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之旅

    歌德假扮成商人，坐着马车，从魏玛出发，一路向南。当时歌德最感兴趣、最关心的是绘画艺术，他对这种通过变化莫测的光线来展现无限想象力，并体现种种现实景象和思绪的艺术形式表现出莫大的求知欲。曾经在意大利接触到的古罗马文化，经历过的充满活力的民众生活，无一不诱惑着他通过这些恢复原来的活力。用另一种眼光来看，也许他渴望灿烂的阳光和色彩鲜艳的风景以及热情美丽的南方女性，所以就放下一切前往意大利。歌德在日记上，曾经详细地写下了途中的观感：

    波西米亚是一片肥沃的盆形洼地，这片美丽丰饶的土地被缓缓倾斜的丘陵所包围，丘陵上到处是广阔的林地，这里的土质稍显破碎。此处地势虽高，但土壤肥沃，风景怡人。

    这段描写，反映出歌德在这次旅游中，一改从前幻想与感性的主观意识，而开始客观地用眼睛观察、欣赏艺术品及风景画。他自己也说：“我学会了尽量否定自己，努力体会目标物纯粹的内在本质。我此后将忠实地遵守这个原则。”

    歌德一路上行色匆匆，拼命赶路，每天黎明就动身，夜里只是和衣而卧，好像深怕有人会突然出现来阻挠他的前行。途中许多山明水秀的地方，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等，他都走马看花，无暇多顾，只一直向着他的目的地——罗马。

    他离罗马仅剩三天路程的时候，曾觉得罗马“仍像远在天边，这般遥远”。由此可见他心中的迫切。

    1786年10月底，歌德终于到达罗马了。

    我终于抵达这古代的世界之都——罗马。如果在15年前，我一定会因为有最好的同伴和深具思考力的向导同行而庆幸不已，但现在，我是独自一人，用自己的眼光来看这个都市。虽然如此，我却有些庆幸自己来晚了15年。在罗马，我的心情是这般宁静。

    我用自己的眼睛，印证记忆中熟识的印象，开始了新的生活，将我年轻时代的梦境，变成活生生的记忆。幼年时代，父亲悬挂在家中的罗马系列风景画，如今已变成真实的景物，一一呈现在我眼前。我最初从铜版画、木版画、素描或石膏像等获得的有关罗马的一切印象，全部还原成原来的面目。无论我走到哪儿，都可以在这全新的世界看到我梦寐以求、似曾相识的景物。这种经验是崭新的，以往不曾有过的。

    我的观察和理念并没有出现大的颠覆，因为一切都是这么熟悉。但以前那些古老的印象却被赋予了新的清晰的生命，印象与事实的重叠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这一次，歌德在罗马停留了四个月，罗马的艺术品和南国的风景深深地吸引着他，参观博物馆、观赏戏剧演出、参加游行和宗教祭典是他当时的生活重心。

    到处都可以看见伟大和破坏的痕迹，二者并存不悖。在其他地方必须刻意寻找的特殊事物，在这儿却俯拾即得。

    1787年2月，适逢罗马的嘉年华会，在这里的所有全新的经验，对于经过长期忙碌政治生涯的歌德来说，无疑是灵魂的涤净剂。

    随着日子消逝，我觉得内心的枷锁逐渐解除，我得到连骨髓中的本质也跟着蜕变的经验。

    歌德在好几封写给友人的信中提到自己“从内心的变化中得到了再生”。他沉醉在以前从未有过，此后也不可能再有的幸福之中，他的情感和思想不受任何束缚，自由驰骋。

    我终于抵达希望中的目标，正如你们所想象的那样，我一直保持着宁静的心情和清晰的头脑。我训练自己，打开心胸，接受自然，保持眼睛的澄澈明亮，不带任何主观色彩。将一切僭越的心情抛弃，因此我得到了宁静。

    我每天都可能遇到印象深刻、无法忘怀的事物，接触到伟大而珍贵的艺术，我所遇到的一切，都是以往梦寐以求，长期以来仅凭想象而不曾得到的。

    今天傍晚时分，我站在巍峨耸立的宫殿废墟上遥望俯瞰。面对那些景物，我不想多置一词，也无法多置一词。现在我唯一能表达的，是我精神的丰盈与内在的坚强，这种感觉使我不再觉得世上的一切都枯燥而索然无味，喜悦之情满溢而出。

    有些在罗马见到歌德的人，比如一位著名画家，他对歌德抛弃一切僭越自我观念的状态感到非常惊异，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上提到：

    透过你和其他朋友关于他的描述，我自认为对歌德已有某种程度上的了解，至少按照我的想象，他应该是个热情洋溢的人，但是这一次见面，你绝对无法想象，我从他身上竟然感受到宁静安祥的气息。更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他对任何事物都非常熟悉，在任何场所都自由自在。他的生活状况十分简朴，他与我合租一个房间，并且只要求一些非常简单的食物。

    现在，他正住在那个房间里，早上九点以前，他埋头写作。之后，便外出参观罗马伟大的艺术。由此可见，他的生活是多么真实而简朴。

    除了艺术家之外，他从不与俚俗的人打交道，他很少外出拜访朋友，也几乎没有什么访客。

    1787年2月到6月，歌德离开罗马前往意大利南部旅行，以那不勒斯为歇脚处，参观了庞贝城遗迹等地。他在这些遗迹当中看到了古代人的理想、美感、纯洁、自主与平衡感。追求“静寂”和“纯粹”渐渐成为他日常生活的原则。不久之后，歌德决心放弃做画家的志愿。在离开意大利的前一个月，他将文学确定为自己终生的使命。

