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比以前容易多了，因为刚刚启动的州际公路沿线宾馆，这时候都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我年龄大了一些，家庭游戏换成了收音机上的“摩城音乐”以及最新的摇滚专辑。我不愿意去猜下一个城市有多少英里、下个镇上有哪所大学，而是对“诱惑乐队”和“奶油乐队”表现出更浓厚的兴趣，他们对此尽管似乎有些伤心，但没有抱怨。
大学的研究生公寓是新的，条件很好。母亲继续上音乐课，我也回到了滑冰场，整天都待在那儿，早上四点半起床，五点开始上第一节课。1965年在丹佛期间，我还和母亲一起去上音乐课，算是在滑冰的间隙休息一下。1967年，滑冰激发了我新的热情，我整天都待在滑冰场，并且开始认真地准备参加测试和竞赛。我通过了第一套花样测试（用冰刀走出数字“8”的路线，重复三次，今天滑冰的人已经不这样练习了）。滑冰学校里有一些非常认真的学员，有几位是准备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这次，到离开丹佛的时候，我恋恋不舍，真不愿意回家。
回到塔斯卡卢萨之后，我在社会交往和学校功课上都有进步。德鲁伊德的生活很好。但我渴望滑冰，而亚拉巴马没有滑冰场。我在家里一边听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或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一边在地板上练习跳跃。我自己想了一些动作，希望回到丹佛以后能在真正的冰上加以完善。夏天越来越近，我也越来越激动。
4月的一个下午，我和母亲到裁缝家，请她给我做一套新的滑冰服装。回家后，我们一进屋，就听到了那个消息。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中弹身亡。父亲马上就回家了，我们坐在铺着红地毯的小客厅里，看着暗杀画面在电视上一遍遍地播放。谁都无法相信。我父亲曾对金1963年的策略有所怀疑，但金这个人在他心中有重要地位，几乎美国所有的黑人都这么想。我很伤心。而且，很愤怒。
第二天，我们去学校。我已经是德鲁伊德中学辩论队的成员，按计划两天后要到蒙哥马利去参加辩论比赛。我们的辩论指导老师把大家召集起来，对我们说，我们要照常参加，不受金博士受害事件的影响。她是德鲁伊德唯一的白人教师，派她到这所黑人学校来，不过是种族融合的象征性努力而已（那时还没有白人学生），我生命中第一次做出强烈的政治和种族反应。她怎么能这么无知呢？我和队友们要求她离开房间，然后我们开了个会。我们要拒绝前往蒙哥马利，以示对金博士的尊重。那个可怜的女人一回到房间，肯定马上就感觉到了我们的敌意。她宣布，我们可以自愿选择参加这次辩论。当然，最后谁也没有选择参加。
葬礼那天，学校停课。我们全家又一起坐到电视机前，认真地看着戴长面纱的科蕾塔·斯科特·金以及金家年幼的孩子们。从那时起直到今天，我一听到《亲爱主，牵我手》，都会心潮澎湃：
亲爱主，牵我手。
使我立，领我走。
我疲倦，我软弱，我苦愁。
经风暴，过黑夜，
求领我，进光明。
亲爱主，牵我手，到天庭。
1968年似乎是个带来永久改变的年度。我只有十三岁，但1968年却是我政治觉醒的年份。不仅仅是因为金博士被害。每天晚上，我们在客厅里看到的都是“春节攻势”和越南那些可怕的照片。我开始关心越南的事态，焦急地等着切特·亨特利和戴维·布林克利的分析。5月份，巴黎发生暴乱，让我第一次知道了学生激进主义。6月4日，又传来了洛杉矶的消息。
