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回到巴黎,他下定决心要俘获德·韩斯卡夫人的芳心。可此时的他依然债务缠身。为了尽快摆脱窘境,他又找到了一个出版商——贝克夫人,她答应为巴尔扎克12册的《十九世纪风俗研究》预付2.7万法郎。这笔钱对巴尔扎克来说仅够缓解债务危机,他必须夜以继日地埋头工作,才能够走出经济困扰。
无疑,德·韩斯卡夫人成了他忘我工作的动力,为着这个动力,他不只要在量上尝试着超越从前,并且还更加注重艺术和道德方面。因为他知道德·韩斯卡夫人很不喜欢像《婚姻生理学》这种轻浮的作品,他还担心《谐趣集》这类作品又会破坏他纯洁、浪漫的情人形象,而《乡村医生》又太严肃,不适合大众读者的口味。此时他完成了《欧也妮·葛朗台》,这是他不朽的巨著之一,证明了他的艺术天才和凡人的性格。
大多数文艺界人士极力渲染自己的风流韵事,唯恐世人不知,而巴尔扎克却对德·韩斯卡夫人的事情守口如瓶,甚至10年之中,连他最亲密的朋友都不晓得有她的存在。
也许是为了多赚钱好尽快摆脱经济困境,也许是想向德·韩斯卡夫人证明自己是值得她托付的人,巴尔扎克在以后数月里的文学作品超越了从前所有的成就。但是,极度的疲惫让他意识到过度消耗精力和生命的恶果,他曾担心地说:“我开始害怕了,恐怕自己在完成既定的伟大任务之前便已精疲力尽。”
担心过后,他却继续一本接一本地写作,而且都是上乘的作品。他在40天之内完成了《高老头》,此外,还有《绝对探求》《三十岁的女人》等。同时,他还在脑海中勾画出了《幽谷百合》的大要。这些还不是他的全部产品,他还在重排早期的小说,与其他人合写剧本,撰写了《十九世纪法国作家书信集》,并忠诚准时地寄出500页的信和日记给他的心上人。
巴尔扎克知道秘密通信不可能一直持续,为了保证能与德·韩斯卡夫人长期通信,他不得不改变策略以适应情况需要。再次写信给德·韩斯卡夫人的时候,信中的内容必须要保证是能够公开的、韩斯卡男爵也可以阅读的。
韩斯卡夫妇的意大利之旅在夏季里结束了,他们继续前往维也纳,打算在那儿过冬。等到来年春天,男爵一家便要回俄国。若想强化两人之间的密约,他一定非得再见她不可。于是他借口朋友们都劝他去看看阿斯本瓦加朗战场,以便给《战斗》这本小说作结尾,他因此决定上维也纳一趟。
冬天过去了,第二年的4月转眼来临,巴尔扎克却迟迟没有动身。虽然他已经完成了《高老头》和另外三本小说以及一系列的短篇故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文学成就,并且收入了一笔可观的报酬。但他已经奢侈成性,辛辛苦苦换来的稿酬转眼间便落入了珠宝商、服饰商和装潢商老板的囊中。
在德·韩斯卡夫人再也想不出理由让丈夫留在维也纳之际,巴尔扎克终于带着他的一部作品于5月抵达维也纳。德·韩斯卡夫人自然无法想象,巴尔扎克此行的费用都是靠典当张罗到的。
生活上的困窘无法湮没巴尔扎克在文学上的才华,现在,连最刻薄的文学评论家也坦然承认他的确是个天才。只要有消息传出说巴尔扎克有新的小说要出版,立即就会引来大批的出版商。可是这位不朽的文学巨匠却太过执迷于他的贵族身价,尤其在德·韩斯卡夫人告知他,维也纳上下正焦急地盼望他来到。巴尔扎克心想,德·巴尔扎克先生可不能跟文学界的那些可怜的靠文字糊口的文佣相提并论。于是,他按照自己的审美和品位把自己装扮得十分尊贵华丽,还特意订购了一辆豪华的马车,画上巴尔扎克家族的徽记,又请了个穿制服的随从,整个阵势与公侯出游相比也毫不逊色。这些奢侈的行为共花了他1万5千法郎。
男爵家住在富丽堂皇的维也纳外交官官邸,他们替巴尔扎克在邻近的旅社订了房间。如今的巴尔扎克已经成了维也纳人的偶像,奥地利最显赫的贵族们都竞相邀请他去自己的府邸做客。很可惜巴尔扎克不能一一接受邀请,德·韩斯卡夫人需要他出现在她的社交圈里,她偶尔也介绍波兰贵族给他认识。此外,他没见任何作家或学者,只去看了一位有男爵头衔的东方学家,这位东方学家还送了一个东方护身符给他,在巴尔扎克后来的日子里,他一直十分迷信地保存着这个据说能给他带来好运的护身符。
在这异国的城市里,巴尔扎克完全享受到了文学成就带给自己的好处,那些赞许的话语竟都出自他平日最敬慕的人之口,这让巴尔扎克不免有些陶醉。
但现实总是不断地提醒他,自己还是无法纵情声色的,巴黎还有许多账目要等他结清。不久后,男爵一家打算离开维也纳,动身去意大利,继续他们的旅行。巴尔扎克则借此时机与他们告别,回到巴黎继续他的工作。
牢狱之灾
从维也纳回来后的巴尔扎克连连遭逢各种不幸。首先是家庭上的,他的姐姐病了,姐夫家在经济上也出现了问题。而且祸不单行,他们家里一向游手好闲的小弟亨利竟从印度带回来一个比自己大15岁的老婆,作为伟大而有力量的哥哥,巴尔扎克必须为这个不长进的弟弟找一份工作,同时,也是时候偿清母亲的旧债了。此时,巴尔扎克的初恋柏尔尼夫人也病得十分严重,她的家庭也连连遭遇不幸,在失去了一个儿子,女儿又精神错乱之后,她已经气若游丝,无法再给巴尔扎克任何协助或忠告了,更加没有气力为他阅读校样。
