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母大学的一位朋友，米歇尔·詹姆斯，打来电话，说她的男朋友埃里克·佩尼克是丹佛野马队的球员，打完第一场表演赛后，他准备请一些朋友聚一聚，问我愿不愿意来。显然，米歇儿是想喊一些女生去，我有点担心，因为埃里克有“坏男孩”的名声。不过我还是同意了。
野马队表演赛结束后，我们与埃里克的一些朋友见了面，都是新队员。晚上的聚会简直是灾难。埃里克带来的队员，对我来说太吵闹了些——而且太粗俗了。我们到酒吧里跳舞，然后他们没钱了，让女孩子们为第三轮和第四轮的饮料买单。可是，米歇儿后来又发现，他们回家的路上，还是有钱上了一趟麦当劳。那个晚上似乎很漫长，凌晨两点后，总算回到了家里。
第二天，米歇儿打电话，说埃里克的另外一个朋友，头天晚上见过我，想见我。“米歇儿，”我说，“现在我还愿意和你说话，你和埃里克就应该感到幸运了。”她一再坚持，说里克·厄普丘奇不在头天晚上那帮讨厌的家伙之内，他真的是个很不错的男孩子。我同意再给埃里克一次机会。我们四个人出去了，我发现自己很喜欢这位来自明尼苏达大学的第四轮备选队员。第二天，我跑到杂货店去，到《斯特里特与史密斯》职业橄榄球手册上找他的名字。说实话，我是想看看他会不会被球队选中，能不能在丹佛待一段时间。
从杂货店回家的时候，里克开着他那辆蓝白色的雪佛兰过来了。他到我家里，见了我父母，他们都觉得他非常礼貌。我们开始经常见面，几乎一天一次。
不久，我就开始过上了橄榄球员“妻子”的生活。每个星期天，我去做礼拜，参加山景大道长老会教堂唱诗班。要是野马队在外地打球，我就和其他“妻子”们一样，坐在家里看电视转播他们的比赛。如果比赛在本地，父母就开车把我送到比赛场地。我坐到“家属区”，旁边的那些球员妻子们成了我的好朋友，有些到现在还是，比如薇琪·赖特、戴安娜·卡特和乔伊斯·摩西。这个区的观众总是很紧张，一直担心球员受伤，那职业生涯就完了，也许还有生命危险。还有一个紧张的原因。每个女人都要注意丈夫“出轨”的任何细小信号。一旦这个区出现一位大家不认识的女孩子，总会有人去调查一下她是谁，她的票是谁给的。陌生人是不受欢迎的。比赛结束，球员总要见很多女人，但不是他们的妻子，这种景象提醒我们，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一直是个自信的人。但想到比赛过后总会围上来的那些女人，我却感到极不安全。
里克是个好人，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可以嫁的男人。我们俩非常合拍，他也很喜欢我父母。有一天晚上回家，我还看到里克和我父亲在地下室里打弹子球。我不在家，里克也经常去看我爸爸。我的个人生活非常顺利，可我却找不到工作。1975年经济衰退，我很快发现，我在苏联研究方面的专长在丹佛派不上用场。我考虑过到华盛顿特区去，可我又不愿意离开丹佛，丢下里克，丢下我的幸福生活。霍尼韦尔公司挺有希望，可我还没来得及抓住这个不错的机会，公司就重组了。丹佛大学的采购部答应给我以前的那个办公室职员的工作，可那好像是后退了一大步。我决定去教钢琴，就这个有市场。我，还有我的父母，都清楚其中的讽刺意味：我现在竟然别无选择，只有去做我一直害怕的事情——当钢琴教师。
一天晚上，我在房间里正听着忧伤的歌曲，觉得自己很失败，这时父亲走了进来。他说，他相信挫折是暂时的，不过他在想，如果做我想做的事情，那么我受的教育够不够呢？他知道我申请过法学院，也被包括丹佛在内的几所学校录取了。“你想当律师吗？”他问。我说不想，不过我相信法律方面的学位对就业来说肯定有用。我当然不想去拿博士学位。本来我还可以加上一句：那结局就像特雷莎姑姑一样，把同一本书读上二十五遍。“好吧，”爸爸说，“无论你决定做什么，我和你妈妈都做好了帮助你的准备。”这话他不说我也知道，不过他说出来我还是很高兴。
