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的唯一结果，就是我跟格哈德描述过的那种五角大楼式的分摊模式。我必须坦诚地说出自己的工作计划。所以在第一次教工议事会上，我就解释说，我们必须大幅削减开支。“我不会成立委员会做决议，”我说，“我会广泛征求意见。但总要有人做决定，现在做决定的人就是格哈德和我。”
房间里有一阵窃窃私语，我觉得议事会成员们实际上并不相信我。这没关系。我要平衡预算，并且要下定决心完成，这是我向董事会做过的承诺。我要求斯坦福所有部门提交百分之五和百分之十的预算削减报告。这项工作交由一个很小的顾问团讨论，包括首席财务官、我的朋友和同事玛丽安·拜厄沃特，预算主任、我最亲密的顾问蒂姆·沃纳，体制规划指导杰夫·考克斯，以及我指派的两位教员。我们每周都会见面。
有些团体阻力很大，它们由于政治原因，觉得自己享受优待、不会受到影响，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各少数族裔中心（亚裔美国人、非裔美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美洲原住民）最为恼火。他们的反对逐渐升级，还召集了一次“市政厅”会议，让我参加。那天晚上我要和员工吃饭，所以要迟点到场，不过奇普已经提前去看看情况了。会议在克伯雷厅举行，我从教工俱乐部往那儿走，半路上遇到了奇普。“人很多，都很愤怒。”他说。
“好吧。我想人也不会少。”我深吸一口气，走进了大厅。
斯坦福黑人学生联合会的主席是“协调人”。他讲了几句重话，说少数族裔的学生们都觉得被边缘化、利益被牺牲了，然后他把话筒递给了我。我心里想，这些学生有机会获得斯坦福的教育，由他们来说边缘化可是件奇怪的事情。但这句话我忍住没说，而是跟大家解释了当前的财务状况，说我也要求体育系做了相同的预算分析。每个人都要做一份贡献。
在问答环节中，有一位年轻金发女子，看样子是美洲原住民，夸张地喊道：“问题是，你就是不关心少数族裔的困难。”听众都欢呼起来，我等了一会儿，然后，我下意识地——实际上根本没去想——就说了句：“你没有资格来质疑我为少数族裔所做的努力。我当黑人当了一辈子，那可比你的年纪长得多。”听众开始窃窃私语，我知道我说到了痛处。那位年轻女子坐了下来。我正准备转身离开，那位“协调人”决定，他要做个总结。我走了回来，从他手里拿过话筒。“等你当了教务长，你再来总结吧。”我说。然后我就离开了，觉得自己划清了必要的界线。
在我做出教务长任期内最具争议的决定时，这一界线又受到了考验。我必须让学生事务部的职员分流，这就意味着必须解雇塞西莉亚·波西亚加——斯坦福资历最深的拉美裔管理人员。我也不愿意这么做，因为塞西莉亚的工作非常出色。她是平权法案官，当初斯坦福雇用我的时候，她还起过作用。但是，我没有选择，而且我已下定决心，不能裁减教员和学术项目。
这个决定引发了学生的大规模抗议。墨西哥裔的学生们在我办公室前搭起了帐篷，四位年轻女士开始绝食抗议。他们要求恢复塞西莉亚的职位，并设置一个墨西哥裔移民研究项目。我去了一趟斯坦福的拉美后裔活动场所“奇卡诺中心”，但我能看出来，大家不会把这看作是我伸出的橄榄枝。实际上，我就坐在那儿，面前好像是给塞西莉亚搭的神龛，学生们纷纷指责我的各种错误行为。
抗议持续进行，教工议事会在星期四举行例会。几位议事会成员在发言中同情绝食者所做出的牺牲。“我们的孩子们睡在帐篷里，不吃东西，你不觉得难过吗？”其中一个人问。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突然变成了“孩子们”，让我感到惊讶。
“我吃得好，睡得好，”我说，“他们愿意，就在那儿一直待下去好了。我的决定不变。”
第二天，格哈德和我一起去见学生。资深教员阿尔·卡玛利奥一直担任“调解人”，他提议我们成立一个委员会，考虑设立墨西哥裔移民研究项目。我和格哈德表示同意，危机解除了。后来，这个项目变成了一个很受人欢迎的专业，称为“民族种族比较研究”，墨西哥裔移民研究中心的学术地位也更加牢固。
