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克贝尔博士是独一无二的，他去世后那大半年里，我茫然无措。在选择学位论文的题目方面都毫无进展，更不要说做论文了。我在学术上投入的时间大幅度减少。没了克贝尔博士，我和克丽斯坦都陷入深深的失落，只能相互安慰。我们先在图书馆待几个小时——其实没几个小时，然后一起去吃午饭，吃的时间很长，吃完后不久，也就该吃晚饭了。我们几乎每天都这么度过。
要是不和克丽斯坦一起混时间，我就抽空去打网球，这是我开始的一项新运动。我开始觉得，花样滑冰这项运动不适合成年人——你总不能邀请一个人跟你一起滑冰，然后你转个不停，却任凭他们在冰上东倒西歪吧？我加入了一家不错的网球俱乐部，其实我没那么多钱，但我很喜欢和我的双打搭档琳达·廷尼以及查伦·雷诺兹一起打俱乐部球赛。我们靠大力发球和力量，也赢了一些比赛。偶尔我们会遇到一些不慌不忙的对手，他们只要不把球打出界就行了。这种比赛我们经常会输掉，因为我们耐心不够。
我喜欢竞争性的比赛，发现网球才是适合我的运动。滑冰的时候，我起跳后的平衡总是有问题，但打网球，我的身高就是优势了。我问爸爸，这么好的运动为什么不早点带我去学，因为他自己也打网球。他提醒我说他曾经尝试过。我八岁时，我们去亚拉巴马那种红土场地打过网球，那里的湿度是百分之九十八，温度是华氏九十度。我坚持了大约十五分钟，小袜子上沾满了泥土，就嚷着要回家。而科罗拉多的气候干燥凉爽，网球就好玩多了。
生活中充满着有趣的插曲，但我二十四岁了，和父母住在一起，还在教钢琴，看来走出校门遥遥无期。每次新学季开始的时候，我去注册，那个一直负责注册、从我大一开始就认识我的老师总是问：“你还在这儿啊？”
我隐约有种挫败感，而且，我住在父母的房子里，是个成年孩子，这也会带来困难。例如，家里总期待我汇报行踪。一天晚上，我在外面迟迟没回家——真的很迟，和克丽斯坦以及其他朋友们在一起。回家后，父母又担心又生气。“你怎么连个电话都不打呢？”我说，我是个大人了，不需要打电话。过了几个星期，父母去参加一个周年聚会，没有给我打电话，到凌晨一点才回家，我这才理解他们的意思。此后，我们达成一致，有事相互通知，以免家人担心。
1979年初，我越来越焦虑，父母也是。父亲直接问我，打算什么时候读完。不过，父母一直是这样，他们不批评我，而是问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阻碍。我解释说，我得想办法提高俄语，还想到莫斯科去学习。问题是，在20世纪70年代，大部分交流项目都不会考虑研究现代苏联政治的学生。我这个刚刚入门的苏联专家，还没去过苏联。父亲想办法拿出了一笔钱，7月份送我到苏联去。计划是让我去参加一个大型的政治学会议，并在莫斯科州立大学进修俄语。
我第一次到莫斯科的经历，对我有持久的影响。第一次看见红场和克里姆林宫，我就知道，当初选择研究苏联问题是个正确的决定。生活并不容易——很难找到新鲜食物，房间也非常“简单”，但我学到了很多。我喜欢乘坐莫斯科复杂的地铁，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各处探索，和俄罗斯学生们在一起。我的语言技能进步了不少，因为使用环境从教室变成了真实生活。
一件事情就能说明这一点。我、克丽斯坦和丽莎刚到的时候，惊讶地发现我们房间里有好多蟑螂。大家派我去告诉房东。她是位年长的女士，很严厉，从来不笑。我小心翼翼地走上去，使出俄语的看家本事，说：“y nas y' est klopi”，意思是说：“我们有虫子。”至少我以为是这个意思。但俄语里“蟑螂”这个词实际上应该是“tarakan”。我跟她说的是，我们这儿有“虱子”。她露出嫌恶的样子，心里肯定想，美国人就是这个样子。我查了字典，发现说错了，赶紧纠正。但这无所谓了。她没有帮我们去处理，我们很快学会了自己打蟑螂，能打则打，不能打就随它们去吧。
