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一直是改革的中心，就是在冷战最严峻的时候，也没有完全服从莫斯科。不过，现在匈牙利人在直接挑战苏联的权威，要争取多党竞选制。更令人惊讶的是，匈牙利已经决定拆掉奥匈边界的铁丝网。我们访问布达佩斯期间，匈牙利总理米克罗斯·内梅特把奥匈边境金属墙上的一块金属片送给了布什总统。他自豪地对总统说，他的国家首次打破了“铁幕”。
冷战是1945年在波兰开始的，现在看来，显然也要在波兰结束。一个闷热、潮湿的傍晚，“空军一号”降落在华沙，前来迎接布什总统的是当时的波兰总统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他是一位共产主义将军，1981年曾强行实施过戒严令。一排迎宾队伍迈着正步从我们面前走过，演奏两国的国歌。我想起上一次到华沙机场的情景。1979年从苏联回国时，我没按计划安排，临时在华沙停了一下，我们被要求离开飞机，但行李都要留在机上。克丽斯、丽莎和我紧张地坐在休息室里等着，担心共产主义当局会逮捕我们。过了一会儿，乘客们被允许重新登上法航的飞机。进入法国领空之后，不会再有危险了，机上所有人都欢呼起来。
现在，波兰的共产主义已经没有了昔日的霸气。当天晚上举行“国宴”，地点是一个装饰俗气、光线暗淡的餐厅。白聚光灯打开，功率骤增，电突然断了。这个插曲，是波兰共产党命运的预兆。
第二天我们到团结工会的根据地格但斯克去，发现波兰共产党的倒台显然已成定局。与到达时冗繁的仪式相比，这次布什总统见到的是成千上万在广场上欢呼的波兰工人。“布什，布什，布什！”他们一边挥舞美国国旗，一边喊。“自由！自由！自由！”我转头对鲍勃·布莱克韦尔说：“当初卡尔·马克思说‘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的时候，我想他大概没想到这个场景吧。”
到1989年8月底，事态的发展已经不再限于波兰和匈牙利，而是要反过来影响冷战的中心——德国，冲垮东德西德之间长达四十多年的分界线。
那时候，德国分为两部分，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既定事实。每年，西德的领导人都会老调重弹，说将来有一天德国会统一的。但实际上没人相信。1971年后，双方达成了一个暂行协定，让一分为二的柏林城能更有效地运转。到1973年9月，东德和西德分别成为联合国成员，并作为独立的国家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东德是体育上的超级大国）。
两个国家已经慢慢学会毗邻而居，但持续的分裂无益于局势稳定。北约和华约的精英部队在东西德边境驻扎，保持着高度警戒。美苏之间的战争似乎不太可能，但万一发生战争，这些前线部队很可能会被卷进去，与富尔达沟对面的军队交锋。
即使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主义垮台了，也很少有人相信苏联会赞同德国统一。莫斯科仍然津津乐道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打败了德国，以此来缓解国内的衰退。对克里姆林宫来说，东德就是他们的骄傲。柏林被认为是“东方阵营”中最成功的国家——甚至比苏联本身还要高效、先进，是共产主义可行的证据。
然而，1989年9月，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带来了明显的冲击。东德的强硬派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被迫下台，原因极具讽刺意味，是因为他不愿意在东德执行莫斯科的自由化政策。这时，由于其他华约国家，尤其是匈牙利，拒绝实施各国之间的边境控制，东德和西方也就允许数以百计的人逃离，他们不必担心被遣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是东德的官方名称，虽然这个国家和民主毫无关系。匈牙利人说，东欧各国现在不再当“昂纳克的边境守军”了。逃离的人日渐增多，逐渐形成一股洪流。报纸上有幅漫画，题为“德国统一”，画上西德熙熙攘攘，东德则空无一人。这和实际情况倒相差不远。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摇摇欲坠，更多的德国人开始谈论几个月前还遥不可及的统一问题。10月底，我在德国参加了一次会议。一般来说，这种跨大西洋的会议总要谈论武器控制以及华约和北约的关系。但是，这次德国人要跨越社会主义与保守主义、东方与西方的政治鸿沟，直接对话。我这个美国人感觉像是个旁观者。在回国的飞机上，我给总统写了一条备忘录，说德国统一已提上日程。不过，备忘录还没来得及送出去，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柏林墙倒了。
