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本身倒没什么特别难忘的地方。这次父亲没有加入丹佛员工的行进队伍。他说想和母亲坐在一起，但我怀疑，他大概已经觉得和大学疏离了，这让我很担心。
几个朋友从外地赶来参加典礼，从丹佛来的就更多了。典礼结束后，父母在我们最喜欢的餐厅设宴。席间，爸爸想举杯致意，却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他才镇定下来，说：“我和你母亲一直相信你与众不同。你是神的孩子。”这话父母以前对亲戚朋友们说过，总会让我觉得不好意思。我想弱化一下他的意思，说了句“我们都是神的孩子”之类的话。但是，在这个毕业典礼之夜，爸爸可不会轻易放弃这个念头。他不停地重复这句话。最后，我只好换个话题，谈谈大家送给我的礼物，开开玩笑。我说：“你们送的，怎么都是家居用品呢？”真的是这样。我收到了艺术烛台、亚麻织物，还有一套漂亮的银制餐具。“你们把这当成订婚仪式了，是吧？”我开了个玩笑。
回到斯坦福之后，我搬到了新的住处。我和格洛丽亚·达菲一起租了房子，就在校园附近。房子很旧，经常需要修理。有一天晚上下雨，回来之后，我发现热水器坏了。还有一天晚上，我回来发现房子里冷得要命，原来那台旧取暖器报废了。不过，和我初到斯坦福时在帕洛阿尔托租的小套间相比，这幢房子可要大多了。只要各种设施不坏，住在这里还是不错的。
在斯坦福的第一个学季，我不需要上课。这并不鲜见，因为学校要让新来的助理教授站稳脚跟，然后才去面对斯坦福的学生。不过第一学季之后，我就要上三门课。遗憾的是，研究生院并没有教我们如何上课。少数表现不错的研究生会给教师们当几次助教，仅此而已。研究生阶段的整个教育过程，都以积累研究成果为主。精英大学聘用助理教授，都要以研究成果为基础。那时候，没人去管应聘的人会不会教书。说实话，现在也还是这样。
我和海因茨专门谈了一次，商量上哪三门课。显然，我可以开一门课，讲军民关系，这是我博士论文的题目。我说，我还可以开一门课，讲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政策。但除此之外，第三门课讲什么，我真的没头绪。海因茨问，我能不能教“精英政治”。我马上说能，但我真的不知道这种课究竟要干些什么。海因茨察觉到了我的不安，说：“春季的时候，我们俩一起上这门课吧。”我感觉如释重负，很高兴地答应了。冬季我教有关民间和军方关系的课程。春季我教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政策，同时和海因茨一起教精英政治。
冬学季快到的时候，我发现关于民间军方关系的课程，没有列入课程目录。我是通过特殊途径招聘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后续的常规程序没有跟进。尤劳不好意思地说，系里会对我的课进行广泛“宣传”。1月份到了，有六位学生——没错，就六位——注册了我的课。而且，因为这门课是后来才加进去的，所以没有教室。在斯坦福上课的第一天上午，我走到校园另外一边，到旧化学楼去见我的六位学生。教室里甚至还有那种可以滑动的旧式黑板，还有一张元素周期表。我在圣玛丽学院上萨特太太的化学课时用的就是这种教室，此后都没见过。1989年那场大地震之后，这幢老楼就不能用了。1995年，在担任教务长期间，我下过拆除“老化学楼”的命令，当时心里曾有过怀旧的伤感。不过，其他人对这个校园古迹有更美好的记忆，所以至今还保留着，四周用木板围住，等着推土机来拆掉，或者等人慷慨解囊予以修复。
1月的那个上午，刚上课的时候我心里很害怕。众所周知，斯坦福的学生善于向教师们证明谁更加聪明——当然，结果往往是他们更加聪明。这门课一个星期上三次，我必须全力以赴，经常要工作到半夜，一遍一遍阅读我布置下去的材料。每天我都累得筋疲力尽。
学季开始后两个星期，我第一次参加了系教师会议。我看看四周，都是这个领域内的知名人士——西摩·马丁·利普塞特、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罗伯特·诺斯、海因茨·尤劳、亚历山大·乔治等等。我心里又想，“聘用我，他们是不是犯了个错误？”这时利普塞特望着我，笑道：“第一年教书，不好过啊，是吧？”我也笑了。他说得一点儿没错。
这一学季下来，我开始习惯了系里的生活。由于系里只有两位女性——朱迪·戈尔茨坦和我——而且我俩都是初级教员，其实生活并不容易。而海因茨依然经常称呼全体教员为“先生们”。终于，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教书还是很不错的。第一批学生给了我很高的评价，第二年教这门课的时候，课程排名升到了五十。到了第三年，选修“政治中的军事角色”的课程人数已经超额了，最后我只能选一百二十名学生。
