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们处理了几件事务，主要是保险和经济方面的事。爸爸说，他想到伊利诺伊看看奶奶和姑姑。奶奶已经八十八岁了，身体比较虚弱，爸爸就劝她不要来参加葬礼。到伊利诺伊去一趟，对他有好处，但我回到斯坦福，就要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我很担心。于是我建议我们从伊利诺伊直接到帕洛阿尔托去，他可以和我一起住几个星期。我的朋友兰迪到机场接我们。多年后，她跟我说，看见我父亲的时候，她担心他可能熬不过去。“我从没见过这么憔悴不堪的人。”她说。
人们常对丧妻之人说的那句话，很多人——包括医生、牧师、同事——都对父亲说了：“至少一年之内不要做任何决定。”父亲喜爱社交，也受人欢迎，但母亲去世后，他觉得有些不合群。我感觉他在丹佛也没什么乐趣。所以我们达成一致，他先四处看看，如果喜欢，第二年或什么时候可以搬到加利福尼亚来住。
一天晚上，爸爸还在我这儿，我在家里安排了一次小型晚餐。斯坦福的一位黑人同事哈罗德·博伊德请来了几个和父亲年纪差不多的人。那天晚上，爸爸挺开心，随后他又见了大学里的一些人，和公共服务中心主任凯瑟琳·米尔顿成了朋友。这个中心的任务就是让斯坦福的学生获得公共服务的机会。凯瑟琳和我爸爸谈得很投机，他回来的时候，满脑子都是关于斯坦福如何介入社区的想法。
几周后，爸爸说，他该回丹佛了。他说他真的很喜欢帕洛阿尔托，也许会考虑搬过来，不过要先想想。我鼓励他这么做，告诉他现在就我们两个了，应该住到一起。他需要时间做决定，所以我也没催他。9月份我送他上了飞机，但我一直牵挂着他。有几次打电话的时候，他显然喝了酒。我倒不是担心他会上瘾，而是担心他精神状态不好，当然还有身体。他以前的一位学生打电话来说，父亲好像不怎么和大家交往，大家都在想办法，可他总是不愿意出来，这让我更担心了。
我人在帕洛阿尔托，可心在丹佛。我自己的日子也难熬。我全身心投入胡佛研究所的工作，不过悲伤有时候猝不及防。我有很多朋友，也能找到很多事情做，但我觉得心里空空的。表面看来微不足道的事情，都会引起深深的伤感。一天晚上，我在小店里排队结账，看到一位老太太，大约七十岁。她穿着老年人那种舒适的鞋子。我母亲再也不会变老了，我想。离开柜台之后，我跑到车上，抽抽噎噎哭了好一会儿。
9月的第一个周末，兰迪建议我们到外地去看橄榄球。也许能帮我放松一下。这时候我已经是辛辛那提猛虎队的忠实球迷了（布朗队停了一阵子），兰迪喜爱纽约巨人队。这两个队在辛辛那提比赛，兰迪的家人在那儿，也有地方住，所以我们决定去一趟。在辛辛那提的那个星期天早上，我起床后给爸爸打电话，看看他的情况，发现他比前几个星期都要高兴。
“爸爸，你在干什么呢？”我问。
“我在收拾行李啊，”他说，“搬家的人明天就来啦。我星期三到帕洛阿尔托。”
爸爸通过凯瑟琳·米尔顿，获得了大学的访问资助，在阿尔玛公寓村（也就是“月光宫殿”）租了房子。后来我才知道，他已经在和晚餐时认识的哈罗德·博伊德联系了，另外还有洛伊丝·鲍威尔和贝蒂·艾伦。父亲没告诉我他在搬家，哈罗德也觉得有点意外。我当然很吃惊，但非常高兴。我想和我的爸爸在一起。现在，既然他也想和我在一起，我自然开心得很。
几个星期后，爸爸就安顿下来了。他认真地做公共服务中心的工作，并且又开始认识学生运动员，给他们提供建议。和以前一样，父亲很快交了很多朋友。小公寓里塞满了我们家的家具，也成了大家聚会的场所，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尤其是中年女性，还给他带食物来呢。作为回报，爸爸就邀请她们出去吃饭，或者给她们买情人节糖果。大约过了六个月，他问我：“你觉得我这是在约会吗？”这话问得太可爱了。我说是啊，我觉得这是约会，我为他感到高兴。他笑了，后来还是继续约那些女士们——有好几个。但是，他的冰箱上总有一个钩针编织的牌子，上面写着“安吉丽娜的厨房”。
某些时刻，我们还是会感到非常伤心，最糟糕的是母亲去世后的第一个圣诞节。假期好像还可以忍受。我们做了很多我们在圣诞节经常做的事情，两人的房子都装饰好了，还去给家人买了礼物。但是，圣诞节上午，我们点燃最后一根降临蜡烛时，那种心里空荡荡的感觉，像潮水般袭来。我的同事简·特里斯加此前曾邀请我们到他家一起过圣诞。我拒绝了，以为我和爸爸都想单独相处。但当吃完晚饭，我们俩默默地坐着时，我觉得我们必须出去。我给简打了电话，就到他家去吃甜点了。我一直对特里斯加一家人非常感激，他们邀请了我们，并且在那个艰难的日子里给我们安慰。
