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抗击非典确实是一段特别的历史了，每个人都是历史中人。每一位处于非典旋涡之中的人，都是平凡的英雄，都是好样的！那时候，我也有幸接触到了位于抗非第一线的医生和护士，在合肥市专门收治发热病人的绩溪路上那所医院……医护人员们，忙忙碌碌，如临大敌，各种故事，各种片断，令人感动。
作者《以破产的方式让明酒重生》：明光酒曾经红遍大江南北，让明光人引以为傲的明光酒厂支撑过明光财政的半壁江山，却也成为明光人十分沉重的包袱，破产成为最好的一条出路，几个亿的银行贷款得以化解，每年数千万元的亏损得以终止，明酒重获新生。
读者 这一篇可以说是“明光酒”实施重要转折的一篇忠实记录。文章看似冷静的语言里，暗潮涌动，可以感受到其中的波澜起伏，所谓“大音希声”，就是这个道理。唯有情感灌注其中，才能传达出企业转型中的切肤之痛，以及新生的希望和喜悦。这一点，写的人，看的人，以及每个涉及其中的人，应该都是很懂的。
作者《明光第一村始末》：明光保持347个行政村的时候，花园村为第一村。随着城中村建设不断推进，花园村的土地和人口一天天萎缩，村变成了社区，第一村宣告结束。这期间，值得圈点的故事以及花园村给我们带来的荣耀不该忘却。
读者 如果站在用稿的一方，每每接收到这样的稿件，总是要大笑三声，因为整篇行云流水，无须删减，拿来就用，这是多么爽的一件事。这样的作者，一旦碰到，就要紧紧抓住，时常联系。有关花园村全篇落脚于背后故事的最后一段，值得年轻人学习，提醒大家阅读时注意，哈哈。
作者《下岗之后的那些人》：企业改制，一批工人下岗，一批下岗工人成了企业家。这座城市里的一批企业家正是当年的下岗工人，他们的第一桶金，他们当初被逼无奈的窘境，他们的精彩故事，至今都值得体味。
读者 对个人和家庭来说，下岗是人生的痛楚和拐点；对企业和政府来说，是市场经济的良性调整和发展。没有永远的真理，也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只有按受和适应这种变动，才能更有生机地在这个社会生存下去。
29 “非典”中的吴至祥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非典阻击战中，凭借自己的无私无畏，凭借一次又一次对疫情的成功处置，市卫生防疫站疾病控制科科长吴至祥成了明光人心中的一位英雄。
当第一例非典疑似病人出现的时候，众人以为“狼来了”而惊慌失措，在精心抽调的疫情处置小组里，吴至祥冲在了最前面。
进入4月，明光市返乡民工与日俱增，全市非典防治工作一天紧似一天。人们都在担心首例非典病例随时出现，任何一个疑似病例都会引来一片惊恐。一时间，市民不敢上街，连握手这样的礼仪也都免了，善良的人在祈祷：让非典远离吧。
4月22日，明光市非典防治指挥部接到三界镇政府报告，说该镇槽坊村从疫区北京打工返乡的村民王树兵有连续几天的发热、咳嗽症状。据称，王树兵可能是非典疑似病例。
这是明光市非典防治指挥部接到的第一例自称是非典可疑病人的报告。不少市民都紧张地以为这一例疫情属于非典病例。市非典防治指挥部未敢怠慢，立即在事先成立的三个疫情小组中调配人力。
也许是要第一次到现场去面对疫情，疫情组的人都觉得心里没底。就在指挥部领导精心确定首次出征的疫情处置人员时，市卫生防疫站疾病控制科科长、主管医师吴至祥主动请战。他说：“我从事疾病控制工作多年，我的经验要多一些，我请求到现场去调查疫情。”获准后，他随同另外三位同志火速赶到现场，和病人近距离、面对面地交谈，认真进行流行病学调查，详尽地做着记录，有条不紊地给病人的生活环境和用过的物品逐一消毒。
了解吴至祥的人都知道，他能够主动请战绝非偶然。早年从专业学校毕业的他，一直从事疾病控制工作。平时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争先进位意识强，凡事都追求出色，他所从事的疾病控制工作连续几年位居滁州市前三位，在干部年度考核中也连续多年评为优秀。
为了做好非典防治工作，他主动学习卫生部、卫生厅下发的所有非典防治方面的文件，坚持用联系的方法研究所有的文件资料，特别注意对非典症状和治疗方法加以研究，先后做出读书笔记1万余字。这些，都为他后来主动要求到一线去处置疫情打下基础，同时也说明他早已做好到一线去的思想准备。
