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法国

    一生钟爱的妻子去世了，杰斐逊悲痛无比，他好长一段时间都无法摆脱这种情况。不过，玛莎的去世也改变了杰斐逊以前的节奏和方向，杰斐逊不再像以前一样摇摆在家居生活与政治之间，他再也没有以前那些矛盾和迷惑。

    在妻子玛莎去世之后的第八个星期，杰斐逊又重返政坛，除了1794年到1797年之间的空当之外，杰斐逊前后总共从政26年。虽然在这其中，他总是会时常有着思乡之情，但是这些都已经不再是吸引他的主要力量，蒙特沙罗的魔力已经逐渐逝去了，家中的担忧也挥之而去。

    从1782年9月至1786年8月的四年当中，杰斐逊一直都是避免他与别的女人感情的纠葛，他总是找到借口，不去参加任何宴会，也绝不会跟其他女人打情骂俏，直到1809年妻子过世27年之后，杰斐逊才第一次参加麦迪逊的总统就职舞会。杰斐逊经常以理智忠告自己，而且他全部的感情生活都在不断努力地约束自己，信守着与妻子玛莎的诺言。

    1782年11月里国会任命杰斐逊为全权大使，前往巴黎协办和平的磋商，他当下就答应了这个任务。等杰斐逊到了巴尔的摩以后却发现一项临时的和平条约已经在11月30日签订了，他只好又返回蒙特沙罗。杰斐逊在里士满停留了两周，打算重新建立他的政治关系。杰斐逊马上又开始了之前放弃的计划，设法修改弗吉尼亚宪法。但是州议会又把他选入了国会，而在1783年6月6日，成为弗吉尼亚议员代表团团长。

    在国会开会的前四个月，他在家里开始把所有的藏书弄了一份目录，把2640本书加以分门别类，共分为“记忆”（人文学与博物学）、“理性”（道德与数学）、“想象”（美术、园艺、建筑、雕刻、绘画、诗歌、演说和批评）。他决定以后要把全部的书信都做一个简要的记录，并开始准备为自己所写的信编制索引。这件工作，杰斐逊从1783年的11月11日持续做了43年，直到1826年6月25日才停止。

    1783年10月，杰斐逊把女儿玛莎安顿在费城，而自己却不得不随国会前往普林斯顿，后来又到安纳波利斯，因此不能常常见到女儿。杰斐逊从这时开始，就不断地写信给女儿，对她耐心地叮咛和劝诫。除了当时少女们该受的教导以外，杰斐逊还给女儿订了一套读书计划，打算让她成为全美国最有教养的女性。他让女儿阅读最好的诗人和散文作家的作品以及一些较严肃的科学著作，而且特意从英国订购了一架大键琴给她。有一次，杰斐逊很生气而且严肃地给女儿写了封信，谈论关于她穿着方面的事。杰斐逊责怪女儿穿着太过于邋遢，要她从一早起来便要注意衣着必须整洁、完全而又合适。

    妻子死后，在去往法国之前的20个月里面，与杰斐逊交往最为密切的是31岁的詹姆斯·麦迪逊、24岁的詹姆斯·门罗以及23岁的威廉·肖特。麦迪逊在离杰斐逊家不远的农场上长大，他也和杰斐逊一样反对奴隶制度，也就是在这时的亲密相处中，他俩培养出了深厚的友谊，为以后在政治上合作而奠定了基础。门罗曾经追随杰斐逊学习法律事务，杰斐逊对他的观点也是十分赞同。麦迪逊与门罗后来跟着杰斐逊一起进了白宫。肖特是威廉玛丽学院的学生，杰斐逊曾经举荐他为国会议员，并安排他去往巴黎担任他的私人秘书。

    1784年在安纳波利斯参加国会开会的6个月，是杰斐逊自从念大学以来第一次离家如此长的时间，虽然有麦迪逊等三个人和杰斐逊做伴，但即使这样也弥补不了杰斐逊对去世妻子的思念，他不断忧郁，后来转成发烧、头痛，杰斐逊感觉自己又不能正常工作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这6个月里杰斐逊一共起草了31个重要的文件。

    就在杰斐逊停留在安纳波利斯的时段，华盛顿正式从大元帅的职位上退了下来，而在国会上华盛顿的告别演说词，就是出自杰斐逊的手笔。

    在会议期间，杰斐逊做了几件重要的事情：设法阻止一项复杂的货币法案的通过；说服国会通过十进制的货币制度，并以元为标准的单位；订定治理西部地方的法律，并立下法规，规定新州的成立必须是共和的形式，要有普及的投票权，并且必须向联邦政府纳税。为了使整个大陆能够有秩序地发展，杰斐逊率先献出了弗吉尼亚的一大部分地方，以便利全美国的规划使用。

    同时，杰斐逊还进一步提倡以前的建议，他计划在1800年之后任何新建的州里，都不得有奴隶制度，也不得有非自愿的服役。如果想通过这项立法，杰斐逊就必须要获7票才行。不幸的是本来打算投赞成票的新泽西代表约翰·比提因为生病没能出席，杰斐逊只获得了6票，原案没有通过。如果当时的立法能够成功，奴隶制度早就应该销声匿迹了。杰斐逊只能眼看着奴隶制度蔓延到了美国的西南部，不禁捶胸顿足，埋怨老天的不公。

    1784年7月5日，杰斐逊与12岁的女儿玛莎登上了赛尔号邮轮赶往巴黎。杰斐逊在船上为了增进自己的西班牙文能力，阅读了《堂吉诃德》的原文，并和朋友喝掉了他小心翼翼装上船去的四打酒。他观看塘鹅、海燕、海鸥掠近水面，垂钓鲔鱼，并观看鲨鱼和鲸鱼在海中游动。

    这次旅行对于杰斐逊来说，不论就哪一方面都是一种解脱。旅行使杰斐逊从狭隘的观念中走出来，不再认为美国式的生活就高于一切，同时也改正了他对大城市的偏见。这次旅行也扩大了他对国际间财务与贸易情况的了解，并使他对于国力的来源与性质有了更敏锐的认知。不过最重要的是旅行把他从亡妻玛莎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在巴黎，杰斐逊认为，世界是属于活着的人的，死去的人不应对它再有任何的影响力。而就在这时候，杰斐逊小心筑起的感情堤坝，在抵达勒哈夫的时候，被突来的洪流冲垮了。感情的洪流夹杂着爱情和他对法国的乡间、艺术家、科学家，乃至法国皇帝路易十六的热爱，最终倾泻而下。杰斐逊从没有想到过在法国会一待就是五年。

    来到欧洲最奢华的宫廷里的杰斐逊，立即就发现自己的服饰非常寒酸，要等女儿的胸衣、外套、帽子、鞋子都购置齐全后，他才许女儿出门。尽管巴黎的艺术、建筑、音乐深深地吸引着他，他依然因为想家而难过了一阵子。等到冬天来临的时候，杰斐逊还病了六个星期。杰斐逊为女儿选择了一所修道院学校就读。在去学校的第一个月里，为了安慰女儿，杰斐逊每天都到学校去看她，帮助她适应新环境。

    在刚刚抵达法国的前几个月中，杰斐逊对这里十分不适应，他很依赖约翰·亚当斯一家人。约翰的妻子阿比盖尔，在杰斐逊抵达法国之后一星期也来到了巴黎。杰斐逊从来都没有见过像她这样充满智慧，而且言谈举止都十分开朗活泼的女性，因此对于她的许多建议和忠告，杰斐逊都衷心地接受，记在心里。约翰的妻子帮助杰斐逊一家选购衣服、盘子、桌巾、床单、银器、帐帏等物件，因为在巴黎人的眼中，不合时尚要比以本来的面目见人罪过更为深重。

    1785年1月，美国政坛的好友拉法耶特给杰斐逊带来了两封信，告诉杰斐逊说，他留在弗吉尼亚的最小的女儿已经在去年的10月因为百日咳而去世了。杰斐逊听到这个消息，又是痛苦不已，伤心过度。

    1785年5月，他得到消息说自己马上要接替富兰克林出任驻法大使，于是决定派人去把女儿波丽接到法国。波丽已经有六岁了，杰斐逊明白如果不赶紧把她接来一起生活，她以后就要永远称抚养她的弗朗西斯与伊丽莎白·埃普斯两人为父母了。1787年5月，埃普斯一家终于连哄带骗地将波丽送上了开往法国的船。

