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耕不辍

    歌德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里，每天都规律地工作着。他不再从事引人震惊、注目的事情。他的住宅十分简朴，书房、书库和小寝室是他生活的中心。

    在这个面对庭院的书房里，他把自己从周围喧嚣的世界中解放出来，专心写作，或是进行实验和观察，看书并作笔记，他所完成的工作多得不可胜数。

    1817年，《意大利之旅》完成。

    1819年，《西东诗集》完成。

    1821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第一卷问世。

    由于诸多的文学、出版活动，以及社会舆论的影响，写信给歌德的人有增无减，这使得他忙得分身乏术。

    1806年以后，歌德的日记中就详细记载着他每天的计划。他每每保持客观的态度，将每日所发生的事加以批评、反省，彻底地认清自己，并寻求以后的发展。他在日记上写道：“现在所拥有的是过去……一切要以自己的生活为基础，努力工作，不断地推陈出新，就像一颗永远滚动的石头。”

    已近暮年的歌德将自己的精神都集中在工作上，但并不像年轻时代一样，把自己和周围的环境分离。他每天都有很多访客，有时候也会出门去参观展览会、聆听音乐会，或参加自然科学讨论会。这段时期拜访歌德的人除了诗人和作家之外，也包括自然科学家、艺术家、探险家、教育家及政治家，而且后者竟比前者还要多。

    1827年，歌德和一位俄国外交官的谈话中，曾提到他对于名望的见解：

    名望是崇高的灵魂营养素，它会坚强精神，也会使心情爽朗。对于一颗软弱的心来说，利用名望来振作，是很好的建议。但一个人得到名望之后，就会轻视它。舆论会把一个凡人神圣化，而把神贬为魔鬼。甚至赞美令人羞愧的失败之事，嘲笑我们引以为傲的道德。请你相信，名望和恶评一样，都会伤害人心，这是我由30年被憎恶的经验中得来的。很多人不曾读过我的作品——尤其是法国人和英国人，而且大部分人不了解我，但是他们却成天地谈论我、批评我。如果你和我共同生活两三周，尝试我所处的环境，想必你也会反对那些嫌恶我的人，同时给予那些深受国民性通病之害的诗人更高的评价。我承认，德国并不了解我。德国人民离艺术、哲学修养的自然之泉很远，被剥夺了生机，同时又具有抽象性的精神。我喜欢德国人纯粹的特有的理念生活，我也喜欢在迷路时散步，在拥有生命时同样拥有自然，因此我认为具有生命的东西，比经过美化的艺术品有更高的价值。

    1831年9月，他写给普鲁士参议员的信中则阐明了他对生活的态度，信中这样写道：

    我敬爱的朋友，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在我房子对面的广场上，有个质量似乎很好的水槽，水经由水管流满槽中，每天清晨和傍晚，总有很多主妇、孩子、女佣、仆役来汲取生活必需的水。

    这种工作十分简单，但却有无穷的变化，洗衣用的水装在桶中，担在肩上；饮用的水装在水壶中；烹饪用的水汲在小桶中。正在汲水和等着汲水的人姿态各不相同，正在汲水的人专注而喜悦，等着汲水的人凝视而期盼。没有不耐烦的表情，他们按次序顺利的进行，彼此之间被共同的目的微妙地联系在一起。

    遗憾的是在水槽边洗菜，是不被允许的。我倒觉得那是很亲切可爱，具有人情味的一种景象。虽然被禁止，但这种情形偶尔也可以看见。

    一大早就来汲水的人们、中午聚集在水槽边乘凉的群众，甚至是趁着没有人爬上水槽直接由水管中饮水的少年，看来都是那么生动而亲切。

    我认为雕刻家从这些情景里，可以捕捉到某些值得刻画的形象。在这儿可以看到人类生存无可避免的所有动机。这些动机对任何人意义都很重大，这些动机有时候会形成一种附属品，呈现美丽优雅又完善的形态。对这数千人来说，主体与客体直接结合，具有生命的艺术是存在的，因为他们的本身就是。

    人的生活，就是要利用每一分每一秒，继续不懈地奋斗。认同了这一点，你就可以理解歌德在晚年仍多方面活动的原因。“时间无穷地延长，若能每天充实不懈，时间将是个兼容并蓄的容器。”从《我的生平诗与真》中的这句话，可以看出歌德对生活的计划与看法。