巴尔扎克长久以来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那就是要求出版商预付一定的报酬,他会在规定的时间里如期交稿。这种极具强迫性的工作安排方式是很危险的,很多朋友都劝他,不要再安排这种毫无保证的事情。但对巴尔扎克来说,文学信誉是自己目前唯一拥有的,而强迫出版商预先付钱给他,则是文学信誉赐予他的权力,使他有一种可以操控其他人的快感。他常把仅有书名而还没开始动工的小说出售,也许他正需要这种不得不在规定期限内交稿的鞭策,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文学潜能。
离开巴黎赴维也纳之前,巴尔扎克已经收取了所有的定金,还卖了用假名圣·沃班时写的旧小说的再版权,又把一本名为《一个新婚少妇的回忆》的新书的连载权卖给了一个杂志,而这本书还仍待赶写,而另一部书的出版商布洛兹又催讨《塞拉菲达》这部书的结局的续稿。
不幸的是,巴尔扎克在维也纳虚荣浮华的诱惑之下,虚掷了大量宝贵的光阴,导致出版商布洛兹不得不中断书的连载。更糟糕的是,巴尔扎克已经对《一个新婚少妇的回忆》这个故事失去了兴趣,连一行字都写不出来了。但维也纳之行也触发了巴尔扎克的灵感,使他萌生了构筑一部新小说的念头。于是,他向布洛兹提议,以一部名为《幽谷百合》的小说来取代之前承诺过的那本《一个新婚少妇的回忆》。为了证明《幽谷百合》的可行,他特意从维也纳寄来第一次的连载稿。
布洛兹同意了,《幽谷百合》的首次连载也已付印。但他认为自己因为巴尔扎克之前的毁约受到了损失,他有权利去挽回。当时圣彼得堡有一份叫《外国杂志》的刊物,专门刊登近期的法国文学作品,而且大多数是与巴黎出版界同时出刊,偶尔还先于巴黎出刊。于是布洛兹将《幽谷百合》的校样卖给了《外国杂志》,与巴尔扎克合作的《两世界杂志》与《巴黎周刊》中的作品可以在《外国杂志》上刊登。回到巴黎的巴尔扎克得知了这个消息,他怒不可遏地去找布洛兹讨说法。但是,《幽谷百合》第一次校稿已被布洛兹送走了,而且早被逐字逐段地印了出来。巴尔扎克向来把第一次排稿只当做是他的草稿,而这次却没人向他请示一句话,便将还需要经历五六次乃至七八次修改的稿件印了出来。在他收到一份《外国杂志》之后,他看到自己的新小说以粗制滥造的形式出现,并且带有许多技巧上的缺点和笨拙的文句,这些都是他不愿让读者们看到的。巴尔扎克的愤怒可想而知,当然,他的愤怒不单纯是因为金钱方面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的名望受到了影响,而他作为艺术家的纯洁也受到了污辱。巴尔扎克于是与布洛兹断交,并控告《两世界杂志》。
听到这个消息,巴尔扎克身边的朋友们都吓坏了。毕竟布洛兹控制着法国最有力的两份杂志,巴黎大部分的作家和新闻记者都直接或间接地仰仗于他。他可以调动各大出版界力量,要他们出面作有利的证供。而巴尔扎克在文学家和出版界中人缘极差,这几乎是公认的,如果真要因为此事对簿公堂,许多作家们将会借机不择手段在各大报章杂志上取笑他。他一个人要面对来自各方的无形力量是不可能的,想要赢得这场官司几乎也是不可能的。就算能够胜诉,从现实来讲,巴尔扎克还是会受到损失的。
尽管朋友们好话说尽,巴尔扎克还是决意要打这场官司,所有关于艺术完整的事情,巴尔扎克绝不会妥协。维也纳之行增强了他的自信,使他了解他的伟大地位在自己国家被恶意和妒忌掩盖了,此时的他已经清楚地了解了自己的地位和力量,他要给狡猾的巴黎新闻界一次有力的反击。他拒绝了任何的调停,果断地向布洛兹和《两世界杂志》提起诉讼,布洛兹也反诉巴尔扎克拿了预付稿酬却没有履行契约。这场官司从法院闹到新闻界和文学界,在巴黎轰动一时,布洛兹果真动用了一切力量,在报章杂志上用最恶劣的话语来诋毁巴尔扎克,揭露他的私人生活,嘲笑他自封贵族头衔,泄露一些他早年那些出卖身份的作品,不仅如此,布洛兹还到处宣扬巴尔扎克总是喜欢跟人借债,对他的人品进行讥讽。在布洛兹的带动下,当时法国的很多知名作家都开始对巴尔扎克口诛笔伐,其中包括大仲马等人,只有雨果和乔治·桑拒绝盲目附和,没有加入到布洛兹导演的这场闹剧中去。
这场官司最终以巴尔扎克胜诉告终,法庭判决,作家若是无意或无力完成所许诺的作品,不得被强迫对出版者或编辑作补偿。同时,巴尔扎克要把他从布洛兹手中支取的稿费交还。案子宣判时,巴尔扎克赢得了精神上的胜利。官司虽然胜利了,可巴尔扎克却损失了一笔金钱和数周宝贵的时间。
不过这场官司也让巴尔扎克懂得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要获得权力,人们才会留意你。想要在某一领域立足,仅靠独立是不够的,还要想办法让别人依靠你,只有让别人感到你会因为他们的弱点对他们构成威胁时,你才能成为他们的主人。
巴尔扎克想拥有对舆论的支配力量,他知道自己在读者心目中占有很重的分量,而当时的法国作家中,巴尔扎克拥有的读者数量是最多的,他觉得是时候组建一支自己的舆论机构了。此外,他的政治热诚仍未消失,巴尔扎克一心想要进入国会,成为名副其实、不会受人指摘的法国贵族。这样一来,办一份能帮助自己宣扬政见的杂志更成了当务之急。自1834年以来,巴黎便有一份名为《巴黎纪事报》的小刊物,这份刊物每星期出两次刊,不太为大众所熟知。巴尔扎克想,自己如果在这份刊物上定期投稿,将自己的作品刊登在上头,《巴黎纪事报》的公众认知度还怕上不去吗?
