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参政

    1775年11月一天的黎明，歌德抵达魏玛这个人口不多的宁静小城。

    是什么让这位惯处于繁华都市，名声又如日中天的天才诗人羁留在这寂寞的小城呢？一方面是因为以奥古斯都为首的魏玛宫廷人士对文化艺术的尊重与爱好，另一方面是因为歌德本身具有的绝不半途而废、一定要坚持到底的精神。再则，歌德终于在这里发现了足以让他大展抱负、振翼高翔的天地。

    在奥古斯都公爵即位前，魏玛公国由他的母亲统治。公爵母亲统治期间，正值七年战争，她在那样风雨飘摇、波诡云谲的时局中，一面统理国政，抚育二子；一面推展艺术与科学，礼聘各方优秀人才。她的统治为魏玛公国创下了光明的远景，也为一切艺术的发展奠下了坚固的基石，这使得魏玛公国一直享有“学术宫廷”的美名。

    1775年9月，这位被歌德形容为“人格完美、感情细腻的女统治者”禅位给长子卡尔·奥古斯都。

    很多年后，歌德回忆这位年轻的公爵给他的第一印象时说：

    我抵达魏玛时，公爵才18岁，但他的眉宇之间，已隐约露出栋梁之材的迹象。之后，我与公爵一直相处得十分融洽，我虽长他近十岁，但这年龄的差距反而有益于我们的关系。他成天和我谈论艺术、自然或者其他的事，有时甚至讨论到深夜，然后就并排坐在沙发上睡着了。

    他像是尚在发酵中的高贵葡萄酒，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我们经常拿生命当赌注去冒险，骑马、狩猎，越过荆棘、山沟、河流，爬上陡峻的山岭，夜晚则搭起帐棚露宿野地，在森林中升起熊熊的篝火。他一直对诸如此类的事情乐此不疲。

    他继承公国的王位，名义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可是如果他肯努力地做好一切事情，那么这便是有意义的事了。

    公爵最初的表现令我迷惑而担忧，但随即便安心了，他发挥了非凡的才能，具有良好的教养，使每一个跟他相处的人都非常快乐而舒心。

    过惯了无拘无束的生活，一旦要负起具体的使命和责任，歌德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不习惯的。刚到魏玛的几个星期里，歌德参加了好几项规模庞大的休闲活动，1776年2月，他写给法兰克福的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我打算长期留在这个地方，坚定地达成我的使命。因为这一切有益于我的命运。在魏玛的几个政府工作人员，虽然数年间都过着没有家庭的生活，但他们毫无怨言。目前我的当务之急是了解这个国家，公爵关心我的工作和感情生活，我也极为清楚，整个公国是多么信任我。

    1776年6月，歌德就任枢密顾问官，并实际参与了魏玛的国政。有很多反对任命歌德的大臣，他们对歌德参政纷纷加以责难，但卡尔·奥古斯都公爵却执着地为歌德辩护。他指出：

    假如能运用他超群的才能，让他一展抱负，这对魏玛的发展有极大的好处。今天歌德博士虽然不是官吏、教授，也不是参议员，但我聘请他为我的幕僚，无论你们如何责难批评，都不能改变我的决定，因为一切批评都是偏见。我并不是为沽名钓誉而一意孤行，神可以证明我的一切作为都是正确的。

    除了奥古斯都公爵，还有两位参议员赞成歌德参政，这确立了歌德在魏玛政坛中的地位。不久后，歌德就开始关心一切有关魏玛国政的事情。他所关心的政务小到消防法规的修订，大至交通行政、治水灌溉、财政军事等问题。甚至一些小国家的王位继承问题引发战争，进而引起各国宫廷间的严重政治和外交问题，都在歌德关心的范围之内。

    1779年，歌德被任命为军事委员，公爵还要他统领约500人的防卫队，负责整个国家主要的防备与通讯事务。同年，歌德又被任为魏玛公国的交通委员会委员，这个委员会主管公国的公路修筑等问题。1782年，歌德被授予贵族身分。