我父亲是个政治瘾君子。结果，我们总是会看电视上的选举报道，例如，在1960年肯尼迪对尼克松的竞选中，我们熬夜等着，直到公布结果为止。我们看每四年一次的选举大会报道，提名阶段各州候选人唱名的时候，我们都会焦急地听着。1968年加利福尼亚总统初选那天晚上，我们就一动不动地坐在电视机前，因为民主党候选人很可能这时候产生。
我父亲是共和党，不过这次他打算跨越党派界线，投鲍比·肯尼迪的票。我们都喜爱肯尼迪家的人，尤其是鲍比。我父亲认为，他在担任司法部长期间，不遗余力地追求公正，所以肯定是个好总统。他只需要这次在洛杉矶获胜，就可以击败“快乐的斗士”休伯特·汉弗莱，我父亲认为汉弗莱是个善良的好人，只不过运气不好。
竞争非常激烈，我有些累了。鲍比·肯尼迪被宣布获胜之后，我马上就去睡觉了，没看他的演讲。我刚睡着，就被母亲摇醒了。她说：“起来，鲍比·肯尼迪被枪击了！”
全家人悲伤地聚集在客厅里。我坐在铺红地毯的地板上，离电视机很近。我们看着鲍比·肯尼迪躺在地上的画面，身材高大的橄榄球运动员罗西·格里尔站在一旁。我们等啊等啊。然后结果出来了。他去世了。
马丁·路德·金被暗杀的时候，我很伤心、很愤怒。这次，我就是觉得绝望。我们这个国家是怎么啦？这一年情况还会更糟。1968年8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儿离伯明翰有几千英里。但我也在电视上看了，感到很震惊。我为那个叫杜布切克的人感到难过，对苏联感到愤怒。我和父母也一起看了芝加哥大会，以及围绕密西西比另选代表的种种争议，也看了警方野蛮对付街上的游行队伍。1968年困难重重，不是孩子政治上成熟的好时期。我年纪太小，对发生的事情无能为力；但已经懂事了，知道情况非常糟糕。1966年《时代》杂志有一期的封面上登出一个问题：“上帝死了吗？”那时候我不敢去问父母，但到1968年，这个问题已经无法回避了。
芝加哥大会后不久的一个晚上，我来到父亲的书房，坐在他身边。我问他，怎么看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我说，我觉得到处都混乱不堪，所以很害怕。现在回头想想，考虑到他保守的宗教视角，他的反应并不奇怪。他说，这个国家的价值观念出了问题。人们不再相互尊重，也不尊重国家、上帝或其他东西。但是，美国会熬过去的，他说。眼下看来好像不是这样，不过以后会的。他对林顿·约翰逊持激烈的批评态度，虽然他曾钦佩约翰逊在民权立法方面的重要角色。他对休伯特·汉弗莱也持否定态度。爸爸对我说，他打算投票给理查德·尼克松，他会让国家恢复秩序。
尽管局势混乱，1968年夏天我们还是去了丹佛。一到丹佛，我立即赶往滑冰场，连行李都没打开。根据公示板上的日程安排，我每周要上七节课，准备参加按全国标准给滑冰选手划分等级的一系列测试。这可是重大消息。我即将参加培训选手参赛的精英训练计划。
父母很为我感到自豪，但他们对我说，他们没法负担七节课。他们去见其中的一位教练，戴安娜·拉普，希望能和她谈一谈。我在外面等着。我以为他们会跟教练解释，他们没钱让女儿参加全部训练。过了一会儿，他们出来了。我可以按照日程上七节课。我非常兴奋，下定决心要努力练习。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用什么办法弄到这笔钱的。在我的事情上，他们体现了罕见的无私，这不是最后一次——而我认为他们的牺牲理所当然，也不是最后一次。