于是,巴尔扎克与人合伙买下了《巴黎纪事报》,自己握有绝大部分的股份,并负责提供资金使刊物继续发行。他请了两个年轻有为的编审,其中一位名叫德奥菲·高迪埃的还与巴尔扎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巴尔扎克于1836年正式成为《巴黎纪事报》的主编,《巴黎纪事报》刊登的政治、文学及论战性的文章大多出于巴尔扎克的手笔,此外,巴尔扎克还另外增添了他写的一些高品质的短篇小说。在这期间刊登的《无神论者做弥撒》是巴尔扎克在一夜之间写就的,此外还有《禁治产》《古物陈列室》《法西诺·加涅》《受辱的耶稣像》以及《埋没的殉教者》。为了增加报纸的销路,他不惜下血本做大规模的宣传。他花了几天时间在卡西尼街设宴招待文学界最有影响力的人士,为了这几场宴席,巴尔扎克挥金如土,而此时,法庭的监守官还一直在向巴尔扎克催讨已经欠了两季的房租。
可是巴尔扎克卖力地宣传似乎并不见效,《巴黎纪事报》的业绩平平,很多股权人都悄悄地把股份脱了手,巴尔扎克也早已不似当初的雄心万丈了。未到年终,《巴黎纪事报》便垮了,巴尔扎克非但没有收获舆论力量,还为自己增添了4万法郎的债务。
打官司失了钱财和精力,办报刊又背了一身债,巴尔扎克可真是祸事连连,不过这些不幸也只是个开端而已。
巴尔扎克有位旧相识名叫维德,他经历一番打拼后开始自立门户,于是说服巴尔扎克投效他,而巴尔扎克此前已经与贝克夫人签订了契约,要投效维德便要交出积欠贝克夫人的未写的书稿。但维德的资金不足,巴尔扎克只好自己出资出版新版的《谐趣集》,这样可以获得3500法郎。他东借西借,总算把书全部打印出来,只等装订,却没想到库房起了一场大火,3500法郎就这样随着这场大火烟消云散了。
走投无路的巴尔扎克只好带着自己所有值钱的家当,连夜搬到了一处秘密住所躲了起来。来访者必须通过一系列的暗语交流才能见到他本人。
也许是出于骄傲,也或许是恶作剧,巴尔扎克竟敢公然藐视国法。根据新近颁布的一项法令,人人必须服一段时间的兵役,巴尔扎克却拒绝承担这个义务。对他来讲时间实在是太宝贵了,像他这样伟大的文学家,如果放着大把大把的写作和印刷的时间不顾,跑去荷枪实弹地站岗放哨,简直是对他人生价值的亵渎和压制。
其实以巴尔扎克的名人身份和在文坛上的地位,只要他稍稍打点一下就可以免除这次兵役。可巴尔扎克却死硬地拒绝应招,一副他不服兵役是天经地义的架势。在经历了三次应招之后,国民警卫军纪律委员会便判了他8天的监禁。当警察来到他的寓所拘捕他时,发现巴尔扎克早已不见踪迹。
然而,巴尔扎克最终还是被捕了,他被迫坐在一间吵闹的下层阶级罪犯被关押的集体牢房里,夹杂在来自下层社会哭喊叫闹的人犯当中。他唯一能获得的特权便是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以便在服刑期间能够专心修改校样。
狱中的巴尔扎克幽默、随和的天性一丝不减,从他给德·韩斯卡夫人的信中可以看出,他非但不觉坐牢是羞辱,反而还很高兴,政府对他的监禁替他挡住了烦扰不休的出版商。
在厄运不断的半年时间里,巴尔扎克勇敢地承受了命运接二连三的打击。偶尔,他也会发出疲惫和软弱的呻吟,“我真是在谋害我自己”,“我的头像疲惫的老马一样垂了下来”。在这段期间里,他的身体状况也亮起了红灯,他时常会有眩晕的感觉,医生劝他去乡下休息两三个月。他到了乡下,没有按医生的指示静心休养,而是又卖命地写了起来。只有将自身的苦涩经历转变为能够打动读者的情节,才能使自己得到救赎,而他在所身处的外在环境中承受的压力,也成了灵感迸发的源泉。
在他到乡村休养的那段时间里,贝克夫人获得法庭批准,限巴尔扎克在24天内交出《19世纪风俗研究》的两册书。巴尔扎克承诺:“我必须履行我最后的合约,在履行合约之外,我还要完成一流的作品。”
这两个目标他都完成了。8天之内他便构思了一部名为《幻灭》的小说,并完成了小说的第一部。在这部小说里,他利用两个角色来表达他精神低潮时的幻灭与内心的理想:坚定地忠于自己和艺术的作家最终能有怎样的成就?屈服于快速、无价值的名誉诱惑的作家最终又会怎样?
