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表哥张大千

    喻钟烈[96]

    一

    张大千在1983年4月2日与世永别了。

    张大千是四川省内江市人。内江盛产蔗糖，素有甜城之称。城临沱水，风景秀丽。明朝时出了一位宰相赵大洲；清末民初，出了一位受孙总理追赠为大将军的喻培伦（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再有就是我这位以画成名的表哥张大千。

    张大千比我整整大了33岁。新中国成立前虽常听家人谈过他，在成都看过他的画展，可是一直没有见过他。

    1956年，他匆匆过港去欧。我在报上偶然得知他住在郎静山先生开设于尖沙咀的“国际艺术人像馆”，就去探视。哪知我们见面却宛若路人，几乎相对无言。我那时年轻气盛，醉心欧美文明，对祖国文化殊少感情。面对这位一身长袍，美髯飘胸，满口乡音的表哥，直感到他是又“土”又“古”，却又带几分令人温暖的乡情，好像自己又回到内江那个“古气盎然”的家中似的。以后在海外的十几年中，不论在联邦德国、在巴西，或在美国，每次见到他就会有同样的感受，且是一次比一次强烈。

    那次见面一共不到15分钟。我们简短地谈了那个在内江已不存在的“家”，我就起身告辞了。最后他告诉我，他已在巴西定居，我说不久将去联邦德国求学。我们没有交换地址，也没有再约后会之期，就这样在黄昏中分手。记得他送我到门口，深深鞠躬告别，这种礼节我已多年不见了。

    是年秋天，我去联邦德国路经巴黎，赫然在法国国家画廊看见他的画正在特别展出。进门处挂着他善画的长臂猿，真是栩栩如生。那时正值“冷战时期”，中国在“自由世界”可说毫无地位。骤然在异国看见巨幅丝裱的中国画，确是倍觉亲切，何况还是自己表哥的大作。表哥独自在海外展出书画，足迹遍及欧、美、日本及东南亚各国，着实宣扬了中国文化。而他那挽袖挥毫，落笔拂须的神态，确也堪称一位表里相符的中国“文化大使”。日后与他有过较长的相处，使我一向对中国传统文化冷漠的态度也逐渐改变，对祖国重新获得了“认同”。

    二

    在巴黎我没有再去找他。一去联邦德国就开始了六年半工半读的苦学生活。直到1963年底才考得学位。次年与德籍女友结婚。正巧他来联邦德国举行画展，我从当年任职巴黎联合国文教组的远亲郭有守先生处得知他的住址，就请他们一齐来参加我的婚礼。香港一别匆匆已是7年，想不到我们能在我念大学的科伦城重逢，真是难得！晚宴时女方家人都感惊奇：男方亲属竟会不远千里前来欧洲参加婚礼。

    在联邦德国他仍是长袍布鞋，一派中国绅士风度，处处引人注意。记得我们为庆祝他65岁生日，曾在莱茵河游艇上举行宴会。船上游客见到这样一位中国的“美髯公”，纷纷前来请他签名留念。当时我们一群身着西服的“华人”骄傲地站在他身旁，内心却感到万分羞愧。因为我们已“西化”到连穿中国衣服的勇气都没有了，而张大千却能一身布衣走遍天下，四川方言从不离口。

    以后，我曾与他在加州美丽的克密尔城并肩散步，在巴西的圣保罗城闹市中心逛街购物。他总是一手提着长衫，一手偶尔拂须，昂首漫步，真是潇洒至极。我自己在海外终日着“胡服”，说“胡语”，哪里还有他那一股“黄帝子孙”的劲儿。

    联邦德国科伦城之会也只有几天的时间。要找他说话的人太多，我们仍未能作畅谈就又匆匆分别了。他经日本回巴西时，曾在横滨谐乐园小住，赶画了一幅山水寄来作为补送我的婚礼。这幅画一直挂在我的书房里，如今睹物思人，而他已永离了人世。

    在科伦城分手时，他曾邀请我与内人去巴西他家度假。他说，他家在圣保罗城外，占地不小，取名“八德园”。园中有五亭湖、竹林、画楼、假山，并养有长臂猿。同时雇了三名日本园丁，专门为他照顾上百盆名贵的盆栽。他这“大观园”似的家，对我这个寄篱异国的游子来说，确有不能抗拒的诱惑。我接受了他的邀请，用了近一年的时间为去巴西而做准备。

    三

    1965年秋，我与内人终于踏上征途，飞越大西洋去巴西他家度假。在“八德园”住了两个星期，重享了那失去已久的“天伦之乐”。我们每日晨起静听园中鸟鸣猿啼。早餐后环绕“五亭湖”散步。湖上寂无一人，宛似仙境。湖中悠游的两只天鹅还是他从瑞士买回来的。离湖边不远，在一棵枯树旁有小墓一座。碑上刻有“笔冢”二字，这是张大千埋葬他用过的废笔之处。他这般对物的情意，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位了。

    午饭后我们总是小睡一阵。下午在屋前树下面对各式优美的盆栽，听他“摆龙门阵”，天南地北，有趣极了。晚上在客厅围坐，他儿孙成群，大家东一句，西一句，讲个不停，热闹得很。

    张大千离开四川已久，但他“本性不移”，仍然健谈，好客，爱吃。可惜他晚年深为糖尿病所苦，必须注意饮食，鱼肉油荤已不能多吃。为了替我们洗尘，他还是叫私厨特地做了一桌精美的酒席。又亲笔写好菜单，送去厨房，然后给我留作纪念。当晚席上赫然有“白汁鱼唇”、“红烧大乌参”这样的名菜，真使我“受宠若惊”。远在万里的海外，能在私人家里吃到如此考究精美的菜肴，恐怕很难找到第二家吧？

    临别前夜，又在花园举火吃巴西烤肉，看他儿孙们在火光下唱歌、游戏，直到午夜才兴尽就寝。张大千那时已年近70岁，但总陪着我们，唯恐因他离去而使我们扫兴。就连去附近小镇上看电影，他也陪着我们去枯坐了两小时，因那部影片他早已看过了。这种陪客的精神应该列为中国的美德之一，这是在西方的长辈中很少能找到的。

    “八德园”两周日夜相处，畅谈阔别，已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更为亲近，它早已超越了年龄、地位、学识的差别，而有了不止于表亲的友谊。回想当年在港初次见面时，彼此相对无言，宛若路人的情景，这份友谊就显得更加可珍、可贵了。

    1967年我考得博士学位后，抽空与内人去纽约拜会她战前移民去美的亲属。那时张大千正在加州克密尔城筹办画展（他极喜欢该城的树木，后来在彼处购屋，取名“可以居”）。他得知我们已在美国，就坚邀去加州与他相会。那个濒临太平洋的小城，四处皆是奇花异木，本身就是一座花园。我日间看他画画，或陪他散步，而他总是边画边讲，一面走一面谈。终日听他用乡音讲故乡人物、逸事，常不知身在太平洋彼岸，离四川内江何止万里！

    有一次我突然问他：“你这样道地的中国人，入了巴西籍有何感受？”

    他瞪着眼大声地回答：“这有什么关系，我这个人仍是中国人嘛！”

    的确，他浪迹海外几十年，始终表里一致是个十足的中国人。

    那次克密尔城一周的相聚想不到已是最后的一次了。临走时，他挥毫为我画了一幅墨荷。在一枝挺干的荷花旁陪衬了一大片残叶。画完后他信手在画旁写道：“钟烈表弟，分袂三年，顷来访于克密尔；欢聚数日，又将去西德。别绪不任，写此黯然矣！”最后一句多少带有悲伤之意，不知他是否当时已有预感：此一别，后会无期了。

    他的死讯传来，我站在客厅里，面对此画良久。他豪迈的笑声、拂须的神态、朴实的衣着，一切都似昨日情景，却已一去不复还了。

    4月12日，联邦德国《南德日报》登出了他的照片，追念他为用“泼墨”结合中西艺术最成功的画家。而这位驰名中外的一代画师，在我心中将永远是一个平易近人、可爱可敬的长者。他像千百万真正的中国人那样，总是在平凡中显露出他们的崇高与杰出，所以他们是难忘的，永远存留在人们的心中的。