    1785年，随着春天的来临，杰斐逊的健康形势也有所好转，忧郁的心情也逐渐退去了。可是在这一年的春天和夏天，杰斐逊对他远在美国的亲戚和朋友感到十分气愤，因为他们都很长时间不写信给他。杰斐逊在这一年的5月2号写给威廉·肖特的信上埋怨地说：“我还当门罗是已经死了呢！”当时由于女儿波丽还没有过来一起住，杰斐逊就恳求埃普斯多写些信来告诉他波丽的事情。

    富兰克林在欧洲是最出风头的美国人，但是这并不代表杰斐逊就很差。因为杰斐逊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因此他在法国也是很有知名度的人物，再加上他倡议宗教自由，更使他在这个地方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

    拉法耶特是杰斐逊最要好的一个贵族朋友，他也认为杰斐逊人很随和而潇洒，而且博学、正义、智慧，因此受到全法国人的敬爱。于是杰斐逊很快地便与当地的王公贵族和各国的外交人员打成了一片。不过杰斐逊也有着很高尚的情操，所以他想尽办法结交一些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和音乐家的朋友，以此来不断地鼓励自己。

    作为一名外交家，杰斐逊从来不拘泥于形式，他想象丰富、足智多谋而又坚忍卓绝，他聪慧敏锐，比旧大陆上的那些政客们强百倍。他写了一篇关于捕鲸的详细报告，并且为美国的鲸油重开了法国市场。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杰斐逊与约翰·亚当斯共同与荷兰的银行业者洽谈，使得年轻的美国得以偿付国债，保持了良好的借贷信用。此外杰斐逊还与法国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一起吃饭，并且不惜花费很多的钱从美国运来各种鹿的外皮和骨骼，并向他证明美洲大陆的哺乳动物体型都很大。杰斐逊还私下里让法国著名的雕塑家给他做半身雕像。就这样，杰斐逊在法国的名流显要的上层社会与他们打成一片，成为他们敬佩和爱慕的对象。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一段日子，而杰斐逊越来越厌恶君主制度。杰斐逊曾经去伦敦觐见过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但是国王很没礼貌地故意转过背去不理他，这使得杰斐逊十分气愤。本来杰斐逊对法国的皇帝很是赞赏，但是后来才觉得国王只知道打猎和喝酒，对于政事也不管不顾。法国的女人参与政事，让杰斐逊开了眼界，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反对，但是当他看到法国的王后肆无忌惮地越俎代庖的时候，对这种现象感到十分厌恶。

    1785年10月，杰斐逊写信给后辈以警示，他说，他不鼓励美国的青少年来欧洲接受教育，因为很可能会不受到任何阻碍，自由自在凭着本性而失去方向感，可能会因为感情发生纠葛，终日纠扯不清，毁了自己的快乐，也最终会毁了别人的快乐，而且终日都只想着艳丽的衣服和首饰。

    对于情感的纠葛这方面，杰斐逊果然是观察很仔细，不过，后来他自己的抵抗能力也越来越低了。杰斐逊认为，任意由着人欲横流，一味追求身体的享受，只能得到片刻的刺激，但只会换来时时刻刻无穷无尽的不安与痛苦。可是，在他周围的人，都在这样做，也都这样活着。而此时已经厌倦了情感纠葛的杰斐逊，也已经在长期的渴盼中走向成熟了。

    理智与情感的争斗

    杰斐逊与玛丽亚·科斯韦邂逅的地方，是最不浪漫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哈勒奥布莱兹，是巴黎的一个谷物市场，那里面挤满了农人和商人，时不时散发着干草、亚麻和大麦的味道，不过在当时却算是名胜之一。

    哈勒奥布莱兹这个地方之所以很出名，是因为这个地方有个很大的圆顶，直径大概有40米，用木梁搭建的，阳光可以射进来。如果不是在一个年轻的美国艺术家的极力推荐并且告诉杰斐逊会有两个陪客做伴，杰斐逊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去那里。这两个陪客是来自伦敦的两位艺术家。结果杰斐逊就看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事物，不过这最美丽的事物不是谷物市场里的什么景色，而是玛丽亚。

    玛丽亚·路易莎·科斯韦，是个柔弱且楚楚动人，而又十分女性化的女人，她有着晶莹而泛蓝的大眼睛、细嫩光滑的皮肤和那闪着金光的鬈发。她的父母虽然是英国人，但因为出生和接受教育都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所以说起话来带有意大利口音。玛丽亚的丈夫44岁，与杰斐逊年纪相仿，尽管人们都嘲笑他，说他的嘴脸像猴子，但是在他的自画像里却是个十分清秀的人。玛丽亚是因为母亲的钱用光了，才不得不下嫁给她丈夫的。

    玛丽亚在父亲死后本来想进入修道院，但是没有获得母亲的同意。来到伦敦后，她的绘画以及温雅淳朴的举止得到每个人的喜爱，她曾经和一个作曲家订过婚，但是后来她的丈夫理查德·科斯韦花2800镑买下了她，并答应照顾她的母亲直到去世为止。

    结婚之后，丈夫理查德·科斯韦平日多指导她英文和绘画技巧，让她成为了家中最好的“装饰品”。婚后的几年里，玛丽亚由于在上流社会多才多艺，她的声名四起。有一阵子人们所谈的只有玛丽亚的年轻与才华，甚至还有很多人专程坐马车慕名而来，而且还想让她画画。后来丈夫理查德·科斯韦还特别安排，让妻子的画在艺术学院展出。

    理查德·科斯韦藏有许多欧洲的名画、外国的家具和不少奇珍异物，伦敦上层社会有钱的人经常过来照顾他的生意。

    要是有人仅仅用一下午的时间就可以坠入爱河，那这人就是杰斐逊了。他推辞掉别人的晚餐邀约，却和理查德·科斯韦夫妇一起吃晚餐、逛画廊、看喷泉、赏烟火。临分手之时，杰斐逊听说玛丽亚会弹竖琴和大键琴，自己也还舍不得说再见，就又带他们去一个朋友的家里听那家的人演奏竖琴，到了半夜才分别。早上起来的时候杰斐逊回顾昨晚的情景，他觉得真是回味无穷。

    在杰斐逊眼中，玛丽亚就像玛莎·威利斯一样，细致而十足的女性化，而且两人都能演奏乐器；更重要的是，她好像是一只娇弱的蝴蝶，陷进一张巨大的网里，急需自己前去救援。据说，玛丽亚的母亲在她之前曾育五名子女，但有四个都不明不白地在晚上死了。她父亲认为一定有人在搞鬼，所以玛丽亚出世后，便请了一个女教师来监视照顾婴儿的保姆。结果发现一名女仆对着玛丽亚自言自语地说：“我已经送了四个上天国去了，我希望把你也送去。”父母终于找到凶手，并将她绳之于法，就这样，玛丽亚的命才被救了回来。别人眼中的玛丽亚，除了漂亮、有音乐天赋之外，还很有野心、很骄傲，可是杰斐逊眼中的玛丽亚就只有音乐、谦逊、美丽和女性的温柔。

    后来，杰斐逊与玛丽亚还有他的丈夫以及另一位年长的学者，四个人一道去卢浮宫、凡尔赛宫等地去参观艺术品，玛丽亚和她的丈夫还把杰斐逊介绍给一些艺术家认识，其中包括后来为他塑胸像的雕刻家。当玛丽亚的丈夫理查德·科斯韦开始为一位公爵夫人画画像的时候，杰斐逊与玛丽亚就开始单独会面了。杰斐逊每天晚上和每天下午有一段时间都是自由的，他和玛丽亚游览过许多的风景胜地，如努伊利港、塞纳-马恩省河沿岸的山丘、国王的御花园等，每样事物都美不胜收！

    在这一段时间里，杰斐逊总显得人逢喜事精神爽的样子。同时，他还开始阅读并抄写情诗，表面上说是研究诗的节拍、押韵，骨子里却是抒发自己的心境。等这些诗的编纂将近完成的时候，玛丽亚将要回伦敦了，于是，杰斐逊又感觉很忧郁。

