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为塞内加尔共和国首任总统。
他是非洲杰出的政治家、诗人、文学家，也是创建“黑人传统精神”学说和“非洲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著名学者。
桑戈尔出生在塞内加尔一个种植园主家庭。1935年巴黎大学文学院毕业，为第一个在法国取得大学法语助教资格和法国文学博士的非洲黑人。经常发表反映非洲人民愿望的诗歌和散文。1945年出版诗集《幽灵之歌》，引起巴黎文艺界的注意。1936-1972年近四十年间，共创作七部诗集。由于他能用法语写诗，从而扩大了黑人诗歌在世界的影响，为当代法语黑人文学的兴起奠定基础。1961年11月，巴黎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1963年荣获国际诗歌大奖，被公认为杰出的非洲诗人。1969年起被聘为法国科学院院士，并兼任法国作家委员会与语言学家、文学家协会委员。1984年3月29日，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成为该院第一位黑人作家。同年7月，当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教育奖评委会主席。
1936年，桑戈尔在法国加入法国社会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一方面继续在巴黎任教，另一方面积极参加法国抵抗运动，由此获得法兰西同盟勋章。战后，桑戈尔欣然“投笔从政”，进入法国制宪议会。1945-1959年14年间先后被选为法国国民议会议员、法国政府的国务秘书、办公厅主任等职。并多次代表法国参加联合国会议。1956年被选为捷斯市市长。1948年退出“法国社会党”，组建“塞内加尔民主集团”，1957年扩建并改名为“塞内加尔人民集团”。同年，在议会选举中获胜。1958年桑戈尔支持戴高乐宪法，接受塞内加尔在“法兰西共同体”内自治。1959年，塞内加尔与前法属苏丹联合组成马里联邦，他出任联邦议会议长。1960年8月马里联邦破裂，塞内加尔宣布独立，9月5日，桑戈尔当选为共和国首任总统。
早在1934年，桑戈尔在法国积极参与创办《黑人大学生》刊物，并提出“黑人传统精神”学说。意即：黑非洲传统社会的一种集体主义、人道主义的、村社性质的，“即社会主义的文明”的总称。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桑戈尔又将它逐渐发展成为他所提倡的“非洲社会主义”的核心。他以塞内加尔为实验室，对非洲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进行大胆探索与实践。
在国内实行政治民主化、经济计划化及农村村社化，对外开放等政策，稳定了政局，活跃了经济，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桑戈尔由此连任四届总统。
1980年12月31日，桑戈尔任期未满，突然提出辞职，宣布引退，人们大惑不解，猜测种种，褒贬不一。
有人指责，桑戈尔面对国内经济困境，知难而退，甚至有临阵脱逃之嫌。桑戈尔当选总统，能审时度势，团结广大民众及各教派，实施民主社会主义政策，确实起到一定效果。但是桑戈尔为求得政局稳定，在某些方面表现妥协退让，使社会经济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改造。所以，在他执政20年中，塞内加尔经济发展异常缓慢，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与独立时比较相差无几，仍是一个以单一经济作物花生出口为主的农业国。工业、贸易等主要经济部门中的资本，法资占3／4以上，严重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没有多大改善。自1968年始，连续大旱，花生产值大幅度下降，同时，主要粮食作物产量也连年减产，造成全国3／5人口缺粮。加上独家控制农产品购销的“全国合作的援助发展局”出现大量贪污舞弊现象，农民怨声载道。到70年代末，经济形势更加恶化。在这天灾人祸困境面前，桑戈尔一筹莫展，忧心忡忡地说：“如果在我身居要职的20年间未能有效地使塞内加尔经济摆脱困境，那么我只得在自己砌起的墙倒塌之前下台了。”甚至在辞职前夕，还一再表示，他要在“沉船之前上岸”。显然他对搞好塞内加尔经济已丧失信心，有意推卸重担；把烂摊子留给继任者去收拾，以摆脱自己的困境。但也有人认为，桑戈尔提前引退是信守诺言，实为明智之举。
还有人认为，桑戈尔面对党内纷争，为了落实既定方针，提前交接班。随着桑戈尔日渐年迈，加上经济发展缓慢，政敌不断增多，党内斗争十分激烈。突出表现在推选接班人问题上。1968年，桑戈尔重新设立总理一职，有意培植能忠实执行他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青年经济学家阿卜杜·迪乌夫。
对此，社会党内元老派一直心怀不满，频频发动攻势，斗争十分尖锐，最后桑戈尔果断撤销反对派代表的党政职务，巩固了迪乌夫的总理职位。同时，桑戈尔还斡旋于各教派之间，争取他们对迪乌夫的信任和谅解。
宪法早有规定，总统退位，由总理接任。桑戈尔有意在任期未满前两年退职，由迪乌夫接任，其目的是想利用自己当时尚能控制政局的情况下，为迪乌夫提供一个较安定的过渡期和实际锻炼机会，同时也让广大群众直接了解迪乌夫的内外政策及施政能力，以确保他在1983年大选中获胜。再则，桑戈尔退居二线，以其传统的个人威望支持迪乌夫执政，有利于确保其政策的延续性，使塞内加尔继续沿着他所指引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不难看出，桑戈尔此举可谓用心良苦。
桑戈尔辞去总统职务不久，又主动辞去社会党主席一职，并力荐迪乌夫担任，自己完全脱离塞内加尔政治舞台，移居法国，从事文学研究。桑戈尔所为在流行终身制的非洲国家里，算是“史无前例”可谓壮举。但其辞职一事至今还是众说纷纭。
巴总理惨遭杀害之谜
帕特里斯·埃梅里·卢蒙巴是刚果共和国（即比属刚果。1971年10月27日改名为扎伊尔）首任总理，著名的刚果民族英雄。他为实现国家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和统一，反抗比利时殖民统治而惨遭敌人杀害。卢蒙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未等小学毕业即辍学，后曾就读于职业护士学校与邮政学校。1948年在斯坦利维尔邮政部门工作，深受欧洲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经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宣传民族独立思想，痛斥比利时殖民统治。1956年6月，殖民当局以“贪污罪”为名逮捕卢蒙巴。在狱中，他坚贞不屈，挥笔写下《刚果，我的祖国》一书，申诉殖民奴役下刚果人民的苦难。
一年后被释放，在首都利奥波德维尔一家啤酒公司担任推销员，借机广泛向人民宣传刚果独立主张。1958年10月，卢蒙巴创建刚果民族运动党，明确提出解放在殖民主义制度统治下的刚果人民，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国家的奋斗纲领。1959年1月4日，卢蒙巴在首都主持纪念第一届全非人民大会召开一周年群众大会，呼吁刚果人民立即实现独立。殖民当局气急败坏，立即派出大批军警，对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残酷镇压，造成流血惨案，因此，斗争迅速扩展。
在刚果人民要求独立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比利时被迫同意刚果独立，但只字不提独立日期及具体步骤。为此，卢蒙巴在4月和6月先后两次主持召开刚果各政党联合会议，要求比利时政府明确独立日期，并在刚果举行大选。比利时政府见势急忙变换手法，提出一个“分阶段独立”的计划，这样刚果要到1964年才能取得名义上的独立。为此，卢蒙巴召集刚果民族运动党代表大会，要求刚比双方就独立问题举行会谈。会后召开群众大会，遭到殖民当局镇压，卢蒙巴以煽动叛乱罪名再次被捕入狱。
慑于人民斗争的压力，比利时政府被迫释放卢蒙巴。并于1960年1月在布鲁赛尔召开圆桌会议，商讨刚果独立问题。
5月，在刚果举行人选，阿巴科党主席卡萨武布当选总统。由在议会中席位最多的刚果民族运动党主席卢蒙巴任总理兼国防部长。6月30日，刚果宣布独主，定国名为刚果共和国。
但是，不甘心刚果独立的比利时，仍在刚果内部制造混乱，挑起部族冲突，扶植卡萨武布、冲伯等反动势力。7月5日，刚果士兵因不堪忍受白人军官的侮辱而发生暴动，并很快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比斗争。8日，比利时以“保护侨民”为由，悍然出兵刚果，并唆使加丹加省省长冲伯脱离刚果而“独立”。为抗议比利时武装侵略和分裂活动，卢蒙巴宣布与比利时断交，并呼吁联合国派兵干预。15日，在美国控制下的联合国军以“维持秩序”为名，开进刚果，对刚果军民实行缴械，引起人民不满，卢蒙巴宣布刚果实行6个月军事管制。
在这种形势下，政府内部又发生了以卢蒙巴总理为首的和以卡萨武布为首的两派之间激烈争斗。卡萨武布反对卢蒙巴亲苏反美外交政策，尤其反对卢蒙巴邀请苏出兵的打算。
在美国的支持下，卡萨武布于9月5日宣布解散卢蒙巴内阁，于是两军在首都发生冲突。联合国军再次以维持秩序为名，封闭电台，占领机场。卢蒙巴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联合国军撤出刚果，并宣布由他担任国家元首兼武装部队总司令。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在安理会上说，卢蒙巴政府是非法和不存在的，卡萨武布有权解散内阁。12日，卡萨武布宣布逮捕卢蒙巴，并要求联合国改组刚果军队。
在双方剑拔驽张之际，陆军参谋长蒙博托于14日发动军事政变，宣布暂时接管政权，建立由大学毕业生组成“专家委员会”领导国家。10月10日，刚果国民军和联合国军以“保护”为名，将卢蒙巴软禁在总理官邸。
基赞加副总理等以东方省的斯坦利维尔为基地，积极开展营救卢蒙巴工作。同时，卢蒙巴也想方设法逃脱。11月27日夜晚，大雨倾盆，卢蒙巴趁守兵不备，悄然离开宫邸，日夜兼程，驱车赶往斯坦利维尔。沿途不断向欢迎他的群众发表讲话。12月1日，抵达姆韦卡镇，准备再次发言。追兵赶到，卢蒙巴等人被捕。关押在首都太斯维尔哈迪军营，食不饱腹，伤不得医，受尽折磨。为此，卢蒙巴曾绝食，并写信给联合国以示抗议。
12月12日，基赞加宣布代行总理，并将卢蒙巴合法政府迁往斯坦利维尔，与利奥波德维尔政府形成对立局面。随着卢蒙巴势力不断的扩展，利奥波德维尔政府加紧策划谋害卢蒙巴。
1961年1月17日，卢蒙巴与一同被捕的参议院院长奥基托及体育部长莫波洛三人被秘密用飞机送往伊丽沙伯维尔。
三人被蒙住双眼，反绑一起，一路上遭到凌辱、殴打。抵达机场后，迅速被一辆吉普车送到无人知晓的地方。对于卢蒙巴怎么被杀害，当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加丹加分裂政府的内政部长穆农果说：卢蒙巴于12日凌晨在伊丽沙伯维尔西北约210英里的一个小村庄被当地村民杀死。联合国调查委员会认为，卢蒙巴是抵达伊丽沙伯维尔当天晚上，当着加丹加省高级官员即冲伯、穆农果之面被杀害的。有的说他被枪杀：也有的说他被扔进硫酸桶里活活烧死；还有的说他被活埋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等等。总之，卢蒙巴之死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相信终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
华盛顿被英军焚烧之谜
在第二次美英战争期间的1814年春季，由英国罗伯特·罗斯将军指挥的一支英军，顺利地闯入美利坚合众国的首都华盛顿，烧毁了许多建筑物和古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华盛顿遭受如此浩劫呢？长期以来，历史学家虽然苦心寻求其答案，但获得的材料甚少，即使已作出了一些答案，但也众说纷纭，很不一致。
有的历史学家如约翰·格莱蒂企图从这一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寻求解决办法。格莱蒂认为，英国1814年春天采取的战略似乎是比较正确的。此时，英国人的主要计划是压服美国。
为此，英国人把其进攻美国的军队分为三支：第一支是最强大的陆军，由一万一千官兵组成，从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出发，沿着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布尔果因将军经过的路线前进；第二支是小规模的海军两栖部队，从百慕大登船起航，到切萨皮克湾地区摆出佯攻的姿态，破坏沿岸城镇和军事设施，并威胁华盛顿和巴尔的摩两市。第三支也是陆军，在牙买加集结起航，进攻新奥尔良并围攻西部美军。
其中第二支两栖部队在向既定目标发动进攻中又采取了相对有效的战略战术。当英国的主要军队在加拿大集结时，这支由4000名老战士组成的队伍，在罗伯特·罗斯将军的指挥下，于1814年6月从百慕大起航，向切萨皮克湾进发。这支海陆两栖部队于8月下旬在海军中将亚历山大·柯克兰因爵士和海军上将乔治·科伯恩的具体指挥下，在帕塔克森特河口的马里兰登陆。美国的一支炮艇分遣队立即逆流而上，试图保卫首都，但当英军追赶时，他们的司令官却命令他们解散，以免被俘虏。英国军队遇到的显然是个不称职的美国将军。这位美国将军就是声名狼藉的威廉·温德。他本来是巴尔的摩的一个律师，后来参加美国对英作战并成为一名将军。在加拿大作战时，他被英军俘虏，然后又被释放。当英军迅速逼近美国首都华盛顿并攻占华盛顿郊区的小村布拉登斯堡时，他指挥的是一支临时凑起来的、主要由民兵组成的不到7000人的队伍。已逃亡乡下的麦迪逊总统及其他政府官员看到，当英国人继续进攻时，温德指挥的士兵掉头就跑，几乎未放一枪。这样，在1814年8月24日黄昏时分，英军顺利拥人首都华盛顿，并把大部分公共建筑物付之一炬。在英军士兵对白宫点火之前，英军海军上将科伯恩拾取一顶美国总统的帽子和麦迪逊总统的坐垫作为纪念品；他还与其部下享用了为麦迪逊总统和夫人准备的晚餐。他一边咀嚼着烤面包，一边嘲笑地说：观察家会害羞地记起，“这对我来说太惬意了”。
这是关于首都华盛顿被英军焚烧之原因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见解。当然，还有别的见解。作别种解释的著名的人物是美国军事史学家詹姆斯·查恩和卡尔布·卡尔。他们认为美国总统麦迪逊等人，过分估计了自己军队的作战能力，但又极大地忽视了英军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实际上，没有一个人不为美国指挥官的严重失职而感到目瞪口呆。麦迪逊和其他开国元勋一样，总是怀有像托马斯·杰斐逊一样的自信心，认为美国的自由战土是与英国的士兵不同的，前者为祖国的解放而战，后者是被雇佣的专业兵，美国人是会以凯旋者的姿态而自豪的。但是英国士兵的令人可怕的决定性行动和美国军队不知羞耻的恐慌，实际上向总统证明这种理论是不可靠的。麦迪逊个人不得不抛弃白宫，慌忙出逃及其本人的犹豫和忧虑都是很好的说明，放弃无设防的首都而仓皇撤退的市民和官员也都无例外地反映了麦迪逊总统认识的欠妥。
