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简短而正式，不超过一小时。黑人长老会宗教仪式与浸礼会教堂情感饱满、热情洋溢的仪式有天壤之别。人们有时候说长老会教民是“冰冷的选民”，这个词也可以用来描述黑人教民和类似的白人教民。福音音乐很罕见，代之以圣歌，作曲者各种各样，有巴赫，也有现代作曲家，大多是白人。没有“应答轮唱”，比如布道牧师会问：“你们听到我的话了吗？”教民们就回答：“我听到你的话了。”甚至连偶尔一两声“阿门”都听不到。
我不是说这些仪式很枯燥，实际上美得很，甚至还能启发人。母亲是风琴手兼唱诗班指挥，她训练小小的唱诗班演唱越来越复杂的圣歌。我最喜欢的是《神极爱世人》以及海顿《创世记》中的《诸天诉说神的荣耀》，这两首仍然是很多大长老会教堂的保留曲目。不过，对威斯敏斯特长老会教堂唱诗班来说，这两首歌很有难度，有时候要花几个星期才能学会。但是，人们常以会唱复杂乐曲为荣，所以唱诗班最后都能唱得很好，人数也越来越多。
圣诞节和复活节假期，尤其忙碌而开心，有专门给孩子们看的戏剧，还有特别的音乐，要花几个月准备。我喜欢到教堂去，帮着装饰，特别是复活节期间，圣坛上要放三个十字架，是阿尔托舅舅在他的店里做的。六点钟要举行一次盛大的日出仪式，然后是十一点钟的常规仪式。
不过，复活节头一个星期六找彩蛋的游戏，我却不太当回事。我觉得先把蛋藏起来，然后又去找，实在没什么意义。有一次我看到父母把鸡蛋放在我的篮子里，就是为了避免我因为找不到蛋而感到尴尬，这让我非常反感。我要他们不要这样做，我说如果想找彩蛋的话，我还不至于笨得连只蠢鸡蛋都找不到。我就是不想找。
父亲是个很棒的布道牧师，虽然他布道的声音不大，很少高于正常说话的声音。“大家都知道他是个让人先思考后感受的牧师。”教堂的一位长老这样说过。这种“讲座式”的布道风格吸引了很多新成员，尤其是教师，他们能够认同父亲用更加理性的方式对待自己的神职。
父亲的有些布道词我还记得，有些布道词的大纲至今还保存着。父亲经常在布道中谈论基督受刑前后门徒们所面临的艰难局势。他非常同情多马和其他门徒，基督的死亡让他们备受打击，他们不相信基督会复活。在一次很受争议的布道中，父亲对犹大进行了比较微妙的解读，他认为犹大觉得是别人背叛了他。他从人性的角度讲述这些人的故事，他们放弃了一切追随基督，却发现基督也会被处死，像寻常罪犯一样，所以他们感到疑惑、愤怒、恐惧。父亲说，基督死后究竟会怎么样，他们表示怀疑，这是可以理解的。爸爸用这些故事来说明疑问和迷惑是正常的。追随者们对信仰之谜做出人性的反应，耶稣是不会谴责的。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喜欢与父亲进行神学辩论。最早是我四岁的时候，我坚持认为父亲把“约伯”这个名字读错了。应该是“约伯”记，不是“尤伯”！父亲对我的不同意见很宽容，他耐心地进行辩解，我猜他大概是觉得我以后肯定会懂的。后来，我们的神学辩论变得更加复杂了。从保罗的教义（我父亲对此有些保留意见）到《启示录》中的可怕景象，我们在所有问题上都能交换看法。我们讨论过《旧约》中那个惩罚的上帝与《新约》中那个救赎的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一直觉得，父亲希望我用自己的智力来帮助确立信仰。他从来不会要我肤浅地接受任何事物，总是鼓励我不停地提问题。我父亲从来没有把理性和信仰对立起来，所以我的宗教信仰得到了强化。这一点我很感激，因为后来我虽然多次置身于理性思辨的场合，却没有像很多人那样，经历信仰的危机。我一直信仰着，完全而彻底地信仰着。我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避免在信仰中自大，如何像我父亲教导的那样，不懈地追求信仰的意义。
在父亲的领导下，威斯敏斯特教堂发展很快，总是有新成员加入。星期天仪式结束前有一次“召唤”，牧师站在教民前面，邀请“今天决定宣告信仰耶稣”的人走上前来，加入教会。今天很多长老会教堂还是这样做的。我讨厌这一时刻，因为如果没有人走上前来，就会显得非常尴尬。大约七岁的时候，我第一次知道，根据基督教教义，基督会回到地球上来，于是我有了一个好主意。我每天晚上都祈祷说，反正基督要再来一次，那也许他可以到威斯敏斯特教堂来。我知道，如果他来的话，教堂的成员数量肯定会飞涨。
实际上，我父亲管理教堂的方法更加传统。他知道，教堂不应该只是星期天做礼拜的地方，这一点很重要。大多数教堂都有社交功能，但爸爸的教堂还是超前的，因为每一天都可以在这儿聚会。星期三是唱诗班练习；星期四是《圣经》研修；星期二和星期四，教堂成员中的教师们会来辅导代数、科学和外语。有些人不是教堂成员，但也被请到威斯敏斯特来辅导功课或参加仪式，比如我父亲在乌尔曼中学的同事玛格丽特·奇塔姆太太，虽然她直到好几年之后才加入教堂。