    玛丽亚从一开始便感觉到杰斐逊亡妻的压力，曾经劝过杰斐逊，要他不必苦苦独守着一个已经死去了的女人。杰斐逊已经深陷于爱河之中，而这也成为了他一生当中最值得回忆的经历之一。

    1786年9月18日，大约初次见面后第六个星期，杰斐逊与玛丽亚在路易十五王宫的西边，沿着塞纳—马恩省河散步。杰斐逊想跳过一道篱笆捡回被风吹落的围巾，结果重重地摔了一跤，右手腕骨因此脱臼。手腕虽然坏了不能给玛丽亚写信，但杰斐逊仍然忍着他的手痛与玛丽亚会面。

    10月5日玛丽亚的丈夫决定明天就动身回伦敦。得到消息后，杰斐逊整夜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更不能好好歇息。脱臼的手腕也越来越严重。第二天，杰斐逊请了医生过来看病，因为无法与玛丽亚当面道别，他只能费力地用左手写了张小字条派人送去，其中提到夜里不能安然入睡，并说那天如果不走，就务必要告诉他。

    科斯韦夫妇果然又多停留了一天，杰斐逊不只跑去说再见，甚至还陪他们走了一段长路。除了他，另外还有一个爱慕玛丽亚的老学者。在作别以后，杰斐逊感到虽生犹死，他们两个难兄难弟爬上了一辆拥挤的马车，便在车上彼此安慰起来。等到手腕稍微痊愈了，杰斐逊便立刻动手写了一封大情书，那就是著名的《头与心的对话》。

    后来，杰斐逊依然继续写信给玛丽亚，1787年两人还共度了一个秋天。

    《头与心的对话》就像一扇窗户一样，让我们看到了杰斐逊一些内在的生活。杰斐逊写这封信时，情绪十分恶劣，身体上还带着相当的痛楚，他的手腕一直就没能完全复原，手指也肿了一年多，且部分肌肉永远萎缩了。后来，他的右手真正残疾了，让他一生一世想起这段时间的意乱情迷。

    《头与心的对话》是杰斐逊情书里的第一封，也是最长最纠绕缠结的一封。这篇情书其实是他对自己的审视，是他的一幅自画像，画的是一个深受折磨的人，在他体内真理与理智、感情与激情相争相战，这篇情诗同时也是一种强烈情感的宣泄。再度恋爱，不只给他带来了爱的狂喜，也带来了自我认知的狂喜，使他觉得必须与玛丽亚共享。而且杰斐逊对妻子死后自己的生活方式也加以嘲讽。

    杰斐逊花了几天的时间写这封信，正要打算邮寄的时候朋友却寄来了一封信。他是从德国回来的途中，遇见科斯韦夫妇。说科斯韦获知他伤了手腕，就写信问候他，信的最后还加了玛丽亚的四行附语。杰斐逊收到信后，看到信末的签名，以为整封信都是玛丽亚写的，心里真是快乐极了，不过后来才发现不是她写的，不禁有点恼羞成怒地抱怨说：“我是准备好要吃一顿大餐的，结果只有四行而不是四页……证明你想我只想一点点，不过一点点总比没有好。”

    11月19日，杰斐逊第一次用右手写信，问她还来不来巴黎。12月24日继续给她写信，催促她安排日程。而玛丽亚一再地把去巴黎的日子拖延，听她的语气是要等到夏天才会再来。于是杰斐逊到意大利去了一趟，为的是看看玛丽亚的出生地……

    杰斐逊的另一段恋曲也是耐人寻味的。

    1787年6月26日，阿比盖尔·亚当斯看见了杰斐逊8岁的小女儿波丽，使她大感意外的是，陪伴波丽渡过大西洋来到法国的，竟然不是中年女奴，而是一个十多岁，十分姣美的女孩——萨莉·赫明斯。

    她在蒙特沙罗被称为“活泼的萨莉”，她的肤色几近全白，非常美丽，留着长而直的头发在背后。本来，杰斐逊打算是要弗朗西斯·埃普斯找个“心细的黑婆子”伊莎贝尔来伴护女儿的，而且只要在随便哪个港口把女儿放下就行，他自己可以去接她，伴护就可以直接回弗吉尼亚去。但是伊莎贝尔随时都会临盆，所以就改由这个14岁大的黑白混血儿来送。

    杰斐逊的好友亚当斯一家人本来希望杰斐逊亲自去接波丽的，可是他却派了个法国仆人过去，说是公事繁忙分不开身，其实却是日日苦候着玛丽亚·科斯韦再度到巴黎来。

    而萨莉虽仅14岁，却出落得像十五六岁，她的到来，带来了杰斐逊清新纯真的过去，那无拘无束的童年，那与众多黑人小孩嬉戏的情景马上都呈现到眼前。同时萨莉也给他带来了他所渴望知道的家乡的大小事情。在巴黎住了五年，他给姐姐玛丽只写过一封信，说他今生最快乐的事就是回家，他觉得人越老，就越喜爱自己最先喜爱的地方。在给朋友的信上，他也明白地表示，希望能够终老蒙特沙罗。

    1787年夏末，杰斐逊得知玛丽亚·科斯韦将只身前来法国，他感到十分彷徨和迷惘。因为杰斐逊不久就发现了，法国和美国在夫妻之间与社会的标准上是截然不同的，他了解到，在巴黎做玛丽亚的护花使者是一回事，留下她丈夫，与她在美国乱跑又是另一回事。因为这违反了美国的道德尺度。

    1787年8月28日，玛丽亚·科斯韦来到巴黎，由于她忌惮丈夫生气与教会的谴责，住进了鲁波默姬公主的别墅，那里离杰斐逊的官邸有很远的距离。在人们看来，玛丽亚回到巴黎是来拓展自己的绘画事业的，她很快就有了一群跟班，常常簇拥着她去看画展什么的，表面上一切都很谨慎小心。可是到了12月，玛丽亚回到伦敦去以后，杰斐逊却写信给她开始埋怨，说是见她见得太少。而事实上，这年的秋天，他们见面的次数并不少，然而双方所感受到的，并不是爱的圆满，也不是对爱的厌烦，而是来自自我内心的挣扎。

    玛丽亚更是在内心挣扎与徘徊着，而且她还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从来就对上帝敬畏有加，因此难免对自己扮演的这个逃妻角色越来越感到惶惑不安。玛丽亚来到伦敦以后的11个星期，她总是避免与杰斐逊单独会面，杰斐逊的两个女儿除周末以外，天天都在修道院的学校里，她们都见过玛丽亚，一定可以察觉出父亲对这段感情的认真。

    9月初，杰斐逊在卡维尔山的隐居处租了一间房子。那边的僧侣们种葡萄、织袜子、清理房间，想要清静独处，沉思默想的人就可以上这儿来。他可能在那里苦心思考与挣扎，自己该何去何从。

    12月6日，玛丽亚在巴黎的最后一晚是和杰斐逊在一起的。杰斐逊答应她共进最后的早餐，并且送她一程。但是，事情突然有了变化，玛丽亚说自己迷惑且困恼，因此当晚早早就走了，没跟任何人说再见，只给杰斐逊留了张冰冷的小字条，上面说不能和他共进早餐了。而且还感谢他的殷勤有礼。在玛丽亚停留巴黎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杰斐逊就已经感觉到了微妙的变化，心里已经受了伤，最后的失约更让他十分生气。

    玛丽亚寻找的似乎只是父爱，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爱人，而这个角色杰斐逊不肯扮演。她在巴黎留给杰斐逊的告别字条上，明显地是在生气，因为杰斐逊让朋友全权处理替他画像的事，却没让她为他画。她需要杰斐逊的赞赏与情爱，却又做不了他的爱人，所以当杰斐逊不把玛丽亚的艺术看做一回事的时候，玛丽亚就彻底绝望了。

    后来，玛丽亚请求杰斐逊的朋友画张杰斐逊的像给她。这画她一直珍藏到去世，后来这张画留在意大利洛迪的女子修道院学校里。而这学校就是她创建的。在那里，她还保存着杰斐逊给她丈夫的一封信的信封，上面画着两幅闷闷不乐的女性脸孔，其中之一似乎是关禁在柱子里，很像女像雕柱，可是整体的印象，却使人觉得它不像是支柱，而是一种悲哀无奈的囚禁。

