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同寻常:赖斯成长回忆录-伯明翰事态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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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夏末,我们回到家中,伯明翰的局势日趋紧张。种族之间的防火墙正在崩塌,这是个缓慢的过程,但大势所趋,无法遏止。民权运动势头迅猛,给种族隔离制度带来了挑战——严重的挑战,伯明翰的气氛也因此日益紧张。

    多年来,伯明翰的官员们无耻地忽略了一系列联邦层面的决议。1957年,阿肯色州小石城的中心中学在联邦警力的帮助下实现了种族融合。但是,在伯明翰,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没带来什么效果:各学校还是种族隔离的。同样,1955年蒙哥马利市的罗莎·帕克斯拒绝在公交车上给白人让座,引起了全国关注,后来要求黑人坐在公交车后面的法律被宣布违宪。但是,亚拉巴马州还是拒绝在公共汽车上实现种族融合。

    几个公民委员会多年来致力于推进种族公正。早在1951年,就有一个杰弗逊县社会力量协调委员会种族关系分会,由伯明翰公益金提供资助。但是,由于敌意和暴力增加,该分会于1956年被迫解散。期间还有很多其他努力,但都很快消散了。同年亚拉巴马州判定有色人种促进会(NAACP)非法的时候,弗雷德·沙特尔沃思牧师组织了亚拉巴马基督教人权运动(ACMHR)。种族分裂主义者的反应是,在圣诞节前夜炸毁了他家的房子。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对体制的挑战,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暴力。1956年,纳特·金·科尔在伯明翰市礼堂表演时被人袭击。1958年,三K党在杰弗逊县内各处焚烧了十八个十字架;第二年,他们在黑人居住区内游行。接下来一年内,三K党焚烧了十一所学校。

    有一些正派人士,包括很多白人,都在努力做正确的事情。1997年,我非常骄傲地与弗吉尼亚·杜尔夫人一起,接受了亚拉巴马大学的荣誉学位,她曾与她丈夫一起公开挑战乔治·华莱士及其他种族隔离主义者。很多犹太家庭努力跨越肤色的界线,拉斯科夫一家即其中之一。当然还有弗兰克·约翰逊法官,他是位先驱,他的裁决开始带来一些变化,但也引起了尖锐的批评,将他和他的家人置于险地。

    面对这些挑战,伯明翰当局仍旧一意孤行,坚持种族隔离制度。伯明翰市的公共安全委员“公牛”尤金·康纳成了歧视黑人者的排头兵,而州长乔治·华莱士则是他们在蒙哥马利州议会中的灵魂。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华莱士站在亚拉巴马大学门口阻止种族融合,这是我脑海中最清晰、最严酷的形象。同样,我永远会记得他在就职演说时说的那句臭名昭著的话:“现在种族隔离,明天种族隔离,永远种族隔离。”

    说句公道话,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家开始看到种族隔离墙上的一些小裂缝了。我大约七岁时,母亲得了严重的支气管炎。想什么办法都不见好转。我父亲想让她得到恰当的医治,情急之下请克雷·谢菲尔德博士推荐一位医生,谢菲尔德是父亲的同事,白人,学业咨询主任,曾关心过父亲的职业发展。

    于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父母和我前去拜访卡迈克尔医生,他是耳鼻喉科的专家。我们被领进黑人候诊室,要从药房上方的后楼梯上去。墙上的油漆都脱落了,凳子很硬,等待的时间也非常长。

    最后卡迈克尔医生终于给母亲看了病,然后他把父亲喊到一边。“下周带安吉丽娜来,”他说,“要下午五点以后来。”第二个星期六,我们五点之后到,被领进了白人的候诊室,里面空无一人,有很大的皮椅子,还有很多杂志可以看。卡迈克尔医生打破了规则,他给予了父亲作为一个人的基本尊重。他做好了改变的准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候诊室合二为一,更多黑人家庭和我们一样“到了队伍前面”。

    我也还记得另外一件能体现“白人善意”的事情,发生在我七岁的时候,我非常想去马戏团。同样,又是谢菲尔德博士出面,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搞到了门票和通行证。全家人顺利地通过了检票。遗憾的是,我讨厌马戏,没看几分钟就吵着要回家。父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门票,所以勃然大怒。我们一直看到马戏结束。

    还有那位白人女店员,也想出了办法绕开规则。一天,母亲和我上街,给我买一件复活节衣服。我们通常出门到芒廷布鲁克买东西,那是城外的一块白人飞地。坎特伯雷儿童用品店似乎并不在乎你的肤色,只要你愿意为商品支付昂贵的价钱就行。但这一天我们去的是城里的博格—菲利普斯,母亲不认识的一位店员说,我必须到库房里去试衣服。黑人不能进入试衣间。这事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一样。母亲死死地盯住她的眼睛。“要么她在试衣间里试衣服,要么我们就不买,”她严厉地回答道,“你自己选择吧。”可怜的女店员悄声让我们进入试衣间,她自己站在门外看守,不想让别人看见我们。

    当然,种族隔离中的这些缝隙,都是孤立事件。种族隔离是个贬低他人、极不公正的残暴体系,这些事件不过是那堵高墙上的小裂缝而已。伯明翰的父母们尽了最大努力,让孩子们获得同等机会,让他们的世界同样充满欢乐。种族隔离并没有侵入每天的日常生活,大家的日子过得也不错。在极不正常的环境中,我们找到了过正常生活的方法。但是毫无疑问,伯明翰种族主义的恶劣程度,远超美国其他大城市。

    民权运动的历史已有多种记录,以泰勒·布朗奇的出色研究最令人动容。我学过政治学,读这些记录时能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我也曾在伯明翰生活过,面对居住环境的敌意,父母一直竭力保护我,但到1962年,他们的努力已难以奏效了。不久伯明翰就会变成“爆明翰”,成为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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