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说来，委员会的职员要做备忘录，为总统的电话会谈及会议做准备，做笔记作为永久档案，与其他政府部门协调以确保整个政府的工作重点。总之，总统的工作需要什么，就得干什么。他们责任很大，但权力很小，因为他们不是“指挥”军官，未得到参议院确认，也不向参议院负责。
我发现，工作的关键是打通各个政府部门，而不是围着他们转或替他们做事。要是委员会员工太注重实效，真的去执行外交政策，而不是进行协调，那往往会带来麻烦——尤其是会给总统添麻烦。伊朗门事件就是个例子。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员制定并执行了在白宫内有争议的措施。事实渐渐浮出水面，原来用秘密出售武器给伊朗所得的资金来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军，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员们秘密炮制出来的计划——显然连国务卿都不知情，更不要说国会了。擅自行动的结果是灾难性的，里根总统差点因此下台。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前国务卿埃德蒙·马斯基、前参议员约翰·托尔等人曾领导一个委员会，就该丑闻提供应对建议。因此，布伦特特别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员们恪守自己的本分——就是总统手下的职员，而不是助理国务卿或国防部助理部长的对手。
委员会的工作很辛苦，工作时间很长。几乎任何错误都不会得到原谅，而且必须非常注重细节，例如，总统若与人们憎恶的独裁者偶然相遇，我们要保证不要留下令人尴尬的照片；要注意不要让总统赠送不妥当的礼物给其他领导人。白宫若有活动，安全委员会的职员还要审核客人名单，如果漏掉了重要官员，或者邀请了有争议的客人，有可能引发外交事件。
有时候，我们的工作和严肃的政策毫无关联。到华盛顿后第三天，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处理一桩与苏联有关的小危机。苏联一家经营糕点的合作社送来了一个重达数百磅的大蛋糕，祝贺布什总统当选。蛋糕送到的时候，已经碎了，还长了几条虫子。特勤处给布伦特打电话，布伦特就让鲍勃·盖茨打电话给我。我下去检查了一下这份礼物，建议处理掉——不过先要搬到某个地方，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是白宫，然后拍张照片。然后我们就可以把照片寄给那些好心的苏联公民。
我适应了新的工作，在康涅狄格大道租了一套公寓，在华盛顿安顿下来。我每天早晨六点半到达白宫，晚上九点前很少离开办公室。我发现工作很辛苦，有时候还怀疑自己能不能做下来。安全委员会的筛选程序极其严格，众所周知。星期一还在一起上班的同事，星期五就走了，这种事情并不罕见。没人真的去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不过大家都知道他可能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让白宫难堪，或者给总统添了麻烦，那就更严重了。
我逐渐站稳了脚跟，发现布伦特对我非常信任。我也挺喜欢他。不过，我的顶头上司是鲍勃·布莱克韦尔，我要注意平衡和布伦特的关系。我和鲍勃关系也不错，但他有级别意识，如果布伦特绕过他，直接来找我，他有时候会不高兴。我想获得鲍勃的信任，希望他明白，我不会利用和布伦特的关系去做不利于他的事情。总体上，我们处得还可以，成了不错的同事和朋友，不过总有那么点儿妒忌的情绪，需要特别注意。
我知道，布伦特希望安全委员会的职员们保持低调，不要抛头露面。布伦特自己就是个榜样，他是华盛顿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但很少有美国人能从照片上认出他来。相比之下，媒体对我却很感兴趣。《华盛顿邮报》想介绍一下我这位新来的苏联问题专家、斯坦福的黑人女教授，我请布伦特批准，他同意了。报道刊出之后，我吓了一跳，原来是一篇很显眼的长文章，配了一幅我阅读苏联《真理报》的大照片。这可不是总统员工应该遵循的低调做法。布伦特打来电话，说他觉得那篇文章很好，我放心了，但随后我发现文章里面没有提到鲍勃·布莱克韦尔，又吃了一惊。