    这期间，歌德还曾与传授他水彩画的画家一起前往西西里岛。此次旅行使歌德收获颇丰，他后来觉得，如果没有去过西西里岛，他心里将无法描绘出意大利的全貌。

    西西里岛给歌德的第一个收获是，他对荷马的《奥德塞》有了新的理解，并计划以其中的人物为中心，写一出荷马式的古典剧，歌德后来回忆道：“在西西里后半段的旅行大部分是以完成这出古典剧为目的的。”

    逗留在西西里岛的第二个成果，便是关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歌德数年以来，一直对动植物进化法则兴趣盎然，也展开了一些研究。他在西西里岛的植物园中，观察“原始植物”，从植物初生的角度，归纳发现植物生长的统一性原理，他写信给一位挚友：

    我迫切地要告诉你一件事，我已发现植物生长及组织的秘密。当然，只有在西西里岛，才能完成这伟大的观察。我还有一些问题与观点尚未完全澄清，尚须努力。

    因为看到了这伟大的原始植物，我更加佩服大自然的神妙。由植物进化的规律，我们可以推测植物在未来的发展。也就是说某种植物目前可能还不存在，但经过演化，将来必定会出现。这绝不是文学虚幻，而是基于一种内在的真实的必然性。由此可见，同一法则应该可以适用于一切具有生命的生物。

    从意大利南部返回罗马之后，歌德又在那儿停留了一年。这“二度的罗马之行”，对他的心灵震撼远不及首次。

    在这期间，歌德画了数百幅褐色素描，并且完善了以前的一些作品。戏剧《爱格蒙特》完稿，还有些作品的片断被完成。为了《爱格蒙特》的配乐，歌德经常去聆听古教堂曲。《浮士德》里有一幕充满了北方阴森气象的片断也是他在这南方明媚的花园别墅中写成的。

    南国温煦的日光下，歌德完全自由而了无牵挂，他似乎感到青春的恢复，像是痛饮了青春之酒而醉了一般。他的心里时常泛起年少时的一些情绪，但这些都像回光返照般，不一会儿就烟消云散了。

    终于要告别罗马了，这是令歌德最痛苦的一件事。他在最后的几天里经常浴着月光，满怀别情地徘徊在街道上。20多年后刊行的《意大利游记》中，歌德提到了他当时心中的郁闷和不舍：

    最后数天，散漫而哀伤的气氛使我无法自已，除了和少数几个好朋友去散步外，我试着一个人走在长长的寂静的街道上，往昔熟悉的景物如今却似乎陌生无比。漫无目的地踱到圆形竞技场遗迹，俯伏在格子窗上，幻想曾经喧嚣繁华的情景，我无法接受自己即将离去的事实。

    就在这徘徊沉思中，我为罗马之行下了一个结论。“巨大”给予人易于了解的独特印象，一种英雄的、悲壮的气氛由我内心深处涌出，逐渐地酝酿成诗的形式。

    在同样的一个月光之夜，被迫离开罗马的命运，像一首宇宙的悲歌，瞬间又回到我记忆之中。往日的情景清楚地浮现在脑际，我几乎错以为时光倒流。一首尝试写作而无法完成的诗再三地使我吟哦不已……

    罗马最后之夜，

    凝结一夜的悲哀在心中浮现，

    残存心中多少珍贵的往事，

    泪珠潸潸地溢出眼眶。

    尘世喧嚣逐渐静谧，

    皓月高踞天空俯视夜之马车，

    仰望明月寻找我们的守护神，

    我眺望的眼光却停驻在……

    在战争中

    1788年，歌德回到了魏玛，意大利自由自在的生活过去了。在南方的欢乐岁月中，歌德沉浸在古典美的清明中，怀抱着对将来的憧憬客观地审视自己的现实生活。现在忽然回到他身为官员的旧土中，幻灭后的失望和悲哀必然一直纠缠着他的心。基于此，歌德回到魏玛后，态度变得非常冷淡，与许多朋友日渐疏离。

    我从形象丰富的意大利，回到文化贫瘠的德国，仿佛由明朗的天空下回到阴郁潮湿的小角落。我在遥远的彼方所经历过的感动，以及重回现实、陌生而被遗忘所感受到的苦恼和叹息，似乎没有朋友能了解。他们不再关心我，不再慰藉我。这一切都使我陷入绝望之中。

    歌德觉得被遗忘、被孤立了。最初赏识他的奥古斯都公爵，为了自己的任务长年出使在外；赫尔德觉得自己对歌德的影响力不如从前，也阴郁不快地疏远他了；施泰因夫人则因歌德意大利之行的不告而别耿耿于怀，事后总不肯谅解歌德的行为，到1789年初，二人以绝交收场。

    回到魏玛公国后，歌德再度成为政府官员，不过他只接受了从前任务中的一小部分，形式上他仍是枢密顾问，但他全心贯注的，却是公国的学术和艺术设施。其中他最关心的是耶拿大学的改进，他兴致勃勃全力以赴，并时常留在耶拿大学与教授们交往。在此期间，歌德和席勒曾数度会面，但二人之间并没有产生亲密的友谊，席勒认为他们最初的疏远是因为彼此思考方式的不同：“歌德的哲学多半由感觉而来，而我却是得自心灵……”席勒一开始对歌德的印象是这样的：

    经常处在歌德身边，可能会使我陷入不幸。他对亲近的朋友从不表现出感动的情绪。要探索他在想什么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我甚至觉得他是个极端自我的人。他善于观察人心，注重小节，有透视他人内心，与他人沟通但又使自己本身随时保持自由的才能；他不吝啬做善事，但却不牺牲自身。我认为这是他做人的一贯准则，简单点说就是自我主义的极致。本质如此的人，身边不应该招聚过多的人。本来我对他的才华非常倾心，但由于他的态度易招致别人的误解、怀恨，他在我心里唤起的是一种混合着憎恶与喜爱的情绪。我极想改变他的精神，却又敬慕他成熟的思想。我决定在可能的范围内，利用别人来观察他。