他将后者的结局设定为:虽然成了当日文学泥沼里的无数成名者之一,但事实上,他却一天天地堕落下去。
这部书虽然是巴尔扎克为了避免违约的责罚而速成的,但却是巴尔扎克的主要力作之一,这仿佛是巴尔扎克努力鞭策自己去挖掘自己的灵魂。多年来在报章杂志界辛劳的结果,使得巴尔扎克对世间有了冷酷的认识,而满怀恶意的文学党派,给他带来的痛苦经历也令他记忆犹新。他在作品中揭露了文学界与戏剧界的堕落。虽然书中只表现当时巴黎社会一角,但却显示出那一时代的全貌,而这种全貌又可能呈现在任何时代。
巴尔扎克总在乌云密布时表现出真正的勇敢,在最慌乱的时候写出最有人性的作品。书中提醒人们不可焦躁、贪婪,要为了理想而坚定不移,要在不断地拒绝诱惑中获取更强大的力量。就像他自己一样。
庄园与银矿
1836年是巴尔扎克生命中危机四伏的一年。他已经欠下14万法郎的债款,连饭钱都得向他的裁缝师傅和医生去赊借。巴尔扎克深不可测的自信,使他对于所谓命运的试练毫不在意。在极度困窘的情况下,他还花了600法郎买了个犀角制的手杖,来跟原来那根名满巴黎的“德·巴尔扎克先生的手杖”配对儿,不仅如此,他还买了把190法郎的金笔刀、110法郎的钱包以及一条120法郎的项链。
巴尔扎克于8月份回到了巴黎。他住所的门上贴着法庭的通知,桌上也积满了账单。在成堆的信件里,他发现了一封信封上镶有黑边的信件。这封信是亚历山大·德·柏尔尼写来的,信中告知柏尔尼夫人已于7月过世。
巴尔扎克记得最后一次去探望他的初恋情人的时候,她就已经很虚弱了,生活中出现的变故使她再不能与他畅谈《幽谷百合》。巴尔扎克回想起,当她垂危时,自己却在追求别的女人,他感到强烈的羞愧和哀伤。以后的一两天里,他离开巴黎来到她的坟上,巴尔扎克觉得自己的青春随着柏尔尼夫人一同被掩埋了。
7年前,他负债10万法郎,写了30部小说,部部传遍欧洲,但他的债务非但没有减少,反倒翻了倍。他现在依然要受限于出版商和编辑们的意思,依然要低声下气地去借钱,依然在一想到法院的监守官时便要颤抖。
法院的监守官最后还是发现了巴尔扎克的藏身之地。于是巴尔扎克不得不躲到普罗斯街的一家小旅店里去,可是仍然不安全。这时,巴尔扎克熟识的一位朋友——维斯康提伯爵夫人向他伸出了援手,让他帮忙经理她丈夫的事务。1837年2月,巴尔扎克越过阿尔卑斯山,独自前往意大利。
巴尔扎克有万般理由去悲苦,但当一幕幕欧洲的胜景从他眼前掠过,他的愁思便烟消云散了。在到达米兰的旅馆时,他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了。当地的报纸对这位大作家的抵达大做文章,惹得王侯亲贵们争相对他发出邀请,米兰最著名的雕塑家曾请求为他塑像。巴尔扎克将这尊雕像献给了曾经帮助过他的维斯康提伯爵夫人。
与热情的米兰相比,意大利作家对巴尔扎克的反应就冷淡多了,他们觉得民众对这个远道而来的客人未免照顾过头了。巴尔扎克全心应付着那些豪门贵族,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和当地作家去接触。有一次机会,他得以与意大利著名的小说家和诗人曼佐尼会面,但他们的谈话也没有任何结果,巴尔扎克从未读过曼佐尼的作品,因此只能围绕他自己夸夸其谈。
巴尔扎克此行也算是不辱使命,他成功地解决了维斯康提伯爵遗产方面的问题。此外,他还特别前往威尼斯,并以此为背景创作了《法西诺·加涅》一书。
游罢威尼斯再返回米兰时,米兰民众当初对他的热情盛况却没再出现。他口无遮拦地畅谈自己的债务和写作为他带来的钱财,又对曼佐尼等文学家表示轻蔑,激起了米兰人的反感。并不十分欢愉的米兰之行结束后,巴尔扎克没有直接回巴黎,却继续前往佛罗伦萨等地游玩。
自巴尔扎克开始从事写作以来,这还是他首次在几乎两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写半个字,也没修改一张校样,但他却在这段时期里真正地生活过、享受过,也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
回到巴黎,成堆的账单等待清算,马车和一些财物已经被扣,还有两本书待写。焦头烂额之际,巴尔扎克的出版商维德又宣布破产,他所签发的支票也因此被退票。巴尔扎克的债权人请准了逮捕令,要把他送进监狱里去。为躲避拘捕,巴尔扎克不得不在三个住所之间躲躲藏藏。此时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能有两个完全隐秘的房间,有充足的面包和水,如果再有一份色拉、一盘羊肉、一个书桌和一张床,那就更完美了。