吴至祥参加的是常务组。只要一接到通知，他就要放下手中的事情，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不分昼夜。到5月上旬，他已20多次到全市多个地方，对所有非典疑似病例进行调查处置，还多次到明光火车站对有发热症状和与之有过密切接触者进行体检。在每次调查诊断中，他都要与病人接触，每次都在半小时以上。
当恐慌反复出现，吴至祥总能够及时抵达。他用自己沉着、果敢和有效的处置方法，一次次把宁静还给市民，他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人。
4月27日，明光市邵岗乡董郢村打工村民罗和清、叶苹从北京返乡后，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发热、咳嗽症状。消息不胫而走，不少市民都将这一疫情称为当地首例非典疑似病人，很多人都处在恐慌中。得知报告后，吴至祥又主动请缨，他说：“我接触过可疑病人，处置疫情比别人更有经验。”通过面对面流行病学调查，他认为叶苹的病例比较复杂，有必要请上级专家会诊。待省里专家从合肥赶到排除了疑似病例后，已是深夜12点多。
吴至祥平时戴着一副近视镜，每次出诊时还要在近视镜上再戴一副防护镜，加上两副口罩的缘故，热气模糊了他的镜片，他看不清人，也很难看得清、写得清文字，无奈之下，他经常不顾个人安危把防护镜去掉擦擦眼镜，没有一点退缩和畏惧。
5月4日，省卫生厅发出电视通告，称在某次列车的一节车厢内发现了非典疑似病例，要求对同车的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观察。消息传出，明光又一次出现了严重的恐慌。因为该市邵岗乡有四位村民属于密切接触者，而且有两位还高烧不退。面对疫情，吴至祥又一次冲在了最前面，确定隔离点，划定明显警戒线，标定隔离区，确定专人对隔离区实施监管。在随后的十多天里，他多次到四位密切接触者所在的三个村巡回检查，督促隔离措施的落实。
在处置疫情过程中，吴至祥始终将个人的安危抛在脑后，坚持把危险留给自己。4月28日晚10时，明光市嘉山宾馆报告称：有三位从天津来的旅客，所有的服务人员都像避瘟神一样躲避他们。接到通知后，吴至祥二话没说，一个人前往宾馆，给三位旅客测量体温，细心地向他们询问情况，认真落实各项流调事宜，并给宾馆服务人员上了一堂必要的非典防治知识后才离开。
“多一个人接触就多一份危险，我一个人先进去调查，确实需要时，我再通知你们进去。”这是吴至祥在5月2日处理明光市太平乡农庄村从武汉返乡的发烧村民张玉芳时，对在场的医护人员说的一番话。后来，他根据张玉芳在武汉拍的片子和症状特征，对她做出结核病诊断，随后又对张玉芳家附近几群围观群众宣布了张玉芳的病情，请围观群众理解和安抚张玉芳，不失时机地向群众宣传如何防治非典，让群众积极应对，不要恐慌。
在明光市非典防治指挥部，我们摘抄了几则工作简报。
“5月2日晚8:15，泊岗乡西泊村报告称，从北京返乡的打工村民阚乃让有发热、咳嗽症状。吴至祥连夜前往，抵达时间为晚上10时，病人连夜被带回明光就诊。”
“5月15日，自来桥镇报告称，从北京返乡的寨山村打工村民杨炳成有发热、咳嗽症状，已被隔离，吴至祥5次前往病区调查了解情况，做其思想工作。”
像这样有吴至祥出诊的记录至少有20页。
防非典期间，他从没休过星期天、节假日。因为忙，他往往连续几天吃盒饭，经常一天只能休息四五个小时。他以前使用频率不高的手机也成了热线，不仅及时为领导提供准确的技术参数，而且耐心地解答市民提出的所有咨询，最多的一天拨打和接听的电话达200多个。
这期间，吴至祥顾不上对家庭和孩子的关心与照顾，每日都处于紧张的工作中。截至5月上旬，他和他的同事一道对明光市近5万平方米的重要公共场所进行经常性消毒，对十余例非典可疑病人及其接触者的家庭近2000平方米进行消毒，总是一干就是一两个小时，面部、手臂经常被溅洒出来的药液刺激得红痒疼痛。每一例疫情处置结束后，他都顾不上休息，坚持加班加点，整理材料，及时上报处置情况。到目前为止，他整理的36份调查材料，均获得省市督查组好评。
