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写剑史

    迫于生计，巴尔扎克不得不与魔鬼书商签订卖身契，他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书商交给他的任务，写出那些讨好读者的能够赚钱的所谓的畅销书。而且，这些书上都没有署上巴尔扎克这个名字，而他一直希望能将“德·巴尔扎克”这个高贵的名字署到一本真正属于自己的作品上去。直到《驴皮记》的出版，他才开始使用“德·巴尔扎克”这个姓名，而在这以前的艰苦岁月里，他却穷困潦倒、债台高筑。

    巴尔扎克的计划如大厦倾覆，但挫折从来动摇不了他乐观的本性，他现在反倒觉得又可以自由地重新开始了。面对困难，他曾经这样说过：“在我生命当中每一时期里，我的勇气总是能够战胜我的厄运。”

    为了躲避债主，同时又要继续留在巴黎讨生活，而且还要能够时常与德·柏尔尼夫人见面，巴尔扎克不得不隐姓埋名，他经常更换住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还躲避警局的备案。

    他首先避居的地方是亨利·德·拉杜契的住所。拉杜契是他新近结交的朋友，在巴黎新闻界很吃得开。他是位具有同情心，容易谅解别人，并且在适当的时候会提出婉言批评的人，虽然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但春风得意之时，他还能保持着亲切和平易近人的态度，即使是面对最落魄的人。由于他能慧眼识人，发现了巴尔扎克与众不同的才华，于是他殷切鼓励、规劝巴尔扎克，要他重新拾起笔来写作。

    巴尔扎克没有和拉杜契长住，他需要完全的退隐和安宁。1828年3月，他化名德·苏维尔先生住进了卡西尼街的一幢小屋里，这就是巴尔扎克往后9年的住处。这是条位于城郊的街道，居民都是小人物，巴尔扎克曾经这样形容这里——它不再是巴黎，可又仍然是巴黎，有些个广场、街道、林阴道路、碉堡、园圃、巷弄。它在乡野中，却又依然属于首都。

    巴尔扎克在这幢房子里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这里僻静、安宁，他可以躲开那些他不想见的人。他所认识的人中，只有一个人知道他这个秘密住所，那就是柏尔尼夫人。

    巴尔扎克的新居有起居室、书房、卧室，外带一间小浴室，一年不超过400法郎的租金还是巴尔扎克所能承受的。虽然自己还处在艰苦创业的阶段，但他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先享受舒适的居所了。有位与巴尔扎克处境相仿的音乐家，同样穷困潦倒，但他偏偏喜欢天鹅绒帘幕、丝缎的家具套子与厚厚的地毯，好培养适合作曲的气氛。而天生向往贵族身份及生活的巴尔扎克在自己这间几乎与世隔绝的房间里也增添了些华丽来润饰，可惜这些华丽的陈设因拥挤而格调尽失。他的书房里一直光秃秃的如僧院一般，而且一直都是如此。除了一张他搬到哪里就跟他到哪里的小桌子外，还有些必不可少的烛台、置放纸张和稿子的柜子。在卡西尼街时的巴尔扎克，碍于经济实力无法布置出真正的豪华，只有买些便宜的累赘物来布置客厅。他在小古董店里搜寻些全然不必要的装饰品。除了原有的家具，他另外还添置了一些钟和豪华但占用空间的大烛台，还有好些女人所喜爱的小雕像和小摆设。而卧室和浴室，则布置得温馨魅惑。他要感觉到四周有温暖、快活的色彩和精美的物品，好使他不致被每日苦修般的工作压垮。但是他现在毫无进项，而且还负担庞大的债务，如何能提前过上贵族的体面生活呢？

    在巴尔扎克书房的壁炉上方立着一尊拿破仑的小塑像，他觉得这位征服者的凝视是对自己的一种激励。为了激励自己，他在一方纸条上写下：他以剑开创的伟业，我将以笔来完成。他还把这张小纸条贴在雕像的基座上。拿破仑在执剑开拓江山之前，也曾在巴黎的小阁楼里待过，如今，巴尔扎克以笔作剑，他下定决心要像拿破仑一样征服世界。

    现在，巴尔扎克已经明白自己的工作能力和自己要做的工作，他也清楚了自己要想成功所具备的必要条件是专注于自己的目标，只有不把精力分散、浪费到其他地方去，意志的力量才能达成奇迹。

    过去，他写了许多以笔名问世的书以后，他已经能驾轻就熟，再加上多方面与生活的接触，他已搜集了足够的素材，可以描绘出无数的人物。这些年他能做的事情也全都做遍，随着而立之年临近，他的学徒生涯也要告终了。

    巴尔扎克要在群书和众作者之间打开一条通路来，他再不要做文学的杂役，净写些言情刺激小说，他决心不只要和当代的文豪平分秋色，还要决心超越他们。他决定要在文学领域崭露头角。他在新书的序言中揭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今天必须以人人都懂的方式叙述出来。”同时，他表示要使一个时代的精神在他笔下重现，并让历史事件重生，他确立了自己的写作模式，以鲜活的语言叙述，而不靠文件的记载，宁可叙战役本身，也不作战况的报道，而且他也不作故事般的讲述，宁愿记述戏剧性的行动。

    巴尔扎克所选的第一部小说是反映地方反抗法国共和的动乱事件。这件事离他的时代不远，有很多亲身参与者和目击者都还健在。这一次他可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信笔乱写。他向图书馆借来许多当时的研究报告，开始研读军事报告，并作广泛的摘录。他发现恰恰是一些微小的在历史上不重要却真实的细枝末节，才使小说生动而使人信服。没有真实与真诚就绝无艺术，而各角色若非植根于其应属的环境，也绝不能跃然而生。故事中必须将人物放置于他们所植根的环境，要他们与地方、周遭有关系，要让他们呼吸他们那时代的空气。

    有两三个月之久，巴尔扎克研读搜寻一切能够获得的数据，在地图上精确地找出部队行动和军事作战的地点。他发觉，倘若他能搭乘驿马车，循着他书中的女主角的行程路线再走一趟，一定能营造出更鲜活的气氛和景致。

    说来凑巧，巴尔扎克家有个老朋友德·彭梅瑞尔男爵，是旧共和时代的军人，曾参与过战事。囊中羞涩的巴尔扎克找了个借口，让彭梅瑞尔男爵邀他前去做客，彭梅瑞尔男爵久居偏远的乡野，有人来听他细说旧事正是他求之不得的。

    巴尔扎克的行囊十分轻简，衣着朴素，乘的是公共驿马车的廉价座位，为了省钱，最后一段路还是用他的两条短腿走完的。巴尔扎克原先计划逗留两周，结果变成了两个月。他整天倾听德·彭梅瑞尔的回忆，做笔记并写作。他忘了巴黎、亲友，甚至德·柏尔尼夫人，而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工作。几星期之后，他便写好了数章的新小说，寄回巴黎给拉杜契。

    拉杜契真不愧为文学界的伯乐，他立即发现巴尔扎克是个前途无量的青年，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位了不起的大作家。他当下便出了1000法郎，买下了这本尚未完成的小说的版权，巴尔扎克别无选择。但是随着交易的完成，两人之间的友谊也结束了。拉杜契所熟知的巴尔扎克是位速成的作家，内容既能应读者要求，交稿又十分准时，从来不需要人催促。可是，这回巴尔扎克却要人时时催稿，因为他自己对作品不满意的话，是绝不肯交稿的。更令拉杜契无法容忍的是，手稿排出校样之后，再送回来又是满篇的更正与修改，以至于不得不重新再排。拉杜契赔上时间又赔上金钱，恼怒异常，而巴尔扎克还是一副只追求艺术高度的架势。此时巴尔扎克心中那份艺术家的责任感开始起了作用，他觉得自己必须对奥诺雷·巴尔扎克之名负责。

    1829年3月，卡内尔出版公司出版了《1800年的布列塔尼》，作者是奥诺雷·巴尔扎克，还不是德·巴尔扎克。结果不如预料中的成功。其实，情节的铺排和连贯已初显小说大家的巧手，各场景也十分技巧地展开，有关军事的细节极富动感，而他对政治背景的见识也有一定的深度。只有故事本身，暴露了他以往写言情和感官小说的身份。

    巴黎的评论家指出他的文体混乱不检。巴尔扎克不得不承认，多年来的随意乱涂，已经使他养成了疏忽不整的毛病。五年之后，他尽最大的努力将这部作品改写润色，重出了精修版，却依然害怕新手的笔触总会让人认出。就这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第一年才销出了444本。过早信任巴尔扎克才华的人，再次当了冤大头。

    就在他还在写《1800年的布列塔尼》时，一个叫莱伐瑟尔的出版商找上门来，要他偿还稿债，因为他先已预付200法郎的稿费，要他写《商人手册》。巴尔扎克不愿中断自己高尚严肃的工作而耗费宝贵的时间来搞这种通俗的玩意儿，便将从前已经在自己印刷厂里开始要付印的《婚姻生理学》拿来改写。