4月份下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浇灭了学生们建帐篷城的热情，也加快了危机的解除。一位教工发言人对学生报纸说，我对待学生，好像在和俄罗斯人谈判一样。看到这则报道，我大笑起来。不过，这倒真的让我开始思考我和学生们的交流。后来，我开始问自己，是不是太强硬了？
在这个阶段，关于我的新闻标题都充满敌意，几乎每天都有人批评我。我每天都跟爸爸交谈，他曾在大学里做过一些艰难的决定，所以他的看法值得参考。这些猛烈的批评大多是针对我的，有些还非常个人化，我知道这让父亲不安。我跟他说，我并不担心这些新闻报道，但他还是很担心。有时候我会想，乔治·W.布什第二任总统期间，我曾置身于华盛顿的混战之中，如果他知道了，能不能接受得了？我相信他能坚持下来，但我也知道，他很不喜欢看着他的“小女孩儿”被人妖魔化。
尽管如此，爸爸还是帮了我，让我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学生抗议。他相信，学生们在大学期间要发出政治声音，这一点很重要。他提醒我，学生们毕竟都还年轻。毕业前不久，那位“协调”市政厅聚会的学生来见我，问我如何更有效地领导他人。我意识到，爸爸说得对。在课堂上，我尽量小心谨慎，不打击学生的评论，尽管他们的说法可能非常不合适。打压学生，就会让其他学生失去活力，害怕丢脸。师生的权力关系是不平等的，学生也能感觉到。我决定今后作为教务长，在与学生的交往中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无论怎么说，我已经确立了一条强硬的路线。也许该退一步了。
预算的问题占据了我大部分时间，但我还要处理其他事务。传奇的教练比尔·沃尔什在全美橄榄球联盟中取得了罕见的成功，然后回到了斯坦福。橄榄球赛季到来，已经打过了几场比赛。一个星期天，主场比赛结束后，他想在晚餐时见我。他对我的秘书说，事情不能等到星期一。我和体育系主任特德·利兰在湖滨楼见了他。这是幢很漂亮的房子，俯瞰着拉古尼塔湖和斯坦福绵延的山丘，担任教务长期间，我可以在这儿招待客人或举行会晤。
比尔在发抖。“我没法坚持了，”他说，“我现在就要辞职，把事情交给特里·谢伊负责。”（特里是助理教练。）比尔回到斯坦福之后，日子一直很难过。一开始，他的球队非常成功，第一年就在南弯校区打败了圣母大学。现在是他执教的第三年，斯坦福球队的表现每况愈下。人才很少，他的意图也不能完全执行。如果真的要振兴球队，就要整天甚至整个星期都在外面跑，想办法招募十八岁的小伙子，成绩还要好，让他们来斯坦福——可比尔已经没有心情去做这些事了。他累了。
之前我和格哈德已经决定，体育系的运作事宜直接向我汇报。由斯坦福主管学业的主要官员来负责体育，能向外界发出适当的信号。我喜欢运动，监管体育系的工作也很开心，这多少有所助益。因此，比尔如果辞职，也是我的问题。
我对沃尔什说，如果赛季打了五场就退出，那可就成了运动史上的一个传奇啦，这可不是我想要的。我请求他留下来，说赛季一结束，我们就开始找人。但比尔坚持要我任命特里·谢伊为他的下一任教练。“如果当助理教练的话，我也许还能干几年。”他说。
我摇摇头。“比尔，那没用的。我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找人。原因有很多，其中一条是我想看看有没有机会找到黑人教练。”这句话说出来，我也没多想。大学橄榄球队里非裔美国人很少，这一点众所周知。我的意思是，斯坦福需要注意这一点。
最后，沃尔什坚持到了赛季结束。然后我们开始寻找下一任教练。蒂龙·威林厄姆成了我们的首选。他曾在斯坦福当助理，现在明尼苏达维京人队。但蒂龙没当过进攻教练或防守教练——这是当主教练的必备经历。尽管如此，特德·利兰、教工议事会体育代表杰里·波拉斯，还有我，都一致认为应该由威林厄姆来执掌斯坦福队。