后来，我认为父亲适应得很好，我也可以更加自由地去外地了。我接受了日本自卫军防卫大学的邀请，到横须贺担任客座教授，为期三周。我以前没去过日本，必须承认，当时到日本去还是有不少困难的。防卫大学是他们的西点军校，以前从没有过女教师。我想在我去之前，可能都没有女人去过他们的校园。一个证据就是，校园里没有女厕所。这个问题学校帮我解决了，他们留出一个卫生间，除我之外，其他人都不许进去。门上有一块大标语，我不知道上面究竟写了什么，但字很多，恐怕不仅仅是说“不许进入”。后来我很高兴地听说，这所学校1992年终于有了第一位女学员。
要适应日本严格的级别制度也非常不容易。级别制度所有的军校都有，但在日本因为文化习俗而更加严重。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也学不会按照适当的角度鞠躬。一天，邀请我的教授对我说，我鞠躬太低了，所以学员们都要使劲把腰弯得更低。第二天，我鞠躬的时候，腰又弯得太少了。日本的语言也有级别制度，地位比较高的女性要称呼地位比较低的男性，很难找到合适的方法。有一位教授邀请我到他家吃饭，他妻子招待我们，但她自己却在厨房里吃，让我非常震惊。
总体上，这些经历让我觉得自己很傻，我每天都盼着回到宾馆那个小小的房间里。我经常说，我痴迷运动，以至于只要最后有分数的节目，我都会去看。在日本，那你就得看相扑锦标赛。实际上，我还慢慢喜欢上了相扑。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就给选手们取了小名，比如弗雷德和托比。直到今天，我还挺喜欢看相扑。
访问快结束的时候，一位教授跟我说，我的教学非常成功。“更重要的是，”他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说，“这向日本人表明，不是所有的黑人都笨。”我知道，这话是恭维我，所以我表示了感谢。幸好，后来我还到日本去过多次，慢慢消除了最初的负面印象。我很高兴地说，现在我很喜欢这个国家，过去二十五年间，这儿发生了很大变化。
回到帕洛阿尔托后不久，我又要离开——这次是到哈佛，到塞缪尔·亨廷顿的国际事务研究中心访学，为期六周。亨廷顿是军民关系领域中的教父。他那本划时代的书，《士兵与国家》，出版于1957年，但仍是行业内最重要的作品。我想认识他，听听他的建议。我也明白，发展这种关系对我的未来很关键。在决定终身教职的时候，大学都会寄信出去，请行业内的知名人士将终身教职申请人与该领域内的其他人士进行比较，然后排名。排名不在前两名的年轻教员，获得终身教职的可能性很小。如果一位资深评委说，“她的研究我其实不太熟悉”，或者类似的话，那情况就很糟糕了。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想办法让塞缪尔·亨廷顿熟悉我的研究。
亚历山大·乔治答应帮我联系塞缪尔，我给他寄去了我一本新书的计划，想比较苏联和美国的军民关系。在计划中，我解释了关于制度演变的观点与亨廷顿所做的研究有何关联，哪些印证了他的理论，哪些地方又会提出质疑。他非常帮忙，很快就回复了，还邀请我到哈佛去待一段时间。
哈佛的经历对我的职业发展非常重要。我在几个班级上做了讲座，发现哈佛学生对我的教学反应也非常好。偶尔我会想到，还是斯坦福更适合自己，因为那儿要随便得多。有件事情我很难适应，那就是在教师研讨班上，必须按照严格的等级次序来提问：先是资深教师，然后是年轻教师，然后是研究生，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最后才轮到偶尔来听的那一两个本科生。
我和老朋友克丽斯坦住在一起，很开心，她的丈夫史蒂夫·梅耶是麻省理工的一位政治学教授。他们住在萨德伯利，波士顿的司机让人害怕，不过我每天好歹也都能赶到剑桥镇。萨德伯利是个奇怪的新英格兰社区，对他们在独立战争中的作用极为自豪。镇上有几家房子，以前都属于爱国者，但从表面上看，没有哪家房子的主人是忠于英国的保皇派。根据史蒂夫的说法，那帮人1776年的时候都是租房子住的。
一天，我回来早了点儿，不小心弄响了报警器。我一边等着警察来，一边想等会儿该怎么解释。就跟他们说我是女佣好了，我心里想。谢天谢地，克丽斯坦的邻居来为我做了担保。事实上，就住房来说，波士顿地区是有种族隔离的。一年后，我到麻省理工的时候，一位教师带着我到四周参观。“这是犹太社区，”他说，“这儿呢，是意大利社区。”他就一直这样说了下去，最后我打断了他的话：“那黑人社区在哪儿？我好安排住处。”公平地说，后来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但我一直觉得，波士顿的种族问题比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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