    改写完成，竟与原作大不相同了。因为近年来他阅读了许多幽默家和讽刺家的作品，现在他不再模仿英国小说家的冷静机智了，而是改为一种热情而富趣味的文体，柏尔尼夫人和一位公爵夫人提供给他许多趣事做素材。文风的转变使原来作为清偿债务而编的书，摇身一变成了一本耀目、诙谐、流畅的作品，它未经思虑的矛盾的观点、引人讥嘲笑骂和幽默的怀疑论点在社会上引起了善意和恶意两方面的讨论。女性读者对他的作品尤为关注，巴尔扎克的书让她们既生气，又觉得有趣，无论如何，这本书在以后数星期里，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话主题。

    巴尔扎克还未成就大名，巴黎民众便已对他产生了好奇心。人们邀请他去参加各种场合的活动，为此，他不得不去定制一些剪裁合身的衣服和漂亮的背心。有位公爵夫人介绍他去巴黎首屈一指的文学作品交换所，在这些地方，他认识了一些如雨果等已经成名的同行。

    通路尚未全开，但岸堤却已有了隙缝，巴尔扎克巨大的创作力正如禁锢已久的洪流，像瀑布一般奔腾直下。巴黎人民发现他是多才多艺的，他能一边在炉上烹饪像历史小说那样的大菜，一边还能烤制出如《婚姻生理学》这般辛辣有趣的点心，因此，很多书商都纷纷上门约稿。

    在巴尔扎克的名字开始有点价值后，1830年至1831年的两年间，是他在文学史上高产的年份。他的作品通过短篇小说、故事、报纸上的文章、非正式演说、连载和政治评论等方式问世。如果将他在1830年印出的70种和1831年的75种作品加起来计算，还不包括他以笔名出版的著作以及在校样上所作的修改，他一天约完成相当于16页对开纸的文字工作。他常有各式各样的文章投往《小偷》《剪影》《漫画》《时尚》《巴黎杂志》以及其他许多刊物，其中内容和风格迥异。

    1831年，巴尔扎克的《驴皮记》出版，这次巴尔扎克终于可以用他一直想呈现于世人面前的“德·巴尔扎克”为作品署名了。

    但像巴尔扎克这样机敏的才思在巴黎并不稀奇，叫人叹服的是在他卖弄才华的作品里，竟有历经百年而犹新的杰作，作品规模虽然小，而且是他连夜所赶写的，但却丝毫不减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如《沙漠里的爱情》《恐怖时代的一个插曲》等，这些作品都显示出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作家实际所具有的小说大家的风范。

    巴尔扎克对巴黎万象的描绘，如《女性的学识》《三十岁的女人》《一家和睦》等，这些作品描写被误解了的妻子，由于丈夫的冷淡和不关心，对婚姻抱持的幻梦破灭，因而好像染了怪病一般，日日憔悴下去。这些故事感情太重，又缺乏现实和客观的真实感，以我们现代的口味而言，似嫌过于病态美，然而在当时却吸引了许多读者，在他们看来，巴尔扎克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形态，各地无数失望落寞的妇女觉得巴尔扎克这位医生诊断出了她们的忧伤。只有他敢大胆地宣称：不是只有处于青春期的女性才有资格爱与被爱，女人即使到了40岁，也应该有权去爱。巴尔扎克道出了所有女性的心声。

    至于清醒的批评家们，则不得不折服于他具有无限广阔的才华。接着巴尔扎克又写了《红色旅店》，文风简洁在当时找不出第二人能与之相较。在《玄妙的杰作》中，巴尔扎克又展示了才华的深度。同行的艺术家们开始感觉到他力求完美的自我鞭策正是一切艺术成就的奥秘所在。巴尔扎克各方面的才华都已经显现出光芒，不过，他真正的天赋则在于他的广博、丰富和富于变化。

    巴尔扎克真正的精神首次在《驴皮记》里显现。在这个故事里，他揭示了自己的目标，那便是撰写具有典型性的社会各层面的小说，包括上流阶级与底层社会、富贵与贫穷、奢侈与匮乏、天才与庸俗、能看到巴黎黑暗屋顶的寂寞阁楼与宾客盈门的金碧辉煌的客厅、金钱的力量与它的无能。

    《驴皮记》里具有充满想象力的一部分，那便是把《一千零一夜》里的一个东方神话故事移植到1830年的巴黎。还有一处是对一位冷漠的伯爵夫人的描写：她宁要奢靡的生活不要真挚的情爱，而另一位与她正好相反的女孩有着无限的爱心。此外有关社团的现实主义与学生时期自传性的情景皆直接出自巴尔扎克个人的经验。

    历经了10年挫败与摸索，巴尔扎克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事业，他要成为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他可以给畸形的巴黎及全世界进行心理疏导，并为其医治，即使无法使它痊愈，起码可以绘出它的肖像，记录下时代的声音，并且作为一个审判官和文学工作者，来揭露和批评这个世界的不正常现象。如果说他首先发现的是自己巨大的工作能力的话，那么接着他又发现了运用这种力量的目的之所在。在这个过程中，巴尔扎克也找到了他自己。在这以前，这些力量只是堵塞在他心里，他始终觉得这些力量是抵挡不住的，它们最终会把他带到那广阔无垠的世界之中去，行走在时代之初。他说：“有许多事等着我去做，同时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驱使着我去追求权力与荣誉。”

    有阵子，巴尔扎克迷上了政治。1830年的“七月革命”使中产阶级再度掌权，巴尔扎克因此想赢得两个选区的选举，幸好选民们没有把票投给他，否则他定会错失成为大文豪的计划，而后人也将失去多部文学珍品。

    回想一年前，巴尔扎克还因为一封信的邮资或搭乘一趟公共交通的开销而胆战心惊，甚至为了避免把衣服穿破不得不留在家里。1832年时，巴尔扎克还写信给母亲说：“早晚我一定会发财，或者是当作家，或者是从政，或者是入新闻界，或者在商业上一炮而红。”如今，世界各地都有人在看他的书，连年迈的歌德都对他赞赏有加，各报章杂志更是以高酬劳向他邀稿。

    巴尔扎克的才智不只统驭议会、证券交易所或是豪华舒适的家庭生活而已，他要统驭全世界，每逢他想逃离自己的命运，却总是被无情地赶回囚室般的写作间去继续工作。

    假使文学就是他活动的领域，他可不愿随便写了一本又一本的书就算了事，他要写尽尘世的七情六欲和世间所有的生活形态，并把它们分门别类地联系在一起。他计划让个别的角色在不同的书里重现，不使各部小说彼此分离，因而写成了一部完整的当代文学史，其中包含各阶层、各行各业、各种思想情感和社会情况。

    30岁的巴尔扎克还不知道他从事的工作范围是多么的大。在他写《人间喜剧》时，还没有意识到他竟然是在记录一个时代的史诗，而作为作品背景的这些事实是时代告诉他的。当他的心灵完全被艺术家这个词占据之后，这个伟大的图景已经展现在他的脑海里。但是，30年无比辛酸的经历却还是不够用来充实这个图景，使其变得具体可执行。

    三十而立

    自1831年出了第一本有分量的书以来，巴尔扎克便永远成了奥诺雷·德·巴尔扎克。作为一个男人和一个艺术家，他成长的岁月已经到了尾声。无论是巴尔扎克的外表、艺术发展或是道德观点上都不会再有决定性的改变了。找到了生命的方向以后，这位有丰富创造力的作家已安排下工作计划，正式投入到事业当中去。只要他的生命仍继续，他的日常工作的节拍便不会中断也不会减少地继续下去。从他投身于事业的一瞬间开始，这个事业的规模事实上是十分庞大的。文学创作中的巴尔扎克，可称得上是近代文坛里所能寻到的创作上有耐久性的最伟大的例子，他以他巨大的力量笔直地挺立着。

    尽管整个事业突飞猛进，但巴尔扎克的外表却再也没改变。倘若把他50岁的形象和30岁的样子对比一下就会发现，他只是多了一丝白发，眼眶下多了一抹阴影，以前红润的容颜被少量的苍白所代替，但是大致外形却没多大的改变。当他更年轻的时候，他的那些男性特征已基本上定型下来了。令人奇怪的是，这位矮小、瘦弱、脸色苍白的年轻人竟复原为那个圆脸的胖男孩儿了。

