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荣 口述 范宝聚 整理

    我今年72岁，家住相州镇相州一村。我奶奶（韩氏）在世时，从30岁起，就进“养德堂”[1]给王统照当奶妈。从统照出生后满月，直到哺乳，侍候到他长大外出上学、做事，后来寿终他家。我从七岁开始，跟奶奶在王统照家干零活，直到1945年相州解放。我小时候常听奶奶讲他当奶妈的事，也亲眼目睹和听到王统照幼年在家和以后外出回乡的一些事情，有些情景至今记忆犹新。下面回忆的仅是我在“养德堂”做工的那些年月中的几个片断。

    统照与奶奶

    我的老家原是相州镇北的茂庄村，祖父刘梅那辈，家境贫寒。1897年农历二月初，我奶奶怀抱我那不满周岁的父亲，讨饭至王统照家，被统照的母亲（人称八太太）相中。经过商定，以每年一石五斗谷子的工钱（另外每逢节日、祝寿等给赏钱可折五斗多粮钱）和管吃管穿、不携带孩子的条件，招雇为奶妈。从此，我奶奶便离开丈夫和孩子，开始在王家照看、哺育出生一个多月的王统照。

    那年奶奶30岁，手脚勤快，能吃苦，心地善良，诚实，她见统照母亲说话“和软”，不像别家大财主的主人那样高声大嗓吓人，心里就格外踏实，什么都肯干。她除了定时给年幼的统照喂奶，把屎撒尿，缝洗衣裳，还瞅空帮厨做饭。八太太见我奶奶敦厚老诚，对幼儿哺乳上心，有方，做事干净利落，人缘又好，就愈加欢喜、放心，便让家人收拾出两间上等偏房给她住，并将点心、糖果等吃食之物及玩具、穿戴之类，全交付奶奶保管、应用。奶奶总是对这一应之物管理得有着有落，毫无差池，并像疼爱自己的孩子那样照看统照。年幼的统照也渐渐离不开我奶奶。

    王统照五岁那年入家塾读书，七岁，父亲去世，母亲对他教诲更加严格。家塾就在院内高台房西边，称之为“学屋”，月洞门，小独院，三间正厅，对面是小过厅[2]，正厅后边是小花园。统照在母亲的教诲下，自小聪颖，知书达礼。每天晨起，我奶奶为他梳洗穿戴毕，他便往高台房向母亲“请安”，背过一段书后吃了饭去学屋。下了学，问过母亲好，再背熟一课书，便跑进我奶奶屋里，跟她闲说话，或跳上炕玩，或搂着奶奶脖子、臂膀嬉戏，从不嫌脏，也不似其他大户小少爷那样折腾人，总是亲亲热热地喊我奶奶“刘妈”。

    王统照塾师是位秀才，学问深，知识广。他教统照读《史记》《战国策》《左传》等书，还经常教他对“对子”。统照除了吃饭睡觉，几乎不离开书房。不过在休息时，他从不忘到我奶奶房中溜一会。我奶奶总是督促他：“不要贪玩，要听八太太的话，好好念书。”我听奶奶常说，王统照自幼就很懂得同情穷人。有一回，统照从家塾回来，看见我奶奶在流眼泪，统照就问她，奶奶用别的话岔开。过了几天，统照打听到我奶奶哭，是因为我父亲病死了。为此，统照一连几天很难过。他对我奶奶说过这样一句话：“刘妈，我长大了养活你一辈子。”奶奶感动得紧紧地抱住统照，热泪直流，连说：“二少爷，不敢当，不敢当。”统照说：“刘妈，你可别见外。”

    统照确实说到做到，这为后来许多事实所证明。他十岁那年，入县城高小读书，每逢星期，他回家总是两件事要做：一是翻找古书读，二是探望他母亲和我奶奶。16岁，统照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几年后考入北京中国大学英文系，后又到上海做事。离家愈远，统照就愈牵念我奶奶。他常在家书中问“刘妈好”，并告诉他母亲：刘妈上了年纪，不要叫她干重活，一年一石五斗谷子的工钱不能少，另外再给点零花钱。1927年春末，八太太去世，统照回乡为母亲安葬，在家期间，一有空就进我奶奶房里拉拉家常，显得更加亲热。

