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我的童年很正常，完全像个孩子。我喜欢学校，但谈不上热爱。三年级后雷恩小学关闭，我到布鲁内塔·C.希尔学校注册。同样，学校也不在我家附近，选择这所学校，只是因为我舅舅在那儿教书。放学以后，他可以把我送到外婆家，我就在那儿待着，一直等父母下班后顺路把我接回去。
一些非常出色的老师教过我，特别是四五年级的时候，哈古德太太和科尔基特太太让我相信，我实际上非常擅长数学。哈古德太太甚至会利用我们争强好胜的本能，让每周测试成绩最高的同学坐到前排。于是，我开始小心地避免错误，比以前认真多了，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坐在教室后面。
我的父母也积极参与，大多数时候他们起到了正面作用。和他们的朋友们一样，他们也都是家庭与教师协会（PTA）的成员，并参加协会会议。他们查看我的报告单，每个测评期结束都要和我讨论学业进展。他们尤其关注我的行为分，因为他们很重视尊师重教。不尊重我的老师，那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毕竟我的父母都是老师。偶尔，如果他们认为我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就会站在我这一边。有一天，家政课老师让我带一张字条回家，说我不合作。我只是觉得，把毛巾缝上蕾丝边做浴帘，好像是一件很荒唐的事。“可以到希尔斯商场去买啊，”我说，“买来的还好看得多。”我母亲对老师说，我的话也有道理，但她还是坚持要我把浴帘做好。
还有一次我的音乐课只得了“C”。母亲勃然大怒，去质问格蒂·巴特尔太太，巴特尔太太让了一步，把我的成绩改成了“B”。但她不肯给我“A”，说我在音乐上有很高的天赋，所以她对我有更高要求。后来我怀疑这件事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我发现母亲和巴特尔太太上大学的时候就一直不喜欢对方。
我表现不错，不过必须承认，我的学习习惯有缺陷，我总是喜欢拖延。遗憾的是，父母想帮我，可能反而助长了这一不良习性。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早晨，我一觉醒来，发现当天的一项作业没有完成。作业要求我们用图片制作一本书，为我们那个星期读的一篇故事配图。也许我的父母就应该让我自己去面对后果。但他们没有。为了完成作业，我们三个人从杂志、书籍甚至百科全书中剪出图片，忙得不可开交。我得了“A”。从小学到大学，我常常要到最后一刻才去完成作业，喜欢通宵熬夜复习应考。拖延的毛病，恐怕到现在还是个问题。我身上的坏习惯，父母只要有机会，基本上都能纠正，但这是个例外。
我知道，这一点与后来我给大家的印象相反，因为大家觉得我是个“推磨的”——就是小时候只知道埋头学习、早早完成作业的那种人。这个词其实更适合我最好的朋友维尔达·罗宾逊，我喜欢她，但也嫉妒她按部就班地完成学校功课。
事实是，我一直对其他活动更感兴趣，比如钢琴。父母特别担心我不像他们一样喜欢读书。他们让我参加了所有的读书俱乐部，但那些书只会放在那儿，越堆越高。有一阵子，他们寄希望于“连环画经典”，就是丹尼尔·笛福、马克·吐温等作家作品的漫画版本。我基本上只有当老师布置的时候才去读书。最后，我找到了传记作品，发现自己爱读真实人物，而不是虚构人物的故事。到今天还是这样，不过看到朋友和同事们读那么多书，我还是会觉得不如人家。
尽管我不太读书，父母仍然相信我是个天才；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甚至在我七岁的时候安排我去参加智商测试。我的分数出来了，是136——还不错，但还没到门萨[9]的标准，可他们却认定是测试出了问题。我告诉他们，要把那些方形、圆形、星形与谜题中的洞匹配起来，真是难得不得了，他们这才冷静下来。他们发现自己的女儿终究只是个比较普通的小女孩，可能感到很失望，不过并没有流露出来。
不过，总是有很多机会，让我发挥我的长处，甚至有些能力不算我的强项，也能得到发展。比如，我的童子军经历就并不完全令人满意。我做了几年的“棕精灵”幼年童子军，后来是女童子军，表现都很好——但到野营的时候，我就不行了。到亚拉巴马之外的荒野中去了一趟，我就相信自己不是“户外”的料。实际上，蚊子、高温、温热的“酷爱”饮料，就足以让我给母亲打电话，跟她说我想回家。父母来把我接了回去，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再去尝试野营。