危难关头,维斯康提夫人又一次成了他的救星。她把巴尔扎克带回自己在香榭丽舍大道的住所。在那里,巴尔扎克积极地清理稿债,在两个月之内完成了《纽沁根银行》和《弃妇》,给《谐趣集》再添了最后几则故事,并完成了短篇故事《冈巴拉》的故事构架。
伯爵夫人带巴尔扎克回到住所的这一举止十分不妥,最终引来了告密者。有一天,警察找到了伯爵夫人家来,他们要巴尔扎克或者结清旧欠,或者去坐牢。伯爵夫人尽管并不富有,但仍然慷慨地替他偿还了所有的债款。
巴尔扎克离开了伯爵夫人的住处,他接受了马尔贡一家人的邀请,在马尔贡家,他不仅省下了吃住的花销,还写了另一部巨著《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故事叙述一个中产阶级人士,因为头脑单纯,轻易信人而陷入了投机事业里,最终负债累累,结局凄惨。书中关于借钱时的绝望、朋友的不可信赖、债主催命的逼讨、律师的狡猾与法律的不公与漏洞等,使得小小的破产变成了一个大悲剧。巴尔扎克再度将自己精神上的困扰升华为了艺术创作。
秋天,巴尔扎克返回巴黎,身心都已经恢复如常。
1837年的夏天对巴尔扎克来讲真是从未有过的明媚。维斯康提伯爵夫人刚为他解决了燃眉的债务,他的《赛查·皮罗多盛衰记》光是连载权就给他赚来了两万法郎现金,是他自从进行文学创作以来稿酬最高的一部作品。在他所处的那个年代,两万法郎可是笔大数目了。巴尔扎克有着超乎常人的工作能力,又有取之不竭的素材,一年下来本可以轻松地赚个十来万。
如果一切照常发展的话,巴尔扎克不仅可以过着舒适的生活,还可以不时地奢侈一下,有两年的时间,债务也差不多可以还清了。更何况他已经在整个欧洲树立了稳固的金字招牌,若踏实本分地去干,一切困窘和纷乱都会过去。但巴尔扎克这种人,好像过不惯平淡舒适的生活似的,好大喜功的他又开始琢磨起馊主意来。
其实巴尔扎克很多愚蠢行为的最初想法是非常合理的,他的推测都经仔细的观察、精确的计算得出结果。但他做事太缺乏耐心,为了展示自己的眼光和才华,他总是想一开始就来个惊人的大手笔,为了尽快地博得满堂彩,他不肯深思熟虑。因为急于求成,他不顾事情是否合理、是否适度均衡,因而常常坏事。
他的第一个计划,便是要有个舒适的家。他所谓的“家”,可不是普通的寓所,而是要像伏尔泰的“欢乐别墅”,像卢梭的樱桃山庄那样。他发现自己逐渐成了别人关注的焦点,他感到自己的行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限制,并且已经危害到他艺术创作所需要的专注。
在去凡尔赛的几次旅途中,沿途的山谷和村镇的美丽风光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此刻的他多么想再次感受山谷的清新、浓荫、芳香和葱绿。如果他能摆脱繁杂的工作,在这里他可以盖上一座小屋,不必太奢华,一所不必花费太多、像手套一样合他心愿的小屋,一所他可以一劳永逸地躲避交房租的忧愁而安心地置于其中写作的房屋。
于是,1837年9月,巴尔扎克和一对儿夫妇签下合约,之后,他拥有了一片约9000平方尺的土地,此外还附带一栋小屋及一间边房。所有一切的总价钱是4500法郎。巴尔扎克的这项交易做得还是很谨慎的。他每年可收入5到8万法郎,这区区4500法郎还是可以负担得起的。
但是,他不知从哪儿听来的消息,说他小屋下面要修筑一个小火车站,一条到凡尔赛的铁路要经过他赛佛勒的产业。巴尔扎克估计不久他周围的田野要涨价,他的直觉是正确的。现在要做的事情显然是立即买下周围的土地,但是他那急躁的天性又使他失去分寸。农夫和地主们很快就发现,巴尔扎克只要能买到土地,价格他不在乎。
小别墅的梦想早就被他抛诸脑后了,他只看到果园、农场与大公园的远景。只不过几星期的时间,他就花去了1.8万法郎,成了当地的一位大地主。巴尔扎克虽然买下很多土地,但他既不请专家来勘察,也不自己去视察。仍旧背负一身债务的巴尔扎克正陶醉在身为地主的快乐里。他觉得有了这些土地,便再没有什么好愁的了。他可以在温室里种植菠萝蜜,在法兰西,菠萝蜜都是从远方运来的,从未有人想过在温室中培植。巴尔扎克预计可赚取10万法郎,或者是三四倍新屋的价钱。他已经说动了维斯康提伯爵一家与他合伙。他建新屋的同时,伯爵一家也在附近整修他们的居所。
巴尔扎克迫切地要入住新屋,几乎一刻也不能等待。他雇佣了大批的施工人员,泥水匠、细工木匠、油漆匠、园丁、锁匠全都在他的房屋附近忙碌起来。他们迅速地立起了一道墙来掘土建屋,并铺上碎石小道,门前屋后种下了百十棵果树,而且还立起了大棚的格子架,供日后种植蔬果之用。每星期他都上山来鞭策工人加紧工作。无论如何,第二年春天到来之前,一切都得完工,如果他能操控,一定会强迫果树在春天里就结出果实呢!