    以后，王统照迁居上海，我奶奶日渐衰老了。在她去世前，统照便写信给家里，让管家按照当地风俗，为我奶奶选了块坟地，垒了寿坟，做了“二五”（木工尺的二寸五分，相当于14.5厘米）厚的寿板（棺材），其大头有一米高。“七七”事变后的第四年，我奶奶病故，王统照见了信，很快从上海寄来了九件寿衣的绸缎料子（那时统照在上海经济很困难），那些寿衣布料，我记得有蓝色、紫色、白色的，还有一些首饰。在当时，送终寿衣，当地中等以上地主才能穿五六条领的寿衣，而统照却让他的奶妈穿九条领的寿衣。殡葬时，又用的旗锣伞盖，喇叭号管。这在当时的古镇相州，不仅引起了豪门富户的惊异，更使广大贫苦乡人赞叹不已。我和我的全家既悲痛，又感到极大的荣耀。现在回想起来，王统照对我奶奶的厚葬，不只是统照对我奶奶的尊敬和爱戴，报答她的哺育之恩，更重要的是向人们表明，他要以他的举动，给当时那些封建大户盘剥、摧残佃农与佣人的行径以无情的鞭挞！

    促学

    我奶奶给王统照当奶妈期间，怕我祖父这“支子”绝了“后”，就过继本家远房的一个孤儿刘文礼，进“养德堂”当长工，后由八太太主持，说了“家口”（媳妇），生了我。我七岁便在统照家扫地、浇花、喂鸟，干些力所能及的小零碎活。

    奶奶常嘱咐、开导我：咱是在大财主家做工，八太太虽然有善心，可咱要守规矩、知礼节、守本分，勤勤快快地干活，不能满院乱跑，更不能不分辈分地乱喊乱叫，若触犯了什么，那可了不得。我总是顺从地应着，牢牢地记住。那时，统照家十几口人，无论我见了谁，也不敢多看、多说话，迎面遇着，便按辈分请安问好，急忙躲开去。这时，统照已二十六七岁，在北京做事，其间他曾回乡几次。每次回家，他见了我，就常常叫着我的“小名（”乳名），喊我近前去玩，从来不低看、嫌弃人。常叮嘱我，要听奶奶的话，孝敬奶奶，好好识字。我每每想起奶奶的嘱咐，总是“快当当”地问统照“二爷好”，就想法回避开去。过后，听奶奶说，二爷夸我懂礼，憨厚，机灵；还说，若再见了他不要打怵，他要想法让人教我识字。以后，果真让人送我到相州王氏私立小学上了两年学。我十岁那年，奶奶不让上了。统照因母亲久病返乡，就对我奶奶说（这都是以后听说的），不能只让孩子干活，穷人孩子也须识字，上学费用他家包着，怕什么。我奶奶怎么也不应承，回说，庄户孩子识什么字，守本分，好好干活，有碗饭吃就足了。统照见说不通，临行前，就暗地叫管账先生瞅空教我继续认字。从此，我便一边干活，一边断断续续地跟人学字。

    1935年春，王统照由西欧回国后回过一次相州。这次回乡，听说他给学校编过校歌，给师生们讲过话。临行前，他又当着我的面跟奶奶商量，想让我到上海他那儿去，一边帮助他料理家务（那时我已19岁），一边供我上学。统照对我上学、做事如此热心，我听了既感动又高兴，很想出去跟他“闯达闯达”，却又顾虑自己这棵独苗，出走以后，奶奶年纪大了没人照顾，怕会伤心过度。我奶奶也极不乐意，说家里有几亩地，需要人种，实在离不开。一连几天，统照见说不服我奶奶，便无可奈何地与我分手了。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的面。事后，统照来过几次家书，听说因为我没出去上学、做事，他心里很过意不去，老惦记着。我从此也失去了学文化的信心，一生便没有识多少字。每当回想起来，又怨、又悔，总感到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憾事。

    卖地

    “养德堂”到王统照他父亲王秉慈这辈时，家有20多顷地（老亩）。从统照母亲去世，到他迁往青岛观海二路定居，又卖出十来顷。据我所知，统照卖地的因由：一是，他在青岛盖了两处楼房；二是，在青岛他从不摆阔气，上下班都是步行，拉洋车的不少人认得他，向他要钱，他总是有多少就掏出多少给他们；三是，他有时用自己的钱帮助一些青年作家出书、接济生活。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目的，他想通过以低廉的地价，把地卖给佃农，让他们有自己的土地。他每次回家，常对管家说，我这个家地要少，屋要小，家乡农民多种点地日子好过。

    1933年，王统照出了一本叫《山雨》的书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查封，并到处抓他。他托人变卖了三顷地，第二年二月初，便去欧洲旅游、避难。至此，约计他家只剩下七八顷地了。1935年春，王统照回国在上海参加“上海文化救国会”，经济生活相当困难。俺村谢石孚（统照的近邻）去上海他姐姐家，他回村对俺们说，他那次顺便去统照家，统照的妻子拉住他的手，眼泪潸潸地，端出她家吃的高粱面窝窝头，吃的菜是炖虾酱磨糊。在这种情况下，王统照瞅瞅查拘他的风声不大了，便悄悄回了一次家。