    席勒的这种印象跟魏玛舆论界对歌德私生活的批评有很大关系。歌德由罗马回来后不到一个月，就被一个“个性极端自然”的穷苦小市民的女儿深深地吸引了。不久之后两个人便住在了一起，这个女人就是后来的歌德夫人克丽斯汀。

    对于魏玛社交界的否定态度，歌德轻描淡写，用了这样一句话来回应：“我们在不经任何仪式的情形下结婚了。”这桩婚姻带给歌德安静而满足的家庭生活，当然，这是因为歌德对克丽丝汀的精神世界一无所求。同居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789年，他们的长子奥古斯特诞生，但这唯一的儿子却在歌德晚年时，纵情酒色，客死他乡。

    1791年，歌德和耶拿大学的一些教授一起开办了魏玛宫廷剧院，这个剧院两三年间便发展成为德国最大的剧院之一。可惜当时的人们对歌德和席勒的戏剧都缺乏兴趣，而是热衷于以娱乐为本位的通俗戏剧，歌德对此极为失望。

    这一时期，歌德完成的文学作品也为数不少，如《罗马悲歌》等，还有一些即兴的戏曲作品。

    当时歌德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已经胜过了文学，他不再实验光学、植物学、解剖学，而是以“原始植物”的构想为基础，发展植物进化论学说。他将自己的学说命名为《植物的蜕变》。这本书在1790年出版，歌德在书中证明植物是由蕨叶的某一部分发展而来，是经过多阶段的变态才发展成现在的样子，且就种种变态加以解释。

    植物萌芽、开花之后结成果实，但这些都是负有某种任务才发生的。经常改变形态以实现自然法则的是植物的同一个部分。在茎或叶长出的同时，相同功能的构造变为花萼、花瓣的形态，成为繁衍的器官，最后即发展成为果实。

    这期间，歌德对骨骼学也展开了思考和研究。1790年，歌德在一个犹太人家里，偶然拾到一个羊的头盖骨。他发现动物的头盖骨，都是由类似的脊椎发展而成。

    18世纪的后十年间，正是欧洲大陆破旧立新的时代。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令歌德有些不安。受到植物进化论的影响，歌德认为人类社会的改革也必须循序渐进，不可诉诸暴力。

    席勒、赫尔德等人很赞赏巴士底狱事件，而歌德对这种狂热的激情却极力表示反对，他认为革命性的本能解放会使一切精神文化产生危机，造成不安。此后五年间，他的一些戏剧作品，诸如《大科夫塔》、《平民将军》、《列纳狐》、《德意志逃亡者对话录》等，都针对政治暴力行为加以讽刺。

    歌德关于革命的看法自然不会被民众所接受，他们不关心歌德崇尚的自然进化论，只在乎自己的权利是不是得到了保障。歌德的这些言论会招致非难也是意料中的事。

    1824年的时候，歌德曾向奥古斯都公爵解释当时的情况：

    我的确不是革命的赞同者，革命将带来善果或恶果还难以预料，但恐怖行为在我周围不断地发生，使我既震惊又愤怒，某些人想在德国发动类似法国事件的事实，使我无法继续沉默下去。

    同样地，我也不是傲慢任性的执政者的支持者，我确信革命不是国民的责任，这个责任应由政府承担。如果政府能不断地追求公正，适应大众需要而改革政治，社会将呈现一片清明；如果对人民的意愿不辨是非便横加否决，则人民群起反抗，革命因之而起是不可避免的。

    就因为我憎恶革命，所以被认为是当权派的同党，这真是极大的误解，我绝不认为现在的政府没有缺点。如果现存的政府一切都是优秀善良的，我倒很乐意成为他们的同党，但是现存政府的缺点是有目共睹的，被视为当权者之友，即意味着冥顽不化。时代在进步，人类的观念也在随时发生改变，1800年认为完美的制度，到了1850年可能就会被视为落伍。

    1792年，法国大革命引起了周边国家的不安，普鲁士、奥地利成立联军攻打法国。夏天，联军的一场战事失利之后，歌德便与这时代的大事有了直接的接触。身为普鲁士联军指挥官的奥古斯都公爵邀请歌德作为随员，赴前线参加战斗。

    30年后，歌德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和对有关资料的详细研究，写成了《法国的政治运动》。在这本书中，歌德叙述了自己对战争的体验，对在秩序与非秩序、维持与破坏、掠夺与付出之间维持生命的艰难的感叹。这部作品没有热烈的情感，只有旁观者的冷漠。

    歌德到达前线后，对战术丝毫不感兴趣，他的多半时间都花在观察炮轰对人类心理的影响上。有一次，在普鲁士的阵地里，歌德甚至无视那些猛烈的炮火，兴趣浓厚地观看积水的炮弹坑中，悠游自在的小鱼。

    1792年9月，普奥联军再次战败。这时，真正预见到神圣罗马帝国即将瓦解的，似乎只有歌德一人。

    今天已经结束了，法国军队的阵地仍完好无恙……友军从炮火中撤退，但我却并不觉得惊讶。最令我震惊的是全军士气的变化：今天早上，联军还一心一意想歼灭法军，士气高昂。我之所以加入联军，也是由于这股亢奋的军心以及对奥古斯都公爵的信赖；而现在大家却都垂头丧气，茫然不知所措，士气已低到极点，甚至有人开始诅咒天怎么还不亮。