卡尔布·卡尔等人还认为，首都华盛顿被焚发生在美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表明美国依靠地理位置优越而苟安的理论已过时。在独立战争及其以后一段时期内，美国人一向认为其在地理上是得天独厚的，远离欧洲是非之地，东西由大洋相隔，因此它理所当然地获得保护。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其《告别词》中说：“分离而又有距离的形势可使我们能够追求不同的前程。”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法对美国的侵扰，由于海洋的存在，与其说使人对现有安全产生怀疑，还不如说使美国人认为安全坚如磐石，更加强了其安全感。这引起的实际结果是“武装中立”政策的产生，如海军部的创立，战舰的研制和海军陆战队的重建等。然而，首都华盛顿的被焚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当上帝对美国实施恩赐时，其微不足道的力量依然很难使美国得到保护，国家深深陷入危险之中。
不管对首都华盛顿被英军无情的焚烧一事的原因作何解释，美国总统麦迪逊及其人民似乎得出了应有的教训。第一家庭从避难地返回华盛顿的白宫时，似乎成为美国人痛心疾首的时刻，白宫昔日歌舞升平的情景不见了；麦迪逊夫人只发现了白宫的外墙。总统的宫阙像国家本身一样，遭到蹂瞒耻辱，即使位在边疆的很少享受过首都欢乐的美国人，也把华盛顿的被焚视为难以忍受的侮辱。他们决心与其他未侵犯过美国的国家一起，来解决国家的安全问题，对付未来可能发生的任何威胁和灾难，尽管首都华盛顿被英军焚烧的原因对他们来说依然若明若暗。
禁酒运动的风波
美国的戒酒和禁酒运动实际上经历了一百余年。从19世纪初期到中期，主要是劝说人们戒酒或不要饮酒过度。1851年缅因州通过禁酒的《缅因法》后，在全国的部分地区开始了禁酒。但是，全国强制性的禁酒正式开始于1919年。在这一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禁酒法》，并使其于1920年生效，成为宪法中的组成部分。该项法律规定，凡含酒精超过0.5％的饮料，都被列入禁止酿造、运输和出售之列，并对工业、医药和圣餐用酒的酿造和出售加以严格管理。这一法律一直到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执政时才被废止。
对于这一《禁酒法》所产生的后果，历史学家们长期争论不休，其焦点是它取得的成就大呢，还是它带来的弊害多。
《禁酒法》所产生的效果当然是有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禁酒所取得的明显效果是全国对酒类的消费量有明显下降。据估计，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到30年代初，酒类的消费量从每人平均2.6加仑降到1加仑。它废除了旧时的沙龙及其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与此同时，由于普通百姓饮酒减少了，因饮酒过度而犯罪或造成其他过失的人也有所减少，如工人影响生产、破坏机器等现象都有所减少。社会秩序在一定范围内也有些改善。
随着禁酒活动的开展和沙龙的被取缔，公众的铺张浪费风气也有所收敛。虽然有《禁酒法》，但要喝酒的人，还是可以获得酒源的，不过其价格极高。当时，每个家庭平均收入只有2600美元，而1／4加仑的啤酒就卖80美分，松子酒5美元90美分，威士忌更贵，高达7美元。这样高价的酒只有富人和不怕倾家荡产的酒徒才敢问津。赞成禁酒的历史学家们还把当时个别社会学家所进行的社会调查及其观点作为旁证。他们指出，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有个著名女社会学家玛兹·勃拉尔曾对全国职工进行调查。她认为《禁酒法》正在起着良好作用。她指出，特别是有工资收入的家庭，饮酒比以前少得多了，而这种变化，对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是有重要意义的。勃拉尔还明确指出，在比较富裕的青年人中，饮酒显然已变成“一种奇遇，勇敢的表示和背叛的象征”。
但是，在另外一些历史学家看来，禁酒所造成的恶果，与它带来的益处相比，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禁酒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在不长的时期内，国家失掉了几亿美元的税收，而且为了实行《禁酒法》，采取强制措施，国家每年也得无效地支出几百万美元经费。例如，仅1926年国会为了使各州加强实施《禁酒法》，就拨款69.8万多美元。此外，还专门成立了禁酒局。这一机构虽然花费国家大量资金，但它的工作是没有什么成效的。这一机构配置了1500至3000名管理人员：他们要有效地管理全国的禁酒事务是不可能的。而且，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本身就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在这种情况下，旧的沙龙被取缔了，代之而起的是秘密酒吧、地下酒店或地下俱乐部：它们就在警察的眼皮底下营业。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破坏禁酒的有组织的犯罪集团的活动十分猖獗。芝加哥的阿尔·卡波尼集团是很有代表性的。他与他手下的人从事酒类酿造和交易，劫掠货船，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枪击他们的对手，炸毁其对手的酒厂和仓库。他们还用赚得巨款的一部分贿赂警察和禁酒官员，结果使《禁酒法》对他们完全失去了效力。禁酒还加剧了国家各个集团之间的分裂，这是用伪善来破坏公共道德。它使城市居民反对农民，原有的居民反对新来的移民以及种族对抗种族。在南部占有统治地位的白人争辩说，禁酒正好能改善黑人的道德，因为主要私酿酒者是黑人。但是，他们一边为禁酒唱赞歌，一边继续饮酒。禁酒的伪善对政客们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国会议员为了满足某些院外活动集团的要求，不惜昧着良心为无效的禁酒局拨款。他们认为，几乎所有的领导人，无论是民主党的，还是共和党的，从威尔逊到罗斯福，实际上在禁酒问题上都采取了模棱两可的立场。到后来，几乎所有著名观察家都很少认为禁酒是应该受到支持的，尽管有组织的禁酒大军一直拒绝改变他们的目标。
无论如何，到罗斯福开始执政时，国会终于以一条新的宪法修正案推翻了《禁酒法》，使经历了百年之久的戒酒和禁酒运动归于结束，使“一个爱喝酒的民族”笑逐颜开，开怀畅饮，然而，美国的禁酒运动虽然结束了，但是对于这一运动得失的争论并没有结束，直到目前，历史学家们仍在继续探讨。
吞并夏威夷之谜
夏威夷群岛位于太平洋中部，历来有太平洋的心脏之称。最早的居民是波利尼西亚人。农业资源丰富，盛产甘蔗。
从19世纪初开始，美国商人、传教士和政客开始到岛上活动。
1839年，土著人首领卡默哈默哈三世提倡宗教信仰自由并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1822年到1845年任命美国人西·尤德为总理。1842年美国承认夏威夷独立，并于1887年获得了在珍珠港建立海军基地的权利。1892年夏威夷里留卡拉妮女王成为最高统治者，但1893年在美国人策划下被推翻。1900年，在美国麦金莱总统执政时，夏威夷正式为美国吞并，并成为其属地。1959年作为美国第50个、也是最后一个州而加入美利坚合众国。
19世纪末，美国在酝酿和决定吞并夏威夷的过程中曾经发生过激烈争论。有人主张吞并夏威夷，有人则主张不要干这种傻事。在主张吞并夏威夷的重要人物中有三个超过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阿尔弗雷德·马汉、西奥多·罗斯福和亨利·洛奇。
马汉（1840-1914年）是当时著名的海军军官和海军战略家，被认为是美国政府图谋吞并夏威夷的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之一。他是西点军校的一个教导员的儿子，1884年被聘为纽波特海军作战学院的授课人。他在这所学院执教的初期就认为，“对海洋的控制是一个历史因素，但从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解释”。他决定把这一重要课题留给自己。经过几年的苦心研究，他于1890年出版了其第一部和最著名的著作《海上实力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马汉在这部著作中，用大量篇幅论证了强大海军、海外基地和贸易对国家发展的影响，但在其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美国对外战略的批评及建议。因此，他的这部书受到了军界和政界人土的极大重视，甚至成为美国海军高级军官的必读书。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马汉是个典型的扩张主义者，对美国向太平洋，包括向远东和夏威夷的扩张，不但积极出谋划策，而且千方百计地向政府的决策人物提出具体建议。他与其他主张美国重点向拉丁美洲扩张的政治家的观点不同，认为向远东扩张与向拉丁美洲扩张同样重要。在美国向夏威夷扩张的问题上，他向当时担任海军部助理部长的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年）提出建议说，要特别注意日本人口在夏威夷群岛上的增长，应当首先把群岛夺到手，而后再解决具体问题。
西奥多·罗斯福也是个积极主张美国要从速夺取夏威夷的海军军官。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西奥多·罗斯福在其担任海军部助理部长期间（1877-1898年），也是促使美国吞并夏威夷的关键人物之一。当马汉向他提议应当首先夺取夏威夷时，他回答说，他完全同意马汉的观点，以致当他根据总的外交政策而采取行动时，的确想那样做。他还补充说：“我深深感到来自日本的危险，完全知道这件事对我们来说，仅仅依靠任何良好的愿望都是无用的，必须用实力解决问题。”
在极力主张美国攫取夏威夷的少数重要人物中，亨利·洛奇（1850-1924年）也特别值得重视。他原来是美国国会众议院海军委员会中第二个最强有力的成员。在19世纪90年代初与马汉、罗斯福等人具有同样的观点：认为对美国安全的威胁不仅来自美国传统的敌手英国，而且来自新倔起的强国日本。他于1895年进入参议院并担任该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员以后，不遗余力地为美国安全的各种必备因素而辩护，其中包括竭力主张吞并夏威夷。1895年3月2日，洛奇在参议院辩论美国是否应当占领夏威夷时，发表了措辞激烈的讲话并极力主张夺取夏威夷。他命其助手拿来一张大型太平洋地图，挂在会议室的墙上。他拿起一根教棍指着地图上的夏威夷说：“我不认为这些人（指岛上居民）是关键的，但这些岛屿从其位置来说却是重要的。我们应当拥有这些岛屿：就其拥有的巨大的商业价值和肥沃的土壤而言，我们就应当占领它们。”
他接着强调了夏威夷群岛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他说，在夏威夷群岛上英国没有海军站，但夏威夷群岛位于太平洋的中心，是太平洋的心脏，是太平洋的钥匙。他的讲话获得了显而易见的效果。这显然表明，马汉在其书中阐明的战略原则，经过洛奇的解释，已在国会中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洛奇指出的美国应当夺取夏威夷的主张，得到了白宫的承认并由麦金莱总统付诸实施。
总之，马汉、罗斯福和洛奇是美国政府军事、行政和立法部门中最“关心”夏威夷命运的三个重要人物。马汉提出了理论性的见解，罗斯福则在军事准备工作中发挥了作用，而洛奇则在国会最后作出吞并夏威夷的决议中施加了举足轻重的影响。那么，在他们三个人中究竟谁是美国吞并夏威夷的主谋呢？这个问题依然值得进一步研究。
国联成员之谜
“国联”是国际联盟的简称，建立于1920年1月，是历史上第一个最大的安全与和平组织。它是由美国民主党人、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法国总理克雷孟梭和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等人精心设计和筹划的。然而，美国始终未加人国联。究竟是何原因？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学家不断地进行探求和分析，但一直未找到明确答案。当然，对于这一问题已有许多论述。
这睦论述虽然观点出入很大，但对人们进一步探讨讨还是有益的。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美国之所以未能加入国联，完全是由于党派偏见和斗争而造成的。美国国会参议院于1920年3月就美国是否参加国联的问题举行最后一次表决，结果未达到法定2／3的多数票而未能通过。对此谁应负责呢？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反对党共和党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洛奇和他的战友们是有责任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有过错的。
如果他们少考虑一些党派斗争的问题，多考虑一下国家的利益，把个人和党派野心抛开，而与主张美国加入国联的人合作，那么美国加入国联的事情就会水到渠成了。但是，他们并没有那样做。此外还有些人运用各种阴谋诡计，来阻挠美国批准凡尔赛条约，从而达到阻挠美国加入国联的目的。这些人也有责任，他们当中有的人常常进行混淆视听的宣传，使公众弄不清美国参加国联的意义，因而很难明确表态。
另一方面，威尔逊本人也有责任，甚至负有严重的责任。