    1983年4月14日于西柏林

    难忘的友情

    周企何[97]

    我和大千先生的交往开始于1939年他从北平回四川时。当时他在成都暑袜街办个人画展，我得知后就去观看。我酷爱书画，因书画艺术与戏剧表演艺术有共同之处，有许多地方值得戏剧借鉴。对大千先生的画技，我一向是非常仰慕的，所以他办画展，我即慕名而往，观赏后很佩服。但大千先生的画价很高，最高的大致一幅售价要七八百块银元，最低的一幅，如画一棵水仙花，也要60元左右。当时我每月的薪金约45块银元，买一小幅水仙也够不上。心中羡慕，也很遗憾。后经画界的朋友介绍，我有幸才结识了大千先生。初次见面，他就画了一幅钓鱼图送我。后来我又邀请大千先生看了几次川剧。他很喜欢我的表演，也很喜欢我的性格，我俩交谈很投机。他常指点我如何欣赏绘画艺术，因此对我的表演艺术也有许多启发。就这样，慢慢地我俩的交往就密切了。当时他住在成都骆公祠街严谷声的家，我空闲时就常带点礼品去看望他，他也常常约我去。记得一次我请他到悦来茶园看我演出的《请医》。这是一出嘲讽庸医误人的笑剧。他看了很欣赏。第二天我们在严谷声先生家会面时，他就挥笔画了一幅《请医》的戏装像赠我。当时，严先生在场，许多画界的朋友也在场。画好时，大家都纷纷说相貌活像严先生。大千先生很高兴，即兴又赋诗一首：“戏画周企何，人说严谷老。左手夹药箱，招牌是‘壹好’（成都有药店招牌为‘壹好堂’）。本欲移赠君，犹恐被君恼。企何持归去，永以为家宝。”一挥而就，风趣幽默，可见他的才华。由于经常往来，我俩的友谊更深了。后来他每次有事离开成都，如去北平、上海，以及赴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时，临行前都托我帮忙照看他的家庭。因此，我与他的夫人、子女都很熟悉。他从敦煌返回后，我们又一起聚会，为他接风洗尘。以后不论他住在沙河堡，还是昭觉寺、金牛坝，尽管离城很远，我都经常去拜会他，陪他进城品尝小吃、看演出。他游览青城山、峨眉山时也邀我同往。我们结识的十来年间，他赠送我的大小幅山水、花卉、扇面等不下20来件。但随着世事变迁，都散失尽了，实令人痛心！1948年他匆匆离四川后，我们也就再未晤面了。

    1980年，我去香港，他从台湾托人转送我两本非常精美的画册，一本是台湾出版的画册，一本是他寄居巴西的寓所“八德园”的照片。我请人给他送去两盘川剧录音带。后来他托人带信说：他听后很感慨，牵动了他思念家乡的情丝。以后，他又托人来要去我的全家近照及我的近况介绍。两年后惊闻他不幸病逝的消息，我手抚画册，睹物思人，对他更加怀念。他一生才华横溢，对国画艺术做出了巨大贡献。与他交往，受到艺术上的熏陶，使我的表演艺术受益不少。他对哥嫂情深，如对四哥张文修、二哥张善孖及善孖的女儿很厚待。他对朋友以诚相待，乐于帮助有困难的友人，不重钱财，家中时常宾朋满座。他乡土观念强，流离外乡时，常流泪写诗怀念故土、亲人，但直到去世也未如愿相会，实令人感叹。回想我俩的交往，历历在目。这段难忘的友情，使我每次回忆都感慨不已，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86年于成都

    万里归迟总恋乡

    肖建初

    张大千先生是我的岳父，更是我的良师。抗日战争前，我在北平时，拜在先生门下习画。1942年随先生在敦煌，1943年先生从敦煌回成都后，先后住成都金牛坝、昭觉寺。当时，我和何海霞、刘力上、俞致贞、王永年、胡梦痕等同学，食宿均在先生家。由于朝夕受教，得益匪浅。先生于1948年去香港举办画展，1950年去印度讲学。旅居海外30余年，不幸于1983年4月2日病逝于台湾省台北市。

    噩耗传来，家乡亲友，无不同声悼惜。回忆先生一生勤学苦练，数十年如一日，治学非常严谨，从不以自己有所得而满足。他常说：要多看、多画、多改。多看，是多看自然界景物，多看古今名作。多画，是多写生，多积累素材，多创作，多临摹古今名作。多改，是对自己的作品要严要求，不要一触则逝，满足于小有所得。

    先生学习传统，不限于一家一派。钻研之深，背拟可以乱真。在生活方面，他一生中，家居城市，本人却身处山林。20世纪30年代家住北平，先生四季居颐和园。曾以颐和园前后景物为题材，画出优秀作品不下数百件。抗战期间，家住成都，先生居青城山上清宫，所写青城与都江堰景物，大小不下数千件。所画《长江万里图》，即自都江堰开始，一直到吴淞口流入东海止。画长59尺、宽1.6尺，气势磅礴。侨居海外期间，年年出游，踏遍世界名山大川，收之笔底。他常说，作画不但要有广阔深厚的生活基础，还要有广博的知识、熟练的技巧、磅礴的气概、爽朗热情的胸怀。还要善于体察物情、领会物理、熟悉物态，三者缺一不可。一幅画作成之后，如不能感染自己，又何能感染观者！先生正是在这样的艺术道路上前进的。

    20世纪50年代以后，先生远游海外，作品曾在各国展出，颇受赞誉。1956年7月，他在巴黎与毕加索相晤。两位大师互赠作品，当时西方报章描述为“东西艺术界的高峰会”。1958年，纽约国际艺术学会，公选先生为“当代世界第一大画家”，赠予金牌奖。国际友人称赞说，张大千先生在绘画艺术上的成就，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也是东方人共同的光荣。

    大千先生非常热爱祖国，怀念家乡，他虽远游海外，踏遍世界山山水水，但在他的笔下，仍然不离祖国河山，情深意切，流露在大量作品和书信中。1981年我们在美国同他通话时，他还问到他当年在青城山上清宫亲手种的梅花长得如何？我们说，树木已长大成材，在红叶落尽之后，绿萼盛开，艳丽芬芳。他听后很高兴，并为青城山上清宫题了字。逝世前在台北展出的一幅先生的大画《庐山图》（长36尺、高6尺），气势雄伟，浩瀚万千，磅礴之气，不减当年。先生虽然长年往返于祖国名山大川，唯独未到庐山。《庐山图》是他阅读了若干有关庐山记载的资料，参考了朋友们为他收集的图片，前后历时两年有余所绘。

    先生晚年虽为眼病、糖尿病、心脏病所苦，然年复一年，对生活充满信心，对祖国充满希望。他作巨画《庐山图》，浩瀚山林，气势雄奇，说明胸中丘壑未曾失色。没想到，先生一病不起，继《长江万里图》之后的巨作《庐山图》尚未作最后润色，已永无完成之日矣！先生九泉之下，能不怅然！

    先生虽侨居海外，时时不忘故土，念念不忘亲友。在寄居巴西摩诘郊区十数年间，他用多年的精力，把家居“八德园”布置成一座中国式的庭园。园中遍植中国花木，如松、竹、梅花、杜鹃、玉兰、佛手等等。身在异域，进入园内，却如同回到祖国。近年更常写诗作画，远寄家乡的老友与亲人。曾有诗句：“五洲行遍犹寻胜，万里归迟总恋乡。”1981年我们去美国探望老人。归国临行前，老人作画为念。在题给我妻心瑞的一幅《白头红叶图》中写道：“……心瑞爱女，汝细观之，当知父衰迈，又不得与汝辈相见，奈何奈何！”当时以为中美通航，往返甚易，不料竟成永诀。睹物思人，悲伤无补于万一！

    先生一生，把整个身心都献给了绘画艺术事业。美术家协会四川省分会、四川省博物馆于先生逝世刚十日，就联合举办了“张大千画展”。在成都的文艺界知名人士和先生亲友数百人参加了开幕式，对先生的艺术成就给予了高度赞誉。先生有知，应含笑于地下矣。

