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马上就要第一次离开家了，可能以后再也不会搬回来住，这一点开始让母亲焦虑，我能看出来。为了一点儿小事，我们俩关系都会很紧张。其中一件事情到今天还让我不安。那年的父亲节，我去参加联谊会一位姐姐的婚礼。我和父母计划一起吃晚饭，庆祝父亲节，但婚礼迟迟不结束，而且是在丹佛的远郊。我回家的时候，早已过了晚饭时间，母亲勃然大怒，说我不尊重他们的情感。我反驳说，我已经打过电话，说要迟到，那帮姐妹们要等到新娘扔花才走，我也没办法，她们还要坐我的车呢。
父亲把我喊到我的卧室里，说他完全理解所发生的事情，但对全家来说，这是个新的阶段，问我能不能对母亲的情感“更敏感一点儿”。这时候我想起来，母亲和父亲在这方面的成长经历是不一样的。父亲十八岁离开家，后来就没搬回去过。而母亲三十岁结婚之前都一直住在家里。她不知道“去上大学”是什么意思，看着女儿打破家庭组合远走高飞，她心里很不好受——虽然女儿离家是很自然的事情。
前往圣母大学的日子到了。父母把我送到机场，挥手告别。母亲和预料中一样，非常伤心。爸爸主要是担心我在芝加哥能不能顺利换机——这倒不是杞人忧天，因为那时候奥黑尔机场就已经很复杂了。我跟他说，等待转机的时候，我打算见一下大学室友的家人，布施巴赫太太和贝利太太会帮助我登上前往南弯的飞机。父亲这才放了心。
第二天在电话中，我对父母说一切顺利。实际上，情况不是这样，我第一次旅行并不顺利。南弯机场非常小，等我到的时候，已经关闭了。芝加哥来的飞机晚点，而且南弯那时候也不是什么交通枢纽。大厅问询处没有人，也看不到用什么办法可以赶到大学。我有点慌了——好吧，我承认，是很慌张，这时候我看到另外一位年轻女士，看起来也很迷茫，就上去问她是不是也要到圣母大学去。“是啊。”她说，找到一个同伴，她显然很高兴。我们找到了唯一一辆还停留在机场的出租车。司机打算回家了，但他同情我们，就开车把我们送到了圣母大学。看到远处的“金顶”楼，别提有多高兴了。
第二天，我出门找些东西装饰自己的房间。毕业的时候，父母送了我一辆新车，别克的奥兹莫比尔—欧米茄，我给车取名为鲍里斯，因为我最喜欢的俄罗斯歌剧叫做《鲍里斯·戈多诺夫》。鲍里斯有过热的毛病，8月份的一天，南弯闷热潮湿，鲍里斯就发生了这种情况。我把车停到路边，走到马路对面的维修站。服务生没好气地说：“你得把车开到这儿来。”我就生气了。我更严厉地问他，凭什么不能到马路对面修车，他很温和地说：“我觉得这边有阴凉儿，车会冷得快一些。”
我做出这种反应，是因为南弯，乃至整个印第安纳，都有种族歧视之名。父亲曾提醒我说，三K党的发源地是印第安纳，而不是南部各州，圣母大学一位同学告诉我，要避免问题，去找个最大的“爱尔兰斗士”贴纸，也就是圣母大学体育队的徽标，贴在汽车后面的挡风玻璃上。“他们不会惹圣母大学的学生。”他说。我也就自然而然地以为可能会有麻烦，并且用这种眼光看待修理站服务生的态度。但是，这件事情之后，我决定还是应该信任南弯的人。幸运的是，此后我再也没有和谁有过什么不愉快。直到今天，我还会想起当初，一遭人拒绝就认为是种族歧视，该是多么草率的判断。
那天迟些时候，我正在往房间里搬箱子，一个不错的年轻小伙子问我是不是需要帮忙。他就是圣母校队的后卫韦恩·布洛克，我当时就对他很有好感。我问能为他做点什么，他说想要巧克力曲奇饼。过了一段时间，我就站在了刘易斯楼的厨房里，刘易斯楼是个修道院，但也是女研究生的校内宿舍。就在我琢磨曲奇饼配料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博士生，名叫简·罗比内特，她好像知道怎么做饼干。后来简成了我的大姐姐，也是我在圣母大学最好的朋友，此后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密切。
我和韦恩开始约会，尽管我知道他还有个“老家的宝贝”。他是个很难对付的后卫，但心肠很好，最大的愿望就是打职业橄榄球，成个家，生很多很多孩子。父母秋天到南弯的时候，我父亲喜欢上了韦恩。他的球风顽强凶悍，正是我父亲喜欢的那种球员。他也是我父亲喜欢的那种男孩子，看上去温和而可靠。好像每次我打电话回家，爸爸都要问问韦恩的情况，我告诉他关系没什么进展，他非常失望。春天父母来的时候，爸爸发现韦恩已经淡出了我的视野，感到很震惊。我还和一个名叫朗迪·潘恩的不错的男孩子交往过一阵子，但我的新男友是个身高六英尺五的中线卫，头上缠着块布，一边耳朵上戴着耳环。“他看起来像个打手。”爸爸说。
我当然很生气，告诉父亲不应该以貌取人。何况我自己出于好奇，也在穿喇叭裤和松糕鞋。此后爸爸就不说什么了，但他显然希望我能找个“像样的男孩子”。那时候我们对于交往对象的标准，显然观点差别很大。母亲温和地提醒父亲说，小约翰·韦斯利·赖斯年轻的时候也有点儿流氓气——跳舞、打牌、抽香烟、喝威士忌。“而你还是布道牧师哪。”她又说。
总而言之，圣母大学非常适合我，给了我在丹佛时没有完全抓住的大学经历。我的很多朋友都是本科生，我终于进入了同年龄段的交往圈子。
读研究生挑战相当大，但并不算特别难。政府管理系的作业符合我对苏联研究的兴趣，但我发现经济课更加有趣。我喜欢我的导师乔治·布林克利，他是政府管理系的系主任，但我觉得苏联研究太杂乱无章，不够严谨。多年后，我会去研究军事问题，因为这更加具体。武器你可以看到，经费你可以量化，军事信条你可以读到。要是研究苏联政治的话，你就得去猜测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对阿列克谢·柯西金说过什么话，而俄罗斯报纸上的信息又非常少。这种事情我可做不了。
幸好，经济系的罗杰·斯科斯基开始指导我，帮助我理解用量化方法研究政治经济现象的好处（及弱点）。我数学不错，发现经济学和统计学也很有用。我在圣母大学各门功课都是“A”，老师们鼓励我继续读经济学博士，但我拒绝了。我非常喜欢南弯的日子，但我决定还是要回到丹佛。我想，我这辈子第一次，该去工作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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