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圣诞节，我才真正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我们一直有个传统，到市里去，看看匹齐茨和拉夫曼商场那些装饰精美的商店橱窗。和纽约的梅西百货一样，这些商店布置了漂亮的圣诞节展台，上面也有活动的人体模型。看完橱窗之后，我们总是会进入商店，为家人、老师和朋友购买礼品。
但是，1962年，父母解释说，因为一个叫做“抵制”的东西，我们不能去商店了。黑人正在为正确的事情而努力，我们也要这样做。我感到非常失望，但知道大事情更重要。奇怪的是，那一年我们还是去看了圣诞老人，虽然没在商店里买东西。
显然，抵制成功了。那年的销售额降低了百分之十一，结果伯明翰市发出威胁，如果抵制不停止，就要中止为一万九千户穷苦黑人家庭提供食物的项目。包括威斯敏斯特在内的各个教堂则组织食物捐赠活动，保障那些家庭不受到伤害。
我的父母支持抵制活动，但也不希望我的圣诞节没有玩具，所以他们安排吉姨妈从弗吉尼亚的诺福克带玩具来。于是，圣诞老人还是按时出现了，带来一个“美喳喳”娃娃，会说多种语言。和经典的玩具娃娃“会聊天的凯茜”一样，这个娃娃背上有根绳子，一拉就会说话。但是，这个娃娃的身体一侧还可以放入磁带，会讲法语、西班牙语和德语。我很喜欢她，也尝到了会讲多种语言的乐趣。
接下来就是严酷的1963年。挑战和暴力日趋升级。整个冬天和初春，选举权行动、静坐和大规模抗议，彻底摧毁了全市的正常生活。3月份，两位黑人候选人竞选伯明翰市议会席位，其中一位获得了很多选票，迫使他的竞争对手进行二次选举。4月份，阿尔伯特·鲍特韦尔在市长竞选中胜出，击败了“公牛”康纳，同时伯明翰市向市长制政府过渡。“公牛”康纳却拒绝下台，大约有两个月时间，伯明翰市有两个政府。我从没听过父亲像谈论“公牛”康纳那样谈论任何其他人。父亲说，他就是邪恶的化身。我也恨他，现在还记得他布满皱纹、满脸怒色的讨厌形象。每次听到他在电视上谈论“黑鬼”，说要把他们和诚实的白人分开，我都心生厌恶。
同月，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SCLC）发起示威，要求结束种族隔离制度。乔治·华莱士派了一百名州警，到伯明翰协助当地警方。4月12日，耶稣受难日那天，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市中心被逮捕。他在那儿写下了著名的《伯明翰狱中书》。
在这混乱的局势中，人们必须做出决定，自己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民权运动的中心是黑人浸礼教会，工人阶级则是运动的中坚力量。弗雷德·沙特尔沃思牧师曾领导有色人种促进会的地方分会，最后还担任了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全国主席。1961年，他去了辛辛那提，但在1963年那些暴风骤雨般的日子里，他经常回到伯明翰。在有关这些严酷岁月的记录中，我觉得沙特尔沃思牧师没有获得他应得的认可。伯明翰的人们知道，他是民权运动的心脏和灵魂。伟大的全国领袖马丁·路德·金和拉尔夫·阿伯内西进一步推动了弗雷德·沙特尔沃思开始的事业。
父亲和沙特尔沃思牧师常常坐在我们家房前的门廊上，一直谈到晚上。我记得，有时候我会蹦蹦跳跳地跑过去，爬到爸爸的怀里。爸爸就让我走开，因为他们正谈得兴起。1972年，我们到辛辛那提拜访了沙特尔沃思牧师，他们两个人回忆起以前的时光，谈了好几个小时。
不过，我一直怀疑，沙特尔沃思牧师是不是因为父亲没和他一起游行而心怀怨恨。他说过，他觉得父亲不去游行，是因为父亲担心他们炸教堂。这话听起来不像是爸爸的口吻，不过教民安全可能真的是个考虑。沙特尔沃思牧师一直说，他知道赖斯牧师肯定会“支持他”。
最近我去拜访沙特尔沃思牧师，由于中风，他已经不太能说话了。这次拜访，让我对他和父亲之间的相互敬重有了更深的理解。他妻子问他，还记不记得我的父亲，他点了点头。“你们是好朋友吗？”她问。他又点头表示肯定。我给他看我父亲的一张照片，他就开心地笑起来，一只手不停地抚摸父亲的脸。“啊，康多莉扎。”他说。我哭了，因为这表明他对我爸爸有很深的情感。他们在策略上也许有不同意见，但他们始终是互相关心的朋友。