冬天来了,屋墙越砌越高,《赛查·皮罗多盛衰记》的稿费也见底了。出版商都已经榨干,再挤不出一文钱来,而多增加的10万法郎债务也不是通过日常的俭省和一两部作品便可解决的。如果巴尔扎克不能一举致富,便再无出路了。此时,巴尔扎克又失踪了,只留下一句话:“我会自由的,再不会有忧愁,也不会有物质的牵挂,我就要发财了。”
他想发横财的故事要是写在小说里,读者还会嫌布局太拙劣不肯相信呢!1836年他写了一个杰出的短篇《法西诺·加涅》,其中就是讲他不相信宝藏之事,也不愿去寻宝。结果不到一年,他居然就要去挖宝了。
1837年4月,他去意大利旅行时因为染上传染病曾被隔离在意大利西北部的港口城市热那亚的一家医院里。在那儿他认识了一个叫裴西的商人。裴西偶尔提到撒丁岛上有一座古罗马人遗留下来的银矿,虽然已经废弃,但仍可用新的熔炼方式提炼出银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巴尔扎克仿佛已经看到白花花的银子一颗颗地在他眼前堆积起来。他立即怂恿裴西将遗下的矿石即刻送给专家作检验,并建议两人合伙开采。裴西也觉得有利可图,便欣然应允。
巴尔扎克又开始了不着边际的幻想,撒丁岛银矿成了窘迫绝境之时向他驶来的诺亚方舟,有了这座银矿,他不仅可以结清所有的债务,还能换取他未来人生的自由。他一面结束《赛查·皮罗多盛衰记》,一面等着裴西将矿石样品送来检验。
然而裴西却自此音信全无。巴尔扎克感到了隐隐的不安,他担心裴西一定在独享他的银矿,他真后悔让裴西一个人去处理银矿的事情。他一定要赶到现场去瞧瞧。他立即向母亲、纳克尔医生和裁缝借了数百法郎的盘缠,于1838年3月中旬动身前往撒丁岛。
这真是巴尔扎克做的最蠢的一件事。一个作家,一辈子没见过矿场,只凭商人的一句话,就认定那些旧矿坑是有利可图的。一个有经验的开矿工程师尚且需时数月以建立数据、了解事实,巴尔扎克却只凭直觉。
后知后觉的他匆匆赶到了马赛,但到了那里才发现,当地并没有驶往撒丁岛的船,他必须绕道科西嘉岛再找渡船。在风浪颠簸中,他抵达了科西嘉岛的阿雅克肖,却因为马赛发生了霍乱而被隔离了5天。隔离过后他又到处寻找船家渡海去撒丁岛。到了4月份,巴尔扎克总算坐上了一条采珊瑚的小船,一路上除了现从海里抓上来的鱼外,再无其他粮食可充饥。经历了一个月的艰难旅程,巴尔扎克终于登上了撒丁岛海岸。
巴尔扎克迫不及待地要去看他的银矿,虽然银矿就坐落在不到20里开外的地方,可是这座岛上没有道路,没有马车,更无旅店可投宿,岛上的居民也荒蛮未开化。巴尔扎克虽多年没有骑过马了,但这次也只能委屈他肥胖的身躯了。
在马上颠簸了一路,终于到了矿坑所在的奴拉,可惜他来迟了。这一个月来巴尔扎克心中口中不停咒骂的裴西,在与巴尔扎克萍水相逢过后,真的不辱使命,活动了所有的关系,并最终拿到了矿山开采权。巴尔扎克的旅行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了。
巴尔扎克现在唯一的欲望就是用尽可能快的速度立刻回到让他又爱又恨的巴黎。但是他所剩无几的盘缠已经不够付路费了,他只好先到了米兰,向维斯康提伯爵借了路费,之后,这个一事无成的破产家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巴黎。
撒丁岛的探险之后,巴尔扎克将全部希望都给予新屋落成。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一样就绪的。地上光秃秃一片,屋顶也还没开始加盖。他心急地催促着,并且在屋顶还没盖好便心急如焚地搬了进去,对于医生叮嘱的新房子要干透了才能入住的话全然不顾。家具还没搬来,房子四周终日敲敲打打的嘈杂声不停,小路上满是碎石、泥土以及沥青。可是巴尔扎克坐拥着自己的产业,却兴奋异常,他满意地写道——我的房子坐落在半山坡上,山岭南边便是皇家花园。我只要花费10个苏,利用10分钟的时间,便可到达巴黎的心脏地带马德连。
……我要一直留在这里,直到这里的一切都化做无尽的财富。我渐渐觉得这里的一切都让我如此喜欢,我相信有一天,我会安居于此,平静地生活着,颐养天年。
而巴尔扎克的亲友和访客们对这里却另有看法,与巴尔扎克的描述迥然不同。在他们看来,这里像只空鸟笼,提起它时,都忍不住要笑。偏偏巴尔扎克兴头颇高,每天想出一些新主意,指挥工人拆东补西,没完没了,但他的账单却一分没付。
虽然巴尔扎克在文学方面极富天赋,但他的固执、自以为是和急功近利的性格,是促使他在其他领域都一事无成的重要原因。因为在买下这片土地之前,他一直抱着侥幸的心理,没请专家前来勘测土地,不幸的是他这块地竟是由松滑的沙质土壤构成的。一天清晨,巴尔扎克被一声惊雷震醒,他赶紧奔到窗前去看个究竟。只见天空万里无云,怎么会打雷呢?原来吵醒他的并不是雷声,而是他那堵昂贵的划分土地边界的围墙倒塌了。
巴尔扎克土地四周的围墙是必不可少的。它们不仅象征了他与世隔绝的贵族领主身份,更是他拥有产业多寡的确证。他急忙召集工人来抢修,在众人的齐力奋战下,新的围墙拔地而起。可是没过几天,在连夜的大雨冲刷下,新建不久的围墙又倒塌了,而且土石奔涌到了邻人的田里,巴尔扎克差点因此惹来诉讼。拥有土地者便难以避免战争,这成了他的小说《农民》的主旨。更不幸的是,巴尔扎克又成了全巴黎的笑柄。