    巴尔扎克额头饱满光滑，上面顶着的却是并不干净的一头密而长的头发，脸上的肌肉松软，皮肤油腻，髭须稀少，五官宽阔不分明，给人的印象是贪图舒服和享受，终日不劳作、又吃得很多。可因为他的外表便否认了他的才华和天赋那就大错特错了。巴尔扎克体内排山倒海的文学创作力量便蕴藏在他松软的下巴里，他的看似臃肿的身体如铜铸般坚强，硕大、宽阔的体态实则充满活力。在巴尔扎克成名后，曾有雕塑家想让他散放出天才的气质，便让他的眉毛高扬，并将其塑成往外突出，好像作家的思想正从局限的头颅里往外喷涌；也有画家设法以白色僧袍似的衣服将他突出的腹部藏起，使整个体态收紧有神。而罗丹则在作品中赋予他痴狂恍惚的神情，好像他刚从凄惨的幻觉中清醒过来。这些艺术家似乎都觉得他的容貌五官不够出众特殊，因而作刻意的强调，以使得巴尔扎克的天才气质显现出来。

    巴尔扎克的相貌确实太过平凡，甚至可以说是如贩夫走卒一般普通。法国的高层知识分子约可分为明敏纯练的贵族型和表现一般人民的颓废型两种，而巴尔扎克既不是贵族型，也不是颓废型，他应该是属于自然型。如果让他站着摆满臭鱼烂虾的摊位后，那便与鱼贩肉贩毫无两样。如果让他去伪装农夫、挑水夫、船工，那他一定无法让内行们察觉。最适合他的打扮就是身着衬衫或随意穿着，这样显得他很真诚而自然。如果他头发抹上香油，眼前弄副架鼻眼镜，刻意打扮成贵族模样，就会显得像个冒牌货。他身体上的特征，也如他的写作，充满活力、愉悦与充满力量。正如他的文学创作一般，他的艺术造诣和成就贵在平实自然，而不在空洞炫彩的辞藻和一些花把式。

    可是一旦巴尔扎克拿起了笔，外表脑满肠肥庸俗平凡的样子便立即消失了，因为一股光芒四射的生花之笔的激流像电一般地感染了这氛围。在他谈论各种各样的事情时，宣讲哲学或简述政见时，他能够吸引住所有倾慕的眼光。在他嘲弄、吹牛、哂笑和陶醉他的听众和他自己时，他小而有神的眼睛里会迸出了富有戏谑性的智慧火花。

    巴尔扎克身体上的活力，也跟他的书本一般具有无比的魔力。不论他做什么，似乎都有多于别人十倍的威力。这使他的笑极富感染力，而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也会使人忽略他的满口坏牙。他有很强的时间观念，在旅行的时候，每隔半个钟头他就要多丢给马车夫一笔小费，要他快马加鞭；他工作起来也没有昼夜之分，他可以24小时坐在椅子上不挪半步不停地写，常常一天下来要写坏许多支笔。有位诙谐的花边新闻作家这样描述面对食物时的巴尔扎克——看见成堆的漂亮梨子和桃子，他的嘴唇战栗着，他的眼睛闪着快乐的光芒，他的双手因喜悦的期盼而抽动。他除去了领带，敞开衬衫领口，他开怀地笑着、喝着，手里握着水果刀，切进一只多汁的梨肉里。

    巴尔扎克天性随和开朗，同孩童一般。虽然他明知自己每每出现在公众场合便会引起惊天动地的反应，使得同行们困窘不已，很多同行在背后说他坏话，批评他没有风格，但他却总是说他们的好话，并把书献给他们，不仅如此，巴尔扎克还在他的作品《人间喜剧》里提到这些对他颇有微词的同行们。他并不太在意几法郎的多少，在与出版商讨价还价的拉锯战中，他的目的也并不是想多榨出几法郎来，而是他想通过这个过程让他们瞧瞧他才是这场游戏的主导者。他有时也会说谎，但并非与人格相关的蓄意欺骗，而是他纵情于自己丰富洋溢的想象力和幽默感里。他晓得人们嘲笑他的举止像个孩子，他就故意装模作样地将孩童般的举止再夸张一番。他会告诉朋友一些荒诞不经的故事，虽然他们一点也不相信，可是第二天早上却已经传遍了巴黎，他因此更把故事重重地添枝加叶一番。

    巴尔扎克所依赖的不是自己的名声或成功，而是他对自己身体上、心智上沛然的活力的了解。他尽情地享受着自己的特质所带给自己的充盈之感，毫不忧惧，既不自我批评，也不作反省的分析。在写给一位公爵夫人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在我5尺2寸的体内，压缩着各种想象得到的矛盾和冲突。如果有人说我虚荣、夸张、顽固、粗鲁、轻浮没教养，脾气变幻莫测，那和说我节俭、谦虚、勇敢、勤劳、彬彬有礼一样正确，我听着一样愉快。

    虽然经历了多年勤俭朴素的生活，但在物质方面，巴尔扎克向来很大方，只是对于时间，他却分外吝啬，他曾说过“每天只有一个小时给这个世界”，因此他的生活里没有从事社交的闲暇。他一生中真正有深交的人不超过10个，而且这些人几乎都是在巴尔扎克30岁之前便已与他熟识了。

    在他那狭窄却持久的圈子里，女性们占了主要的地位。他的大多数信件，十分之九都是写给女人的。他向她们无拘无束地倾吐，把自己的内心世界赤裸裸地呈现给她们。巴尔扎克常常在数月的沉寂之后冲动地把自己的思想和感觉一股脑儿吐诉给一位素未谋面或仅有一面之缘的女士。他从来不给男人写一封亲昵的信，从不曾向如雨果或司汤达之类他同时代最伟大最驰誉的作家们倾吐过他内心的冲突或艺术创作的问题。因为他习惯于垄断一场谈话，迫不及待地去继续他的神侃，而绝不等着听别人的吹牛，因而他毫无兴趣与那些同伴作家们通信或谈话。他不需要友情的刺激，恰恰相反，他需要内心的紧张得到一种松弛。

    1833年，巴尔扎克的作品轰动一时，但却还没有人真正地了解他的天赋，只有一位巴尔扎克新结识的贵族夫人写信给他，衷心地称赞他是“在这个时代首屈一指的作家，只有巴尔扎克自己可与自己相比”。她热切地盼着他能发挥最大的潜力，迫不及待地要看到他达到艺术的巅峰。

    与和女士们的交情相比，他与男人的交情就少得可怜了，与他相交密切的都是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如果说他需要女人是为了协助自己和让自己心理轻松，他需要男人则是因为依赖他们，在工作之余这些人可以随时随地能够协助他。如有位德·马尔贡先生在自家的寓所里备有一间舒适的房间，随时提供给巴尔扎克作工作间用。而早年扶助过巴尔扎克的达勃兰叔叔更是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一位无名气的画家则是因为曾与巴尔扎克共住过一栋楼房而相识。纳克尔医生照顾他的健康直至他去世，这位医生除了行医道之外，还在小说方面常给予这位大作家一些忠告，有时还会借给他几百法郎应急。一位裁缝曾在众人之前先发现了巴尔扎克的才气，并一直以来都很尊敬他，不仅任他赊账，甚至还借钱给他，让他到店里来躲避债主。不论巴尔扎克曾欠下多少钱，这位好裁缝都悉数抹掉。而天才偿谢的方式也真是别具一格，他们能使自己的债权人名留千古。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写下了几行话：“他缝制的一袭衣服，足以使人在任何聚会里显得高贵出众。”这样的宣传立刻使他身价百倍，裁缝店门庭若市。

    这些就是巴尔扎克的少数朋友，但是已经足够了。他已不再需要刺激、讨论、广泛的阅读、新引进的知识或新的朋友，因为他已准备好了一切。他曾说过：“一棵大树会吸干它周围的土壤。”为了文学创作事业可以开花结果，巴尔扎克早已把在周遭范围内的一切能量都吸收了进去。他已不必再把别的任何人置入他比较亲密的圈内，除了他心爱的女士。

    创作的过程

    一夜成名对于一位艺术家而言是非常危险的。30岁之前的巴尔扎克还是一位为了养活自己不得不以文字换取稿酬的文佣，而且还是个债台高筑的穷光蛋。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他就摇身成为欧洲最著名的文学家之一。报章杂志和出版商对他的稿子求之若渴，他被读者们赞美的信件所压倒，被出版商谀媚。一夜之间，他年轻时的野心竟然实现，这份光荣和这令人炫目的声誉将他抛得高高的，即使是一个比巴尔扎克头脑更清醒的人，也很难避免这种成功的迷惑而沉醉其间，忘乎所以。而巴尔扎克压根就不是头脑清醒的人。他对穷困、晦暗、饥饿的生活充满了厌倦和不耐烦。

    世界上即使再伟大的人，也是由普通人蜕变的，身上难免会有凡人的缺点和小愚蠢，因而成为世人的笑柄。巴尔扎克明知自己的势利心理太幼稚，却无法抑制这项大弱点。能够写出世纪大著作的巴尔扎克竟无法摆脱对贵族阶级的向往和崇拜，在他眼里，一封公爵夫人的信比歌德的赞扬意义更大。