疫情逐步趋于平稳，吴至祥没有一点松劲。他不断地总结工作，为处置可能会有的非典积累经验，从更深的层面去履行自己的职责。
在吴至祥看来，疫情没来的时候要做好随时处置疫情的准备，而在疫情趋于平稳的时候同样也不能麻痹松懈。为此，他坚持不断地总结疫情处置的经验，找寻其中的规律。针对非典流行现状，他还开展了积极的调查研究，收集整理大量的技术资料，撰写了有自己见解的非典防治方面的理论文章，为今后的非典防治工作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
吴至祥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乐于在没事的时候找事干。他还多次主动前往火车站帮助开展旅客体温测量和留验观察。5月9日，他接到通知，有4名在北京总参招待所工作的服务员将乘某次火车抵达明光。他二话没讲，及时到车站守候，对她们进行健康检查登记，妥善安排她们回家采取隔离措施。
吴至祥还经常深入基层，督查指导各乡村开展非典防治，及时指出存在的问题，拿出相应的整改措施。对于其他工作，他也一如既往地严抓不懈，对于肠道病防治、计划免疫等常规性的工作仍按照要求适时做好，不留“盲点”。
谈到付出，吴至祥表示，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能够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成为一个被组织、被群众需要的人，他感到光荣。目前，他已和疫情处置小组其他同志一起向明光市防非指挥部递交了决心书，决心严格要求自己，决心在非典防治的关键时刻保护好群众的利益，决心以更加高昂的斗志与全市人民一道夺取非典防治的全面胜利。
【背后的故事】
这篇文章作于2003年抗击非典最紧张的时期。在决定要不要收进这篇文章时确实犹豫过，最终决定留着，是因为这个题材的特别，它涉及的是千年不遇的非典。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记载的是一个普通医生，在全国人民因为非典而倍感恐怖的背景下，这个普通人做出了让人感动的事情。
任何一场战役，都需要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战士。非典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特殊战役，吴至祥就是一直冲在前面的战士。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们都可以作这样的假设，假设在那场战役中，一定要有战士牺牲，吴至祥很有可能得不到幸免，因为他接触危险的频率最高。
我也参加了那次战役，负责的是指挥部下设的宣传组，每天的任务就是写，密集印发通知，制作大量的工作方案和预案，汇集各地动态再编写简报，向上专报重要情况，及时总结好的做法、有益尝试和感人事迹，总之，一切与文字有关的事情都要做。
那期间的文字有多少值得归档保存不敢说，更多的可能都丢了，这也是非典的偶遇性和临时突击性决定的。《“非典”中的吴至祥》一直保留着，总觉得，若干年后，这或许能够帮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更好地了解明光人是如何应对那场共同的战役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文章中留下的痕迹和脉络就有了价值。
我们似乎一直就缺乏搞文字的人，这也是当时我的作用得以显示的主要原因。感谢领导那场战役的指挥官们，在那场战役结束之际，他们决定把我连同英雄吴至祥一道上报表彰，我也因此成为滁州市委、市政府表彰的先进个人。当时，这是我获得的最高级别的荣誉。
30 以破产的方式让明酒重生
2003年3月，明光市委、市政府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拉开了全市企业改制大幕。2004年3月，在全市多数企业完成改制，在成功应对改制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之后，明光市委、市政府开始把改制的重点转向全市最大的国有工业企业明光酒厂。