    我们依然围聚在一起，但却不像往常一样升起炭火，也没有年轻人欢乐的呼叫声。大部分人都沉默不语，只有少数几个人偶然交谈几句，大家似乎都已经丧失了思考力及判断力。

    他们叫我对这件事情，向大家做个简短的谈话，以提高军队的士气，但我想说的却是“从此时此地起，历史就要展开新的一页了”。

    一个星期后，联军溃败。士兵中有的断手残足，有的病容凄恻，有的长吁短叹，他们零零落落地在泥泞的道路上踉跄行走。歌德在撤退中，辗转回到魏玛，暂时从战争的残酷中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第二年2月，联军卷土重来，且又加入了一些新的国家。夏天，联军包围了法军占领的缅因兹市，跟随着奥古斯都公爵的歌德又再度目睹战争的惨烈。

    7月，联军攻下缅因兹市，在法军战败撤出时，发生了一件事。歌德在缅因兹市公路的关卡附近，看见一群憎恶法军的人们，袭击一支由城中撤出的流亡法军。歌德一无所惧地走过去，阻挡了愤怒的人群，让这支军队继续通过。通过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歌德悲天悯人的胸怀。

    我在排解这场纠纷之后，走到一位朋友家，他用英文夹杂着法文向我说：“他们哪里冒犯了你？你干涉这件事可能会带来不良的后果。”“我才不担心这件事呢！”我回答道，“就如同我把你家前面的广场收拾干净一般，这不是件很好的事吗？激烈地煽动民众的情绪，就如同在广场上撒下对任何人都无益的碎片一样，才真的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现在，法军静静地经过我们的窗下撤退了，聚在一起交头接耳的群众也慢慢散去，他们走到街上寻找失散的亲戚及在战火中幸免于难的财产。当他们看着满目疮痍的街头景象，又发现自己已孑然一身时，难免迁怒于这些敌人，于是积压在心中的怨恨形诸于色，使他们向正在撤退的法军做出报复性的举动。

    我不顾危险地对撤退中的敌人表示同情，我善良的朋友对我的解释并不满意，我反复地指着他家前面的广场加以说明，最后，我焦躁地说：“要我忍受这种混乱无序的场面，我宁可犯罪”。

    1794年，歌德在关于缅因兹战役的报告中，再次清楚地阐释了他对朋友所说的那些话：“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使科学与艺术的神圣之火在灰烬中得以继续保存，直到战争的黑夜过去，和平的黎明亮起为止。”

    与席勒的友谊

    意大利之旅结束后，回到魏玛的歌德在各个方面都受到冷落，精神上陷于孤独状态中。与席勒的友谊是这一时期让他觉得心境得到滋润的唯一一件事。

    席勒出生于1759年11月10日，是德国文学史上著名的“狂飙运动”的代表人物，被后世公认为德国文学史上地位仅次于歌德的伟大作家。歌德以《少年维特之烦恼》轰动文坛，席勒则以诗剧《强盗》一跃成为文坛的宠儿。

    从歌德与席勒的经历，以及他们所宣扬的思想上来看，这两个人能成为知交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歌德经常强调，两人的相识是“极幸福的事情”。

    歌德与席勒之间几乎隔着一道难以超越的鸿沟，尤其在学问兴趣和对自然的态度方面，这种差异特别显著。席勒对历史比较感兴趣，他认为人类意志和自然力量的冲突是一种能够激发人心的助推剂。而对歌德而言，历史无论在文化方面和伦理方面都是令他十分讨厌的，他认为历史是“一张错误和罪恶的，纷紊狼藉的桌子”，其中没什么是非正邪可言。他所感兴趣的是对自然的研究，他觉得自然统一和谐的大秩序，可以作为人类建立生存法则的榜样和楷模，可以纠正人类每每陷于错乱的行为。

    他们俩之间不仅仅只有上面所阐述的这一点差异，更大的差别是他们对于抽象思想的态度。在这方面，席勒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所要求的是“理论”和“观念”，他在自然现象上加以观察，将复杂的自然现象归到同一概念的解释上。而歌德却是现实主义者，他对于感官所能接触到的自然和呈现在他眼前的世界，并不作一些抽象概念的解释，他尊重事实和经验。

    这些观念上的差别也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们文艺创作上的态度和方法。歌德喜欢实地观察事物，不带个人主观色彩。席勒说歌德的这种行为只是“从外表上去看事物，而忽略了其内涵。”席勒的态度是主观的，他所侧重的不是物象本身，而是物象在人的心里所引起的意念。歌德年老时，曾对他的秘书说：“席勒的大作《威廉·退尔》里的地方色彩全是席勒自己构思而成的。”《威廉·退尔》是一部描写瑞士英雄猎人故事的戏剧，席勒从未去过瑞士，却将这一传说诠释得极为生动。可见席勒的作品中主观与抽象的色彩十分浓厚。

    歌德和席勒如此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南辕北辙，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些不同，他们更能客观而理智的批评对方，激励对方的创作。他们俩由最开始的互相冷淡、轻视而发展为真挚坦诚地相互交往，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前面我们提到，在创作态度上，歌德是现实主义者，而席勒是理想主义者，关于这一点，必须再做更进一层的解释。现实主义者究竟是怎样的概念呢？莫泊桑说：“现实主义者，假如他是个艺术家，他为我们显示的并不是一幅生活平庸的景象，而是一个幻象，这幻象较之生活本身更完整、更深刻、更真实动人。”歌德就是这样的一个现实主义者。如他自己所说：“当我观察时，我是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我真实细腻地去观察当前的事物而不加增损。反之，当我运用心灵时，我又可以说我自己是个彻底的唯心主义者，我不问事物的本身，只问它是否与我对它的概念相合。”

