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1年,获得法学学位回到故乡的歌德成了一名律师。卡斯帕很高兴,对歌德的未来寄予厚望。但是歌德在法兰克福市的数年间,只处理了28件诉讼,这使他的父亲非常失望。
歌德在法兰克福市初期的文学活动,仍脱离不了在斯特拉斯堡所受到的影响。最受他关注的仍是莎士比亚的作品。“为获得更高层次的文学世界观作准备”成为他努力的目标。10月,他曾在友人之间发表了一篇演讲,题为《与莎士比亚在一起的日子》,就是在强调自己的这种准备与理想。
歌德以简洁有力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对《哈姆雷特》的由衷的热情,并公开提出要在文学界掀起一场革命。这就是后来的“狂飙运动”。它宣扬人类内心感情的冲突和奋进精神,是破坏陈旧和寻求清新的一种运动,促成了文艺形式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的过渡。
歌德在反复研读莎士比亚后,与一些志同道合者认为,戏剧应该从讲究情节、时间、地点三者之统一的古典模式中解脱出来,他们主张生活及文学都应该受到“自然”的支配。
所谓“自然”不是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自然,而是“人类的本性”,也就是每个人心底最真实的要求。自然意味着人类全部性格和宇宙整个的统一,同时也意味着善恶二元论的概念和以神为主的思想被抛弃,直接从破灭和死亡中洞察人类的命运。
为了贯彻自己的主张,歌德在这次演讲之后立即着手整理戏剧题材。
他在阅读16世纪著名的侠士葛兹的自传后,就深深地被剧中的人物性格所吸引。他开始着手创作《铁手骑士》:
我忘我地将全部精神投入其中,无视于外在环境的存在。我将一位高贵的德国人的传记加以戏剧化,让这个男子的勇敢不致于被埋没。同时,我也正在从事一件不可延缓的工作——使人们得到真正的消遣。人们在生活中,无法找到一种发泄心理感情的方式,这是绝大的悲哀。我将心中的感触,强烈地投注于笔下的人物,并尽我所能地描写出来。
歌德戏剧的处女作《铁手骑士》在1773年完成,这使他一举成名,并开始成为“狂飙运动”的中心人物。
《铁手骑士》是一出历史剧,主角葛兹刚强正直,见义勇为,他失去了一只手臂后装上铁手,依然勇猛无比,在16世纪的农民战争时代大显身手。歌德借对这位骑士的描写向文坛挑战,剧中有很多多姿多彩、掷地有声的台词,并且不顾时间、场景的配合,违反古典戏剧模式的剧场原理,完全脱离了古典主义的风气,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
法律实务见习生
歌德本身的生活方式完全符合他天才性的变换,他不囿于家庭与故乡人民的风俗习惯,他的写作方式被人称为是“有失礼仪、伤风败俗的”,这使身为律师的他受到法院的非难。在他的滑稽剧、讽刺剧中,他也经常对当代的作家或自己的朋友加以冷嘲热讽甚至是诟骂,这使得他逐渐被法兰克福市的文学界所孤立。
我生活在街市中,像游魂一般奔走于山峦平地间,经常一个人徘徊于似乎与自己毫不发生关系的故乡街道上。我酒足饭饱,漫无目的地到处溜达,我比以前更关怀广大自由的自然世界。在旅途中,我经常高唱着奇妙的赞歌和狂热的颂曲。遇到狂风暴雨,我也毫不躲避,口里无意识地唱着歌,沐浴在大自然的洗礼中。
这时期,歌德又认识了几个朋友,他们都来自一个叫做“圣者之会”的团体,其中包括枢密顾问官夫妻和顾问官夫人的妹妹,也就是赫尔德的未婚妻。谐谑刻薄的枢密顾问官具有非同寻常的锐利眼光,不久之后就接替赫尔德,成为歌德严厉的批判者。
1772年5月,歌德遵照父亲的意思,前往韦茨拉尔的德国最高法院担任法律实务见习生。在韦茨拉尔,歌德更加放纵自己地生活着。在写给枢密顾问官的一封信中,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心境:
离开你之后,希腊人成为我研究学问的唯一对象,起初仅限于荷马,接着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至此我才发觉自己的贫乏无知。如今我仍停在以前的水平上,一事无成。我纷乱但情况良好的精神,像啄木鸟一般,努力地发觉自我的根性。一首诗如暮鼓晨钟般唤醒了我。
当你大胆地驾驭四匹新马所拉的马车时,
你勒住马缰要马儿偏向路侧,
它们却抬起前蹄不知所措。
此时必须鞭策马儿共同前进,
然后再控制马缰使它们转变方向,
如此反复训练,
直到它们能了解你的指挥,
步履一致地向目标迈进,
这才是高明的驾驭者。
为什么我们四处闯荡徘徊而未有所得?