    歌德谈话录

    歌德真正的心灵上的活动与访问者关系不大，而是在他自己的小圈子里。他最信赖的几个朋友，其中有他的学生和秘书，还有他的家庭医生，以及被聘为王子家庭教师的自然学家。

    1823年，30岁的苦学者，同时也是歌德作品崇拜者的艾克曼到了魏玛。他后来成了歌德不可或缺的助理，他有一部作品叫做《歌德谈话录》。书中记载了歌德对艾克曼所说的，类似政治遗嘱的话：

    诗人从政并结党结派，一定会招致毁灭。诗人必须以自由精神来判别世事，从而避免偏狭盲目的憎恶。

    诗人以个人及国民的身份，爱自己的祖国，但诗中美丽、高贵的力量及活动，是不应该受空间限制的。诗人只是写自己所见之事，所以不应被束缚，而应像一只自由自在的兔子，行走在普鲁士或其他民族的土地上，丝毫不应该担心天空中是否有长着利爪的老鹰。

    热爱祖国的定义是什么？做一个爱国者而活跃的意义是什么？诗人在一生中，若能与有害的偏见争斗，鄙弃狭隘的意见，启蒙自己的民族精神，纯化兴趣，为精神志向与思考方法日益高贵而努力，这就是热爱祖国的定义。如果对诗人的这种胸怀不抱感谢之心，而另有所求的话，就像要求一个带兵的队长，为了成为真正的爱国者，搁下本身的使命，卷入政治革新。队长的职责是什么？是训练军队，使每一个军人都服从命令，有较强的战斗力，在国家濒临危机时，能发挥军队的职责。所以对于队长来说，尽自己的本分，不插手政治，这才是真正的爱国。

    我对于一切越俎代庖的事都嫉之如仇，尤其是有关国家的事，一不谨慎就会给人民带来灾祸。

    你也知道，我并不理会别人的批评，也对政治充耳不闻，我只是卖力地尽我的本分，然而在某些人看来，我似乎是个冷漠无动于衷的人，这也是我轻蔑政治党派的原因。

    围绕在歌德身边的另一群人，便是他的家人。歌德十分宠爱他的独子奥古斯特，而奥古斯特完成法律学业后，便与歌德以前一样参与魏玛国政，担任公国艺术与科学设施监督的助理。克丽斯汀死后一年，奥古斯特结婚。他的岳父是普鲁士军队少校，岳母是魏玛的宫廷女官。1818年，奥古斯特的儿子诞生，歌德享受了一段含饴弄孙的快乐日子。之后奥古斯特的婚姻出现了危机。奥古斯特本身其实也很有才能，但父亲歌德声名太盛，他始终感到一股巨大的压力。

    1823年，歌德前往波西米亚温泉度假，在这里，他又一次受到了心灵的伤害。温泉旅馆主人的孙女乌丽卡年轻美丽，性格活泼。歌德对她的感情由父亲般的慈爱逐渐发展成年轻人一般的热情，当74岁的歌德向19岁的乌丽卡求婚时，周围人反对的情形可想而知，但最令歌德难受的是乌丽卡模棱两可的态度，最后歌德放弃了。这段暮年之恋促使歌德写成了新的诗作，在这首诗中，歌德将一切有关个人的意念都表现了出来。从1831年他写给朋友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对这段生活的思考：

    到了晚年，我的一切越来越具有历史性。过去的事，就如同在小地方看遥远国家所发生的事，过目即逝，并不特别注意，但我对于自己本身，越来越觉得具有历史性。

    为了说明自己的精神是与周围环境互相依存而成长的，他不断地肯定自己的存在，“的确，在我漫长的一生中，该忍耐的都忍耐了。可是老实说，我所听、所看、所区别选择的，多少都凭借某种技巧。赋予生命以重现的力量，是我一贯的表现。我并不认为自己的作品是由本身的睿智而产生的，我只是提供数据，作为他人的参考。”

    对歌德来说，个人存在价值失去得越多，对于世界发展的反省也越多。对于当代的年轻人，歌德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叹息道：

    年轻人忙碌着尝试极端，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只是思考着、忙碌着，不曾了解活动的意义，也不理解自己采用的方式……冲动的年轻人只是被时代的旋涡所吸引。丰富和快速的时代潮流使人们感到惊讶，莫不为此而努力，例如铁路、邮政快信、轮船及其他更便利的交通。虽然他们已尽了力，但由于教育程度的限制，也只能停留在平凡中，无法获得突破。