    所以，所谓的现实和理想不过是更偏向哪个方面而已，正如歌德不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一样，席勒也不是个绝对的理想主义者。他对歌德说：“诗人和艺术家之所以成为诗人和艺术家，是因为他们既能凌驾于纯粹的现实主义之上，而又能不脱离感官的领域。”他的意思就是说，诗人和艺术家既要着眼于实在的物象，同时又不能让物象禁锢自己的思想。从这些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两人的思想中，似乎有一些共通之处。

    歌德说：“席勒的理想主义和我的现实主义是绝对不相悖的，我们两人的趋势没有合流前虽是各自孤立的，但最后仍是能够相互融合的。”如此看来，歌德和席勒并非南辕北辙，而是殊途同归。这可以融合的主张和思想是他们能成为朋友的原因所在。

    1794年5月，歌德和席勒在耶拿大学一起听一场科学演讲。演讲会结束后，他们在路上讨论各自对演讲内容的看法和意见，不知不觉就到了席勒家。歌德觉得尚未尽兴，于是在席勒家里，两个人继续讨论自然现象、经验、观念等诸多问题。歌德又提出了他植物进化的理论，结果虽然两人的意见相去甚远，但歌德觉得席勒和他同样对自然研究很有兴趣，而且两人都承认，这些意见上的差异，只是途径不同，在将来或许会有一个共同的归向。两人欣然作别，之后他们一直保持着通信来往，彼此间的友谊也就开始日渐深厚起来。

    从席勒写给歌德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歌德的处世智慧和他伟大的人格。下面是席勒1794年8月，两人交往渐深之后写给歌德的一封信的节选：

    很早以前，我就在远处观察着你。我经常以惊讶好奇的心情，看着你迈出的每一步路，你用意志不坚的人绝对不会采用的最艰难的方法，探索自然界发展的法则，以个体来观察整个自然，并且以整体的立场作为观察个体的根据。你从简单的组织开始，进而研究复杂的组织，最后将那些最复杂的自然构造素材加以组合……你巧妙地把表象丰富的精神全貌，当成美好的统一体，将之归纳出来，这可说是伟大而真正具有英雄价值的。你可能不希望终生只为一个目标而努力，但是达成目标的过程却比目标本身的意义更深刻。就像《伊利亚特》中的阿喀琉斯必须在菲迪亚和长生不死中选择一项一样，你也会面临如此的选择。如果你生在希腊或是意大利，那么从摇篮时代起，你就被理想与艺术所包围。那样你追求古典的路程可能会缩短很多。你身为德国人，而如此崇尚希腊精神，那么在希腊的古典和德国的现实之间，你一定会面临二者择一的境况……

    我只是依自己的见解，来判断你的精神发展，而我所说的未必是你真正的面貌，我想你会明白的。

    四天后，席勒就收到了歌德的回信，信中充满感激，毫无芥蒂地承认了他的见解：

    你充满友谊的手，将我全部存在的面貌都揭开了，由于你的关心和鼓励，我将竭尽所能发挥我的才能。这个星期是我的生日，而你的信是我所收到的最有意义、最好的礼物。我很乐意告诉你我的一切活动和内心的想法。由于能力的极限和时间的限制，我想尽量把我所计划的事完成，只有这样，才能让生命更有意义。

    在我们的关系更亲密之后，如果你在我身上发觉你清楚地意识到，但却无法解决的某种忧郁和迟疑，那么你就会知道你的关心，对我有多大益处。

    歌德与席勒经由直接的交谈或间接的书信往来，交换着彼此的想法。这为双方带来了“纯粹的乐趣与真实的利益”，歌德调整了席勒对极端物象的喜好；席勒则把歌德从自然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拉回到文学创作。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席勒，歌德就不会在写完《浮士德片断》后，继续执笔，最后完成这部伟大的作品。歌德曾对席勒说：

    你给了我第二次青春，使我再度成为诗人，以后，我不会停止写诗。

    他们之间的书信往还，渐渐决定了他们偏向古典主义的艺术观。歌德早年埋藏在自然科学研究背后的思想及法则，而今终于以文学的、艺术的形象表现出来。

    1794年，歌德在席勒所编的杂志上发表《德意志逃亡者对话录》和《罗马悲歌》的一部分。两人还在这本杂志上共同发表了一千多首短诗，主要抒发他们对一些恶意批评家的不满。

    1796年，席勒将自己以前的诗作结集出版。在他的激励和鼓舞下，歌德也在这一时期创造了很多旷世的叙述短诗，其中有《温和的赠辞》《赫尔曼与窦绿苔》等。

    这之后，席勒开始着手他的《华伦斯坦》三部曲中的第三部，歌德则完成了《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又继续写《浮士德》。

    在叙述诗《赫尔曼和窦绿苔》中，歌德将他的思想和烦恼公开了一部分，这使得他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

    歌德和席勒的文学作品及论文，都能发人深省，而且大部分都有明显的教训倾向。随着光阴流逝，两个人共同的活动日益紧密，歌德以“极欢乐的心情去看待每一件事情，就像看待草木萌芽、枝叶日茁的新春”。为了扩展交际范围，席勒在耶拿大学取得了教授资格，1799年迁居魏玛。主持魏玛剧院的歌德，由于席勒的加入，迸发出一种新的力量。他们开始共同尝试将很多名家的译作，如莎士比亚的作品，以偏向古典主义的方式和原理搬上舞台。于是，这小小的魏玛，由于二人的努力，成为德国最大的文化中心之一。

    1805年初，歌德与席勒相继病倒，他们彼此交换心得的习惯也被迫中止。两个人对恢复健康都没有十足的信心。尤其是席勒，他对自己身体的信心已完全动摇，歌德在后来的作品中写道：