他本人放弃了使条约通过的机会，从而导致美国加入国联之事告吹。当然，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并没有忘记为威尔逊放弃这种机会寻找理由。威尔逊十分憎恨洛奇等人。洛奇坚决反对凡尔赛条约：他为了打掉这一条约，不便其被批准，附加了十几条补充条款，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不承担盟约（作为凡尔赛条约的一部分）第十条款规定的下列义务：维护任何国家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干涉国家之间的争执；或用自己的部队为任何目的支持凡尔赛条约中的任何条款。这些都是条约中的关键部分。威尔逊对洛奇等人的补充条款十分不满。为此，他想利用群众的压力，迫使洛奇等人改变他们的立场。1919年9月3日，他带病从华盛顿出发，到美国中西部地区去活动，在21天内行程8000多英里，发表37次演说，最后因疲劳过度，病重而归。他固执己见，决不向国会妥协。当他的顾问劝说他向国会妥协时，他执意不从。他决不赞成国会批准附加有洛奇等人所提出的条件的条约。他的态度就像他青年时代在普林斯顿学院同院长斗争时的态度一样。他拒绝接受半介面包；他要么得到整个的，要么一点也不要。一个民主党参议员指责威尔逊说：“与其说参议院捋直了弯曲的手足，还不如说威尔逊本人用其颤抖的手勒住了孩子的脑袋。”最后，他还严厉要求国会参议院中的民主党议员绝不投附有“洛奇条件”的条约的赞成票，结果严重地影响了批准条约所应获得的多数，从而使美国丧失了加入国联的机会。这是一些学者的一种观点。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观点，它几乎与上述观点迥然不同。
这种观点认为，问题的关键是美国大多数公众对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的认识；美国不应再卷入国际纷争中去了。有些学者认为，当时的大多数公众对任何条约或联盟都是“厌烦的”。因为这些东西同美国公众所设想和期望的未来都是相矛盾的；他们所关心的主要是美洲大陆本身的安宁。例如自由主义者、著名记者李普曼就具有这种思想倾向。他虽然能参加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的起草工作，并作出了很大贡献，但他并不赞成凡尔赛条约。许多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知名人士如赫伯特·胡佛等人，目睹大战的恐怖和后果，都认为大战所造成的悲剧绝不能再重演了。还有许多人认为欧洲人忘恩负义，不值得再继续给予支持。尤其是当他们得知欧洲人不同意美国偿还贷款的要求，并把美国人说成是“狠毒、无情的放高利贷的大叔”时，就更不愿再支持曾是他们的故乡的欧洲大陆了。几十万曾在欧洲作战或为战争服务过的人，当他们回首往事时，也是心有余悸，并抱定决心永远不让过去的历史重演了。
许多反对党人，即共和党人和民族主义者，也持有与此大同小异的观点。他们担心，一旦条约或联盟把美国同欧洲事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就会影响到美国的行动自由，并会削弱美国走自己路子的能力。他们对盟约之类的东西特别警惕。与此同时，地方上的和平主义者也开始活跃起来，他们扩大组织，举行集会，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战争都持忧心忡忡的态度；实际上，他们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在行动上都参加了反对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的行动。这一切又充分说明。从广义上说，大多数美国人无论在心理上或行动上仍然是孤立主义者，他们并不想卷入欧洲事务。
从上述第二种观点来看，美国国会特别是参议院拒绝美国加入国联的行动，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公众的愿望，因而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例如，如前文所述，美国国会参议院在1920年3月投票表决美国是否参加国联时，是49张赞成票对35张反对票，实际上距法定2／3多数只差7票。试想，如果一些民主党参议员不是慑于威尔逊总统的警告投反对票，而是投赞成票，就有可能使赞成票达到法定的多数，从而使美国加入国联成为事实。因此，美国为何不想加入国联的原因，仍未得到彻底解决，还有待于学者进一步研究。
杀害马丁·路德·金元凶探析
马丁·路德·金（1929-1968年）是美国黑人牧师、非暴力主义者、著名的黑人民权运动的领导人。1968年4月4日，金在美国田纳西州首府孟菲斯的罗莱瑛汽车旅馆的阳台上遭到枪击，一小时后在医院逝世。
暗杀金的不是黑人，而是白人詹姆斯·雷。他是个有前科的人，曾因犯罪坐过牢。雷在向金开枪后，由于感到忧虑和恐惧，化名为伊利克·加尔特，先逃往美国的马里兰，而后逃往英国。他在同年6月8日在英国伦敦被美国安全部门的人员逮捕，四天之后，他被引渡回美国，从而结束了美国历史上最耸人听闻的追捕人犯事件。雷自1968年4月23日以伊利克·加尔特的名义被起诉，5月7日才第一次以真实姓名被起诉。雷被捕后，广泛传说他并不是单独行动的，而是与人合谋从事暗杀活动的，但美国总检查长拉姆塞不断发表评论，毫不重视这些传说。1969年3月10日，詹姆斯·雷作为自供杀人犯；被判监禁99年。
尽管如此，许多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仍对詹姆斯，雷的暗杀行动是属于独立的行动还是与别人共谋持怀疑态度，并不断发表评论，表明各自的见解。虽然，詹姆斯·雷自己供认有罪，但许多事实表明，其行动具有共谋的迹象。这些事实曾迫使美国内政部于1970年初进行过秘密调查，但联邦调查局拒绝推翻其结论。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雷是孟菲斯的陌生人，如果只是他一个人采取行动，能在两个半小时之内就找到理想的暗杀地点吗？他们认为，新奥尔良的某些集团与此次暗杀有联系，以致使他们非常害怕提及这方面的事。此外，他逃跑用的钱来自何处，也值得怀疑。
但是，詹姆斯·雷被判刑是以其本人供词为基础的，然而他又从未承认过自己的杀人动机。不仅如此，参与此案调查的美国内政部也没有提供证据，来证明雷的暗杀黑人领导人的行动是更大阴谋的一部分，尽管内政部公开表示，仍然存在着继续调查的可能性。
从广大黑人对金被暗杀的巨大反响来看，认为詹姆斯·雷所从事的暗杀活动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有预谋的，其背景也是十分复杂的。从1968年4月4日起，即在马丁·路德·金被害一个月之后，全国12个城市发生了枪战、抢劫和纵火事件，表明黑人群众对敌人的暗杀活动强烈不满。
美国政府对这些暴力事件的迅速而强有力的反应也表明，美国当局对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及其所引起的巨大反响表示了史无前例的担心和关注。为了对付一些城市突然发生的暴力事件，美国当局立即把各有关城市的国民警卫队召集起来，并临时拼凑了一些新的武装力量。当然，美国当局所采取的行动，除了应付普通黑人的反抗行动外，还表明其对大学校园不断发生的暴力事件的担心。黑人的暴力反抗虽然被美国当局平息下去，但广大黑人对敌人杀害其为争取平等权利而斗争的领袖的愤慨情绪却并未很快沉寂下来。
根据许多历史事实来分析，美国联邦调查局似乎与马丁·路德·金被害有关。在1967年6月，当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导人金与其他领导人在纽约州开会并宣布实施民权运动计划时，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就开始不断挑金的毛病，指责他企图“公开邀请”人们参加夏季将在某些城市兴起的暴力事件。1969年6月，得克萨斯州霍斯顿的一家联邦法院发表的证词表明，马丁·路德·金的电话已被联邦调查局录下来，尽管林顿·约翰逊总统曾下令停止一切窃听或截获电话和电报活动。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也曾下令，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堵住美国总检查官享受自由活动权力的漏洞，但美国总检查长仍不负责任地签署了胡佛局长自己制造的文件：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下令窃听马不·路德·金的电话。
1978年5月29日，联邦调查局的档案公开披露，在60年代，一个未查明身份的黑人领导人曾同调查局一起工作过，竭力想把马丁·路德·金从民权运动高层领导中排挤出去。这一资料来自埃德加·胡佛的档案。
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威廉·切夫则把马丁·路德·金的命运和肯尼迪总统的命运联系起来。他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两个人都受到了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所拥有的特权的伤害；胡佛把他们两个人都当成其最憎恨的敌人了。
倘若说联邦调查局把对种族主义的极端憎恨作为其“毁灭剃头”（指马丁·路德·金）的斗争的理由，那么，对肯尼迪的敌视更具有个人色彩。肯尼迪于1963年被刺身亡后，胡佛恢复了其与白宫的直接通讯联系，完全绕过美国总检查官。这位调查局局长下令把所有的窃听工具都集中于马丁·路德·金身上，而没有任何例外。当时录音带披露了金及其助手正在搜集有关肯尼迪及其夫人的猥亵行为和癖性的情报。当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宣布其竞选总统职位时，胡佛的一个密友则宣布：“我希望有人开枪打死这个狗娘养的，这样，当金和肯尼迪加强使美国发生某些变化的斗争时，他们联合起来了。这种联合不仅因为他们对美国变成什么样子有共同认识，而且由于他们拥有的敌人，这个敌人把他们的目标与憎恨和藐视等量齐观。
从以上事实和各种评论来看，詹姆斯·雷暗杀黑人领袖是不是孤立的行动还是与其他人或机构共同谋划的，依然是个悬案，尽管刺客雷一直未供认其动机。
“谋杀之都”之谜
当今的美国首都华盛顿有“谋杀之都”之称。在美国的电视新闻节目里，每天晚上都有关于华盛顿市出现凶杀的消息：一具黑人尸体被扔在水沟中，周围是大摊血迹；一个昏迷的黑人正被送入医院，他的胃部被枪击中，伤口不断涌出鲜血；一名黑人青年被戴上手铸，正由两名黑人警察拖往警察局……甚至有些情景就发生在距总统居住的白宫不远的街角。这个“自由世界”的政治首都华盛顿现在却成了“自由世界”的谋杀首都。据统计，仅1989年第一季度就有112个华盛顿居民被杀，比1988年同期上升了50％。现在每16个小时在华盛顿街头就有一人被杀。很多当地人把华盛顿称为“道奇城”。美国专栏作家威廉·萨菲尔指出，华盛顿比一个世纪以前的西部地区更为野蛮。
人们不禁要问，华盛顿成为谋杀之都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原因促使谋杀者犯罪的？
1989年8月15日，美国现任总统布什在为动员全国扫毒发表的讲话中说，毒品已经成为“一个撕裂每个美国人的心肠、增加每个美国人的恐惧的问题”。布什称毒品已成为美国“今天面临的最大的根深蒂固的威胁”。
华盛顿的警方认为，首都的暴力活动如此嚣张，是因为这里出现了好几个贩毒集团，它们为控制毒品市场而火并。
在华盛顿，贩毒集团能量极大，它们拥有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偷运工具，通过空运、陆运或海运从南美或东南亚运进形形色色的毒品。华盛顿已成为贩毒集团盘踞的巢穴。
美国人约翰·卡西迪认为，当今华盛顿成为谋杀之都与政府的措施不力直接有关。在美国，毒品贸易是以一种从可卡因提炼的高纯度毒品为主，它是三年前由牙买加贩毒集团从纽约传进华盛顿的。牙买加贩毒集团以其高质毒品和极端残暴而闻名于世，他们大部分人带有半自动武器，尤其是以色列制的Uzis步枪和美制Tec-qs步枪。这种武器可快速连续发射36发子弹，而且价格便宜，体积小，能藏在夹克衣内，在近距离射击时可以把人体炸成碎块，把骨头击成碎片。在贩毒活动猖獗、贩毒者装备精良的情况下，政府应有强有力的对付办法。卡西迪指出，布什上台后的措施并不像人们指望的那样有力。首先，布什没有给予毒品管理局局长具内特以内阁部长的地位，从而使具内特的作用大受影响；其次，布什也没有拨出额外的联邦资金来投入反毒品运动。卡西迪最后谈到了制止谋杀率上升的办法：政府采取严厉手段收缴武器，并且约束美国公众对毒品的需求。
还有人认为，当今美国社会犯罪率上升，特别是青少年犯罪增多，原因在于可卡因“使我们的城市变成战场并杀伤我们的孩子”。毒品获利高，成本低，对年轻人很有吸引力。
1988年被杀的372人中，仅有8人是白人，占2.2％，大部分被谋杀的是年轻的黑人贩毒者和吸毒者，也有愈来愈多的无辜黑人由于途经交火地区而被杀。卷入贩毒活动而被谋杀的人其平均年龄是26岁至27岁。毒品对青少年的摧残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无数青少年因毒品而成为社会渣滓和不可救药的罪犯。
而美国的大多数有识之士则认为，威胁社会治安、进行恐怖活动的主要是贩毒分子。华盛顿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枪击案、凶杀案绝大多数与毒品有关。1988年在与毒品有关的凶杀案中共有369人丧生，1989年11月底，因毒品而遭凶杀的人数已达404人。但关键在于，布什及其前任总统虽进行了全国规模的扫毒运动，这种突击措施固然必要，但消除美国社会毒品危机的深刻的社会因素却不容忽视，这才是治本。那么，这些深刻的社会因素包括哪些呢？哈佛大学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科尔斯说，“从根本上讲，吸毒是精神空虚和自我陶醉的结果。道德沦丧和文化崩溃是麻醉毒品得以泛滥的社会基础。”有的专家指出，“许多著名人物和富有的人服用麻醉毒品”，因此他们提请社会注意“中等阶层沉溺于服用毒品的重要影响”。美国城市专家发现，在大量发生凶杀、抢劫和离婚等各种案件以及社会治安不好的地方，社会病态与毒品泛滥交叉影响。
除日益深化的精神危机这一社会因素外，社会道德观和文明观的变形则是又一因素。在美国正进行齐心扫毒运动时，同时却又有人大造舆论，宣传吸食毒品是一种人类欲望，不能强行禁止，企图使毒品合法化。这一“合法化”还得到了政局和一些社会团体的支持。对此有人认为，美国要想有效地扫毒和治理犯罪，还必须进行严肃有力的道德教育。
还有人指出美国犯罪率高、凶杀案多的原因在于，进行毒品加工和贸易的团伙已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这股势力已渗入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美国有些地区的毒品贩运商串通了边防警察、海关或航空港、汽车运输公司等，受贿的人员中有的有飞机、船只，有的在种植毒品的地方有固定的产运销网络，连某些金融系统的机构也见利忘义卷了进去。由于吸毒贩毒者太多，美国的执法机构对处置这些人时长期一筹莫展。从客观上讲，美国现有的监狱已远远容纳不下如此众多的与毒品有关的罪犯，因此执法部门对毒犯是“屡捕屡放”，而毒犯则是“屡放屡犯”，绝大多数得不到改造。
