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蒂·维特·布莱恩特·格林太太是负责图书资料的老师，非常严厉。在塔特维勒宾馆举行书市的那天是个大日子，为此她让我们做了细致的准备。这是第一次与白人在学业上的交锋，她说，所以我们不能给自己丢脸。格林太太不放过每一个细节，还坚持要女生头上系蝴蝶结，男生打领带。到宾馆之后，我们发现被安排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但是白人还是会来看我们的项目，我们也去看他们的作品。书市结束后，格林太太骄傲地说，白人学生的作品那么糟糕，换做她，是绝对不会让学生拿出来展示的。
我父母也有了新的机会。黑人和白人的长老部（地方教会的管理机构）合并了，我母亲的唱诗班有机会到一家白人长老会教堂去唱歌。爸爸很早就努力打破种族藩篱，结识了不少白人牧师。《民权法》通过后几周的一个星期天，他突然收到了其中一位牧师的紧急电话。“赖斯牧师，”他说，“教堂外面来了一些黑人，好像是要做礼拜。我该怎么办？”我父亲回答说，他们很可能不是去捣乱的，就是要做礼拜，最好的方法就是欢迎他们，给他们安排座位。事后他的朋友打电话来说，一切顺利。
我父亲也开始有了新的职业发展机遇。一天晚上，他从学校回家，非常兴奋地说，谢菲尔德博士要他和另一位学业咨询老师海伦·希斯到市中心的就业办公室工作，他们将是亚拉巴马州政府雇用的第一批黑人。他们将到南卡罗莱纳大学接受培训，夏天要从事职业教育方面的咨询工作。他还补充说，他服务的客户以及他的同事，会既有黑人，也有白人。希斯太太还记得，谢菲尔德博士当时说过，他要他们俩去教白人怎么说“knee-grow”这个词，说“negra”[10]的年代早过去了。
夏天不能去丹佛，让我真的很失望，但到南卡罗莱纳的哥伦比亚还是很好玩的，而且我们还将第一次坐飞机。我买了一件粉红色和白色相间的格子裙，准备到南方航空的飞机上穿。
那个夏天还有一个亮点。我快十岁了，开始厌倦钢琴。外婆已经不教音乐了，母亲接班成了我的音乐教师。这可不是什么好的改变。我还记得，我练习的时候，母亲在厨房里大叫。“那个不对。”她喊道。
“你不应该听的，”我回答说，“我这是练习。”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在弹钢琴的事情上就是不合拍。我也不再是那个要到全市各处表演的可爱的小孩子了。我对母亲说，我要放弃。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她的回答，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你不够大，弹得也不够好，不能做这个决定，”她说，“等你年纪更大，表现更好，你就可以放弃。”我非常震惊，但我能看出来，根本没有讨论的余地。
爸爸妈妈认为，我需要一些变化才能重新激发兴趣。后来发现，伯明翰—南方学院有个很好的音乐系，但之前该系的学生都是白人。父亲打了电话，说他有个孩子，钢琴弹得挺好，想到该系学习。过了几个星期，我获得了面试的机会。面试的是休·托马斯教授，音乐系的系主任，还有达夫妮·格里姆斯利小姐，是大学前教育教学法系的负责人。
面试那天，我对父母承认，自己非常紧张。他们很惊讶，因为以前在钢琴演奏会或音乐会上，我总是镇定自若，绝对不会胆怯。毕竟我一直参加这种表演。他们问我是否需要更多时间准备。最后我承认，我是不想丢脸。我可能是伯明翰—南方学院这个学科的第一位黑人学生。我觉得必须比别人好上一倍才行，所以压力很大。他们鼓励我，说我真的比人家好上一倍。现在回头想想，他们当时没说“你没必要比人家好一倍”，倒值得思考。
面试很顺利。格里姆斯利小姐对我印象不错，说愿意当我的老师。回到车上之后，我欣喜若狂。我们到福布斯钢琴店里买了指定的教材，我很快恢复了对音乐会钢琴表演的兴趣。很多年后，父亲说他很高兴和妈妈一起给了我这个机会，去打破肤色的藩篱。然后他大笑起来。“他们很可能只是松了口气，毕竟你没在钢琴上跳舞。”他说。
种族融合逐渐深入人心，社会生活也发生了变化。我们经常上餐馆，也能受到尊重。我们偶尔还去看看电影，还去过两次名为“冰上假日”的巡回冰上演出。
1965年，全美橄榄球联盟在伯明翰刚刚解除种族隔离的军团球场举行了第一场职业橄榄球赛，双方分别是达拉斯牛仔队和明尼苏达维京人队。当时我外公病重——第二天他就去世了，但母亲还是带我去看了比赛，以免我失望。她知道，对我来说，这是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件。
母亲和我买了匹配的装备：海军蓝的套装、金色的衬衫、金色的帽子。我们坐到座位上，开始看比赛。前奥运会短跑冠军鲍勃·海斯是个新手，担任“公牛”队的外接员。他拿到开场球之后，一直跑了九十多码。我们拼命地欢呼。我听到我们身后有个人说，“唉呀呀，看那个黑鬼，可真能跑！”不过，我父母大概不知道我听见了这句话。
我们在伯明翰只待了一年，然后就搬到塔斯卡卢萨去了，父亲在那儿得到一份新的工作，担任斯蒂尔曼学院学生部主任。多年来，伯明翰这个地方以及伯明翰的经历，在我心里已经与那风雨飘摇的年代紧紧联系在一起。很多事情都变了，伯明翰有过多任黑人市长和市议员，也有女议员（包括我的朋友卡罗琳·史密瑟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公牛”康纳多届之后的继任者，不久前还是一位黑人女性。
学校都完全实现了种族融合，社区实际上还是种族隔离的，不过也在逐渐改善。我们曾专门到一些郊区去购买白人商人的高质量商品，但现在那些地方，黑人和白人毗邻而居，包括我的吉姨妈。
2003年我到伯明翰的时候，康妮舅妈为我召集了一次聚会，邀请了学校的朋友和几位老师。当然，大家都是黑人。但包办伙食的却是白人。别人好像也都没在意。我问康妮怎么挑选了他们。“我一个学生的母亲做包办伙食的生意，”她回答说，“我想给她个机会吧。”这完全符合逻辑，但与我小时候熟悉的那个伯明翰相比，还是有些不可思议。
1961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作了一部令人惊骇的纪录片，名为《谁代言伯明翰？》。纪录片里都是黑人和白人谈论他们在伯明翰这座“魔法城市”里的生活。几位白人解释，为什么种族融合违背自然法则，为什么“黑人”对现状很满意。我和父母一起看了电影，感到震惊、愤怒和悲伤。
2005年，我陪同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及妻子爱丽丝、英国大使戴维·曼宁及妻子凯瑟琳，前往伯明翰民权研究所参观，又看了一遍纪录片的部分内容。我父亲多年的老朋友及同事奥德萨·伍尔福克博士带领我们参观，了解种族隔离的历史。我们曾克服重重困难，这让我感到骄傲，但我注意到了客人们脸上的惊讶表情，不禁深感愧疚。这么多的仇恨、偏见，为什么都扎根在这同一个地方呢？而为何这儿偏偏又是我出生和长大的地方？
近年来，我在这个城市和家人朋友们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慢慢了解了“新伯明翰”。伯明翰市努力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但是，我仍然想成为那段历程的一部分，因为要想与自己出生的城市达成和谐并为之自豪，这段历程是非常重要的。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