格哈德出差去了。我打电话问他关于任命威林厄姆的意见。“他经验不足，我们会受到批评，”我说，“不过以前他在斯坦福的时候，大家都说他不错，我们都相信他肯定能招募到好球员。”
“就这么做吧。”格哈德说。然后他笑了，又说：“我倒不怕因为任命没经验的人而被人批评。”
第二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蒂龙上任。我早上醒来，拿到报纸。《旧金山纪事报》的格伦·迪基说，斯坦福将会招聘一位没有经验的教练，是因为我坚持要聘用黑人教练。我非常生气，打电话给格伦说：“科罗拉多大学聘用的里克·纽海索也没有当过攻防教练，你怎么不说那是因为他是个金发白人呢？”
我给蒂龙打了电话，他说这也不是他第一次被人小看。后来威林厄姆成为斯坦福最成功的教练之一。2000年，斯坦福队时隔二十八年，终于又夺取了“玫瑰碗”冠军。格伦·迪基后来道歉，说他关于威林厄姆的评论是错的。
事实是，平权事宜在大学里可能非常复杂——无论是招生、员工招聘、终身教职，还是选择橄榄球队教练。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受人误解最多。例如，有人就说我是平权法案的反对者，应该和我的好朋友汤姆·索维尔等知名黑人保守派持相同观点。
实际上，我是支持平权措施的——但必须用正确的方法去做。因为多年的种族歧视，少数群体和妇女在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表现不足，这一点谁也不用怀疑。公司董事会、管理层、精英大学的员工和学生群体，一直都没有体现出这个国家的多元种族现状。这在美国是让人无法接受的，美国毕竟是世界上最大的多元种族民主国家。
然而，如何对这一状况进行补偿，却是很复杂的事情。我一直相信，少数群体中也有很多合格的人，能够胜任这些精英职位——有些甚至还要“好上一倍”。但是，人才必须通过一定的筛选程序、人才库和网络，才能为人所知，但这些很容易封闭保守，因而重复产生相同的结果。解决方法是，要跳出既定的聘用网络和聘用模式。我多次公开告诉斯坦福的人，平权法案在我个人身上起过作用。传统上，斯坦福是从“级别相当”的大学里来招聘员工的，比如哈佛或耶鲁，也许还包括加州大学——但丹佛大学可不行。我通过福特基金的支持出现在视野中时，斯坦福就聘用我当了助理教授。结尾我总要说一句，这种方法在我身上没问题。
遗憾的是，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讲西班牙语的人和原住民——很少有上研究生院的，而研究生院则是筛选助理教授的人才库。（法学院是个例外，因为它们有时候也招聘执业律师。）可能是因为很多少数族裔是家庭中的第一代大学生，所以大家都觉得职业学校更加现实。在我任职期间，每年聘用的少数族裔员工有所增长，但相比之下，仍旧少得可怜，所以这个观点虽然不受欢迎，我还是要不停地重复，以保证少数族裔的招聘人数。少数族裔的学生如果提出要求，我就请他们举手表决，看看哪些人打算读研究生。然后我告诉他们，我不可能凭空造出助理教授来：他们应该考虑去读研究生。我们非常努力地让少数族裔学生读我们的研究生项目。不过，有时候为了那几个黑人或拉美裔的学生，我们要和所谓“级别相当”的大学竞争，包括哈佛、耶鲁等。
在招生过程中，有必要考虑到种族，这也是事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少数族裔的学生在学术能力测试、法学院入学考试或研究生入学考试等标准化考试中，成绩还是要低一些。就是把社会经济地位考虑进去，也还是有差别。但是，我高中学术能力预测的考试结果就是个例子，这种测试不能完全预测到一个人未来的成功或失败。多年来，在我的学生中，有的入学成绩出色，但失败了；有的大家以为不太优秀，却成功了。不过也有人认为，少数族裔的学生时来运转，是以牺牲白人学生利益为代价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糟糕的观点之一。
