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后才一天左右，我正在活动室里看电视，母亲走了进来，胳膊和腿上有明显的瘀伤。
“怎么啦？”我问。
“洗衣服的时候，在地下室台阶上摔倒了，”她回答，“年纪大了，身子笨拙。这个月都跌了两次了！”
我以为她就是粗心而已，也没去多想。她做家务的时候，还喜欢穿着高跟鞋。也许是这个原因。复活节过得很开心，然后我就回到了帕洛阿尔托，过完这个学季，我打算夏天什么时候再回去。
然而，7月4日前几天，父亲打来电话。他平常那低沉浑厚的声音这次却在颤抖。“我想我得带你妈妈去看医生了，”他说，“她总是摔跤，好像还经常忘记事情。有一天，她还跟邻居打听亚拉巴马一位朋友的情况，那人十年前就去世了。”
7月5日是我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天。爸爸打来电话，说哈密尔顿医生做了扫描，母亲大脑里有个很大的块状物。医生们认为这是肿瘤，而且无法动手术。自从母亲得乳腺癌以来，我就一直害怕这个时刻。母亲早已过了“五年治愈期”，身体也一直不错。的确，一年前她的肺部有个小瘤，手术摘除了，我们紧张了一阵子。但1984年夏天，她做了后续的化疗，效果还不错。秋天她又回去上班了，我的确担心癌症犯过一次，就有可能再犯，但这个念头被我埋藏在潜意识里。现在，我听到的是最糟糕的消息。
母亲来接电话。“我脑袋里长了个小东西，”她说，“长的位置还不算坏。”
“是啊，妈妈，不过我还是想回家待几天。”我说。
“好吧，别急啊。”她回答。
我到了丹佛，爸爸到机场接我。我们直接去了医院，妈妈正在接受检查。房间里光线昏暗，但母亲却兴致很高。我们聊了一会儿，我并没有发觉父亲此前说的那些思维上的症状。但和哈密尔顿医生的谈话再清楚不过了。我问母亲还有多长时间，他说：“我见过有的人坚持了一年。但不会超过一年的。我很遗憾。”
医生们为她制订了治疗方案。他们都认为不能手术，但相信用药物和放射治疗，缩小肿瘤，能延长她的生命。
我每天都陪母亲到医院接受治疗，但效果令人绝望。她以前那么漂亮的头发，现在都快掉光了。1984年治疗的时候，她就掉了一些头发，我们找到她喜爱的假发时，实际上还是有点开心的。但这次情况不一样了。她的头发几乎全掉光了。看到她手里抓着一大把头发，坐在床上哭，我的心真要碎了。
在丹佛的那四个星期，是我生命中最困难的时候。母亲的脑力显然在减弱。有一天，我看到她坐到钢琴前，却不记得该怎么弹了。我在她身旁坐下，拿着她的手去碰琴键，她又想了起来——开始只弹了几个音，接着就神奇地弹了一首歌，然后她弹了一首又一首。“我还会弹琴。”她说。她开始弹《神知道你能承受多少》的时候，我心里默默地说，妈妈，我也希望这样啊，然后我含着泪离开了房间。
我和爸爸倒不怎么谈这件事。生活的中心是想办法让母亲舒服一点。我们的生活一切照常，7月21日是她六十一岁生日，我们还出去吃了顿早午饭。爸爸想举杯致辞，刚说了句“年年有今日啊”，他就彻底崩溃了。母亲看上去有些疑惑，但并不伤心。看来，她并没有完全明白她自己的情况。
7月底，母亲的姐姐玛蒂和妹妹吉前来陪她，我回到了帕洛阿尔托。我跟父亲说，我得回去几个星期。学校给我安排了校友暑期班，我要上两个星期的课，还要到康奈尔去开个会，我打算这些事结束后，8月中旬再回丹佛。
尽管那时我知道她的病很严重，但我现在觉得，当时自己只是不愿意相信会失去母亲。不知为何，我心里总是期待着奇迹发生，也许我只是不愿意去想那可怕的事实。我给朋友萨拉·唐纳森打了电话，她是医学院的放射科专家，我问她，是不是应该把母亲带到帕洛阿尔托重新检查。她就给哈密尔顿医生打了电话，然后她跟我说，母亲还是在丹佛继续治疗比较好。这个疗程结束后，我们再考虑是不是让她到帕洛阿尔托来。现在我怀疑，她当时知道那样做没有意义，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斯坦福也许有办法。有一天，我在加尔维思楼的办公室里，赫伯·艾布拉姆斯来了。他是世界知名的放射专家，当时在中心工作，研究核战的潜在后果。赫伯听说了我母亲的事情，想看看能不能帮上忙。我想，当时我对母亲病情的乐观估计肯定让他吓了一跳。
“他们说，她得的还不算是最糟糕的脑瘤呢。”我说。
“噢，那你现在一定要回家陪她。别等了。”他回答说。