在上苏联与第三世界关系课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一位黑人女孩，她戴着一顶象征非洲解放的红黄黑绿四色帽，怀疑地打量着我。上了几个星期的课之后，这位年轻的二年级学生，詹达伊·弗雷泽，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你说的东西，我不太喜欢，”她说，“但我想你说这些话是有根据的，也教了我很多东西。”后来，詹达伊在我的指导下获得了斯坦福的博士学位。她先后担任过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非洲专家、美国驻南非大使、国务院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都在布什总统八年任期内。现在，她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教授。从那时起我开始指导学生，他们至今仍和我关系紧密，比如科瑞·斯卡克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都为我工作过。
总体说来，我第一年干得不错，尽管非常辛苦。除了教书之外，你还得努力去做研究。三年后就必须面对那场关键的评审，你必须在此期间证明自己的价值，对新的员工来说，压力是很大的。有些年轻教师博士尚未毕业就开始执教，这并不罕见。我算比同辈们提前了一步，因为我的毕业论文已经完成，现在正在润色，打算发表。
我原计划这一年修改论文，再寄给出版社评审。我请约翰·刘易斯和亚历山大·乔治阅读原稿、做出评价，然后我再开始修改。他们两人都建议我直接寄出去，不必修改了。我觉得这可能有风险，但还是听从了他们的建议，把稿子寄给了三家大学的出版社。
让我很惊讶的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同意以书的形式出版我的论文。编辑桑迪·撒切尔告诉我，修改还是有必要的，不过他们马上就可以签订合同。普林斯顿是各大学出版社中的佼佼者，第一本书能由他们出版是很难得的事情。
第一年中，我有意去认识大学里的主要领导人物，要求见校长唐纳德·肯尼迪以及后来的教务长吉米·罗斯。一名助理教授突然要求见面，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觉得奇怪，不过就算有这种感觉，他们也没说出来。两人都很重视，好像和我见面是他们这天最重要的事情一样。后来，我也会建议年轻员工多主动接触大学里的人，多听别人的指导。父亲用他自己的经历教会了我这一点。虽然身处种族隔离的伯明翰，克雷·谢菲尔德仍然为父亲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和建议。莫里斯·米歇尔和约翰·布莱克本也是帮助父亲成功的关键人物。有人认为你的榜样应该“看起来和你相似”，我从不认同这种观点。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绝不会有第一次了。我的朋友及邻居萨莉·赖德要是等着别的女性开头的话，就永远不会成为宇航员。有个女性或少数族裔的榜样，当然是好事。但重要的是，要有关心你的导师，而导师是不论肤色的。因此，多年后担任教务长时，我总要想办法抽出时间，和提出要求的年轻员工见面。很多的确提出了面谈的要求——其中有不少白人男士。
我在武器控制中心的工作也进展顺利。我喜欢行政工作，在教学和科研之余，做做行政是很好的调剂。我的社交生活是以加尔维思楼的人为中心的，这是个有点奇怪的群体，有美国国际安全专家，也有亚洲的访问学者。还有几位来自日本自卫军的上校，我和他们成了好朋友，让我对日本军方有了很多了解，当时日本军方还是比较封闭的，要获得相关知识并不容易。
最不同寻常的，还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的访问学者，加尔维思楼最值得记忆的一些时刻，和他们有关。其中有一位工程师，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前，曾参与中苏之间的核合作。如果有俄罗斯人来访，他就会说他在苏联军事设施内工作的经历，用的是流利的俄语，让那些俄罗斯人大惊失色，他很喜欢这样做。
还有一位周女士，每天穿着蓝色的中山装到中心来。我们知道，实际上她是党的“委员”，派来监视其他中国学者。有时候，她看起来好像对在加利福尼亚看到的情况不太满意。有一天，她路过我的办公室，说她刚刚看了《飘》，她认为，这部电影显然是关于资产阶级压迫黑人的。大部分人都认为电影就是白瑞德和郝思嘉之间的爱情故事，但我没有这么反驳她，而是问她，是不是对美国的黑人历史感兴趣。“没什么兴趣。”说着，她就走了。
