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后不久，爸爸的一位新朋友——查理·梅·奈特、东帕洛阿尔托的瑞文斯伍德校区督导——问我能不能在全区毕业典礼上致辞。瑞文斯伍德校区只有小学和初中，没有高中。不过，当我坐在台上时，我发现学生的家人亲戚来自整个湾区，甚至更远的地方，所以典礼让人觉得很像是高中毕业。
“对于八年级学生毕业来说，这已经是非常好的典礼了。”我对查理说。
她说：“那是因为，这些孩子当中，百分之七十的人都不会读完高中。这也就是他们最后的毕业典礼了。”
我吃了一惊，这才意识到，对于几个街区之外的物质贫穷、机会缺乏，我知道得太少了。我参加过“半岛中部城市重建局”等委员会，但坦白地说，和帕洛阿尔托的大多居民一样，我有意避免与犯罪率高的东区发生真正接触。刚到帕洛阿尔托时，我偶尔会在一〇一高速上下错出口，因为这条公路的名字很误导人，叫做“大学大道”。我对东区所谓的“威士忌沟”有所了解，拐角处有四家小酒店，驾车枪击的案子很多。后来我就慢慢学会了沿这条路开一两分钟，找到正确的出口。
那天晚上，我让父亲跟我说说学区所面临的挑战。我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我在这儿住了十年，却什么都不知道；父亲最近才搬到帕洛阿尔托，却在积极帮忙。他介绍了他做过的一些事情，包括修缮学区内的一个运动场。看来得跟地鼠不停地做斗争，不过他觉得他要赢了，孩子们很快就会有个好地方玩。爸爸还跟我说了查理·梅的想法。瑞文斯伍德十年内换了十一任督导。事情很困难，但她顽强而投入，让爸爸很钦佩。他打算支持她，争取调动斯坦福的资源来帮助她。“斯坦福在东区一直有自己的项目和计划，”他说，“现在也该有人去问问东区的人需要什么了。”
父亲一辈子都在沿着祖父的脚印追求教育福音，现在的工作也不例外。我当时就决定参与其中，几天后，我邀请查理·梅吃饭。她说，需要拓展学习活动，孩子们放学之后，没什么有益的事情可做。音乐、艺术等大多数“课外”活动，都因为预算不足取消了。我们还开心地谈起了大家小时候的经历——查理在佐治亚的瓦尔多斯塔，我在伯明翰——都有丰富多彩的综艺节目、音乐会和辩论比赛。我想起了小学时那套糟糕的踢踏舞动作，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有那么多机会。我和查理同意，由我去召集一群愿意帮忙的人。
我第一个电话打给了汤姆·福德和苏珊·福德。汤姆是硅谷的创立者之一。20世纪60年代初，他是斯坦福的不动产律师，在门洛公园沙丘路三〇〇〇号建造了一些环保的低矮办公楼。但那时候大家觉得那儿离旧金山太远，律师和会计师们都不愿意搬过去。于是他找到了一个刚刚兴起的新行业——“创业投资”，提出分享收益，但租金可以打折。这样，沙丘路就成了投资信息革命、催生硅谷者的代名词。汤姆也变得非常富有了——而且极其慷慨，富有同情心。
汤姆最近再婚，他的新夫人苏珊比汤姆小不少，和我成了朋友。他们当场答应参与。苏珊和我召集了帕洛阿尔托的其他社区领导，包括帕洛阿尔托的律师史蒂夫·普莱耶，以及查拉·罗兰德，她是拉斯洛米塔斯区的黑人学校督导，这个区是整个加州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加入的还有拉里·特里普利特，以前当过学校校长，现在经营东区的麦当劳；以及厄玛·摩尔，一位颇有名气的美容店主。兰迪·比恩将我们的组织申请为501（c）3条款所列的非营利机构。我们还列出了当地各基金及公司的主要捐赠人。董事们都同意根据个人情况捐赠。万事俱备，于是这个小组以及查理·奈特、我父亲、我继母克拉拉等人，准备成立“新一代教育中心”（CNG）。