    为了在社交场合中增加自己的分量，他不能只以巴尔扎克先生的姿态出现。于是他自己授权封自己为贵族，从《驴皮记》开始，他的书全都以奥诺雷·德·巴尔扎克之名出版。谁要敢否定这项头衔，那便是自讨没趣，巴尔扎克会告诉这位怀疑他贵族身份的人，他自称“德·巴尔扎克”已经是很谦虚的了。为了让世人信服，他甚至把巴尔扎克家族的徽记刻在餐具上和马车上。接着他要改变生活形态，要过符合大作家身份的生活。

    出门时，他坐着带篷的二轮马车，后头还跟着身穿制服的侍从，这样他才不会被列为二等作家。他租下卡西尼街二楼，购置了大量家具，而且没有哪个富公子敢夸口说他的服饰比奥诺雷·德·巴尔扎克更华丽、更昂贵。他的蓝色晚礼服上配着特别雕镂的金扣子，并举债购置丝绸、织锦的背心。

    只有穷极无聊又极端注意表象的人才会把时间和精力花在优雅美好的外形上。巴尔扎克只是把自己由繁忙的工作中硬抽出一两个钟头来做这些表面工作而已。巴尔扎克越来越崇尚奢华，可惜他的鉴赏力太差，再贵重的衣饰到了他身上看来都像便宜货，连爱慕他的女性都忍不住要把脸藏在绢扇后偷偷嗤笑。

    巴尔扎克在文艺界的同行之间也一样不获成功。他虽然秉性善良，对别人的成就毫不眼红，而且发自内心地热烈称赞，但他却故意摆出骄狂的样子，尤其是在文学同僚面前。他举止唐突，进入一些室内场合从不摘帽，又拒绝与他的同行接受同样待遇。他不肯迁就其他作家，而且经常得罪新闻记者，让很多报社的记者觉得他不需要他们的恩惠。巴尔扎克原意是要强调社会对自我的认识和印象，结果却招致巴黎社交界的众怒。

    巴尔扎克的弱点和特征太明显，这使得他成为报纸上嬉笑怒骂的对象。巴尔扎克对于这些并不特别在意，他旺盛的体力、充沛的精神和满怀的贵族优越感使他不会去注意这些小烦恼。当然，巴尔扎克对于社交界和文学界对自己的看法和嘲讽也不是毫无反应，在《幻灭》这部作品里，巴尔扎克将文学界的堕落整体地描绘下来。

    巴尔扎克的虚荣和势利心理不仅对自己造成了羞辱，他的那些为数不多的朋友们看他这样，也是无比痛心。一位与他熟识的公爵夫人曾经从偏远的小城写信来告诫他，要他不要在那与他无甚相关的圈子里做戏了。

    关于巴尔扎克的记述，自那个时代流传下来很多，有些有趣、逗笑，有些含蓄、讽刺，有些甚至恶毒，但这些都是当时巴黎社交界和新闻界对他的狭隘和错误的看法。有人说巴尔扎克是个大骗子，他对外鼓吹贞洁是艺术创作的先决条件，而他本人却是个多情的人，时常更换心仪对象；有人说他是个贪吃鬼，他坐在餐桌旁的一会儿工夫就能吞下三打的蚝和鸡鸭鱼肉。

    留传下来的巴尔扎克的图像里，大多数不是真正的画像，而是针对他和攻击他的讽刺画。当时的人们记载了许多有关他的趣闻轶事，多到数不清。在当时巴黎人的眼中，他不是天才而是个怪人。这种偏激的看法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巴尔扎克留给社交的时间是很有限的，巴黎人只见到这一天之中一个钟头里的他，如何能够了解他写作时的苦修自律与他作品的伟大？真正的巴尔扎克，是一位在20年中写了74部小说的高产作家，同时他还写了无数的戏剧、短篇故事、论文等，而且他的作品水平很稳定，在文学界都称得上是上乘之作。作为一位以文学创作安身立命的文学家，这才是评量他价值的唯一标准，也只有在这些作品里，才能辨识出真正的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在社交方面极尽虚荣和随性，但艺术创作上他却有着最为自律的艺术良知。他工作起来不分昼夜，有时甚至不眠不休。他真正的生命活在他自造的世界里，当代无人能替他立传，他的传记就写在他自己的书中。

    巴尔扎克的这种工作安排和作息时间与其他人不同，别人的白天是他的夜晚，别人的夜晚则是他的白天。

    晚间8点，当人们一天的工作完毕，用罢晚饭，便要休息或要出门娱乐。此时的巴尔扎克已经在案头工作了十六七个小时，这时正在自己漆黑的房里沉沉睡去。

    9点钟，戏院、舞场和赌馆里开始热闹起来了，巴尔扎克继续在睡。

    午夜时分，外出狂欢的人们也已经熟睡，巴黎安静无声，灯光也几乎全灭，整个城市都陷入了酣甜的睡梦中。这时，巴尔扎克又坐回到案头开始工作了。因为这个时候没人会来打扰，他有8至10个小时的时间可以独处、思考和写作。对于自己的工作状态，巴尔扎克曾经说过：“在我必须中断并出去时，我是无法工作的，我从来没有一次只工作一或两个小时。”因而不受限制与分割的夜晚，遂成为他的白昼。

    为了工作的方便，巴尔扎克根据多年伏案写作的经验自己设计了一件工作袍，这是一件白色的长袍，够完全自由活动。一条编织的细绳松松地系在他僧衣似的罩袍上，上面不是挂着十字架和肩衣，却是悬着一把裁纸刀和剪刀。冬天的工作袍是由温暖的克什米尔羊毛所制，夏天则是薄亚麻布。子夜，他的仆人会进来为他点上蜡烛，醒来的巴尔扎克又再度燃起工作的火焰。这就是巴尔扎克一口气工作若干星期和若干月的方式。除非他手边的工作做完，否则他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打搅。但是夹在两个完全专心致志的工作时期中间的休息时间永远是短暂的。他失望地感慨：“一本书接着一本书，一夜连着一夜，这是一成不变的。我要建造的建筑物实在是太宏伟高大了！”等他工作起来，现实的世界就隐退了，只有他脑海中的人物在说话、在活动、在生活。他开创的是个自己的世界，一个万世不朽的世界。

    巴尔扎克在他那张朴实的小长方形桌前坐下，他对它的钟爱胜过一切别的财产，它跟着他搬过一个个的住处，它是他真实生活中唯一的无声见证。他在这张桌子前生活，也在这儿工作至死。“我在一个月里要做的事，是别人一整年或一年多的时间内干不完的。”但是工作对于他已成为一种强制的必要了，而且欲罢不能：“只有工作时我才忘了痛苦，对我来说，工作是对我的慈航普度。”虽然他的工作是各种各样的，却对它的持续不断毫无影响：“我在不写的时候盘算我的计划，而在我不写也不盘算的时候，我改稿样。那就是组成我生命的东西。”他接近病态地用尽他的精力，但他也一次次地承认这种不自然地消耗精力必将导致不幸的后果：“我的脑子有时就像失了火，而我似乎命中注定要因头脑的损坏而死掉。”

    巴尔扎克真正的生活方式就是工作。他暗暗自满地赏心悦意于一种妖魔一般的毅力和创造的意志，原因是这些都可以让他从伸缩自如的脑海和魁梧的身躯中取出最大（甚至于超过最大）的源泉。他终日从事火热的工作并自豪地宣称：“我的工作就是我的放纵。”他工作方式的原则就是从生活中吸取最多的经验。

    他的书桌上，左边放着成堆整齐的白纸，这些白纸是经过仔细挑选的，其大小、形状都很特殊，带着浅浅的蓝色，这样才不会刺眼或使眼睛疲劳，这些纸张纸面特别平滑，这让他书写起来毫无阻碍，不会影响文思的奔泻。他的笔也是仔细准备好了的，他只用一种由乌鸦羽毛制成的笔，其他笔他从来不用。因为他书写量惊人，所以他的书桌总是同时摆放着两瓶以上的墨水瓶，以备不时之需。他的右手边置有一本小笔记本，让他可以随时在上头记下一些思想或念头。此外，再无其他装备，与初学写作时不同，如今这位大作家的案头，书籍、论文、研究资料一概不需要。巴尔扎克在写作之前，早在脑海里将一切都消化了。巴尔扎克看看四周，一切都准备就绪。

    他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把右手的袖子卷起，以方便能更好地书写。接着，他便奋笔疾书。他文思泉涌的时候不在纸上作丝毫停留，他的笔快速地在纸上滑过，那一个个的字几乎跟不上他的思想了，好像在默写一篇熟练的文章一般，文字由他的大脑倒在纸上，倾泻如注。于是他的字越来越潦草，越写越简，却依然不肯停笔，直写到手指酸痛，字迹在眼前浮动，累得头脑发昏，才肯罢休。