斯坦福的暑期班，最后一次课程在8月18日星期六。我计划第二天动身，在丹佛停留一晚，看看母亲的情况，然后去康奈尔开会。在伊萨卡待两天，在会上宣读论文，然后就回到丹佛，住上几个星期。秋天不必急着回到斯坦福，因为我的胡佛学术假期开始了。暑期上课，以及会议论文，都有些额外收入，我很高兴。我打算用这点儿钱来帮助父母，因为母亲已经不能再教书了。
那个周末，母亲情况不太好。周六我跟她通过几次电话，她似乎很虚弱，一个句子没讲完就气喘吁吁。
“你怎么不送她去医院呢？”我问父亲。
“她不愿意去。”他说。
晚上睡觉前，我还打了个电话。“她好点儿了。”爸爸说。
几个小时后，电话响了，我从沉睡中惊醒。
“安没呼吸了。”爸爸说。
“什么？”我还没完全醒过来。
“我已经叫了救护车，你妈妈没有呼吸了。”他说。能听出来，他很害怕，不过还算镇定。
“你到医院后给我打电话。”我说。我在黑暗的房间里躺着，祈祷。我一遍又一遍地祈求上帝不要带走我母亲。
不到一个小时，爸爸又打来了电话。“她走了。”他说。
“我一早就赶过去。”我对他说。
“不用急。她现在获得永生了。”他回答。
放下电话，我突然想起来，父亲一个人在医院肯定很孤单。我就给贝弗莉·菲利普斯打了电话，她是我母亲的朋友，两人一起教过书。她答应跟我父亲在医院碰头。我也不想一个人待着，就给最好的朋友奇普·布莱克打了电话。他拿起听筒，我就说了句：“妈妈去世了，奇普。你能过来吗？”他就来了，睡在我家的沙发上，我在床上翻来覆去，想再睡几个小时。我本来已订好了第二天早上到丹佛的航班。奇普开车送我到机场，我登上了联合航空的飞机，开始我生命中最漫长的旅行。在找座位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以前的学生。
“嗨，你这是回家到丹佛吗？”她对我母亲的事情还不知情。
“我母亲昨晚去世了。”我说。然后我又补充道，“我母亲没了。”好像是要对自己重申这一点一样。
贝弗莉到机场接我。父亲在医院门口等我，我们抱在一起，眼泪流了下来。他的第一句话出乎我的意料。“她是一位真正的斗士。她与命运抗争，要跟我们在一起。她是那么顽强地抗争。”他说。这话没错。从第一次得癌症起，母亲就努力不让她的情况影响到我们的家庭生活。她是那么坚强，从不向疾病妥协，有时候还把病情淡化，所以我们才有可能继续家庭生活。
爸爸有很多心里话要一股脑儿说出来。他说，他现在就已经开始想念她了，不过他还是感谢上帝听了他的祷告。
“什么祷告？”我疑惑不解。
“我祈求上帝不要丢下我一个人照顾一个十五岁的女儿。”他回答说。当时我心里前所未有地难过，但我心里的确闪过感激的念头，因为母亲是在我三十岁的时候去世的，不是十五岁。她看到了我长大成人。她看到了我的第一本书，参加了戈尔斯教学奖典礼，和父亲一起看到了我在斯坦福取得的一点儿成绩，为了这一切，我心存感激。
不过，我还是非常伤心。我走进父母的卧室，坐在床边。我环顾四周，到处都是母亲的东西：她的首饰盒、家庭相册，还有那厚重的红木家具，一直是她喜爱而骄傲的东西。这时候，发生了奇怪的事情。我感觉到母亲的灵魂挣开尘世的羁绊，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分明感觉到有人离开了房间。她去世前，我没来得及回家见她一面。在某种意义上说，她是不是等着我呢？那是个神秘的时刻，我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描述。可是，突然之间，我心里平静了：使徒保罗称之为“穿越一切领悟的宁静”。我跪下来，祈求上帝照顾母亲永恒的灵魂。
我和爸爸为妈妈举行了一个很小的葬礼，第二天才在报纸上登了讣告。除了家人和亲戚之外，母亲的好友并不多，举行公开葬礼不太合适。亲戚朋友大约来了五十人——包括她的兄弟姐妹和亲戚，先在山景大道长老会教堂聚齐，然后到公墓去。我们让她优雅地安息，给她穿上一条灰黑色的裙子和一双很高的黑色的高跟鞋。她经历过很多苦难，但看起来仍旧很漂亮。很久以前那位漂亮的年轻教师的模样，现在仍然能够想象出来。有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也许我该给她穿件红色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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