四十年世界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发生了，这要归功于东德误事的官僚作风。为了阻止公民外逃，东德政府决定执行更加自由的新旅行政策，允许东德人出国。政府的想法是，这样人们出入境更加便利，他们可以出国，最终也还会回来。内政部的官员打算将这些更加宽松的政策用于东德和西德的边境，但柏林除外，因为这是个占领城，地位不同。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一点却没有写进政策草案中去。
1989年9月9日，新政策草案完成，但究竟如何执行，国家安全部门却没有收到明确指令。这时候东德每天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试图稳定局势。当天晚上，发布会召开前，党的新闻发言人在朝讲坛走去的时候，发现一张桌子上放着政策草案。他就在发布会上读了一遍，媒体大吃一惊，发言人随即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些政策。这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人们开始涌向柏林墙，几十年来，这堵墙一直象征着欧洲分裂的严酷事实。内政部的守军不知道该怎么办。面对潮水般的人群，指挥官做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他下令士兵不要开火。在人们的欢呼声中，柏林墙塌了。
华盛顿时间下午三点左右，我们办公室里的电话响了。办公室位于旧行政办公楼，在白宫建筑群内，总统的职员大多在此上班。我们的秘书说，电话是布伦特的副手鲍勃·盖茨的助手打来的，“将军”——我们这样称呼布伦特——“要你和鲍勃·布莱克韦尔过去一下，跟总统谈谈柏林发生的事情。”戴安娜说。
遗憾的是，我们都一直忙于其他事务，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说什么呢？”我问。
“打开CNN，”她说，“那堵墙倒了。”
鲍勃赶紧给中情局的联系人打电话，同时菲利普·泽里库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东欧主管鲍勃·哈钦斯给国务院打电话，我则关注着新闻上的报道。不一会儿，我们到了布伦特的办公室，大家都心神不宁，因为这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精英分子被CNN抢先了。总统已经在椭圆形办公室接待媒体。对于时局的评价，他出言谨慎，只对媒体说，事件的发展令他感到高兴。“我们向那些推动民主进程的人们表示敬意，”总统说，“我们支持一个完整而自由的欧洲。”
有些记者批评总统，认为这显然是自由的胜利，而总统的反应过于低调。事实是，总统不想让苏联警觉，也不希望在推动统一方面走在西德人的前头。
不过，在西厅的私下谈话中，他对德国统一的支持态度非常明确。总统没去等手下对德国统一的优点缺点进行仔细分析。他根据个人原则和本能作出了判断。应该尽可能根据德国人的意愿加快德国统一，他对我们说。他对德国民主有信心；没什么可怕的。
这是个重大决定。乔治·布什态度明确，就意味着德国是否该统一已经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促进统一。美国将坚定地站在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这边。科尔是保守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领导人，是坚定的亲美派，能够做出艰难的决定，抓住机遇完成以前总理都认为无法完成的大业。他也不需要担心美国在统一问题上的立场了。
我们建议布什总统在这个历史性时刻前往柏林，就像肯尼迪和里根那样，但总统却表示反对。“这是德国人的伟大时刻，”他还是像平时那么谦逊，“我去能干什么？到墙上跳舞吗？”
我和布莱克韦尔穿过西行政路，回到办公室。我们在他办公室壁炉前的大沙发椅上坐下来，精疲力竭，但又非常兴奋。我们接着看柏林的那些精彩画面，鲍勃说我应该给总统写点什么。显然，每个人都担心苏联的反应。“你要在今晚下班之前写出来。”他说。
我在文字处理机前坐下来。“总统先生，”我写道，“我们现在进入了冷战的尾声。”我真正想说的是，我无法相信我们有这样的好运：我们能帮助历史走入常轨，这是难得的机会。所以我们不能失败。