约翰·刘易斯家几乎每个月都有晚餐、派对和“唱歌”，大家聚在一起，唱一些老歌，比如大萧条时候全国流行的《哈里路亚，我是流浪汉》。这种社交活动比较奇特，但大家都很热忱，我也有了一个关系亲密的小团体，找到了归属感。我和温迪·弗里曼这位在加尔维思楼遇到的年轻亚洲专家一起，在大学和旧金山的音乐会上很快交到了一些新朋友。
斯坦福的体育运动也是个亮点。我和大学新闻系的兰迪·比恩一起买了橄榄球季票。兰迪和我一样，也是布道牧师的孩子，她父亲和我父亲一样，从小把她培养成了疯狂的运动迷。我们下午会到斯坦福体育馆度过开心的时光，看约翰·埃尔维打他的大四季度赛。接下来就是篮球赛的季票。兰迪后来成了我最亲密的一位朋友。我们还挤出时间去运动，认识了南茜·哈贝尔，她刚从斯坦福毕业，也是苏联方面的专家，她家里有个网球场。我还认识了体育系年轻的助理主任基恩·华盛顿。基恩长得很英俊，以前是全美职业橄榄球赛的外接手，曾在斯坦福打过球。一天，他问我想不想打网球。我跟他以及其他人说过，我会让他赢，因为我想让他请我吃饭。他的网球打得很好，很可能是真的把我给打输了。不过他真的请我吃了饭，我们还约会了一段时间，后来成了好朋友，一直到现在。
我还重新开始了宗教生活，虽然最初是通过浸礼会，而不是长老会。说实话，由于搬家，我已经慢慢抛弃了每周上教堂的习惯。一个星期天上午（本来我该去做礼拜），我在“好运”超市买东西。一位名叫戴尔·哈梅尔的黑人男子，走到超市的调料区来跟我说话。他说来买东西准备教会野餐，在耶路撒冷浸礼会教堂，那是个古老的黑人教区。帕洛阿尔托的黑人不太多，所以听了他的话，我有些惊讶。我们闲聊了一会儿，然后他问：“你会弹钢琴吗？我们需要个弹钢琴的。”我说会。不到一个星期，我就去给教堂的唱诗班弹琴了。我对福音音乐不太擅长，但还是给耶路撒冷教堂弹了大约六个月的钢琴。既然神的手臂都伸到了“好运”超市的调料区，我决定还是去找一个好的长老会教堂，每周去做礼拜。不久，我加入了门洛公园长老会教堂，此后就一直在这儿做礼拜。斯坦福和加利福尼亚看来都很适合我。
不过，老家丹佛却有些麻烦。丹佛实际上并不完全适合母亲，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母亲的工作做得很好。她在戈夫中学教书，而且就快拿到丹佛大学国际研究学院的硕士学位了，我的博士也是在这个学院读的。这个学位是通过国际关系教学中心授予的，主要是培训中学老师教授国际关系方面的课程。她很喜欢丹佛的学业，而且这也拉近了她和我的距离。她成绩很好，她的辅导老师——我原来的同学史蒂夫·拉米——还建议她和她的团队出版他们编辑的课程材料。看着她在职业上取得进展，真让人开心。1982年夏天，我回到丹佛参加了她的毕业典礼。
不过，爸爸的日子有些难过。1982年秋天的一个上午，我在加尔维思楼上班，接到了他的电话。显然，他情绪不好，说大学通知他，已经没有他的工作职位了。罗斯·普里查德当了校长之后，爸爸想在新的管理层中找个位置，就接受了宗教生活主任的职位。实际情况是，丹佛校园的宗教氛围不浓，他也没什么事情可做。他想组织一个校园牧师的松散社团，偶尔在“父母周末”等特别活动上主持宗教仪式。但爸爸在丹佛显然被边缘化了，这次听到这个消息，倒也并不意外。罗斯·普里查德甚至都没亲自来说这件事，而是让人力资源部门的主管来通知。
“还能工作多久？”我问爸爸。他说，这个学年结束，他就要离职——大概还有六个月吧。离职后，他的医疗保险就没了，这让他特别担心。丹佛公立教育系统给母亲办了医疗保险，但如果把父亲也加进去，就会非常贵，因为他之前的健康状况欠佳。我建议他向丹佛申请退休，这样可以保留医疗保险和养老金。我们请了一名律师，做了一个像样的方案。虽然爸爸的工作年限没达到退休的要求，学校还是称之为退休，而不是终止聘用，不过他必须自己支付医疗保险金。
我对大学的做法非常愤怒。过了很多年，等罗斯·普里查德下台了，我才重新认可我与丹佛大学的关系。他们要我接受颁给杰出校友的埃文斯奖时，我提出了条件，要对我父亲的贡献予以认可。为了纪念我的导师克贝尔博士，国际研究学院后来改了名字，我到现在对这个学院都非常支持，但我不觉得和丹佛大学有什么密切关系。
爸爸出现这样的情况，其他事情也都乱了套。父母1978年买的房子，两人都拿工资的时候就有压力，现在根本就负担不起贷款。父亲出于自尊，不愿意给银行打电话，所以我替他打了。他找到了一位买家。那年春天，我回到丹佛，帮助爸爸妈妈找了一套很小但还挺不错的公寓房，离原来住的地方不太远。看着他们把那些家具，尤其是那架大钢琴，塞进小小的客厅，我感到非常伤心。妈妈一直想有自己的房子，好不容易买了，没过几年又要卖掉。我们都假装这样更好，反正我不在家里，他们也用不着大房子。以前那幢房子要花很多功夫去维护，这倒是真的；爸爸现在还不用爬楼，膝盖不会疼，也挺高兴。然而，卖掉房子对母亲来说是一剂苦药，父亲则为此感到窘迫和愧疚。对我来说，这证明父母在我身上投资很多——滑冰、钢琴、圣玛丽的学费等等，花了很多钱，所以他们才会经济拮据。