    在席勒生病的那段日子里，相继发生了几件惊人的事。傍晚和半夜的火灾，使他过度震惊，于是本来已即将痊愈的病再度复发。他觉得像被绳索捆绑一般，被迫断绝了和人们沟通的机会，唯一能够缓解这种束缚的就是和朋友们的通信。从2月到3月，他所写的几封信中都是苦恼、忍耐、以及逐渐消失的希望。5月初，他不顾一切地想到外面走走，很凑巧地，我们在路上相遇。这时候，他的神智已经不大清醒，于是我便陪他一起走。最后，到他家门前，我们分手了。这时候，我预感到，这一别很可能就是永诀了。9日，他终于去世了，带走了疾病，也带走了重重的折磨。

    席勒的死，让歌德的精神陷入了一种“空虚”的状态，他不关心自己的工作，对一切事情都提不起兴致，整个人仿佛迷失了。他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上说：

    我失去了一个朋友，我自己也等于死了一半。

    这个重大的打击，让正在患病的歌德，更加难以痊愈。直到这一年秋天，他离开魏玛到各地旅行之后才逐渐康复。1822年，歌德才终于写出追悼的诗作，节选如下：

    脱落的肩胛骨曾经装饰无数饰物，

    而今谁能够想象——

    活泼的四肢已失去了生命。

    疲倦的人们，

    竟不能安息于墓穴中，

    而是被掘出置于明亮的阳光里。

    曾有一颗高贵的心，

    如今已成枯干的头颅却不为人所爱，

    这不是真理也非启示，

    每个人终将如此。

    被遗留下来的是有形的诗文，

    在这堆无法动弹的骨骸中，

    再也认不出曾经优雅的风华。

    在这狭窄阴冷充满霉味的屋子里，

    自由地安息吧！

    生命之泉由灵魂中奔流而出，

    那形态神秘而令人陶醉，

    似乎保存着神的行迹，

    如同水以高贵之姿流向海洋……

    晋见拿破仑

    时代的潮流依然在向前发展，法国大革命如火如荼地进入到拿破仑的时代。1805年10月，反法联盟战败，神圣罗马帝国如歌德所料般瓦解。德国境内的各诸侯国组成“莱茵邦联”，成了拿破仑和法国的保护国。

    歌德之前一直认为德国人民应该在科学与艺术方面谋求发展，而不是在政治上一争短长。多年后，他的学生和秘书就拿破仑时代对歌德提出了置疑：“在那伟大的时代，你没拿起武器，同时也没有因为国民的非难而受到影响……”

    歌德回答：“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或期望用什么去说服他人，这是很愚蠢的事。我心中不存憎恨，为什么要拿起武器？我也不再有青春的力量去拿起武器，如果我是20来岁的小伙子，我决不落人后，可是当时我已是近60岁的老人了……在战鼓震天时，坐在屋子里——这是我当时唯一能做的事。如果我身处露宿的营帐中，深夜聆听敌人前哨的马嘶声，那么也许我会热血沸腾，投笔从戎。但即使我写出战歌，歌声也会丝毫不带战斗的气息，我对战争的感觉是那么遥远，我无法装出关心战争的模样。在我的诗中，从未出现过煽动性的词句，我不曾一成不变地将实际的事实写成诗，或迫切地将埋头苦干的事写成诗，我只在恋爱的时候写诗。更何况我心中没有憎恶之意，怎么能写出憎恶的诗？坦白地说，我一点也不怀恨法国人，但我还是感谢神的安排，使他们最后归于失败。文化与野蛮才是我迫切关心的事，我为什么要憎恶地球上文化最高的民族之一，我本身的素养大部分也是得自于这个民族的文化，我怎么能去憎恨他们呢？本来国民性普遍的憎恶，在文化最低的阶层最容易发生，也最为强烈。教养达到某一程度的国民，他们的憎恶便会消失，并且对于邻国国民的幸福与悲哀感同身受。而我就是属于这一层次的，在60岁之前，我的这种观念就已经固定下来了。”

    1806年，歌德虽然尽量与战争保持一段距离，但他还是被卷入战争的旋涡中。10月，耶拿战役爆发，拿破仑集中九万兵力对普鲁士军队发动进攻。歌德以中立者的眼光，来看待整个经过。

    下午五时左右，炮弹从屋顶交织呼啸。五点半，法军骑兵攻入城中开始烧杀掠夺，这真是个可怕的晚上。幸好建筑物牢固，并且有法国一位军官庇护，我们才幸免于难。

    两天之后，歌德又写道：

    ……从不曾反对过我的所作所为，现在又和我共同接受危险试炼的克丽斯汀，我决定不仅把她当做女朋友，我要正式承认她是我的妻子。

    10月19日，歌德和克丽斯汀在魏玛城内的教堂公开举行了婚礼，正式结束同居生涯。

    耶拿战役以普鲁士军队几乎全军覆灭宣告终结，此后，歌德对拿破仑有了更强烈的信心。在这之前，歌德认为这个科西嘉人，只不过是一位法国革命的统一者；可是现在，他确信拿破仑能够整理政治支离破碎的欧洲大陆。

    1808年10月，拿破仑召见歌德。歌德觉得这件事是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在晋见拿破仑时，拿破仑给予歌德的赞赏，使他深铭肺腑，基于双方的政治立场，歌德对拿破仑的钦服却只能用间接暗示的方法来表达。经过很长时间的踟蹰，第二年，歌德才详细描述了他与拿破仑见面时的场景。