应抓住的就该确实把握,
这才是上策……
我要像旧约中的摩西一样祷告:“主啊!请赐我狭窄的胸中有更宽阔的余地!”
此时23岁的歌德在他朋友的眼中,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有一位朋友曾这样评价歌德:
歌德才华横溢,是个真正的天才,而且是个有品格的人。他有特殊的想象力,喜欢借比喻表现他的思想。他的感情无论对哪方面都是激烈奔放的,但同时又有很好的自制力。他的思想是高贵的,不存在任何社会成见。他只做他想做的,至于这是否不合时宜、忤逆他人,则不是他所顾虑的。他厌恶一切强迫。
他的思想尚未完全成熟,且正努力寻求某种体系。他极推崇卢梭,但并不是盲目追随者。他不是所谓的正教派,但也不把自己的异行作为炫耀的资本。他愿意把自己对某种问题的看法,不厌其烦地告诉别人,但却不愿意因自己而影响他人的思想。
歌德憎恶过分怀疑的人,他相信真理。他不去教堂,很少做祈祷。他所尊敬的是基督教义,但不是神学家和教会所制定的教条。他相信美好的未来,他努力要达到真理,他注重人在感情中悟得的真理,而非说教式的真理。
邂逅夏绿蒂
歌德到韦茨拉尔后不久,在一次舞会上,认识了布弗法官的女儿夏绿蒂。夏绿蒂的风度和美貌深深地吸引着歌德,他不由自主地爱上了她,但是她已有婚约在身,而且她的未婚夫是歌德的朋友。三个人之间虽然彼此信赖,但相处起来却日趋尴尬。9月底,朋友们都劝歌德,在“感情尚能控制之前尽早远离”,歌德接受了这个忠告。离开韦茨拉尔的前一晚,歌德带着迷惘而痛苦的心情,来到花园。那儿曾是他和夏绿蒂并肩走过,欣赏绮丽风景的地方。他想着往日甜美的回忆,决定无论如何要和夏绿蒂见最后一面。这次见面不但没有让他安心地离开,反而更加深了他的离别之苦,以及日后对夏绿蒂的思念。
离开了韦茨拉尔,歌德陪着枢密顾问官拜访了一位女诗人和她的女儿。之后,才回到法兰克福市。
这次回家比以前更使他感觉不快,夏绿蒂的一双明眸仍像往常那样在他心里顾盼生姿,但是她已经订婚;从小到大被视为知己的妹妹科尼丽亚出嫁了,即将远行;女诗人的女儿令歌德十分欣赏,她这时候也嫁给了法兰克福的一个富商,因为她丈夫的嫉妒,她与歌德再不能继续来往。这些接踵而至的事情使歌德痛苦万分,没想到祸不单行,他回到法兰克福没多久就接到他在韦茨拉尔的朋友,因为爱恋朋友之妻而自杀的消息。凡此种种,都成为他写《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原因。
对朋友之妻的畸恋,造成了他的自杀,这件事把我从梦中惊醒。我不仅以单纯而冷静的态度审视他和我所遭遇的类似际遇,并且将我真切炙热的感情,贯注在我的作品中。我完全生活在孤独之中,连朋友来访都谢绝,甚至是与这件工作没有直接关系的内在思维,也全都摒除在外。反之,凡与写作有若干关系的事物都加以搜集。就在这种长久,且不为多数人所知的准备之后,我花了四个礼拜,写成了《少年维特之烦恼》,我不曾事先构想全文,也没有预先拟定其中的文字处理方式。
《少年维特之烦恼》
1774年,《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一时间洛阳纸贵。这部作品不但震惊德国文坛,更为德国文学在世界文坛上占得一席之地,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这是德国文学史上具有空前意义的一件大事。虽然当时以及后世对这本书的评价毁誉参半,但各种翻译及模仿的作品却广为流传,盛极一时。
歌德在当时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
具有纯洁而深挚感情的青年,以看透真实的眼光,把身心沉入梦想之中,想要用深思来提升自己,但是由于不幸的热情和毫无结果的爱,他心力交瘁,终于将子弹打进自己的脑袋。像这么简单的故事,竟然产生如此激烈的影响,这要怎么解释呢?