    那次他回家住的时间很短，目的主要是卖地。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统照快40岁的人了，很瘦，戴眼镜，穿件夹大褂。我亲眼看见他把一些亲友、邻近佃户（共有十七八人）邀进大厅，我提水送进去，就在厅外伺候，账先生郑希康沏上茶，王统照坐在木圈椅上，众人有坐杌子、板凳、“交叉”的，他让大家喝茶，向大家问过好，又问各家种几亩地，日子过得怎么样，有什么难处。众人见他没甚架子，乡音未改，说话和气，便无拘无束，无所不谈。统照就讲了他的意思：说种他家的地不必计较地租，年成不好，实情交不起，也不强求；谁觉得种地嫌少，想买，就卖给谁，赊着也行，只要愿意要，有钱人家买，地价不但不减，一个子儿少不得。这样表白之后，他又派人去四乡，按照他的意思去办。这样，既可照顾佃农，又可筹些资金以解他在外燃眉之急。不料，这事被马姨太（马姨太是统照父亲的妾）察觉，出面干涉他。他父亲临终前曾写下文书给姨太80老亩地，单独立账收租。统照母亲去世后，家中便由马姨太掌管。统照见她阻拦，当面没跟她争执，却憋了一肚子气回上海去了。从此，他再没与马姨太通信。不过，他却另辟渠道，通过家乡一些近亲关系，出脱了四五顷地，秘密托人把款子寄给了他。

    免租

    王统照他母亲八太太在世时，是位善良贤惠、治家有方的女子。她教给统照从小俭朴、爱穷人的美德。我听奶奶说，统照幼年在家塾读书至深夜，常吃她母亲炖的甜山药。他长大外出做事回乡，还不忘记让人做这种饭食。他对农民种出的粮食很爱惜，却对收租的事不热心。他对账房先生不止一次地说过：农民种地不容易，不必计较地租，过于计较，人家的日子就过不下去。所以，有时他回乡知道谁家地租过重而交不起租粮，就给谁家退租、免租。

    统照回家安葬母亲那年，佃户王在举、王在成（相州人）兄弟俩，在曹村家东和西南楼村南共种了八个老亩地，一老亩年租六斗粮，每年四石八，因家口多，日子累，拖欠了十年地租，共计四十八石粮，统照知道了，便对账房说明，给一笔勾销了。还有邵子园的一户，种统照家五六亩地，好几年没交租子，他也让账房先生给免去。当时，王统照家中做饭的、绣花的、侍候三姑娘（统照的三妹）的、挑水赶车、喂牲口、种田的共有男、女佣人十七八个，对这些人年内的工钱，统照嘱咐管账先生一分不得拖欠，不能少。因此，相州周围村庄的群众，都称“养德堂”为“大善人家”。听人说，统照写的书很同情乡间穷人，许是与他自小养成的高尚品格有关系吧。

    赠衣

    王统照幼年时期穿用的衣服，听我奶奶说，从她当奶妈时就由她洗浆、保管。随着统照年龄的增长，竟也积攒起两大箱子、好几包袱。统照青年时期在家穿过的衣服，也由我奶奶收藏着。

    从我记事起，我身上穿的都是奶奶改缝统照穿过的衣裳。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八太太特地将统照那些小衣裳赠我奶奶的。这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一个穷苦佣人不可思议的事。

    这还不算，我祖父去世后，统照的母亲就让家人在“养德堂”大门外，路东边50米处，为俺家盖了三间堂屋、三间西屋（草房），立了院墙，还有犁耧耙具，安了家。我父亲结婚时，统照家又出了三十吊钱，并以一百六十吊贱钱卖给俺二亩六分地（老亩，当时亩价一百六十多吊）种着，奶奶仍在统照家当奶妈。

    最使我难忘的，是我17岁结婚的事。那是农历九月底的一天，我娶媳妇时，穿起统照青年时期穿过的绵子小袄，外套大褂、夹裤。礼帽上插着两支花翎，胸前披戴的红绸花，脚上穿的薄底黑平绒长筒靴子，都是统照结婚时用过的。前来贺喜的邻人们都说，做小长工的穷孩子，穿起大财主家少爷的衣服，真是千载难遇的福气。

    婚后，我特地把这几套服装保存了好些年。后来，年景不好，无可奈何地改缝穿了。礼帽、长靴也弄丢了。每当回想起来，我总感到很愧疚。但也觉得，现在衣物虽去，青年时期的统照与我这当小长工的情谊却常在。但愿这段佳话流传后世。

    1989年8月10日于诸城

    注释

    [1]“养德堂”是王统照家的堂号。

    [2]王统照幼年的私塾学堂，新中国成立后曾为相州小学校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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