巴尔扎克不再像最初那样邀请客人来参观了,他变得更加隐逸,不愿见人。但是法院和其他法律代表们却总是不辞爬山之苦,不请自来。为了避免值钱的家具被他们搬走。只要一发现情况有异,巴尔扎克便把家具、宝物全都搬到维斯康提伯爵夫人家里去,等风平浪静之后,再把他的家当归位。
这种招数没使几次,便有人向无辜的维斯康提伯爵夫人提出控诉,控告她藏匿、搬移巴尔扎克的财物,共谋造成债权人的损失,要她负责赔偿。
巴尔扎克的地主梦就这样残酷地结束了。他为山坡上的那间简陋的小别墅花去了10万法郎,这个数目完全可以换来巴黎香榭丽舍大道的一栋精美的宅子。维斯康提伯爵夫人也终于承受不住巴尔扎克长时期的经济困窘局面,她与巴尔扎克的关系也就此画上了句号。事已至此,可巴尔扎克还是不忍就此放弃当地主的美梦,他企图假意把他的地产拍卖1.5万法郎,希望能够扳回这一局,但最后这个计策也破产了。他不得不开始寻找新的避难所,他又选择了帕西街的一间寓所。这间寓所也是唯一还存在的巴尔扎克许多住宅中对外开放的一处,一直作为“巴尔扎克故居”而存在至今。
接触戏剧
巴尔扎克40岁时境遇并未转好,当时的情形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一切都变得越来越糟了,不管是我的工作还是我的债务。”他既卖力又无结果地辛勤工作了3年,后来连他自己都不得不承认,他每年达六位数字的债务即使有5部小说也不足以抵消。他不能用以往的方式去赚钱了,他幻想出现奇迹,等待天空掉下金币。后来,他又转向另一个能快速致富的方式,想从中获取暴利,那就是戏院。
很明显,强迫自己去给戏院写作,这是违反巴尔扎克自己意志的。他清楚地知道他的使命是完成《人间喜剧》。他的才华永远无法由戏剧形式获得完全的表达。他的小说的特征,着重在角色渐进的内在转变与角色和周遭的关系,这不是靠戏剧性的场景来表现的。有限的舞台场面使他的人物显得不大自然,因为舞台上没办法表现出他文学作品中的那些微妙细致或细不可察的变化。但他管不了这许多,他要改变困境,他要进军戏院,他要跟条件最优厚的戏院经理订合约。他还要找个年轻而价廉的“枪手”把剧情告诉他,然后由他去写。每出戏花不了三四天的时间,这样,一年之中就可轻轻松松地写出二十几部剧本来,同时还有闲暇时间去完成他的《人间喜剧》。
巴尔扎克不知是从街上还是从咖啡馆里找来了一位名叫查理的枪手,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嬉皮,从未与戏院有过关联。巴尔扎克也不问他的能力如何,就把这位还没搞清楚状况的枪手拉来家里和他住在一起。这位新住客长着一张总是挂着百感交集表情的面孔,一个硕大的鼻子悬在脸上甚是醒目,一头浓密的头发披在肩头,凸显出几分浪漫、忧郁的神色。
巴尔扎克通常都在5点时吃晚餐。面对满桌的菜肴,这位表情忧郁的客人便总是忍不住多喝几杯,之后便仗着酒意向主人献计了。不料,时钟刚刚敲了6下,巴尔扎克就命令他上床睡觉。
可怜的查理在认识巴尔扎克之前,从未在6点上过床,可是寄人篱下的他却不敢违抗,只好乖乖地回到卧房,毕竟趁着酒酣之际倒头就睡也算得上是一份享受。可谁知午夜刚过,正是睡得最香甜的时候,查理却被用力地摇醒了,他没好气地坐了起来,却看见巴尔扎克穿着白袍,像幽灵似的站在床边。原来工作的时间到了,他必须立刻起身,配合这位大文豪写作!
可怜的查理哪里受得了这样黑白颠倒的生活,他叹息着,强行让自己清醒,聆听着巴尔扎克对剧本的讲解。然后巴尔扎克让他上床再睡。白天,巴尔扎克写自己的小说,查理就起草第一幕场景,晚上,则把写好的东西交出来,两人共同修改。
午夜再临时,查理真是不胜战栗惶恐。因为每晚的这个时刻都会被摇醒,所以他睡得很不安稳,于是白天便会开始犯困,这样的恶性循环使他更写不出合格的东西交差。到了晚上讨论时,他的作品果真被退回。此后的每一天,查理都是从6点钟睁着眼躺到午夜,面对即将到来的午夜讨论他无比的恐惧。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查理实在受不了了。一天晚上,巴尔扎克去叫他起床时,发现人不见了。桌上留了封信——我不得不辞去您好意委托我的工作,虽然能得到您如此的厚爱,但我不得不放弃。我再也想不出任何值得写的东西。我不敢亲自告诉您,但是继续吃您的面包,我又受之有愧。
事出突然,巴尔扎克来不及另找别人,为了拿到新生戏院答应的6000法郎定金,只得自己动手了。为了使契约能够尽快签订,他雇了20多个排字工人把第一幕排印出来,交出了完成的稿件。但是随即他发现,在戏院经理面前,他的小说家的名气好似并不管用,这些经理只关心戏院的上座率。
这在其他人,一定会觉得受了羞辱,但巴尔扎克才不在乎,他惯性地认为,戏剧就同他的小说一样,首次的失败即保证以后的成功。其实只要想想巴尔扎克只是把小说类型的会话加以戏剧化就以为那是剧本,这种无可救药的想法可以使我们想象到他的新剧本不会有进步的希望。但是他的新契约的确是更有利的。此时圣马丁戏剧院的经理哈雷尔连稿子都还没看,就同意接受排演他的剧本。他便建议改编自己的《伏脱冷》。哈雷尔心动了,他采纳了他的建议,决定不必先看剧本便可排演。这得归功于《高老头》和《幻灭》,伏脱冷才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他若上台,势必造成轰动。
这回,巴尔扎克更加卖力。他要亲自监督每一场排演,可是他却忘了写剧本。经理已经说明了故事大要,各演员对自己的角色也都有了指示,万事皆备,只差剧本了。巴尔扎克拍拍胸脯,向大家宣布,剧本保证能在24小时内写好,明天就可以排演。