某些学校活动，我倒很愿意参加，但父母马上就否决了。学校综艺节目的组织者让我扮演“至尊乐队”的一名成员，演唱《以爱的名义，停下！》，父亲认为这不够庄重。于是父母聘请乌尔曼的美容教师克拉拉·瓦尔纳太太，教我一套踢踏舞的动作，曲子是《可爱的苏啊（就是你）》和《可爱的乔治娅·布朗》。我穿着蓝色紧身连衣裤、踢踏舞鞋子，戴着大礼帽，我舅舅把帽子喷成了金色。这套动作很糟糕，但我勇敢地上台完成了表演。我父亲站在舞台旁边，观众都能看到，他双臂抱在胸前，不许别人发笑。他那模样虎视眈眈，所以也没人敢笑。表演结束，观众鼓掌。我只是觉得演完了很开心。
在学校功课之外，父母为我提供了很多课外学习的机会。除了钢琴，我还上过各种各样的培训班：芭蕾、体操，甚至还有旋转指挥棒课程。母亲认为每个有教养的女孩子都应该会说法语，所以我八岁的时候，他们请了丹内塔·K.索恩顿太太星期六给我上法语课，她也在乌尔曼教书，有罗曼语方面的硕士学位。她用各种各样的法国图片和工艺品把自家的地下室变成了法国“沙龙”。我喜欢索恩顿太太，不过对法语却不怎么在意。但我还是硬着头皮往下学，为中学和大学阶段的进一步深造打下了不错的基础。我父母还认为我必须学习打字，“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需要”，他们给我报名参加了威斯顿太太星期六的课程，她就住在我们这条街的那头。
后来，母亲和她的朋友们创建了一个俱乐部分会，叫做“宝宝与少年”，以便组织他们给孩子们提供很多课程。除了野外旅行、聚会以及女孩子们的模特课之外，该组织还设有音乐和艺术欣赏方面的文化项目。我很迟才知道，母亲和朋友们组织“宝宝与少年”，是因为她们和“杰克与吉尔”的领导层有不同意见，后者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黑人儿童组织。随便问哪个出身中上阶层、年龄和我差不多大的黑人，你会发现他们都属于“杰克与吉尔”。现在我还不知道确切原因，不过我怀疑泰特斯维尔的这些家庭缺乏足够的贵族气质，所以“杰克与吉尔”并不欢迎他们。当地的女士们对“杰克与吉尔”持批评态度，因此决心做得更好。
我还参加过几项运动。我的朋友们说，我一直是位淑女，穿着笔挺的裙子，可我记得自己那时候可是个野小子，喜欢打闹，到处乱跑。那种笔挺的裙子，我糟蹋了好几件，母亲感到惊讶，父亲却觉得高兴。我还发现，父母的床是非常好的蹦蹦床。只要我只在有人看管的时候跳，他们都会容忍我的杂技表演。有一次他们不在一旁看着，我在床上做“常规活动”，结果跌了下来，此后他们就不许我在床上跳了。
为了对付我的精力过剩，爸爸想让我对有组织的运动发生兴趣，最后终于找到了我喜欢的运动项目：保龄球。他喜欢保龄球，20世纪60年代初期“明星保龄球馆”开业后，我们星期六就经常去。一般情况下，爸爸上午先和教会及学校的朋友们打球，接下来就给孩子们上课，让他们比赛。“明星保龄球馆”干净整洁，还有一个娱乐室，后来成了生日聚会的好地方，偶尔甚至还举行婚礼招待会。伯明翰实行种族隔离时期，聚会的地方非常少，“明星保龄球馆”让我们又多了一个喜爱的去处。
但我却没有学习游泳。六岁的时候我游过几次，第二年春天，母亲说没有游泳课了。1962年1月，伯明翰公共安全委员“公牛”尤金·康纳决定关闭所有公共娱乐设施，而不是根据法庭命令结束种族隔离。一直到二十五岁的时候，我才在加利福尼亚上了游泳培训课。我想，伯明翰很多黑人和白人孩子都要到很迟才学会游泳，这都是“公牛”康纳的功劳。
事实是，父母虽然费尽了心思，但还不能说完全成功地营造了一个自足的平行社会结构。伯明翰的孩子们总要面对种族隔离的事实，这一时刻迟早会到来。对我的朋友德博拉·奇塔姆·卡森来说，就是她问能不能去“童梦园”的时候，那是个娱乐公园，他们在去祖父母家的路上经常路过。她父亲不想告诉她，因为她是黑人，所以不能去。于是他说，“童梦园”不够好，要去就去迪士尼乐园。后来他攒够了钱，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我最早接触种族隔离，是圣诞节全家到伯明翰市区看圣诞老人的时候。我大概只有五岁，在一旁听到父亲评论说，圣诞老人对待黑人孩子和白人孩子好像不一样。反正我以前对圣诞老人的印象也不怎么好。当时我看了一眼这个留着胡子的大块头白人——可能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然后我一边狐疑地盯着他，一边慢慢往后退。最后我父母只好过来干涉，让我接着告诉他我的圣诞节心愿。
但是，这一天，这位圣诞老人一直把白人孩子放到自己膝盖上，却和黑人孩子保持距离，让他们站着。“他要是这样对待康多莉扎，”爸爸对妈妈说，“我就把他身上那些东西撕下来，让他露出本来面目，也就是个普通的下作白人。”我胆战心惊地走上前去，也不知道会怎么样。也许圣诞老人感受到了父亲的情绪，他把我放到膝盖上，听我说圣诞愿望，然后说“圣诞快乐！”结局好一切都好。但我一直记得那一刻紧张的种族氛围，而中心点不是别的，竟是圣诞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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