    外边街巷寂寂，室内只能听见羽毛笔沙沙的书写声，以及不时将写好的纸张堆放在一起的声音。屋外天要亮了，但是巴尔扎克没发觉，他的视野依旧是蜡烛照出的小光圈。

    经过五六个小时连续不停的写作以后，巴尔扎克觉得他非得暂停不可了。他的眼睛开始流泪，太阳穴上青筋直跳，手指僵直麻木，腰酸背痛，他再也承受不了这样的紧张了。换个人也许已得意于自己所写的东西，在写不到他的十分之一便早早收笔了。巴尔扎克却不是，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没有朝卧室的床上走去，而是朝放着咖啡壶的桌子走了过去。

    咖啡可以让巴尔扎克再度振奋。对巴尔扎克而言，咖啡简直比吃饭、睡觉还重要。他讨厌烟草，认为这种东西会对身体造成伤害，更可怕的是它会侵袭心灵，使人类变得愚钝，可是对咖啡，巴尔扎克却唱起颂歌，他称赞咖啡随着食管进入胃里后，会产生奇妙的反应，使疲惫不堪的躯体振奋起来，重新运转。没有咖啡，他就没法工作，因此他的家当中，除了纸、笔、墨水之外，咖啡机也是必不可少的，他人到哪里，咖啡机便跟着他安置到哪里。他很少让别人为他准备咖啡，就如同他只用某一特定种类的纸张和特定类型的笔一样，在调咖啡上，他也有独特的方式。他的咖啡是由三种不同的咖啡豆所煮出来的，而这三种咖啡豆需要分别在三个不同的地方购买，每次采购都要从巴黎这头走到那头，花半天的工夫。

    巴尔扎克一生中喝下的咖啡数以吨计，为保证写作数量，他每天必须喝下30杯咖啡！再奇妙的东西，过量的摄入也会产生不良的后果。渐渐地，巴尔扎克喝咖啡成瘾，他食用的分量越来越重。经过近20年的过度纵饮之后，到了1845年，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身体组织已因不间断的刺激而受损，并埋怨咖啡对他来说效力越来越差，而且还经常引起胃的剧烈疼痛。5万杯浓烈的咖啡加快了他《人间喜剧》的写作进度，却也造成了他过早的心脏衰竭。

    当时钟敲响了8下，门外便响起了敲门声。他的仆人奥古斯特端来了一份简便的早餐。此时巴尔扎克拉开窗帘，踱步到窗前，望着外面沐浴在清晨中的城市。商店开门了，孩童赶着上学去，马车咕隆咕隆地沿街行驶，整个巴黎又开始熙攘起来。

    为了舒缓一夜工作的紧张，巴尔扎克通常在吃过早饭后洗个热水澡，这是他能够安心陷入冥想而不受骚扰的时光，他要在浴缸里待上1个小时。而当巴尔扎克刚刚泡完澡，他的工作便又接踵而至，门外的脚步声越来越多，各个印刷厂的人陆续来了。第一个来访者是索要一份正在写作的小说的新稿件的人，他要拿到那份巴尔扎克夜间刚刚写完的、墨迹未干的稿子。巴尔扎克的每部小说几乎都是在写成之前便早已卖出去了，而且由于他恍惚的工作状态，根本不晓得自己在写些什么，或已经写过什么，因此巴尔扎克写的东西都必须立即排印。即使他眼睛再尖利，也瞧不出自家草稿上那片浓密的字迹丛林中的问题，只有排印出来以后，他才能一段段地再重新检视。

    继第一个来访者之后，其他印刷厂、报纸、出版商等，都带来了巴尔扎克前两夜所写的东西的校样，与更早时候连载续稿的二三次校样。这些油墨未干的校样，常有五六打之多，把他的小桌子堆得满满的。

    上午9点钟，巴尔扎克结束了短暂的晨间休息，开始阅读校样。与其他审读校样的人不同，他对待校样，经常大篇幅的改写，有时甚至全部重写。事实上，他只把第一校样当成是初稿，然后本着敏锐的艺术良知，对着这些“初稿”一再地仔细推敲、改正。凡是与他工作有关的事情，他都专断而顽固，毫不顾忌印刷厂与出版商。他坚持校样纸必须有特定的长和宽，在校样的左右和上下要留出极大的空白边缘，好让他更正和修改。巴尔扎克从来不收印在普通的便宜黄纸上的校样，他对校样纸张的要求很高，纸要白，这样字母才能够清楚地显现。

    巴尔扎克再度坐在案前，才在校样上瞄那么一眼，他的笔就不可抑制地刷刷刷地写起来，他对所有校样中出现的阻塞他阅读的地方都十分不满，文体欠佳、意思含糊、句构混乱、层次拙劣，这些全都得改过来，使它更清晰、明了、简单，文字和内容水平又提升了一个层次。一般给排字工人看的说明符号已经不够用了，巴尔扎克不得不自己发明一些符号来供自己修改之用。他才坐下没多久，校样的边缘就已经被填满了，再也挤不下一个字。他在校样上留下的修改意见比打印出来的东西还多，而且满版的东涂西抹，使校样看起来像被细密的蛛网笼罩了一般。巴尔扎克并不就此罢手，他把纸翻过来，在背面继续写。这还不算，他的修改方式时常突破常规，有时连剪刀都会动用，他把那些认为已经毫无价值的部分全部从校样上剪了去，再在洞口处贴上改后的文字。这份满目疮痍、混沌一片的校样，最后再送回印刷厂去时，比起原稿还要难以识别数倍。

    在报社和印刷厂里，连最有经验的排字工人也表示根本瞧不出个究竟来，即使付他们双倍的工资，他们也不愿意再碰巴尔扎克的书稿，最后双方各退一步，排字工每天只肯面对巴尔扎克的书稿一个钟头。这样下来，巴尔扎克一个书稿，需要一个工人花上数月的时间来破解里面的如符咒般的修改说明。

    即使这样，他们的工作也才算是刚开始，当巴尔扎克收到第二校样时，他又把之前的那一套再重演一遍。这样的情形在他的每部书稿中要发生六七次，所幸越往后改动会越少。巴尔扎克的有些作品，修改校样达十五六次之多。

    巴尔扎克的这种修改方式是一成不变的，任凭出版商哀求、善意的责备还是诉诸法律的威胁等，都不能打动巴尔扎克，即使在巴尔扎克经济最窘困的时候，他也没有停止过这套昂贵的作业。因为这种执著和坚持，他时常丧失了半数的酬劳，有时甚至是全部酬劳，因为他必须自掏腰包来承担改正和重排的费用。为了追求艺术的完美，在这一点上，他是绝不通融的。曾有一位报社编辑未得他的允许，不等最后校样出来，就擅自连载了巴尔扎克的续稿，结果巴尔扎克和他闹翻，并拒绝再与他来往。

    巴尔扎克非常珍惜他的那些校样，总把各阶段修改好了的校样与原稿装订在一起，有时竟有2000页之多，而出版后的小说却只有200页左右。人们看到的只是作品最终的面目，却看不见巴尔扎克为了作品能以完美的面目呈现给世人，将自己幽居在书房里废寝忘食、呕心沥血的自我牺牲。

    巴尔扎克常将这些装订成册的校样当成最珍贵的礼物赠送给亲朋好友。“我这些稿册只给爱我的人。我夜晚的时光就花在这些要命的稿子上，它们亲见了我成长时的辛劳与坚忍。”巴尔扎克骄傲地说。大部分的稿册都献给了他心爱的德·韩斯卡夫人。纳克尔医生在收到《幽谷百合》的稿册后，认为这是一件非比寻常的礼物，是巴尔扎克心血的结晶。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这位大文豪的日程上来。巴尔扎克一个早上的三四个钟头的时间就这么花在校样上。接着，他开始进食午餐。他的午餐通常也很简便，一个蛋，一两份三明治，或是一小块面饼即可。但不要以为巴尔扎克是个崇尚粗茶淡饭的人，他本人是很好吃的，他十分喜爱家乡的那几道浓腻的菜，好吃的肥碎肉、鲜美的腌鸡、多汁的红肉，还有红酒和白酒。但是工作的时候，他禁止自己纵情于美食与美酒，他知道一个人在大快朵颐之后，通常会变得很懒惰，他可没有时间和闲暇懒惰。午餐过后不久，他就又把安乐椅搬到桌边，继续修改校样，有时，他会利用这个时间随手写下备忘录或一两篇文章和信件。

    一个白天很快过去了，在近5点的时候，巴尔扎克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他搁下笔准备度过一天中最闲暇的时光。他已整天未见外人，甚至连报纸也没瞧上一眼，现在他可以轻松一下了。奥古斯特会送上晚餐，他可能有时接见一个朋友或一个出版商，但他大多时候是独自一个人冥想的。他所想的大多有关当天晚上所要做的工作。他几乎从不到街上去，因为他实在太疲乏了。晚上8点钟时，当巴黎的夜生活刚刚开始，人们开始出门活动了，此时，巴尔扎克准备就寝，他实在太累了，头刚一接触枕头便沉沉睡去了。而这一天的繁重的工作并不会使他在未来的一周甚至一天里更加轻松，他的工作就是在这样周而复始的艰辛与劳顿中进行的。