圣诞节前的一天，我去看克贝尔博士，打个招呼。从圣母大学回来之后，我还没去看过他。那天下午下着雪，很冷，克贝尔博士穿着毛衣开衫，坐在角落办公室里，抽着总是随身携带的烟斗。他问我现在干什么，我就把前前后后的事情一下子都说了出来。我想当苏联方面的专家，但我不想去读博士。也许我会去上法学院，但我又不想当律师。“坦白地说，”我说，“我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这么多年来，我见过我很多学生经历这种自信的危机。我自己也经历过，这能帮我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建议。有一句话父亲和克贝尔博士都跟我说过，我也跟无数学生说过：“不想当律师，就不要上法学院。”
所以我没上。克贝尔博士的建议有用，他让我冬季开学时先听几门课。我没必要一定去攻读博士学位，但不妨先看看是否还喜欢研究生学业。我了解到，有个公共管理方面的硕士学位，听起来还可行，我想也许春季可以学这个。于是我又去听课了，回到学校，真的很开心。
那年冬天，特雷莎姑姑来访。黄昏的时候，我们俩坐在客厅里，等父母下班回家。她问我读研究生是不是开心，又说我看起来倒挺好的，尽管这事不会有任何用处。我们关系不亲密，我讨厌她的语调，也不喜欢听她不停地讲述她在威斯康星攻博士学位时的酸甜苦辣。她讲了她经历的各种波折，还有她1961年在利比里亚大学做访问教授的情况。我开始觉得，她的职业生涯倒真的很有趣。接下来她说的话对我一直有影响：“康多莉扎，你要是不读博士，以后永远会怀疑，我当初究竟能走多远呢？”
我好好想了想，又去咨询了克贝尔博士，春季还没结束，我就已经注册成为丹佛大学国际研究学院的博士生了。噢，对了，我还在继续教钢琴，不过目的不一样了，是为了支付研究生院的费用。
赛季结束后，里克·厄普丘奇回到了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继续完成学业。所以，我重新开始学习的时候，他不在这儿。我们又开始约会，像以前那样海誓山盟。但里克的生活有些复杂——有些责任他必须去履行。迄今为止，他仍旧是我认识的最善良的人之一，但正如一位朋友所说，“他手里的活儿太多了”。我们的关系平静地结束了，但我们还是朋友。
实际上，我仍旧和野马队队员以及他们的妻子交往，我父母也和他们交往。父亲和几位队员成了朋友，给他们提建议，算是这些年轻人的代理父亲，其中不少年轻人从没经历过这种关系。约翰·赖斯对年轻人具有罕见的吸引力，这一点我一直很佩服。
第二年，我全身心地扑在丹佛的功课上，也非常享受和新同学的关系。丹佛的学生非常国际化，我的很多同学后来都在国际政治领域内从事重要职业。还有个好朋友，是从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流亡过来的，他叫埃拉尔多·穆尼奥斯，后来我们还有过交往。他担任智利驻联合国大使期间，我是国家安全顾问，在伊拉克战争初期，他曾帮助我维持圣地亚哥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稳定。
我最好的朋友是克丽斯坦·吉布森，也在丹佛读研究生。她学习苏联专业比我早，俄语很熟练，指导老师是克贝尔博士。克丽斯坦是个人物，和我一样也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但头发是浅黄色的，留着四英寸长的指甲。我们常笑着说，我们读本科的时候不认识是件好事，否则肯定会恨对方的。克丽斯坦喜欢蓝色磨砂牛仔裤、绿松石首饰和摇滚乐队。我喜欢“伯伯加奴”鞋子、珍珠首饰以及匹配的毛衣和裙子。不过，我们都喜欢“齐柏林飞船”这种锐利的硬摇滚乐队。我们都是研究生，有很多共同点，她成了我最好的姐妹。
1976年秋天，霍拉斯·道森大使——当时级别最高的黑人外交官之一——邀请我父亲对美国新闻署进行外部评审。我们觉得，这是我接触华盛顿的好机会。所以我和母亲陪父亲到华盛顿待了六个星期。丹佛开学要到9月底，所以我只缺了两个星期的课。这是值得的，因为霍拉斯·道森成了我的导师和朋友，一直到现在。他坚持要我夏天的时候申请到国务院实习。我听从了他的建议，不久就获得了我第一份有薪水的国际关系工作。