    玛丽亚知道她和杰斐逊的关系铁定是完了，1787年圣诞节的时候她写了张埋怨的短信给杰斐逊，只要把她摆在心中的一角，她就很快乐了。然而玛丽亚一直没收到回信，这应该代表，她真的是已经完全失去杰斐逊的心了。

    1788年1月31日，杰斐逊终于给她回了信，信里怪她不辞而别，并解释迟迟不写信是因为找不到可以信托的人而且又不信任邮局的原因。之后，杰斐逊又有三个月没再写信给她。以后杰斐逊虽然仍然偶尔给玛丽亚写信，可是在已经逐渐拉长距离的时候，终于让彼此都完全失去了再见的信心。

    在法国最后的生活

    萨莉·赫明斯在巴黎停留的26个月的期间内，与杰斐逊相爱。但是后来杰斐逊想把她带回弗吉尼亚之时，她却拒绝了。因为萨莉认为她在法国是很自由的，而如果回去的话，她又会沦为奴隶。为了让她跟自己一起回去，杰斐逊立下誓言说，让她的孩子们在满20岁时就可以自由，后来她才勉强跟杰斐逊一起回到弗吉尼亚。

    萨莉出生于1773年，刚刚到达法国的时候，年纪在十四五岁之间，回到弗吉尼亚时，已经是十六七岁了。1787年杰斐逊向自己爱慕的女人玛丽亚道别的时候，他变得满脑子犯罪和悔过的思想。他感到十分困惑，同时也很愤怒，虽然多少有了些醒悟，但是还是不能马上就停止这种想法。

    1788年3、4月之间，杰斐逊前往荷兰公干，协商贷款的事情，沿途游历法国的东部和德国等地，前后花费了七个星期，对于所见所闻大致都加以记载，长达25页，让人觉着特别的是，他在描写乡间的景况上，经常提到“摩拉多”（mulatto，黑白混血儿之意，另有一解为黄褐色）这个词。可见，萨莉这时已经成为杰斐逊魂牵梦萦、朝思暮想的人了。

    1788年4月23日，杰斐逊回到伦敦，收到了玛丽亚愤怒而又痛苦的信，责怪他三个月没有写信给她。杰斐逊的回信只简短地叙述了一下他的德国之旅。

    1787年11月6日，杰斐逊花了240法郎让萨莉种牛痘，这是一笔大的数目。萨莉抵达后不久，杰斐逊又请了一个法文的家教，除了教导萨莉的哥哥詹姆斯以外，一定也还指导萨莉的。1788年1月，杰斐逊开始发薪水给这名小女奴，每月24法郎，外加12法郎的过年礼金，所以这个月里她共得了36法郎，不过要到1788年以后，她才按月收到工资。法国仆人每月也就只有50到60法郎。

    1789年4月29日，杰斐逊的账本上有一项记载很奇怪——“付给杜普雷及萨莉五星期的膳宿费105法郎，洗衣费等41.9法郎，共146.9法郎。”这就说明，很可能杰斐逊到荷兰和德国去的时候，特别把萨莉安排在一家可信赖的法国人家里去住，免得在官邸受法国佣人的欺侮。1789年的4月里，杰斐逊开始花钱帮萨莉买衣服。虽然玛莎的衣服费用多过她好多倍，可是在七个星期之内，萨莉就花了216法郎再加上每月24法郎的薪水，这是相当大的一笔花费。

    萨莉和哥哥詹姆斯·赫明斯两人都知道，他们如果想要选择自由，一定可以得到。因为现在这里是法国，就算以杰斐逊外交使节的地位，也不能强迫让他们当奴隶。而杰斐逊虽然理论上主张解放奴隶，可是对自己的奴隶却有强烈的占有欲。当教友派在弗吉尼亚州试验，让奴主们释放黑奴，然后再行雇用时，他显得毫不热心，认为这无异是抛弃了自己的孩子。但是詹姆斯·赫明斯与妹妹萨莉这两个奴隶都在学法文，而且都认为自己已经是自由身，也想成为自由的人，而且詹姆斯还学会了法式烹调，可以很轻易地就在巴黎赚钱谋生，释放他绝不是抛弃孩子。杰斐逊所以没有释放他们兄妹俩，是因为杰斐逊有着很强的占有欲，给他们自由就等于失去了他们。后来由于詹姆斯也不想回美国，杰斐逊只好答应只要教会了蒙特沙罗的人烹调法国菜，就让他自由。虽然杰斐逊信守了诺言，但已经是七年以后的事了，而萨莉一生一世都没能被他释放。

    1787年5月3日，杰斐逊的大女儿玛莎在给他的信上写说：“我全心全意地希望能把全部可怜的黑奴都给放了。”她已经不再是个小孩子了。更为厉害的是，1788年有段时候，女儿玛莎竟然出家当修女，这让杰斐逊十分吃惊而又狼狈。当时流行于法国社会里的那种大胆放肆的各种乌烟瘴气，让玛莎这个热诚、认真而且本性虔敬的女孩感到十分厌恶。杰斐逊在收到女儿的这封信的第二天就乘着马车赶到修道院的学校，同修道院院长沟通了之后，把女儿玛莎接回了家，女儿玛莎的学校生活就此结束。

    1789年4月初杰斐逊在萨莉身上花了服装费大约200法郎。5月杰斐逊曾经去过过去和玛丽亚·科斯韦一起去过的“沙漠”花园，除了为女儿买表、买戒指以外，似乎也给萨莉买过项链坠子。1789年秋天，萨莉·赫明斯怀孕的事实再也掩饰不住了。不过杰斐逊对此也是像玛莎要当修女一样绝口不提。

    杰斐逊为了怕女儿会改信天主教，于是在1788年9月申请休假，要在第二年带女儿们回家，并安排她们上学的事宜，然后自己再回法国。1788年，法国的革命情绪升高，这对杰斐逊来说，是一种越来越使他感到兴奋而刺激的政治经历。他热诚地而又秘密地参与革命活动，和拉法耶特共同讨论研究一些重要的文件，他希望革命能以理性的方式进行，尽量避免动乱。

    1785年时的杰斐逊，还以和聪慧敏锐的阿比盖尔·亚当斯辩论作为乐趣，并且聆听一些活跃于政界的妇女们的言论，对她们极为赞赏，可是当时所歌颂的却是完全属于家庭的妇女，她们活着只是为了照顾好自己的家庭而已。过去他曾忠实地随着玛丽亚走过一个个的画廊，订购过一幅幅画、一座座的雕像，现在杰斐逊也没有心情去看了。

    1788年杰斐逊在为美国人写的一篇《欧游指南》里面，劝国人研究农业、园艺、建筑和政治。他还把从政的女人比喻为善战的亚马逊族女人，而温柔贤淑的家庭妇女是天使，虽然家庭妇女也是天使，但是也只是个堕落的天使，是为社会所不容许的。

    在1786年和1787年的时候，杰斐逊至少可以把对玛丽亚的爱向自己认为很安全的小圈子里的人倾诉，如亚当斯、威廉·肖特等人，而等到了1788年，萨莉与自己的爱情也许不能真正跟他们去诉说了。

    1788年法国因为农田里的收成太差，造成巴黎的面包严重短缺，于是那里的工人发生暴乱，最后终于在7月14日攻下了巴士底监狱。当法国到处充满着革命的狂热时，杰斐逊在巴黎也成了英雄人物，是法国人们眼中的法国宫廷里声誉最好的大使。他帮着拉法耶特起草《人权宣言》，在7月11日呈给国会。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杰斐逊是满怀兴奋和狂热而参与的。他本来就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达成君主立宪，让国王给予人民各方面的自由，并且对民事诉讼减少军事的干预，并且希望将这种呼声带到本国。

    后来，国会批准了杰斐逊的假，让他回国。玛丽亚·科斯韦听说他要回美国去，便写信来请他顺路到英国去看她，而杰斐逊以幽默诙谐的话拒绝了她的要求。

    杰斐逊在离开法国之前的六个星期，得到消息说他可能再不会回巴黎了。而在国内，华盛顿对杰斐逊又有重任。

    9月初，杰斐逊终于把要带的、要留下的都列了一张清单，打算举家搬回美国。9月2日，杰斐逊又再度病倒，他的头疼病又犯了，这是他踏上法国土地以来第一次发作，一共持续了六天，这可能是因为他觉得他就要失去欧洲的一切了吧！

