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爸爸会早点儿来接我，一起到里克伍德运动场看中学橄榄球赛，那是个有些破旧的运动场，黑人中学生球队在那儿打球。今天，伯明翰市政称之为“历史建筑”，有一点儿反讽的意味。外婆说，如果有比赛，我就会非常兴奋，整天都缠着她问时间。“两点什么时候才到呢？”我一遍又一遍地问。外婆烦了，最后给我看一座钟，把时针分针在两点钟的位置指给我看，好让我自己判断还有多久。我想我应该感谢橄榄球，帮我学会了认识钟表。
但我最喜欢的活动，是看我外婆教钢琴。雷伊外婆大约有二十个学生，有些刚入门，有些已经是很高级的钢琴手了。她每天大约三点钟开始上课，要教好几个小时，一堂课收二十五美分的报酬。学生们走了，我就跑到钢琴旁，敲打琴键、“阅读”乐谱，假装弹奏。然后，我就要求带些曲子回去“练习”。每天，我走的时候都带些乐谱，第二天经常忘记带回来。为了保护她收藏的乐谱，外婆后来总是给我一本普通的书带回家。“外婆，这不是乐谱！”我对她说。
一个孩子能看出区别来，雷伊外婆觉得很不寻常，就问我妈妈，能不能给我上钢琴课。我只有三岁，他们怀疑可能太早了点儿，不过还是决定试一试。与让我上一年级的试验不同，这次成功了。我很喜爱钢琴。
每一个刚开始的学生，外婆都用《标准修订版》（我迄今还不知道究竟修订过什么）中的一系列曲子来教，训练学生的指法，从易到难，循序渐进。每个学生都要学一系列圣歌，也是从易到难，一开始是《耶稣是我们的好朋友》。那时候我太小，学谱的事，我现在都不记得了。乐谱对我来说，就像是母语一样。因为这个原因，读谱就要容易得多，直到今天，我读谱的能力都还可以。
搬新家的时候，父母就买过一架小小的电子管风琴，回家之后，我会接连弹上几个小时。他们说，那时候很难让我停下来去做别的事情，比如读书或者看电视。开始弹圣歌之后，问题就来了：小风琴的琴键不够。每次要弹低音部里的低音，我就没有办法了。
“我需要一架钢琴。”上了几个月钢琴课之后，我对父母说。爸爸和我达成了协议。“如果你能够完美地弹奏《耶稣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就给你买架钢琴。”他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家里每个人都记得清清楚楚。第二天，我到外婆家，在钢琴前面坐了八个小时，连吃午饭都不愿意停下来。我练啊练啊，等父母来接我的时候，我完美地把《耶稣是我们的好朋友》弹了一遍！
约翰和安吉丽娜想出了办法，不让我失望，后来在我的生命中，他们还做过很多次类似的事情。他们没钱给我买钢琴，但是第二天，他们从福布斯乐器公司租了一架。那个星期还没结束，我就有了一架崭新的沃立舍牌小型立式钢琴。
很快，我的钢琴就弹得不错了，开始在公开场合弹奏。母亲找机会让我在各种宗教仪式以及全市范围内的活动上弹琴。1959年的新教师聚会上，我弹了好几首，那次我被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穿着一件灰色丝光棉裙子，上面有粉色的花，脚上穿着镶有人造钻石的漆皮鞋，奇怪的是，还戴了一顶白色的皮帽子。我不记得当时感到紧张，我一直认为小时候的这些经历帮助了我，让我不会怯场。一旦有人到访，我父母就会让我到客厅弹琴。这一点我很讨厌，也许是因为我察觉到，这个没有选择的可怜观众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兴趣去看小康多莉扎表演。
我母亲用各种方式强化了我对音乐的喜爱。她会买给儿童看的关于伟大作曲家的书。我想象着如果遇到在桌布上写乐谱的贝多芬该是什么样子；或者遇到有二十个孩子的巴赫？我最喜欢的是莫扎特的故事。这个人让我着迷得不得了，他写了那么多东西，又死得那么早，只有三十五岁。我甚至还有点儿爱上了他，想象自己成了他的妻子，康斯坦茨·莫扎特。必须承认，对伯明翰的一个黑人小女孩来说，这是一种奇怪的迷恋。我的朋友们大多爱上了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