    1983年于重庆

    缅怀八叔——张大千先生

    张心奇

    我的八叔——已故国画家张大千先生，在我们家族中是一位十分令人尊敬的长者。他从小在父母的教诲及兄长、长姐的影响熏陶下，养成了崇高的思想品德。尤其在他致力于绘画艺术的研究和创作后，祖国悠久的文化历史令他感到自豪，祖国的壮丽山河使他陶醉，他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眷恋之情经常溢于言表。无论从他的日常生活和他的诗画中，都能体现老人家思乡爱国的深情。八叔虽旅居国外，却始终保持着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他一直穿中国长袍、布鞋，吃家乡川味饭菜，在家中一律说四川话，要求家属子女在外面见到中国人一定要说中国话。他的居所也都以中国传统建筑为本，如他在巴西的“八德园”、美国的“环筚庵”、台北的“摩耶精舍”等，无不浓缩了祖国园林建筑的精华，体现了老人赤诚的爱国之心。八叔是1950年出国讲学的，数十年来，足迹遍及欧、亚、南北美洲，但最后他还是感叹地说：“外国的山水，我看了不少，看来看去，还是中国的好。”八叔有很多怀念祖国家乡的诗句，如：“看山还是故乡青”、“青城回梦旧林邱”、“半世江南图画里，而今能画不能归”等等。八叔在巴西旅居期间，曾创作巨幅《长江万里图》、《青城山全景》；在台居住期间，更以泼彩、泼墨和墨晕等独特的艺术手法，创作巨幅《庐山图》，以寄托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怀念。八叔晚年，思乡之情日增，常常面对大陆亲友们的照片和从家乡带去的土产，睹物生情，潸然泪下。他不顾年高体弱，带病勤奋创作。这一时期，他在大陆的亲友和故交也时常得到他托人辗转带回相赠的书画、诗词、画册等。想不到这些珍贵的墨宝，竟成了八叔最后留给人们的纪念。

    八叔生前最重兄弟情谊，对几位兄长和嫂嫂的尊敬、爱戴是感人至深的。他一生遍游海内外，但无论走到哪里，在他的客室中总悬挂着我伯父（张善孖）、三伯父（张丽诚）和先父张文修的放大照片。过去老辈们健在时，每逢年节，八叔总是要提笔润墨，绘画题书，寄赠大陆兄嫂和亲友。1981年，八叔托人从美国带回一些画幅和生活照片，分赠亲友。他在给我父亲张文修的一帧《看荷》照片上题跋：“八弟正权两年前摩耶精舍看荷留影，敬呈文修四哥赐阅。七十年岁辛酉六月二十九日，弟年已八十三矣。奈何，奈何！”（正权系八叔名）。充分流露了八叔对故乡亲人的思念，也表达了自己晚年思归的无可奈何之感。实际上，我父亲早于1972年去世，由于家人知道他们老兄弟一往情深，为免使八叔过于伤感，故一直未将实情禀告。当时，我们晚辈们手捧这帧彩色放大照片，悲喜交集，激动万分。只见照片上荷塘一角，生机盎然，一团团翠绿的荷叶托起两朵亭亭玉立的粉荷，八叔长袍扶杖，伫立其间，含笑对荷凝视，慈祥的容颜笑貌如故，只是满头银丝，长髯似雪，仿佛数十年前我们所敬爱的八叔又站在面前了。讵料两年后，噩耗惊传，八叔竟溘然长逝。他老人家最终也未能了却返归大陆故里与家人亲友团聚的夙愿，我每思及此，倍感痛心。

    八叔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这期间，祖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祖国统一的前景更加光明了。我们相信，在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祖国统一大业终将实现。届时，我们可以告慰八叔于九泉之下了。

    1985年11月于重庆

    回忆大千八叔

    张心俭

    1948年春，我在成都叩别八叔前往西北求学，哪知即为永别。八叔毕生重感情，秉性公正而好学，尤其大孝。他对所有侄儿侄女都视同亲生子女，所以大家对八叔也最敬爱和崇拜。在我的回忆中，1932年，二伯父善孖和八叔大千应名流叶恭绰先生之邀同住苏州网师园，直至1938年，才分别由北平和苏州迁回老家四川。

    八叔在网师园期间，作画是在玲琅馆，即荷花池畔。我虽只有十来岁，但是还是喜欢站在师兄们背后的间隙中观看。八叔绘画喜欢边谈笑边落笔，而且还给大家讲解心得。那段时间，我看过八叔的《风荷》、《墨荷》、《朱荷》，真是生动极了。八叔的山水画更是浑厚清奇而秀丽。记得八叔游黄山归来后，画了一幅《黄山奇松通景》，真是千岩竞秀，万松长青，大有香风飘逸、美妙多姿的感觉。

    八叔的老师我们知道的有三位，我们称呼为：李太老师梅庵，曾太老师农髯，保太老师鼎。前两位太老师是教书画的，保太老师是教剑击拳术的。但是八叔幼时启蒙书画老师却是祖母曾友贞太夫人。八叔对祖母极孝顺，祖母在堂，哪怕是一瞬间的外出，也一定要当面禀报。回家后，同样先看望祖母再论别事。如果要去外地旅游、访友，更是要在祖母面前叩别请训，归来后先向祖母请安。1936年5月16日，祖母病逝于安徽郎溪县，八叔由北平前来奔丧，伤恸之情，实难言表。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当时八叔居住在颐和园昆明湖畔之听鹂馆。日军入侵后要邀请他出来当画院院长，他当然不就，于是将四哥文修兄嫂（我父母）由上海请来北平，从长计议，终于冒险出走，于1938年由天津海路辗转南回四川。

    1939-1940年，八叔居住在灌县青城山上清宫和成都骆公祠18号，该宅是书画收藏家严谷声的公馆。严老最敬佩八叔的才华，他分文不收，坚请八叔住进18号全套府宅。我有幸又依傍八叔，受到他的教诲和养育。在成都，八叔接待的客人有：叶浅予、谢稚柳、沈尹默、高龙生、杨孝慈、肖翼之、于右任等。八叔在青城山上清宫住时，经常写生，大量作画，并开画展筹集川资，准备远赴敦煌。这是八叔多年夙愿，他深感有必要探寻国画艺术的源流，以便更好地继承、发扬光大。

    1941年春，八叔自筹资金并得到朋友的热心支持，携子心智到达敦煌。侄儿心德，学生刘力上、肖建初等也相继前去。在条件差、困难多、生活艰苦的情况下，面壁三年，临摹了莫高窟内魏、隋、唐、五代、宋、元等各朝代的壁画近300幅。八叔还系统地、科学地对莫高窟各洞文物进行了考察和整理编号。他按照从南到北，又自北复南的顺序，把整个石窟群共编了309号，以大洞为主，两侧耳洞附属于大洞。八叔编号的代号是英文C。这是他对敦煌石窟艺术所作的又一贡献。

    八叔是我国现代画家中到敦煌较早的一个。这也是他在艺术上最为坚实、亦最为艰苦的一次磨炼，使他的艺术风格受到敦煌壁画极深的影响，自此，他的画风为之一变。1944年春，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在成都、重庆相继展出，轰动一时。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道路稍通后，八叔给我银元300元，命我赶赴北平迎接父母回川。1946年夏，父母抵渝。他们弟兄分别8年，一朝相见，其悲欢之情，见者无不感叹！

    八叔自20世纪50年代初出国讲学，旅居欧美，后迁居台北。1983年4月2日病逝。噩耗传来，家人肝胆俱裂，悲恸至极。海峡两岸亲人同声悲叹，相对唏嘘，寄予深切的怀念与哀悼。

    八叔忧国怀乡之情，我抄录其居台怀旧诗六首，就知他衷心良苦了。

    谁将折柬远招呼，长短相思每日无。

    挈取酒瓢诗卷上，一帆风雨过姑苏。

    梅花落尽杏成围，二月春风燕子飞。

    半世江南图画里，而今能画不能归。

    我家香国为乡国，想到花时意便销。

    长恨少陵无色兴，一生不解海棠娇。

    清泉石罅咽轻流，晚霭林边接远眸。

    绿黛山峦秋欲晚，青城回梦旧林邱。

    有余地处便栽花，秋月春风总怀家。

    最是五亭湖上路，万千竹绕两桥斜。

    万里还归故国山，溪边结得屋三椽。

    种梅负屋馀生了，月下花前伴鹤眠。

    1985年于四川内江

    在爸爸身边

    ——记台北摩耶精舍二三事

    张嘉德[98]

