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出来的时候，母亲在哭。爸爸想换份工作，到斯蒂尔曼学院担任学生部主任，学院位于塔斯卡卢萨，离伯明翰六十英里。母亲是不愿意离开的，她一辈子都在伯明翰，外婆也在这儿，何况外公刚刚去世。父母也终于买了地，就在舅舅阿尔托夫妇的隔壁。他们计划住到一起，类似于建造一个家庭大院。
而且，学校的文化作品以及威斯敏斯特出色的唱诗班，也让母亲受到越来越多的赞扬。实际上，1965年夏天在丹佛的时候，母亲上过威斯敏斯特唱诗班学院教员开设的一个培训班。这家著名的音乐学院位于新泽西的普林斯顿，院长教过我母亲，给了她鼓励。回到伯明翰之后，她能为她的小唱诗班增加有挑战性的新音乐。她处在事业的最佳时期。而且，她对父亲说：“塔斯卡卢萨那地方，荒郊野外。”
我也不想搬家。伯明翰—南方大学的钢琴课怎么办？我的朋友维尔达·罗宾逊怎么办？我可是每天上学都要见到她。还有每天傍晚都和我一起在小区里玩的玛格丽特和瓦妮莎呢？
但父亲不为所动。十二年来，父亲一直同时做两份工作——乌尔曼中学的学业辅导老师和威斯敏斯特长老教堂的牧师。两份实际上都是全职工作，所以他一刻也不得休息。现在，他迫切地想要离开布道坛，到大学里工作。他已经下定决心，要抓住这个机会。对他来说，这是关心教区青年的合理延伸。
看来他从来没想一直做牧师。他喜欢神学和教堂的社会事务，但高级牧师的一些职责，他并不喜欢。领导教区教众的工作充满着政治，忍受不满教民（总是有人心怀不满）的明枪暗箭，可不是什么有成就感的事情。多年后，他告诉我，说当时他父亲去了密西西比，创立教堂后不久就去世了，所以他感到压力很大，哪怕只是出于他自己的责任感，也要管理好威斯敏斯特教堂。他逐渐开始关心起自己的教众来，但他的确很想进入大学。他在丹佛大学的学习进一步证明，他真正的兴趣是高等教育。斯蒂尔曼学院打来了电话，他觉得应该走了。
我非常惊讶，他竟然没问过我的意见，就决定接受这份工作。我向他提出质疑，说这也关系到我的生活。他真的道歉了，不过他说是离开伯明翰的时候了。我们每个星期三回来，让我继续伯明翰—南方学院的课程。而且只要我愿意，每天晚上都可以给维尔达打电话。
七天之后，我们去参观塔斯卡卢萨。母亲获得了在德鲁伊德中学教书的工作，也就放心了。校园不大，很安静，他们把校内日内瓦大道上的一幢大房子给了爸爸。不久，妈妈就开始重新装修，房子比我们伯明翰那幢小牧师住宅好得多，妈妈显然很高兴。全家就准备搬到塔斯卡卢萨。
塔斯卡卢萨的生活很不一样，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日子都围着大学转。斯蒂尔曼是个小学院，大约六百五十名学生，但是校园设备齐全、非常出色。第一次，我可以在没有大人陪伴的情况下到处乱逛，因为校园是封闭的，很安全。我常常走四分之一英里的路到学生会去，那儿有个保龄球道。有时候我会走到中心四方院，上父亲的办公室去。我十一岁的时候，父亲还利用校园封闭的优势，在一些小路上教我开车。
斯蒂尔曼没有橄榄球队，不过篮球队非常好，我们就热切地关注着学校球队。我们偶尔去亚拉巴马大学看橄榄球赛，逐渐成了红潮队的球迷，我今天还是这样。当然，我们还会继续看全国橄榄球联盟，不过伯明翰电视台信号不好，星期天有些没趣。我还记得父亲在外面的院子里，调整十英尺高的大天线，20世纪60年代远距离接收都需要这种天线。“不对，爸爸，朝另一边转。图像更不清晰了。”我在家里朝窗户外面喊。很多年以后，我和爸爸一起通过卫星电视看各种橄榄球赛时，想到这件事情还觉得好笑。
距斯蒂尔曼几英里的亚拉巴马大学也有很多新的教育活动。父母想办法让我多待在这个刚刚实现种族融合的校园内，参加大学的演讲者系列活动，参观科学实验室，或者在图书馆里看书。有时候放学之后，我们就直接到校园里去，随便走走。演讲者系列尤其有趣。我们在大学的新体育馆里看到过罗伯特·F.肯尼迪，还有我们家的新闻偶像戴维·布林克利。
不过，涉及到我的学校教育，事情就复杂多了。在伯明翰最后一年，我和另外七名六年级学生被并到了七年级的班上。这是某种实验，我一直没完全明白，但我的父母都支持。我们做六年级的功课，但和七年级一起学习数学、科学和阅读。我们的老师马拉德太太竟能让这一切都顺利进行，我记得那年的学业经历非常有趣。按照计划，“合并”班级的实验要持续到我们读完八年级。
