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兄弟姐妹，却有几个很亲密的朋友，包括瓦妮莎·亨特和玛格丽特·赖特，还有卡罗琳·史密瑟曼，她年纪大一些，但有时候也会和我们玩。我与我的表姐妹拉蒂维娅和伊冯也很亲密，她们是我舅舅阿尔伯特的孩子。外公坚持要表姐妹们多在一起，后来阿尔伯特带着家人搬走了，到佐治亚州托马斯维尔去负责一个教区，但大家也都要想办法，保证在假期和夏天能够聚一聚。
我快五岁的时候，父母认为应该让我去上幼儿园。我父亲觉得我应该在一个有组织的环境里面多与其他孩子交往。在我整个童年中，母亲一直认为我能适应环境，和其他孩子处得不错。不过，我父亲还是有不同的想法。他认为我和其他孩子的交往不够自如，多年来他付出过很多努力，要培养我的社交能力，送我上幼儿园就是其中之一。有时候我的确感到吃力，如果觉得被朋友们轻视了，我就会容易恼怒，有报复的倾向。
我大约七岁的时候，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我的邻居朋友们决定一连几天不来邀请我一起玩。我总是有最新的玩具娃娃，而且很多。我喜欢让玩具娃娃排好队，给它们“上课”，尤其是我最喜欢的“宝宝”，是个非常好的学生。
于是，到了第三天，我把我所有的娃娃都找出来，拿到外面的草坪上，一看到我的小朋友们，我就开始玩起来。朋友们走过来，我就跟他们说，没有时间跟他们玩，这里是我家，这些是我的娃娃，他们应该回自己家。我父亲说，他在一旁看着，感到骄傲，但也有一点儿震惊。一方面，我证明自己有能力用比较聪明的方法捍卫自己的立场。另一方面，我天生的报复冲动，他并不是很喜欢。他对我说，朋友们的做法让我受到了伤害，他能够理解，但想办法报复他人有时候并不好。我和朋友们后来和好了。很多年后，我和父母说起这件事时，大家都大笑起来。我对父亲说，当时他说的话我听懂了。但我也发现，朋友们后来再也不那样对待我了。
为了控制我不善交际的倾向进一步发展，父母1959年便开始给我找好的幼儿园。公立教育体系内没有幼儿班，但有几种私人的选择，包括当地一家天主教学校。实际上，父亲的教堂几年前曾建过一所幼儿园。其中一名学生是丹尼丝·麦克奈尔，后来在1963年十六街浸礼会教堂爆炸案中遇难。但是，等那个班的学生上了一年级，幼儿园就解散了。
爸爸决定重新启动这个计划，聘请了一位退休的教师伊夫琳·亨特太太来教孩子们。亨特太太是威斯敏斯特教堂的一位教民，她的丈夫弗兰克·亨特已经去世了，他1952年曾帮我父亲注册成为选民。有几个家庭的孩子也登记加入了这个计划，幼儿园接受四岁到六岁的孩子。
幼儿园计划总体上以学业为主，强调阅读、写作和算术。不过也有很多好玩的游戏，包括棍子球和唱歌。我喜欢幼儿园，每天都急着去。我长得胖乎乎的，有时候要被人笑话。我的脑袋比较大，有个小孩子喊我“西瓜头”。我进行还击，但说他什么已经不记得了；不过，总体上，我和同学们的关系还好。
弗洛丽萨·刘易斯是我幼儿园里最好的朋友。我们之间发生过一件事，我做过火了，本来我们的友谊可能因此就结束了，但实际上我们仍旧是好朋友。在教堂的复活节表演上，我们俩都分到了任务，每人说一段话。我的是这样的：“复活节铃儿响起来。响起来，响起来，响起来。说出复活之王基督的好消息。”弗洛丽萨应该接下去表演。她的词是什么，我现在不记得了，但那天我是能背的。弗洛丽萨在犹豫，我就开始接着说起了她的词。我的父母和她的父母都觉得非常尴尬。我父亲解释说，应该给弗洛丽萨一些时间，看看她能不能想起来，那样会更好。“可是，爸爸，她肯定想不起来。”我说。我觉得自己是在帮忙。
一年后，我们从幼儿园“毕业”了，毕业典礼在教堂里举行，非常正式，我们穿着白色袍子，还有毕业证书。其他的孩子都会直接上一年级，但我不行。这一点我很敏感，不想让其他孩子们知道。问题是，学校系统规定的出生日期限制是10月31日，而我要到11月份才满六岁，太迟了。
父母绝对不想让我耽误整整一年，不希望我在教育方面落后。他们试图让教育管理人员考虑我在幼儿园读过书，让我通过“测试”上一年级。教育委员会不同意，他们又想出了另外一个主意。也许到第二年，我可以通过“测试”，直接上二年级。这个特殊的策略获得批准之后，他们就开始想办法让我通过第二年的测试。