时间久了，父母慢慢适应了新的生活。母亲继续教书，大部分经济压力由她承担。父母开始做一些咨询工作，积极参与一家非营利机构的事务，为遇到麻烦的年轻人提供建议，帮他们找工作。他很喜欢“科罗拉多奋进”组织，但他的工作几乎没有报酬。爸爸一直在找新的工作，但没什么结果。他仍旧保持着尊严和幽默感，他说，多年来他给那么多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提了不少建议，现在自己总算用得上了。“当初他们肯定嫌我烦，想要我闭嘴，”他说，“现在我能理解了。”
我力所能及地在经济上帮助父母。1982年到1984年，每个感恩节他们都到加利福尼亚来看我。我帮他们付路费，说这是提前给他们的圣诞礼物，以免他们觉得不好意思。偶尔，如果我有了一点儿额外的收入，比如做个演讲或者发表文章拿到了稿费，我就悄悄给他们付张账单。
不过，我也有些经济压力，因为1982年秋天，我决定买房子。我拿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图书出版合同，相信能通过三年期的评审，继续在大学工作。我决定满足自己拥有房产的冲动。北加利福尼亚的房价简直疯了，但年轻教授如果买房，斯坦福会提供慷慨的资助。我需要提取爷爷留下来的一小笔基金，帮助支付首付款，就给特雷莎姑姑打了电话，她非常吃惊，问我是不是想清楚了，是不是真的要买房子。
“房子要多少钱啊？”她问。
“十二万四千美元。”我回答。
“你不觉得这超出了你的能力吗？”她有些生气。
那时候，特雷莎姑姑住在伊利诺伊州的爱德华兹维尔，她的房子有五间卧室，而我的公寓在斯坦福校园旁边，只有两间卧室，一个卫生间，还没有电梯，但我敢肯定，她的房价还不到我公寓的一半。幸好，父亲说服了她，说这是合理的房屋交易，于是我就买下了皮尔斯·米歇尔公寓七十四号。我很喜欢这个小地方，虽然站在客厅里，整个公寓就一览无余。有好几个月，我买牙膏都要预支信用卡，不过长远来说，买房子还是划算的。
接下来几年对我来说当然要轻松一些，我在斯坦福的表现也很好。我的第一本书《不可靠的忠诚：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出版了。1984年圣诞节，我很高兴地把第一本样书送给了母亲。书评还不错，行业内的领军刊物《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发表的书评，对我的书评价很高，这是最重要的。在随后的三年期评审中，这篇书评起了关键作用。
我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获得认可，还应邀参加了在意大利贝拉吉奥举行的“新面孔会议”。这可真是不错的经历，因为会议为期一周，在科莫湖畔一幢非常漂亮的别墅里举行。我还抽时间去了米兰，给母亲买了一只漂亮的菲拉格慕手提包。她说，从没人送她这么漂亮的东西，所以她上哪儿都背着这只包。能为她做点真正特别的事，我也很高兴。
后来，学年快结束的某一天，我坐在办公桌旁，校长办公室打来了电话。校长助理琼·菲特说，我获得了戈尔斯教学奖，这是斯坦福大学的最高荣誉，会在毕业典礼上颁奖。她还问，我的父母愿不愿意来，费用可由大学支付。我找了个他们两人都在家的时间打电话，跟他们说了这个消息。我没亲眼看到，但我知道他们俩都哭了。对我们三人来说，这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几个星期后，他们参加了毕业典礼，仪式在斯坦福棒球场举行，头顶上是蓝天白云，那是我们一起度过的最开心的时光。
典礼结束后，很多同事来向我表示祝贺，他们是真的为我感到高兴。不过，总是有人说风凉话。有一位资深的教授，名字我就不说了，他说：“祝贺你获得戈尔斯奖啊。不过现在大家都知道你是个好教师，你就永远得不到终身教职啦。”我吓了一跳，心里想，这真是蠢话。不过，我明白他的意思。这么多年来，情况有些变化，但出色的研究型大学，主要还是根据员工的研究能力来决定是否给予终身教职。我当助理教授的时候，如果你书教得好，有人就会认为这是你学术上不够努力的表现。一名年轻的员工，怎么可能两样都行呢？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愿意任凭他把这盆冷水浇到我头上。“噢，对啦，”我说，“我想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那份图书合同也许能起点作用吧。”他就不再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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