    歌德能身居高位，掌握大权，不仅是因为他和公爵之间与日俱增的信赖，最大的原因是歌德本身的才能。当然歌德对这些职务从不推辞，总是全力以赴，他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一种考验。

    起初这种“尝试世界上重要任务”的生活，让歌德觉得兴奋，但是慢慢地，他便觉得自己的公务是道义上的试炼。“一切事务终归要靠伦理层面来统辖”，这是歌德在魏玛公国前十年的公务活动指标。当时他的日记里虽然充满了内心和外在的矛盾，却也能充分表现出他处理公务时的认真态度。1779年1月，歌德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今天参加了一项军事委员会议，我内心冷静而头脑清醒。第一次觉得对自己的工作，有足以胜任的信心。现在我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事业上，事业的压迫对一个人的灵魂是有益的，在事情做完后，一个人可以感受到更多的精神自由和生活乐趣。终日无所事事，常使人苦闷难堪，最好的禀赋对他来说，也要变成尘埃灰垢了。

    在处理公务的过程中，歌德实践了他现实主义的人生态度。1781年12月，他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道：

    我绝不半途而废的性格，强迫我从事多方面的活动，为了生活下去，无论是在偏僻的乡村或是荒无的岛屿，我都必须起劲地工作……在目前的环境中，我一定要冷静诚实地独力奋斗，以达到更好的境界。也许有些目标永远都无法实现，但还是要把眼光放在某个更高的目标上，我也会一直努力去做。

    施泰因夫人

    在魏玛公国任职期间，歌德除了要担负一些政治任务外，还被寄予文学和艺术上的种种期望。魏玛的各种朗诵晚会、化装晚会、化装游行、宫廷宴会都能看到歌德的身影，一些艺术爱好者组成的团体，都以歌德的加入为荣。在上述那些场合中，歌德每每应邀做一些即兴之作，这些作品充分地发挥了他的文学天才。遗憾的是它们中的大部分已散佚。唯一残存的是一些以洛可可主义末期形式写就的、取材于祭典、反映其神秘气氛的诗歌和戏剧。

    这一时期，歌德的作品有1777年开始创作的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学习时代》、1778年创作的戏剧《伊菲格尼在陶洛斯》、1782年创作的叙事诗《魔王》等。

    很多和歌德私人关系很好的著名学者、艺术家，在歌德的介绍下逗留在魏玛公国，这对魏玛公国文化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还有一件事不得不提，那就是歌德这一时期的情感，对象是宫廷女官夏绿蒂·芬·施泰因夫人。

    歌德初到魏玛后，就与施泰因夫人相识。当时歌德26岁，施泰因夫人33岁。施泰因夫人自幼受加尔文教派的教育，22岁时嫁给施泰因男爵。施泰因男爵外表端正，家境富裕，是魏玛公国的马术高手，同时也擅长社交舞。施泰因夫人在她11年的婚姻生活中孕育了7个子女，但其中有4个夭折。她的身材不高，有一头黑亮的头发，算不得美女，但却颇有女性魅力。她的丈夫时常出差旅行到外地去选购马匹，而她也很安分地和子女们蛰居在私邸里。

    施泰因夫人与歌德之前认识的女性都不一样，她成熟敏感，纤弱而楚楚动人，这使得歌德燃起了满腔的青春热情。最开始时两人都是因为好奇心而接近，不久后歌德便整天泡在她家里。歌德长时间逗留在魏玛公国，与施泰因夫人的存在不无关系。她无时无刻不在安慰歌德，勉励他、教导他，将他对文学艺术的满腔热情，引导成调和的审美感。歌德本身也承认在自己的人格发展过程中施泰因夫人的影响很大，但是他们的感情到底发展到什么地步，我们无法加以推测。因为施泰因夫人写给歌德的书信，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被全部烧毁，没有留下一点蛛丝马迹。