我母亲决定请一年假，以便辅导我准备考试。多年后，“在家教育”运动进入公众视野，我才意识到，我曾是该运动的一部分，虽然我有个特殊的目的。母亲对我每天的学习安排非常严格。我们起床，送爸爸上班，然后就开始“上课”。她订了一二年级的数学、科学、阅读等课程的教材，带领我非常严格地逐课学习。我每个星期都要参加考试，以判断我们取得的进展。自己制定的课表比较灵活，让我有时间练习钢琴，结果这段时间我的钢琴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如果我的功课完成得很好，我们偶尔也会早点下课，到伯明翰市区去购物。有一次去市区，我买了我的第一个芭比娃娃，穿着标志性的黑色斑马条纹泳装。不过，大多数时候，母亲都是一副办事的姿态，对我绝不纵容。
母亲在家里教我，我并不介意，不过有一件事例外。我想像其他孩子一样，每天早晨上学，放学的时候回家。我觉得自己跟其他人不一样，这一点我很讨厌。所以我就编了个故事，说我在社区外面一所学校读书。每天早晨其他孩子动身的时候，我就拿着书，走到外面，假装出等车上学的样子。等他们放学，我就已经“回家”了。这个把戏很快就行不通了，因为其他孩子开始问我很多关于那所学校的问题。我父母不太喜欢这样欺骗别人，也不喜欢我急着“融入”同辈，他们说服了我，让我讲真话。所以我跟朋友们坦白地说，实际上我是在家里读书。“明年，”我宣布，“我就二年级了！”我通过了考试，算术与阅读成绩分别达到了三年级和五年级的水平，我非常自豪。我上了雷恩小学，成了一名只有六岁的二年级学生。
我家附近的学校是中央路小学，我上雷恩小学，是因为这所学校和爸爸工作的乌尔曼中学隔街相对。他上班的时候顺便送我上学，小学放学早一些，他就把我接到办公室。然后我就在他的办公室里做家庭作业（他是学业辅导老师），并认识了一些“大”孩子。
我在学习上起步之后，母亲就回去上班了。每天早晨，她和其他老师拼车到学校。她已经获得了教科学课程的证书，被分配到了西—奥林中学。帕克中学是黑人学校中的旗舰，其所在的史密斯菲尔德以中产阶级家庭居多。乌尔曼中学也是理想的工作单位，与我们家所在的中产社区泰特斯维尔隔着几个街区。
西—奥林中学位于恩斯利，恩斯利是个条件比较艰苦的地区，就在钢铁厂区的中间。学生们大多是“工程”（政府安居工程）里来的，持刀斗殴等暴力事件在校内校外都很频繁。那时候，这个地区就已经有不少单身母亲，孩子由祖父母抚养。恩斯利不是理想的工作场所。我还记得，母亲要到这样一个混乱的环境里上班，父亲很担心。
实行双课程制的学校只有两所，西—奥林就是其中之一。一些学生在“西校区”，那是以学业为主的中学，全日制的；剩下的学生上半天的文化课，下午就参加“奥林校区”的职业培训。两个校区连在一起，但学生们好像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很少有人鼓励职业学校的学生去想上大学的事；大家觉得他们获得阅读和算术方面的基本技能就可以了，然后去学习一技之长，比如美容或汽车修理。
不用说，这导致了学生中的一些“态度问题”。母亲相信，职业学校的学生们没有得到严肃对待，行为问题很普遍，在一定程度上与此有关。她不遗余力地帮助这些孩子，让一些孩子当她的“助手”，给他们分配一些任务，比如清理实验室，让他们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受到重视。她会想办法让孩子们在毕业的时候获得相应的证书。要不是母亲发明的那些“奖励”，这些孩子在毕业的时候可能什么荣誉都得不到。有一个学生我还记得，是个高大、健壮的女孩，头发染成红色，像一团火。根据她的档案，她一直有行为问题。她每天都会来帮母亲做事，最后母亲很信任她，给了她一把钥匙，让她开关科学实验室的门。她克服了重重阻碍，终于顺利毕业，母亲和她都哭了。