    虽说对年轻人陷入时代旋涡有着种种看法，但歌德自身也不免为无法体验即将到来的新生活而感叹不已。对于在巴拿马地区开凿运河及乘船航行世界一周的可能性，歌德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装载量极大的船如果能由墨西哥湾经过运河直接航行到太平洋，对于文明或未开发的人类来说，都是极大的福音，而这开凿运河的工作则非美国莫属，因为这个新兴国家有开拓西部的倾向，在未来的30或40年中，他们一定会开发落基山脉附近的广大地区，并出现大规模的移民，这是可以预料到的。在太平洋沿岸地区，自然形成很多广阔安全的优良港湾，会逐渐发展出无数大规模的商业城市，这也是预料中的事。到那时候，商船或军舰来往美国东西海岸时，为了节省航行时间，找一条更快捷的途径是必要的，换句话说，由墨西哥湾直接通向太平洋的运河，对美国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同时，我相信美国一定会实现，但可惜的是我无法目睹这件事的完成了。

    第二件事便是在多瑙河与莱茵河之间开通运河的事，这个计划规模相当大，我怀疑以德国的财力是否能够实现它。

    第三件事是我极欲看见英国获得苏伊士运河的权力。为了亲身体验这三件事的实现，我希望自己能够再多活50年，但这似乎是很困难的事。

    歌德在1826年产生的这种念头，而苏伊士运河在1869年完成，巴拿马运河也在1914年完工，只有连接多瑙河和莱茵河的运河到1985年才正式通航。

    文学、宗教和社会活动

    歌德对文学的兴趣和眼光是世界性的。他在少年时期和学生时代，除了当代的文学作品，还看了很多罗马、希腊、英、法的文学著作。后来，他想将欧洲文学以新的系统性的评价加以归纳。由于对东方诗歌的研究，他又走进东方的文学世界。1820年以后，他甚至想接触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他像着魔一般地阅读外国作家的作品，如拜伦、雨果、梅里美等，歌德在一本杂志中说，文学是“人类共有的财产”，是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由“无数人”共同创造的。1830年，歌德阐述了他对“世界文学”的看法：

    对于个人来说，再广阔的世界，不管被扩大到何种程度，也往往只是局限于祖国的领土，而严格说来，祖国的土地并不能给予我们丰富的题材。能够普遍受到世界大众喜爱的作品，必须不受地域限制。所写的题材具有某种特殊的地方性，即使作者本身才华横溢，受到欢迎的可能性也很小……

    歌德早年有关宗教的诗，离不开“泛神论”以及“自己的基督教”；到了魏玛前期，他所信奉的是伦理的人文主义；到晚年，他开始对本质有了多方向的探求，宗教已经无法满足他的思考。1813年，歌德曾在给友人的信中，故意极端地写道：

    从诗人或艺术家的立场看来，我是个多神论者；从自然研究者的立场看，我又是个泛神论者。其实不管以什么角度来看，我的态度是始终一致的。如果我是个讲究道义，并且需要一个神的人，那么我对将来的考虑便都是多余的了。因为天上、地上的一切事物都从细小发展而成，我们所理解的本质也是以一个组织为具体形式表现出来的。

    晚年的歌德比年轻时更反对教会，他拒绝接受狭隘的教义。尽管1823年的时候，一位经常和他通信的朋友以本身严格的宗教信仰，试图拯救他。歌德在给这位朋友的回信里有意以淡漠的文字表达了藏在内心深处的话：

    接获你的来函，我由衷地感动，但是至今我仍犹豫不决，不知如何回信。对于如此特殊的情况，请你原谅，我实在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长寿的意义，就是在有生之日，能够尝试各种事情。爱自己所爱的人，恨自己所恨的人，看看森林，看看年轻时代所种的树木。当我们衰老之后，身体上、精神上的天赋仍旧存在，这是多么值得感谢的事情。如此对一切暂时性的存在，我们就都能心甘情愿地接受；而对于永远的、消失于过去的事，我们也不必苦恼。

    我们一生之中，曾详细地思考过自己或他人的事，也看过很多这世界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如果我们长久地不停止这种思考，就一定会崭露头角，发出耀眼的光辉。