母亲还带回唱片，我们会一起听。我大概五岁的时候，有一天她带回了《阿依达》的唱片，就是居塞比·威尔第的歌剧。我第一次听了《凯旋进行曲》，小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那张唱片，我反反复复听了很多遍。星期六，我们会在收音机上听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节目，“由德克萨斯公司赞助播出”。歌曲和古典音乐完全是母亲的领域。我父亲喜爱爵士乐，对古典音乐没有兴趣，也不会欣赏。但是，周六下午我们出门办杂事的时候，我和妈妈决定在车上收听什么音乐，爸爸也不管，表现了难能可贵的耐心。
不过，教我跳舞的，却是爸爸。他会播放歌手蒂娜·华盛顿的歌曲，或者是艾灵顿公爵这样的人表演的“大乐队”音乐。然后，我站到他脚上，跟着他一起走方步或狐步。
但爸爸的真正领域是运动，我对运动也有很大的热情。星期天从教堂回来，我就和他一起看电视上的国家橄榄球联盟的比赛。那时候，只是一场比赛，没有中场表演。爸爸要我真正看懂比赛，他分析双方的表现，解释防守方如何应对对方的进攻，进攻方又如何突破对方的防守。橄榄球赛季快到的时候，我们就到小店里买杂志，把整个赛季预览一遍。我们最喜欢的是斯特里特与史密斯职业橄榄球报道。
我们支持的球队是克里夫兰布朗队，到今天我仍是他们的球迷。这有点让人困惑，因为我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第一次到克里夫兰的。原因很简单：我小的时候，伯明翰没有大联盟的队。当时南方只有两个市禁止黑人和白人在一起打职业比赛，一个是伯明翰，另一个是孟菲斯。1954年，伯明翰市委员会试图修改市法律，放松对混合种族职业橄榄球队的限制。但是，愤怒的选民们启动了公民投票，推翻了这一决定，两个月后又重新实施隔离政策。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大联盟还拒绝到南方打球，因为根据种族隔离政策，大联盟球队的很多球员是不能来的。
父亲告诉我，在20世纪40年代，在大联盟突破种族隔离之前，如果要到梅森—狄克逊线[6]以南打球，第一批黑人球员就必须在当地人的家里住，因为他们不能住宾馆，也不能上餐馆吃饭。最后一个加入大联盟的球队是华盛顿红人队，要到1962年才招收黑人球员。虽然华盛顿特区在地理位置上离我们最近，但我父亲讨厌红人队的种族歧视政策。我们不可能支持这个队。
但是克里夫兰布朗队有吉姆·布朗当跑卫，还有充满创意的教练保罗·布朗带的一流队伍。布朗队几乎每个星期天都上电视。和父亲一样，我也是布朗队的球迷。1963年，新老板阿特·莫德尔解雇了保罗·布朗，我就开始改变主意了。我撕下房间里克里夫兰布朗队的海报，临时投向巴尔的摩小马队和乔尼·尤尼塔斯。1968年保罗·布朗组建了辛辛那提猛虎队，我成了忠实的球迷。
每年的感恩节，我和爸爸都会观看底特律雄狮队的比赛，根据传统，每年感恩节假期这个队都要比赛。第二天，我们就举行“赖斯杯”比赛，这是一种触身橄榄球游戏[7]，比赛场地我们称之为“赖斯体育场”，其实就是我们家的前院。赛场上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左冲右突，用从没出世的约翰的橄榄球触地得分。很多年以后，母亲厌倦了总是被排除在这种娱乐活动之外，于是也喜欢上了一个队，因为她觉得他们的比赛服装不错。1972年，迈阿密海豚队打赢了整个赛季的所有比赛，终于给了我母亲一个成为运动迷的理由。
和他们的朋友相比，我的父母可能对我这个唯一的孩子过于宠爱了一点，但他们的目标和其他父母是一样的，要给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稳定、有利于成长且能激发兴趣的环境。这个任务艰难、复杂，但同时又简单明了。艰难很容易理解：伯明翰是美国种族隔离最严重的大城市，日常生活中很多伤害尊严的细节，都在提醒他们是二等公民。白人和黑人住在平行的世界里，他们的道路仅在少数几个公共场所才会令人不安地相交。
那我为什么又说黑人父母抚养孩子可以简单明了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因为伯明翰种族隔离严重，所以黑人父母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抚养孩子的环境。他们严格控制我们所获取的信息，对我们提出很高的期望，坚定地督促我们积极上进，以此来保护我们。为了让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成长，父母要花很多精力，不过我们并没有因此而气馁或怨恨。