今天，有一种说法认为，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中产阶级得益过多，贡献很小。诚然，我们社区很少有大人去和马丁·路德·金一起游行。但是，人们做出选择的情况要复杂得多，绝不能简单地将人们一分为二地划分为游行者和未游行者。
首先，1963年，如果你是住在伯明翰的黑人，那么你就无法逃脱暴力，也没有地方躲藏。现在我对那个时期的记忆，最多的是周围街区爆炸的声音，包括我们自己的街区。运动的领导人，比如律师亚瑟·肖尔斯，是攻击的主要对象。1963年，他家的房子被炸了两次，人们把他的小区叫做“炸药山”。不过，白人“夜行骑手”们和三K党可不管你在斗争中扮演什么角色；只要可能，他们会去恐吓任何一个黑人家庭。
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从外公外婆那儿回家。刚下车，就听到街那头传来一声巨响。那个春天，在伯明翰，谁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社区里一颗炸弹爆炸了。实际上，那是一颗毒气炸弹，扔进了大约离我们一个街区的一幢房子的窗里。父亲让我和母亲赶紧回到车上，然后他发动了汽车。母亲问上哪儿去。“找警察。”他说。“你疯了吗？”她问，“这事可能就是他们干的。”爸爸什么也没说，而是开车到了胡珀镇雷伊家。
几小时后，我们回到家中，得知第二颗炸弹已经引爆了。今天的恐怖分子有时候还这样做，先引爆第一颗炸弹，希望人群会聚集起来。然后他们引爆第二颗炸弹——里面尽是弹片和钉子，要给无辜的旁观者带来最大伤害。幸好大家都没上当，第一次爆炸之后没有人上街。不过，当天晚上还是没人睡觉。回家之后，爸爸没再说炸弹的事情。他走到屋外，坐在走廊上，春天里空气闷热，他怀里抱着枪，在那儿坐了一晚上，警惕着白人“夜行骑手”。
最后，爸爸和街区的其他男人们开始巡逻。他们轮流在我们街道两头的入口处放哨。有一个正式的轮流值班表，爸爸会去看望值班的人，与他们一起祈祷，为他们鼓劲。他们偶尔会朝天上放一枪，吓走入侵者，但并没有朝任何人开过枪。他们要求肤色特别浅的黑人，在进入社区的时候大声说出自己的身份，以免出现“意外”。
由于这段经历，我们坚决支持《第二修正案》和持有武器的权利。当初我父亲和邻居们要是“注册”了武器，肯定会被“公牛”康纳没收掉，甚至更糟。宪法保障了组建秩序良好的民兵队伍的权利。这来源于建国先驱们对政府的畏惧。他们坚持认为，当局不能保护公民时，公民有权自我保护，如果有必要的话，也有权反抗当局。我们街区的人们在面对三K党和“公牛”康纳时所采取的行动，是负责任地使用枪支的范例。
伯明翰抵制运动中，第二个值得提及的地方是，金博士的战略并非没有争议。有些人事后说，虽然很多人没去游行，他们可是去过的，爸爸有时候会嘲笑他们。“每个自称和金一起游行过的人，要是真的都去了，”有一次他对我说，“那伯明翰的街上肯定早没立足之地了。”
我父亲拒绝加入金的抗议行动，有他自己的理由。我还清楚地记得父母之间的一次谈话，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谈话的内容是如何应对上街游行并采取非暴力行动的号召。我站在我们家的过道上，听父母在客厅里说话。“安吉丽娜，我不打算出去，因为要是有哪个顽固的家伙带着警棍或者警犬来追我，我肯定会打死他，”他说，“然后他们就会打死我，那我女儿就变成孤儿了。”
很多年后，我问爸爸，当时我听到的话对不对。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不去和金一起游行；实际上，他还肯定地对我说，面对暴力，他不相信非暴力。
他还憎恶让儿童和青少年去参加游行。由于抗议进展缓慢，马丁·路德·金和运动组织者们号召孩子们5月2日上街，即后来的“儿童十字军”行动。我的一些朋友们参加了，包括詹姆斯·斯图亚特、乔治·亨特三世（称为“三世”）、雷蒙德·古斯比和里奇·霍尔，都是我父亲的学生。他们要先出去，吸引警方的注意。其他人在后面跟着，在被拦下之前尽可能靠近市政厅。在他们从十六街浸礼会教堂朝市政厅进发的时候，“公牛”康纳在大喇叭里面吼道：“你们获得批准了吗？”他们说没有，他就下令打开装满警察的警车，把孩子们逮捕起来。被捕的孩子源源不断，康纳还是不能阻止抗议的人流，就下令用警犬和消防水龙头来对付游行者。这些孩子被直接领到了“公牛”康纳的追随者的爪下。撇开他们事业的正当性不说，我父亲认为这危及了无辜孩子的安全，因此感到震惊。