搬到塔斯卡卢萨后，没有这种教育模式。把我放进七年级，就意味着重复很大一部分教学内容。但是，如果跳一级的话，就意味着我上了八年级，却只有十一岁，到11月份也才十二岁。
父母很担心，因为十一岁的女孩和十三岁的女孩有很大差别。有人说，跳过七年级是最糟糕的做法。我们全家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我第一次听说了“青春期”这个东西，父母说在身体和社会方面，我的成长都比同学们迟。记得当时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耐心地等着，而父母则吞吞吐吐，寻找合适的词汇表达他们的意思。谈话中间有长时间的停顿，两人就互相看着对方。父亲是个能说会道的人，这次却说不出话来，这在我的印象中从未有过。他低下头去，最后放弃了。于是母亲接过这项任务，结结巴巴、含含糊糊地做了一个关于性的讲话。我觉得好笑，她的大意是说，我要和男孩子们保持距离，和他们汹涌的荷尔蒙保持距离，虽然我不知道荷尔蒙是什么东西。我没问问题。我为父母感到难过，整个讨论显然让他们非常尴尬。我也懒得告诉他们，实际上这些东西，我从朋友们的哥哥姐姐那儿已经知道不少了。最后，我只是说了声“好的”，谈话就结束了。
“父母与孩子们谈性”成为我们意识的一部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大多学校也都有性教育。但在20世纪60年代，很多父母不愿意去接触这个话题。举个例子，我舅舅是这样对拉蒂维娅说的：“裙子不要掀起来！”她根本不知道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最后，我决定上八年级。我能看出来，父母也希望我这样，但他们没有施加任何压力。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对我来说，这个决定很容易。我一直想当个大孩子。
不过，要融入班级，一开始并不容易。我前不久还在玩芭比娃娃，可我现在的朋友们一张口就要谈论她们的男朋友。我经历了青春期早期，但与同学们相比，我还是算发育不成熟。不过，最后我调整过来了。我找到了多娜·格林这个新的好朋友，她和我一样，也喜欢放学后看电视上播放《黑暗阴影》。
等我突然宣布说我也有了男朋友，父母实际上有些担心。他名叫达雷尔·贝尔，是德鲁伊德中学乐队的鼓手。我是一名钟琴手，乐队里的钟琴手坐在鼓手旁边，所以我和达雷尔可以传纸条。知道达雷尔是学校辅导老师的儿子之后，父母感觉好了一些。我猜，他们大概是觉得有这样的父母，达雷尔应该不会太离谱。
我开始喜欢德鲁伊德了，学习也还不错。我开始淡忘我和同班同学之间的年龄差距，九年级的时候甚至还被提名为新生代表。但母亲的事情却不太顺利。学校校长休斯先生与母亲经常发生冲突。在西—奥林的时候，母亲是校长最喜欢的老师；到德鲁伊德之后，她也想组织在伯明翰时的那些文化活动。但是，她的想法被断然拒绝。休斯先生似乎不希望母亲成为该校音乐老师的竞争者，而音乐老师碰巧又是休斯先生的妻子。母亲感觉很郁闷，休斯先生则认为母亲不尊重他和他的权威。矛盾集中爆发的时刻，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是春天的一天，我在吃午饭。母亲被分配了一间附属教室，那其实就是一辆拖车式活动房，在午餐室旁边的空地上。母亲当然认为这是挑衅。
突然，我听到有人高声吵闹。母亲尖锐的声音，我马上就听出来了，她冲休斯先生叫道：“今后再也不许不打声招呼就窜进我的教室，对我的教学指手画脚！”
休斯先生几乎是跑出了房间，离开的时候嚷道：“那个叫赖斯的女人发疯了！”
午餐室的孩子们笑得前仰后合。学生们把休斯先生叫做“熊”。“熊给赶回洞里去啦。”一个孩子说。我也笑了起来。也许我应该觉得不好意思，但我很高兴母亲捍卫了自己的立场，虽然她惹出了一点儿风波。
这件事情之后，母亲和休斯先生的关系显然已经无法挽回了。第二年，塔斯卡卢萨又开了两所新的中学，伍德劳恩初中和塔斯卡卢萨初中。学校实现种族融合的压力越来越大，尤其是教员的融合。后来我母亲被派到塔斯卡卢萨初中，这是所白人中学。去那儿她很高兴，可以打破种族的藩篱，在新的环境中教书。可是新学期还没开始，她又被无缘无故重新派遣到伍德劳恩这所黑人学校。她一下子泄了气，好像被降级了一样。但她还是尽力而为。她在伍德劳恩开始了新的艺术教学计划，负责各种开幕式及学校成立典礼上的文化展示活动。尽管如此，在初中教书，还是没有她以前在西—奥林的时候有成就感。我注意到了这一点，觉得很难过。