母亲还相信，对于这些孩子，乃至对于整个弱势人群，艺术可以发挥作用。1962年，她决定和学生们一起演一部完整的小歌剧。孩子们表演的是《切尼塔》，这是个吉卜赛家庭的故事，剧中使用了弗朗茨·李斯特的音乐。第二年他们目标更大，上演了乔治·格什温的《波吉和贝丝》。两部剧的女主角都是一位名叫卡罗尔·沃特金的学生。卡罗尔还记得当某些老师认为她的肤色太黑，不适合演这个角色时，我的母亲是如何支持她的。“我不在乎她的肤色，”母亲说，“她唱得很棒。”
歌剧春天上演，但彩排在圣诞节之后就要开始。家长们要买来布料，学生们在缝纫课上把布料做成演出服装。如果有哪位学生买不起服装，老师们就会一起出钱帮他买。布景是在木工店里制作的。
这是我家里令人兴奋的大事情。演出的日子快到了，母亲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学校里，我放学后也常常去看彩排。康妮舅妈也是西—奥林的老师，她来给母亲帮忙。演出时间是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晚上，我星期五请假不上学，帮助母亲做最后的准备。父母、外祖父母、学生，整个社区的人都会来看演出，每个人都穿着最好的衣服，好像是要去大都会歌剧院一样。
我母亲的节目要更加精致一些，但总体上和所有伯明翰公立学校的情况也差不多。这些种族隔离的学校都非常注重提供各种机会，发展学生们的艺术才华。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是器乐和乐队。今天，大家都惊讶于传统黑人大学优秀的乐队表演，比如格兰布林大学和佛罗里达农工大学。不过，这一传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种族隔离时代南方各小学对学生乐队的悉心指导。
乐队是上学的一个重要部分。乐队成员平时要学习正式的课程，除此之外，秋天的橄榄球赛行进乐表演和春天的音乐会期间，他们放学后还要继续练习。乐队里的学生们必须能读谱。最近有部电影，叫做《鼓乐队》，是关于黑人大学乐队的，里面有个场景就说明了这一点。乐队指导老师发现他年轻的鼓手有非常罕见的才华，却不会读谱，就坚持要他学习读谱。的确有很多伟大的音乐家能单凭耳朵演奏，不需要读谱，但对于伯明翰黑人的系统音乐教育项目来说，这是不够的。学习读谱是最重要的任务。
我参加了雷恩小学乐队。一个行进乐队，显然用不上弹钢琴的，但是我会读谱，所以轻而易举地就合格了。接下来的问题是，选哪种乐器呢？我想学笛子，但我父亲相信一个传闻，说学笛子太早，会让孩子的嘴唇变形。父母建议我学铃（也叫钟琴），那有点儿像用木槌来弹奏钢琴，所以我有优势。最后，父亲说，铃的声音最响，能盖过乐队的其他乐器，我这才同意。
伯明翰黑人学校的学生们有很多表演机会，包括出色的唱诗班、合唱团、戏剧表演和综艺演出。音乐教师总是最出名的，也最受重视。有时候，还有一些传奇式的人物，比如乌尔曼中学的格雷戈里·德尔·怀特太太，她还给社区里很多学生教钢琴。没有人把这些活动当作课外兴趣或额外的负担。要让学生更有修养，充分发展他们的艺术才能，这些活动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表演，也是社区的人们聚会的机会。中学举行的戏剧表演或音乐会，是大家都非常期待的事情。传统黑人大学那些著名的唱诗班和乐队定期来访，也是重大事件。最著名的唱诗班是费斯克大学庆典合唱团，不过几乎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唱诗班。我们会到塔斯卡卢萨的斯蒂尔曼学院，去看一些艺术家的特别演出。1964年，我们看了伟大的黑人歌剧演唱家玛丽安·安德森的表演。这些活动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不可能到市中心听音乐会，甚至连像样的电影院都不能去。在实行种族隔离的伯明翰地区，这些活动在我们这个世界中非常重要，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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