由此可见，华盛顿成为“谋杀之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了探讨，得出了各自的不同见解，目前，对此问题的探索还在继续着。
德雷福斯案件之谜
19世纪90年代，法国有关当局制造了一起耸人听闻的“德雷福斯案件”。此案几经波折，持续了12年之久。但究竟谁是密谋策划此事的元凶？时近百年，仍是悬案一桩，耐人寻味。为说明此事的缘由，我们还得把时间上溯到普法战争以后的法国。
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后，战败国法国被迫割让亚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给德国，并赔款50亿法郎。法国国内民族复仇主义、军国主义、君权主义势头开始抬头，反犹主义尤为甚嚣尘上。1892-1893年新闻界揭露出“巴拿马丑闻”，事涉犹太金融资本家对政界要人行贿的问题。“巴拿马丑闻”对日益嚣张的反犹运动无异是火上浇油。于是，一起冤假错案——德雷福斯案件就在这种氛围中发生了。
1894年9月26日，打入德国驻巴黎使馆的法国情报处女间谍巴斯蒂安在德国间谍头目冯·施瓦茨科彭中校的字纸篓中发现了一封信，信中提供了有关法国120毫米口径野战炮、法德边境法军的部署及其炮兵阵地变动的机密情报。很快，这封未署名的信就送到了陆军情报处。该处副处长亨利少校等人未作调查就断定这是犹太人干的，并认为奸细在总参谋部见习炮兵军官之中。当他们查阅名单时，碰巧发现了一个名叫德雷福斯的犹太籍军官，于是，进行了笔迹鉴定，但两次鉴定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其中法兰西银行鉴定专家戈贝尔肯定此信不可能是德雷福斯写的，而警察局鉴定处的阿尔方斯·贝蒂荣则做出了告密信与德雷福斯的手书“出自同一笔迹”的结论。显然，此案还需进一步调查，但陆军部长梅西埃尔在与总统卡西米尔·佩里埃、总理迪皮伊密谈之后，竟于10月15日下令逮捕德雷福斯。巴黎军事法庭旋即对德雷福斯进行秘密审讯。德雷福斯面对逼供、诱供，始终拒绝承认强加于他的罪名。军事法庭根据陆军总参谋部送来的所谓“秘密档案”，未经德雷福斯和他的辩护律师过目，就对德雷福斯作出了革除军职、流放南美法属圭亚那的魔鬼岛、终身监禁的判决。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1859.10.19-1935.7.11）出生在亚尔萨斯省牟罗兹镇的一个犹太纺织商家庭。普法战争后，因家乡被德国人占领，不甘做亡国奴的德雷福斯一家逃离故乡。德雷福斯立志从戎，考进了圣·西尔军事学校。毕业后，调入法军总参谋部。这期间，他曾于1890年与巴黎珠宝商的女儿露西耶·阿达马尔特结婚，有两个孩子。
显然，从德雷福斯的家庭背景、个人经历和经济状况来看，很难找到充当间谍、投敌叛国的动机。
1896年案情有了新的进展。是年3月，从德国使馆施瓦茨科彭上校处发现了法国军官埃斯特拉齐给他的“气压传递信”。然而，亨利少校等人又一次将此事压下。直到7月，情报处处长易人，新任处长皮卡尔才着手对埃斯特拉齐进行调查。调查中发现他与德国武官联系频繁，且其字迹与告密信并无二致。皮卡尔确信，出卖军事机密的正是埃斯特拉齐。8月，他将调查报告呈交总参谋部。副参谋长贡斯将军非但拒绝重审，反而在12月将皮卡尔贬职，调往北非突尼斯，由亨利接替皮卡尔出任情报处长。
皮卡尔本人也是毕业于圣·西尔军事学校的犹太人。他深知德雷福斯是冤枉的，所以在他立案之前，将有关埃斯特拉齐罪行的材料转交给他的友人——律师勒布卢瓦。勒布卢瓦在报上披露了埃斯特拉齐的罪证。次年，巴黎《晨报》上也刊登了德雷福斯的所谓“罪证”的照片及埃斯特拉齐的手迹。
德雷福斯的兄弟还复制了大量“告密信”原件，张贴在街头巷尾，希望能够借此找到证据，以证明德雷福斯是无辜的。不久，一位银行家证实，告密信与他的一位顾客笔迹相同，此人正是埃斯特拉齐。埃斯特拉齐原籍匈牙利，平素生活腐化，负债累累。
然而，1898年1月11日巴黎军事法庭开庭审讯埃斯特拉齐宣布了他无罪获释，而皮卡尔却因泄露军事机密罪被捕。
此事在法国掀起了轩然大波。1898年1月13日，著名作家左拉在报上发表了致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信中控告了陆军部和总参谋部的主要官员、笔迹专家以及军事法庭“践踏法律”为罪犯开脱等非法行为。整个法国分裂成两大阵营：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上至达官要人，下至平民百姓，概莫能外。因这场间谍案引起的政治风波，几乎酿成内战。
1898年8月30日，案子有了新的转机。亨利向陆军都长供认：是他伪造了定德雷福斯罪名的重要文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次日清晨他死于被囚禁的蒙瓦莱利昂监狱。亨利之死陡然间给这一案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几经周折，终于在1899年9月，法兰西总统卢贝下令对德雷福斯实行特赦，但他所蒙受的耻辱和罪名一直未说清。直至1906年，最高法院才宣布德雷福斯无罪，并为他恢复了军籍，授予荣誉勋章。持续12年之久的有关德雷福斯的诉讼案至此告一段落。但令人百思不解的是此案真正的元凶始终未加追究。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对此事做过如下的评述：“德雷福斯案件首先可以被看成是历史上最优秀的、情节最复杂而最离奇的侦探小说之一。这个案件一直没有真相大白，尽管有关此案的材料卷帙浩繁。虽然提出了各种假说，但是其中没有一条是有充分的说服力的。”
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埃斯特拉齐是真正的间谍。但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根据埃斯特拉齐在军中的地位，他不可能掌握如此高度机密的文件。他是从什么途径搞到这些文件的呢？亨利在整个事件中表现得一反常态，为什么一再玩弄诡计，嫁祸于德雷福斯？仅仅是出于袒护埃斯特拉齐的用意，还是另有他图？他的死又作何解释？这一连串的疑团至今仍困惑着史学研究工作者。德雷福斯案件的真相何日大白于天下，看来还有待同仁们的继续努力。
提尔西特的秘密
自1807年以来，许多国家的许多历史学家都煞费苦心地想要揭开“提尔西特的秘密”，然而迄今为止我们都不能说这一秘密已被揭晓。难道“提尔西特的秘密”真的无从揭示吗？
1807年6月25至7月7日，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提尔西特附近的涅曼河上，在原本默默无闻的提尔西特小城中多次进行长时间的单独会晤。按照拿破仑对亚历山大的提议：“我来充当您的秘书，您给我当秘书……我们两个人，不要有第三人”，这些会晤都是单独进行。
会谈结束后；法俄两国立即签订了和约和一个秘密盟约。干戈化为玉帛，仇敌成了盟友，整个欧洲局势为之一变。两位皇帝到底谈了些什么？他们对当时国际局势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真实立场究竟怎样？这就是留给后人的“提尔西特的秘密”。
历史学家们力图通过对公诸于世的和约与盟约进行分析来揭开秘密；也有人仔细研究拿破仑和亚历山大后来的一些隐约其辞的叙述，以此来推测这一秘密：当然，依据基本历史事实，再加上一些“合理想象”来描述这一秘密的也不乏其人。
法国历史学家比尼翁率先对两位皇帝在涅曼河上的首次会晤做了精彩描述：6月25日上午11时，明亮的阳光照耀在涅曼河上。在河的正中央，与两岸等距离的水面上停泊着一个大木筏，上面搭起两顶装饰华美的白色帐篷。向着俄国河岸一面的篷布上写着一个硕大的字母“A”，另一面则写着同样大的字母“N”。10天前刚刚一败涂地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与大获全胜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将在这里首次会晤。
亚历山大身着禁卫军团的绿色军装，外罩白色套裤，戴着白手套；头戴一顶黑白两色翎毛的大军帽，脚蹬浅口鞋。大红的饰带，金色的肩饰，浅蓝的勋章缓带和斜挎着的漂亮宝剑在阳光下耀人眼目。看得出，刻意的修饰只能勉强掩盖激动不安的神情。想到即将面对着刚刚打败他的“科西嘉妖魔”，他未免忐忑不安。拿破仑并没有让他久等，在法国军队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他头戴那顶传奇般的大三角军帽，身穿禁卫军装，飞马穿过老近卫军的行列，灰色的斗篷随风飘荡。
皇帝们的小船从两岸缓缓驶入水中，拿破仑首先抵达并快步踏上木筏。亚历山大看到的是一个身材粗壮、略显发胖的人，其面部表情坚毅、目光炯炯有神。拿破仑率先伸出手来，两位皇帝握手、拥抱。亚历山大说：“我对英国人的仇恨和你一样深，我一定支持你对他们采取的一切行动。”拿破仑回答说：“这样的话，一切都好办，和解就实现了。”这番开场白奠定了以后会谈乃至和约签订的基础。
在另一位法国历史学家阿尔芒·勒费弗尔的《执政府和帝国时期欧洲各国内阁史》一书中我们读到：他（拿破仑）伸出右手，亚历山大同他握手，两位皇帝互相拥抱。亚历山大说“我同您一样仇恨英国人，您在为反对英国人所作的一切中，将得到我的协助。”拿破仑答道：“这样，一切都可以解决，和平已经实现。”英国历史学家约瑟夫·阿鲍特也对同一场景用类似的语言做了生动的描述。所有这些描述是如此精彩、生动、言之凿凿，几乎令人毫不怀疑它的真实性。
但是，一些历史学家仍对此说提出了质疑，以研究海军史见长的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霍兰·罗斯在他的名著《拿破仑一世传》中不客气地指出：“所有关于这一情节的传说，归根到底都是以比尼翁的描述为依据的，而比尼翁在书中却没有举出任何确实的证据。”他写道：两位皇帝在帐篷中的首次会晤没有带任何随员，别人是无法知道他们谈话内容的。要说是他们事后自己透露了对方当时讲的话，那也不可能；因为我们找不到任何记载说是有谁听两位皇帝向他们谈起过这些话。更何况，据说是亚历山大讲的那句话是很不策略的。他还援引另一位法国史学家塔蒂舍夫在《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一书中的说法证明，亚历山大其实是很想拖几个月才与英国决裂。著名法国历史学家乔治，勒费弗尔也持同样观点。
他在《拿破仑时代》一书中写道：6月25日在涅曼河的木筏上，两位皇帝单独进行长时间的会谈。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他们彼此说了些什么，而且有关其他单独会谈的秘密我们也无从知晓。
罗斯先生提出的事实显然是无可辩驳的。那么，关于这一情节的“传说”怎么会被这么多历史学家接受呢？罗斯先生认为：“法国人富于幽默，喜欢隽言妙语。在这样一个民族中，只要话说得精彩，几乎肯定会有人相信，从而作为历史事实流传后世。”看来罗斯先生也“没有举出任何确实的证据”来推倒比尼翁等人的见解。相反，历史的事实倒让人更容易接受亚历山大说过关于英国的那些话。
7月7日，法俄正式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和约的各项条款对俄国是如此之宽容，与拿破仑当时逼迫其他任何战败国签订的割地赔款，甚至肢解他国的条约截然不同。俄国不仅没有丧失一寸领土，它还获得了另一个战败国普鲁士的一部分土地。拿破仑还同意俄国有权在瑞典和土耳其自由行动。
俄国为此承担的义务只是承认拿破仑在历次战争中已经取得的成果。在同一天签订的秘密盟约中，俄国承担了调停英法和平的任务，如果英国不接受调停，则俄国将加入法国的大陆封锁体系并向英国宣战。由此可见，俄国对英国的态度正是法俄和约及盟约签订的基础。完全有理由认为，亚历山大正是在这一点上迎合了拿破仑的需要，法俄才如此顺利地化敌为友，订约结盟。
持不同看法的史学家们则坚持认为，具体描述两国皇帝单独会晤时说了哪些话是毫无根据的。通过他们对和约及盟约的深人分析，对照亚历山大后来说过的话，他们坚信亚历山大并不急于和英国决裂，更不情愿被绑在法国的战车上。
因为和英国决裂，对英国关闭俄国的港口将极大损害俄国的海军建设和滨海地区的贸易。因此亚历山大在离开提尔西特前对普鲁士国王说：“拿破仑所强加于俄国和普鲁士的这个最苛刻的条件（指参加大陆封锁体系），对俄普两国都是一样的。”其语调之愤然溢于言表。其后的历史发展证明，法俄再次走向战争的直接诱因就是坚持与破坏大陆封锁体系。
至此，“提尔西特的秘密”仍未揭开。不过，1963年前苏联公开出版一批沙俄时代外交部的文件集。在第1集第3卷中披露了亚历山大一世在提尔西特会谈期间给他的对法和谈全权代表的训示草案和补充训示。这两份历史性的文件明白无误地揭示出亚历山大对英国的真实立场：“根据拿破仑的一些提议判断，我预料法国代表将提出俄法结盟的建议。尽管我已决心和这个国家签订和约并准备履行所规定的义务，但我现在还看不出两国结盟的必要，因为这不符合长远的利益。”亚历山大指出，结盟就意味着“俄国付出与英国绝交的代价”。而“在目前形势下和英国决裂将给我们造成极大的困难”。他指示自己的谈判代表“应尽一切努力向法国代表说明，这样做在目前既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也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可以预料，依据今后逐步发现和公布的历史资料，“提尔西特的秘密”将被逐步揭晓。当然这是指两国皇帝单独会谈时的真实立场而言，至于他们会谈时说过的具体话语，恐怕会是一个永恒的秘密了。
瓜亚基尔的迷雾
瓜亚基尔是厄瓜多尔最大的一座城市，美丽多姿，风景如画。市中心是著名的一百周年广场，10月9日大道直穿广场通向繁华的马莱孔滨水区。人们在滨水区街头漫步，壮观典、雅的市政厅和政府宫顿时映人眼帘，但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是一尊玻利瓦尔和圣马丁紧紧握手的巨型石雕像。这是为永远纪念1822年7月26日至27日两位拉美独立战争领袖在瓜亚基尔举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而建立的。
拉美独立战争爆发不久，圣马丁先后统率大军解放了阿根廷、智利，1821年7月解放了利马，本人被推举为秘鲁国家元首“护国公”，但西班牙殖民军主力仍未被消灭：而这时玻利瓦尔在解放大片土地基础上建立了包括今天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巴拿马在内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为了彻底铲除殖民势力，共商独立战争大业，在革命战争发展的关键时刻，两位拉美独立革命的伟人于1822年7月举行了永载史册的瓜亚基尔会谈。
1822年7月13日玻利瓦尔先期抵达该城。26日中午圣马丁乘坐的帆船停靠瓜亚基尔港口。在圣马丁前往宾馆的路上，步兵列队欢迎他的到来。玻利瓦尔在宾馆大厅一见到圣马丁就迎上前去伸出手说：“我终于实现了见到威震四方的圣马丁将军并与您握手的愿望。”随后一起上楼走进一间宽敞的布置一新的接待室，在稍事进行礼仪活动后两人就开始没有第三者参加的秘密会谈。会谈第二天继续进行。两天会谈是在绝密情况下进行的，会谈结束后也没有发表任何公报和宣言。28日凌晨一点，当盛大的舞会在欢乐的乐曲声中继续进行时，圣马丁将军决定退场。他对手下人说：“我们走吧！