白人牙医杜瓦医生每个月来一次教堂，为大家检查身体、修护牙齿。还有打字课程，以及礼仪课程，教年轻人晚餐桌上该用哪把叉子等等。星期五晚上是“自由活动”，孩子们到教堂，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下棋，也可以用从学校借来的投影仪看电影。到了夏天，我们都很期待教堂举办的野餐会、排球赛和田径会。
这些活动是对整个社区开放的，不仅仅针对教堂成员。这是有些争议的，尤其是父亲坚持接待勒夫曼村的孩子之后，那是一个政府安居工程，在教堂后面。在种族隔离的伯明翰，黑人区里有比较明显的阶层差异。举个例子，我还记得母亲曾告诉我，雷恩小学的朋友们可以来看我，但我不可以去看他们。他们的社区“太乱了”。
爸爸组织的大范围活动，让很多教堂成员感到不舒服。我还记得有一次他惹来了麻烦，野营的时候，勒夫曼村里来的孩子在教堂后面教教民们的孩子怎么掷骰子赌博，结果被抓住了。“赖斯牧师，我早就告诉过你，他们暂时还不能到我们这儿来。”一位长老对我父亲说。爸爸回家后，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妈妈。他感到很难过，为自己的方案辩护。他一方面希望尽可能地将范围扩大，一方面又要照顾中产阶级教民的容忍程度，总是努力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平衡。
如果父亲的做法超出了教堂成员们的“舒适地带”，他们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就会非常紧张。各长老会教堂的主管机构是长老委员会，权力很大，有一次他们开会，长老们决定不给爸爸的“传教工作”提供经费。我父亲非常生气，掀翻了一张桌子，然后冲了出去，阿尔托舅舅也跟着走了。爸爸是个大块头的男人，可能会用激烈的行动表达自己的愤怒，不过他从来没有对母亲或我发过火。
爸爸决定到参加教会的女人们那儿寻求支持，请长老会妇女团资助他的活动。一些坚定的支持者帮助他克服阻碍，比如弗洛伦斯·赖斯太太（一位堂兄的妻子）、海蒂·康拉德太太、莉莲·福特太太和玛丽·布雷西太太。这些女人和我父亲一样，相信教会应当充分重视孩子——任何人的孩子。同样，我父亲则努力让教会批准这些女人为长老。那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长老教会拒绝了这一要求，父亲就专门为她们设置了一个职位。比如，她们可以分发圣餐，这很可能违反了教会的规定。他没有去申请许可，最后也没有人表示反对。在他于1966年辞去神职之前，第一批妇女长老终于被授予了职位。
我父亲是一位有争议的年轻牧师，但他逐渐成为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核心。通过“青年团”项目和爸爸专为黑人少年组建的“骑士派”俱乐部，教堂和社区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骑士派”都是十几岁的男孩子，我父亲每周和他们见一次。他们戴着黄色的帽子，前面写着紫色的“骑士派”字样。爸爸还让教会和社区中的其他几个人也参与进来，用今天的话说，他们所做的就是成长引导。
“青年团”每个星期天下午四点在教堂聚会，有给中学生设计的社会活动。最高峰时，有四十多名学生参加。我父亲请了一位未婚的教师朱莉娅·埃玛·史密斯小姐做他的项目助手。他们组织小组讨论和辅导课程，每年夏天还要在斯蒂尔曼学院举行为期一周的领导才能研讨会。
爸爸想让孩子们知道，除了他们周围的圈子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不同的世界。他认识一位犹太拉比，带学生们去贝瑟尔教堂和伊曼纽尔教堂了解犹太教。教堂星期天是空的，所以青年团就到那儿听专门为他们开的讲座。现在回头想想，我怀疑贝瑟尔和伊曼纽尔的犹太教民当时并不知道一群黑人中学生在他们的教堂听讲。后来我才知道，在伯明翰，黑人并不是唯一的目标；1958年，有人在贝瑟尔放置了五十四管炸药，要把教堂炸毁，幸好一场大雨浇灭了引线。
20世纪60年代初期，种族隔离几乎还是全方位的，但威斯敏斯特的年轻人仍旧参与了一项与高地公园长老会教堂的“交流”计划，那是一个很大的白人教堂，两边都有教民表示担心，但教堂的牧师和我父亲还是决定开展交流。根据几位参与者的说法，比如伯明翰的退休教师哈罗德·登纳德，他们的父母当时对孩子们参加这种长途出行都很谨慎，不过他们相信赖斯牧师能照顾好他们的孩子。哈罗德回忆说，有时候白人孩子过来，好像他们的父母并不知道。这种交流可能只进行了几次，大概是因为两边的教民越来越反对。随后的暴力事件也给这个计划泼了冷水。
除了这些教育和文化机会之外，父亲还能提供浸礼会教堂没有的其他东西：那就是舞会和派对。有些成员抱怨说，教堂不能用于舞会。爸爸反驳说，教堂正是孩子们最安全的派对场所。