第二天，我和鲍勃·盖茨拿到了一封信，是戈尔巴乔夫写给其他三个“占领国”的——即法国、英国和美国，还有他写给科尔总理的信的副本，措辞要严厉一些。这位苏联领导人说，在当前局势下，任何要统一德国的企图，都近乎“政治极端主义”，可能导致“中欧局势不稳定，甚至可能引起世界范围内的不稳定”。这封信听起来很糟糕，但我们已经知道，戈尔巴乔夫不是那种威胁别人的人。我们开始考虑如何推动统一的进程。幸好总统态度明朗，我们知道自己的立场。法国人和英国人，尤其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对此就没那么肯定。一谈到德国统一，撒切尔就会生气，想起她小的时候，德国人来轰炸，她全家都要匆匆忙忙地躲进防空洞。显然，保持同盟将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苏联方面呢？莫斯科真的打算看到德国统一吗？有什么条件？我们需要照顾到苏联的利益。不管怎么说，苏联有三万五千枚核武器，近五百万武装力量，虽然实力不如以前，但仍然非常可怕。美国要拥护、支持德国。但我们也要保护美国的利益。我们不能让德国达成协议，却只给我们半块面包——例如，我们就不希望统一后的德国退出北约。就算苏联撤出，美国在欧洲的势力必须保存。过了四十年，我们总算要赢得冷战了。我们不希望在最后关头犯下致命错误。
布什总统认为，他必须和戈尔巴乔夫坐下来谈谈。事情进展很快，总统需要面谈，看看这位苏联领导人的真实想法。我们也许有些天真，竟然想安排两国领导人进行低调会晤，就和苏联人进行协商，时间定在1989年12月2日至3日，地点选在岛国马耳他。相关安排要保密到最后一刻，以免事件扩大。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预料到两个问题。第一，我们不可能让两个世界领袖的会晤保密，消息泄露之后，人们对这次峰会的期待反而更高了，因为保密本身就会激起人们对事件的猜测。
第二，马耳他是个美丽的岛国——但12月例外。我们对秘书们说了即将举行的峰会，其中一位在马耳他工作过，说：“你们疯了吗？你们见过马耳他12月份的天气吗？”她说得对。因为雷暴和狂风，第一轮会谈及晚宴被迫取消，因为原计划是在海上的一艘美军驱逐舰上举行。
第二轮会谈终于进行了，地点是苏联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号巡洋舰。结果表明，总统的直觉是对的。他和戈尔巴乔夫开始形成互信，在冷战末期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中，这种关系对双方都很重要。我在“马克西姆·高尔基”号上第一次见到了这位苏联领导人。“我关于苏联的知识，都是她告诉我的。”总统向戈尔巴乔夫介绍我的时候说。“我当然希望她知道很多。”戈尔巴乔夫开玩笑道。
新年年初，吉姆·贝克的国务院达成协议，建立一个协商论坛，称为“2+4”机制：东德、西德，加上二战中四个“同盟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员工有些牢骚，说事先没征询我们的意见。但这时候没时间去管官僚政治。历史在快速向前。
“2+4”谈判机制宣布的那天下午，布伦特把我喊进他的办公室。“我要你担任谈判代表团中的白宫代表。”他说。
“可这是跟德国有关的事，”我说，“而我是你的苏联专家。”
“我知道，”布伦特说，“对我们来说，德国统一是个与苏联有关的问题。”
他说得对，于是我加入了德国统一谈判小组，同行的还有贝克的国务顾问鲍勃·佐利克，以及负责欧洲及加拿大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雷蒙德·塞茨。
从那时起，我每天都要面对冷战末期的大量事件。说实话，真的很累人。3月至9月期间，代表团到德国去过几次，都是凌晨到达，全天会晤，还要忍受重口味的德国菜，第二天早晨回国。当我们问，能不能将会晤期延长一点，次数减少一些，因为我们的路程太远了，法国代表回答说：“那就别说美国是重要的欧洲力量了。”我们不去理会他的讽刺，默默地忍受着这不人性化的日程安排。
1990年5月底，戈尔巴乔夫来到华盛顿，进行正式会谈。他在西方越来越受欢迎，不过在国内的支持率在下降。我们想把这次访问办得特殊一些，以支持戈尔巴乔夫，现在我们都认为他对于冷战的和平结束至关重要。在东厅签署武器控制协定的时候，举行了隆重的仪式。还有一次盛大的国宴，并安排他访问了戴维营。这些都凸显出他的重要性，以及他与总统的良好关系。
外国领导人在访问美国时，有时候也会到华盛顿之外的地方去看看。已经回到加州的乔治·舒尔茨邀请戈尔巴乔夫访问西海岸，到斯坦福做演讲。戈尔巴乔夫到华盛顿前的几天，布什总统把我叫进椭圆形办公室。“斯坦福是你老家，”他说，“我想让你陪戈尔巴乔夫到帕洛阿尔托去。”当我坐在白宫南草坪上，等着戈尔巴乔夫总统和他妻子赖莎乘坐总统专机“海军一号”时，一个想法突然掠过我的大脑：幸好当年我换了专业！
看来，戈尔巴乔夫对加州之行很满意。“能住在这儿，他们应该要你们付钱。”他对乔治·舒尔茨说。