2003年，布什政府决定支持起诉人，在两起案件中控告密歇根大学的平权措施，那时候我在白宫任职，跟总统本人也阐述过我的观点。密歇根的政策，已经相当于在本科和研究生招生中，采取少数族裔配额制了——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但是，在录取学生时应当考虑种族，这条原则却应该捍卫。总统征询我的看法。我跟他说，尽管政府站在原告这边，他不应该主张推翻1978年“加州大学校董诉巴基案”中的裁决——高院裁定，允许将种族作为大学招生中的考虑因素之一。白宫里有人错误地放出消息，说我敦促总统推翻巴基案的裁决，我非常愤怒。我去找总统，说我必须发表一份声明公开纠正。我明确表示，我和总统的立场不同，我们共事八年，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做这样的表态。但我别无选择。以前当斯坦福教务长的时候，我支持过平权措施，现在仍旧相信这是正确的做法。
我认为，平权法案的关键不是要降低标准，而是要到你平常不会去找的地方寻找发挥潜能的机会。平权法案的整个理念，有两个陷阱，当教务长的时候，我两个都要处理。首先，很多人相信，在每个少数族裔身上，平权法案都起过作用，所以觉得所有少数族裔身上都有某种污点。结果就是布什总统（在谈论中小学教育时）所说的“期待过低的软成见”。我觉得这种现象很可怕，也令人警觉，因为在我的成长环境中，人们总是不停地念叨要“好上一倍”。
有很多次，出于好意的教师会说，他们额外花了很多时间帮助“要补习的学生”。稍微调查一下，就能发现这些教授所说的“要补习的学生”，指的就是少数族裔。1994年，第一次参加斐·贝塔·卡帕联谊会仪式时，我惊讶地发现，只有两位黑人新成员。我怀疑，少数族裔的学生们可能已受到影响，觉得不如他人，把外界对他们的期待内化，当成了自己的行为标准。
我决定为一年级学生设立一个项目，叫做“优秀学业搭档”。少数族裔的教师和研究生每周一次带大约十五名少数族裔的新生去吃饭。研究生也辅导新生——比如阅读他们的课堂论文。我的怀疑得到了证实。黑人研究生汇报说，新生被给了“礼貌”分，比实际成绩高，是为了不打击他们的自尊。这些学生早期得分“容易”，后来遇到更难的课程，就显得准备不足。问题就在这里。
格哈德支持这个项目，但担心我会在斯坦福内部建立一个与外界“隔离”的小体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正是我所做的——想重建我小时候种族隔离中的某些要素，老师就算对学生要求高，不把他们看作“受害者”，也不必担心会被人称做种族主义者。
后来，我们对这个项目进行调整，扩大了参与对象。我们发现，学生运动员也遭受了类似偏见，女学生在数学和科学方面的情况相同。我再一次想起，要克服成见和固定的印象，该有多么难——尤其是迫切想“为那些可怜的少数族裔和妇女”做点事情的人。
同样，在对待年轻少数族裔教工时，常常也会有用错位的责任感。大家似乎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人的生活肯定要艰难得多，因为他们要履行少数族裔公民的很多职责，还要教书、做研究。遗憾的是，这种娇宠态度，鼓励了少数族裔教工就同事们潜在的种族主义提出“特别申诉”，从而妨碍了他们自身的成长。
事实上，对所有年轻教工来说，生活都不容易。作为教务长，我想重要的是不把女人或少数族裔单独挑出来，而是用更加普遍的方法去应对他们真正的挑战。事实证明，任命鲍勃·韦斯伯格为主管员工发展的副教务长，是正确的决定。他是法律教授，非常耐心，能够极大地提高年轻员工的生活质量，如果遇到困难，也可以找他倾诉。
