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人们对获得终身教职的员工态度不一样。出版的压力还是很大，但感觉要安全得多。这就像律师事务所里的合伙人资格。好多年来你都对自己的未来忧心忡忡，这下大学总算给了你一份终身的工作。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是不太可能丢掉工作的。实际上，这种事情斯坦福只在20世纪发生过一次，解雇的是H.布鲁斯·富兰克林，因为在抗议越战期间，他鼓动学生攻占大学的计算中心。
我知道终身教职制度有争议。很多人认为，这种制度让员工们在以后的日子里都很懒惰，甚至会不负责任。终身教职一般是在员工三十多岁的时候授予的，可以说大学算是签了几十年的聘用合同。不过，我是支持这一制度的，不仅仅是因为我获得了终身教职。制度的初衷是要避免员工在政治上受到压力。制度支持者最喜欢引用的一个例子，实际上就发生在斯坦福。1900年，大学创立者简·斯坦福由于不喜欢爱德华·A.罗斯的政治观点，最终迫使他辞职。人们认为，“罗斯事件”提出了大学学术自由的问题。但今天的大学已经很少有这种担忧了。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学员工一直都是持自由主义观点者居多，这是实情。我坚信，如果员工们的政治观点更加均衡，有一个敢于挑战自由主义正统的氛围，会更有利于学生，而这在今天的大学已十分普遍了。但就算是持保守观点的员工，我想也不会担心因为观点不同而受到惩罚，尽管有保守派同事对我说，他们在政治辩论中会自行调整观点。我觉得根本不必如此。
在我看来，终身教职制度存在的真正原因是，学术成就不可能每年考核一次，甚至不能每五年考核一次。智力上的创造有起有落，一位教师可能三十岁写出优秀作品，然后到六十岁才写出下一部。年轻员工必须在学科的已知范围内证明自己的实力。可以这么说吧，他们必须像儿童学画一样“在线内涂色”。终身教职保障了追求观点的自由——无论观点有多么新颖、面临多大争议——而这种自由有时候会产生重要的知识突破。只要已获得终身教职的员工不忽略教书的职责（这种情况的确经常发生），我相信这种制度对大学及获得终身教职的员工都有好处。
我在华盛顿期间，爸爸在帕洛阿尔托干得不错，我很高兴。他交了很多朋友，在公共服务中心及体育系都很活跃。我们一个星期见两三次，慢慢形成了惯例。我们每天都通电话，但过着各自喜爱的生活。
到1988年初，总统竞选当然成了热门。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是罗纳德·里根政府的副总统，在竞选中成了领跑人，擎起了共和党的大旗。我之前没见过布什副总统，不过我倒认识他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布伦特是外交政策方面的前辈，担任过杰拉德·福特的安全顾问。
我是在布伦特1983年春天访问斯坦福时认识他的。当时，他是里根总统的战略力量独立委员会的主席。总统宣布打算启动战略防御计划（SDI），这是个弹道导弹防御体系，反对者讽刺地称之为“星球大战”。该计划受到了很多批评，苏联、美国的欧洲盟友及美国大部分国家安全专家都认为无法执行、非常危险。在这种背景下，布伦特的委员会就是要联合两党，努力消除政府、国会与外交精英之间的分歧。
在问答环节中，我提出，总统想做的事情还是打算去做，委员会不过是个幌子。“这是政府和国会失职。”我说。我的评论很尖锐，布伦特多少有些惊诧，现在看来，我这话不太礼貌。不过他还是挺感兴趣，活动结束后找我继续讨论。他和我一直保持联系，还派我到阿斯本战略小组，那是个不分党派的研究小组，由资深国家安全专家组成。
随后几年内，我都到阿斯本参加为期一周的夏季活动，慢慢和布伦特熟悉了。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在总统选举中获胜之后，布伦特打来电话，邀请我到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吉姆·贝克也邀请我到国务院工作，担任政策规划办副主任，这个办公室负责监管国务院外交战略事务方面的内部智库。后来，我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工作时认识的比尔·科恩参议员也打来电话——就在“超级碗”比赛期间——他代表国防部长约翰·托尔指派的人，邀请我到五角大楼工作。我去了一趟华盛顿，了解了一下工作的情况，最后决定到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苏东研究室主任。其他工作固然都不错，但我想到白宫工作还是不一样。而且我喜欢那儿的人。我的顶头上司是罗伯特·布莱克韦尔，他以前担任过大使，是政府中的前辈，据说他是官僚政治中的“黑带高手”。罗伯特·M.盖茨我也很喜欢，他是布伦特的副国家安全顾问，我们背景相同，都是研究苏联问题的，而且都有很辛辣的幽默感。
我跟爸爸说自己打算做这份工作，他不觉得意外。“你又要走啦！”他喊道，又开心地笑着，告诉我他没事。斯坦福很惊讶，因为这是我四年中第三次要求请假。不过，吉米·罗斯教务长还是同意我不带薪休假。我准备前往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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