爸爸在塔斯卡卢萨的事业却一帆风顺。他说得没错，大学工作更适合他。他很快就成了斯蒂尔曼校园里最受欢迎的人，也是塔斯卡卢萨市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受到邀请，到处演讲，大家有事都来征求他的意见，包括市长和亚拉巴马大学的领导层。爸爸和大学的副校长约翰·布莱克本成了朋友，多年后他在爸爸的职业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
我还记得，父亲那时候真的很忙。联邦政府资助了很多“大社会”（Great Society）项目，爸爸决心抓住机会。1965年《高等教育法》设立“上进计划”（Upward Bound program），不到一年，父亲便成为斯蒂尔曼“上进计划”的执行主管和委员会委员。1965年，爸爸的教堂就承担过最早一批“启蒙计划”（Head Start program），所以到了塔斯卡卢萨之后，校方让他担任该计划的顾问委员会主席。我能看出来，他是社区中的重要人物，我为他骄傲。
但是，小约翰·W.赖斯可不是骄傲自满的人，他认为，斯蒂尔曼的学生们对当时的社会和政治事件了解太少。他获得了新校长哈罗德·斯廷森博士的许可，启动演讲者系列活动。爸爸邀请的第一位演讲者是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斯廷森博士知道后大吃一惊，斯托克利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的领导人，观点激进，具有煽动性。
亚拉巴马刚从过去几年的混乱中安定下来。请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到塔斯卡卢萨来让人感到不适应，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斯托克利属于新一代激进的黑人领袖。当时，“黑豹党”是西海岸一支真正的暴力队伍，马尔科姆·X和伊斯兰民族组织影响很大。斯托克利用煽动性的语言评论越战和白人主导的美国，搅起了轩然大波。马丁·路德·金相信种族融合和美国宪法，但这些人可不一样。他们谈论着革命和流血，用的也不是非暴力和公民不服从的话语。
斯托克利到斯蒂尔曼学院体育馆演讲的前几天，塔斯卡卢萨警察局长给父亲打电话，要求见面。“牧师啊，”他说，“塔斯卡卢萨还没为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做好准备。要是他鼓动起骚乱来怎么办？我也不想挑动那些乡下人的情绪。”他对我父亲说。爸爸让他放心，说会和卡迈克尔先生谈谈，他不过是想让观众听到他的观点而已。这会对学生有好处，而且亚拉巴马大学的学生想来听的话，也是欢迎的。斯蒂尔曼同意采取一些额外的安全措施，警察局长也就为这次演讲放行了。“赖斯牧师，”他说，“我希望你对自己做的事情有把握。”回家之后，爸爸对妈妈和我说，他再三向局长表示，自己对这件事情有把握。然后他说，“我当然也希望自己有把握。”
斯托克利来的那天晚上，体育馆里挤满了人。亚拉巴马大学的确来了学生，不过没有白人。斯托克利穿着绿色宽松军服，他情绪高昂地批评了美国的对越政策，同时展示了他罕见的演说才华。演讲很激进。演讲中间他说，他告诉过征兵办公室，让他们把他征到部队里去。“不过可别指望我用枪去对付越南人。”他说。意思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来，但这话暗示他可能会朝美国士兵开枪。“4—F，我被归入这一类。”他说，这一类就是“不适合入伍者”。
最后，体育馆里响起热烈的掌声。我们到后台去看卡迈克尔。他平和而有礼貌，他对父亲说，斯蒂尔曼是邀请他来演讲的第一所传统黑人大学。“谢谢你，赖斯主任。”爸爸说，他认为应该让人自由说话，还邀请斯托克利第二年再来。两人之间经久而罕见的友情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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