我们并不知道这事有多难。帕洛阿尔托东区有个政治权力系统，想要维持控制权，对外来者持怀疑态度。我是斯坦福的员工，但这于事无补，用我爸爸的话说，斯坦福是个误入歧途的权贵，而且这一名声有根有据，并非空穴来风。另外，东区还有几家非营利组织，是市里的居民负责的，不过就是其员工的就业项目而已。公司和基金的钱进入这些项目，但缺乏有效监管。这种模式减轻了帕洛阿尔托市的内疚感，但很难说对孩子们有什么真正帮助，我爸爸甚至说这不过是“心理安慰的钱”。这些项目的主管往往是市里颇有权势的人，有些认为我们的中心威胁到了他们的资金源。
要突破，我们必须努力工作。我们召开社区会议，请所有权力经纪人吃了一顿贵得离谱的饭，还安排了无数次与教育委员会的会谈。我们请学校指导委员会主席梅特尔·沃克支持，她可帮了大忙。我们还向市政委员会做了报告。有一位委员问，做这件事对我个人有什么好处，我终于按捺不住脾气了。这话让我非常惊讶，我还击道：“没好处。但这事对你们的孩子的确是有好处的。要你们帮个忙为什么这么难呢？”
这段经历教会了我很多东西，让我了解了社群组织和固有利益。我还发现，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可能产生矛盾；有好几位成员心肠很好，但缺乏管理技能。不过，到1992年夏天，我们可以启动计划，帮助五到八年级的孩子们。每年夏天，二百五十位孩子可以获得一手的数学和科学指导，还可以接触语言艺术、器乐、舞蹈和美术。另外，这一系列课程还作为放学后的活动项目，对一百五十名学生开放。我们聘请学区内最好的老师，给他们支付丰厚的报酬，希望他们把这套创新课程带回他们自己的课堂。包括斯坦福的很多运动员在内的大学生来给孩子们指导。我们主要根据老师的推荐来选择学生，但我们也要保证，这个项目不能只对“百分之十的优等生”开放，也不能成为“补习教育”。相反，这要成为一个提高个人素养的项目。我特别记得一个名叫奥斯卡的十岁孩子。他没有得到推荐，但每天都来教育中心。当老师对他说，他并非我们中心的注册生时，他的回答温暖了我们的心。“我没有获得推荐，是因为我有他们所谓的行为问题，”他说，“但我在教育中心不会有行为问题了，因为这里很好玩。”不用说，奥斯卡第二天就被录取了。
教育中心最大的亮点是各器乐队：分初级、中级和高级三种。高级乐队确实相当出色，后来以主打歌曲《圣者行进曲》而闻名。一次非常成功的表演之后，我们找到了一位捐赠者，愿意资助所有的乐器和服装。当初在种族隔离的南方，乐队对我的黑人传承有多重要啊！想到这儿，我的眼泪流了下来。顺便说一句，奥斯卡后来成了一名非常出色的长号演奏者。
现在，在帕洛阿尔托东区、门洛公园东区以及以讲西班牙语者居多的红木城等地，共有五个“新一代教育中心”。1997年，这些中心成了“美国男孩女孩俱乐部”的项目，该俱乐部是个合作性组织，发展迅速。创立教育中心很艰苦，但也是我生命中非常开心的一段时光。能和父亲一起促成该项目的实现尤其令我高兴，这段经历也促使我决心传播教育福音，相信祖父老约翰·韦斯利·赖斯在天之灵也一定会表示赞许。工作很辛苦，但很有成就感。我曾对苏珊说，有一天当我们到达圣彼得之门时，他会看看我们尘世的业绩，注意到我们曾于风雨飘摇的20世纪90年代致力于帕洛阿尔托东区的教育，我希望他会说：“到队伍前面去吧，我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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