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格哈德以及他妻子雷吉娜相处得不错，偶尔能见见面。他不时就大学里的各项事务来问问我的意见。我也尽力想办法让格哈德切身熟悉斯坦福的体育运动。斯坦福队与排名第一的华盛顿大学队比赛时，格哈德邀请我一同到校长包厢里观看。比赛在夜间举行，加上电视转播延时，时间就拖得很长。爱斯基摩犬队强得多，但比尔·沃尔什率领的斯坦福队竟然支撑到了第四节末尾。正当斯坦福队拿到球，发动最后一次进攻，快要取得不可思议的胜利时，格哈德转脸对我说：“太晚了，我现在要回家了。”
我简直无法相信。“格哈德，”我抓住他的胳膊，说道，“如果你现在走，你这个校长就完了。”他有点儿惊讶，但还是留了下来。比赛结束时间到了，斯坦福赢了，我们的新校长也保留了他刚爱上体育运动的名声。
一天，我的秘书走进来说，格哈德要我一起去吃午饭，我和格哈德有交往，也就没多想。他说要到他的办公室，不到教工俱乐部，我们以前也在他办公室吃过几次饭。我点了金枪鱼沙拉，取消了其他约会。经过大厅的时候，我对同事奇普·布莱克说，格哈德要见我。“我猜大概他们定了教务长的候选人，想听听我的看法。”我说。
我到了校长和教务长办公的十号楼，和格哈德一起走进他那间阳光明媚的办公室，分别坐到圆桌的两边。几句闲话之后，他说：“我想要你来做大学的教务长。”
我一松手，手里那把扎着金枪鱼的叉子掉进了碗里。“这是开玩笑，是吧？”
他眨眨眼，笑了。“不是玩笑，康多莉扎。我要你来当斯坦福的教务长。”
他开始谈要我当教务长的原因，可能也是要给我点儿时间镇定下来。“我觉得，现在斯坦福的领导层，该跳过一代人了。”他暗示的是大学里那么多院长和系主任，他们肯定都希望被提名为教务长。“你有华盛顿的经历，我对你有所了解之后，就觉得你是帮助我领导斯坦福的合适人选。实际上，我们在芝加哥见面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想法了。”
我没说出我的担心，但格哈德可能猜到了，于是又接着说，他要任命我，不是因为我是个黑人女性，虽然我成为第一位黑人教务长他也挺高兴。他又补充说，我三十八岁，将会成为最年轻的教务长，比常规年龄要小十岁。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而不是种族或性别。他其实还可以补充一句：我从来没当过系主任，更不用说院长了；或者他还可以提一下，我大约一个月前才成为教授。
斯坦福的教务长有很多职责，包括学术发展、硬件设施和预算。各学院院长以及大学里大部分高级官员，都要向教务长汇报工作。各大学教务长职责不同，但在所有高校中，斯坦福的教务长也许是权力最大、管辖范围最广的，而且这并非寻常时期。斯坦福面临着严峻挑战，教务长必须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我对格哈德说，我晚上回去想想，第二天给他打电话。在回办公室的路上，我想起了多年前我也曾走过这条柱廊，那时候我还是名研究生，忐忑不安地前去参加第一场面试。我知道我会答应，会去当教务长——尽管现在我还不敢相信，校长居然向我发出了邀请。
一回到办公室，我就把格哈德的话告诉了奇普。他也非常吃惊，不过他说：“你会很出色的。”我给父亲打了个电话，他同样很吃惊，但也说了类似的话，只是在最后加了句“哇塞”。
这一天，我都在想着大家对这个消息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我年纪轻，是个黑人，还是个女的，何况我还支持共和党，这在斯坦福校园里是很少见的。我努力去想我应该传递出什么信息——给教员、学生、校友以及董事。然后我回家休息去了。我太累了。
第二天，我去见格哈德，接受了这份工作。斯坦福分管公共事务的副校长特里·谢波德和我见了面，讨论如何发布这则消息。特里同意格哈德的想法，认为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解释我缺乏大学管理方面的经验。最后我们决定，突出我在董事会工作的经历，以及我在白宫取得的成绩。“不管怎么说，你的确在冷战结束时处理了美苏关系。”他开玩笑道。
“是啊，”我说，“但戈尔巴乔夫可没有终身职位。”
我们一起拟定了一份声明，突出这一点——特里的观点，不是我的观点——然后发出去了。我说，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处理大学的经济问题。“我们的生活，不可能超出我们的条件，”我说，“我不是联邦政府，不能印钱。”
大家的反应多少比我想象的要好。大家当然都很吃惊，但负面反应不多，只有几位教员抱怨说我是个保守派。后来我才知道，当初委员会提交给格哈德的一共有六个人，所以我被选中还是经过了某些“程序”的。有几位资深教员很可能就是委员会选中的其他候选人，我尽量主动接触他们——所有人都大度地表示支持。后来，格哈德跟我说了人文科学院院长尤尔特·托马斯的反应，也许能代表大部分人的想法。“格哈德，”尤尔特当时说，“你有种。”
实际上，对于未来的工作，我不再感到紧张了，而是很兴奋。几天后，我开车穿过校园，居然还跟着电视连续剧《最伟大的美国英雄》的主题曲唱了起来。
按计划，9月份新学年开学时，我开始教务长的工作。我可以利用这个夏天熟悉情况，设计出来一个管理框架。过渡期教务长杰里·利伯曼是个大个子，但性情温和，在学术界和大学里都受人尊敬。当时他患有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不过完成过渡期间的工作应该是没问题的。
杰里和我都觉得，最好的方法是我每天跟在他后面——和他一起参加会议，看着他工作。这个办法很好，在新学年开始之前，我也不愿意提前去处理那些棘手的问题。可是，有一天，杰里站起身的时候，两条腿缠在了一起，砰的一声摔倒在地。他马上又站了起来，转身对我说：“是这个毛病，最近有点儿恶化。”
几天后，预算官蒂姆·华纳在做报告的时候，吉姆站起身来，悄悄走了出去。那是7月初。我们决定不进行正式交接——杰里还是过渡期的教务长，我每周到他家去两三次，听取他的意见。大学在处理这种事情上是很温和的：杰里的病情急转直下，但这一点没必要张扬。不过实际上，我的学习期已经结束。没有更多时间去准备了。我必须去承担这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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