    这就是巴尔扎克一口气接连着数周，乃至数月的工作方式。只要一部作品未了，他的这种状态是不会中断的，而他每部作品的间隔时间又总是很短。于是，巴尔扎克就这样一本接着一本的写，直到文学生涯的最后一刻。

    这种生活如镣铐般将巴尔扎克死死地锁在案头，巴尔扎克时常觉得自己是否错过了生命本身。他常说：“我在一个月里要做的事，是别人一整年或一年多的时间内干不完的。”但是工作对于他已成为一种强制的必要了。

    巴尔扎克被工作所束缚，即使在恋爱时，他满腹的柔情也融化不了文学家的责任。对巴尔扎克而言，工作是要先于爱情的。在要去看望恋人时，纵使心急如焚，但他也不忘在信上提醒情人，在下午5点之前，他是绝对无法出现在她面前的。

    无论歌德还是伏尔泰，身边总是有两三个唯命是从的秘书帮忙料理，而巴尔扎克却事必躬亲，他没有商业代表、秘书或顾问，所有业务，包括全部信件都由自己处理。他书本里的每一句话，信件中的每一个字，都是他的亲笔；他自已安排签约，整理法律诉讼中的所有程序；他负责家里的采购，亲自指示商人；后来甚至亲自照管妻子的财政。他还要经常帮家里出主意。他也清楚这般超越常人的精力透支最终会要了他的老命。

    在过分紧张的工作时期结束之后，巴尔扎克允许自己略作休息，但每当这个时候，他整个人就像要土崩瓦解似的：“我一天睡18个小时，另外的6个小时则什么也不做。”过度工作之后，他的歇息方法也是极端的。只要一有精力，他就走到人群里去与大伙高谈阔论。因独处太久了，长久以来他都没听到过自己的声音了，因此在交谈中，他往往很自然地垄断了同别人的谈话。在若干个星期的俭朴生活以后，他以一种肆无忌惮的好胃口来暴饮暴食，而当他旅行时，老是嫌马跑得不够快。他在所有动作中都保持一种可在他小说中找到的丰富的幻想，同时带有一种有生气的欢愉的本能。他如同久被禁于马厩中的赛马，一朝呼吸到醉人的自由空气时，便不禁尽情舒松筋骨，恣意狂奔。

    尽管人们对巴尔扎克的过度行为指指点点，但都无损于他的天才和伟大。一个像巴尔扎克这样能纵情工作和恣意休闲的人，若是举止正常，那才真是反常的。

    厚积薄发

    工作是巴尔扎克生活的全部内容。在成名后，巴尔扎克再次坠入爱河，恋爱的花销让他有点吃不消，渐渐地他又开始入不敷出。而巴尔扎克的才华似乎在经历过困难之后才会喷薄而出。在这段清贫的日子里，他已经开始着手写他所有著作中最深远、博思的一部——《路易·朗倍尔》。这部作品突破了他以往作品的风格，是巴尔扎克对过去那个崇尚时髦、好幻想的小说家的一种告别，它证明了巴尔扎克文学艺术的诚实与质朴。此前，迫于那个时代的文学领域被言情小说和社会小说所占据，哗众取宠的作品能轻易地为巴尔扎克赢得他所迫切需要的财富，但它们大多没有多大的市场远景。出版商和书商殷切地期盼着他下本书会是一部跌宕起伏的、且最终是大团圆结局的作品，他却在全心写一个悲剧故事，其中那位充满智慧的主角，直可媲美歌德笔下的浮士德。

    路易·朗倍尔这个人物反映出巴尔扎克青少年时期的理想和想法，作品表现的是一位尽心竭力地禁欲苦修的天才将不能存于凡世，因为一个负荷过重的大脑终究承受不住那样的紧张，以致最终达到爆发的程度。巴尔扎克想借这个人物来处理一个接近于病理学方面的问题。他对天才与疯子之间的关联所给予的关注，远远超过了他所处的时代。

    在作品的前几章里，巴尔扎克借用路易·郎倍尔的形象描写他自己天才的萌芽，他成功地刻画出一个真实、可信的角色，这部书重在说明人性在生理方面和心理方面的关系。路易·朗倍尔因为强烈的求知欲而毁坏了自己的身体，在“追求不可能”。拿巴尔扎克在《路易·郎倍尔》中所有的思想的地位来和歌德在《浮士德》中所有观念的地位相比，也不算是夸大其词。也许巴尔扎克并不是存心和歌德一较高下，但两部作品的产生过程的确存在很大的不同。最明显的差异便是，歌德的《浮士德》费时60年才完成，而巴尔扎克的《路易·朗倍尔》则是在6个星期之内完稿的。为了使这部书的结局可以呼应他推导出的某个结论，巴尔扎克硬是为主角安排了一段毫无新意而且略显无聊的爱情故事，这不免使读者在钦佩他的那些哲学理论与想法的同时，也抱有一丝遗憾。虽然这部作品后来重新修订过，但作为一部艺术作品，最终还是不够完美，不过从理想角度看，这部作品倒代表了他解决和处理严肃重大问题的崇高抱负。

    在《路易·朗倍尔》的手稿送往巴黎后，巴尔扎克身上的钱都已经花光了，于是，他只得去一位不会对他的穷酸相嗤之以鼻的朋友家中，在那里安心地工作。

    在初尝成功的两三年内，巴尔扎克曾经夸下海口说要还清母亲的债款。可是被成功冲昏了头脑的他对自己的才华过于自信和依赖，因此花钱如流水。如今债台高筑，他便一筹莫展，只得像一个败家子一样逃回到母亲那里，求她出面担保，借1万法郎来挽救他的荣誉。

    安·夏洛蒂最终说服了一位老友——德兰诺夫人，从她那借来1万法郎给这个有悔改之心的败家子。不过，她要求巴尔扎克必须保证改变之前奢侈的生活方式，巴尔扎克只得答应，以后一定放弃挥霍无度的生活，保证用复利的方式去偿清他的债务，培养节俭谦逊的品德。

    摆脱经济困境的巴尔扎克如同重获新生，他又可以自由地享受生活了。在去了一趟日内瓦后，巴尔扎克便直奔德·柏尔尼夫人的住处，将自己毕生最珍爱的《路易·朗倍尔》献给了她，并在书的第一页写道：“献给我所选择的女人，现在以及永远。”虽然此时的德·柏尔尼夫人只能给予巴尔扎克母性般的情感，但之前他从未这样深刻地感受到，他的这位初恋，时至今日，仍然是他最深爱的人。

    以万物为素材

    接二连三的成功使巴尔扎克了解了自己所掌握的力量，他知道该如何运用自己的能力，那便是以笔征服世界。他理想中的成功并非只是物质上的，他的灵魂里酝酿着比物质财富更高的目标，他甘冒失去读者的风险，勇敢地在成就艺术价值与投读者喜好两者之间作出了选择，虽然他的作品越来越偏离读者的口味，但他最终实现了自己的艺术成就。而他所创作的那些作品，很多都是取材于现实生活，并以现实万物为基础素材，进行放大。巴尔扎克卖命地写作，每每写到出神的时候，他都会忘了自己是谁，传说他在写高老头临死的凄惨情景时，不禁号啕大哭。

    1832年至1836年间，巴尔扎克的作品种类杂陈。人们很难相信，《路易·朗倍尔》的作者，同时还写了《谐趣集》。显然他是想试试自己的天赋到底有多高。《谐趣集》以另一类风格写成，再加上他自己发明的法国古语，纯粹是在说故事，让他可以尽情地说故事，真是痛快淋漓。这些文字中丝毫不见有精心雕琢的痕迹，没有不必要的深思，读者也无须仔细思考。如果生活不是那么残酷，巴尔扎克的诙谐故事还不止这些，一定会多上几倍。

    类似《谐趣集》这样的作品只是他天赋的下限，为了达到他文学天赋的最高极限，他还在写哲学作品。心智和文笔都日渐成熟的巴尔扎克想处理有关人性的重要问题，不管是社会方面的、哲学方面的或是宗教方面的，他要把小说提升为更崇高的艺术形式。

    巴尔扎克首先从自身取材，他刻画了很多因过度努力追求向上而结局却悲惨的人们和那些最后与现实脱节的天才们。《路易·朗倍尔》是他在这方面的首次尝试，里面描写的哲学家拼力想要解答生命问题的极致，结果以疯狂告终。这个主题一直在他的小说里反复出现。他的作品《玄妙的杰作》中的画家，为了达到想象中的完美而超越了完美，他过度的努力毁灭了自己；巴尔扎克描写过的一位音乐家，超越了自己的艺术极限，最后只有自己能听到自己创作的乐曲；而他笔下的化学家则为寻找原始的元素而毁了自己。这些都是追寻绝对完美的人。