    巨幅《庐山图》开笔

    1981年，爸爸（张家侄辈对大千先生均称爸爸，不称八叔）已是83岁高龄。但他老人家仍然不服老，要绘制巨幅泼彩泼墨山水《庐山图》。这7月7日，《庐山图》开笔。那天天气晴朗，9时许，爸爸的三位老友相继光临。张岳军（张群）大伯由其长媳陪同来得最早，随后张汉卿（学良）、赵一荻夫妇和王新衡夫妇及其子媳也来了。爸爸画室中特制的大长画桌上，已铺上定制的长3丈6尺、宽丈余的白绢，王新衡的儿子拿着照相机对准画案，等开笔后摄下各种镜头。爸爸两侧由八婶和我分别拿好大笔，端着一碗墨汁，还有水碗和纸巾，护士小姐站在老人家的背后。只见爸爸在谈笑声中从容端起水碗把水泼在绢上，用大笔扫开，然后将浓墨汁向润湿的绢幅上缓缓泼去，再以大帚笔破墨勾画。只见墨汁随老人之手渐年渐化开散去，形成各种浓淡不同的山水轮廓。这期间，他时用纸巾，时用水，时用墨汁。因画幅太大，老人不得不来回走动。八婶和我一边随拿用品，一边还要随时推动放置绘画用具的小车，也跟着来回走动。当时，我可真紧张啊！大约过了两个小时，画绢上初步形成了，淡淡的各种山川的大轮廓。至于泼彩和细画，那就是以后的事了。

    帮助老友会见亲人

    台湾著名摄影家郎静山伯伯是爸爸多年的老朋友。他和在大陆的女儿郎毓秀分别数十年，再未见过面。1981年年初，朗毓秀去美国。郎伯伯很想赴美看望自己的女儿，只因家里一时难得筹集一大笔旅费，甚为焦急。爸爸晓得后，不声不响地赶画了一幅青绿山水中堂，我们全家人，包括学生和护士也为此画忙了整整三天。画成之后，立即托人出手，售得万元美金。然后爸爸请郎伯伯到家里，赠送与他，并催其从速起程。不久，爸爸得悉他父女已在美国团聚，无比喜悦。但我们很快又发现老人家的脸色渐渐变得阴沉并黯然泪下。我们谁也不敢问，也不敢劝说。后来才知道，这是爸爸在思念自己远在大陆的子女亲人，特别是在数月前，心智十哥为探亲到了香港，咫尺天涯，父子最终未能见上面，这怎么能不使老人家痛心落泪呢！

    重九登高观瀑

    1980年秋，八婶去了美国。临行将侍奉爸爸、照顾家事的任务交给我。到了农历九月初九重阳，爸爸兴致来了，要去登高一游。当时给我这个侄女确实出了难题。一来爸爸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再上山登高可不是“好玩”的事，况且八婶还再三叮嘱要我照顾好爸爸；二来爸爸感情丰富，登高望远，不免又要想起盛唐诗人王维的名句“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勾起他的思乡怀旧之情。可是爸爸的脾气我也知道，不依他是不行的，真是急死人了。幸好，在我左右为难之际，徐伯郊先生与著名摄影家胡崇贤先生来了，加上大师兄张效义和姜姐一起进行劝说，才算打消了他登山的念头。可是时逢重阳佳节，老人游兴不衰，登山不行，又要去一个离家不远的地方观看瀑布。他指着我说：“我这个侄女还没有去看过呢，一起去看瀑布吧！”就这样，大家立即动身。我和护士陪同爸爸坐一辆车，另一车坐的是友人和学生。这个地方虽说不远，却行车半小时。到了目的地，我们都被那壮观的奇景吸引住了，爸爸的兴致特别高。只见银白色的大瀑布，由数十丈高的山峰上陡直地泻下来，由于阳光照射，十分耀眼，水泻声隆隆震耳欲聋，说话都要放大嗓门。离瀑布不远处有山石，可以爬上去坐观瀑布。爸爸兴趣又浓起来了，他要大家挨个爬上去坐着请崇贤先生摄影留念。哪知后来爸爸自己也要上去照相，这可难坏了我们，因为登上去是有危险的，但老人非要上去不可，无奈，只得由众人半扶半拥让爸爸登上山石，拍了几张照。他得意地说：“今日重阳，登高观瀑亦一乐事也！”

    1986年春写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乐叙天伦事可怀

    张心瑞

    1963年5月，父亲在香港举行画展的时候，我带着小女儿肖莲到香港去看他。阔别了10多年的父女，从未见过面的外公和外孙，异地相聚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欢乐。我们到香港不久，画展就结束了。父亲要回巴西，我们原打算马上回内地，但是，至亲骨肉，乍见旋离，的确感到万分难舍。因此，临时又决定陪父亲同去巴西。我们在巴西住了一年多，直到1964年8月才回国。

    父亲在巴西圣保罗购置的庄园叫“八德园”。庄园的结构陈设都是中国式的，园里种植的花木以松树和杜鹃为主。他喝的是茶，吃的是按我国传统方法烹饪的饭菜，按照中国的传统和习惯过年过节，全家人在家里都说四川话。他曾经对我说过：山水是祖国的好，外国山水，人工培植的多，祖国山水天然磅礴，气象万千。对于有关祖国文艺的事情，他都很感兴趣，如他看到国内出版的黄宾虹等人的画册，认为祖国很重视传统的绘画艺术，加以整理出版，是很好的事情。他设法买了不少这类画册。父亲喜欢京剧，结交不少京剧名家。1963年著名京剧艺术家马连良访问香港时，父亲曾约他在香港电视台见面，并合影留念。在父亲的书房里，我还看到好几盘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演唱的京剧录音带。

    在巴西，我除了协助照料父亲的生活外，有时也向他学习绘画。他总是耐心地加以指点。对于刚满7岁的外孙女小莲，他更是爱护备至，经常教她读书、作画，带她去游山玩水。小莲也非常喜欢外公。祖孙之间，很快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们祖孙三代，形影不离，过着同享天伦之乐的幸福日子。

    我36岁生日是在父亲身边度过的。当时，父亲激动地拉着我的手说：“时光流逝何如是之速！与儿分别竟十四年矣！”言犹未已，声泪俱下。我在巴西时，偶尔亦作画，曾临摹父亲《岁朝图》，被老人家看到，加以点染，并题词其上：“拾得（我的乳名）爱女，远来省亲，温渍之余，偶效老夫墨戏临此岁朝图，颇窥堂奥，喜为润色之。爰翁并识。”

    流光易逝，叩别父亲的时间要到了，离情别绪很快又系于各人的心怀。尤其是父亲，此时此境，感触更多。在相处的最后日子里，父亲不仅给我画了许多画作为纪念，同时还特别给小莲画了一本包括山水、花卉、翎毛的册页和好几张较大的画幅，并在册页上写了200多字的题词说：“韶（这是父亲给小莲新改的名字）孙远来省亲……平时出入于溪涧间，甚快。一旦云归，不知今后能否再见，故画以送之，祝其康强，亦以自祝。”这段临别赠言，虽然遣词含蓄，但惜别之情，溢于言表，使我感动不已，更加深了对父亲依恋不舍的情感。

    临别前夕，父亲特意给小莲又画了一幅花鸟。小莲高兴地守在画案旁边看他挥毫。他画完之后，逗着小莲说：“这幅画，只送你一半，我也要一半哟。”小莲听了，莫名其妙，忙问外公：“怎么分得开呢？”外公装着正经地说：“把它裁成两半边就行了嘛！”小莲信以为真，连忙要求外公不要裁开，外公才笑着答应了她，而且在画上题道：“送一半，留一半。莲莲、莲莲你看看，到底你要哪一半？”这风趣的插曲，谱写了父亲和小莲之间多么深厚的情感。20多年来，小莲一直把外公送给她的册页和画幅珍藏着，时时展观，爱不忍释。这当中，也寄托了外孙女对外公的真挚怀念。