文章刊出后不久，民权运动领袖、华盛顿知名律师弗农·乔丹打来电话，邀请我吃午饭，说他要告诉我，“如何在这城里生存下去”。他给了我很多建议，还警告说，华盛顿这个地方很喜欢先制造名人，然后又把他们拉下台。弗农和他的妻子安妮成了我在这个孤单城市中的好朋友。我下定决心，不能让所谓的“明星地位”影响我在华盛顿的工作效率。我现在还不知道当时为什么那么担心。我一直很忙，那些高调的鸡尾酒会和晚宴，我根本就没时间去。
办公室关系和华盛顿政治暂且不说，有些事情的确会让我觉得，当初选择白宫，而不是政府中其他更高的职位，是个正确的决定。第一个这样的时刻，发生在2月份一个寒冷的星期五下午，布伦特打来电话，说总统要邀请一些苏联问题专家，星期天到肯内班克港镇去，讨论莫斯科当时的局势变化。
“你能不能召集几位专家，到沃克角的总统家里去？”他问。
“是，长官。”我说。但是星期五下午这么迟了，能找到一帮学者吗？我有些绝望。
不过我很快就发现，如果白宫打来电话，助手和家人总是可以帮你找到你要找的人。那个星期天，我在缅因州波特兰的机场见到了另外五位苏联研究专家。我们沿着冰冻的公路前往沃克角，在总统家的卧室里给他做了讲解——那时候他家只有卧室里有暖气。
我第一次与总统当面交流的感觉非常好。他很和善，不住地感谢我所做的工作。“你离开加州，到这儿来帮我，真是太好了。”他说。他这是开玩笑吗？我心里想。他可是总统啊。不过当天我就发现，这不是虚假的客套之词，后来与他的交往也证明了这一点。乔治·H.W.布什是我见过的最和善、最谦虚的人之一。他教了我很多领导艺术。有很多次，如果国外领导人取得了看似没什么了不起的成就，他都会表示祝贺。我开始明白，他这是在建立一种关系，如果他需要国外领导人做些难一点儿的事情，这种关系就有用处了。就连我如果事情做得不错，也会经常收到总统的感谢信，因为他的善意与礼貌，为他工作成了开心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他天生脾气好，在世界政治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时候，这对美国外交是有利的。
苏联和东欧局势发展很快，所以我开始频繁地见到总统。我也因此有了很多不同寻常的经历。到肯内班克港镇后几天，我第一次到了椭圆形办公室，这段经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美国驻苏联大使，那位能干的杰克·马特洛克，回国向总统汇报。能到椭圆形办公室，我高兴极了——简直晕了头。我坐在那个浅黄色的房间里，阳光透过法式窗户照进来。突然，我意识到，会谈已经过了将近三分之二，可我连一个字都没记下来。我赶紧结束“康多莉扎漫游奇境记”。回到办公室以后，我凭记忆做了个记录，发誓以后一定要记住，到那儿是去工作的，不是看热闹。
不过，事情的发展倒真是热闹得很。1989年1月我到华盛顿的时候，怎么也无法预见我后来见证并帮助处理的那些历史事件。1981年，罗纳德·里根上台，一心要向苏联这个超级大国发起挑战，他做到了。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面对日益严重的形势，戈尔巴乔夫开始放松共产党对国内的控制，同时外交上采取更加柔和的政策。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俄语中分别叫做“Perestroika”和“glasnost”，前者意思是“重建”（或“更新”），后者意思是“开放”（或“透明”）。在此过程中，苏联几十年对西方的敌对外交政策一下子被推翻了，国际关系也立即改观。
到1988年，在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的推动下，里根终于相信，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不同于以前的苏联领袖，美苏关系也开始解冻。包括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和鲍勃·盖茨在内的一些人认为，里根对莫斯科的政策太软了点。他们——还有我——对苏联政策的变化仍旧有些怀疑，我们想放缓和解的步伐，看看苏联和东欧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回事。
政策制定者如果要放缓步伐，就会下令进行政策评议。1989年3月，布伦特就是这么做的，他让我做两份评议，分别涉及美苏关系及美国与东欧的关系。我召集了一个跨部门的小组，开始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方方面面进行梳理，大家一周要见两三次面。