那个夏天，我非常认真地练习滑冰，进步很快。问题是，我们很快就要回到亚拉巴马，在家里的地板上练习，成就是很有限的。后来我父亲让我召集一次家庭会议：讨论的话题竟然是要不要在丹佛住上整整一年，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好运。
我父亲认为，每个夏天上两门课，永远不可能完成研究生学习。他已经向斯蒂尔曼请假一年。尽管父亲只在学院工作了两年，他们还是同意了他的要求。夏天结束，我们就回到亚拉巴马，收拾好我们需要的东西，再回到丹佛度过1968—1969学年。
这一切听起来都很好。可我到哪儿上学呢？钢琴又怎么办？我在伯明翰—南方学院音乐系学得挺好。不过我们发现，找培训音乐的地方并不难。我注册上了位于拉蒙特音乐学院的丹佛大学教育学院。老师给我安排了一套完整的教学方案，一直学到我从亚拉巴马回来。
上哪所学校，更难决定。父母对丹佛公立学校教学方案不太满意，那是最前沿的实验教育（可理解为“没组织或不系统”）。它鼓励学生们发挥创造性，哪怕错了也不要紧。“新数学”风靡一时。我父母喜欢“旧数学”，认为创造力重要，但必须先掌握最基础的东西。
不过，他们了解到，乔治·华盛顿中学有一个要求严格的大学预备项目。他们想让我到那儿学习。但学校不在我们即将居住的地区（即大学校园内），所以拒绝了我的申请。实际上，他们告诉我父亲说，我有可能被送到工艺中学，位于勉强称得上“附近”的地方，因为为了打破种族隔离，丹佛已经启动了校车计划。我的父母觉得这个主意很荒谬。他们不认为到白人教室里坐一会儿，黑人孩子就能学得更好。这也许是因为他们了解伯明翰那些实行种族隔离但非常优秀的学校。而现在，他们面对着一个几乎可笑的反讽处境：他们中产阶级的女儿可以坐校车，穿过城区到一个贫穷的黑人社区去，以实现种族融合。父母决定考虑私立学校。
有两个选择：肯特国家中学和圣玛丽学院。两所都是女子学校。一开始，父母对肯特印象更好，虽然肯特的学费很贵。但经过进一步调查，我们发现圣玛丽是丹佛最老的教育机构之一，有非常出色的大学预备课程。不过有个问题：这是所天主教学校。
我早就注意到，我家人都有坚定的新教信仰，这要归因于赖斯爷爷在路易斯安那的经历。父亲无法想象，他女儿最好的教育机会，竟然是一所天主教女子学校。我去练习滑冰的时候，父母去参观了校园。那天晚上，我们坐在公寓里，回顾他们参观校园时的发现。他们说得很慢，并且明确表示，最终决定由我自己来做。不过，学校的课程设置非常好，也不强迫非天主教徒接受宗教教育。最后这一点至关重要，何况大部分修女并不穿修女袍。
第二天，我去了圣玛丽。校园我很喜欢，进门是一座威严的修道院，还有一条环形的车道，中间立着一尊圣母马利亚的塑像。现代化的教学楼中间有一大片开阔的空地，称为“讨论区”，教室和实验室都很漂亮。想到在这儿上学，我感到很兴奋。
我填好申请表，在我们回亚拉巴马之前，我就被学校接受了。我们还去了“丹佛”百货，那是市中心一家大型百货商店。我们在那儿买了新校服：一条海军蓝与绿色相间的格子裙；白色衬衫；几件毛衣，有蓝色、绿色、白色；一件绿色西装上衣，是为集会等特殊场合准备的；绿色、蓝色和白色的及膝长袜；还有鞍形鞋！
一切准备就绪，我们打算回到亚拉巴马，为搬到西部做准备。爸爸答应新学年开学后在斯蒂尔曼再工作一段时间，所以我们要到10月份才回丹佛。我开学要迟一个月左右，就在塔斯卡卢萨的家中学习圣玛丽的课程，尽量不要落下功课。
父母有很多事要做，急着回亚拉巴马。我们要星期六上午出发，但按计划，我还要参加一次滑冰测试。这样，我们就必须迟两个小时动身。父亲坚持认为我们没时间等。我可以等秋天回来后再去参加测试。直到今天，我还不能理解这个决定。那天上午，我满腹牢骚地上了车，前往亚拉巴马，为搬到丹佛住一年做准备。我心里暗暗期望，永远也不要再住在亚拉巴马。