    那是一个早晨，歌德晋见的时候，拿破仑正准备用早餐，他的餐桌两侧站着两位拿破仑帝国的大臣。左侧的一位正在与拿破仑谈论军税问题。看到歌德进来，拿破仑以眼光暗示他停止再谈。他深深地注视了歌德好一会儿，才开始他们的交谈。

    歌德还提到拿破仑自称他曾读过七次《少年维特之烦恼》，还说他远征埃及时，带了一本在身边，并告诉歌德他对这本书的意见。他问歌德，维特的自杀原因，除了失恋以外，为什么又混夹了一些别的因素。歌德微笑以应。他们谈的是文学，没有一丝一毫涉及政治。两人相互地表示敬仰，“狂飙运动”以后的歌德信仰人类创造性的作为和实际上的努力，不崇尚空言；而拿破仑正是一个卓越的实践者，一个军事天才的最好榜样。所以他成了歌德十分崇拜的人物。

    拿破仑对待歌德也很谦恭，不带一点傲慢，他发表什么意见时，总是说：“歌德先生，你以为怎样呢？”他赞美他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谈他所翻译的伏尔泰的《穆罕默德》。拿破仑还邀请歌德到巴黎去：“到巴黎去，我招待你。在那里你可以为你的灵魂发现一个更广大的世界，你能找到很多可以作诗的材料。”

    歌德欣然辞别后，拿破仑对他的左右说：“这是一个君子！”

    歌德有意识地将精神集中在自己的工作上，好在不安定的时代中保持心理的平衡。他和拿破仑之间没有继续来往，对那些反对他的议论，他采取了消极反抗的态度。魏玛人士不仅在政治立场上孤立歌德，还不承认他和克丽斯汀的婚姻。舆论界冷淡的态度深深地伤害了歌德，因此他又缩回自己的世界中，固守自己的灵魂。

    自然科学的研究

    这时候，耶拿大学的自然科学研究所开展了多方面的活动，歌德便继续在矿物学和植物学方面的研究。在他广泛的研究中，最有成就的是1790年发表的内容在数千页以上的《植物的蜕变》及1810年发表的《颜色学》。

    歌德的《颜色学》并非是以数据为基础的理论研究，而是以非现实性的、抽象的理论加以推论。他激烈地反对牛顿利用棱镜把光分为各种颜色，他认为光是一种整体的物质，不含其他色彩。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证明歌德是错误的。《颜色学》出版后，业内反应冷淡，这使歌德非常失望。不过，虽然这部《颜色学》学术上的价值不多，但我们却可以从此书中对歌德的观察方法窥视一二。

    眼睛是依靠光而存在的。光线是由动物的相关机能或视觉辅助组织所产生，所以视觉的发生是由眼睛内面的光和外来的光相映而成。

    可能没有人会反对光和眼睛的直接关系，但人们也很难同意这两者是同样的。举一个比较容易了解的例子：在黑暗中，利用想象力，可以看到明亮影像的幻觉；在梦中，虽闭着眼睛，也可以看到明亮的光线，而当我们醒来之后，稍有光线传入眼睛内，马上就看见外物。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视觉组织一受到机械性的刺激就会出现光和色彩。

    经常根据各种秩序处理事情的人们一定会注意到，我们还没清楚地说明色彩到底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暂时保留不予回答。我们先来详细说明色彩是如何出现的。色彩是和眼睛感觉有关的有规则的现象，这种感觉要受到自然的影响，譬如盲人绝不会讨论有关色彩的问题。

    歌德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投注了很大的心血，但却并不像认识席勒之前那么彻底专注地研究。他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也很多。1806年，《浮士德》的第一部宣告完成，他的“威廉·迈斯特系列”也开始了《漫游时代》的创作，这本书的最初几章，充满了神圣气氛。

    虽然整个世界都面临着政治危机，但歌德仍完成了代表人类艺术与科学之美的《潘多拉》。1809年，歌德的长篇小说《亲和力》完稿，它和《少年维特之烦恼》一样，出版后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争论。

    歌德在完成《颜色学》的同时，他的一位朋友去世了，他的遗嘱中，将自己未完成的自传文稿都交给了歌德，希望歌德能帮他继续下去。

    我在他家及附近的地方体验他曾过着的日子，努力地想象他的生活。我自问，我能够为他立传，为什么不替自己写传记呢？因此在他的传记尚未完成之前，我就已开始计划要写自传了。我曾为了自传长期地犹豫不决，在母亲尚未过世之前，我就该写了。当时不但儿时记忆犹新，也可以由母亲口中得到更多我幼年时代的资料。然而如今母亲已不在，我必须以自己的力量去回忆那些往事，把全部的精神集中在过去，才能使如烟尘远扬的旧事，一一再次展现。

    我只不过是个平凡的人，因此由观察人性的角度看来，我将自己细心诚实的作品命名为《诗与真》。在书中，不仅是现在，连回忆中的世界也都是配合自己的个性而形成。

    这项工作因为具有历史性，又牵涉到很多地方和人物的事实，因此必须花费很多时间。不管在家或出外，我随时都为这件事而忙碌，立传的重要性变得仅次于生活。

    经过广泛而周详的准备，1809年，歌德开始动手写自传，为了押韵，他把题目改为《我的生平诗与真》。1812年10月，这本自传的前二卷完稿，两年后第三卷完稿。

    其实早在席勒去世之后的几年里，歌德就已经感受到死亡的威胁，他觉得自己随时都站在“生命的末端”。1814年夏天，拿破仑被迫退位，“政治的天空日趋明亮”，歌德前往德国南部莱茵河和美因河一带旅行。这次的游历使他再一次体验“新的青春”。

