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翰的公立医院都是完全实行种族隔离的，黑人病区设在地下室——没有私人的房间。没什么人努力去把产妇和其他病人分隔开来，根据大家的说法，住宿的条件很糟糕。
因此，待产的妈妈们只要有可能，都宁愿到“圣家”去生孩子。那是一家天主教医院，白人和黑人也要隔离，但至少有产妇区和私人的房间。母亲当天晚上住进了圣家医院。
星期六和星期天一早，都没什么动静。普朗普医生让父亲照常上教堂去，在十一点钟的仪式上讲道。“这孩子一时半会儿还生不下来。”他说。
他错了。11月14日中午，我父亲走下讲道坛，他的母亲已经在教堂办公室里等他了。
“乔尼，是个女孩！”
爸爸一时不知所措。“女孩？”他问，“怎么会是女孩呢？”
他冲到医院去看刚刚生下来的婴儿。后来爸爸描述过他第一次见到我的场景。别的婴儿都躺在那儿不动，我却使劲想要爬起来。现在，我觉得这个说法值得怀疑，出生几个小时的婴儿应该没那么强壮，竟然想要爬起来。但我父亲坚持认为自己说的是真的。反正他说一看到自己的小女儿，他心都融化了。从那天起，他就成了一位“女权主义者”——他的小女儿没有干不了的事情。他认为就算我当不了中后卫，也绝对会慢慢爱上橄榄球，我不知道他的这个念头是那一刻就有的，还是后来才形成的。他给约翰买的那只橄榄球，也许还能派上用场。
他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当起了父母。他们很早就想办法为我创造一个好的学习氛围，每天晚上都给我读故事，直到我自己能够阅读为止。母亲下定决心要培养出个音乐家来，父亲则决心把我培养成运动迷。我三个月的时候，母亲给我买了第一架钢琴，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常常一起“弹奏”歌曲，母亲抓着我的指头在小小的琴键上移动。
我不到一岁，母亲就回去教书了。对于一边工作一边抚养孩子的好处，周围的人都没什么异议。社区里几乎所有的女人都上班，大部分是当老师。教书是个受人尊重的职业，大多数人只要可以，都选择了当老师。也许还可以当护士，不过除此之外，她们的选择并不多。大多数男人也是老师，不过偶尔也有上法律学校或医学院的。
各个学校系统内，似乎有某种就业上的等级区分，伯明翰市的学校是大家最热衷的。郊县里的学校就没那么受欢迎，比如费尔菲尔德，我出生后那几年，母亲都在那儿教书。最后，她终于在伯明翰的西—奥林中学找到了一份工作，我现在还记得她当时兴奋的样子。
整个伯明翰的公立学校系统，由一位白人督导监管，但也有一位主管，负责全市的黑人学校，他就是卡罗尔·W.海耶斯博士，据说他亲自筛选教师。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女儿或儿子能够进入教师的行列是个大日子。伯明翰学校新教师大会可真是件大事，年轻的黑人教师们都穿得漂漂亮亮的——女的戴着帽子和手套，男的穿西装打领带——到市政中心参加一整天的职前培训。偶尔，这也是个交朋友的好地方。我的舅舅阿尔托就是在1962年的大会上遇到他的妻子康妮的。简单地说，教师和校长是社区里最受人尊敬的人物。
对上班的父母来说，大家庭为照顾孩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选择。父母和孩子们上学和放假的时间大抵差不多，这很方便。但如果孩子还没到上学的年龄，祖父母常常就要来补缺。早上，父母把我送到外公外婆的家里，放学后再接回来。雷伊外公外婆提供的环境是最安全、最适合孩子成长的。
我快四岁的时候，父亲说服了教会建一幢像样的牧师住宅，让我们可以从威斯敏斯特教堂搬出来。住在教堂后面的生活，我只有一点儿记忆；但是，中央路西南九百二十九号拐角处那幢灰色小房子的整个建造过程，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牧师住宅位于泰特斯维尔，这是伯明翰一个黑人中产阶级社区，房子离教堂只有五分钟的路程。
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尽量让我参与家里的决定，而即将到来的搬家正是个好机会。有很多决定要做，比如涂料的颜色，各个房间的功能。卫生间用浅绿色，厨房用黄色，我的游戏室用深蓝色，都是我自己挑选的。母亲决定客厅用“中国”红。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没有兄弟姐妹的竞争，所以除了游戏室之外，我还有一间粉红色的卧室。但我害怕一个人在里面睡觉，住在教堂的时候，我都是和父母睡一个房间的。不久，我的卧室就变成了小活动室，我父母的房间里加了一张床。这样的安排持续了好几年，八岁的时候，我宣布需要自己的空间，于是把我的卧室又改了回来。