这部书信体小说的故事结构很单纯。爱好自然的少年维特和夏绿蒂相识、相恋,但后来维特发现夏绿蒂是自己朋友的未婚妻,烦闷之余竟然以自杀结束了这段畸恋给自己造成的痛苦。
这位多情的青年和他的这段悲恋故事,好像说出了无数青年男女的心声。小说出版后大为畅销,一再重印。这部作品在当时引起的轰动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社会舆论分成赞否两派争论不休;青少年中间流行维特式的黄色背心和蓝色外套;有些青年甚至效仿小说中的主角盲目自杀。整个德国社会都被小说中的悲观主义情绪所笼罩,爱情和死亡成了不可分离的同义语。最后,政府实在无法对这种影响坐视不理,颁布了禁止这部小说继续印行的命令。事实上,在歌德的著作中再也没有第二本书,像《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样带给社会如此大的冲击。这种激烈的反应,一方面的确反映了18世纪后期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书中所表现的主旨,也如歌德所说:“受摧折的幸福、被阻碍的前程及无法实现的愿望等,并非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烦闷,而是属于每个人的苦恼”。也许正是基于此,任何人都会觉得《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是他自己的写照。
这时候的歌德25岁,他已是德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同时代的很多知名人士都蜂拥而至,与歌德交往。
这一年,歌德和一位神学家及一位教育改革家同游莱茵河,途中结识了一位哲学家。
哲学家称赞歌德:“我想了又想,觉得没见过歌德,只听说过他的人,绝无法想象造物者借歌德所表现出来的奇迹。歌德从头到脚都是天才。被现实拘束,无法任意作为的人,只要在歌德身边待一个钟头,就会像着魔一般无法自已。”
在歌德一生中,再也没有任何时期像他这个时候一样,写下如此多的文稿,他形容自己“不写戏剧就如同死亡”,他把现实中遭遇的经验,经过心灵和思想的加工重组,凝结为文章。
我写作的才华,数年来未曾片刻离开过我。甚至白天所想象的,夜里又成为完整的梦出现。睁眼一看,我所倾心的或奇异或崭新的东西,整个地、清晰地出现在眼前。我写东西多半在拂晓,不过在晚上或深夜,因宴席或社交而酒酣耳热之际,也可以应他人的要求而拿起笔来。
仔细一想,我这天赋的异禀完全是来自个性的,既不因别人而加强,亦不会受到任何妨碍,因此我想在这天赋上建立整个自我存在的基础。
从1773至1776年之间,歌德创作的作品前所未有的多,其中所涉及的题材也几乎多得不可胜数。有的以牧歌、颂诗、赞歌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有的则以充满感情的书信留传至今,但其中散佚失传的却不知道有多少。我们不知道歌德完成了多少计划,废弃了多少构想,包括《普罗米修斯》等多数已经开始着手的作品都半途而废。这些我们如今就只能看到片断而已。
《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前后的这几年,是歌德文学创作的丰收时期,也是他为解释宗教问题而努力不懈的时期。歌德曾匿名发表了一部涉及宗教的作品,这部作品中他以一位乡下路德派牧师的口吻,阐述了自己对18世纪神学思潮的看法,否定了信条主义、正教主义及合理主义,认为唯有基督教才是正统。在神学论文的内容和形式方面,他倾向于卢梭的观点,并接受赫尔德的意见;但在其他方面,歌德开始有自己独特的立场。这本书的观点认为,基督教义只有建教后一百年是纯正的,后来经过不断地解读和所谓的发展,已经与最初的精神大相径庭。歌德就是基于这种观点对当时的宗教制度加以批评,在这部作品中他只是对这种批评稍加暗示,但在后来的作品中,这种批评已经有了具体直接的内容和明确的指向性。