2005年11月11日，浙江宇宙集团与明光市政府签约，全面介入并重组明光酒厂，安徽明光酒业有限公司宣告成立。此后，明光市委、市政府按照改制方案，较好地置换了3000多名职工的身份，明光酒业的生产经营也有序进行，改制当年上缴税款1000万元。
（一）
始建于1949年8月的明光酒厂，曾位列全国工业企业500强、安徽工业50强，酒的品质享誉大江南北。这样一个国有企业也要改制，职工难接受，市民有看法。他们担心，改制一旦失败，明光酒将不复存在，全厂3000多名员工的吃饭和生存都将没有着落，明光社会的稳定都将受到波及和影响。
可是，再难也要改！这是明光决策层的声音。当时的明酒已经不堪重负。截至2004年3月，明光酒厂账面数字显示的净资产为负2.2亿元。加上潜亏因素，实际亏损4亿元，而且亏损额还在以每天数十万、每年数千万元的速度增加。
当时的明酒集团负责同志也证实，明光酒厂产权制度改革滞后，历史包袱过于沉重，人员过多，企业成本居高不下。加之银行不愿意贷款，流动资金严重匮乏，企业运转十分艰难。与此同时，全国其他知名酒业已普遍完成改制重组，并焕发生机，白酒行业的竞争日趋激烈，明光酒厂的唯一出路就是加快改制。
（二）
2004年12月20日，明光酒厂政策性破产获得国务院同意。
与依法破产相比，政策性破产可以让明光酒厂以较少代价化解巨额债务，从而将变现出来的资金用于职工安置。
从2004年3月决定对酒厂进行改制，到政策性破产项目的成功获准，明光市委、市政府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开展资产清查，完成审计评估；千方百计筹资，协调核销银行贷款；反复调研，制定和完善政策性破产方案等等。
然而，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面。政策性破产项目获得批准之后，政策性破产方案必须经由改制企业职代会讨论通过，省国资委才能据此批准进入相关破产程序，企业资产才能进入处置阶段。换句话说，如果职代会这道门槛过不去，政策性破产就无法进行。这是法律规定的。
从4月9日起，明光市委、市政府组织上百名干部利用数十天时间投身其中，组建了专门的工作班子认真研究职工意见和政策规定，在反复修改和讨论之后，形成了《明光酒厂政策性破产实施方案（草案）》，于6月1日正式印发给每位职工。
这期间，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原定7月31日对政策性破产方案实施的投票表决，因为新情况的出现而延期进行。对此，明光市委、市政府适时启动应对机制，紧紧依靠酒厂本身，累计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谈心会400多场次，印发各类简报、宣传材料2万多份，算大账，算细账，切实让思想工作到边、到底、到位，切实让广大职工认识到只有实施政策性破产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职工利益。
翻开《明光酒厂政策性破产实施方案》文本，不难发现，这一方案不仅很好地体现了法律政策的严肃性，还从多个层面体现了有情操作的人本理念，特别在失业保险、医疗补偿以及档案工资等方面都有了突破，确保在法律和政策规定之下，实现职工利益最大化。
2005年9月20日上午10时，《明光酒厂政策性破产实施方案（草案）》票决大会在明光大礼堂紧张开始。当计票显示的“同意票”刚过半数，会场随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所有渴望方案通过的人们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明光酒厂改制工作取得了关键性突破。
（三）
作为滁州市重点改制企业，明光酒厂的改制得到了滁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和支持。主要领导多次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并多次实地指导，其他联系领导现场指挥，力保酒厂改制万无一失，稳妥进行。
