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委员会的国际事务资助项目竞争者很多，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年轻研究者和处于职业中期的专业人士可获得该项目资助，并获得为联邦政府工作一年的机会。我有几个职位可供挑选，分别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具体地说，我想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工作，我觉得以后到非军事机构工作还有机会，但要是还想找军事机构，就不容易了。这要感谢斯坦福的同事斯科特·萨根，他头一年在联席会议工作得很出色，所以军方就同意了我的请求。我跟斯科特说，他们习惯了旁边有非军事人员，这要归功于他；现在，我们来看看，他们是不是能接受一位非军方的黑人女性。
斯坦福又给了我第二年的学术假期，不过有几位同事朋友也有些担心，这是决定我能否获得终身教职的一年，如果离开，恐怕不太明智。有一位说：“不在眼前，就不在心上啊。”
其实我更担心的是，我又要离开父亲。他在帕洛阿尔托已经住了十个月，而其中有三个月我都在外地。我约他在本地一家餐馆见面，一起吃晚餐。我开始说，到联席会议那儿工作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没讲两句，我又停了下来，直接问他：“如果我到华盛顿待一年，你介意吗？”
“不介意啊。”他回答，又问我经济上能不能负担。从他的反应来看，他是真的不介意。他希望我去。
结果呢，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那一年，成了我生命中最好的经历。我在核武器及化学武器小组工作，这个部门主要分析美国需要使用核力量的各种情况。作为苏联专家，我要与大家一起，为某种人们都认为不可想象的战争提供指导。虽然这种情况难以预测，但我们的小组还是必须做计划。因此就会出现一些黑色幽默式的事情，比如小组组长的抽屉里放着一瓶香槟，是在核毁灭前一刻使用的。一旦我们的导弹飞向莫斯科，莫斯科的导弹同时飞向华盛顿，我们的计划就是，打开香槟盖子，大家一起完蛋吧。
我很喜欢跟这些军官们共事，他们大多是陆军中校或海军指挥官，聪明、有奉献精神，都是临时调到五角大楼来做办公室工作的，算是干下一级的活。五角大楼的将军实在是太多了，这些本来可以指挥军事基地的军官们，现在不得不去干一名少尉就可以轻松完成的工作。所有的同事们都期待着离开华盛顿，去指挥军舰或者空中编队。
说实话，1986年夏天我刚到的时候，办公室的人一开始不知道拿我怎么办。第一天，他们说，新来的人必须煮咖啡。他们很可能以为我会吵闹，甚至还会说这是性别歧视。但我就去煮咖啡了——煮得很浓很浓。后来就再也没人让我煮咖啡了。这一年的第一场橄榄球赌赛，我赢了，这也有些作用。体育能帮你立即建立关系。反正总的说来，工作很开心。我加深了对美国军官们的敬重，也交了一些很好的朋友，其中一位是空军中校，名叫迈克尔·海登。多年以后，我们会一起在乔治·W.布什政府中任职，我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及国务卿，迈克尔担任国家安全局主任，后来担任中情局局长。
我第一次遇到科林·鲍威尔，也是在这时候。一天，老板戴尔·威瑟的办公室打来电话。威瑟是陆军中将、联合参谋部主任，负责战略计划与政策，平时态度严厉生硬（但对我挺好）。我到了威瑟的办公室，他说，助理国家安全顾问科林·鲍威尔将军邀请我到白宫去见他。科林已经是五角大楼的传奇人物，我能看出来，威瑟觉得有些奇怪，这个重要的人物竟然要见我。我马上给鲍威尔的办公室打了电话，几周后，我在白宫西厅的角落办公室里见到了他。这是我们友谊的开始。科林向整个华盛顿发出了一个信号，告诉大家我是个值得关注的人。他关爱和善意的举动，我永远不会忘记。
秋天，我个人的健康危机打断了我在华盛顿的工作。一天晚上，我坐地铁从五角大楼回到凡内斯街的公寓，突然感到腹部一阵揪心的疼痛。一开始我以为只是肠胃不适，可一个星期下来，情况越来越糟。我担心是阑尾炎，就请了一天假去看病。医生问了几个问题，做了检查，然后跟我说，这很有可能是子宫肌瘤——百分之七八十的妇女都可能会患上这种糟糕的毛病。他做了安排，咨询了一位妇产科医生，那位医生建议我做子宫切除手术。
这是个可怕的消息。在我的潜意识里，我一直觉得自己会结婚、生孩子。我希望找到那个特别的男人，因为父母的婚姻给我树立了一个优秀的榜样。我一点也不担心婚姻会阻碍我的职业发展。我的父母在家庭生活和职业上都很不错。不过，我跟朋友们也说过（现在还这么说），结婚可不是什么抽象的事情，你必须找到某一个具体的人。要是遇不到合适的人，那么过有意义、有乐趣的单身生活，也很不错。但是，1986年我才三十一岁，以后要是连生孩子的选择都没有，那是很令人绝望的。
当天晚上，我给帕洛阿尔托的妇产科医生打了电话，问有没有其他办法。她建议我回来一趟，见见一位年轻的医生，他正在做一些开拓性的工作，为患这种疾病的妇女寻找其他选择。我给那位医生打了电话，马上就感觉好多了，觉得病情似乎更加可控。他说，没有检查，不敢完全肯定，但做过非常成功的“子宫肌瘤切除术”，可以把肌瘤剔除，保持子宫完整。第二天，我告诉部门主管，说要回家几个星期。感恩节刚过。我说我1月份可以回来。