    1981年，我和丈夫肖建初去美国探望父亲。那时老人家已迁居祖国台湾省，因健康情况不佳不能赴美，我们又无法去台，骨肉亲情只有靠电波来传送。他老人家每隔三两日总来电话，与侨居美国的弟妹和我们长谈，对一家大小都要一一问个究竟；对于亲友故旧，特别是艺术界的老朋友，更要问个明白。如若老一辈的逝世了，还要问后辈如何？当时四川发生水灾，老人家每天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章，随时来电话问我们得到家乡的信息没有？要我们打电报、写信回家探询。后来才知道，当时父亲还让在宁夏工作的家兄心智将四川水灾情况从速电告。第一封电报发去，父亲嫌太笼统、简单，又让“详告”。据家兄谈，他再次做了详尽了解后，曾拍了一份过百字的电报，禀告那次水灾详情及由于当地政府组织军民全力抗灾抢险，家乡平安无事等情，老人家才放了心。

    那次去美国，我们是多么想见父亲一面呀，但最终竟不能一晤。1983年4月2日噩耗惊传，父亲竟舍我们而去，悠悠苍天，夫何言哉！我每思及此，悲痛之情真是笔墨难以形容。而今，只有巴西省亲的天伦之乐，将作为我今生最美好的回忆，永远铭记在心。

    乐叙天伦事可怀，梅丘难祭意难开。

    庄园松竹池亭影，时共亲颜入梦来。

    1986年于重庆

    回忆爸爸几件事

    张心庆[99]

    虚怀若谷

    爸爸张大千虽然别人推崇他是大画家、国画大师等等，但他自己从不承认。爸爸画了一辈子画，据我所知，从来没有自满和骄傲的时候。他在1972年“四十年回顾展”的自序中这样说：“先友徐悲鸿最爱予画，每语人曰：‘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也。’予闻之，惶恐而对曰：‘……是何言也。山水石竹，清逸绝尘，吾仰吴湖帆；柔而能健，峭而能厚，吾仰溥心畬；明丽软美，吾仰郑午昌；云瀑空灵，吾仰黄君璧；文人余事，率尔寄情，自然高洁，吾仰陈定山、谢玉岑；荷芰梅兰，吾仰郑曼青、王个簃；写景入微，不为景囿，吾仰钱瘦铁；花鸟虫鱼，吾仰于非闇、谢稚柳；人物仕女，吾仰徐燕孙；点染飞动，鸟鸣猿跃，吾仰王梦白、汪慎生；画马则我公与赵望云；若汪亚尘、王济远、吴子深、贺天健、潘天寿、孙雪泥诸君子，莫不各擅胜场。此皆并世平交。而老辈文人，行则高矣美矣！但有景慕，何敢妄赞一辞焉。五百年来第一人，毋乃太过，过则近于谑矣！'”爸爸对别人绘画艺术的尊重，不仅在我成年后耳闻目睹，深有所感，记得在我幼年时，有一次曾傻乎乎地问：“爸爸，到底是徐伯伯（徐悲鸿）的马画得好呢，还是您的画画得好？”“是齐伯伯（齐白石）的虾画得好呢，还是您画得好？”爸爸绷起脸，郑重其事地说：“爸爸什么都没画好，爸爸只是喜欢画。当然是徐伯伯、齐伯伯比爸爸画得好，这些是他们的专长，爸爸是向他们学的。你们娃儿小小年纪要尊重老前辈，以后不准乱说。”爸爸的话我一直牢记在心。后来我长大了，懂事了，才知道爸爸对自己的艺术，总是精益求精，从不满足；也才真正理解了爸爸的那次谈话。原来爸爸从来就是虚怀若谷。

    穷无立锥，唯有两手

    爸爸的朋友总以“富可敌国，贫无立锥”来形容爸爸，溥心畬伯伯曾把他比作李青莲，爸爸确实是有“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概。他一生酷爱收购名古画，只要他爱上的真迹，总是一掷千金，甚至借债也无所顾惜，所以有人送他“一身是债，满架皆宝”八个字。听母亲说，抗战胜利后，爸爸由成都迁居北平，想买一处宅院，苦于无钱，后有几位好友主动给他凑了50多根金条，并说妥了一处有40多间房的大宅院，可是到了付价交契的那天，爸爸突然变卦。房主很生气，爸爸说不是不肯买，而是不能买了，因为爸爸已用这50多根金条买了三张古画，两幅是董源的《江堤晚景》和《潇湘图》，另一幅是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均为难得的南唐时的名画，爸爸除了收藏古画外，还喜欢购置盆石花木，特别是他出国侨居海外和迁居台北后，在这方面所耗费的巨额金钱是很可观的。他每年都要让侨居在美国的葆罗弟去日本购买一次盆景。在日本时，有时他还要亲自去买。花店的人一见他的“大胡子”，马上抬高价钱，但是即使上当受骗，他也心甘情愿。郑曼青先生曾有诗赠爸爸：“旷古画家数二豪，张爰倪瓒得分曹。腰缠散聚且休论，百万相看等一毛。”可是，爸爸有时候口袋里却是一毛钱都没有。记得1944年我上初中时，有一次开学前我向爸爸去要学费，没想到他连女儿的几个学费钱也拿不出。爸爸说：“你们等两天吧，我身上的钱刚好送给一位比我还要穷的朋友了。爸爸没有钱，只有两只手！”他真是到了“贫无立锥”之地了。

    香港探亲琐记

    1963年暑假，我申请去香港探亲。那时爸爸住在乐斯酒店，每天都在忙着绘画。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位四川老乡，脚有点跛，看样子爸爸并不认识他。这人满脸愁云，无限感伤地作了自我介绍。原来他因残废被单位辞退失业，一家数口人流落街头，生活陷于绝境，来求爸爸帮忙。爸爸放下笔，听完他的叙说后同情地说：“听口音咱们是老乡，我也不晓得你的名和姓，但我很同情你的遭遇。在香港谋生没有一定的生财之道是不行的，我也是个不会生财理财的人，我就靠我的两只手。”后来爸爸给他画了两张画，让他卖些钱去开个“沙龙”（小茶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只见这位老乡，眼里含着激动的泪花，手捧两张画，连声道谢地走出了门。

    那次探亲，我带着5岁的小女儿小咪。她每天站在画案旁看爷爷画画，手里不时捡起一些裁剩下的小白纸条，吵着要爷爷给她画鱼。爸爸满足了小咪的要求，寥寥数笔就勾出几条似在水里游乐，神态各异的小鱼，小咪爱不释手。当时有位师兄买了一些汽车、飞机玩具送给小咪，故意逗她，要用这些玩具换她的“小鱼”，小咪一听马上摇着头说：“叔叔，您的汽车、飞机，百货公司都能买到；我的小鱼是爷爷画给我的，别处买不到，我不换。”当时，爸爸不禁哈哈大笑，指着小咪说：“别看她人小，你还骗不到她所爱的东西。”

    永远感谢廖承志老伯

    由于十年动乱，我和爸爸失去了联系，多年音信杳无，思念之情，难以言表。粉碎“四人帮”后，形势越来越好，我终日苦思冥想如何才能和爸爸取得联系。终于我想起了廖承志老伯。我想：给廖老伯写封信，他一定有办法帮助我。信发出后，我天天盼。一天，果然收到了廖老伯的回信，信中说，我们父女一个月后一定能取得联系。我喜出望外。真的在一个多月后，我就收到了爸爸的来信。1982年3月，我去美国探亲，住在葆罗兄弟家，只能同滞留在台北的爸爸在长途电话中互诉思念之情。当我向爸爸转达家乡亲友们对他的问候时，83岁的老父泣不成声，要我向亲朋故旧以及青城山的道友问好，并要我把他当年在青城山所画麻姑像和书写的“鸳鸯井”三个字的拓片寄给他，把他当年在上清宫庭院中亲手栽植的梅花拍成彩色照片寄去，还要我代他向颐居重庆的三嫂（我的三伯母）行三叩九拜礼（因他幼年曾受三嫂抚育）。谁知当我回国后遵嘱办完这几件事，正拟呈书禀告时，爸爸却一病不起，溘然与世长辞。噩耗传来，我真恨自己为什么不能早一步呈书奉告，以使老人家在弥留之际能得到来自家乡故土的安慰而含笑于九泉。