不过，爸爸还是尽力去帮助他的学生们。当天及随后几天，很多中学生离开学校，加入了游行队伍。我父亲、他们的老师以及大多数父母，都想劝他们不要去，说他们应该用大脑同种族主义斗争，而不是用身体。后来伯明翰教育委员会下令，教师们要上报“缺课学生”名单，这些孩子不能毕业。老师们拒绝了。他们鼓励学生们先到学校出勤，然后再离开学校去参加游行。学生离开的时候，老师就转过头去。
到5月2日下午，警察已经逮捕了几百名学生，监狱关不下那么多抗议者，警方就把他们押到游乐场里去。父亲获得许可，可以去看望孩子们，在他们中间走动走动，再回去向父母们报告孩子平安。我和他一起去的，在簇拥的学生中间走了一圈。非常拥挤——学生们甚至必须轮流睡觉，因为没有足够的地方可以躺下来，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天，大人们无法忍受了。他们开始请律师，把孩子们放出来。
美国历史上最难以磨灭的画面之一，就是“公牛”康纳的警犬和消防水龙头对抗着没有武器的和平抗议者，地点是伯明翰市中心的凯利·英格拉姆公园，就在十六街浸礼会教堂正对面。1963年的夏季漫长、炎热，“公牛”康纳甚至从亚拉巴马边远地区调来“临时人员”，帮他干连警察都不愿意干的坏事。我和朋友们曾看着他们乘坐轻型货车驶过第六大道，车上插着联邦的旗帜。为了吓唬我们，他们从车窗里探出身子来，挥舞着手里的短管霰弹枪。面对这样的暴徒，抗议者都能保持尊严和克制，没有被他们激怒。
但是，5月11日星期六的晚上，“公牛”康纳招募来的民兵遇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黑人抗议者。三K党炸了盖斯顿青年旅馆，想暗杀马丁·路德·金，但金几个小时前已经离开了。这件事引起了大规模的暴动。在旅馆周围二十八个社区的范围内，都有黑人抗议者冲警察扔砖头、袭击警车。另有一帮年轻人到第四大道一个地方喝了酒。用南方人的话说，他们被酒精“点着了”，也加入了暴乱，朝凯利·英格拉姆公园行进。游行者在那儿碰到了一辆装甲运兵车，有传言说“公牛”康纳就在车上。这些人放火烧了运兵车，还烧了附近的巡逻车和轻型卡车。其中一些人被逮捕并迅速投入监狱，但“抵制”有了效果。我父母想让我觉得很安全，但也希望我看到所发生的事情。第二天上午，我们开车到凯利·英格拉姆公园，看到了被焚烧车辆的残骸，还有一些“临时人员”在往回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事情发生时，我们本应该在丹佛。为什么1963年我父母要坚持留在家里？这个问题常令我疑惑。如果要选择一个时间在丹佛长久地待下去，就应该是这个时候。但我们没去，因此目睹了伯明翰的暴力和混乱。后来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也没有给我很好的答案。我一再追问，父亲最后才说，他必须和自己的教民在一起。也许当时只是觉得在斗争当中丢开伯明翰并不妥当。
这个夏天的警犬和消防水龙头，终于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伯明翰被曝光，人们把它看作一个充满着可怕仇恨、偏见和暴力的城市。1963年9月15日，仇恨充分显露，十六街浸礼会教堂地下室的一颗炸弹，夺走了四位正准备去上星期日学校的小女孩的生命。
那是个星期天，威斯敏斯特的宗教仪式还没开始，但唱诗班、长老和引座员都已经到了教堂里。母亲在调试风琴，我也在那儿。突然传来砰的一声巨响，地面震动。两个教堂之间的直线距离大概是两英里。但感觉好像是隔壁出了事一样。
我还记得，弗洛伦斯·赖斯太太冲了进来，说肯定是炸弹。大家马上想到，我们的街区不过五分钟的路程，是不是在那儿？可能过了几分钟，但感觉好像是几个小时，有人给教堂打来电话，说十六街浸礼会教堂被炸了。谁也不知道还有多少教堂成了袭击目标。大家需要找个安全的地方。