这里的喧闹令我受不了。”他起身悄悄地与玻利瓦尔告别，在任何人也不注意的情况下由玻利瓦尔一名副官引路，走出小门，登船起航。9月22日，圣马丁在秘鲁国会上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说，辞去了护国公和军队统帅的职务，并当晚取道智利回到了阿根廷。1824年2月，圣马丁带着女儿梅塞德斯去欧洲，1850年8月病逝在法国，其间再没回拉丁美洲。玻利瓦尔在完成南美洲解放任务后曾设想在南美组建大的联邦，但由于各国间的矛盾和各国内部矛盾激化，未能如愿。不久南美陷入混乱之中，1830年5月他辞去了大哥伦比亚总统职务。长期戎马生涯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同年12月因病去世。
关于这次会晤的内幕一直是历史学界引起讨论和争议课题。虽然当时没有什么记录留下，但后人根据当时形势，两人公布的信件，两人间关系及会晤前后各种迹象，进行了各种分析。较普通的看法是，这次会谈涉及到的内容有玻利瓦尔和圣马丁的两支军队协同作战、两人军事指挥关系、瓜亚基尔归属、独立后拉美政体形式、秘鲁建立何种形式政府及如何确定秘鲁北方疆界等。由于两人观点的截然不一致，不欢而散，最后圣马丁决定让贤，以便玻利瓦尔在没有任何妨碍下独自完成南美独立任务。
但有一部分历史学家不这么认为，而是说圣马丁当上了秘鲁护国公，迎合内部封建贵族势力要求，这既违背了他当初参加爱国组织劳塔罗宗旨即为建立拉美共和制而斗争，也引起下属不满，以致他在阿根廷、秘鲁都得不到支持，觉得僧“在那里无论做什么都是不合适的”，长期的战争生活又耗尽了他的体力，而缺乏刚毅性格和锲而不舍精神，意志消沉和厌世情绪已不时流露，他在给奥希金斯信中不加掩饰地说：
“你会责备我没有完成事业就罢手。你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的道理比你的更充足……我的健康情况相当恶化，这个国家里的气温将把我送进坟墓。总之，我牺牲了自己的青年时代为西班牙人服务，牺牲了自己的中年时代为祖国服务，我现在有权利安排自己的晚年了。”由此可见圣马丁后来撒手丢下拉美独立大业过他的隐居生活是意料中的，也是必然的。
阿根廷、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一些学者和美国及我国一些历史学家均认为独立后拉美的政体形式是这场会谈的主题，两人在这问题上分歧尖锐。圣马丁一贯坚持独立后各国建立君主制，甚至企望由欧洲某一亲王来治理秘鲁，但玻利瓦尔则极力主张推行共和制，实现大陆联合。他在1817年致胡安·普埃伦东信中呼吁“把我们所有的共和国组成一个政治实体”。1818年他公开宣布“我们的座右铭是：南美的联合”。1826年为实现他《牙买加来信》中理想，在巴拿马举行首次美洲大陆国际会议，通过建立拉美国家联邦宣言。
虽然因各种原因终未实现，但他至死都为此奋斗。美国的艾·巴·托马斯也指出，“玻利瓦尔不能接受圣马丁关于被解放国家特别是秘鲁的未来政体的君主制思想。”委内瑞拉的萨尔塞多·巴斯塔多博士则认为这次会晤达到了双方共同期待的成果，联合起来求解放是一致的目标，双方没有发生对峙，也没有出现障碍，而且颂扬两人都有着完美无暇的高尚情操。
另一位委内瑞拉史学家奥·米哈雷斯提出这次会谈没有什么重要性，第一，要讨论的瓜亚基尔地位问题，实际已解决；第二，两人在短暂会谈中仅对诸多问题泛泛交换意见；第三，两人均无权谈判或缔结任何协议；第四，圣马丁在阿根廷、秘鲁的威望已下降，无什么力量支持。
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研究会出版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传略》则持下列观点：会议“主要目的是谈判瓜亚基尔的前途问题”，但“未能实现，因为当时该省已加人大哥伦比亚共和国”。
玻利亚尔秘书何塞·佩雷斯认为两位伟人主要讨论下列问题：瓜亚基尔归属，圣马丁持反对卷人的态度，关于美洲各国政体，圣马丁主张君主制，玻利瓦尔坚决反对；关于秘鲁与哥伦比亚间领土问题，双方均认为无权参与：至于建立西班牙美洲联盟，圣马丁赞同玻利瓦尔观点。
阿根廷历史学家恩里克·德甘迪亚不同意将马丁卸职说成是因为遭到失败和玻利瓦尔有其野心，而认为从圣马丁当上护国公一天起就有言在先执政不超过一年，而瓜亚基尔会谈只是商讨两人统率的部队如何联合起来打败西班牙殖民者。
瓜亚基尔会谈已过去170年了，会谈的两位巨人也早已长眠于地下。玻利瓦尔在会谈结束的第二天致桑坦德信中仅说：“我们没有做别的事，只是拥抱、谈话和告别”，如真是如此有必要在硝烟弥漫的当口跑到瓜亚基尔来寒喧、聊天吗？
这是事实吗？瓜亚基尔会晤的内幕也许将永远作为一个历史悬案留在人间。
克里普斯的真意
1942年春，正当世界人民同德日意法西斯国家鏖战方酣之际，英国下院领袖、掌玺大臣克里普斯携带解决印度问题的《宣言草案》（亦称《克里普斯方案》），风尘仆仆地飞往新德里访问。克里普斯的印度之行耐人寻味，引起学者和政界的关注和兴趣，一时间议论纷纷。人们不禁要问，在大战关键时刻，英国当权人物为何要采取这一行动？目的何在？会谈为何失败？谁该负责？等等。对这一连串疑问的回答，至今尚无定论。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英国战时联合内阁派遣克里普斯访印呢？目前，在国内外学者和史学家的著述中，大致有四说。一曰“丘吉尔决定说”。一般认为，此举是丘吉尔首相本人决定的。而这一决策又同当时战局密切相关。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为了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日本加速了侵略步伐。1942年春，新加坡、仰光先后沦陷。南亚次大陆的安全受到直接威胁。印度的东大门——孟加拉和马德拉斯岌岌可危。素以维护大英帝国利益而著称的丘吉尔首相，为了确保帝国生命线——印度殖民地的完整无损，免受日军蹂躏，当机立断，派遣克里普斯访印，以此来加强英国的地位。
二曰“罗斯福干预说”。美国一些学者并不完全同意上述说法。他们认为，这一决定主要是出于美国总统罗斯德的影响和干预。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两国同日本争夺南亚次大陆的斗争更加尖锐、更加突出。由于英军的节节败退，东南亚国家接二连三地失守。远东战场这一局面对盟国极为不利。由于中国与外界的海上联系被切断，中国战场更难得到盟国的支持和合作。东南亚形势剧变，国内外对丘吉尔政府的压力与日俱增。当时中美两国政府首脑出于盟国共同事业的需要，并以印度所处战略地位考虑，曾向丘吉尔频频施加影响，要求早日解决印度问题，以争取印度人民尽快投入反法西斯战争。1942年2月5日—21日，在罗斯福的支持下，蒋介石夫妇访问了印度，试图劝说英印政府改变对印政策，但未能成功。3月中旬，罗斯福本人获悉克里普斯即将启程的消息后，立即电告印度总督林利思戈，说他己任命约翰逊上校作为他的私人驻印代表，名义上担任美国驻印度军事代表团团长。后来约翰逊上校多次向罗斯福汇报克里普斯与国大党领导人会谈情况，并多次从中斡旋，力促达成协议。
三曰“工党压力说”。众所周知，战时英国联合内阁中，在对印政策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工党内部出现一股势头，需要丘吉尔改弦更张，放弃僵硬政策，缓和矛盾，争取印度参战，特别是克里普斯，力主改善英印紧张关系。丘吉尔害怕内阁分裂，慑于工党压力，才作出上述决定的。
四曰“印度呼吁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三天，即1939年9月3日，林利思戈总督未同印度各党派磋商，擅自宣布印度参战。他的这一决定激起了印度人民的强烈不满和抗议，反英反战斗争高涨，尼赫鲁要求先独立，后合作（战时）；丘吉尔则坚持先合作，后独立（战后自治）。至于印度自由派一些人士，例如，萨普鲁等人也联名上书，向丘吉尔本人直接呼吁，要求英国采取实际行动，以缓和日趋尖锐的英印矛盾。
对此呼吁，丘吉尔不能无动于衷。
1942年3月23日，克里普斯一行携带由他本人参与草拟的《宣言方案》飞抵新德里。第三天开始同国大党领导人举行会谈。这一方案的内容包含两大部分，共五条，第一至第四条，基本上是有关战后印度的未来地位（通称“长远计划”），第五条是有关印度在战时合作的问题（通称“近期计划”）。根据前四条内容，战后印度将建立一个联邦，起草宪法。第五条是有关大战期间的临时安排，主要涉及国防问题及其负责人人选事宜。整个方案没有一条讲到给予印度独立。十分明显，方案向印度提供的只是一个空洞的许诺，并且不准备立即付诸实现。无怪乎，甘地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家濒于破产银行的一张远期支票”，无法兑现。所以，国大党领导人很快拒绝这个方案。后经约翰逊上校的斡旋，双方就国防问题进行了商谈，终因丘吉尔坚持顽固的立场，会谈宣告破裂。主要是在国防和成立责任政府问题上，由于英国缺乏诚意而未能最终达成协议。
1942年4月13日，克里普斯两手空空地离印回国。那么，会谈失败的责任该由谁来负责呢？西方和印度学者和史家各执一辞。
不言而喻，英国一些当权者站在殖民主义立场上，把失败的责任推在印度身上。当时担任印度事务大臣的多艾默里说，克里普斯不远千里飞往印度会谈，以求达成协议，可是印度国大党领导人却不肯向前走动一步来使彼此接近。克里普斯本人则想方设法为自己洗刷责任。他把失败责任推在甘地身上，因为是甘地打电话给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建议拒绝这个方案的。战后出任首相的工党领袖艾德礼则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印度两大教派（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
然而，也有的学者认为，克里普斯赴印使命的失败，是同罗斯福总统屈服于丘吉尔的压力有关。特别是同罗斯福的特使霍浦金斯带给丘吉尔的口信有关。因为前者告诉后者，约翰逊上校并非罗斯福派去调处印度问题的代表。这一口信，丘吉尔听后正中下怀。所以，后来他以委婉但多少带有警告的口气，告诫罗斯福不要介入印度事务，以免处于尴尬地位。
罗斯福接受劝告，最后不得不作出印度问题“不关我事”的表态。
当然，国大党领导人和印度史学家并不这样认为。他们的看法是，会谈失败的真正原因，在于英国内阁中，以丘吉尔为首的强硬派和林利思戈总督顽固地坚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立场。克里普斯赴印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安抚人心，稳住印度局势，以增强南亚的防务力量；二是安抚盟国，主要是为了安抚罗斯福，以此表明并非不打算解决印度问题。正如尼赫鲁所说，真正的问题是，英国不想把它所掌握的权力移交给国民政府。不仅如此，在国大党领导人看来，《克里普斯方案》不是填平了印度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之间的鸿沟，而是进一步加深和扩大了分歧，英国正好利用这一矛盾，拖延印度独立。
剖腹杀人案之谜
100多年前，在英国伦敦发生了一桩可怖的系列剖腹杀人案。在不到100天的时间里，有六名妓女相继被杀，死后被开膛剖肚，惨不忍睹。
第一个被杀的妓女叫马莎·特纳，35岁，是个老气横秋、穷困潦倒的妓女。1888年8月7日凌晨，她的尸体在一幢楼房的梯道上被发现。尸体咽喉有伤痕9处，胸口17处，腹部13处，计39处，凶手杀人之狠毒是十分罕见的。由于死者出身下贱，此案不了了之。
第二个受害者叫玛丽·安·尼科尔斯，42岁，是五个孩子的母亲，以卖淫为生。8月31日，有人在人行道上发现了她的尸体。她的喉管被切断，腹部被切开，五脏流在体外。这一次，《泰晤士报》报道了此案，称这个不知名的凶手为“白教堂杀手”。
白教堂位于伦敦东城，是全市最贫困的地区。两个妓女被杀都发生在白教堂区。9月8日，在白教堂区的一座公寓里，警察发现了第三个死者，死者名安妮·查普曼，47岁。安妮死得更惨，她的头被凶手割下，腹部被大开膛，凶手挖走了她的卵巢和一只肾。此案震惊了英伦三岛，市民谈虎色变。三起血案发生在半径约200米的范围内，伦敦警察厅干什么去了？
当警方毫无目标地搜索可疑对象时，凶手给伦敦一家通讯社寄了一张明信片，信中叙述了三起血案的细节，表明了他对妓女的仇恨，同时声明还要继续杀人。信末署名“剖腹狂杰克”。一时间，整个英国为之震动，“剖腹狂杰克”的名字甚至远播海外。
“剖腹狂杰克”继续在作案。9月29日，一个名叫伊丽莎白·斯特赖德，年已45岁的妓女被杀，成为第四个受害者。死者只是气管被割断，脸上有几道刀痕。案发后才一个小时，又一个妓女被杀。死者叫凯瑟琳·埃多斯，她的腹腔被剖开，肝脏置于脑袋的一侧，肠子则缠在脖子上，一只肾被凶手取走。
两处作案的现场均在警察巡视的范围以内，“剖腹狂杰克”是如何得手的？警察为何连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发现？四面八方的呼声要求伦敦警察厅厅长辞职。
面对着野兽般的“剖腹狂杰克”的挑战，警察厅一筹莫展。
10月16日，凶手给伦敦治安部门寄了一个邮包，里面竟是凶手吃剩下来的半只肾。
11月10日，一个颇有姿色的年仅25的妓女玛丽·简·凯利在她的卧室被杀，成为凶手的第六个刀下鬼。玛丽的整个身躯被肢解，耳朵、鼻子被割掉，肠子被钉在墙上。凶手按对称形将死者的心、肾脏、乳房陈列在桌上。
警察厅威风扫地，舆论界则差不多要爆炸了。警察厅长、内政大臣相继引咎辞职，白金汉宫三次向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下诏书，命令缉拿凶手归案。
几十个警察化装成女人在街上游荡，诱捕凶手。上百名警察日夜在白教堂区巡逻。可是到了1889年新年伊始，警察厅末作任何解释，就把白教堂区的警察统统撤走了。据警察厅透露，“剖腹狂杰克”已自杀身亡，其真实姓名尚不能披露。
白教堂区的市民在揣揣不安中度过了1889年的第一个月，“剖腹狂杰克”再也没有露面。大家相信，他真的死了。可是，这个“剖腹狂”究竟是谁？他为什么专杀妓女？
英国著名作家肖伯纳于1889年在《明星日报》上说：“剖腹狂杰克是个属于无党派人士范畴的社会改革家”。作家以此挪揄由于杰克的疯狂而引起白金汉宫对伦敦下层社会的注视。至于杰克的真相，作家并不清楚。
“剖腹狂杰克”闻名于世，法国出版的六卷奉的《罗伯特大辞典》依据伦敦发生的系列杀人案特意收列了“剖腹狂”这一个词。为了探究“剖腹狂”的庐山真面目，许多人乐此不疲。
1928年，记者伦纳德·马特兹所著《剖腹狂杰克之谜》一书出版。书中说，凶手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外科大夫斯坦利。斯坦利的儿子因为与妓女玛丽鬼混而染上梅毒，两年后一命呜呼。斯坦利发誓要为儿子报仇，向玛丽的同伙打听她的行踪，为避留下活口碍事，斯坦利将她们一一杀掉，直到11月10日肢解玛丽，解了心头之恨。但是据知情人说，玛丽尸检证明，她没有梅毒。这一说可靠吗？