尽管我做了不少努力，仍然有人认为，我对少数族裔事务用力不够。历史系的一位女教师申请终身教职，我推翻了系主任的决定，否决了她的申请，大家对我的评价就更加难以改变了。我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我一时糊涂，做了个声明，刚发出来我就后悔了。“在终身教职的事情上，不应该考虑种族和性别。”实际上我的意思是，种族和性别不应该拿来息事宁人，让不具备资格的人也获得终身教职。当时我并不知道，我的前任实际上正是这样对待种族和性别的——给予女性和少数族裔“善意的推定”。
反对我的措施的人利用这份声明，说斯坦福大学违反了“机会均等”的相关规定，教育部启动了调查。最后确认斯坦福并没有违反规定，不过那时候我已经不担任教务长了。
撇开这些问题不谈，教务长这份工作还是很适合我的。我和格哈德的友谊与合作，让艰难的工作变得有价值，而且——大部分时候——也很有趣味。我们努力改革本科生教育，启动并资助一二年级学生的研讨班，让斯坦福的学生提前获得小班研讨的经验。研究型大学里的常见情况是，低年级学生总是上大班的入门课程，到他们确定专业为止。但到那时候，很多人已经失去了对知识的好奇和冲劲。这个项目能让学生早点接触小班互动课程。
我们还启动了“二年级学院”。很多学生可以到斯坦福，体验一下工程或医学预科专业。他们要学有机化学或多变量微积分，拿到的成绩是“D”，然后就会突然意识到，要学习他们所选的专业，水平还不够。当初我曾失望地发现，自己永远当不了一流钢琴家，想起那时候的经历，我也想为这些孩子做点什么。我们创立的“二年级学院”是一个为期三周的项目，让十五名二年级学生跟着一位教师，集中学习某个领域内的课程，每天几小时。我自己就教过美苏关系方面的研讨班。申请的学生大多还在摸索，还在努力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学术领域，更重要的是，他们同时也在找能指导他们的老师。
过了几年，艰难的预算问题总算解决了，财务状况好转，筹集资金顺利，我们终于能够维修地震中损坏的建筑，还建了全新的“科学方院”——有些建筑物是用比尔·盖茨、保罗·艾伦、戈登·摩尔等人的名字命名的。戴维·帕卡德和比尔·休利特率先捐赠。我们启动了大规模的学术项目，例如振兴人文中心、重建音乐系等，甚至还想办法让一流的弦乐四重奏乐队“圣劳伦斯”到斯坦福驻校演出。
我们还改革了饱受攻击的“文化、观念与价值”课程。要重开西方文明课、学习已经死了的男性白人，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我们的确去掉了课程中的政治因素。我领导了一个委员会，用了两年时间（大学里事情是要慢慢来的），制定了新的人文素养要求。课程要求学生阅读一位有色女性写的书，我问能不能把我关于德国统一的书放进去，这成了转折点。很多教员从来没想过，学者的肤色和性别，与她的研究内容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联。教工议事会通过了这项改革，没有一张反对票。
总体上，我很喜欢当教务长的这段经历。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是，我不需要经常出差，因为教务长管的是“内”务，关注的是学校日常事务。因此，二十年来，我终于可以重新开始认真地弹钢琴。法学院院长保罗·布雷斯特邀请我去参加他的室内乐小组活动。我去了，后来开始陪保罗去参加犹他州（后在蒙大拿州）的一个音乐节，主办者是“穆尔弦乐四重奏”，是波士顿大学一个很优秀的专业四重奏乐队。我非常喜欢，就决定重新开始钢琴学习。钢琴系的主任乔治·巴斯后来告诉我，秘书打电话说给我安排课程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有什么其他目的。他不相信我其实就只想学钢琴。