而且，孩子们的父母都信任他，他安排的舞会已经有很多人参加了。一天晚上，有些孩子决定举办一次住宿聚会，对父母说赖斯牧师会来参加，但实际上这是谎话。爸爸发现的时候，舞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他找到这些学生，要他们把话收回去，否则他就亲自去拜访他们的父母，澄清事实。他开车带着我，挨个儿找学生说。我像个喜欢报复的小妹妹一样，劝爸爸去通知他们的父母。爸爸不答应，说学生们应该自己去澄清，这很重要。他把管教孩子们的事情留给了他们父母。后来，类似的问题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实际上，“青年团”和“骑士派”都是我父亲教育福音的手段。父亲和爷爷非常相似，也要求学生有出色的学业，劝说他们努力上大学。爸爸的“孩子们”后来都非常出色。
爸爸去世前曾说过想写一本书，叫做《一方水土》，思考他交往过的那些年轻人所取得的出色成就。弗里曼·赫拉伯斯基住在我们这条街的拐角处，那时候他是十几岁的黑人少年，显然有波兰血统，我父亲称他为“数学小天才”。弗里曼十五岁上了大学，后来在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获得了高等教育管理与统计专业的博士学位。他现在是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县分校的校长，他在该校激励年轻黑人学生，尤其是男学生，从事数学和科学工作，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广为人知。
全国优生奖学金组织提名谢里尔·麦卡锡为伯明翰区的首批全国优秀学者之一。我还记得，在一次耶稣受难日的仪式上，还在读中学的谢里尔撰写并播报了一个关于十字架受刑的“新闻节目”。她对耶稣钉死于十字架上进行了评论，结尾有一句写得很漂亮的话，我永远都记得。“好啦，”她是这样说的，“节目就快结束了。天气已经变得有点不妙。看来一场真正的风暴就要来了。这是个应该记住的日子。”谢里尔文章写得好，后来成了一名获奖记者，曾供职于《新闻日报》和《纽约每日新闻》，还当过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的通讯员。
阿梅莉亚·拉特利奇勤奋而文静。她是乌尔曼中学致告别辞的毕业生[8]，后来获得了耶鲁大学中世纪研究的博士学位。现在她在乔治·梅森大学教书。
拉里·奈维斯曾是“骑士派”的成员，我父亲把他送到了丹佛大学，他后来担任科罗拉多丹佛区法院的首席法官。玛丽·布什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费斯克大学，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担任里根政府的财政部官员，后来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委员会美国代表，是担任该职的第一位黑人女性。卡罗琳·史密瑟曼当过伯明翰市政委员会主席，后成为亚拉巴马第一位黑人女性巡回法官。
他们都是泰特斯维尔这个中产阶级社区的孩子。不过，成功的故事还可以延伸到勒夫曼村。格洛丽亚·登纳德成了杰弗逊区教育委员会图书馆媒体服务主管。在爸爸的葬礼上，格洛丽亚说她自己的父母没有上过大学，要不是我父亲去劝说他们，她可能就不会上大学了。听她这样说，我哭了出来。还有芭芭拉·S.艾伦，她是村里的孩子，也是我父亲送上大学的，后来曾担任伯明翰公共教育临时督导。她也说，是我父亲坚持要她拿一张大学文凭的。还有哈罗德·杰克逊，他是一名记者，曾获普利策奖，任《费城问询报》的社论编辑，他也来自勒夫曼村，曾是“青年团”的成员。杰克逊家兄弟五人，哈罗德是老四，他也认为是我爸爸为他的人生打下了精神基础，并且鼓励他的哥哥们到大学学习。
以上列举的不过几位，还有几十名教师、医生、律师和其他专业人士，都是那个时候在种族隔离严重的伯明翰长大的。父母、教师以及像我父母那样的指导者，强调优秀的品质和勤奋的工作，绝不容忍受害者心态，而下一代也听取了他们的教导。
另一方面，这些未来的专业人士，成了像我这样年龄更小的孩子们的榜样。我非常希望也能成为一名“大孩子”。我父亲这样说玛丽·布什，“那个叫布什的小女孩很漂亮，又聪明”。我就想成为玛丽·布什。谢里尔·麦卡锡获得了全国优生奖学金，我又想成为谢里尔·麦卡锡。阿梅莉亚·拉特利奇当选为乌尔曼致告别辞的学生之后，我又假想自己成了致告别辞的人。任何时候只要有人上了大学，我就会假想自己离大学也不远了。
多年来，我渐渐开始理解，当初那些大一点的孩子们要专注学业、保持自信，肯定要难得多。在种族隔离的伯明翰，我年纪还小，把负面影响隔离开，对我来说也许要容易一些。但那些十几岁的孩子对周围环境有清醒的意识。他们对伤害与不公的感受，肯定比年纪小的孩子们要强烈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能够成功，能够听取老师和父母的正面指导，证明了他们的专注和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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