    在杰斐逊生病的这几天里，他悟出了一个道理——世界是属于活着的人的。杰斐逊认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有权制定义务来约束新的一代，并建议永久立法，规定新法律、新宪法或经济和约的草订，不得超过一代人那么久。杰斐逊对于一代人的定义为19年。而后人也都认为这是全部杰斐逊思想当中最具创意而又最激进的。

    谁都会认为杰斐逊有权可以照自己的意思支配自己，而且因为这种权利而一直都在挣扎着。那么杰斐逊为什么选择19年，而不是18年或2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作为一代人的定义呢？这或许是从他遇到玛莎到爱上玛莎以来直到1789年，这段期间正好是19年吧！

    归国之后

    1789年，当杰斐逊返回到美国之后，突然觉得自己似乎成为了外国人了。美国完全不一样了，而人们的思想更是不一样了，还有美国的习惯、礼俗也不一样，就连做生意的方式也不一样了。但是弗吉尼亚的城镇还是很落后，道路仍旧跟之前那么差。

    在杰斐逊将要抵达弗吉尼亚的时候，海峡外一阵风暴把他所乘的那条船的中桅帆刮断了，然后一条从港内开出的船又差点把杰斐逊乘坐的船撞沉，后来他们登岸之后船又着火了，杰斐逊所有的行李、公文等都还留在船上。经过一番努力救火之后，船还是被烧毁了一半，不过幸好杰斐逊的东西都被抢救出来了。

    1789年圣诞节前夕，杰斐逊与女儿们终于乘着马车回到了蒙特沙罗。各地农场上的黑奴们得到消息之后，准备在杰斐逊回来的时候聚集在一起欢迎这位英雄。

    当马车开始爬上蒙特沙罗的时候，大群的奴隶们团团围住了马车，又叫又笑，最后干脆拉住马车，解开了马，也不管杰斐逊答不答应，黑奴们一起拉着马车，走完了最后的一段路程。

    当马车门打开之后，黑奴们把杰斐逊抬出来，一路抬到家门前，围着他，甚至想要亲吻他，对他十分感激，有的甚至喜极而泣。和杰斐逊一家人乘坐马车来的还有萨莉·赫明斯，驾车的就是她哥哥詹姆斯。四年后，萨莉的另一个哥哥罗勃被释放了，詹姆斯也在六年之后获得自由，可是杰斐逊并未释放她，似乎她也没有这么要求过。

    回到美国之后，杰斐逊更加小心谨慎了，他不再随意地把为萨莉买衣服的花费记在账本上，但是每离开一阵子再回到蒙特沙罗的时候，账本上却出现许多小额的赏钱。而萨莉一生的职责，直到杰斐逊去世之前，一直都是照料他的寝室和衣橱，照顾他们之后生的孩子，以及做些缝缝补补之类的轻活。

    1790年萨莉的长子出世了。而17岁的女儿玛莎于回国后三个月，就很快地与小托马斯·曼·伦道夫结婚了。他就是吐卡霍那个杰斐逊童年时曾与他一起生活过的伦道夫的儿子。伦道夫像杰斐逊一样长得人高马大，也是一个绝佳的骑士。他谈论问题的时候总是口若悬河的，而且可以感觉得出他的聪敏与各方面的才艺。他曾在爱丁堡大学就读一年，杰斐逊也在自传中称他是个“青年才俊，有着科学而高贵的心灵”。

    玛莎结婚后，杰斐逊从纽约给她写了一封信说现在心里可以感到十分安慰了。但是玛莎说结婚后自己并不快活。婚后五个月的时候，玛莎的公公打算娶个不到20岁的少女做后娘。因为与杰斐逊自身的情况极其相似，所以杰斐逊为老人辩护说，他结婚是应该的，老人的快乐全赖有人做伴，他总不能孤单地自己过活。杰斐逊还劝慰自己的女儿说：“每个人，都要看他好的那一面，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美无缺的。”后来，女儿玛莎听从了父亲的话，从来在家里都是理智而镇静，从不对仆人大呼小叫，也从不小题大做。

    1790年，4月27日，伦敦的朋友捎来一封信，说玛丽亚怀孕了。收信后的第四天，杰斐逊的头疼病又犯了，这次几乎又持续了六个礼拜。即使是这样，杰斐逊还是强迫自己完成了一篇著名的研究——《重量与量度报告》。

    1790年6月，玛丽亚产下一名女婴，却于三个月后抛下了这孩子，与一位意大利歌唱家前来美国。以后有三年半她没有给杰斐逊写信。不过，1794年丈夫生病的时候，玛丽亚回去照顾他和女儿。后来，当玛丽亚的女儿在6岁夭折的时候，玛丽亚出现了精神分裂的征兆。她把孩子的尸体放上防腐的香料，放在客厅的大理石石棺里，见到人就说她有起死回生的能力。后来玛丽亚还是把孩子安葬了，然后只身回到巴黎，想以绘画为业东山再起，但是结果天不遂人愿。后来她又到意大利的洛迪，从当地有钱有势的意大利人手中获得了足够的捐款，开办了一所女子修道院学校。

    1790年至1791年间，杰斐逊的头疼病已经成为了习惯病了，不过现在没有之前那么剧烈。后来女儿波丽被带回了费城，住在一所寄宿学校里，现在女儿也有13岁了，她的柔婉娇美越来越像母亲玛莎，这给杰斐逊带来了不少的安慰与快乐。

    杰斐逊的亲朋好友也都希望杰斐逊能够续弦，但是他却婉言拒绝了，重新过起类似在法国的那种单身生活，他从来都只参加下午3点开始的小晚宴。只要到了晚上，他几乎任何人都不接见，即使杰斐逊后来当了总统，他仍然如此严于律己。不过杰斐逊的晚餐从来都是很丰盛，他经常吃法式的菜肴。后来，杰斐逊还把在费城租住的大砖房装饰了一下，配了些法国上好家具，另外还新加了一条长廊用来放书。不过，杰斐逊还是和以前一样，花的多挣的少。后来杰斐逊打算把蒙特沙罗的烟草卖了，这样可以平衡收支。

    政坛的明争暗斗

    当时，杰斐逊与亚当斯、汉密尔顿以及麦迪逊这四人跟随着华盛顿，给人众星捧月的感觉。后来等到杰斐逊从巴黎孤立了五年之后归来，发现华盛顿最亲密的人的位子完全轮不到自己了，汉密尔顿已经成为华盛顿的心腹和文书助理。不过麦迪逊还是那个一如既往地信任着杰斐逊并为他不时地献计献策，是他最亲密的政坛盟友，也是最热心为他辩护的人。

    杰斐逊和亚当斯以及汉密尔顿三人的政治、经济观点总会不同，常常因为治国的方式与国家的经济问题而争论不休，后来他们三个甚至对于基本人性的看法都出现迥异了。以前，他们曾在对抗乔治三世的革命战争中并肩作战，称兄道弟，而现在外在矛盾解决了，华盛顿的“权臣们”也开始为了争宠夺权而相互斗争。

    1790年5月，华盛顿感染了肺炎，正在死亡的边缘挣扎，虽然杰斐逊说他已经度过危险期，正在继续康复中，他们现在已经从完全绝望的状态中转为充满希望。当然，有些话是说给别人听的，杰斐逊的绝望也是真的。尽管在法国的时候对亚当斯很有好感，但他也绝不会眼看着副总统的亚当斯取代华盛顿的地位。而汉密尔顿在此时却猜忌的不是亚当斯，是杰斐逊自己。

    不光是华盛顿，任何政治圈内的人都应该明白，总统的继任问题是整个国家安定与否的一项重大测验。在第一任任期届满的时候，华盛顿因为年事已高、体力衰退而不能再继任下一届总统，到1792年的秋天，每个有希望的继任候选人都开始爆发激烈的冲突和斗争，甚至于最后都公开对阵叫骂了。