我父亲没有试图让大家做礼拜，不过他觉得还是让人们一起留在教堂里比较安全。过了大约一小时，有消息传来，说当时在卫生间里的四名小女孩被炸死了。我不记得过了多久，反正我们很快就知道了她们的名字：丹尼丝·麦克奈尔，十一岁；阿迪·梅伊·柯林斯、辛西娅·韦斯利、卡罗尔·罗伯逊，都是十四岁。当天，还有两名黑人孩子死于种族袭击。每个人都很害怕，父母都想把孩子带回家。
回家之后，我们打开电视机。新闻上全是被炸教堂的画面，小尸体被人从废墟中抬出来，放到灵柩车上运走，画面让人心碎。父母不停地与伯明翰的家人和朋友们通话，街区的男人们在四周巡逻。不过，我记得当时我第一次感觉到，他们其实并没有能力阻止这种悲剧。我就坐在那儿看着电视。该睡觉的时候，我问父母，能不能睡在他们的床上。
第二天，我待在家里，没去上学，我所有的朋友也一样。父母去上班了，但我去了外婆家。她和其他人一样不知所措，只是一个劲地说，上帝的手段神秘难测。我还记得，当时我想，那么这些神秘难测的手段该是多么残酷啊，但我没对虔诚的外婆说什么。
暴行最终会影响我们的社区，不过一开始我们只是感到悲伤。伯明翰不大，每个人都至少认识其中一个小女孩。这是个非常个人化的悲剧。我的朋友瓦妮莎·亨特只记得那个星期五还在走廊里见过丹尼丝。她们还谈了话，说周末没有家庭作业。辛西娅和丹尼丝是邻居。我最熟悉丹尼丝；她比我大，但我们还是会在一起玩娃娃。她父亲是我们的送奶工，还是个业余摄影师，在大家的生日聚会和婚礼上拍照。丹尼丝以前是我父亲第一所幼儿园里的学生。
我舅舅教过阿迪·梅伊·柯林斯，在新闻上看到她的照片时，舅舅哭得跟个孩子似的，第二天看见她的空椅子，又哭了起来。约翰·斯普林格先生，我父亲最亲密的一位朋友，就住在麦克奈尔家隔壁。那天上午他没去教堂。炸弹爆炸后，他看到人们往麦克奈尔家房子那儿跑。“我听到玛克辛在哀哭，”他后来对我说，“门是关的，但她哭的声音很响，所以我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葬礼由金博士主持，我们也想参加，但等我们到了的时候，教堂里已经挤满了人。爆炸发生后的那个星期四，给三个女孩唱了挽歌；另外一个女孩，卡罗尔，星期二人们在一家循道宗教堂给她唱了挽歌，因为她的父母不希望在这次公共葬礼上祭悼女儿。
我们站在台阶上，参加为这三个女孩举办的葬礼。护柩的是我父亲的几位学生，十五岁的詹姆斯、里奇和“三世”。里奇差点倒了下去，幸好詹姆斯扶住了他。除了棺柩退场时的赞美诗，其他的我记得不多了。棺柩很小，白色的。不过，我心里总觉得其中一个是粉红色的。
针对伯明翰孩子们的本土恐怖主义暴行，终于激起了全国人的良知。6月11日，约翰·肯尼迪总统做了一个历史性的演讲，号召结束种族隔离，并向国会提交了一套立法提案。《民权法》提案拟禁止公共场所的种族隔离行为，允许联邦政府介入与公立学校种族融合相关的各州案件，以此补偿在南方尤为典型的系统歧视和压迫。相关努力几个月前就开始了，不过我们希望，1963年这个喧嚣的夏天——以四个小女孩惨死于暴力极端分子手中为顶点——能推动年轻的总统采取行动。
父亲没有投约翰·肯尼迪的票，但我还记得他说，希望总统有坚持下去的魄力。他对我母亲说，如果这次努力失败，种族隔离主义者就会更加肆无忌惮，伯明翰的日子就没法过下去了。他说，既然现在马蜂窝已经捅了，那么白人至上主义要么灭亡，要么全胜。已经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因为揭底牌的时候就要到了。
爸爸说，一直有人相信，只要联邦政府最后下定决心介入，以改变南方，就会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只是此前联邦一直没打算介入。如果华盛顿不起作用，就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我们每天看切特·亨特利和戴维·布林克利的报道，密切关注华盛顿的情况。对我们来说，那可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政治辩论，而是切身的关注。我们觉得自己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肯尼迪政府的手里。
1963年11月22日，星期五，和往常没有区别。经过两个月前那些可怕的事件，生活再次神奇地回到正轨。我在上赖尔斯太太的地理课，接下来应该休息，然后上历史课，也是赖尔斯太太教。