1938年，威廉·斯特里沃特撰写了《剖腹狂杰克之谜新解》他说杰克是一个助产婆，她因私自堕胎被一名妓女告发，她出狱后地使用骇人的手段向所有卖淫女子施加报复。
1959年，唐纳德·麦加·考密克出版了《剖腹狂杰克的真面目》一书，他说凶手是俄国的一个医生，名亚历山大·彼达琴柯。生性残忍，嗜血成性，俄国特意把他解押到伦敦释放，让他为害英国。这一说有点荒诞无稽，因为从“剖腹狂”写的信看，他是个英国人。
1970年，《犯罪学专家》杂志刊载一文，称“剖腹狂杰克”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子克拉伦斯公爵。他因患梅毒而沦为疯子，因疯而杀人。
1976年，斯蒂芬·奈特著《剖腹狂杰克之谜最终答案》一书，此书如是说：克拉伦斯公爵与一俊俏的模特儿相爱，秘密成婚并生一女。女儿出生后托付给玛丽抚养，后来玛丽沦落风尘，她向她的女伴透露了这一丑闻并图谋以此要挟王室。
维多利亚女王为了维护王室声誉，下令将玛丽及其女伴一一除掉。
凶手是谁？众说纷云。其实，有关剖腹杀人系列案的全部案卷保管完好，存放在伦敦警察厅的保密室里。按照英国法律，到规定的年限后，案卷方可公开。此案卷到1992年期满，届时我们能否从案卷中揭开杀人狂的真相吗？
据1965年出版的《恐怖之秋》和《剖腹狂杰克》两书透露，案卷中记载的凶手真名叫蒙塔吉·约翰·德鲁伊特，30岁，典型的英国人，出身于医生世家，本人是律师，居住在距白教堂区不远的英纳寺院，1888年12月3日失踪，12月31日在泰晤士河发现其尸体。但是，蒙塔吉·约翰·德鲁伊特为什么要残杀妓女呢？警察厅为什么对凶手的真名秘而不宣呢？这一切，书中没有作出回答。
革命党成立之谜
在20世纪初的俄国，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犹如汪洋大海。那时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是社会革命党，它在俄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近年来，对俄国社会革命党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在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俄国社会革命党成立于何时的问题上，学术界各执一说，迄无定论。主要说法有：
一曰“1901年成立说”。在原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第7卷中写道，俄国社会革命党成立于1901年。祖波克主编的《第二国际史》第2卷中认为俄国社会革命党产生于1901年末期。《苏联百科词典》（第3版）和杰拉尔德·豪厄特的《世界历史词典》中都认为俄国社会革命党成立于1901年。
二曰“1902年成立说”。在前苏联学术界，持这种说法的首推波克罗夫斯基的《俄国历史概要》（下册）。此外，在波斯别洛夫主编的《苏联共产党历史》（第1卷）中，在约夫楚克著的《普列汉诺夫传》中，我们也能看到这种说法。甚至在奥热戈夫主编的《俄语词典》中也说俄国社会革命党是在1902年组成的。我国学术界大都沿袭此说。例如，在我国学者编著的《世界历史词典》、《世界政党词典》、《大俄汉词典》及作为部分高等院校教材用的《世界近代史》中都能找到这种说法。甚至在我国出版的列宁著作中译本的注释中也认为俄国社会革命党是1902年初成立的。
三曰“1901—1902年成立说”。《苏联大百科全书》（第3版）和《苏联百科手册》中认为俄国社会革命党是1901年底至1902年初成立的。
近年来，前苏联学术界对俄国社会革命党的研究深入了一步。在1984年出版的《俄国非无产阶级政党》一书中，对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渊源及其组织的建立过程等问题做了详细的考察。这本书实际上也以为俄国社会革命党在组织上是1901—1902年建立的。据这本书中说，在19世纪60年代产生的俄国小资产阶级政治流派——民粹派中，从最初起就存在革命的一翼和自由主义的一翼。在60-70年代，革命民粹派的影响占优势。在1879年成立的“民意党”组织活动时期，革命民粹派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革命民粹派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但是，对于民意党人却没有达到、也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在80-90年代的反动时期，没有提出同专制制度作斗争问题的自由主义的一翼成为民粹派中占统治地位的一翼。90年代中期，在民粹派中开始看到重新审查自己的学说使之适合于新的历史条件的倾向。结果形成了新民粹主义，这种新民粹主义是重温欧洲流行的机会主义的老民粹主义。
到90年代中期，革命民粹派经历了思想和组织危机。主要从事出版活动的侨民组织伦敦的“自由俄罗斯报刊基金会”（1891—1901年）、巴黎的“老民意党人小组”（1893-1901年）和“农业社会主义同盟”（1900年）以遗产的主要保存者的姿态而出现了。民粹派侨民的更年轻的一代倾向于90年代初在伯尔尼出现的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同盟。不久，社会革命党人这个术语便成了革命民粹派的公认的符号，它代替了过去的“民意党人”这个符号。
90年代末，俄国国内许多城市已有社会革命党人的小组与团体在活动。1896年建立了以八·A·阿尔古诺夫为首的萨拉托夫社会革命党人同盟（文献中通常称为社会革命党人北方同盟）。1897年，同盟的领导人迁居莫斯科，并开始同其僧城市和国外的同类组织建立联系。1901年同盟出版了两期《革命的俄罗斯》报。1900年在哈尔科夫举行了一些南方城市的组织代表们的大会，大会宣布了社会革命党的成立。然而，实际上建立的只是一个地区性的联合组织（人称南方党）。
1901年7月，“老民意党人小组”的印刷所出版了塔拉索夫（H·C·鲁萨诺夫）编辑的杂志《俄国革命通报》第1期，这一期刊登了一个通知：《我们的纲领》。《纲领》的作者们宣布自己是民意党的思想的继承者，并承认了俄国资本主义已经发展起来的事实。《通报》的出现在社会革命党人诸组织的团结上起了不小的作用。1901年秋，在长时间的谈判之后，北方同盟和南方党商定了关于合并与建立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事。
而后，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国外同盟、农业社会主义同盟和一些其他组织也加入到它们之中。1902年1月，在国外出版了《革命的俄罗斯》报第3期，这一期刊载了一个有“社会革命党”签字的简短的通知，内称，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同盟同社会革命党业已实行合并，《革命的俄罗斯》报将成为联合起来的党的正式机关报，《俄国革命通报》也将成为党的理论机关刊物，这份通知是判定新党成立的业已发表的惟一的一份正式文件……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在关于俄国社会革命党成立于何时的问题上学术界迄今尚无一致的意见。
卡廷事件元凶之谜
卡廷事件，又称卡廷屠杀事件，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波兰军官被集体枪杀的事件。事件发生以来，西方学者著书立说，发表了大量文章和专著议谈此事，但前苏联国内对此却久已绝口不提，在前苏联大百科全书中也没有“卡廷”这个词语。半个世纪以来，究竟是苏联或是纳粹德国杀害了这些波兰军官，一直是个不解之谜。直至1990年4月13日，当时的塔斯社发表了一个声明，正式承认对50年前的卡廷屠杀负有责任，卡廷遇难波兰军官死于谁手才大白于天下。但这事件至今仍然笼罩着层层迷雾，有待史家的进一步研究的澄清。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突袭波兰，第二次大战正式爆发。9月17日，正当波军奋力抵抗而濒于绝境之际，苏联红军却根据1939年8月23日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以“解放”波兰人民为借口进占波兰东部，包围并拘禁了几十万波兰官兵。9月28日，华沙军民战斗到弹尽粮绝，被迫停止抵抗；德苏签订边界条约，另附三个秘密议定书，调整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划定的双方势力范围，近半个波兰的领土划归苏联。
1941年6月22日，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突然大举进攻苏联。苏军由于措手不及、指挥失当，在战争初期遭到重大损失，西部大片国土沦陷敌手。
反对法西斯的共同利益推动了反法西斯国家的联合。
1941年7月30日，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签订反法西斯战争中，一致行动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对苏联境内因被俘等原因而失去自由的波兰公民予以特赦，并在苏联境内建立一支波兰军队，与苏军并肩作战，共同抗敌。波兰安德尔斯将军负责组织工作，然而，苏联只交给他448名被俘军官，另有1.5万多名波兰军官却杳无音讯。为寻找这大批失踪被俘军官，波兰政府作出了巨大努力。安德尔斯将军在责令恰普斯基搜集失踪军官资料的同时，又和波兰政府同苏联政府高级领导层进行多次交涉，督促寻找。但他们得到的往往是模棱两可、强调困难的答复。直至11月8日，莫洛托夫发来照会，内称苏联过去所拘禁的所有波兰公民均已释放。但是，波兰地下组织进行调查后报告说，无论各家家属中，或是德国战俘营中，都没有这些军官。这些人从1940年4-5月起就同家庭断绝了联系。
释放的人到哪里去了呢？12月3日，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见波兰西科尔斯基总理和安德尔斯将军时对失踪波兰军官的下落提出的一个假说是，“这些战俘大部分已逃往中国东北”。
正当波兰政府寻找失踪军官毫无结果之际，柏林电台于1943年4月13日宣布说：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中发现了掩埋着成千上万具尸体的大批坟墓。因为当地土质特殊，尸体早巳变成干尸。经过验尸和当地目击者的证词确定共为1940年4月以前关押在苏联科泽尔斯克俘虏营中的波兰军官的尸体，总数约为1.5万名。两天以后，苏联电台作出反应，指责德国法西斯的“无耻捏造”，竟把自己的罪行栽赃到苏联的头上。波兰战俘1941年还在斯摩棱斯克以西的地区从事建设工作，他们是被1941年7月占领该地区的德军杀害的。
4月17日，波兰政府要求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前去调查，并要求苏联政府提供“有关战俘命运的翔实材料”，对德国人的说法“只能用不容置辩的事实去反驳”。4月21日，苏联《真理报》、塔斯社和莫斯科电台指责波兰政府向国际红十字会发出的呼吁是同希特勒携手合作，制造反苏言论。4月25日，苏联宣布与波兰断绝外交关系。国际红十字会调查委员会也因苏联反对而未能组成。
4月28日至30日，由德国人倡议而建立的一个中立的国际委员会在卡廷森林进行了三天的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根据目击者的证词以及在死者身上发现的信件、笔记和报纸判断，行刑时间应在1940年3月和4月。”从而肯定了波兰军官为苏联人所杀，但只说明从其中的7个墓穴发掘出982具尸体，做了分析研究，而未说明卡廷遇难波兰军官的总数。
斯摩棱斯克州从德军手中解放发后，苏联又搞了一次“客观的调查”。以布尔坚科院士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在卡廷掘出并检验了925具尸体，倾听了当地许多居民的证词，得出了结论是：波兰官兵尸体总数为1.1万具；据目击者所证，死者身上1940年4月以后所有文字资料都被德国人取走；枪杀事件发生在1941年9-10月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纽伦堡最后审讯时，曾根据苏联法官的要求，把卡廷屠杀事件人写在起诉书中，但在最后审判时，却因证据不足而只字未提。
从此，卡廷事件成为历史之谜。
战后，西方为解开卡廷之谜继续进行调查，公布了大量的证明材料，其中最有影响的有美国国会成立的一个特别委员会经过一年半调查而缉成的五卷本文件汇编。1990年4月13日苏联发表声明，承认贝利亚及其助手对杀害1.5万名波兰军官的罪行负有责任后，前苏联的一些学者，包括著名的历史学家安娜·别列杰娃，根据一系列有关材料进一步研究，使卡廷迷雾日见透明：
波兰亡国后，苏联境内的大批被俘官兵统一由内务部战俘和被拘留人员事务局管理。波兰士兵一部分被遣散，一部分被解到北极地区的集中营。军官中的极少数人，主要是高级将领，被转移到莫斯科的户卞卡监狱；其余部分则被转移到奥斯塔什科夫、斯塔罗别尔斯克和科泽尔斯克三个集中营。从1940年4月起，由内务部战俘和被拘留人员事务局负责，开始对上述三个集中营进行“清理”。1940年4月前夕，三处一共囚禁着大约8700名波兰高级军官和7000名下级军官和士兵，经过“清理”，这些人基本上都“失踪”了。对部分有关档案材料的研究表明，1940年4-5月，经内务部行刑队枪毙的波兰军官共为15131人，其中科泽尔斯克营为4404人，奥斯塔什科夫营为6287人，斯塔罗别尔营为3891人。
虽然1990年4月13日塔斯社声明解开了1.5万名波兰军官死于谁手之谜，但目前仍有一些问题有待研究：一、死于卡廷的波兰军官到底有多少？二、除卡廷外，是否还有第二、第三个“卡廷”？三、苏联内务部为什么要集体枪杀这些波兰战俘呢？目前有三说：一是“苏联根据德国人的要求”而制造了卡廷悲剧；二是苏联为了“减轻战争负担”；三是苏联为消灭振兴波兰的“骨干”力量而采取的一次性“清理”行动。看来，卡廷迷雾的彻底揭开还有待史学工作者进一步努力。
谁是纵火者
1933年2月27日晚，坐落在柏林共和广场西侧的国会大厦突然起火。顷刻，黑烟滚滚，火焰冲天。这就是轰动世界的“国会纵火案”。那么究意是谁在夜里潜入帝国议会大厦并把它付之一炬呢？
以希特勒为首的法西斯匪徒就以此为契机，嫁祸于共产党人。案情发生仅半小时，希特勒的得力干将、国会议长兼内务部长戈林就驱车赶到现场，便穷凶极恶地嚎叫：“这是共产党反对新政府的罪行！”随后希特勒也赶到出事地点，并滔滔不绝地对记者说：“这是共产主义者干的！”随着希特勒的一声令下，早有准备的冲锋队员冲进现场，当场抓住了“纵火者”。他是一个荷兰青年，名叫范·德·卢贝，还马上宣布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法西斯分子从而断言：这是共产党有计划的纵火，并以此作为革命暴动的信号。第二天，纳粹党按照起火之前就已拟定的名单，在全国范围内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和一切反法西斯人士。3月3日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台尔曼被捕，3月9日共产国际西欧负责人、保加利亚共产党主席季米特洛夫等人被捕。霎时间，乌云压城，浊浪滚滚，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德国。