    杰斐逊与亚当斯首先冲突了起来。此时杰斐逊担任美国国务卿还未满15个月。身为副总统的亚当斯，匿名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讨论美国的政治历史，并在1790年发表于《美国公报》之上。杰斐逊看后马上就认出了作者是亚当斯。让杰斐逊感觉紧张的是亚当斯认为总统人选不应以竞争的方式产生，害怕分散国人的注意力与感情以至于发生内战。但是杰斐逊和麦迪逊却认为选举制度下，党派分立是必要的。

    不过，这并不是真正点燃两人反目成仇的导火索。真正让两人感情恶化的是亚当斯不断地指责和嘲讽法国革命，尤其是他与埃德蒙·伯克在国会上发表的演说，竟然说拉法耶特的《人权宣言》是向无政府主义看齐。杰斐逊认为这是赤裸裸地对自己的人身攻击。但是杰斐逊知道自己不适合公开为法国当时的情况辩解，只有鼓励拥护法国革命的文章在反联邦主义的报纸上发表。后来麦迪逊送来一份杰斐逊的朋友托马斯·潘恩火爆的答辩，他立刻派人去印刷，并且另附上了一张小字条表示推荐。没想到印刷的人在没有得到杰斐逊同意的情况下，竟然擅自将字条上的词印成前言，于是这事情被传得沸沸扬扬，说国务卿公开攻击副总统，这让杰斐逊十分困窘，也只好向华盛顿写信去解释，但只是越描越黑。

    虽然亚当斯也向公众坦言二人之间有着15年的深厚友谊，但是他还是主张“共和政府中应有君主政体的原则存在”的观点。杰斐逊后来在1793年12月正式宣布退隐，亚当斯只是认为他当时在耍政治手段而已。

    不过，杰斐逊还是在费城停留到了1794年1月5日。一方面华盛顿此时还需要他，另一方面是他跟汉密尔顿也争斗得十分激烈。杰斐逊这时已经50岁了，而汉密尔顿却只有36岁。汉密尔顿十分聪慧，而且锋芒毕露，还有着很令人骄傲的从军纪录，政治前途一片光明，身为财务部长，他的权力是华盛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杰斐逊在担任国务卿一职的时候，发现汉密尔顿简直就像首领一样，对其他人呼来喝去，总是不停地发号施令，在各方面都要干涉，但是从来没有道歉的意思，这包括外交在内。汉密尔顿为恢复国家的借贷信誉，设有专款制度，可是杰斐逊从来不相信这一套。

    1789年，一度曾是助理财务部长的威廉·杜尔，是汉密尔顿妻子的表亲，亏空了公款238000元，1792年被拘捕入狱，杰斐逊和许多共和党员的反联邦主义人士都觉得是汉密尔顿泄露了财务机密，方便了威廉也方便了自己。由于杰斐逊对汉密尔顿的行为很气愤，而且害怕他会破坏了共和国，所以他一再拖延归隐的时间。

    杰斐逊还鼓励一个很有思想的年轻诗人菲利普·弗烈诺创办了一份共和党报，叫《国报》，开始对汉密尔顿进行一连串的攻击。汉密尔顿也不甘示弱，也以各种笔名在《美国公报》上进行反击，于是展开了1792到1793年之间的报纸大战。汉密尔顿把国务卿比喻成僵尸和毒蛇，说杰斐逊阴险狡诈，野心勃勃，还说他倡导国家分裂，蔑视国家意义，主张公众混扰和耻辱。后来汉密尔顿决心要把杰斐逊逐出内阁，因此向华盛顿递了一份正式的诉状。而杰斐逊也从蒙特沙罗写了封言辞十分激烈而痛苦的信交给华盛顿，说汉密尔顿总是搅和国务院的事，并且在报纸上对他进行人身攻击，还泄露财务机密给他的亲戚，而且不喜共和政体，却偏爱世袭制度。

    华盛顿看到自己内阁里面两个最有才华的人居然对阵攻击，感觉像有深仇大恨似的，他感到很震撼，马上分别写信给两人，让他们停止这样的斗争。

    1793年10月初，由于杰斐逊与亚当斯和汉密尔顿三个人之间的极端不合，华盛顿决定再续任一届总统，而不轻易把国家交付给他那些吵嚷不休的后生们。

    1792年9月29日，汉密尔顿又用笔名写文章攻击杰斐逊，说他骨子里沉迷于酒色，藏在简朴的教友派外衣之下。后来，杰斐逊委派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国会议员，提出一系列的议案，要求国会调查汉密尔顿是否有贪脏枉法的事情。

    原来，1792年11月，杰斐逊接到密告，说汉密尔顿与一项财务舞弊案有关，由于这件事与他私生活上的不检，他正在遭受一名神秘人的勒索。杰斐逊很是希望借着调查绯闻而抖出汉密尔顿挪用财务基金牟利的罪状的，所以就积极地参与这件事。1792年12月15日，三位国会议员带着几封对汉密尔顿不利的信，前去他的办公所在的地方对他质问。汉密尔顿承认了奸情，却否认有财务上的不法勾当。

    1793年年初，杰斐逊草拟了一连串的质询案，其中几项指控汉密尔顿把在欧洲筹得的款项，擅自改变处理方式而不通知国会，还有他在美国银行磋商的一项贷款违反公众利益，最后指责他对众议院的态度狂傲，并操纵市场，是图利投机分子，财务部的账目也不清。对于这次的质询，弗吉尼亚州的国会议员，威廉·布朗区·吉尔斯共提了九大项，对于之前杰斐逊所提的那些，认为罪证不足。吉尔斯在1793年2月27日的国会休会前三天在众议院里提出，认为汉密尔顿如果没有充分时间准备作完整的答复，那么这些丑闻再拖一段时间就会更丑了。没想到汉密尔顿却在两天之内就已经准备妥当，对这些所列的各项指控都进行了答辩，而且反应十分机敏，言语也很诚恳，因此大部分的议员认为汉密尔顿没有罪。

    就这样，杰斐逊在这次斗争中再次失利。1793的4月，杰斐逊也有50岁了，最后，他留任国务卿的职位到了12月底。

    卸甲归田的生活

    1794年1月，杰斐逊卸甲归田，在蒙特沙罗过上了隐居生活，直到1797年的2月他才离开此地赶往费城去担任副总统，这三年的时光，是杰斐逊一生中最让人捉摸不透的一段时期，很多人认为杰斐逊实在是太累了，而且一直都向往田园生活，但是更有人觉得他只是在耍噱头，故意装出来的。

    在这三年之中，萨莉·赫明斯在1795年的10月5日和1796年生了两个女儿。杰斐逊确实在这段时间里把政治完完全全放下了，他隐居后不久就不再订阅报纸，而且对外的通信也大大减少了。杰斐逊觉得田园的生活幽静而又甜美，让人心旷神怡，备感舒适，他的身体也一直处在很健康的状态，而且在权力感上也感到十分满意。在蒙特沙罗，他就是主宰，而且没有任何对手跟他争夺权力，家里的亲人和奴隶们也总会把关爱和崇敬倾注在他一个人身上。

    在他刚刚退隐的时候，女儿玛莎和丈夫由于忙于家里的事情只是偶尔会来，朋友们也只在夏天的时候才会过来聚会，所以杰斐逊多半的时间都是跟他的一百多名的黑奴一起生活的。1794年，好友麦迪逊结婚了，在第二年的春天他带着妻子到蒙特沙罗来拜访杰斐逊，这让他十分欣喜和欣慰。

    在杰斐逊归隐的第一年中，他辛勤地在农田工作。为了恢复土壤的肥沃度，杰斐逊设计了一套精密的轮作方法。他建造了一个小型的钉子工厂，年轻的奴隶们每天可以生产一万枚钉子，这给他带来了大量的他所需要的钱。不过后来却碰上来自英国的廉价钉子到美国大量倾销，夺走了他的市场。而在这一年，杰斐逊的《园艺簿》又开始记载了。杰斐逊计划着把自己的1500英亩的粗地，变成修整有序的英国乡村风景。

    1795年，杰斐逊收到了两封玛丽亚的来信，这让杰斐逊觉得很意外。不过信中她也没有提什么特别的，只说自己已经回到了英国。后来杰斐逊过了六个多月才回信，说他现在已经完完全全成为了田园的农夫，并说他此时的生活就像伊甸园里的生活。

