学派或文人的支持和教诲。我一生都尝试着从传统教条中走出来。那些教条不但会损害艺术家的自由，也会蒙蔽大众的双眼……我这个人永远相信‘勇于尝试’这四个字。我的成果也许并不伟大，也不轰动，但至少我已经起航。大众并没有亏待我，因为我的作品非常一般，也许不值一提，但如今在画坛享受到‘自由发展’这四个字恩惠的后辈们，倒是欠我一些。”

    没过多久，高更开始提笔写一本半回忆录式的新书《芳香的土地》。高更解释说：“这本书包含了我的童年记忆、我本能反应的分析、我的成长、我的见闻、我的艺术和别人的艺术、我的爱好和憎恨。这不是一般的文学作品，这是一本特殊的书，混合着文明的虚荣与野蛮的睿智。”

    这本书包罗万象，写得庞杂而广泛。这些句子都是从他的心底流出的，它们是特殊的、有性格的。文中有一些思想方面的争论性质的文章，有时候是对法国当局虐待土著人的控诉，有时候是他对艺术狂热的探讨，有时是对运动、旅游、神鬼等各方面的分析。表面看来，全书杂乱无章，经过仔细咀嚼后，你却能从字里行间看到坦白、尖刻、用心的高更。全篇有一股吸引人的魅力，那就是一颗热情、诚实的心，那是高更的心。

    1903年2月，虚弱的高更已经完全停止作画。他躺在床上，心里却不安宁。虽然高更一生有过很多女人，但他似乎仅钟情梅特一人，终其一生，他都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全家团圆。他的遗憾自然是死后无人送终。

    小屋里一直很安静，每天会有一个男孩来替高更打扫，一个曾受过他恩惠的老土著来跟他做伴。病情严重时，会有一个医生来替他注射吗啡，帮他减轻疼痛。

    高更的人虽然病倒了，心却闲不下来。当时，法国人在岛上横行霸道，欺负土著人的事情屡屡发生。譬如有一群土著女孩在海边沐浴，军队以妨害风化为由将她们逮捕了。此外，法官审判土著人的案件时，明显会偏袒白种人。法军犯下的罪行简直不胜枚举。天真的高更将这些事情都据实记录下来，寄给政府当局，寄给报纸杂志，甚至寄到法国，要求巴黎的报纸披露。结果不是招来一阵嘲笑，便是石沉大海，没有下文。

    谁会相信他这样一个疯子画家呢？他的所作所为不但没有引起官方的检讨，以改良土著人的生活，反而激怒了许多当地的官员。他们群起攻击，指控他歪曲事实、造谣生非，有煽动土著人对抗法国的嫌疑。1903年3月23日，法官判处他三个月的拘禁。百病缠身的高更被关了起来，还有人会遇到比他更崎岖、更坎坷的命运吗？

    高更仍不服输，他给莫里斯写信：“我虽被他们打倒，但未被他们征服。那些饱受折磨的印第安人在严刑下微笑，他们被征服了吗？仔细想来，野蛮人比我们勇敢多了。你指责我，说我不该自称野蛮人，你错了！我是个野蛮人。因为在我所有的作品中，除了我的野蛮之外，他们不会感觉任何的惊奇、困惑，这就是我的作品无法被人模仿的原因。文明的人都能体会到这一点，一个人的作品就是那个人本身。世上有两种美：一种来自人类的天性，另一种来自后天的学问。仔细说来，天性和学问结合之后，再加以润饰，就能产生一种极为复杂又丰富的美感，而在艺术品中探寻这种美感，就是你们这些评论家的责任。”

    他又继续说道：“近年来，艺术被科学带上歧路。画家们失去了原始的感性，失去了灵气，甚至失去了想象力。他们盲目地想追寻一些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去创造的内涵。结果，他们只有人云亦云，一旦独立，他们便即刻失去了自我。这也是我不建议后辈独居的原因，除非他是个坚强又能忍受孤独的人。在我个人来说，所有从别人那里学来的东西反而会阻挡我前进。所以我才高呼：‘没有任何人教导过我。’是的，我懂的很少，但是我很欣慰这很少的一部分完全是来自‘自我’。谁知道呢，或许有朝一日，这很少的部分经过磨炼，就会发扬光大并且流芳百世。任何一种显性的进化不都需要几个世纪的耕耘吗？”

    没过多久，高更的视力就完全退化了，他也不能用拐杖支撑着走路了，他明白自己已经时日无多了。5月1日，他的病情再度恶化，医生已经无能为力了。

    5月8日清晨，老人又去医生那里求助。高更已有两次心脏衰竭的现象，却仍未咽气。这一天的上午11点，为高更打扫卫生的小童气急败坏地跑来告诉老人：“主人断气了。”老人进屋，见高更尚有余温，一条肿胀溃烂的腿伸出床外，似乎要挣扎着站起来。

    土著老人独自坐在屋角低泣：“大师走了！我们的族人从此失去了依靠！”高更是唯一和土著人站在一起的人，也是唯一受到土著人由衷敬爱的白人。

    死后的第二天，高更被主教草草地葬在天主教的公墓。他身后的遗物、文件都被寄回巴黎，交给他的家人。至于衣物、房子、家具、杂物等，全部拍卖偿还债务。

    高更的一生，永远徘徊在逃避和追求之间。他逃避现代文明的窒息，寻找至纯至美的艺术，追求自然与人性的完美结合。在《致阿莉妮的笔记》中，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孩子！我相信圣洁的灵魂和艺术的真谛，它们二者合一，不可分离……我相信艺术深植于所有被圣灵感染的人的心中。我相信一旦尝到伟大艺术的精髓，以后就再也无法抽身，必将永世为它牺牲、为它工作，永不弃绝。我更相信任何献身于艺术的人，都会得到福泽。

    我相信最后的审判，届时，有胆识歌颂、升华纯洁艺术的人，和那些以粗陋、邪恶眼光鄙视艺术的人，都会得到他们应有的赏罚，我深信忠于艺术的人必会得到恩赐，他们将穿上芳香四溢、纯美和谐的天赐华衣，回到天国这个万物鸣和之中心，与之认同，并永生逍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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