接下来的问题是活动室怎么办。这又是一个让我参与决定的机会。这时候，我已经是家里的总统了。我们每年举行一次选举。我父亲坚持要匿名投票，但我母亲总是投我的票，所以我赢定了。总统没有任期限制。我的职责包括召集家庭会议，决定重大事件，比如旅行的出发时间、圣诞节房子装饰方案以及其他与日常生活有关的事情。于是我就召集了一次会议，经过讨论，我们都同意，应该把游戏室作为我的活动室。
搬到中央路九百二十九号，是我们生活中最激动的事情之一，其间我们还买了家里的第一台电视机，那是一台十三英寸的“天顶”牌黑白电视机。我们看了很多电视。我有不少高智商的朋友，要么不看电视，要么假装不看。有些更夸张，连电视机都不买。我也知道，今天有很多父母对孩子们看电视加以限制。
我的父母并不限制我看电视。说句公道话，20世纪50年代末的电视要健康得多。不过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原因。我一直认为，当独生子女的父母，比当独生子女还要辛苦。夜幕降临，玩伴们一走，就必须有人来逗孩子玩。从这方面来看，电视是我父母的好朋友。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一起看电视，我也经常一个人看。
电视上唯一的黑人是《阿莫斯与安迪》[5]中的人物，我们看着他们的滑稽表演，父母还不厌其烦地指出他们说的蹩脚英语并加以纠正。大多数时候，我看《大力水手》等卡通节目，以及《我爱露西》等情景喜剧。《大力水手表演》则安排在一个摄影棚里，克里夫兄弟——一个穿着水手服的大块头白人——面对着一群学生观众。有的孩子会带上朋友，到电视上庆祝生日。当然，摄影棚里的观众都是白人，大约要到1962年，这个节目每年才会安排几个星期三，作为“黑人”日。实际上我七岁的时候还去过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在那儿过生日。我还记得，当时觉得这件期望很高的大事其实很令人失望。我们开车爬上十三频道所在的红山，在摄影棚的小板凳上坐着，然后就回家了。后来我就不怎么崇拜克里夫兄弟了。
我母亲一定要我看《大力鼠》，片中那只英勇的老鼠唱道：“我来啦，我要力挽狂澜！”母亲解释说，这是一种歌剧，对话要唱出来，不是说出来。她好像能在任何东西里面发现高雅文化。
但我最喜欢的节目还是《米老鼠俱乐部》，每天放学，全家人都会一起看。我们三个人戴上老鼠耳朵，唱着：“米——米（马上见到你）……米——米（为什么？因为我们喜欢你）……米——老——鼠。”这真的是个家庭仪式，什么事也不能打断。一天，保险代理人宾厄姆先生在客厅里，向我父母推销什么新的保险。在我的记忆中，他是唯一到过我们位于泰特斯维尔的房子的白人。反正，就快到唱米老鼠之歌的时候了，我开始有些焦躁不安，担心父母被什么事情缠住了。爸爸礼貌地告诉宾厄姆先生，请他等一等。我们戴上老鼠耳朵，举行家庭的仪式。父母把我们在一起的时间，看得比和宾厄姆先生的任何业务都要重要，这让我感到非常自豪。这种小事很多，表明他们总会为我留出时间。
《米老鼠俱乐部》结束之后，我们就停下来，开始读书，后来我年纪大一点，就一起做功课。然后我们再转到地方新闻，接下来是全国播放的新闻节目《亨特利—布林克利报道》。我父亲会对每条新闻加以评论，解释重大事件的历史意义。我还记得看约翰·格伦的太空旅行的历史性时刻，在此期间，其他电视节目都暂停了。有一阵子，我想当宇航员，我的朋友们大多也这样想。我们在后院里把东西装进“太空舱”，某个幸运的孩子可以当宇航员，其他人只能在地球上当地面操作员。
关于小时候看的电视，现在记得最清楚的，还是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每天晚上，我们都坐在电视机前一动不动，一连十三天。那是个让人感到很害怕的时期。就是在冷战最紧张的时期，我们也从没想过要盖一个地下掩体。但有些朋友的确盖了，里面塞满了各种必需物品，足以躲过一场核战争。在学校里，我们有过“蹲下——找掩体”的防袭击演习。警报一响，所有的孩子都蹲到地上，蜷缩在桌子下面。我和朋友们甚至还玩过躲避空袭的游戏，我们爬进房子下面那么点儿小小的空间，以躲避“核袭击”。
但古巴的紧张局势可不是演习。导弹就布置在离佛罗里达海岸九十英里的地方，播新闻的人说，伯明翰也在射程之内，虽然他们可能说得不对。电视屏幕上有巨大的箭头，直接指着我们。我能看出来，父亲也很担心，我也意识到，这种事情，连父母也无法保护我。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真的很脆弱。
爸爸解释说，我们的国家还没有输过任何一场战争，他肯定这一次也不会输。不过，当苏联的船只掉过头去，结束了这场危机时，他显然也松了一口气。整个事件给我带来了出乎意料的强大冲击。有一次我对古巴裔美国听众说，菲德尔·卡斯特罗允许部署那些武器，使美国陷入了危险之中。“他有生之年应该为此付出代价。”我说。这话说得生硬直接，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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