    1987年于四川成都

    此恨绵绵

    ——缅怀我的爸爸张大千

    张心裕[100]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与爸爸海天相隔分别30余年，我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爸爸，忍受着骨肉离别的痛苦，盼望着有朝一日，爸爸归来，父女重聚。可是盼来的却是1983年4月2日爸爸病逝台北的噩耗，怎不令人悲痛欲绝！

    回想当年，爸爸对我们的教诲和关怀，一桩桩、一件件，铭记在心，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也历历在目。记得1941年我读小学五年级时，爸爸去甘肃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我写信向他请安，信中写了错别字，如写“父亲大人膝下跪禀者……”，将“跪”字写成“跑”字。爸爸将我写的错字做上记号，改正后给我寄回来，并风趣地批评说：“跑禀者，就是边跑边说，这样对长辈尊敬吗？”从此以后，在爸爸的教诲下，我比较重视语文学习，尽量做到少写错别字。

    大约在1944年，我读完初中一年级的那个暑假，爸爸带领我们全家到灌县青城山避暑。这个假期我过得特别愉快，也很有意义。清晨，爸爸带着我，拿着画板和画架，走遍山峦，迎着朝霞写生画画。有时我站在爸爸身后看他作画，但多数时间是在读英语。他笑着对我说：“你不愿意跟老子学画，愿意在洋学堂念书。学英文也好，那就要认真地学。凡事只要认真，总归会有好的效果。”他老人家的话以及那种勤奋作画的精神，对我以后在学习上的长进，确实是起了很大的启发和鼓励作用的。

    爸爸还经常教导我们要热情待人。他说：“应该很好地帮助别人，因为帮助别人是一种美德。”“不要因为自己生活优裕，就看不起穷人。”他要我们对家中的佣人都要客气相待，所以我们兄弟姐妹从来没有对佣人发过脾气。我家在成都昭觉寺住的时候，家里还住了很多跟爸爸学画的学生，凡是男学生，我们就称他们某师兄，凡是女学生，我们就叫她们某师姐，相处十分和睦。

    每当过年，我就忆起在爸爸身边度过的愉快而热闹的除夕之夜。那时，我们全家大小（包括长住我家拜门学画的师兄、师姐）都围聚在他身边。辞岁完毕后，便在爸爸带领下开始做“对诗”和“对字”游戏。所谓“对诗”，就是由爸爸写诗的上一句，大家对答下一句；或是一句诗不写全，中间填空，看谁对得准、填得准。而“对字”则是由爸爸先写一个字，然后我们就写出同音字中的任何一个字，看谁写的字的意思与他写的相同，谁就赢了。有时，为了一个字或一句诗，大家争论不休，直到爸爸说出正确答案，并加以解释时，争论才停。那时我年幼，“对诗”我很少参加，有时也去乱猜乱填几次，偶尔也有碰对的时候。使我感兴趣而又有把握的还是“对字”。当我答对时，爸爸便以夸奖的口气说：“十二（这是我们这辈包括叔伯姐妹的大排行称呼），你有长进啦，不要再乱写乱用字了。”的确，这种游戏对我学习语文是有很大帮助的，尤其是在纠正错别字方面，这也是父亲对我严格教育的结果。

    最使我难忘的一件事情，是1948年夏天，我考上了华西大学（现在的四川医学院）药学系，爸爸非常高兴地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十二，你考上了大学，读药学系，毕业后就是药剂师了，你能有药把我的糖尿病治好吗？”在那段时间里，他每当见着老朋友时，都笑着告诉他们说：“哈哈！真没想到我的十二还能考上华西大学，以后就是药剂师了！”从他的谈话中，流露出他老人家对我的勉励、希望和爱抚。为了不辜负爸爸对我的期望，我在大学学习期间，总是以爸爸的教导为动力，暗下决心，刻苦学习，因此在所学专业上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回忆往事，记忆犹新。爸爸含辛茹苦，将我养育成人，使我毕生难忘。我现在是重庆西南制药一厂的工程师。但是，每当我想起爸爸在台北病重之日，虽然一水之隔，我却不能亲侍汤药；我虽然学了医药学，却不能按爸爸的愿望治好他老人家的糖尿病；30余年来，饱尝了亲人分离之苦，也未能最后见他老人家一面。每想到这些，我禁不住伤心落泪，悲痛不已，深感遗恨难填，抱憾终生！

    1985年于重庆

    南望何时拜梅丘

    苑仲淑[101]

    1943年秋，先公大千先生由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归来，路经兰州，住在西郊七里河吴家园鲁大昌家中。当时，我家也住吴家园，与鲁家斜对面，相隔很近。先父苑沙华和鲁家素有交往，从而结识了大千先生。吴家园滨临黄河，有几十户人家，当时远近传闻，都知道鲁家来了一位长胡子的大画家。

    一天傍晚，我和妹妹放学回家，一进院门就听见父亲和一位四川口音的客人在谈话。我俩蹑手蹑脚地跑到窗外向里张望，只见一位慈祥的长者，双目炯炯，一脸大胡子，一身黑色长袍，谈笑风生。“肯定就是那位大画家！”我和妹妹都激动地悄声说。这时，父亲朝着窗子喊我们进去施礼，我们又喜又惧地向张伯伯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父亲介绍说：“她俩的美术教员就是您的高徒刘君礼先生。”大千先生听后爽朗地笑了几声说：“那好嘛！跟你们刘老师好好学画，将来学好了，我收你们作再传弟子！”可惜，我们姊妹都没有这天分，也没有在这方面下苦功，辜负了他老人家一片好心。那晚，我随父亲送张伯伯出门时，已是暮色苍茫，我一直凝望着那飘飘洒洒的背影消失在路旁一行白杨树的尽头。

    一面之缘！我和先公只有这一面之缘。不久，他在兰州开完画展就回四川家乡了。数年后，听说大千先生去印度讲学并云游海外。他老人家去国离家30余年，终于没能回来让我们子媳晚辈们再拜上一拜！只有43年前那长髯拂拂、慈祥和蔼的面容，那黑色长袍飘飘洒洒的身影永远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那年，先公曾给父亲绘赠山水中堂一帧，可惜已毁于十年动乱中。

    1982年7月，我和心智回四川家乡探亲，专程去灌县青城山一游。先公大千先生于1939年曾举家居住青城山最高的一座道观上清宫两年多，在那里带领门人子侄潜心写生习画。我们那次也是专为访旧而去的。先公高徒胡梦痕师兄的夫人，不辞辛苦陪我们同游。幽幽青城，名不虚传。据说，青城山是道家的发源地之一，天师洞、建福宫、上清宫等道观倚山而筑，气势雄伟，夹道树木葱茏，浓荫蔽日，满山滴翠，各色野花点缀其间，确是写生作画的好地方。我们拾级而上，当爬到距山顶不远的上清宫时，已是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这里道观的一位女道长和主持等听说我们是大千先生的亲属时非常高兴，热情地招待我们。当时心智指着这四合院的上房和一侧厢房（约有十间）激动地告诉我们：“这就是当年爸爸带领师兄们习画的地方，这是他的画室。白天有时候爸爸和师兄们常外出写生，满山遍谷地搜集素材，晚上就在这画室里作画，两盏菜油灯伴着他经常熬到深夜。”心智又高兴地指着院中那一片已长到一人多高的梅花说：“爸爸最喜欢梅花，所以搬来不久就亲自动手带领我们在这儿种了不少红梅和绿梅。如果爸爸能回来看看他亲手栽种的梅花已长得这样喜人，该会多么高兴啊！”说到这里，心智似乎无限感伤地说不下去了。我们凝望着梅花，相对无言地伫立了一会儿。心智像记起了一件大事，急忙领我去看“鸳鸯井”和“麻姑池”。在山门内的二道门左侧院中高台上有两口井，据说下边的井水是相通的。井台上竖着块1米多高的石碑，上刻“鸳鸯井”3字，是先公亲笔所题，笔锋苍劲有力。麻姑池坐落在进入上清宫后，右侧的一个小院里，是一个直径六七米的正方形水池。池边竖立一块近2米高的大石碑，上面刻的是先公当年为该池绘制的麻姑仙子像，线条流畅洒脱，造像丰腴柔美，虽经40余年风吹日晒，仍清晰如新。当时，我们在这些值得纪念和留恋的地方都一一摄影。