“是要付钱的。”乔治回答，他是说北加州的生活成本很高。
加州之行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一个亮点，对我父亲来说，这是个荣耀的时刻。戈尔巴乔夫在斯坦福的纪念讲堂做演讲，父亲也参加了。看到女儿作为美国总统的代表，坐在苏联领导人旁边，他感到非常自豪。但接下来却发生了令人遗憾的一幕。在旧金山机场，我准备到停机坪上与戈尔巴乔夫道别，一名过于咄咄逼人的特工拦住了我，推搡的画面很多人都从媒体上看到了。他是在名单上没看到我的名字呢，还是不相信总统的苏联顾问竟是个女黑人？我也不清楚。无论他动机如何，这件事情总统和他的办公室主任约翰·苏努努可都不喜欢。他们向我保证，冒犯我的特工已经得到了适当的处理。
这些工作有了结果。到1990年10月3日，德国已在北约框架内完全统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为1945年战败德国的合法继承国，因此统一过程是兼并，而不是合并。简单地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复存在了，苏联在欧洲的势力也随之消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结束他国占领并授予统一德国以独立自主权的正式文书，却是9月12日在莫斯科签署的。吉姆·贝克签署协议的时候，我站在他身后，看到了戈尔巴乔夫站在一些苏联中级官员的后面，并不显眼。他在想什么呢？我心里问。这时另外一个想法又从我大脑中闪过：他能坚持多久？
东欧解放、德国统一之后，我开始考虑回到斯坦福。大多数大学都有个“两年限期”，意思是教员最多只能连续请两年的假，否则就要取消终身教职。斯坦福对我已经非常宽容了，我觉得自己应该返回学术生涯。而且，我也累得要死。
1990年9月，我去见布伦特，说我下一年就要离开。他要求我留下来，说他打算对员工进行重组，以应对国际局势的变化。他要把我擢升为“总统特别助理”，拆分现在负责欧洲及其他区域的部门，成立专门处理苏联事务的独立部门。而且，8月份，萨达姆·侯赛因已入侵科威特，美国已经召集了反对他的国际联盟。中东可能会有战事。布伦特以后可能要专心处理这个问题，所以需要一个他信任的人来负责苏联问题。
我对他说，我可以稍微多待一会儿，帮助机构重建，并处理海湾战争形势下的苏联问题。下一个大的挑战，就是应对受了伤，也许是受了致命伤的苏联。莫斯科很难应对各加盟共和国，尤其是波罗的海国家，苏联势力在欧洲崩溃之后，这些国家就很难控制了。“布伦特，”我说，“苏联可能会分裂，我可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处理这事。”
我一直待到1991年4月。上半年内，苏联加速衰落。我有了一位新的副手，是尼克·伯恩斯，从贝克的国务院调过来的。我们俩一起根据情况调整政策。早在1989年9月，鲍勃·盖茨就曾让我召集一个秘密的小组，研究如何应对苏联解体，或者戈尔巴乔夫被强硬派的共产党领导人赶下台。那时候做的工作现在可以发挥作用了。不过我们要小心保密，私下里碰头，讨论的情况也不记入日程表。
我们还认为，除了戈尔巴乔夫之外，总统需要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会晤。这位苏联总统现在处在两派的夹缝之中。一派是高度警觉的保守派，他们要阻止甚至逆转事态发展；一派是兴起的激进分子，他们希望步子更大一点，哪怕苏联解体也在所不惜。
其中一位激进领袖是鲍里斯·叶利钦。他有个主张——当时听起来匪夷所思——是要把俄罗斯从苏维埃联盟中解放出来。叶利钦是戈尔巴乔夫的对头，1990年9月，他要求与布什总统会见，但大家有些犹豫。总统很尊重也很理解戈尔巴乔夫，不愿意做让他尴尬的事情。最后，我们决定用那个百试不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让他与国家安全顾问见面，其间，总统会不宣而入，“顺便进来”看看。此前只告诉叶利钦说他将与布伦特会谈。
一天下午，我在西厅地下室门口迎候鲍里斯·叶利钦。他下了车，面对副官说：“这不是去见总统的那种门。”他用俄语说道。显然，他希望在白宫有立柱的正门迎接他，两边还要有士兵站岗。
翻译还没说话，我就用俄语说，叶利钦先生是要和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会见。“这个斯考克罗夫特是什么人？”叶利钦咆哮道，“他是个重要人物吗？有资格和我见面吗？”叶利钦是个大块头——身高超过六英尺，至少有两百五十磅。他站在那儿，双臂抱在胸前，涨红着脸，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
