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你接下来准备做什么呢？”他问。我喜欢大学，但我无法想象做过教务长之后再去做教师。我说，我喜欢管理工作和私营企业，也许可以尝试着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爸爸问，对外交政策不再感兴趣了吗？我回答说，我想用不同的方法介入国际事务，比如说全球金融。我和高盛、摩根都谈过，在考虑金融投资。
“你不是要帮乔治·W.布什吗？”爸爸问。
“是啊，”我说，“但那不是全职工作。”
“是啊。”爸爸半信半疑地说。他有预感。
我和布什州长的交往开始于1998年8月。乔治·H.W.布什总统打来电话，邀请我到缅因州同他和布什夫人见面。此前，他们在肯内班克港镇那幢漂亮的房子里也招待过我几次。那栋饱经风霜的木质住宅，里面是用淡雅怡人的印花布装饰的，有种优雅静谧、令人舒适的氛围，还能看到壮观的海景。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到水里去，但很喜欢看海。没有什么地方比沃克角的海景更漂亮了。我喜欢到那儿去，他们一邀请，我就愉快地答应了。
这次情况不一样。年长的布什总统明确表示，希望我和他儿子乔治·W.布什多接触，就是互相了解一下，谈谈外交什么的。
当时的这位得克萨斯州长告诉我，他有意角逐白宫，但我觉得他去竞选总统，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克林顿任职期间，道德上有瑕疵，但相对平稳，经济也不错。州长经历不足，而且很可能要面对副总统阿尔·戈尔这位真正的职业人士。出于礼貌，这些话我没说，但我心里的确是这么想的。
几个月后，乔治·W.布什以百分之六十八的压倒性优势再次当选为德州州长。当时他对我说，他对再次当选很有信心，如果优势明显（这一点他能肯定），他就有可能竞选总统。他想现在开始考虑，如果当选，外交政策应该如何处理。那个周末，我们一边钓鱼（他钓鱼，我在旁边看着），或者在他家那个小健身房里并肩锻炼，一边谈论俄罗斯、中国和拉美。我很快发现，他对美国南边的邻国，尤其是墨西哥，比我熟悉得多。我暗暗提醒自己，回到加州之后，要看几篇关于墨西哥的文章。
不过，我们也谈论了其他事情。他对我在种族隔离的伯明翰长大的经历很感兴趣。他对弱势青年的教育问题的热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谈了各自对大学招生、平权措施等问题的看法。我支持以种族为基础的招生模式，比较传统，而他则努力推动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的多元化。他骄傲地说，他有可能会获得一半拉美裔美国人的选票，以及四分之一以上非裔美国人的选票。
那年秋天，我们有多次电子邮件往来。他当选后几天，我收到了他的通知。从那时起，我们就一起紧跟着国际局势。1991年3月，卡尔·罗夫打来电话，问我能不能到奥斯丁，和州长谈谈将来竞选的事。后来我的照片出现在《纽约时报》的头版，是支持乔治·W.布什竞选美国总统的“试探委员会”中的一员，我第一个给爸爸打了电话。
竞选活动本身有职业上的成就感，不过我很早就意识到，这需要我全身心地投入。在初选以及随后的大选中，面对经验更加丰富的参选人，外交政策会成为布什州长的致命弱点。总有人会问乔治·布什，准备好成为三军统帅了吗？我知道，这时候他会希望我去帮助回答这些问题。
我觉得这事很有意思。所有对政治感兴趣的人，都应该从头开始参与一场竞选——至少一次。一开始，我们经常堵车，要自己拿包。人群都很热情，但有些地方，人很少。在参选集会上州长出场的音乐中，包括史蒂维·旺德的那首《签名、封装、送出》。直到今天，我还没弄明白，为什么选了这首歌；但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勾起我生动的回忆：体育场、讲堂、牛仔酒吧，挤满了乔治·W.布什最早的支持者。