    除了与自身特质接近的人物外，巴尔扎克还十分留心周围人的见闻。他的一个朋友说了一个罗梅尔医生的故事。巴尔扎克以此为素材，完成了小说《乡村医生》。小说中的罗梅尔医生在当地拓植了一片废弃的土地，他心地善良，为当地的农夫提供工作，养活了很多失去生计的农夫，使他们重获新生。在巴尔扎克的其他作品里，他只是充当一个社会评论家的角色，而在此处，他则采取了更确切的态度，列举出社会问题可以据以解决的方案。

    《乡村医生》称不上成功，更称不上完美。巴尔扎克的笔触太轻，而且他向来以强烈的现实感来给予作品真实可信的生命力，这次却以宗教的形式呈现，角色的个性未免有失统一。最重要的是，一部作品想对永恒的问题提供最好的解决方式，不应该以报纸连载的方式写出，更不该先收稿酬。他的哲学小说只达到了他最高期望的成果，却并不算是最高水准的艺术作品。他成功的还是那些以艺术家视角来描述艺术家的作品，像《玄妙杰作》便是一部登峰造极的不朽作品。而他的哲学小说只显示出他令人难以置信的知识广度和开阔的思想领域及他多方面的才华，至于作品本身，却称不上是上乘之作。

    巴尔扎克站在故事叙述者与思想家之间对生活进行细致的观察。对现实主义的描绘才是他的真正事业。他在这方面的第一个成就便是《夏倍上校》，第二个便是《欧也妮·葛朗台》。渐渐地，他发现了驾驭自己作品的法则——描叙现实。以前，他曾试着到浪漫主义中寻求小说的基本性质，一面采取玄幻神秘的故事结构，一面又将故事架构于自身所处的时代。但现在他发现了如果直接地观察同时代的景象，也同样会产生丰富、鲜活的效果，重要的不是题材和布局，而是作品内在的力量。

    巴尔扎克已经发现了大秘密，万事万物没有一样不是写作的素材，现实是永不枯竭的宝矿，只要从正确的角度观察，人人皆可成为《人间喜剧》中的演员。一位作家想要描叙这个世界，则不能忽略任何一方面，每一个社会阶级的层面都应加以表现，不管是艺术家、律师、医生、脚夫，无论将军还是士兵、贵妇还是妓女都一样重要，所有这些阶层均是相互交织的，他们彼此都会产生交集，因而各个类型的角色和各种行为模式都必须上台。

    天下间的一切都是可用的素材，但同时，没有一件素材是现成可用的，而将素材变得可用，便需要艺术家的创造过程。创造需要正当的观察、集中，汲取最大的成分，暴露最强的人性弱点，从而揭露感情，发掘潜在力量。如《高老头》中描写的那间寄宿学校、实验室、书房等，都具有可能相同的戏剧性。在《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里，每个角色设定都经历了巴尔扎克长期的观察和研究，作者了然于这些人物在现实中的秘密，他只消让他们在不同的时空一一登台亮相，而不需作任何道德上的强调，读者便能了然于胸了。

    继续创造新角色则是不必要的，只要适当加以分类，同样的人物可以反复出现。如一两位医生便足以代表医生这个身份，一位银行家的形象便可为全体金融家的样本。巴尔扎克越来越发现，要使这么丰富的题材有个界线，他一定非有个工作计划不可，而这个计划将会占去他的余生。他不能只让自己的小说一本本并排而列，他必须让它们彼此密合。巴尔扎克还不知道他的《人间喜剧》的全部范畴所在，但却知道必须采取一连串的步骤。1834年10月的一天，他依据自己的期望为自己的人物创作拟了一个计划——1838年把这巨大工作中的三个部分完成到相当的程度，至少可以使人们看到这个计划的结构，首先要进行“行为研究”。我要描写每一种姿态、每一种生活情景、每一类男性和女性、每一种职业、每一种生活的方式、每一层社会地位、法兰西的每一个省份，童年、青年和老年，法律、政治和战争——不能有任何遗漏。而我的主题，则是真正发生于各处的事情。

    接下来是第二阶段——哲学研究。研究了导致行为的原因之后，接着要叙述影响。在“行为研究”中，我显示的是感情、生活与结果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哲学研究”里，我要讲述感情的源起与生活动机的起因。在“行为研究”中，以个体人物来说明普遍现象；在“哲学研究”中，个体则将以典型现象来表述。但我所要描写的仍然是生活。

    在结果和原因之后，我们必须寻找常规。这一步骤便是“解析研究”。因为说明了因果，我们便得遵守原则。但在比例方面，因整个工程是螺旋上升的，顶上变窄了，中间集中了。假使我的“行为研究”需要24册，“哲学研究”便需15册，“解析研究”则只再需要9册。这样，我便可以描写、分析、批判人的本身，人类和社会，却不必像《一千零一夜》那样重复地讲述了。所有这些完成之后，我将要写一篇科学方面的著述。而在这些巨大工程的底部，我还要完成《幽默故事百则》。

    巴尔扎克的著述计划确定以后，就不再顾及出版商及报社的意见了，也不再妥协。即使再穷困绝望，他也不允许出版界在没有他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处理他的稿件。对那些自以为控制着大众意见的新闻记者，他也开始轻蔑起来，不再理会。债主们可以搬空他的全部家当，却不能从他建立的文学世界里拿走一粒尘土。这是一件毕生的工作，他觉得自己内在的力量可以完成这项工作，只有他敢于挑战这种计划，也只有他有这个天分能完成这项工作。

    神秘的读者

    巴尔扎克觉得自己可以活到60岁，可是他已经为自己拟订了庞大的计划，这意味着他的余生都要在书桌前度过了。为了达成目标，他必须脚踏实地地工作。此时，他需要一个妻子和他组成一个家庭。

    巴尔扎克知道自己貌不惊人，举止也不够儒雅，想要靠外表去吸引女性几乎是不可能的。很多贵族女子都拒绝过他。他既没有时间和女士们甜言蜜语，更没有勇气去接近她们，除了一片痴心，他几乎什么都没有，而他也十分清楚，女人绝不会仅仅因为他的痴心就被俘获了。而最主要的是巴尔扎克根本无暇去寻觅他的梦想中的女子，除非他的梦中情人主动来找他。

    按常理来说，这种主动送上门来的女性几乎是不存在的。但对于巴尔扎克来说，这种事情却在情理之中。大多数女性读者们没见过巴尔扎克本人，因为读了他的作品后，常会对他产生幻想。很多女读者写信给他，有的还会登门造访。女性读者经年累月的来信，增强了巴尔扎克的信心，使他觉得自己虽然没有出众的外表，但仍然能俘获女人的心。

    1832年2月的一天，他收到了一封长信，一看信封和字迹，便知道是出自一位女性之手。这封信由俄国寄来，历经数周才到了巴尔扎克的手中，信封署名“无名氏”。巴尔扎克收到这封信时，并没有马上拆开来看，对于收到女性读者的来信，他早已习以为常，而且巴尔扎克当天正好有个约会，便把它搁置一边。他不会想到，这封信将会对他此后的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

    关于这封信还有一段奇特的故事。这个故事便发生在一处贵族府邸，这处府邸方圆百里都没有城市和村庄，有的只是一排排农奴住的茅草屋，目光所及都是广袤无垠的田野和繁茂的森林。这里的一切都归温西斯拉夫·韩斯卡男爵所有。

    欧洲所能买到的一切奢侈品在男爵的这座与世隔绝的府宅里随处可见，这里有名贵的油画、英国银盘、法国家具、东方地毯、中国瓷器，还有大量的藏书。马厩里有很多的马车、雪橇和马匹，府中仆人众多，还有一大群农奴。每天，这座看似与世隔绝的宅子里都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男仆们户内户外地奔忙，仆妇和厨娘为楼上楼下端盘送水、烹饪美食，还有女家庭教师能弹会唱。这些典型的贵族府邸的生活，却让这间宅子的女主人德·韩斯卡夫人感到无趣之极。说起这位男爵夫人可是大有来头，她出身波兰贵族，一位祖辈的姑姑还曾经是法国皇后。而她本人也是个出名的美人儿，在父母家里，她已接触了法语、英语和德语，对文学有鉴赏力，她的兴趣与西方世界里的大部分人一样。可是男爵已经50多岁了，身体也不是很健壮，他空有大片产业，却不知如何享用。丈夫如此，周围的邻人更是如此，这里的人都未受过教化，对心灵和精神上的需求并不热衷。男爵夫人在全无心智交流的情况下，更感寂寥。

    这里常年冰雪封山，很少会有客人来访。春天来时，他们上基辅去参加舞会，每隔三四年会去一趟莫斯科或圣彼得堡。此外的日子便都是空虚而苍白地度过的。自小便认识到文明重要性的她，如今被困在这个蒙昧的世界里，这一切使她对婚姻和未来生活充满了绝望。