    后来杰斐逊才知道，田里的损失其实根本算不上什么，相比家中的爱与平静的流失，简直就不值一提。玛莎的丈夫伦道夫突然变得很暴躁，而且还经常发脾气。那是1794年的8月，女儿玛莎的丈夫伦道夫不知怎么就患上了一种很奇特的病，他开始不停地去看医生，先是远到波士顿去看，后来又走遍了弗吉尼亚境内的每个角落，还是不见好。杰斐逊知道女婿患的是精神上的病症，但是他又不忍心告诉女儿。伦道夫的很多朋友也都说他是个怪才，是个狂想者，是丰富而荒诞的想象下的牺牲品，而与占有欲极强的亲人一起住，更会加剧他的病情。有一次伦道夫很坦白地告诉杰斐逊说，住在蒙特沙罗使他觉得像寓言里的傻鸟，无法在天鹅群中感到自在。而玛莎总会认为对父亲的爱大于任何情感，这更让她的丈夫越来越觉得自己无能。后来，伦道夫的病情严重了，他们的两个孩子就搬到杰斐逊这边和他一起住，杰斐逊的女儿波丽也帮忙照顾她们。

    在这里，虽然杰斐逊总是向亲朋好友说自己的精神愉快，备感轻松，但是他心里却越来越觉得很不舒坦，而且总是闷闷不乐。杰斐逊发现他远离社会人群时间越长，那种逆反社会、仇恨人类的心理就越来越严重。

    1795年的夏季，蒙特沙罗一下子没有之前的欢快，整个房子都快成了医院了。因为过来看他的女儿、姐姐、奴隶都病倒了。更让他十分愁闷的是原先的7500元债务，到了1795年又增加了1000元。这债原来是岳父的，本来已经付给了“弗吉尼亚土地处”，不料1796年3月19日，最高法院的法官却判决，凡是付给“土地处”的债务必须再付一次。

    有一次，政坛好友麦迪逊提醒杰斐逊，共和党一定还会提名他继承华盛顿的时候，他写了一封长而严肃的信，说麦迪逊自己应该做候选人才对。事实上杰斐逊虽然痛恨政治，但是仍旧热爱着政治。在他心灵深处所感觉到的不是解放，无拘无束或宁静安详，却是个上了锁链的巨人。

    1796年，杰斐逊开始了很久之前就计划好的改建蒙特沙罗的房屋工程。新的房屋有着八角形的屋顶，是根据巴黎的那个大谷物市场的圆顶的原理而建造的。杰斐逊之所以改建，最大原因是想增加新的卧室，好让女儿、外孙们夏天来度假的时候有足够的地方住。不过，蒙特沙罗的改建，也象征着他政治兴趣的复苏，与重返政坛的准备。

    1796年6月，著名的法国学者华尼伯爵来到蒙特沙罗来拜访杰斐逊，并和杰斐逊一起参观了他的农田还有房屋。1793年，杰斐逊曾经给了萨莉的哥哥詹姆斯·赫明斯一个书面的承诺，答应他只要教会了蒙特沙罗的奴隶做法国菜，就可以让他获得自由。结果哥哥在1796年2月5日得到自由，杰斐逊给了他30元当盘缠，詹姆斯·赫明斯也就高高兴兴地走了。

    1797年的弗吉尼亚，由革命而点燃的那种解放的热情，在此时已经慢慢冷却，后来消失得找不到踪迹了，就算仍然有一些小的残留，也因为后来出现了黑人大肆屠杀白人的事件而摧毁殆尽了。1797年夏天，弗吉尼亚州和整个南方都感到很危险，害怕黑人会揭竿而起，造成动乱。杰斐逊的好友圣乔治·塔克这时送给杰斐逊反奴隶制度的小册子，并且警告说，如果不迅速解放黑奴，很可能会造成黑人与白人的冲突。杰斐逊同意他的看法，认为只要有一点小的骚动，就可能引发大乱。

    杰斐逊对于与萨莉·赫明斯的关系此时还是很隐秘，在《农事录》上，她总是隐名的，虽然杰斐逊在奴隶的鱼、肉、毯子、麻布的分配表上，曾经多次提到她，却没有姓。他之所以刻意略去了他们母子的名姓，是出于自然的反应，不愿在书面的记载上承认他们对他是重要的。杰斐逊之所以没有释放萨莉，而萨莉也没有提出请求，是因为放了她就等于失去了她，而萨莉也失去了他，主人虽可与奴隶之间发生爱情而不受社会大众的指责，但与一个自由之身的黑人谈情说爱就全然不同了。因此萨莉如果要求释放，那就意味着，或者像哥哥詹姆斯一样离开杰斐逊，或者准备看着杰斐逊的名誉毁于一旦。这样的矛盾让他十分沮丧，尤其是当玛莎和萨莉两人先后死了孩子的时候。在蒙特沙罗的人，没有人不知萨莉掌管着杰斐逊的卧室和衣橱，而玛莎也从不在杰斐逊的卧室最里面的居室里生活，因为那里是杰斐逊隐秘的地方。

    1797年12月4日杰斐逊重回费城的时候，萨莉又有了身孕，而且她的孩子也生着病。没过几天，两岁的女儿夭亡了，这使得杰斐逊悲痛不已。

    杰斐逊的女儿波丽到1796年已经17岁了，长得十分美丽，虽然追求的人很多，最后她却嫁给杰斐逊不是很欣赏的表哥杰克·埃普斯。婚礼在1797年10月13日，在蒙特沙罗安静地举行，杰斐逊送给新人26个奴隶，若干头马、牛和猪，以及靠近蒙特沙罗附近的大约123英亩的土地。后来，杰斐逊和女儿波丽之间也有信件来往，不过却缺少他和玛莎之间的那种亲密。

    1796年12月到1801年2月之间，杰斐逊重返政坛，担任副总统的职务，但是由于当时的政事不是很烦琐，所以杰斐逊在费城只生活了21个月，其余的27个月都是在蒙特沙罗的家中度过的。

    人生最辉煌时刻

    就在华盛顿宣布了不再继任总统的讲话之时，主动安排让杰斐逊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的不是杰斐逊自己，而是他最好的朋友麦迪逊。

    当时选举总统候选人并没有正式的程序，候选人是在党里的预备会议当中产生的。杰斐逊了解这种事情后，没有撤消自己的提名，而是不参加竞选活动。当时的宪法还没有经过第十二项修正案的修正，在那个宪法之下，不同党派的候选人，有分别膺选为总统、副总统的可能，由获得最高票的人胜出，担任总统职位，而第二高的人就担任副总统。联邦党派的约翰·亚当斯一点也不希望杰斐逊成为总统，也不希望杰斐逊成为副总统，因为杰斐逊与他意见总是相反的，两人如果搭配起来，往往会造成许多政务上的危机。虽然在竞选期间里杰斐逊并不总是提到政治的事情，但是他仍然以608票对亚当斯的711票，当选为副总统。

    1797年3月4日举行就职典礼的时候，华盛顿身着黑色衣服，亚当斯穿着浅褐色的衣服，同时佩了剑和帽章，杰斐逊的头发绑成了辫子，着蓝色单襟到膝的长外套。典礼后三人离开大厅的时候，对于谁应该走在最前面这个问题相互礼让了一番，最后，华盛顿坚持亚当斯应当先行，然后是杰斐逊，最后是他。于是，美国终于通过了它的第一次考验。对于权力的转移问题，既不需要流血也不需要暴力，而是在谦恭礼让之中完成。