我也非常生气。“叶利钦先生，”这次我用英语说，“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很忙。如果您不想赴约，跟我说一下，我取消这次会谈，您就可以回宾馆去了。”
他自言自语了一会儿，然后气冲冲地说：“他在哪儿？”我本能地抓住他的一只胳膊，几乎是把他拽进了布伦特的办公室。
布伦特不知道这些情况，热情地欢迎他。叶利钦坐了下来，开始大谈他对俄罗斯的计划。布伦特一直工作卖力、身心疲惫，这时竟然睡着了。叶利钦也没注意到，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言论之中。会谈大概过了三十分钟，总统推门进来了。叶利钦喜上眉梢，跳将起来，一把抱住了这位一脸惊诧的自由世界领导人。然后他又继续他的独白。又过了大约三十分钟，他讲完了。总统走了，我领着心满意足的叶利钦上了车。
我对这个人的第一印象显然不太好。不过，不到一年后，叶利钦在莫斯科街上勇敢地爬上一辆坦克，俯视着苏联的军队和特工。虽有缺陷，叶利钦将会成为推翻苏联、启动俄罗斯民主进程的历史性人物。我很高兴我们提前安排他见了美国总统——虽然会见有些离奇。
不出所料，1991年1月，我们与萨达姆·侯赛因开战。新闻上都是关于此事的报道，总统和布伦特也忙得不可开交。但我却忙于波罗的海国家同时发生的危机。波罗的海国家独立如箭在弦上，戈尔巴乔夫打算镇压，但为时已晚。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民众在电视塔抗议，苏联支持的立陶宛安全部队用坦克碾轧并开火，造成十三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
我去找布伦特商量此事，并寻找对策。我跟他说，总统必须做出强烈反应。我们不能让莫斯科觉得美国是在纵容克里姆林宫的暴行。马林每天都要宣读声明，呼吁各方克制。我们的论调听起来好像无辜的抗议者和施加暴行的内政部暴徒没有区别。我还担心，莫斯科可能会对波罗的海国家发起全面的军事进攻。
鲍勃·盖茨同意我的看法，我们希望发布声明，谴责苏联的行为，并称如果暴力行为持续，将会损害美苏关系。布伦特则表示反对，说我们还需要依靠莫斯科，维持反对萨达姆·侯赛因的同盟。不同的政策制定者常常有不同的考虑重点，这种情况很常见。在这两个危机中，我也知道对萨达姆的战争一触即发，当然更为紧急。
我们带着两份不同的声明前去见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我站在总统办公桌旁边，能看出总统非常疲惫。他马上就要将美国军队派上战场。这是总统要做的最孤独的决定，显然给这位二战老兵带来了很大压力。总统决定发布措辞强烈的那份声明。“我们谴责这些行为”，总统告诉媒体，还说这种行为“无助于美苏关系，甚至会影响双方关系”。
此前我跟总统说，我认为这份声明不会有多少人注意，莫斯科这时候也应该有了心理准备。我的判断错了。当天晚上，彼得·詹宁斯、丹·拉瑟、汤姆·布罗考播出的主打新闻，都是美苏“对抗”，尽管我们准备对抗的实际上是萨达姆·侯赛因。布伦特非常生气，但这样做是对的。
波罗的海地区的暴力持续升级。一星期后，拉脱维亚的苏联特别任务小组成员杀死了五位平民，其中有一名年幼的学生。就在我们的领事馆办公室在电话中向我描述事态进展时，一名记者在拉脱维亚宾馆外被子弹射中面部死亡。屠杀发生时，有十万多人在克里姆林宫外游行，反对苏联的镇压措施。尽管局势动荡，苏联并没有对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发起大规模军事入侵。我不敢肯定，但我一直觉得，总统的明确立场帮助提醒了莫斯科，军事入侵的代价很大。1月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局势日渐明朗，波罗的海各国即将独立，戈尔巴乔夫的日子也屈指可数了。
幸好，我们对莫斯科施压并没有影响海湾战争同盟，在美国的军事领导下，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被赶出了科威特。但这场战争之后，伊拉克的独裁者仍在台上，还会威胁邻国、压迫人民。那将是日后的另一个问题。
战争结束后，我觉得自己的职责已尽，该回去了。总统给我写了封信，认可我所起的作用。“虽然苏联的命运仍悬而未决，”他写道，“你帮助我们迈入了实现历史梦想的正轨，那就是欧洲的完整、自由与和平。”离开的时候我很伤心，但也有很强的成就感。
动身前一天，第一夫人芭芭拉·布什邀请我到总统官邸喝茶。“你是布什家的好朋友，”她说，“我们以后肯定还会见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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