我喜欢这种节奏，觉得自己是这个探险历程的一部分。生活进入了卸任教务长之后的一个良好模式，我相当满足。我经常和爸爸讨论竞选的事情。1999年秋天，乔治·W.布什到帕洛阿尔托，我安排他见了我父亲，此后父亲就更关心这件事了。每天晚上，他都要问一些我没法回答的有关竞选策略的问题。“我们怎么在新罕布什尔把事情弄砸了呢？乔治·布什没有跟大家讲清楚，他会不一样的。这条信息就应该告诉大家。”约翰·赖斯是共和党的忠实支持者。他喜欢布什州长，也希望我参加竞选活动。
2000年2月，爸爸经历了一次心脏骤停。当时我回到了加州，帮助召集人马准备加利福尼亚的初选，想扭转新罕布什尔和密歇根的惨败局面。头天晚上，我跟爸爸说，我会顺便去一下，看一场斯坦福的篮球赛，不过先要到帕洛阿尔托的一个竞选聚会上去。聚会结束后，我打了电话，差点要说自己太累了，想直接回家了。不过我没这么说。我去了他的住处，我们一起吃了匹萨，看了比赛。爸爸提到，他忘了到药房去拿心脏病的药了。“噢，我明天去拿吧。”他说。
第二天上午，我准备接受一位记者的访问，她名叫安·多德，打算做一期人物介绍。她先去采访了我父亲，人还没走，父亲的心脏病突然发作了。她打了911，又给长期做我助理的玛丽莲·斯坦利打了电话。我正在开会，玛丽莲冲了进来，说我爸爸出事了，不能呼吸了。我冲出去，匆忙赶到他的住处。家里那一幕，很像急诊室里的场景。爸爸躺在地上，他们在给他做电击。我听见医护人员说：“有微弱脉搏。”我们都急忙赶到医院等着。这不是心脏病发作，但他心脏停止时间过长，导致了医生所谓的“大脑缺氧”。简单地说，就是他的大脑氧气不足，所以现在处于昏迷状态。以后会怎么样，谁也不敢说。
爸爸昏迷了大约一个星期，然后他开始有点动静了。但他的大脑受到了严重损伤。有几次，医生们问了我们关于“生命维持系统”的那些可怕问题。在这方面，我承认没有继母那么坚强，她打算不惜代价，保住父亲的性命。我就没那么肯定，只是不停地祈祷，求神指引我该怎么办。
后来，有一天，我在他房间里，电视上在播放篮球赛。我觉得好像看到父亲的眼睛在盯着比赛。护士和医生们说，家属们常常会出现这样的幻觉。不过后来他的主治医生——也是我的一位好朋友——走了过来，我让她观察一下。“没错，”菲丽丝说，“他的确在看。”不久，爸爸开始好转，就被转移到一家护理中心，进行长期护理。
我不久就重新开始了竞选活动。我每天打几个电话，问问爸爸的情况。一些朋友每天轮流去陪父亲坐坐，包括我的好朋友奇普的长期伴侣路易斯·奥拉夫。利顿花园拥有很好的护理人员，尤其是卡门，我爸爸最喜欢的护士。但护理中心的人手惊人地不足。因此，我对他们的服务质量缺乏信心，不愿意把爸爸完全丢给他们，哪怕是一分钟。
有时候，克拉拉或者母亲的妹妹吉姨妈会来帮忙，她们会把电话听筒放到爸爸耳朵边。他好像知道是我在打电话。我尽量离家不超过七十二小时，有空就来看看他的那些药物和喂饲管，或者处理医保和保险的事情。有时候他会大喊大叫，一直要持续几个小时，这种可怕的场景，我也会忍受。医生们说，这是好事，说明大脑在自我修复。但在我听来，好像爸爸被扔进了地狱的深渊一样。
到了夏天，爸爸的状况又好了一些，我们就让他回家了。我们找了一些非常好的护理工，包括一个体型健壮但心肠很好的汤加人，叫泰伊。爸爸好像能听懂别人的话，但他的反应却有些混乱。但是，至少他在家里，我们可以一起唱歌，偶尔他神志清晰，我们可以好好享受这一时刻。有时候他会让我们大吃一惊。感恩节那天，我们围在他床边，我舅舅阿尔托说：“谁来说祷告词呢？”爸爸一刻都没耽搁，当时就进入了记忆的深处，开始祈祷了。
他一直没有完全康复，但他从没放弃。有几次，他生命垂危，但又活过来了。看着这个爱我胜过世上一切的大个子男人渐渐逼近生命的尽头，我觉得活着也没什么意思。我再也不能和父亲分享竞选的事情，真是不公平。现在我处在职业生涯的高峰期，父亲却不能和我共享。意料之中的是，我一旦离开，就内心愧疚，竞选原来是令人兴奋的神奇之旅，如今也成了苦差事。
我坚持着，心里对自己说，爸爸肯定也会支持我继续参与竞选活动。选举进展较慢，我常常不得不离家外出。不过，州长的选票慢慢增长，显然有机会当选总统。秋天，布什州长和阿尔·戈尔展开了辩论，在外交政策方面至少打成了平局。此后，命运就在选民的手中了。我觉得，自己能做的都已经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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