    重归故土

    再见故乡的兴奋，以及诸多友人温暖的情谊，使歌德经历了自离开罗马后，从未感受过的“精神活泼、高贵的幸福状态”。

    歌德在这期间认识了法兰克福市银行家威廉特的夫人玛丽安娜，她是一名演员，体态丰盈，性格爽朗，有一对黑亮而灵活的眼睛。这段感情激荡了歌德沉寂已久的心湖，也唤醒了他自《罗马悲歌》后就潜伏着的才华。他开始创作《西东诗集》。当然，这部诗集并不完全是玛丽安娜夫人的功劳，主要还是源自于歌德对东方文化的强烈关心。一个机缘巧合，歌德得到了一本14世纪波斯诗人的诗集，他读过之后大受感动。他发现东方的诗人活在动荡不安濒临崩溃的现实世界里，心灵竟然还能悠然自在地逍遥在理想世界，实在了不起。基于这样的刺激，歌德萌生了创作《西东诗集》的灵感。

    1815年，歌德又前往德国南部，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上游的威廉特家的别墅作客，数星期内又写成了一篇诗作。这是一篇男女二人对答的爱情相思歌，其中的男女主角即影射歌德和玛丽安娜。

    这次旅行中，歌德曾数度前往海得堡，当他看到地方教会修道院中所收藏的德国古代版画时，深受启示。除此之外，旅行中的很多事情都令他记忆深刻，他对古典主义也有了新的认识。

    年轻时代，为了生存，我不得不劳苦。为了保持心灵的平衡，将自己关闭在古典的世界里，为了保护自己，只好将一切扰乱身心的事情都加以排斥。现在，在我面前突然出现一种全新的、把观察和感觉完全分离的、有着前所未见的色彩的世界——这是永远如新的青春。

    如此坦率的告白表现出歌德对古典主义的界限有了妥协。当时，正沉潜于“东方诗歌世界”，着手写《意大利之旅》，并不断研究自然科学的歌德，无法对有关古代德国绘画的“普遍性艺术世界”，给予固定地位的关爱。但他之前对于古典主义事物的态度，因与一些艺术家的交往而逐渐有所改变。

    1815年7月，歌德应施泰因男爵的邀请，前往刚成为普鲁士领土的莱茵州旅行。他向施泰因男爵表示，希望为那些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艺术品尽一份心力。他在旅行中为莱茵州的备忘录作了周详的记载，这份数据详尽清晰，为后世的艺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歌德觉得莱茵河、美因河之旅的意义，就如同意大利之游，给他一种“再生”的感觉，然而当时，他并没有预料到，痛苦与失望也随之降临了。

    1816年6月，克丽斯汀去世。歌德在日记上描述了他内心的悲痛，他写道：

    克丽斯订过世了，这是她与自然最后的争斗。中午时分，她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突然间，一股死寂袭上了我空虚的心。

    1805年，席勒去世；1807年，奥古斯都公爵的母亲去世；1808年，歌德失去了母亲；1813年，奥古斯都公爵的老师去世；如今，克丽斯汀也离开了他。这些亲友的过世使歌德开始思考灵魂和生命的关系。他和一位教育学者曾有过如下一段对话：

    你也知道……感觉的世界，若缺乏真正的理念为基础，我是不认为它有任何价值的。我想了解自然，但并不愿单纯地加以臆测。关于人死后灵魂是否存在的问题，依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我对人类或一切自然的存在经过长期的观察后，发觉灵魂与生命并存的事并不矛盾。假使所有自然界的现象都按一定的部类排列，我们将最小的一个组成部分称之为单子。而所谓力量的大小都是相对的，在其势力范围之外，力量可说是微乎其微，但只要是其能力所及，力量可说是非常地强。因此我们在接近力量之源时，就会被吸引到它的领域中。凡是动植物，甚至是在天空中的星星，都存在这种情形。

    内在精神的小世界，透过外部的大世界而呈现出肉体的形象，而我把这肉体最初的根据称为灵。因此，蚂蚁单子有蚂蚁灵存在，世界单子也有世界灵存在。这两个根本物质虽非一致，但它们的基本存在却是由于血缘关系。例如太阳和行星虽有各自不同的使命，但却属于同一个系统。再看玫瑰的发展由叶、茎到花朵，都是具有一定的规则，而整个宇宙也都依同样的法则而循环。促使自然发展的力量是不可见的，然而却早已存在，在这规则的前进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中间形态，经常会使我们困惑不已，如叶变成花，卵孵化成幼虫，幼虫蜕成蛾蝶……

    尽管单子会产生无穷的变化，可是一旦单子形成，就很难加以破坏，因此在表面形象解体的瞬间，单子既不失散，也不停止活动，它们只是由原来的环境立即进入到另一个新的环境，这是因为单子的意志力相当强烈。有教养的人的单子和海狸、鸟类、鱼类都是有差异的。每个单子从所属的系统，如水中、空气中、地上、火中、星星中，被带到各个地方，同时负起未来秘密的使命。但如果碰到某种强烈的破坏，它们就有可能在中途被拦截而成为其他系统的从属，对这种危险的可能性，我们想从对整个自然界的观察中得出结论，是相当困难的。

    同年夏天，歌德第三度前往德国南部，当他离开魏玛时，所乘的马车车轴断裂，这件事使歌德预感到，这辈子可能再也无法作长途旅行了。

    1817年4月，一位甚得奥古斯都公爵宠爱的女演员因为嫉妒歌德在魏玛艺术界的地位，使了点阴谋手段，歌德被迫辞去宫廷剧院监督的职位，离开了和他有40年密切关系的魏玛戏剧界。这使歌德有种被放逐的感觉，在往后的岁月里，他一直对奥古斯都公爵听信谗言无法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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