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真的换了地方。神奇的是,全国广播公司的新闻随即就说,我们赢得了佐治亚。然后老乔治·布什的助手琼·贝克接到了一个电话。琼以前当过记者,《今日美国》的一位朋友打电话告诉她,他们打算撤销佛罗里达的计票。过了一会儿,不过觉得好像只有几分钟,电视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乔治·W.布什,美国第四十三任总统”的字样。这可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马上就想到给父亲打电话。但我担心他可能会茫然无知,无法和我分享这一时刻,所以还是决定不打了。
我和其他支持布什的人跳上一辆小货车,前往州议会去听竞选获胜演讲。奥斯丁冷得要命,我们站在广场上,随着音乐摆动身体,互相拥抱取暖。但是,好像出问题了。阿尔·戈尔并没有承认落选。我能看到大屏幕上CNN的选举报道。在佛罗里达的领先优势在快速缩小。
凯伦·休斯和布什家人在一起,她给丈夫杰里打了电话,然后说戈尔收回了他的落选声明。大约又过了一个小时,我们都陆续回到小货车上,回到了宾馆。情况有些混乱,但还谈不上绝望。我睡了一会儿,醒来的时候,新闻上说佛罗里达有争议。
我看到福克斯新闻记者卡尔·卡梅伦在大厅里。“怎么回事?”我问他。
“我还以为你知道呢。”他回答。然后说有可能要重新计票。
我还遇到了鲍勃·布莱克韦尔。“你知道这像什么吗?就像上床前吃了一顿非常辛辣的晚餐,然后做了一个噩梦。你心里想:‘一定是跟我昨天晚上吃的东西有关。哎呀,那个梦醒了,我太高兴了!’”
当然,这不是梦。我在奥斯丁又待了几天。卡尔·罗夫一个县一个县地分析我们获胜的机会,我在他身边晃悠,想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大选第二天上午,布什州长打来电话,说他希望我当国家安全顾问,不过显然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宣布。这有些超现实的意味,但我们还是回顾了外交政策转变的计划,虽然这可能永远也不会实现。一个很糟糕的主意是,我和州长坐在壁炉前讨论外交政策,让记者拍照。这看起来像个假的椭圆形办公室,当然也受到了一番嘲讽。我决定回到加州的家。
回到加州,我就有机会好好陪陪父亲。我在电视上看着佛罗里达的一波三折,心情也随着法庭的裁决而起落。有时候爸爸好像也能看懂,消息不好的时候会躁动、流泪。
我于12月8日离开,参加外交政策小组在华盛顿的一次会议。我们在为政府过渡做准备,如果有过渡的话。会议结束后,我和史蒂夫·哈德利坐在他律师办公室的会议室里,这时我们得到消息,佛罗里达高院已下令人工计票。我们走到外面的饭店去吃饭。“史蒂夫,”我说,“本来我很希望和你共事。你可以当一名很出色的副国家安全顾问。”第二天,我飞回加州,觉得事情已经结束了。我下了飞机,刚上车,我的司机玛丽·雷诺兹告诉我一条最新的消息。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投票,发出了“搁置”令,要求暂停人工计票,12月11日星期一再举行听证会。这就意味着,法官们总体上可能会做出有利于布什的裁决,认可布什在佛罗里达选举中胜出。乔治·W.布什真的可能会成为美国第四十三任总统了。
当天晚上,我到旧金山波希米亚俱乐部参加为乔治·舒尔茨举行的惊喜生日派对。节日气氛很浓,大家都祝贺我任职。还没有宣布,但大家很早就认为我会成为国家安全顾问,和州长一起进入白宫。我接受了大家的祝贺,但第二天上午,我给州长打电话,说我可能去不了华盛顿了。我说,我父亲现在这个样子,我不能丢开他。实际上,这话我此前就跟几位亲密的朋友说过。我还记得和刚到斯坦福时就认识的朋友詹妮·诺兰之间的谈话。“如果我说,因为孩子而不能去,大家会理解的,”我说,“但他们不会理解我对父亲应尽的责任。”
“去租个孩子啊。”詹妮说。我们都笑了,能理解的人不多,她是其中之一。
州长又给我打了电话,说他表示理解,但我一定要去。“我不是要你丢下你爸爸。他一直在你背后支持你,你想今后一直陪着他。我们会想出办法来的。”我们达成一致意见,我可以到华盛顿去,但每两周就回一次加利福尼亚。我心里知道,这个解决方案并不现实,但我就是不想丢下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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