    1776年2月，歌德曾如此自白道：

    施泰因夫人的心地是善良而伟大的，如此形容她是最恰当不过了，我深深地被她所吸引，迷失在她美丽的灵魂中。

    歌德称施泰因夫人为“赐予温柔抚慰的天使”，虽明知罗敷有夫，但歌德却不自觉地陷入到这感情的旋涡之中。

    施泰因夫人对于我的意义，恰好可以说明一种轮回的命运。也许前世我们是夫妻或姐弟，而今世我们只能做朋友了。

    从前，歌德写给莉莉的诗中有一种悲伤的氛围，但是他写给施泰因夫人的诗中，则充满了思念和奇妙得不可思议的气氛。在这些优美动人的情诗中，《对月》是最有名的一首，下面是这首诗的前三节：

    你又把幽谷密林，

    注满了雾光，

    你又把我的心灵，

    再一次解放。

    你用慰藉的光，

    照我的国邸，

    就像挚友的眼光，

    怜我的遭际。

    哀乐年华的余响，

    在心头萦绕，

    我在忧喜中彷徨，

    深感到寂寥。

    这首诗中，歌德运用高超的艺术技巧和行云流水般的清丽语言，把对施泰因夫人的钟情和对大自然的挚爱融合在一起，水乳交融。

    心境清明

    这一时期，歌德一直追求着“健康清明”的心理状态，这其中自然少不了“精神教母”施泰因夫人的影响，但很大程度上也是歌德基于本身的责任感。他渴望蜕却青春时代的激情，从法兰克福时代的自我中心主义中脱离出来。

    “心境清明”成为歌德指导一切行为的信念，他在日记中反复根据这一信念，反省自己的行为，就像一个想证明自己已经完全复原的病人，不管成功还是失败，把一切努力都详细地记录下来。1778年初，歌德的日记上这样写道：

    这星期以来，心境大都能保持纯净、清朗，对自己本身和周围的事情都能确实保持健康明澈的心情。

    歌德除了在日记中，不断地提到他为追求“更健康、更清明”的境界所做的努力，还将这种理想的实践，成功地通过文学作品表现出来。

    1779年的春季，歌德在魏玛公国领地内的村落中一面监督新兵录用，调查各国道路状况；一面利用空闲，创作《伊菲格尼在陶洛斯》初稿。这部戏剧是他为清明心境而努力的一面镜子，剧中所谓的“全然无秽的灵魂才得清静”完全反映了他当时渴望达到的心境。

    从完成《伊菲格尼在陶洛斯》到1786年歌德前往意大利游历的这段时间，尤其是1779年夏天，是歌德心理发展日趋成熟的阶段。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感觉到，他的气质越来越安然淡定。这不仅表现在他“为纯净而努力”创作出的文学作品上，也能从他平时处理公务时，那种安定沉着的情绪态度上看出来。但是，在这期间也发生过一件意外。那是公国内的一次火灾。在这突发事件的处理上，歌德失去了以往的冷静。

    6月25日，星期日，晚上阿波利德发生了严重的火灾。我一得到消息，立刻赶到火灾现场，不眠不休地守候在那儿，我的计划、想法和时间分配都乱了脚步。人生无常，祸福不定，将来的人们仍将如此地生存下去。我深深地感谢神，使我不至于在这熊熊烈火中低头。

    除了纯净的心态，歌德对于良好完美的秩序也有种不遗余力的推崇，这两者是他每天努力所希望达到的结果。

    1780年初，歌德在日记上这样写道：

    我积极地工作着——保持客观准确的眼光，希望每日的工作都能顺利地进行……但军事委员会记录室的整备工作，为何费时一年半仍未完成？我渴望自己能如鸽子啄食般有规律地进行并完成工作，我希望一切事情都有日益合理的秩序和彻底、清楚的态度。