    傍晚，我们来到天师洞，准备在这里留宿。只见这儿殿堂高大瑰丽，雕梁画栋，灯火辉煌，供案前香客不断，焚香膜拜，青烟缭绕，煞是热闹。易大师等几位主持似乎早已得知我们是大千先生的子媳，竟为我们准备了一桌丰盛的素筵，还尝了他们自制的橡子酒。陪我们同来的胡嫂嫂是这里的熟人，她说：“大师们日夜想念八老师（指大千先生），这也是他们的一点心意，就不必客气了。”后来，我们在易大师房中还观看了先公不久前给他们赠送的两帧画（人物、荷花各一幅）。易大师激动地说：“这两张画是八老师托人由台湾带到美国交女儿心庆带回来的，真是不容易。说明八老师虽然离开这里几十年，但仍然想念青城山，还惦记着我们这些出家人！”

    那晚，我们住宿在大殿旁边的单间房里。刚睡下，就听窗外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雨越下越大，雨点打在这幽谷的树丛中，一片哗哗声，真是夜雨敲窗，难以入睡。我们索性披衣坐起。雨声中，我又听心智讲述了当年先公在青城山时几件胆识过人的往事：

    “1940年夏，我们还在青城住。有一次，爸爸和著名画家黄君璧先生游峨眉山，带我同去。回来途经成都已是黄昏时分，本应在那里留住一宿，但爸爸执意要在当晚赶回青城。于是我们父子2人便乘最后一班公共汽车，在晚9时多到了灌县，又在县城吃了晚饭。这时店铺都已关门，买不到电筒，摸黑走路不说，糟糕的是马家渡晚间停止摆渡，要过岷江，只有绕道‘二王庙’下边过索桥。当时的索桥全长约650米、宽约2米，系用几股竹索撑拉，桥面铺上木板，人走在上面左右摇晃，加之，有的木板因年久破烂只剩半节，很不牢固，稍有不慎就会失足掉入江中。我刚一迈步就腿软心跳，被江水激流声吓得蹲了下来。但爸爸却毫不介意，一手提着个小箱子，一手将我拉起，让我放大胆紧随他的脚步。就这样，在那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在那震耳欲聋的哗哗流水声中，我紧拉爸爸的手，踉踉跄跄、左歪右斜地向前移步，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而爸爸却如走平地，硬是拖着我从从容容地过了索桥。待到爬山回到上清宫时，已经是凌晨2时多。

    “又一次，记得是个秋高气爽的傍晚，青城山上已是景色朦胧，爸爸、妳妳（妈妈）带领我和妹妹心瑞、弟弟葆罗到上清宫前面的旗杆石（据说是明代张献忠起义军插过旗的一块巨石）附近散步，突然从不远的一条深沟里传来了豹子的吼叫声，我顿时毛骨悚然，妳妳和弟妹们也都吓得慌了神，只有爸爸镇定自若，让我们都回去，他要留下看个究竟。妳妳拗不过他，只好领我们先走。到家后，每个人都提心吊胆地盼着爸爸快回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大约半个时辰后，妳妳正急得六神无主，不知所措时，却见爸爸面带笑容，安然归来。爸爸说他躲在一棵大树后面想等豹子出沟，但总是只听吼声不见豹子的踪影，后来吼声越来越远，他才失望地回来。”

    心智讲到豹子，又想起了一件事，他接着说：

    “爸爸不仅在苏州网师园和我二伯父养过虎，还在青城山养过一头豹子，记得是一位朋友送的。开始只是头十来斤重的小豹子，后来经我们喂养，长成了一头约二米长、重五六十斤的大豹子，毛光色美。爸爸和我们在青城山散步时，它总是跟在后面。爸爸作画时它就卧在画案下，夜里则睡在爸爸的床底下。开始，我们弟兄姊妹怕它咬人，总是望而生畏。但是爸爸常对我们这样说：‘人们都很怕老虎和豹子，认为它们会伤人、吃人。其实这些动物是可以在家养的，就像养猫、养狗一样；还有人说养这些虎豹必须从小把它们的门牙敲掉，才不致有危险。可是事实证明我过去和你们阿爸（二伯父）养的老虎和这头豹子都没有敲掉它们的牙齿，也没有关在铁笼里，你们看，这豹子不是和我们生活得很好吗？’但是，爸爸说他决不养狼，并说：‘人们在吵架时常骂对方是狼心狗肺，事实上狼确实是最残忍、最忘恩负义的动物，你辛辛苦苦把它养大，到头来，它会毫不客气地反咬你一口！”

    心智讲完了，虽是几件平凡的往事，却使我久久沉思，深觉先公大千先生是位有胆有识之人。他那胆大心细、临危不惧、从容排难的作风和气度，令人敬佩。

    窗外雨声小了，但又起了风，刮得山林树木呼呼直响。我们睡意全消，想起了白天看到的上清宫、梅花、鸳鸯井、麻姑池，先公那苍劲的题字，那飘洒的麻姑仙子像又浮现在眼前。睹物思人，感慨万千。在风声、雨声中，我们作了两首感怀小诗：

    依然旧时老厢房，燕子衔泥入画廊。

    麻姑池水空自绿，鸳鸯井侧梅凝香。

    曾记当年上清宫，朝霞暮色画青城。

    天高海阔人隔远，空留梅花寂寞红。

    我们原准备将这诗和在青城的拍照寄给台北的亲人，想老人家看了一定又高兴、又激动。遗憾的是后来这部分底片在邮寄途中丢失。翌年春，竟传来了老人溘然长逝的噩耗。“天高海阔人隔远”的怀念之情又化作生离死别的哀痛。先公骨灰安厝于台北“摩耶精舍”院内“梅丘”下。“梅丘”，这块不平凡的巨石，尽管我们从照片中见了千百遍，但真正的“梅丘”却是咫尺天涯，可望而不可即。但愿类似这样的人间悲剧早日结束。南望何时拜梅丘，想来已为时不远吧！

    1986年于银川

    附：缅怀先公张大千先生

    苑仲淑

    颂先公画业

    天涯海角自在游，

    飞墨纵横遍五洲。

    神笔涂尽人间色，

    光彩袭人照千秋。

    *

    大笔淋漓绘《庐山》，

    《长江万里》巨浪翻。

    非经毕生丹青苦，

    挥洒长图岂等闲。

    *

    写罢《庐山》气如虹，

    潇潇洒洒去无踪。

    人间已是云游遍，

    何处仙山留阿公。

    *

    墨有余香笔断魂，

    画堂寂寂画帘沉。

    留得满园桃李在，

    点染江山自有人。

    西江月

    大笔纵横淋漓，倾盆泼墨泼彩。

    沱江乡土育英才，飞墨五洲四海。

    一代艺坛宗师，丹青矢志不衰。

    大风堂前桃李栽，景色还看后来。

    纪念先公逝世三周年

    去国离家几度秋，

    儿孙日日盼归舟。

    未偿夙愿公先去，

    南望何时拜梅丘。

    *

    云高路断奈何天，

    一水盈盈欲渡难。

    阿公仙去遗恨在，

    魂归夜夜绕巴山。

    *

    先公遗泽代代传，

    墨宝无价情无边。

    亮节高风懿德重，

    留得清白在人间。

    *

    仙游乍去已三春，

    杖履飘飘入梦频。

    且待山河一统日，

    儿孙扶柩故乡行。

    1986年于银川

    缅怀大千世伯

    荷钱谢钿

    张大千世伯是先父谢玉岑的挚友。我早在少年时见到他画的石绿山水，便神往不已，但一直没有机会叩见。直到1935年，先父卧病回故里后，我才在常州观子巷家中第一次见到世伯。不过当时只远望而未能近就。因为世伯从吴门来常州探望父亲，当日往返，行色匆匆，一到我家便进入先父卧房，叙谈作画不稍歇，直到火车临开才匆匆离去。先父视世伯的画如性命，与世伯会面更是他病危时最大的安慰，一刻千金，我们从不敢进房相扰。1936年先父弃养，世伯亲莅送葬，我又一次见到世伯。