    因此，对我未来的事，不必太在意，我们的祖国有广阔的土地，土地上为我们准备了快乐的家园。而那未知的世界，也早已为我们二人准备了各种事物。到那时候，我们曾经缺乏的都齐全了，同时也可彻底坦诚地爱想爱的人。

    歌德虽不赞成教会制度，但对于基督教的伟大文化，还是有着无限的尊敬。歌德希望基督教能“从信仰逐渐接近精神与行为”，这些在《浮士德》及《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和他晚年所写的抒情诗中表现无遗。

    歌德不断地从事活动，广泛地和他人通信并活跃在各种交际场合中。年迈的歌德既坚持自己的想法，又怕被孤立。他就像“从鬼火磷磷的坟墓中走出的侏儒”一般感到孤独，甚至偶尔会听到自己的声音。

    1827年3月，他写了一封信给朋友：

    和我关系非常密切的某一个小圈子里，一个个生命在烈焰中焚为灰烬，飘扬在天空中，而所剩余的，只是在燃烧的瞬间，含有某种神秘性的一束束文书。

    1828年之后，歌德的健康每况愈下，他的心肌梗死越来越严重，在1830年出现过一次大咯血。1830年，歌德唯一的后裔奥古斯特在罗马患了热病，客死他乡。接到朋友们无数的慰问函之后，歌德沉默下来，他强迫自己专心从事未完成的作品，尤其是《我的生平诗与真》的最后一卷，以及《浮士德》第二部。也唯有沉浸在工作中，歌德才能排遣自己悲哀的情绪。当时，他如此感慨道：

    我只要能保持生理上的均衡，其他的事就不担心了，顺其自然吧。身体能思想能行动，还有精神还有灵感，并能将这种灵感写出来，我不应该再担心任何事了。

    1831年8月，魏玛人士准备为歌德庆祝82岁寿辰。歌德却躲了出去，他悠游自在地前往乡间。在一片森林中，歌德看到了他曾住过的狩猎小屋，森林观测员记下了当时的情形：

    我们非常恬适地到达峰顶，下了马车，在瞭望台上欣赏美丽的风景。这时，曾经在这森林中度过一段美好日子的歌德感慨地说：“要是奥古斯都公爵能与我共同欣赏这么美丽的风景，那该多好！”然后，他说：“以前的狩猎小屋就在附近，我们走路过去，马车就停在这儿吧！”他神采奕奕地穿过森林，找到他熟悉无比、用木材建筑的双层狩猎小屋。小屋里有一道很陡的楼梯直通到上面，我伸出手要扶他，然而差两天就满82岁的歌德拒绝了。他对我说：“不要以为我老得爬不动楼梯了，我还有足够的力气！”他一个人登上楼，进入房间。他说：“那时候，我和我的侍从在这儿住了八天，当时我在板壁上写了一首短诗，我想看看它是不是还在，如果日期还看得见，请你帮我把它抄下来吧！”他带我到西侧的窗户旁边，果然，在板壁上有一首用铅笔所写的诗：

    在万峰之上

    轻憩

    树梢之间

    微风悄悄拂过

    鸟儿在林中静默

    在这刹那间

    你也安息吧！

    上面的日期是1780年9月7日。歌德轻轻地念着这首短诗，潸然泪下。他取出一条雪白的手帕，拭掉了眼泪，接着用温柔而平稳的声音说：“是的，在那刹那间，也该休息了。”他静默了一会儿，然后叫我一起离开。

    《浮士德》是歌德的代表作，从动笔开始，到完稿历经60年。《浮士德片断》的初稿在1775年12月就开始写，到歌德逝世前的几个月，这部著作经过多次的修改、陆续地发表，终于完成。这部书可以说是和歌德的一生相伴始终的，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贯穿他生命的全程，并且随着他生活丰富的发展而发展。在这一点上，他别的作品是不能与之相比的，因为它们都是片断的、一时期的，不足以表现歌德的全部思想和智慧。如《少年维特之烦恼》只代表“狂飙运动”中少年歌德那种反抗传统的思想；《伊菲格尼在陶洛斯》只能代表意大利之旅后，中年歌德的克制倾向；而“威廉·迈斯特”系列和《我的生平诗与真》只能代表老年歌德沉思反省的清明态度。只有从《浮士德》中，我们才可以看出歌德思想的整个体系与演进，以及他自己宏大壮阔的生活全貌在长时间内的发展动向。因此《浮士德》的涵义至为复杂、深邃，叫人一时难以体会。表面看来《浮士德》似乎极为冗乱，前后有很多矛盾支离的地方，但是，它的核心概念却是一致的、贯穿始终的。

