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回家了。”他说。
“爸爸，你就在家里啊。”我回答。
“不，是该回家的时候了。”
我心里知道他什么意思，这个念头让我害怕。父亲是长老会牧师、虔诚的信徒，他相信当我们尘世的存在结束时，神会召唤我们回家，开始永恒的生命。
我急忙赶到他的住处。他看起来挺好，我就走了。我开了十分钟的车，回到了自己的房子。刚一进门，克拉拉就打来电话。爸爸停止了呼吸。我们急忙送他到医院。这一次，身体和大脑的损伤无法修复。在圣诞前夜，父亲陷入昏迷状态，随后去世了。
大选刚结束时，我曾跟父亲说，乔治·布什要我到华盛顿去，担任国家安全顾问。他能够表达出他对我的理解，但他却哭了。我无法判断，这是为我的成绩感到喜悦呢，还是因为我们要分开而感到绝望？他去世了，用这种方法解决了我的矛盾。这是巧合吗？我一直祈祷这只是巧合。难道约翰·韦斯利·赖斯是有意做出这最后一件事情，让我能够去完成梦想？这个念头我想都不敢想。说实话，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还真符合他的性格。
母亲的葬礼是私下举行的，但父亲的葬礼完全不同。约翰·韦斯利·赖斯喜欢大家，大家也喜欢他。克拉拉加入的耶路撒冷浸礼会教堂挤得人山人海。耶路撒冷教会的牧师乔纳森·斯特普尔斯唱了挽歌。他是父亲结交并指导过的诸多年轻人中的一个。我要求有一位长老会牧师参与，因为父亲与长老会有长期的关系。我加入的门洛公园长老会教堂的弗兰克·范德兹旺，曾和我父亲一起帮助帕洛阿尔托东区。我和克拉拉唱了《园中同行歌》，我爸爸到临终前都能记起并唱出这首歌：
我独自来到花园里，
玫瑰花上还有晶莹露珠；
我耳中听见那声音，
是耶稣我主。
他和我同行，
与我谈心，
对我说我即属于他，
此时同行真甘美，
没有别人能领会。
仪式结束时，一个小型的爵士乐团为这位印第安纳的孩子演奏了《圣者行进曲》。
12月28日，我们将爸爸安葬在阿尔塔·梅萨墓园，离斯坦福校园不远。几年前，我已经把母亲的骨灰从丹佛移到了这儿。当时我决定这么做的时候，父亲非常高兴。不过他提醒我，坟墓不是基督教徒的最终安息之地。“主永远的家，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地。”他说。我相信他的话，也相信他和我母亲终于又在一起了，在他生命的终点，这种信念给了我慰藉。
大约一周后，我动身前往华盛顿。作为新的国家安全顾问，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告诉自己，不能被悲伤打垮。我每天都卖力工作，下定决心要把当天的事情做完。然而，从母亲第一次得癌症起，我就常想没有父母会是什么感觉。我们一直非常亲密。我以后还会感觉是个完整的人吗？
我真太想念他们了！2001年总统就职仪式上，我多么希望父母坐在大草坪上，看着乔治·W.布什宣誓就职，看着他将我引入白宫！在莫斯科，我登上一架上面写着“美利坚合众国”字样的飞机，我多么想给他们寄张照片！访问圣地以色列的时候，我想，如果父亲能沿着耶稣基督的脚步走一走，他该有多高兴啊！坐在肯尼迪中心的总统包厢里，我想，母亲肯定会喜欢《阿依达》，父亲可能会讨厌，不过“为了安吉丽娜”，还是会去的。当然，2010年，我想对父亲说，圣徒队赢得了超级碗。他肯定会开心！
但我常常感到的，不是他们不在，而是他们在场。我几乎都能看到约翰·赖斯和安吉丽娜·赖斯，站在我西厅办公室门口，我担任国务卿飞入巴格达或喀布尔的作战区时，他们就在我头顶上方。“无论前面是什么，你都做好了准备，”我听见他们说，“别忘了你是神的孩子，他会照看着你。”他们一直在我身边。过去和现在，我都能感觉到他们无条件的、深深的爱。感谢神赐予我如此平凡而又如此伟大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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