    抗战后，我入蜀求学。1938年世伯携全家回成都，途经重庆，稍作逗留，邀我叔父谢稚柳先生（世伯挚友）、婶母端如夫人及我与他相见。那天，我在他寓所见到满屋子的人，一时也记不清名号和称呼，其中雅各（世伯长子小名）极像世伯，我一下便把他记住了。后来雅各回成都上了天府中学，跟我通信，称我“钿姐姐”，可惜他不久便病殇了，每当我想起世伯，便同时想起雅各世弟。

    1940年，世伯又来重庆，常来国府路我叔父家中，我始与世伯相熟起来。记得一次世伯兴致极高，言谈、作画之余，曾亲下厨房作肴飨客，还亲授我烹调之术。他对色、香、味都极讲究，从洗、切到下锅、火候都有严格要求。记得当时我学了两样菜的烧法：一是红烧肉，肉块切成长方形，每块将近二两重，先以红茶将肉煮沸，使肉块成浅红色，然后倒净茶水，另放少量清水，加以酱油、葱、盐等调料，用文火焖至烂。二是烧鲫鱼，对鱼的洗法至关重要，开肚前要先去鳞，洗净；开肚后，小心取出鱼肠，不要弄破胆，不能下水洗；下锅时油要热，稍煎便下豆瓣酱、葱等作料及少量清水。这样烧的鱼吃起来肉嫩、味鲜。40多年来，我曾多次采用此两种烧法作肴飨客，而每次烹调时总不免引起我对世伯的怀念之情。

    就在那次相聚时，世伯为我画了一幅水墨荷花，内有一朵盛开的白莲，水中有如钱的小叶，题词谓：“门外野风开白莲。”世伯作此画有纪念先慈素蕖夫人之意，而且也把我的名字“荷钱”入画了，很有意思。我把它视作珍宝挂在卧室中，不料被婶母的一位女友看中，借去临摹。世事沧桑，那幅珍品再未回到我手中。

    一次，世伯在成都开画展后，远寄重金500元至沪，馈赠我家，代其亡友赡养高堂，抚养遗雏，情谊感人。我外祖父钱名山先生曾作诗盛赞世伯风义高千古，我也始终不忘世伯对我们的恩情。

    世伯仙逝了。当年世伯悼念先父曾有“安得起九泉为我歌吟”之悲叹，现在世伯与先父当已在九泉相会，又能一面一诗抒怀如当年了。生死友情，永垂千古。写此短文，聊志思念之忱。

    1986年于海南岛

    深切怀念我们的爸爸——张大千

    张心庆 张心裕 张心珏[102]

    1983年4月2日，我们的爸爸——张大千在台湾不幸逝世。噩耗传来，我们万分悲痛。

    我们虽然只在爸爸身边生活了20余年，但是他献身艺事，奋进不懈的精神，对儿女巴心巴肝的爱，对祖国、对故乡的无限深情，却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爸爸是一位卓越的艺术家。他在漫长的艺术生涯中，苦心志，劳筋骨，不避艰苦，从事国画的创作和研究，为祖国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探索国画艺术源流，带着心智十哥和弟子两赴敦煌，在黄沙滚滚，不见寸草的荒岩上，面壁临摹，从古代壁画中汲取丰富的艺术营养。著名书法家沈尹默老伯曾写诗一首对他在艺术上的艰苦求索精神，倍加赞赏。由于爸爸继承传统，师造化，得心源，铸成了独特的国画艺术风格。

    爸爸是一位慈祥的父亲，他含辛茹苦将我们养育成人，就是在他离开家园，飘零异国他乡的30多年里，仍时刻心系儿女，对我们恩重如山，我们永远不会忘记。1930年，心瑞患重病，爸爸在大连知道后，心急如焚，马上叫妈妈赶回上海照看，并深情地题诗念道：“三岁吾娇女，爱怜如左思。存亡未可卜，去住定何之。万里归慈母，千金市国医。远凭先世泽，应得免凶危。”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爸爸远在海外，还设法从万里之遥修书带钱回成都，对家中生活妥善安排；我们永远不会忘记，1982年，心庆赴美探亲，爸爸想见女儿不成，便从台湾托人将自己精心绘制，留以自怡的一幅《春畦图》带给女儿，以作存念。这一桩桩、一件件，饱含着爸爸对我们深深的爱，浸透了爸爸的一片骨肉深情。然而，海峡阻隔，咫尺天涯，我们却生不能为老人家尽孝，死不能为老人家送终，心感万分罪疚，只能引领东溟，痛哭长天，来寄托我们的哀思。

    特别令人追念的是在羁旅异国异乡的岁月里，爸爸日夜想念祖国，思念家乡，怀念亲人。20世纪60年代，爸爸旅居巴西圣保罗，曾以能买到一本祖国大陆出版的《黄宾虹画集》，能看到一部国产故事片《野猪林》，而倍感亲切和欣慰。同时，他也为蛰居“八德园”，举首无家山，接目无亲人，而深感投荒异国的凄楚。他曾写诗哀叹道：“不见巴人作巴语，争叫蜀客怜蜀山。垂老可无归国日，梦中满意说乡关。”对祖国无限向往，对故乡无限眷恋。1978年，爸爸回到祖国的台湾省台北市定居后，由于岁值垂暮，他倍加思念故乡，想念在祖国大陆的骨肉亲人。1979年，他在一幅梅花图上题道：“百本栽梅亦自嗟，看花堕泪倍思家。”画上的朵朵红梅，凝聚着老人家的滴滴怀乡思亲老泪。1980年，爸爸得知人民政府给我们的堂兄张心义落实了政策后，至为欣慰，马上画了一幅迎春茶花图送给心义，并在画上题句抒怀：“见报后，知汝已平反，改职龙泉驿，私心稍慰。”但是，一想到家乡他的两个兄长，老人家不禁怆然，又在题句中发出悲叹：“三叔今年96岁，四叔95岁，愚叔已81岁矣。老年兄弟不得一见，奈何奈何！”1981年7月，四川遭受特大洪水灾害，爸爸知道后日夜不安，几次打电话询问亲人，成都淹了没有？重庆淹了没有？内江淹了没有？三叔住在龙泉驿淹了没有？让速发电报，详细禀告。1982年，爸爸听说知名画家张采芹老伯健在，回味旧事旧情，怀旧之意涌上笔端，即兴给老伯画了一幅垂丝海棠，并在画上题诗：“锦绣裹城忆旧游，昌州香梦接嘉州。卅年家国关忧乐，画里应嗟我白头。”不仅如此，在这前前后后，爸爸还多次托人传书带信，要故乡“天府”的肥泥沃土，要川剧《白蛇传》的录像带，要青城山道人用的棕拂尘，要桑梓地内江的蜜饯……当这些散发着故土芬芳的东西，越过千山万水，送到他手上的时候，老人家见物生情，感慨万端，又伤心地哭起来。

    我们今生再也不能与爸爸团聚，再也不能伴随他老人家用丹青妙笔去描绘祖国的大好河山。痛定思痛，我们只望祖国早日统一，海峡两岸的骨肉同胞早日团圆，再不忍看到他们像我们这样饱受骨肉分离之苦。我国民间有这么一种说法；人逝归天，五日能上望乡台。我们此时此刻，多么希望爸爸在天之灵能遨游家乡，与我们在梦中相见！我们更希望，爸爸的骨灰能早日从异乡台湾省运回他的故乡四川省内江市，安葬在老人家生前神驰遐想的沱江之滨，“大风堂”下。

    198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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