1933年9月至12月间，就“国会纵火案”在莱比锡组织公审。但是“纵火犯”卢贝在法庭上，当众表明：他从不认识季米特洛夫，也从未与其有过任何联系。还有三个抓住卢贝的警察也否认在卢贝身上搜出有共产党员的党证。审判的幕后策划者们无可奈何，只好叫纳粹头子戈林和戈培尔出庭作证，但也无济无事，最后不得不宣布季米特洛夫等四人无罪释放。嫁祸于共产党的阴谋宣告破产了。
后来，经过专门调查，“国会纵火案”原来是纳粹党人为寻找打击共产党人的借口，自己一手导演的丑剧。是他们密令冲锋队长恩斯特等人，事前从戈林住宅通向国会大厦的地下秘密通道里，运进了汽油等易燃物，在唆使卢贝向国会大厦放火同时，纳粹分子也从秘密通道进入国会大厦，在议会大厅点燃了易燃晶，顿时，浓烟四起。正当卢贝在国会大厦内迷失方向，四处乱窜的时候，真正的纵火者已偷偷从原路撤走了，留下的卢贝被当做纵火的替罪羊而被抓获，并通过阴险的手段捏造卢贝是共产党指派的纵火者。
但欧美的专家学者们一直未停止对“国会纵火案”的调查，翻阅了浩如烟海的档案材料，在经过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看法，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瑞士伯尔尼大学历史系主任瓦尔特·霍费尔，他通过对大量历史档案的研究，排除了共产党人作案的可能性，认为“帝国议会大厦纵火案”系纳粹党所为，纳粹分子是直接纵火犯或幕后操纵者。可是，事隔不久又风波突起：1962年一位名叫弗里茨·托比亚斯的法学家写了一本叫《帝国议会大厦纵火案——神话和事实》一书。
在此书中提出，放火焚烧国会大厦是荷兰青年卢贝一个人单枪匹马干的，他既与纳粹党无关，也与共产党无瓜葛。他是一位无所事事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出事的那天晚上，他悄悄地潜入国会大厦，用几根木炭点燃了这座高大的建筑物。托比亚斯在此书作出结论：“这不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政治预谋。我们必须承认这一令人吃惊的事实：帝国议会大厦纵火案纯属偶发事件，是一个谬误掀起了这轩然大波，并导致了以后的迫害浪潮。”这一结论如石激水，引起了史学界人士众皆哗然。其中有英国、美国、荷兰、联邦德国的一些史学家对此观点表示赞同。而瑞士、法国、联邦德国的一些史学家则对此结论持否定态度。对立的两派史学家争论不休，甚至发展到互相指责、辱骂的地步。
1968年，由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等人成立了一个卢森堡“1933-1945年独裁统治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分别在1972年和1978年提交两份文件汇编集，表明国际上一些著名的史学家，用大量的史料和确凿的证据，再次证实“帝国议会大厦纵火案”确系纳粹党所为。但是，托比亚斯和他的盟友汉斯·莫姆森等教授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1979年他们在联邦德国颇有影响的《时代周报》上刊登题为《还历史本来面目——论有关“帝国议会大厦纵火案”的向壁虚造》，对以霍费尔为首的史学家提的论点进行了还击，提出：卢森堡委员会的总秘书长爱德华·卡里斯，是一位大可怀疑的人物，是在颇为跷蹊的情况下取得博士学位成为教授的。其采取极不正当的学术手段，胡诌乱编，虚构历史。他在1968年出版的《剥掉假面具》一书中所提及的资料纯属子虚乌有，是肆意伪造历史的无耻之作。1986年初，这几位教授又出版了一本文集，继续指出卢森堡委员会出版的文集是无稽之谈，凭空捏造，委员会的史学家们心中有鬼，不敢展示原始文件。
而负责卢森堡委员会具体工作的霍费尔教授，对这些人身攻击也据理回击，指出莫姆森等人傲慢自负，目空一切，用卑劣的手段诋毁同行的声誉。他表示欢迎除莫姆森一伙之外的任何人前来核对业已发表的文本，并公开邀请自己的论争对象、荷兰著名的历史学家，路易·德·琼加入卢森堡委员会，核实有关档案材料。鉴于莫姆森等人出版的文集中“充满造谣和诽滂等不实之词”，霍费尔等人已要求律师对那些恶意中伤别人的人，要追究法律责任。
所以，谁是国会纵火犯的问题，还悬而未决，看来，此问题还会旷日持久地争论下去。
犹太人的探析
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是德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变本加厉，从排犹转向屠犹，在居住有全欧一半犹太人的波兰、立陶宛和乌克兰等地设立了许多犹太区和集中营。1941年6月德军入侵苏联后，党卫队最早在侵占的苏联领土上开始灭绝犹太种族的行动。从1941年夏至1943年2月，有360多万犹太人被杀。
1942年1月，纳粹官员在柏林附近的万湖开会，确定把能抓到的1100万欧洲犹太人全部消灭，对一半是犹太血统的人，也要他们“在死亡和绝育”之间选择。灭绝行动主要在波兰的特莱勃林卡、卢布林、奥斯维辛等集中营进行。纳粹把欧洲占领区和仆从国的犹太人一批批运到这些死亡集中营，送到伪装成浴室的毒气室里杀死，然后焚尸灭迹。同时还不断地清洗犹太区。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据纳粹德国负责屠杀犹太人的主要官员艾希曼估计，被杀的犹太人有600万。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起诉书上的数字是570万。到战争结束时，波兰的325万犹太人只剩下12万。
为什么有着高度文化和技术发展水平的德国竟会出现如此令人发指的野蛮行为，大致说来有这样几种原因。
首先在欧洲歧视和迫害犹太人是一个长期的历史问题。
由于经济活动的成功以及宗教信仰的不同，犹太人横遭歧视。早在14世纪，鼠疫在欧洲流行，欧洲有超过1／3的人死于这场瘟疫。这时就有人认为瘟疫是犹太人造成的，目的是要摧毁基督教世界。1492年在西班牙有20万犹太人被驱逐。19世纪在俄国沙皇统治下的犹太人被限制在国家的区域内居住，不经允许不能离开。俄国东正教教会领袖还提出过一个解决俄国犹太人的方案，1／3犹太人皈依东正教，放逐1／3，杀掉其余1／3。1881年俄国发生了集体屠杀犹太人的事件。1911年3月12日，在基辅附近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二具男孩的碎尸，俄国司法大臣认为这是被当地犹太人为杀生祭祀弄死的。在古代就有犹太人要不时宰杀信基督教的小孩以祭祀的传说。
后来希特勒也拾人牙慧，鼓吹犹太人有杀生祭祀的习俗。希特勒利用欧洲长期存在的反犹情绪，并将之推向极端。
除了历史原因外，纳粹德国杀害犹太人还有经济上的动因。犹太人历来善于经商，经济活动相当成功。如19世纪的犹太人罗思柴尔德家族对欧洲的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伦敦的罗思柴尔德在英国废除奴隶制后，拿出2000万英镑补偿奴隶主的损失，1871年支付1亿英镑为法国向德国交纳战争赔款。维也纳的罗思柴尔德帮助奥地利建造铁路。在法国他们控制了北方铁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经济十分困难，社会危机严重，而在德国从事商业金融业的犹太人却相当富裕。比如经营大规模商业的百货公司在德国被看做是犹太人的“专业”，引起德国广大小店主的恐惧。
纳粹德国出于经济上的需要，煽动反犹情绪，通过排犹屠犹，侵吞犹太人的财产，得到了不少经济上的好处。1938年11月9日，纳粹党徒在一夜之间，焚烧并抢劫犹太人在德国开的商店。希特勒早年从家乡林茨到维也纳时，发现城内的经济文化生活都被犹太人控制着，仿佛自己来到一个外国的城市，正是在这时他开始考虑反犹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纳粹政权认为犹太人倾向于革命，马克思主义是“国际犹太财团”的政治学说，因而把反犹跟迫害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联系起来，以稳固其法西斯统治。在历史上犹太人参加革命确是比较积极的。19世纪时俄国内政大臣普列韦说过，革命几乎是一种犹太现象。虽然犹太人在俄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到5％，但在俄国的革命者中却有50％以上的犹太人。有不少的欧洲很有影响的革命者出身于犹太人家庭。第一次大战以后犹太人在欧洲备地的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如俄国的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加米涅夫，匈牙利的贝拉·库恩，长期在德国生活的波兰人卢森堡等。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犹太人由于备受歧视也积极参加了革命活动，因而希特勒耸人听闻地散布犹太人正在暗中颠覆全世界，法西斯政权自然也就将反对犹太主义和反对共产主义联系起来。
还有些学者则强调纳粹德国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对屠犹的影响。纳粹政权受狭隘种族优越论的影响，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犹太人不是人，只是一种堕落的形象”。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称“世界历史的一切事件都不过是种族自我保存冲动的表现”。因而纳粹德国出于种族观念在屠杀犹太人的同时还杀害了50万吉卜赛人和10万德国的智育低能者。
除了上述原因外，有个别学者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分析希特勒个人经历对屠犹政策的影响。美国心理学家比尼恩在所著《希特勒与德国人》中，根据为希特勒母亲治病的犹太医生布洛施的病历资料，以及为希特勒治病的医生所提供的材料，对“希特勒内心受到的创伤”进行分析。他认为，希特勒在一次大战曾因英国施放芥子气中毒，福斯特尔医生以催眠疗法治疗他的伤痛。希特勒治疗时在幻觉中想到他的患有癌症的母亲是被犹太医生误诊而痛苦地死去。希特勒不自觉地把母亲的死归咎于犹太医生布洛施。同时他又在幻觉中把对一个犹太人的恨与对全体犹太人的恨联系在一起。
至于在纳粹德国是谁具体将排犹政策推向极端也有不同的看法。德国修正派历史学家推脱希特勒在其中负有的责任，咬定在档案中“没有发现希特勒关于‘最后解决’犹太人的书面命令”。因而“不是希特勒而是希姆莱，而且是在完全违背希特勒意志的情况下，下令从肉体上消灭这些犹太人。
这件事希特勒到1943年才知道”。纳粹德国是因为迫于战局不利而日益孤立的处境才这样做。而另有些历史学家则明确指出这些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哈夫纳在《希特勒的含义》一书指出，希特勒一生有两个政治目标——称霸欧洲乃至全球和消灭犹太人。在纳粹德国，没有希特勒的命令，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绝不可能发生。只是为了避人耳目，希特勒在1939年9月1日签署处理德国低能者命令后，此类杀人指令便只限于口头而不留痕迹。他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不是迫于战争的需要。
这样做在军事上极为不利，一方面使忠于德国的犹太人成仇敌，另一方面极大地牵制了可用在战场上的兵力和物力。希特勒的罪行不是战争罪行，而是赤裸裸的谋杀。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屠杀犹太人行径仍是让人难以理解的。
希特勒未能造出原子弹之谜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德国就拥有庞大的核物理研究机构和许多杰出的物理学家，全世界获得诺贝尔资金的学者数德国最多——三倍于美国。在核裂变研究方面，德国物理学家更是远远跑在美国的前面。早在1938年3月，德国著名物理学家奥托·哈恩和弗里茨·斯特拉斯曼就在柏林威廉皇帝研究所成功地进行了用中子轰击铀原子核的实验，终于出现了物理学界期待已久的裂变效应。铀裂变的发现震惊了科学界。从原子核裂变中获得无比巨大能量的实验已突破，哪一个国家能够首先把它转为实用，就有可能利用核裂变制成威力无比的原子弹。
1939年4月，德国纳粹召集六位最出色的核物理学家，在柏林秘密讨论利用原子科学成果制造核武器。同年夏季，德国政府未加任何解释，突然禁止铀矿从它占领下的捷克运出，并且下令封锁一切有关铀的新闻；同时，从苏黎世传出消息：德国正在进行一项秘密的“化学工程”，由德国铀学会的物理学家指导，直接对柏林陆军武器部负责。种种迹象表明，希特勒德国正在着手研制原子弹。如果数百万豺狼之师的德国钢铁军团，再装备当时绝无仅有的核牙齿，希特勒就能统治世界或者毁灭世界。为了抢在希特勒的前面赶制出第一颗原子弹，1939年8月2日爱因斯坦上书罗斯福，提请美国当局注意正在日益逼近的来自法西斯德国的原子威胁。罗斯福总统采纳了爱因斯坦的建议。组织制定了著名的“曼哈顿计划”，命令全力以赴研制原子弹。
1944年底以前，同盟国的科学家普遍认为，德国在原子实验方面远远走在其他国家的前面。匈牙利核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在一篇文章中说，按照德国当时的科技发展水平，德国人本来在1942年就应该能够造出原子弹。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1944年11月23日当巴顿将军攻克德国重要的核研究基地——斯特拉斯堡时，美国执行“阿尔索斯”行动的原子谍报人员，冒着冷枪直奔斯特拉斯堡大学，进入新建的实验室。经过仔细搜查，他们发现了隐匿于此的纳粹德国的铀计划和铀学会有关铀研究最完整的档案。获得的情报资料十分确切地表明，在1942年就有人把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告诉了希特勒，但直到1944年底。纳粹德国在原子弹方面的研制工作仍停留在实验室阶段。比之美国洛斯阿拉莫斯中心的研究人员要落后两年。从而使美国领导人确信，来自德国的任何突然的核袭击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这时才彻底消除了当时美国人的忧虑。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当时的纳粹德国未能造出原子弹呢？以往人们总是强调以下几个原因：