    这所房子里的居民每周所盼望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邮件的到来。当时俄罗斯还没有铁路，贵重的东西都是用马车或雪车从远方送来。这是一件大事情。男爵一家订阅了当局允许的所有外国报纸，特别是巴黎保守的《每日新闻》以及法国的一些文学评论。他们的书商还按期给他们送来许多新出版的重要的书籍。距离的遥远使每天发生的平常琐事变成意义重大的事，而在巴黎被漫不经心浏览的报纸在这里却被所有识字的人们从头到尾一点不漏地阅读着。这个家庭对欧洲的文化仔细地讨论或评论，比起巴黎的报刊来要仔细和认真得多。德·韩斯卡夫人晚上就同她的两个外甥女及女儿的女家庭教师一起交换她们对日间阅读的意见和感受。有的时候，男士们也会参与进来，他们时常会因为一个演员、政客或作家而争得面红耳赤。

    1831年的冬天里，这座府宅中被讨论最多也是最为激烈的，是一个名为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作家，他新近才在法国蹿红。他写了一本很棒的书叫《私人生活场景》，没有哪一个作家像他这样深深地看到女人的内心，没有人像他这样对寂寞失望的女人给予深深的同情。他能了解并宽恕女人们的过错和弱点，这真是了不起，不过，像他这样的人怎么又会写出像《婚姻生理学》这样讽刺的小说呢？这样一个能够洞察女人内心的作家怎么又会把女人当做嘲笑和戏弄的对象来写呢？像德·巴尔扎克先生这样的天才作家，应对女人有更佳更准确的评价力和观感才对。德·韩斯卡夫人对此抱有遗憾，她觉得，如果作者不能更好地忠于自我，那该有个人拉他一把，让他走上正路才行。

    听了德·韩斯卡夫人的想法，一位女士建议道：“既然这样，干吗我们不亲自去呢？”这位勇敢的女士话一出口，立即遭到了其他人的否决：“不行！自己的太太擅自和巴黎的陌生男子通信，让别人知道了会怎么说？这种关系到名誉的大事情千万不能鲁莽。”

    经过一番争议以后，大家最后决议联合创作一封信寄给这位奇特的作家，既然他一边赞扬女性，一边又嘲弄她们，叫女士们猜不透，这回女士们也要让他领教一下什么叫“难以捉摸”。于是她们写了一封言辞浮夸的长信，信中既表示了钦佩的，也带有丝丝甜蜜、浪漫的情感。当她们想到这个崇拜女人而又用同样的笔调去讽刺挖苦女人的作家受到这封信的愚弄的情景时，便觉得异常兴奋。当然，这封信不是由德·韩斯卡夫人来签名或执笔。她的弟兄，或是女教师鲍莱尔小姐都可以抄写。为了使这位巴尔扎克先生更加迷惑不解，他们还在信上盖了个“无名氏”的署名。

    巴尔扎克从来不会让倾慕自己的女士苦等回音，可是这个无名的爱慕者，却没有留下真名和具体的地址。而那群恶作剧的女性也无法得知，巴尔扎克的反应早已经超过她们的预期。即使到了后来，这位无名女士还特别指出：“对您而言，我只是一位默默无闻的读者，终我一生都将一直这样。您永远不会知道我是谁……”

    神秘的无名氏令巴尔扎克着迷，他一定要想个办法让对方知道自己的感谢之情才行。恰好当时《私人生活场景》的增订版已经在排印，里面有一则新增添的名为《赎罪》的故事尚未献给任何人。于是巴尔扎克指示印刷工人，在标题页上复制无名氏来信中出现的印章字迹。“她一定会收到新书，那么，她一定会觉察到我选择了一种较慎重的方式去向她表示谢意。”巴尔扎克乐观地幻想着。

    这一时期，德·柏尔尼夫人仍旧全心全意地替巴尔扎克审读校样，与巴尔扎克不同，她可不欣赏这个自以为是的“无名氏”的所为，因此在她的示意下，巴尔扎克对神秘女士的内心感激被删掉了。

    当然，这群女士们没有期待巴尔扎克的回音，她们只是想引起他的注意，勾起他的好奇，她们猜想这封信对巴尔扎克先生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在这些信件为她们提供了两三个星期的消遣之后，她们渐渐地就开始想到，这样的集体创作是否真的达到了预想的目的？巴尔扎克真实的反应到底如何，是恼怒、迷惑，还是受宠若惊？恰好，韩斯卡男爵夫妇计划去西欧旅行，到了那里，德·韩斯卡夫人便可以更方便与这个大作家通信了。

    临行前，德·韩斯卡和她的女伴儿们决定再寄一封信给巴尔扎克，虽然她们不清楚德·巴尔扎克先生是否希望再收到无名者的来信，他是否愿意再接受神的指引。德·韩斯卡决定去确认一下，他究竟收到信了没有，于是她想出了一个办法，在一张报纸上登了一则个人的启事——请您在《每日新闻》上登一句话，好使我确信您已经收到了这封信，并且我也可以放心再给您写信。请您在报纸的启事上签下“致无名女士”德·巴·奥。

    1833年1月的一天，当德·韩斯卡夫人打开上一年年底的《每日新闻》时，不禁大为震惊，广告栏里有一则刊着——德·巴尔扎克先生已经收到您寄给他的信。直到今天，他借着本报的帮助，才得以表示一直以来的感激之情，同时他很遗憾，不知道该把回信寄往哪里。致“无名女士”德·巴·奥。

    巴尔扎克竟然有意愿要回信给自己，这使德·韩斯卡夫人感到十分兴奋和快乐。同时她也意识到，事态已经超越了自己的掌控，由有趣变成了危险。如果与陌生男子通信这件事被她那个严肃、古板的丈夫知道，那是很危险的。她一方面担心被丈夫知道，一方面又无法抑制自己正式、认真地与巴尔扎克通信的欲望。

    她明白这样的冒险行为不合她的身份，也有悖于她历来所受的教育。但是能收到这位大作家的亲笔回信，该是多么荣耀且具有诱惑力的事。于是她立即回复巴尔扎克，但是语气含蓄收敛了很多。她只告诉他，不久她将前往法国边界处旅行，在不冒任何危险的情况下，她愿意与他继续通信。于是，巴尔扎克一下子给德·韩斯卡夫人回了两封信。

    一下子收到了两封回信的德·韩斯卡夫人惊喜万分。在信中可以看出巴尔扎克对那些激情奔放的字句非常认真，他坦诚地将德·韩斯卡夫人描述为“他心中最甜蜜的梦中情人”。

    就这样，以“无名氏”为署名的信不断地寄到巴尔扎克的住处，渐渐地，巴尔扎克与无名氏的交流越来越紧密起来，当彼此的通信进入较严肃的阶段时，对方反而含蓄而压抑——“您的才华在我看来是高于一切的、神圣的”或“您用几句话甚至几个词就概括了我的整个生活状态。我崇拜您的才华，我尊敬您，希望我能做您的一个妹妹。”一会儿是衷心的赞赏，一会儿是猛烈的批评，一会儿又是恶作剧般的大杂烩，真叫巴尔扎克目眩神迷、神往不已。女性们热情如火的来信并不稀奇，但当时远自乌克兰来的爱慕信却会使人大为惊喜。在这之前，他只约略晓得自己的作品在国外激起了一些兴趣，却不知道连伟大的歌德都在讨论他的《驴皮记》。他推断这封信一定出自一位贵族女子之手，只有俄国贵族才能写出这么完美的法文。巴尔扎克又开始天南地北地狂想一番，她一定年轻、美丽，出身又高贵。

    巴尔扎克要以自己的生命来写一篇爱的故事。在他所处的那段浪漫主义的时期里，巴黎甚至整个欧洲的读者不只期望作家们能写出叫人兴奋的情爱小说，同时，他们也期望这些作家本身就过着那样的生活。就像拜伦那样，他们的风流韵事所产生的效应不亚于他们在艺术领域的影响。巴尔扎克自然也对佳人与名望的双赢无法免俗。

    巴尔扎克想加快小说的速度。他明白德·韩斯卡夫人认为艺术家应该是有清纯的心灵与虔诚的感情的，最好再加点拜伦式的忧郁。在后来的一些信中，他透露了自己对这位神秘女士的爱慕，他在信中写道：“即使素未谋面，对你的爱却更深刻了。”

    1833年初，韩斯卡夫妇终于来到了法国边界。因为韩斯卡男爵对巴尔扎克的文学与社会成就十分尊敬，于是，巴尔扎克有机会与他们见了一面。韩斯卡男爵平时沉默寡言，而且性格有些乖僻，但他仍是有教养的人，对于能够结识巴尔扎克这样著名的作家，他感到三生有幸，并对巴尔扎克机智的谈吐十分倾倒。他真诚地邀请巴尔扎克能再来与他们会面。

    虽然没有与德·韩斯卡夫人独处的机会，但能够见到梦中情人的真容，也令巴尔扎克狂喜不已。从那一刻起，他便倾其所有去赢取她的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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