    歌德在去世前五天曾写信给朋友说：“我的《浮士德》大致计划始于我的年轻时代，距今已60余年了，情节的前后线索有不尽分明的地方，但纲领却很清楚！”三个月之前，他也曾对这位朋友说过，他对《浮士德》第二部的构想，早在50年前就已经想好。不过，因为一直没有动笔，随着自己的经历渐多，智慧渐丰，之前的构思就变得越来越复杂。正如一棵树，长大了，在主干的四周就会长出许多分支，分支上又会长出许多枝叶。

    《浮士德》的故事取自德国的旧传说。这是16世纪一个魔术师的名字。他以魔术和花言巧语到处流浪行乞，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一位教士写给一位星象学家的信中。他提起浮士德这个人，对他花言巧语欺骗他人的行为很是不齿。另外，还有一位法学者在1513年给友人的信中说，浮士德是个卑贱的、骗人的、不学无术的医生。从这两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浮士德在一般人眼中，不过是个以诡智魔术混饭吃的流浪骗子罢了。但到了16世纪末，开始有许多传说加诸在浮士德身上，浮士德开始被渲染成一个能够与鬼神沟通的术士。1578年有一本关于浮士德的书问世，这是最早的浮士德传说总集。同年，在德国的法兰克福，一位作家出版了他写的关于浮士德的故事。第二年，《浮士德博士的生死之歌》在伦敦印行，传诵一时。这些书对浮士德的描述大致都是一样的：一个狂妄不安分的术士，他想拥有超越常人的能力和知识，好过一种与一般人不一样的生活，基于此，他与一个魔鬼订定了契约，最后在魔鬼的诱惑下，浮士德沉沦在种种猥亵的享乐中。浮士德这个人，可以代表文艺复兴时人性普遍存在的一个层面，他所希望的生活，正是那时候的人由中世纪禁欲中解放出来以后所迫切渴慕的。

    到17世纪中叶，浮士德的传说更为风行。在英国，他的故事家喻户晓，也被改编成戏剧搬上了舞台。18世纪以前的德国文学皆以法国文学为楷模，到18世纪，德国的许多文人开始另辟途径，想要树立德国自己的文学风格。古代传说当然是文人们首选的文学材料，首先出现的浮士德的故事是以剧本的形式登上德国文坛的。当时，《少年维特之烦恼》正在风行，歌德已是个有名的作家了，他构想了许多作品的大纲，如《穆罕默德》、《苏格拉底》等。同时他从赫尔德那儿认识了古传说的文学价值，对于浮士德的传说，他也特别有兴趣。歌德儿时就观看过关于浮士德的傀儡戏，那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后来，歌德写《浮士德》时，将这传说的意义完全改变了。传说中，魔鬼原本是一个神，后来因为邪恶被贬到地狱，成了一个恶魔；但是歌德笔下的魔鬼不是堕落的神，而是一个“否定精灵”，他不辨善恶高下，对一切都采取极端怀疑的态度，他只有极冷酷且趋向于破坏的理智，没有企慕高贵的感性思维。原来的传说中，浮士德最后输给了魔鬼，而歌德的故事中，浮士德通过自己不断地向前努力，改正生活中的错误，获得了自救。

    歌德希望借助浮士德，宣扬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在不休止的有意义的活动中去创造经验与美感的生活态度。他认为，这是“唯一的教师”，能为我们指点迷津。这其中所谓的经验就是一切活动与情绪的综合。这种经验要靠思索和活动共同获得，缺一不可。只有思索而没有活动，经验就得不到检验和更新；反之，只有活动而不用思想，活动便会失之茫然，那么，所得到的经验也是不可靠的。这与孔子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可谓异曲同工。

    歌德还认为一切生活问题的解决途径，在于朝向高远目标努力的生活态度。他说：“任何疑虑只有活动可以将之消除”。他曾对艾克曼说过：“只有在活动之中，理论与经验才能够相互协调”，不然，“一切的解决都是不着根基、没有基础的”。你不能因为在生活中犯了一些错误或罪恶，就颓丧地裹足不前，如果你一直向前探索，一定就能找到出路。这是歌德始终如一坚持的信念。