一、法西斯当局大肆推行种族歧视，残酷迫害有独立思考的人，特别是犹太人。希特勒把整个物理学讥讽为犹太物理学，任意下令逮捕持不同政见的科学家，致使像哈恩、施特拉斯曼、迈特纳、爱因斯坦、赖纳、弗里施这样出类拔萃的科学家纷纷离开德国，逃亡国外。
二、德国在原子能研究方面，没有全面的指导和统一的目标，各单位之间缺少协作。教育部、陆军部、邮政部各搞一套，不择手段地你争我夺。希特勒满以为胜利在望，对要花长时间的新武器研制不感兴趣。他把相当大的科技力量用来研制“V-2”型导弹，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对原子弹的研制。
三、美国研制原子弹的计划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甚至严格到连当时的副总统杜鲁门和国务院的高级官员事前竟毫无所知。新闻检查相当严格，禁止报纸和电台以任何方式泄漏有关原子能的消息。因此，希特勒被蒙在鼓里，完全不了解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情况，没有紧迫感。希特勒的军需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战后在纽伦堡被判为战犯。他曾后悔地说，要是他当时得知美国在进行“曼哈顿计划”，他就是上天入地也要想方设法赶上美国人。美国记者威廉，曼彻斯特认为：“假如当时这个德国独裁者让他的科学家们放手大干，像罗斯福那样做，欧洲的版图，甚至西半球的版图，也许会大不一样。”
四、同盟国加紧对德国进行空袭，实行闪电般的地毯式轰炸，这使德国的研究小组总是不断搬家，试验设备常常是装好又拆，拆好又装，很难找到一个绝对安全的角落。例如，1942年11月美国空军对纳粹德国在挪威生产重水的里尤坎工厂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迫使该厂所有生产重水的贵重设备、催化剂和大部分重水在受命运往柏林的途中，遭到挪威游击队的彻底破坏。显然，这种空袭妨碍了德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以上是美德两国科学家和学者的看法。但是，1984年波兰《是与非》周刊记者又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与众不同的新见解，认为战时纳粹德国未造出原子弹，只是由于波兰爱国者的破坏而引起的一个差错造成的。该文这样写道：德国物理学家布雷格教授根据自己的理论推断和计算结果，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认为量理想的减速剂是炭，更精确地说是炭的一种——石墨。为此，布雷格教授研究所的领导机关请德国西门子公司生产这种减速剂片。该公司把这项任务下达给位于拉齐布日的“普拉尼亚工厂”。工厂领导在接受这项“罕见的”订货时，感到十分意外和惊讶。因为这项订货的数量很大：总共一百块炭片；规格也很特殊，每块的大小均为3×0.6米；而且，要求完成这项任务的时限紧迫。具有强烈反法西斯思想的总工艺师埃尔温·施密特决定“破坏”这些炭片的化学成分。结果，他们生产出的炭片全是不纯的，其化学成分除石墨外，还混进了二硫化铁、钙和硫的杂质。这“不纯净”的减速剂按时运到布雷格教授的研究所，丝毫也未引起教授的怀疑，很快就被投入粘结电子试验，其结果是多次试验全都失败。
与他共事的海森贝格教授一向对布雷格教授没有好感。他把这场失败看成是布雷格教授无知和无能的表现。海森贝格认为炭是不适宜作减速剂酌，于是便着手从其他途径探索新的减速剂。这样一来，纳粹德国原已临近的制成原子弹的日期便大大推迟了。
与此同时，美国正在全力以赴地加紧实施“曼哈顿计划”。1942年12月2日，著名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在芝加哥大学斯塔格运动场看台下面，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实验型原子反应堆，成功地首次实现了可以控制的链式反应，它标志着人类利用原子能时代的开始。有趣的是，费米的试验同布雷格的试验一样，也是使用石墨作减速剂。费米的试验获得成功，只不过他使用的减速剂是纯净的石墨而已。
1945年7月，美国成功地进行了世界上首次核爆炸。美国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后来写道，“本来布雷格教授是会比美国早两年造出原子弹的，只是由于他的一个差错，才使人类免遭一场全面的浩劫。”
“富克斯谍案”
在世界历史上，由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需要，曾涌现过许多出色的间谍，有的功成名就，有的名垂一时，也有的身败名裂，成了历史罪人。可富克斯在间谍群中却是个很独特的、充满疑团的人物。40多年来，“富克斯”一直是国际核间谍的代名词，“富克斯谍案”还被无数报刊转载过，以富氏为原型的人物出现在许多部影视片中。
富克斯何许人也？此人为物理学家，1932年在基尔大学就学时加入德国共产党。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获得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和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因是德国公民被英国拘留，后获释，从事核研究。1942年成为英国公民，1944年被派往美国从事原子弹研制工作，战后回英，任哈韦尔原子能研究院物理部主任。1950年因“谍案”被美国当局逮捕，被判14年徒刑，1959年提前获释，去东德，取得公民身份并被任命为罗森多夫中央核研究所副所长。后去苏联，1988年病故。
说起富克斯的逮捕经过，颇富喜剧色彩。1950年2月10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审讯员兴高采烈地奔进局长办公室，向首脑报告：“富克斯终于招供啦！”这是一个期待已久的特大喜讯，的确来之不易。自从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投下原于弹后，情报部门就一直把核机密列为头等大事。白宫也非常担心有人会向自己的主要敌手苏联泄露核机密，甚至疑心克格勃早已渗入研制核武器的关键部门；因而严令中央情报局调查在核岗位上工作的所有可疑分子。情报局大量精明强干的反谍专家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苦思冥想，动用了许多最先进的侦破仪器，进行了大量的逐一跟踪、试探、排队分析，怀疑圈越缩越小，最后集中于富克斯这名核心机构的科研人员身上，富氏旋即被捕。可是，令中央情报局首脑人物大伤脑筋的是，局里掌握富克斯“叛国”的直接证据极少。他们担心富氏不肯就范，就动用了本局最精干的审讯专家、攻心大师、迷幻学家和最有效的测谎器、大脑特种生物电分析仪等对其轮番突击。据当时报载，富氏最后终于招认。权威的《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富克斯“1950年被捕后供认自1943年起就向苏联提供情报”。
美国著名学者瓦勒钦斯基在巨著《人民手册》中还详述了这个案件的“事实真相”：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虽然俄国是与同盟国共同作战的，但是原子弹的研制项，目却只有美国和英国有份。富克斯是为俄国研制原子弹提供资料的关键人物。1941年，富克斯被英国雇佣去进行核研究。他迅速与莫斯科取得了联系，并表示愿意提供情报。1943年，他成为英美联合小组成员，离英赴美继续从事原子弹的所有重要环节的秘密——设计、构造、部件和引爆装置。他将这些机密情报交给了一个俄国联络员，再转送莫斯科。由于苏联驻渥太华大使馆译电员叛逃，提供了对这位在美国和加拿大活动的核间谍定罪的证据。这一情况终于使富克斯及其他俄国间谍阿尔弗雷德、戴维、哈里和罗林堡夫妇也被捕（后两人是否为间谍难说）。在这时有一点不同的是：瓦勒钦斯基等人认为是由于某译电员的叛逃才造成富克斯的被捕，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当时的报纸则认为富氏是在严密的审讯下自己招供的。“富氏乃苏联间谍”一说，似乎已众口一词了。
富氏谍案披露后，美国大哗，世界震惊。富克斯一夜之间成了举世闻名的热门人物。东西方“冷战”因此节节上升，甚至全球所有股票市场也因此波动起伏。然而，富有戏剧性和令人惊讶的是，1990年1月15日，美国两家富有影响的新闻杂志《时代》和《新闻与世界报道》同时载文指出：据谍界权威人士透露，经核查，当年富氏一案纯属错案，正如富氏当时一再申辩的那样，他给俄国人的是错假失效的“迷惑情报”。不少人还进一步指出，其实谍海的“富氏现象”并不罕见，只是许多情报机构怕丢脸而严守秘密，将错就错，其原因不少，如测谎器等探测仪远非真正的试金石，有些并非因从谍而紧张不安的人被测时仍会显出“说谎”电波，还有的则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等等。为富氏“平反”的消息再一次轰动了美国与世界。许多人不禁责问道：反谍力量强大的中央情报局如何会犯这种错误？美国至今还有多少错假冤案尚未复查平反？在公认的叛国巨谍中究竟还有多少人是冤枉的？
还有不少人仍坚持原说，认为翻供的证据不足。富氏早年曾加入德国共产党，为共产党大国提供情报是极有可能的，再说富氏晚年又去了苏联，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富氏为间谍无疑。
死里逃生之谜
到1943年秋天，在抗击希特勒德国的战争进程中出现了有利于同盟国的明显转折。苏军在库尔斯克战役后，全线出击，兵临波兰、罗马尼亚国境。美英盟军则在结束北非战事后，登陆西西里，与德军在意大利半岛南北对峙。在此形势下，苏美英三国首脑急需就迅速结束欧洲战场战争及战后安排等一系列问题交换意见，作出部署。经过长时间的磋商，最后三国同意于1943年11月下旬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最高级会晤。
苏、美、英“三巨头”可能在伊朗首都聚会的情报，在1943年9月中旬被德国谍报部门侦知。根据卡萨布兰卡会议后希特勒制定的“远跃”行动计划，纳粹特务组织赶紧调集人马前往德黑兰，准备伺机派遣杀手，消灭反法西斯同盟三国首脑，扭转战争的进程。
1943年11月2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结束开罗会议后乘专机直达德黑兰，与先期到达的苏联部长会议斯大林会合。第二天，三国首脑即在苏联大使馆开始举行代号为“尤雷卡”的会议。主要讨论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问题。11月30日，正值丘吉尔邱岁寿辰。为示庆祝，也为了纪念战争期间三位巨人的难得聚首，晚上丘吉尔在英国大使馆举行隆重的招待会，邀请罗斯福，斯大林等灵敏十人参加。席间，正当人们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之际，室内突然灯光大暗。
漆黑之中只听见子弹尖利的呼啸声和杯盘碗碟破碎的乒乓声。不一会儿，贴身侍卫们打开手电筒，惊讶地发现：盟国领导人的一位私人秘书已中弹身亡，一位侍者也因毒针刺进喉咙而死去，而三国首脑安然无恙。一场灾难虽然得以避免，但人们对刚刚发生的一切还是感到愕然，认为在这一显然已经流产的暗杀事件背后一定有着更大的秘密。所以事件发生后，就有人试图解开这一历史之谜，但终因材料不足，只能作出种种的猜测而无法获得事实的真相。
迄今为止，见诸文字的有关该事件的第一手材料仅见于英国汤普森的回忆录《我当过丘吉尔的侍卫长》一书。汤普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普任丘吉尔的侍卫长，因而有幸参与厂德黑兰会议的几乎所有重大活动，因此他关于这一谋刺事件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据他回忆：会议期间，由于苏、英两国大使馆都在德黑兰城内且近在咫尺，而美国大使馆远在郊外，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斯大林即邀请罗斯福总统下榻于苏联大使馆一幢单独的建筑内。这样，苏联大使馆理所当然地成了三国首脑举行会晤的地方。会议一开始，蓄谋已久的德国特务就想在城内制造变乱，混水摸鱼，但始终未能得逞。
最后他们终于用重金收买了一位盟国领导人的私人秘书，要他设法将一枚定时炸弹带进会议室。但这又谈何容易，苏、美、英三国部门为保证绝对安全，在使馆内外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进出会议室者更必须经过道道严格细致的检查。
所以，想把定时炸弹带进会议室是断断不可能的。无奈，这位已被收买的秘书只能耐心等待。机会终于来临，11月30日英国方面准备举行一个小型宴会庆贺丘吉尔69岁生日。晚上8点多，三国政要都已聚集在英国使馆的大客厅内，谈笑风生。
东道主东丘吉尔更是兴致勃勃，容光焕发。待一切准备就绪，他便领着客人兴匆匆地向餐厅走去。这时，只见那位落在最后的私人秘书犹豫了一番，接着从口袋中拿出一个小包放在旁边的桌子上，然后若无其事地赴宴去了，汤普森见此情景，觉得有些可疑，就把那只包拿到隔壁房间去进行检查。打开一看，是一只极其昂贵华丽的小钟，并无什么可疑之处。这时，餐厅内的生日宴会已经开始，主宾席上放着一只大蛋糕，上面插着69支点燃的蜡烛。丘吉尔吹熄蜡烛，分割蛋糕，招呼客人落座，然后热情致词，对各位来宾，特别是斯大林元帅和罗斯福总统能够拨冗光临宴会表示衷心的感谢。顿时掌声四起，人们纷纷举杯向丘吉尔表示祝贺，宴会渐人高潮。忽然，餐厅南门打开，一位侍者闯了进来，他手上托着一只装满点心、饮料的大盘，也许是神经紧张的缘故，一下子栽倒在斯大林译员帕夫洛夫的身上，弄得帕夫洛夫狼狈不堪。正在大家感到莫名其妙的时候，餐厅的灯火突然熄灭了，只听有人在大叫：“抓住侍者！”……等到混乱过去，人们才发现：刚闯进来的侍者已一命呜呼，喉咙间有一根半寸长的细针，而那位私人秘书也已倒毙在地，其手枪掉在不远处的椅子下。检查侍者的托盘发现，其底部有一个不易察觉的按钮。卸去按钮，里面却是一枚小型定时炸弹和一只引爆用的小钟。这时距离引爆时间还有3分钟，汤普森赶紧去掉引信，使敌人的谋刺计划最终破产。
从汤普森的回忆录中，记者不难发现，那位盟国领导人的私人秘书由于受贿变节成了德国特务的内线人物，正是他与神秘侍者一起策划了这起阴谋活动。但疑团还是没有彻底解开，即：他们俩究竟是如何勾搭在一起的？直接操纵他俩的是谁？又是谁及时地发现了这一阴谋、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力毙两杀手而使“三巨头”死里逃生的！这一连串的疑问看来要随着新材料的发现才能找到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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