10月初，我们装满了从搬家公司租来的卡车，朝丹佛进发。没错：搬家公司的卡车。钱不多，因为斯蒂尔曼和丹佛都不支付我们的搬家费。我们开得比平时慢得多，在堪萨斯市附近，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刻，小拖厢差点和车头脱节了。不过我们最后还是顺利到达了，东西都安然无恙，我们搬进了新家：一套研究生公寓，有两个卧室，家具是租来的。我觉得这是我们住过的最好的地方。这是在丹佛。
在丹佛的新生活非常有规律。我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五点到滑冰场。七点滑冰结束，然后去学校。放学后，我练习钢琴，做家庭作业，再到滑冰场练一个小时。然后回家，九点半上床睡觉。我没有空余时间，但我也不在乎。我喜欢严格的滑冰训练，我的新钢琴老师也挑战我，坚持要我参加钢琴比赛。我能感觉到，自己比在伯明翰—南方学院的时候进步更快。
从学业上讲，圣玛丽很适合我。我比人家迟了几个星期开学，但我很快赶了上来，功课都没什么问题。不过，在社会交往上，我恨这所学校。当初在德鲁伊德，我非常受人欢迎，可在这儿，我很难交到朋友。在亚拉巴马，我没有一个白人朋友，如今到了圣玛丽，全班七十名学生，一共只有三个黑人女孩。可是，我和我的黑人姐妹之间，却好像隔着一堵高墙。也许是因为我是新来的，或者我不够努力，但我觉得这几个黑人同学并不欢迎我。
总体上，我不怎么喜欢女子学校的社交模式。生活的中心好像就是想办法吸引兄弟学校里的男孩子们的注意，比如马伦预备学校和雷吉斯中学。我尝试过当一名拉拉队领队（是结识橄榄球员的一个方法），但很快发现，时间安排和滑冰冲突。圣玛丽唯一的运动是曲棍球，我尝试了几次，被一位姐妹的球杆打了一下之后，我觉得还是冰上运动比较安全。大部分女孩都滑雪，我当时没这么多钱从事这项运动，也不太愿意尝试，担心受伤，那就不能滑冰了。圣玛丽没有乐队，所以音乐不能作为一项活动。最后我加入了歌咏俱乐部，当钢琴伴奏。这我也不喜欢，因为最后我要给中学女高音们伴奏，而她们连《音乐之声》中的《攀越群山》这首歌都唱得热情澎湃、高入云霄。
父母肯定感觉到，圣玛丽不是最好的选择。他们一再问我，是不是一切都顺利。但那一年，我一直没有说出我对学校的真实情感。毕竟，父母要支付一千多块的学费——他们实际上没这个钱。我想让他们觉得我喜欢圣玛丽，不要担心。而且，毕竟只有一年，何况我的生活是以滑冰为中心的。我在滑冰场有很多朋友，尤其是最亲密的伙伴黛比·米歇尔。
我和黛比每天都滑冰，周末也常在一起。我们滑冰的时候，我们的父亲就站在停车场里说话，两人慢慢就熟识了。黛比的父亲莫里斯·米歇尔是丹佛大学的校长。父亲上完春季课程后，米歇尔校长给了他一份大学的工作。
我们再次召开家庭会议。我认为搬到丹佛根本不用考虑。如果搬来，母亲和外婆就隔着一千三百多英里，但母亲还是愿意搬，好像也有信心找到一份好的教书工作。父亲有些顾虑，因为丹佛的待遇不如斯蒂尔曼。不过有了低价员工住房方面的安排，也就没问题了。学年结束前，父亲回到亚拉巴马，从斯蒂尔曼辞职。圣玛丽学校一放假，我和母亲也跟了过去。我的梦想实现了。我们要在丹佛住下来。永久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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