家庭提供了第一层次的支持和养育，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叔叔姑姑、舅舅姨妈、堂表兄妹等在内。直系亲属圈子的外面，紧接着就是社区里德高望重的前辈们，而且在泰特斯维尔这个小小的社区里，一心要帮助孩子过上积极生活的黑人职业人士，组成了非常紧密的网络。单身父母非常少，黑人在社区里占绝大多数。
伯明翰的学校也完全实行种族隔离——没有白人教师，也没有白人学生。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亚拉巴马的教育远远落后。有好几年，学校都不给学生提供免费的教科书，无论是黑人学生还是白人学生。我的书是我父母买的，但我有些同学只能共用一本书。有时候老师们会凑点钱，为班级买几本备用的书。市里投入黑人学校的资源更少，州教育系统已经很糟糕了，黑人学校则是这个系统中更差的。不过，老师们都很投入，取得了出色的成果。在这种环境中，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做出最好的表现，不会有种族歧视的暗示。老师们的期望很高，对成绩不好的学生比较严厉。“要成功，”他们经常提醒我们，“你们就必须比人家优秀一倍。”这一点被当作事实宣布，不是什么可以争辩的观点。
学校校长都是高高在上的人物，让人尊敬甚至畏惧。其中，最重要的是R.C.约翰逊先生，他是全市最大的黑人中学帕克中学的校长。约翰逊是阿尔玛·约翰逊·鲍威尔的父亲，后来也就成了科林·鲍威尔的岳父。我父亲任教的乌尔曼中学则由阿尔玛的舅舅乔治·C.贝尔主管。
西—奥林中学的P.D.杰克逊校长，甚至还有一些小学校长，比如我就读的布鲁内达·C.希尔学校的W.W.惠茨通校长以及后来的帕内尔·D.琼斯校长，都是家喻户晓的名字。惠茨通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我还记得葬礼的盛大场面。那仪式的规模，放在今天，也只有重要的政治人物才会有。
教堂是最后一根重要支柱。星期天上午你应该去哪儿，根本就不用问。我那个中产阶级社区里，没有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两个最大的教堂，第六大道和十六街，都是浸礼会的。第六大道的小约翰·古德盖姆牧师和十六街的约翰·H.克洛斯牧师在伯明翰享受名人的待遇。
长老会的教堂要小一些，因为信仰这个教派的黑人少一些。实际上，甚至连长老会的管理层也是单一种族的。在内战前，教会就因为奴隶制的问题而分裂了：北方的是美国联合长老会，梅森—狄克逊线以南的通常称为南方长老会。在南方长老会分支内部，各地的黑人长老会和白人长老会也是分开的。黑人长老会在伯明翰开会的时候，威斯敏斯特的教民们就在家里接待前来参会的牧师，女人们会给他们做非常丰盛的菜肴。在我们这个种族隔离的城市，客人们能够住宿和用餐的地方是很少的。
伯明翰的各个教堂相互竞争，争取教民，而且都想获得仪式最好、音乐最棒的美名。有影响力的教民也很重要，特别是从别的教堂吸引过来的人。但教堂不仅仅是星期天做礼拜的地方，也是社区许多社会生活的场所和孩子们的安全港湾。后来，有些教堂也成为政治动员的中心。
所有这些因素——家庭、社区、学校和教会——让我以及我的同辈人相信，种族歧视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在施行种族隔离制度的伯明翰，黑人父母们在可怕而令人消沉的环境中，肯定会感到不安全、不自信，但他们并没有将这种感觉传给我们。对泰特斯维尔这块小飞地上的孩子们来说，最重要的信息清楚明白：我们爱你们，会尽我们所能帮助你们成功。但是不允许找借口，也不可以摆出受害人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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