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生活方面，我觉得皮尔斯·米歇尔公寓七十四号已经不太适合我了，就打算找个新地方。刚好，租房子的那对年轻夫妇想把房子买下来。爸爸和克拉拉主动提出，让我住到他们那儿，直到找到新家装修好为止。换房子的时间超出了我的计划，结果和他们一起住了五个月。我坚持要付给他们房租，因为我不想利用克拉拉的大度。回来后几个月内，我有不少空余时间，能经常和爸爸一起吃饭，一吃就是很长时间，大家说说各自的情况，随便聊聊。我也有机会和继母相处，他们结婚的时候，我对她还不太了解。
我并不怀念华盛顿或白宫的工作。1991年8月，俄罗斯兵变，戈尔巴乔夫下台，12月份苏联最终解体。尽管如此，离开白宫，我并不感到后悔。那年春天和夏天，我又给ABC新闻担任分析专家，不过与决策圈保持着距离。我的职责已经履行，现在不希望对遥远的事件产生影响。
实际上，新的天地开始在我面前呈现出来。回家后几个星期，乔治·舒尔茨给我打来电话。我最早认识乔治是在1982年，随后他前往华盛顿担任国务卿。他对我的职业发展感兴趣，我在华盛顿期间，他一直与我保持联系。乔治是雪佛龙集团的董事，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加入董事会。雪佛龙刚刚获得苏联田吉兹油田的股份，乔治觉得我的专长可能对公司有用。我和公司首席执行官肯·德尔以及他的团队谈了一天，就兴冲冲地加入了。回想起来，董事会里大多是商业大鳄，聘请一位三十六岁的副教授加入董事会，对公司来说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当时雪佛龙公司会用董事的名字给油轮命名。1993年，我们全家一起到了巴西，将一艘油轮命名为“康多莉扎·赖斯”号。几年后，我担任国家安全顾问时，和公司达成一致意见，认为我的名字写在油轮上，在全世界各个港口跑来跑去不太妥当，就改了名字。9·11恐怖袭击之后，我很庆幸把油轮上的名字改掉了。
不久我就发现，一旦加入某集团的董事会，其他机会就会自动出现。大约过了一个月，全美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弗兰克·赫林格邀请我加入董事会，全美公司从事保险和金融服务，总部在旧金山。又有一天，我的秘书说戴维·帕卡德先生要来见我。我在共和党事务中认识了戴维，但他是个大人物，是硅谷的创始人、斯坦福的重要赞助商。我无法想象他上门来找我。“跟帕卡德先生说，我去见他。”我对伊冯说。
几分钟后，她回话了。“不，他坚持要来见你。”
“你好吗，戴维？”他走进办公室时，我主动问候。
“人越来越老，当然不好玩，”他说，“不过大家都说，与另外一个选择相比，这还是不错的嘛。”我笑了，他就直奔主题。“惠普是个好公司。你是个好人。我想要你当惠普的董事。决定好了，就给我打电话吧。”然后他站起身来，走了。
戴维说话直率甚至生硬，这众所周知，不过这次见面非常特殊。一般情况下，潜在的董事要与管理层及其他董事见面。这是个双向选择的过程。但戴维不这么做。于是第二天我给他打电话，说我同意。
我原计划有很多空余时间，但成了三个公司的董事之后，立即就忙了起来。而当皮特·威尔逊州长打来电话，问我愿不愿加入一个全州范围内的委员会，将加州重新分区时，我无法拒绝。委员会每周三和周五在萨克拉门托开会。我们搜集全州范围内关于如何重划选区的各种建议。这是非常好的经历，在此过程中，我可以切身地了解加州。
皮特指派我参加这个委员会，是我们的第二次接触。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华盛顿，那时候他是加州的年轻参议员。1990年11月，他当选为加州州长，所以需要找一位继任者，完成他的议员任期。布什总统和他的办公室主任约翰·苏努努督促皮特任命我继任。北加利福尼亚的很多权力经纪人也表示支持。戴维·帕卡德对皮特说，他个人愿意为我竞选筹集资金。
皮特当选后几天，我和他在一家宾馆见了面。我很小心地避免媒体关注，但那天早上消息还是泄露了出去。我立即喜欢上了这位新州长，后来很多年我们都一直是朋友。那天，我们谈了政治生活，他问我，有没有去参加竞选的“劲头儿”。他解释说，他的继任者必须马上筹集资金，为1992年的选举做准备。我谈论了一些相关事务，尤其是教育和移民问题，但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他问我是不是赞同堕胎权。我说是的，不过我对于绝对立场有所保留，认为完全有必要加以限制。我们谈得很融洽，但没有明确结果。
几天后，《华盛顿邮报》报道，皮特选了约翰·西摩为他的继任者，约翰是阿纳海姆前市长、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皮特相信，约翰能筹钱，也能动员极其重要的南加州各选区。坦白地说，看到报纸上这条消息，我有点恼火，但更觉得轻松。如果他主动提出来，我很可能会接受这份工作。可实际情况是，皮特的问题，我根本没有确定的答案。这么多年后，我才慢慢发现，我的答案是“不”。我没有参加竞选的“劲头儿”。不过，党内很多人一直在我面前提起那个秋天的事情。在1992年的选举中，约翰·西摩大败，而黛安娜·范斯坦胜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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