突然，另外一位老师冲了进来，对她说总统在达拉斯遇刺了。反正休息的时间也快到了，所以赖尔斯太太就让我们离开教室，到操场上去，她自己到教师休息室去看报道。对于11月末的天气来说，这天算是比较暖和了，我和朋友们站在那儿，不知道该干什么。
铃终于响了。我们回到教室，赖尔斯太太又开始上课。过了几分钟，她停了下来，走到门边。我听到了她的哭泣声。“总统死了，”她说，“剩下个南方人在白宫里。我们以后不知道会怎么样啊？”
放学了，我去了阿尔托舅舅的教室。我们上了车，和往常一样去外婆家。他转头对我说：“你感觉怎么样？”
“你是说总统的事吗？”我说。“是的。”我说我很伤心。“还害怕。”我又说。阿尔托没问为什么，但赖尔斯太太已经给了我一个理由。
的确，一定年龄段内的每个美国人，都还记得听到肯尼迪总统遇刺消息时自己在什么地方。当天晚上的新闻，一遍遍播放的车队行进镜头，子弹击中的瞬间，瘫软下去的总统，这些意象仍旧清晰地印在我们脑海里，如同昨日。同样清晰的，还有杰奎琳·肯尼迪的威仪，林顿·约翰逊宣誓就职，送葬的队列在悲伤中穿过华盛顿特区。但是对伯明翰的黑人来说，约翰·肯尼迪遇刺带来了切身的威胁。我想南方之外的很多孩子应该不会将总统之死描述为“恐惧”吧。
幸运的是，林顿·约翰逊虽是个南方人，却继续推进肯尼迪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承诺。学习政治学的时候，我读过几十篇关于约翰逊立法战略的学术论文。有些人认为，约翰逊所做的事情，纵使肯尼迪在世也不能做到：联合北方的民主党和开明的共和党人士，推动里程碑式的立法。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那时候是来自芝加哥的一名议员，是支持总统的共和党人。我可以冷静地分析约翰逊的战略，以及共和党可耻的应对措施，即所谓的“南方战略”，有意讨好对种族融合感到不满的白人选民。但要做到这一点，我必须首先走出我的个人经历，因为这可不是一般的立法——它让我家人的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化。而且，几乎是立竿见影。
1964年7月的一天，天气炎热，我们看着亨特利和布林克利播报新闻，说1964年的《公共设施使用法》（常称为《民权法》）在美国国会通过了，已提交总统签字。约翰逊将于7月2日签署这项法令。全国新闻播完之后，地方台的新闻主持人又重复了一遍。“所谓的《民权法》今天通过了。”他说。他的描述前加了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修饰词。
但这不要紧。几天后，我父亲说：“我们出去吃饭去。”我们穿戴整齐，去了一家相对较新的餐馆，离我们家大约十分钟。我们走进去，大家都抬起头来看着，饭也顾不得吃了。但过了几分钟，也许是意识到法律已经变了，他们又继续吃饭，我们也得以顺利就餐。不过，几天之后，我们去了一家免下车汉堡店，叫做“杰克汉堡”。当时是晚上，我咬了一口汉堡，跟父母说味道怪怪的。爸爸打开车灯。汉堡里面全是洋葱：没别的，只有洋葱。
尽管如此，从法律上来说，种族隔离已经终结了。那些正派的人们——不是极端分子，而是普通人——将会慢慢调整，适应这一事实。1965年《选举权法》的历史意义，已经得到了应得的认可。但1964年的《民权法》终结了法律上的种族隔离，就日常生活而言，的确更加重要。
多年后，在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这一点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一天，我们开会做总统的日程安排，讨论如何纪念《民权法》通过四十周年。大家都认为，总统可以发一份书面声明，不必大张旗鼓，因为第二年就要纪念1965年《选举权法》颁布四十周年，而这部法律才是真正的突破。我非常生气，也许有点过了火，我对同事们说，他们应该明白，正是因为1964年的法律，我才能在自己家乡的餐馆里吃饭。他们吃了一惊，也就让步了，后来我们在东厅举行了很好的庆祝活动。我们邀请了琳达·伯德·约翰逊·罗布，我利用这个机会，当面感谢她父亲的勇气和执著，是他为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