我是真的想学，每个星期三下午，我都跟乔治上九十分钟的课。我的助理玛丽莲·斯坦利知道，只有发生严重的紧急情况，才能打断我的课程。我又开始参加大学合唱团的表演，音乐系五十周年庆典时，我和斯坦福毕业的优秀专业钢琴师余英（音）还一起举办了音乐会。在1994年的一场室内音乐会上，我和穆尔乐队演奏了勃拉姆斯的《F小调钢琴五重奏》，能弹这首极难的曲子算是我最大的成绩了。为了学习这首曲子，我非常卖力地练习。当天晚上，我们刚开始弹奏，我就警觉起来。出了什么问题。听起来不对劲。然后，我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穆尔乐队弹的是《祝你生日快乐》，那天我四十岁。
最重要的是，我喜欢这份工作有条不紊的节奏，这样我就有更多时间和爸爸在一起。我们继续推动“新一代教育中心”的工作，看着它成长、壮大。我每周至少要见他两次，星期天做完礼拜总要去一下，和多年前一样，和他一起看体育节目。我和爸爸以及克拉拉一起，去看斯坦福的橄榄球和篮球比赛，包括三场季后赛。爸爸很喜欢我的朋友们，和奇普、路易斯和兰迪关系密切。一天，我们在训练场地看春季橄榄球，他突然转过脸来，对我说：“真高兴我们到这儿来了。帕洛阿尔托是个很不错的小地方。当这个小地方的一位重要人物的爸爸，感觉好极了。”
当时我意识到，爸爸终于享受了他应得的退休后的安适生活了。他在丹佛的职业发展受阻之后，日子就急转直下。母亲去世后，他要重建生活也很不容易。但是他成功了，连我都没有想到。
爸爸有充血性心脏衰竭和膝部关节炎，但他在社区里还是很活跃，有几次我看到别人向他致敬，我也很高兴。将近三十年，爸爸一直是斐·德尔塔·卡帕兄弟会的成员，这是教育界人士的一个重要组织。1994年，全国黑人学校教育工作者协会给他颁发了“当代传奇”奖，表扬他为丹佛和帕洛阿尔托东区的少数族裔所做的工作。
爸爸是加利福尼亚社区学院董事会成员，不遗余力地推动各社区学院履行职责、促进学院多元化。为了表彰他的贡献，社区学院系统现在每年仍会颁发“小约翰·W.赖斯”多元文化基金。他成了这个地区的重要公民。1998年，帕洛阿尔托市为他颁发了终身成就奖，算是他职业生涯的顶点。爸爸在帕洛阿尔托很有成就，我很高兴我在其中也起了作用。我很遗憾，没来得及为妈妈做同样的事情，他们不能一起享受退休后的生活。
我们俩在这个小地方的生活都很不错，但我也知道，我担任教务长的日子不长了。格哈德已经当了七年校长，要开始考虑接班人了。我任职期间，很多大学的人才搜寻委员会都曾找到我，让我考虑不同大学的校长职位。我一一拒绝，说还不是时候。后来我开始意识到，永远都“不是时候”。我喜欢当教务长，但不愿意当校长，包括斯坦福的校长，因为校长要处理大学的各种外部事务——校友、政府关系、筹款等等。格哈德需要一位新的教务长，以便将来做他的接班人。
我开始觉得，我能做的，都已经做了。我的任职多少有些争议，但我任职期间，预算有了六位数的盈余，我和格哈德启动了本科教育的改革，校园设施也得以修缮，这些我想董事会是认同的。连学生们也开始喜欢我。我宣布辞职的时候，《斯坦福日报》发了一篇社论，标题是“告别赖斯教务长”，其中有一句话我一直非常喜欢：“康迪是一位关心学生的强有力的大学管理者，给我们留下了持久的影响。”甚至少数族裔群体——特别是黑人群体——也表示了他们的感谢，举办了一次非常好的告别活动，还用福音音乐演奏了我最喜欢的圣歌。
至于教师呢——我就没那么肯定了。我直截了当地做过很多艰难的决定，对员工中那些反对的群体没什么耐心。很多同事打过电话，说他们怀念我清晰、直接的领导作风。不过，我宣布辞职的时候，我相信也有很多人松了口气。我还说，以后不再参与大学管理。我已经答应帮助乔治·W.布什州长竞选美国总统，所以大家都相信我说的是真的。不过，我在答谢会上说，当斯坦福教务长是我做过的最好的工作，这也绝对是肺腑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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