德奥菲·高迪埃记下了巴尔扎克是如何在24小时之内写完一出五幕剧的剧本。他召集了四五个朋友开了一个紧急会议。高迪埃最后才到,穿着白袍的巴尔扎克立即笑着迎上来:“啊,你来了,德奥菲!你这个懒虫,总是迟到。现在动作快点!你一小时以前就该坐在这里了。明儿早上,我得读一出五幕剧给哈雷尔听。”
巴尔扎克这次的剧本糟透了,在法兰西数百年的舞台上都难以找到像《伏脱冷》一样粗糙的剧本,然而剧院却在广告宣传上预告它是一部杰作。前三幕里观众的反应平平,可到了第四幕却起了风暴,伏脱冷以墨西哥将军的姿态出现时,所选用的假发形式与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普所喜爱的发型很像,观众中一些保皇党便开始吹起口哨带头起哄,观看演出的法国王子起身离席。整个戏院陷入了一片混乱。
次日,国王便下令禁止该戏演出。为防巴尔扎克抗议,艺术部私下给他5000法郎当做补偿,但巴尔扎克骄傲地拒绝了。他还不死心,再试了四出剧本,前三出亦未逃过失败的命运,最后一出《骗徒》虽可稍见他的才华,却在他过世后才上演。
戏院风波又在巴黎上上下下掀起了轩然大波,报纸添枝加叶地嘲笑巴尔扎克,尽管评论家、记者和普通民众都抨击和嘲讽他的失败,巴尔扎克却依旧我行我素,孜孜不倦地进行《人间喜剧》的写作。在工人四处敲打的恶劣环境下,他仍然完成了《幻灭》的第二部,并继续写《烟花女荣枯记》《古物陈列室》。他还写了两本绝好的小说:一部是名为《一桩神秘案件》的政治小说,还有一部《搅水女人》则是写实小说。此外还有很多广为传诵的小说在这一时期完成,他还出版了12篇散文,完成了《乡村教士》的大要等。
就在这样负债累累、麻烦不断的几年中,他的文学作品无论在质和量上,都足以媲美其他作家毕生的成就。生活上外在的混乱,一点穿不透他清醒的创作之梦。这个时期的作品,有许多都超越了往昔,文体更简练,用字也更精洁。他受的困苦越多,教训越大,他的作品也就越写实。他与日俱增的敏锐和怀疑的洞察力,使他直穿透到社会组织的核心,使他带有一种先知性的了解构成社会的互相交织的成分。
虽然这个时期他的文学成就是巨大的,但是他那富有弹性的力量远没有告竭。在巴黎,有少数作家为了保护自己的职业权益,终于联合起来,组织了一个小而无力的组织——作家协会,巴尔扎克是第一个了解到,作家倘能真正团结,并明白自己的使命,便能代表社会上的一股力量。他深切地关心文学界的荣誉与地位,他草拟的《作家协会文学章程》在文学界是具历史意义的文件,甚至可以与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等量齐观。他在法国北部城市鲁昂发表演说,不断地设法组织作家联合行动,但因为组织的力量太小,而反对和干扰的力量太大,巴尔扎克只好抱憾退出。
他一直不放弃要向国人声言自己在文学、社会以及政治方面的思想,他觉得自己需要代言者。于是,他又办了份名叫《巴黎评论》的刊物。他总揽一切事务,一个人做几个人的工作,3个月下来,他写的东西可以抵得上三四本书。但是,巴黎和外界对他这些作品毫不感兴趣,无奈之下他只好选择再次退出报业,重新做回老本行。
不过他的努力并非全无成果,《巴黎评论》即使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什么也没刊登,光凭巴尔扎克对司汤达《巴马修道院》的评述就使这部作品足以在文学史上立足了。因为巴尔扎克对文学有着独到的艺术见解,而他本人又有着开阔的胸襟,因此才会对一位默默无闻的作家和他不为人知的作品这般关注,并热烈赞扬。巴尔扎克当时已名震欧洲,司汤达却还只是无名小辈,甚至在他的讣文上也只提到了“司汤达,真名贝尔”而已。他的《论爱情》一共只卖出22本,而《红与黑》在他有生之年也未能出第二版。但是,巴尔扎克却能领先时代数十年,从司汤达早期作品中便看到他独特的智慧与对心理方面恰到好处的把握。他把握每一个机会向这位与他一样纯为艺术而写作的文友表示崇敬。
在《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提到司汤达率先描述了爱情的具体过程和他有关意大利的旅游书籍。他对内在行为的解析精辟,并能认知司汤达对意大利精神的深邃了解,这是历代批评家望尘莫及的。可惜的是,他这样赏识司汤达,却不能在当时引发共鸣。
也许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巴尔扎克那顽强不息的脑袋已经生产了100部作品,创造了大约2000个人物,其中很多是不朽的经典。整个世界都已从他的脑中被构思出来,但是他又从这个世界中得到了什么呢?他想到移居巴西,也许那里会有奇迹来解救他。
1842年1月的一个清晨,他收到了仆人送来的许多封信。其中有一封信的笔迹他极为熟悉。他迫不及待地撕开了信,得知了德·韩斯卡男爵去世的消息。这位他发誓要永远敬爱的心上人如今已经成了寡妇,巴尔扎克那个几乎快要放弃的梦想如今马上就要实现了!这真是一个好的开始,巴尔扎克又开始沉浸在美好的梦想里无法自拔,而这一次,是他最后一次的幻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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