两天后，父亲在机场接我。在他的公寓里，我平静地把各项检查的情况跟他说了一遍。
“是恶性的吗？”爸爸问。
“恶性的可能大概只有百分之一吧。”我把医生的说法重复了一遍。
“你肯定没事的。”他说。
我也觉得是这样，但还是非常担心：如果你妈妈得过乳腺癌，百分之一就显得严重得多。手术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梦见了母亲，她肯定地点着头，说绝对不会有事。这种预兆，以前不曾发生，后来也没有过。
几天后，我做了手术，手术进行了七个多小时。我在房间里苏醒过来，听见医生说一切顺利。我环顾四周，看见了我父亲，还有一两位朋友。一位是约翰·刘易斯，正咧嘴笑着。我当时神情恍惚，觉得他的脸像恐怖电影里那样扭曲变形了。我闭上眼睛，又睡着了。手术很成功，但康复过程很痛苦。我的消化系统临时关闭，得用一种极不舒服的方法进食，从鼻子里插根管子，一直通到喉咙里。我忍受了两天，最后叫了医生。“你要是不把这个东西拿掉，我就要死了。”我说。幸好我的情况有所好转，他决定拔掉管子——算是稍微提前了一点儿。他说，他担心我心狠脾气大，可能会为了报复他而死掉。
医院里的这些事情让父亲非常疲劳。整整一个星期，他几乎就住在医院里。直到星期五，手术后的第七天，我让他回家休息休息。我计划星期六出院，感觉还挺好。爸爸走后不久，医生走进来，说当天晚上我就可以出院了。因为去华盛顿之前，我把斯坦福的公寓租给了一位同事，所以只好回到爸爸的公寓里休息。
大约凌晨三点钟，爸爸走了进来，把我叫醒。“我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他说，“我打过911了。”我服过止痛药，有点昏昏沉沉地走到客厅里，爸爸刚才就睡在客厅的折叠沙发上。他呕吐过，而且告诉我说胸口痛。很快救护车来了，把他送到了医院。我穿好衣服，给一位朋友打了电话，三十分钟后，他把我送到了医院。
到了斯坦福医疗中心之后，一位年轻的住院医生在急诊室里见了我。他说爸爸正在做检查，有结果他就来告诉我。经过漫长的等待，医生终于出来了，说是一次比较严重的心脏病发作。“接下来二十四小时很关键。”他说。
我给朋友兰迪打了电话，她马上就来了，整个晚上都陪着我，直到星期六清晨。最后，他们允许我进去看爸爸，他很虚弱，但精神却出奇得好。“这可敲了警钟啦，”他说，“我一直都在跟死神捣蛋。”看到他开口说话，精神很好，我松了口气，但还是担心他能不能熬过这一劫。我跟兰迪说，母亲去世才一年多，我不能再失去父亲了。
爸爸的心脏有不少问题，从那时候起，他就有充血性心脏衰竭。而且他还有糖尿病和高血压，所以长期来看，情况并不乐观。但他至少活了下来。他一直跟死神捣蛋，不过至少就目前看来，他赢了。
新年一过，我就回到了华盛顿，继续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工作。我逐渐融入了办公室的日常生活，做好我自己的那些事情，有些比较新鲜，有些只是常规事务。一个亮点是，我有机会到“坦克车”里做一次展示，给主席及参谋长们评价里根总统构想的没有弹道导弹的世界。所谓的“坦克车”，也不过是个比较大的会议室而已，但它在军队里有种神秘的氛围，因为重要的决定都是在这儿做的。我非常兴奋，在展示的过程中，都忘了紧张这回事了。说实话，我经常这样，一件事情结束之前，脑子里不会去想失败的后果。我在“坦克车”里做完展示之后，有一天半夜突然醒了过来。你到这儿来，给军方做事，可是有危险的，我心里想。这可能真的会有后果啊。然后我又睡着了。
几天后，斯坦福政治系主任给我打来电话。“系里投了票，建议授予你终身教职。”史蒂夫·克拉斯纳说。
“噢。我还以为是下周投票呢。”我傻傻地说，根本没意识到这是句没心没肺的话。好在史蒂夫性情随和。“不，是这个星期。”他说，还轻声笑了。
系里的建议，还需要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斯坦福教务长及员工顾问委员会（一个公选的机构，由七位资深员工组成）批准生效。但我知道，他们很少推翻系里的决议。我比较肯定，自己能拿到斯坦福的终身教职。我给父亲和朋友奇普都打了电话。事实是，我一直忙着准备“坦克车”里的展示，把系里投票的事情都给忘了。这一点我感到很庆幸，同事们决定你“生死”大事的时候，是很尴尬的，不在场反而要好得多。
我在华盛顿剩下的日子过得飞快。除了五角大楼的工作之外，1987年春天，我还第一次上了电视，在全国性节目上做点评。一天，突然之间，办公室秘书转来了美国广播公司新闻主持人彼得·詹宁斯的电话。这位著名的新闻主持人说想约我吃个午饭，我有点吃惊。他们在找“新的面孔”，他说，哥伦比亚大学苏联研究教授兼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顾问鲍勃·列格沃尔德推荐了我。我和彼得见了面，获得威瑟将军的许可之后，我答应做美苏关系方面的直播评论。这是我第一次出现在全国观众的面前，我获得了宝贵的媒体经验，同时还结交了一位终身的好朋友，就是已经去世的彼得·詹宁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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