总体说来，丹佛的一切都非常顺利。我开始准备博士资格考试，一个要求是写一篇完整篇幅的研究论文，我就写了苏联的政治与音乐，探讨约瑟夫·斯大林极权政策对普拉科菲耶夫和肖斯塔科维奇等作曲家的影响。我终于找到了把音乐和政治这两个兴趣结合起来的方法。
1977年春季开始，克贝尔博士要见我。他看起来非常糟糕，我发现，他平常那红润的脸色现在成了明显的黄色。克贝尔博士说，他当天下午要进医院，问我能不能接他本科生的课。这个学季刚刚开始，我说当然行了，我一直上到他回来为止。他说，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这次谈话真的让我很紧张。结果我发现，上课要花很多功夫，实际上我不是非常喜爱教书。不过我干得挺好，简历上多这么一个经历也很不错。
不久，我离开丹佛，到国务院实习。搬进我第一套公寓，真的很兴奋。那是米歇尔塔公寓楼中的一个小套间，公寓楼位于二十一大道和F街上，离国务院不远，后来被拆了，盖了新的乔治·华盛顿大学。现在想来，地方很破旧，但那是我第一套公寓，我很喜欢。很多年轻外交官临时到华盛顿来办事，也住在那儿，我认识了几位。有一个女的，是秘书，叫伊丽莎白，1975年西贡被攻陷的时候，她在当地的美国使馆。她讲述了一些罕见的故事，比如焚烧机密文件，乘坐最后一批直升机撤走，飞机起飞的时候越南人就挂在机舱门上。四年后，伊朗革命期间，我在看电视上美国驻德黑兰使馆遭袭的报道时，就看到伊丽莎白从房子里面跑出来，还有革命卫队允许离开的其他妇女。我心里暗暗记住，凡是伊丽莎白工作过的使馆，我都不去：她的运气糟糕透了。
实习工作本身非常枯燥。我被派到教育和文化事务局，参与一项研究苏联在第三世界文化项目的课题。这个理念今天看来比较奇怪，但当时大家担心莫斯科派波修瓦剧团和莫斯科交响乐队前往非洲及拉美国家表演，可能会赢得这些国家年轻人的支持。实习后期，我参与的工作是古巴士兵在苏联接受教育的问题，这是件更加紧迫的事情，也十分重要，因为当时大家都很担心苏联会渗透到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非洲好望角，而在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有很多古巴士兵仍在为莫斯科作战。
总的说来，实习经历很美好，主要是因为我的上司们对我感兴趣，让我了解了外交官的生活。我喜欢华盛顿，每个星期六早上都要到水门面包房吃面包、喝咖啡。我在水门也只能吃得起这个。但对那些事情记忆深刻，这很有意思。很多年后，我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及国务卿，在水门住了八年，似乎仍旧能够闻到那些黏乎乎的圆面包发出的香味。
实习的那几个月里，我开始确信自己今后不想进入外交部门，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感激大家的指导。当时的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来给我们讲话，我印象尤其深刻。多年后当国务卿的时候，我也强调实习生的参与。“我对大家说，对实习生要好一点，”我总是告诉他们，“你永远不知道，将来他们会做什么。”
离实习结束只有几周时间了，我接到了克丽斯坦的电话。克贝尔博士病重，可能当天晚上都撑不过去。我惊呆了。我还以为他得的是肝炎，看来肝炎只是附属症状。他的肝脏有别的毛病，发展很快。他女儿马德琳打来电话，问我能不能赶回去参加葬礼。我拒绝了，解释说我要给助理国务卿做一个重要的夏季总结汇报。马德琳说，她能理解。我送了花，但没能赶回丹佛，对此我感到非常内疚。直到现在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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