秋天我从莫斯科回来，劲头十足，准备做最后的冲刺了。我母亲已经开始在丹佛公立学校教书了，有一天回家，她讲了一个学生的故事。她说，有一天这个小女孩来到班上，带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不会说英语。”母亲问校长：“那她能说什么语言呢？”“俄语。”校长说。母亲问我，下一次家长会，我能不能到学校去帮帮艾拉和她的父母。我去了学校，认识了这家人，主动帮他们做一些必需的事情，比如约医生和购物。后来，我还做了一份业余工作，帮助犹太社区中心，照顾移居丹佛的俄罗斯犹太移民，艾拉一家就是这个中心安排的。这段经历非常好，我的俄语也进步了很多，虽然很多词汇都是有关医药和牙病的。
我的毕业论文终于也有了进展，我决定研究东欧民间与军方的关系。我选择研究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丹佛的俄语教授是捷克人，我说服他开了一门捷克语的课程。我还游说了另外五位学生和我一起上课，直到今天，我还不明白他们当初为什么同意了。不过，我的捷克语学得还好，足以做研究。
那年秋天，我申请并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机会——1980年夏天到加利福尼亚圣莫尼卡的兰德公司实习，我对苏联的军事同盟“华沙公约组织”感兴趣，在兰德做的项目也与此相关。兰德的研究机会，进一步推动了我的毕业论文写作。
从兰德回来之后，我觉得自己有所突破。那时候，丹佛不是国际关系方面的一流院校。哈佛的肯尼迪学院和普林斯顿的伍德罗·威尔逊学院，才是那些外交精英的孵化器。但我已经有些经验了，这能让我突破瓶颈，迈上一个台阶。兰德介绍我认识了一些全国最知名的安全专家。在莫斯科的时候，我还见了亚历山大·乔治，他是政治学领域的巨人，当时在斯坦福执教。
可是，我一辈子都这样，我刚觉得安顿好了，就会有什么事情来搅局。也许“奋斗者”的命运就是这样，他们总是想要比人家“好上一倍”，光是“好”是不够的。去兰德实习前不久，我迎来了生命中一次更为重要的转折。
20世纪80年代初，大家都担心安全环境和美苏之间日益紧张的态势。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人们对超级大国之间长期缓和局势的希望破灭。我自己也深受影响。我注册了民主党，在1976年我参加的第一次总统大选中投了卡特的票。我脑子里总想着南方和北方和解这回事；他会成为第一位南方的总统。现在，我看着他在电视上说，从这次入侵阿富汗的事件当中，他比以前更加了解苏联了。“那你以前以为你在和谁打交道呢？”我对着电视机说。后来卡特决定，应对入侵的最好策略就是抵制奥运会，我就不支持他了。我投了罗纳德·里根的票，几年后，又加入了共和党。
鉴于当时的安全形势，福特基金会认为，需要擅长苏联问题同时又熟悉真枪实弹的安全措施的专家。凯瑟琳·卡莱赫坚持要我和克丽斯坦申请那个名字很不雅观的项目：“苏联研究及国际安全双重专长研究基金”。
动身去兰德前几周，我得到了消息，说我获得了基金支持。我还记得，当时我手里拿着信件，从车上走下来。克丽斯坦也下了车，手里挥舞着信件。我看着她，我们俩的反应是一样的：要是我们俩把这两封信永远销毁，今后会不会有人知道，我们获得了基金？我们知道，获得基金就意味着我们在丹佛这个小池塘里当大鱼的舒服日子即将结束。克丽斯坦要去麻省理工。还有四个其他选择：哈佛、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哥伦比亚和斯坦福。
我排除了加州大学。我喜欢兰德，但不是很愿意回到南加利福尼亚。我写信询问了另外三所学校的情况。哈佛没给我回信。如今我哈佛的同事对此有争议，不过，请相信我，我真的没有收到回复。我父亲排除了哥伦比亚，说他不想让我住在纽约那么危险的地方。幸好斯坦福回了信。武器控制与裁军系的主任助理奇普·布莱克给我写了一封很和善的信。奇普还补充说，亚历山大·乔治一年多前就告诉过他，让他注意我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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