    浮士德在魔鬼的诱惑下，步入歧途，犯了过错，纯洁的葛雷卿因他的过失惨死狱中，这罪过诚然使浮士德饱尝生命中最沉痛的悔疚。可是，因为他仍要努力致力于“最高生命”的完成，所以不久后又获得了新生。最后他终得救赎，救赎他的不是他对“最高生命”完成到何种程度，而是他在这期间不断前进与追求的生活态度。因此他的每一段生活，都对他的整个生命产生了一种价值。

    浮士德本质上是个在矛盾痛苦中挣扎的人，他心中有两个灵魂在不断地冲突，正如歌德自己一样。

    哦！有两种精神在我心胸，

    一个要分离，

    一个沉溺在迷离的爱欲之中；

    一个执拗地固执着这个尘世，

    另一个却猛烈地想要离开凡尘。

    歌德是如何面对和解决自己的矛盾与痛苦的呢？他坚持抱着一种对生命的热忱态度投入变化无穷、永不止歇的生活中，永远前进，经历生活的各阶段，最后达到人格上的一种圆融、和谐、清明的境界。他笔下的浮士德亦是如此。因此，歌德的浮士德已经变成了人类在矛盾、错误中奋斗，以前进不懈地努力获得救赎的一个典型了。浮士德的生活态度是肯定生活的价值，这也正是歌德自己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为苦闷的近代人注入了无穷的鼓励和安慰。在这一点上，《浮士德》就表现出了它超出一般文学作品的特殊意义。浮士德对生活欲望的执著、对生活价值的肯定以及他人格的不断完善发展，正是文艺复兴以后的近代人的精神，近代文化也就是这种精神的产物。

    《浮士德》的最大文学成就，是歌德不仅对外在世界的每一种现象都有细腻的刻画，对浮士德灵魂世界里所发生的变化，也有精彩的描写。所有现实世界里发生的一连串事件，都由浮士德内心的斗争加以串联起来。1831年6月，艾克曼在《浮士德》完成的前两星期，曾就这点加以说明：

    我们彼此讨论结束的部分，而歌德很清楚地对下面的句子加以说明：

    灵界尊贵的人得救了

    已经脱离恶魔的手掌

    “凡自强不息的人

    我们终能将他拯救”

    又有天上的爱

    将他庇佑

    得救的人们

    诚恳地将他欢迎侍候。

    歌德说：“在这诗句中，包含了浮士德得救的关键，浮士德的内心越来越崇高，越来越纯粹，于是上天伸出了拯救之手，给予他永远的爱。这表明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创造幸福，并蒙受神的恩宠。这和宗教性的象征是完全一致的。”

    歌德最后一次提及《浮士德》，是在1832年3月17日，在他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

    《浮士德》的构想，在我青年时代就有了，只是不知该如何动笔。经过多年的酝酿，我对这部作品的构想，终于日趋成熟，我从自己最有兴趣的场面开始写起。

    自发的活动能顺应自然并达到理想状态是非常困难的，如果这种活动又是基于长时间发展而成的思想，那就更不可能了。即使真正实现，也很难达到完美。我对于读者们将这部作品拿来与之前的作品作对比，并不觉得不安。相反地，将来的读者若能善意地去观察其中的变化，我将由衷地感激他们。在我有生之年，当我认真地将这件事坦述出来的同时，希望能听到回响，对我来说，这将是令我无限喜悦的事。

    岁月是残酷的，也许我花了很长时间的努力，才构筑起来的思想建筑物，并没有达到任何目的，也没有任何意义，就像废弃物般被丢弃在垃圾堆中，或埋没在沙丘里。疯狂的行动、混乱的思想支配了整个世界，因此在我手中的东西，我尽我所能引导它向上。朋友！如同你在你的城堡中所实行的一般，我将自己的特性纯粹化。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因此，我希望你能将你的工作情形告诉我。你知道，有人也同样花了心血在研究。

    请你原谅我的迟缓回信，因为人偶尔会想把自己隔绝起来，把秘密写在心中。

    忠实的歌德

    魏玛，1832年3月17日

    歌德写下这封信之后的第五天，也就是1832年3月22日与世长辞，享年83岁。据艾克曼回忆：“他仰卧着如同睡着了一般，他高贵的脸充满详和安定，他清高的额头，仿佛还继续思考着某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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