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斯坦福的其他人一样，我也关注着大学领导层的更换。因为与政府合同所涉费用的支付问题，斯坦福和联邦政府之间发生了矛盾。这是个大丑闻，有人指责斯坦福多收了政府的钱款，数额高达两亿美元。校长唐纳德·肯尼迪成功地领导了斯坦福十年，我和他关系比较近。这时他决定辞职。《斯坦福报道》宣布，董事会已经接受他的辞呈，将任命一个委员会，挑选下一任校长。
我可没想到会被指派为委员会成员。毕竟过去四年中，我有三年不在斯坦福。可是，9月的某一天，董事会主席吉姆·盖瑟打来电话。“我们需要你帮着找一位新校长，”盖瑟说，“这个过程会很艰难，因为大学现在面临困境，很多人都不喜欢大学此前的发展方向。我很遗憾地告诉你，可能要花很多时间。你愿意吗？”我一口答应了。几个星期后，学校宣布委员会成立，包括教员六人、学生一人、校董六人、校友代表一人和资深行政人员一人。
代表董事会的约翰·里利任委员会主席，历史教授吉姆·希恩任副主席。我们计划每周见面一次，但实际上要更加频繁。此前我并不知道斯坦福面临多大困难。在争议期间，联邦政府大幅削减了支付给大学的成本开支，所以大学大幅削减了预算，还解雇了很多人。而且，在1989年的洛马普列塔地震中，校园严重损毁，主四方院的四角、博物馆以及其他几幢建筑仍不能使用。校园入口的棕榈大道成了一个大洞。
还有，保守校友与学院之间有严重分歧。教员中的保守派也有不满，认为大学为了政治正确，损害了学术质量。
一件有转折意义的争议事件发生在1988年。斯坦福停止了一门核心人文课程，叫做“西方文明”。人们认为“西方文明”不过是讲“那些不在世的男性白人”，因此在一个多种族、多民族、多性别（没错，多性别）的校园中，这种课程是不能接受的。后来这门课改为“文化、观念与价值”，简称CIV，前面没有那个令人不快的“西方”一词。该课程要求有种族、阶层和性别上的多元构成，而且至少要有一本书是“有色女性”写的。
斯坦福拒绝罗纳德·里根家族在校园建立图书馆之后，矛盾就进一步加深了。表面上，斯坦福的借口是该地交通拥堵，但大家都知道，是少数教员的宣传鼓动才迫使大学拒绝了里根的图书馆。
斯坦福倒说不上分裂，但各种观点差异极大。甚至在校际体育运动方面，人们的看法都有分歧——有的人说，大学去参加“一级联盟”的体育比赛是学术标准降低的表现。显然，新任校长要做的工作很多。
几个月后，委员会确定了一些可能的人选，都符合斯坦福校长的基本要求：毫无疑问的学术能力、必要的行政工作经验。然后我们就开始出差，与他们面谈。任何在职的大学校长或教务长，都不想让大家知道他是其他工作的候选人，最后却又没当选。所以，我们出行时不能声张，以免让外界知道候选对象。
吉姆·希恩，学生事务部助理主任、美洲原住民吉姆·拉里莫，还有我，三人前往芝加哥，会见芝加哥大学教务长格哈德·卡斯珀。格哈德是位杰出的宪法律师，在耶鲁大学学习，担任过芝加哥法学院院长。他是位德国移民，口音还很明显。他是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在建筑和艺术方面有高雅的品位，这一点一到他家就能看出来。他住的房子俯瞰湖滨大道，是20世纪初期的公寓，装修得非常漂亮。我从没在哪家的客厅里看到那么多艺术品和书籍。
大家相互提些问题，谈了大约一个小时。这时，他转脸对我说：“你是斯坦福下一代领导层的代表。你认为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回答说，斯坦福大学偏离了核心目标，想做的事情太多了。全面预算削减，威胁到学术发展，同样也威胁到社会活动。我举了在五角大楼上班时处理优先任务的例子。“任何时候，只要你问参谋长联席会议削减哪方面的开支，答案都是一样的，飞机坦克舰艇各三分之一。大学似乎也是这样运作的。都是平等的。谁也不愿意去做艰难的选择。”
“嗯。很有意思的想法。”他回答。
我们离开格哈德的公寓，走入芝加哥寒冷的夜色之中。这时我对吉姆·希恩说：“我愿意做他的员工。”
委员会又考虑了几个星期，不过我们在截止期限前就早早定了下来，格哈德·卡斯珀可能就是适合领导斯坦福的人。他到了洛杉矶，最后再私下会见了委员会。我们进行了一次真正开放而坦诚的讨论。格哈德素有保守之名，对大学机构的观点非常传统。芝加哥大学甚至连校际体育运动都没有。我们担心，这位著名的银发德国移民，与北加州松散随意的文化可能会有“磨合”的问题。我甚至还问格哈德，是否相信平权措施，我说我自己就是个例子，证明措施的效果不错。他说他相信，还解释说多元与优秀之间并不矛盾。谈了几个小时，我们对这个选择都觉得满意。我们相信，格哈德不仅看到了斯坦福独特的优势，也会带领这所大学走上正轨。而且他不会把我们心爱的大学变成它不愿意的样子，那就是：哈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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