不过，在我们讨论的时候，历史已经在向前跳跃发展了。4月份，波兰共产党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不得不召集“圆桌会议”，与莱赫·瓦勒萨领导的地下团结工会进行对话。看来，对话的结果将会达成某种分权协议，团结工会的自由工人们将会获得更多利益，而波兰政府也将被迫举行议会选举。美国应该如何应对，华盛顿内部有分歧。国务院要求大家谨慎，建议对刚刚登上舞台的民主力量采取小幅度的动作。但我认为，圆桌会谈的结果将会成为转折点。我和丹尼尔·弗里德（丹尼尔是一位年轻的外交官，担任波兰司务员）静静地做着自己的事情，同时在鲍勃·布莱克韦尔和鲍勃·盖茨的推动下，我终于说服总统采取了幅度更大的政策。
“圆桌”谈判的最后一天，我们给总统的新闻秘书马林·菲茨沃尔特拟了一份声明。美国不仅会“欢迎谈判达成的协议”，也清楚谈判对东欧自由的意义。马林在上午的发布会上读了声明。不幸的是，参加“圆桌”谈判的人休息了一会儿，吃了午餐，协议并没有完成。不过，他们随后就公布了协议，幸好没有人注意到我们的错误。到后来，这件事情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对于欧洲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变化，美国总统已经坚定地站在了正确的一边。
几天后，布什总统前往密歇根的哈姆川克，就波兰问题做了个演讲。白宫选择这个地方，是为了尊重当地为数众多的波兰裔美国人。我陪总统前往，第一次坐了“空军一号”。回家后，我给爸爸打了电话，把这一天的事情详细讲了一遍，包括在一家热得要命的波兰餐馆二楼吃午饭。不过，我没跟他说，总统把“波兰人民”中的“波兰”（Polish）这个词读错了——他读成了“polish”这个单词，意思是给家具上蜡。总统口误的时候，布伦特转过脸来，对我叫道：“你是不是忘了把那个‘p’大写啦？”我很窘迫，承担了责任，虽然实际上那个“P”是大写的。这是我第一次体会那条名言，后来我也经常把这句话讲给安全委员会的其他人听，那就是：“成功属于总统，错误属于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员。”
接下来两个月内，我们完成了政策评议，总统大抵以此为依据，发表了几次演讲。大家在努力定义美苏关系的新进程——称之为“超越遏制”战略（beyond containment），这个词是我造出来的——不过我们也定下了一系列标准，苏联人要证明改革的严肃性，必须达到这些标准。我们要不停地修改演讲，因为实际上苏联人大步迈进，总是会超过我们原先的“测试”线。此后，连那些最谨小慎微的人都知道，局势真的变了。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苏联人愿意走多远。或者更正确的说法是，戈尔巴乔夫触发的这一系列事件，他还有没有能力制止。
到了白宫之后，各种各样的事情让我忙得不可开交。我仍旧坚持那个老习惯，每天晚上给父亲打电话，我能看出来，他和那位克拉拉·贝莉的关系越来越近了。克拉拉是瑞文斯伍德学区的一位校长，爸爸在那儿做志愿者。凑巧的是，克拉拉也是在伯明翰出生的。她漂亮、文静，经常上浸礼会教堂做礼拜，离过婚，有一个长大成人的儿子，叫做格雷格。动身到华盛顿之前，我就见过她，还注意到，在很多希望得到他关注的女士当中，爸爸好像特别喜欢她。
一天晚上，我给爸爸打电话，他有些吞吞吐吐。“我本来想跟你当面谈，”他说，“可你总是那么忙，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回来。我和克拉拉想结婚。”然后，他突然停了下来，等了一两秒钟，让我回应。可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又说，他对我母亲的爱非常特别，没有什么可以替代。我打断了他的话。“爸爸，这我知道。”我说。我告诉他，我喜欢克拉拉，他们决定结婚，我很高兴。说实话，我从来没想过要质疑他的决定。
正式的婚礼定在1989年7月1日，在帕洛阿尔托克拉拉的家里。我和格雷格是见证人，我还做了安排，在斯坦福教工俱乐部举行招待会。在招待会上，我发现我在华盛顿期间，爸爸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这很让人欣慰。克拉拉显然很适合他；她温柔善良，给他的生命带来了新的光亮。直到现在，我们的关系还很亲密。不过，必须承认，我在婚礼上也有过一丝难过。我很高兴爸爸找到了新的伴侣，但他的婚姻又揭开了那道旧伤疤，让我想起了六十一岁便过早离世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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