转折
1775年,是歌德在法兰克福市的最后一年,他又有了新的恋爱对象。她叫莉莉,当时只有17岁。两个人的恋情发展稳定,很快就定下了婚约。但是不同的家庭背景、有差异的宗教信仰及双方父母的不了解,使他们的爱情前途黯淡。何况当时,歌德对自由的爱情和安定幸福的家庭生活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有些悲观的预见,所以他的心理开始动摇。歌德在这年2月给一位女性朋友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小姐:
相信你在阅读这封信时,想象中的我是这样的:穿着华丽的衣服,在豪华艺术灯的照耀下,炫耀着身上的装饰品,在赌桌前喧哗吆喝,穿梭在轻松愉悦的交际场合,演奏会之后又是舞会;有着轻浮的兴趣,对金发美貌的少女,发出惊异的赞叹。这些都是由于我平日的嬉笑胡闹给你造成的的假象。我多么想跟你谈谈我内心深刻的感情啊!
在这料峭的二月,穿着灰色皮衣围着褐色围巾的我,虽被寒冷刺骨的朔风所侵袭,但仍隐约地嗅到了春的气息。这充满爱的广大世界在我心中沉潜酝酿,我将努力地工作,用我的诗歌描写青春无邪的感情,用我的戏剧刻画人生的痛苦,用我的画笔绘出朋友们的神态和周围的风景,让我所深爱的人在白色的纸上留下色彩缤纷的姿态。
你能想象这样的我在工作中,脑海里想着些什么吗?飞跃的理想与自我的情感交战着,既渴望享乐又希望为理想而不懈奋斗。
我在清晨时刻,心中突然涌起一个使命——写信给你,和你这样一位善良美好的女性神交,是多么幸福的感觉啊!这才是真正的歌德。
这位女性朋友和歌德自《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后就相识相知,但一直都是依靠书信往来,并没有见过面。
这时候的歌德想要离开法兰克福,他想要尝试一下,自己离开莉莉之后是不是还能快乐地生活。此后,在歌德的生涯中,他曾经几次尝试用空间上的别离,来克服精神的危机。
他在一部戏剧作品中,对自己当时的情况作出了如下记录:
我必须离她而去!我为何愚蠢地被束缚着?!何必遭到这种束缚?!如果这样拖下去,我的一切的力气都会被窒息,我所有的勇气都会被夺走,我一定会被拘束得不能动弹。如此在我心中还能留下什么?我还有什么发展可言!我必须飞向自由的世界!
由于某种机缘,歌德终于实现了离开的愿望。1774年12月,歌德认识了魏玛公国的公爵卡尔·奥古斯都。第二年,奥古斯都路过法兰克福,他热诚地邀请歌德到魏玛公国任职,歌德接受了他的邀请。
10月初,是奥古斯都公爵派人到法兰克福迎接歌德的时候,然而使者却毫无理由地失约了。这时的歌德,因为精神状态上的危机急于离开法兰克福,所以使者的失约让他极为尴尬且郁郁不安。父亲见歌德如此,便建议他前往向往已久的意大利。
1775年10月底,歌德动身前往意大利,途经海德堡时,魏玛公国的使臣找到了他,向他说明失约的理由。于是歌德再次改变计划,随同使臣前往魏玛。
冥冥中似乎有一种模糊不清的神秘力量,在牵引着歌德的命运。《我的生平诗与真》中描写了歌德动身前往魏玛公国时的心态:
好像被不可见的神灵鞭打着一般,时间仿佛白驹过隙,拖曳着我们命运的轻车疾驰而过。我们只有壮着胆子,牢牢握住缰绳,时而左,时而右,避过这儿的石头、那儿的悬崖,驾驭着车子。谁知道最后会到哪儿呢?因为从哪儿来,早已经想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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