    9月，歌德写给朋友的信中，更确切地表现了他内心关于秩序的想法：

    我所负责的工作，需要投入全部的精神。这责任对我的意义日渐深刻重要，我力图实现它，我希望成为一个与世界伟人并列的人。我要建造我的金字塔，尽可能地让它耸入云霄，高出一切，让一切都在我的睥睨之下，这愿望我没有一刻忘记。我必须及时去做，这些年来我已经在进行了。假如命运不欲成就我，以致于我的金字塔半途而废，我也要使这未完成的塔成为人间的一种壮观。至少要使人们看了，能够惊叹地说：“这塔是个大胆的尝试。”假如我有幸还活着，我的意志将坚持到底，直到成就了整座金字塔才算了事。

    很明显，歌德意识到自己过去的生活缺少平衡，以致精神每每陷于纷乱痛苦中。现在，他许下宏愿另辟途径，竭力地保持平衡，使生活安定，有秩序、有目的。他又说：“半生已过，往者已矣。今后，我要像溺水获救的人，将自己置于有益的阳光下。”

    歌德既然对生活采取了新的、积极的、建设的态度，他的文艺创作自然也受到了这种力量的影响。在“狂飙运动”时期，歌德的作品和个人的经历是有很大重合的，他所有的作品都是经历的再现。他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全书只是被维特的伤感所笼罩，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典型化、观念化的人物。那时歌德认为这些没有必要，他塑造的人物已经栩栩如生地活跃在纸上了，有的光辉耀眼，有的鲜血淋漓。如今，“狂飙突进”的高潮已日渐远去，歌德由热情的天才转变成冷静的思索者，他对艺术的态度也由主观的变成客观的。从前，诗就是他的生活；现在，文学变成了“生活的解释”，是“真实的抽样”。

    这种心境的转变对于他的作品的影响是好是坏呢？这是一个众说纷纭，迄今为止尚无定论的问题。不过，从席勒的话中我们也许能得到一点启示：

    歌德根本上是个伟大的自然朴素的诗人，而非滥情的诗人。当他从一个朴素而情感自然流露的诗人，变成思索的诗人时，他天才的星光不免要晦暗了许多，这是脱离了本质的缘故。

    虽然有施泰因夫人的开导，歌德自己也努力保持清静平和的心态，但他还是遭遇了痛苦的精神危机。1779年秋天，歌德陪奥古斯都公爵到瑞士旅行，回来之后，他察觉到了自己精神上的矛盾。他觉得自己“日常生活的练达及洞察力日渐增长”，但同时也感觉自己像“被缚住双翼的鹏鸟，无法振翅高飞”。从前，他极欲参与的政事，如今却觉得厌烦，当时他写信向施泰因夫人倾诉：

    如果能够脱离政治的倾轧，将全副精神投注到艺术、科学上，也许心情会更加舒畅。

    当然，政治的倾轧并没有让歌德放弃文学创作，他在这期间对人性的体验，为数部重要的文学作品奠定了基础。很多作品的构想都在此时形成，如果以酝酿出多少作品而言，这的确是个丰收期。

    在歌德此时生活中占有重要分量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歌德在监督魏玛矿山开发时，对地质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也曾学习化学和天文学。成就较大的是他对解剖学的研究，他得到一位大学解剖学者的教导，懂得了人体构造，之后从比较解剖学的观念和有机界连续发展的理论方面着眼，研究自然和人类的发展进化。他在第一篇比较解剖学论文《论人类与动物的颌间骨》中阐述了人类原始颌间骨的价值，并指出生物的进化观念。这奠定了这种新兴科学的根基。

    这十年虽然是歌德最有成就的时期，但他对政治的倾轧、社会的繁文缛节、小政府的无聊娱乐等现实渐渐感到懊恼，他觉得必须另求新生。同时，束缚他留在魏玛的另一个因素——对施泰因夫人的爱，也逐渐褪色。因此他恳请奥古斯都公爵给予他“不定期的休假”，并准备随时出发前往欧洲各地游历。歌德没有对公爵和施泰因夫人透露这个计划。他结束了在波西米亚温泉的短暂假期后，就不告而别，去开始他一生中最大的盛事——意大利之旅。

    9月3日凌晨三时，我悄悄地由魏玛出发，若非不告而别，我可能永远无法成行，我不顾一切地走了，任何事情都不再羁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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