    杰斐逊终于还是回到了政治圈，而好友麦迪逊恰好相反，他在杰斐逊任副总统后就退隐到了弗吉尼亚的农场里，直到后来杰斐逊出任总统的时候，他才再出任国务卿的职位。

    杰斐逊担任副总统一职的最初，曾经想过要与亚当斯恢复往日的情谊，但是此时的总统亚当斯在与他交谈的时候却说打算让他去法国。这无疑给杰斐逊浇了一盆冷水，因为当时美国与法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已经严重破裂。后来，杰斐逊发现副总统根本没有什么实权，这种无事可做的闲散日子很使他感到受到屈辱。后来，杰斐逊着手编纂了一本参议院规则的手册，修整松弛的议事程序，里面的解说十分详细，直到现在仍旧沿用。后来杰斐逊还担任美国哲学学会的会长，畅谈他多年前还曾经挖掘印第安坟岗的经历，赢得了不少民声。使杰斐逊与亚当斯越来越形同陌路的，除了在国内的事情之外，还有国外的事务。英法两国处于交战的状态，由于拿破仑掌权，美法外交形势更为严峻。国内许多人都认为法国马上就要入侵美国，因此议论纷纷。1798年的国会几乎成为了战时国会。杰斐逊眼看着多数的联邦主义人士，通过了20条战争法，中止对法贸易，授权缉拿法国海军船只，宣布废止1778年签订的联盟条约，下令建造海军战舰，并即刻征募10000人入伍，另外还计划训练地方军50000人。

    杰斐逊因为此时身为副总统，不便攻击亚当斯的做法。面对举国上下对战争的疯狂举动和身为共和党员所受到的人身攻击，杰斐逊采取了一种特殊的防御技巧，那就是埋头大量地写信，信中流露的是良知，是理性。他主张与所有国家通商，却不与任何国家结盟。由于杰斐逊管理着参议院，他不得不签署许多他不赞成的战争议案与压抑民权的法案，例如叛乱法，规定凡是著作、出版或言论不实而恶意中伤政府、国会与总统的人，必须严重罚款或者拘捕入狱。

    叛乱法通过之后，杰斐逊又返回了蒙特沙罗，这一住就又是四个半月，从1798年6月24日至8月22日，这段时间里他几乎没写什么政治信件，但杰斐逊却下定决心要正式接掌他的共和党，并为竞选总统而奋斗。同时他还完成了两部论述，第一部是探讨研究安格鲁撒克逊民族的长篇大论。第二部是一部文献——《肯塔基决议案》，这部文献在1799年于弗吉尼亚州正式立法。

    1798年8月前后，欧洲发生了好几件事情，间接帮助提高了杰斐逊的声望，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是纳尔逊的法国舰队在尼罗河口的阿布琪湾战败，这使拿破仑的军队在北非有三年的时间没有动弹。最后联邦党的人士终于知道，法国将要进攻美国只是他们的想象而已，总统亚当斯也去除了压迫感而恢复了理智，在1799年2月与法国握手言和，并派大使去往法国行进行磋商。这一年的12月14日，华盛顿意外地死于喉部感染。

    1800年总统选战期间，从杰斐逊的信上所表现出的那种政治倾向，和他的勇悍自制与小心谨慎的态度，都可以看出他这时的果决、坚定和慎谋。他不再为亚当斯的挑战而感到困扰，他相信亚当斯现在已经成为对共和国的威胁了。杰斐逊再也不会像上次的竞选那样，这一次杰斐逊决定参加。共和党人还为杰斐逊写了传记，散发了5000份出去，这是美国政治史上的创举。

    杰斐逊虽然毅然决然地参加了竞选，可是他的女儿玛莎一点都不高兴。由于杰斐逊是在蒙特沙罗坐镇指挥，各式各样的人都来到这里，车水马龙，人山人海，父亲虽然就在身边，但是总是可望而不可即，这真叫玛莎受不了。此时，联邦派人士不断地攻击他，说杰斐逊如果当选总统，就意味着内战的开始，而从欧洲驱逐出来的成千上万的法国人和爱尔兰人就会在美国作乱、劫夺、瓜分人们的财产，黑奴们在杰斐逊的领导之下，也会起来造反。甚至于还有牧师指控杰斐逊骗取孤儿寡妇的财产，而教士们还告诉教友们说，投杰斐逊的票就是投票反对基督教。

    玛莎的丈夫伦道夫的精神病症在杰斐逊离开弗吉尼亚赴费城担任副总统的时候曾有起色。1797年3月，他还竞选代表阿尔贝马尔县出席弗吉尼亚议会。可是选举那天他却没有出席，失去了大好的机会。波丽似乎对父亲杰斐逊的竞选较为兴奋，她对于自己的婚姻也比玛莎觉得满意，她住在童年时曾经待过的地方，日子过得也很幸福。

    1801年1月4日，与杰斐逊一同竞选副总统的艾伦·伯尔，得到消息说他与杰斐逊得票相等，竟然十分绝情地告诉杰斐逊的朋友说，如果国会要选他，就让他当总统，杰斐逊担任副总统有什么不可以呢？知道这些之后，杰斐逊才知道原来他遇上了更麻烦的对手，这个对手比汉密尔顿还诡诈，还狠心。更糟糕的是，联邦派的人士竟然酝酿着打算让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出任临时总统。

    不过更没有想到的是，在这次的纠纷里杰斐逊竟然获得了汉密尔顿的帮助。汉密尔顿十分了解伯尔阴谋狡诈的个性，可能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性情很相似，只是伯尔比汉密尔顿更为阴险罢了。汉密尔顿对婚姻之外的冒险还有所选择，而伯尔却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汉密尔顿或许会对自己的亲戚与事业伙伴掉以轻心，致使他们乘机盗用公款，但自己在财务上却是清白无暇的，而伯尔这个人却自己贪赃枉法。

    投票的日子总共持续了五天。有一天开会到了深夜，代表们只能睡在会议室，他们有的裹着厚厚的大外套睡觉，有的蜷缩在椅子里，有的就干脆平躺在地上。杰斐逊有个朋友是马里兰州的代表约瑟夫·尼可森，他当时发着高烧，却还要让人抬着走过雪地前来投票。杰斐逊虽然心中十分激动，但是他在主持参议院事务紧张的六天危机当中，外表仍旧显得格外镇静自若。到了第六天，杰斐逊终于打破了与伯尔平手的局面，最终赢得了选举。

    杰斐逊在参加就职典礼的那一天，穿着十分朴素，他和他的朋友们从他所住的地方步行前往国会山庄，来自华盛顿城的一连炮兵和枪手，在他所住的门前游行，当他步入国会山庄的北门之时，礼炮立刻被燃放了起来，场面格外激动人心。在华盛顿这座新城当中，几乎什么都没有完成，国会山庄也包括在内，当然这个城市有部分是杰斐逊设计的。

    在参议院的议事大厅中，人们马上就注意到约翰·亚当斯并没有出席。杰斐逊信步走在大厅当中，在他的右边是艾伦·伯尔，左边的是约翰·马歇尔，可是谁也都看不出来这三人原来是相互竞争并且憎恨，而且互不信任对方的。

    此时的杰斐逊显得十分和蔼可亲，他的神态似乎像贵族那么高贵，而又像平民一样亲切，而两者恰好在杰斐逊身上融合起来。他开口说话的时候声音十分低沉，在人山人海的议事厅里，只有前面几排才听得清楚，排在后面的人只能在第二天华盛顿的报纸上读到他的演说。

    杰斐逊的就职演说是美国初期政治史中十分珍贵的文献之一，它具有《圣经》一样的冲击力。从总体来说，它是一篇和解调停的演说，他说大家都是共和人士，也都是联邦人士，那些强烈反对他的人们听完这个之后，不再有唾骂，变成了支持的态度。他用精确的解说给少数人的权力下了一个绝妙的定义，他说少数人的意见错误是可以容忍的，但需要让理智自由地与它战斗。杰斐逊说他相信共和政府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府。杰斐逊说，一个好的政府是一个明智有为的政府，它会防止人们彼此伤害，而让人们自由地去努力和进步。

    这个解说也就说明了为什么身为革命政治家的杰斐逊是特殊之人的原因，因为他可以把人们所憧憬的东西通过一定方式完美地解释出来，就好像它就在眼前。而相反地，亚当斯认为大部分的人都是腐坏堕落的，但是杰斐逊却认为国人有着沉着稳定的特性，也是国家的基本。亚当斯认为人性本恶，所以共和政体一定会腐败，而杰斐逊却在一些希望当中见到政治的本源。这也许就是人们舍弃亚当斯而支持杰斐逊的原因。

    1801年3月1日，杰斐逊写给朋友信上说他们经过了种种艰难险阻的阴霾，乘风破浪，终见阳光，而这也证明了他们的船是坚而不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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