明光市委、市政府更是成立了高规格改制领导小组。据不完全统计，改制期间，市委、市政府召开酒厂改制专题会议就有40多次，其中书记办公会达15次之多，主要领导针对明光酒厂改制的书面讲话就达7次。
有效的领导，科学的决策，明光酒厂政策性破产始终有序而理性地推进着。特别是，第一次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确定的目标原则，不仅为酒厂上下耳熟能详，而且成了指导酒厂改制的纲领。
在全部目标中，“三不”原则含金量最高，即“旗帜不倒，品牌不丢，骨干队伍不散。”围绕“三不”原则，明光市委、市政府表现了成熟的预见性和控制力，接连推出新招，招招可圈可点。特别是在一手抓企业改制，一手抓招商重组中，明光市委、市政府严格按照《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等政策规定，通过多种途径广泛招商，先后与数家外商进行了数十轮艰苦谈判，最终，浙江宇宙集团胜出。
【背后的故事】
在明光，没有比卖了酒厂更让人揪心和纠结的事。
“大江南北走一走，好喝还是明光酒”，这本是明光酒厂颇为得意的一句广告语，后来果真成了全社会对明光酒高度认同的写照。排队买明光酒，托关系买明光酒，批条子买明光酒，更是众多喝酒人心中无法抹去的记忆。在中国，很多人正是通过明光酒知道了明光、认识了明光。20世纪90年代，明光酒上缴的税款更是高达全市税收总额六成以上。
这么一个优秀企业走向破产，又岂止一个不理解能够承载得了？但酒厂确实卖了，在2005年“双十一”这一天，卖给了一个温州老板。对此，政府层面是庆幸的，庆幸这个烂摊子终于脱手，这种心理与众多百姓的认识形成了激烈的对撞，有必要让不理解的大众知道为什么要改制。
这篇文章既是酒厂改制的一个纪实，更试图说清楚为什么要卖酒厂，也算是对明光人和热爱明光酒、关心明光的所有人一个交待。这篇文章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写成的，发表在2007年4月24日《滁州日报》头版头条。
也许今天仍然有人说，像酒厂这样的企业之所以出了问题，与所有制关系并不大，是激励机制和经营机制出了问题。言下之意是，这样的企业不是一定要改制。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时的酒厂亏损数亿元、每年还在以数以千万的速度亏损着，如果不改制、不争取国家政策性破产机会，这数亿元的银行贷款就无法消化，这样的包袱别说当时没有能顶得起来的人，现在不会有，将来也不会有。改制成了必由之路。
酒厂改制后，新酒厂百废待兴，明光社会以不同的方式为酒厂发展伸出援手，以此表达对明光酒无法了却的深情。我是不能喝酒也不喜欢喝酒的人，但在新酒厂员工的心中，我的贡献竟然一刻也没被小视过，用他们董事长W常说的一句话说，我用文字宣传了他们的酒。这里说的文字，当然包括这篇文章。
多年过去，酒厂人和关注酒厂的明光人还是习惯于拿文章提及的三个“不”来衡量改制之后新酒厂的成绩，并且坚持拿这三个“不”作为对改制之后新酒厂发展方向的基本要求。所以，不承认《滁州日报》的效应，是不应该的事。
这是酒厂改制纪实，也是宣传原来意义上的明光酒厂的最后一篇文章，也是改制后的新酒厂的第一篇文章。我是当时的宣传部副部长，市里把这篇文章交给我写，也就可以理解了。接手任务时觉得是压力，现在看，更多的是收获。
《滁州日报》总编王青说过，一个记者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很难遇上几个重要题材，汪道涵是，朱元璋是，小岗村也是，但是能够驾驭这些题材的人是少之又少，而一旦把握住了，就很可能因此成为一个名记者。明酒现在还在爬坡，假以时日，如果能实现年销售十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完全赞同当初改制的正确性，作为记录改制过程的这篇文章和写文章的人一定会身价大增了吧。
31 明光第一村的始末
花园村是明光市的城中村。1995年以来，这个村的发展步入了快车道，综合经济实力连续两年位居滁州市十强村之首，并跨入全省百强行列。然而，在这强劲的势头背后，折射出的却是一条充满艰辛的路。
一
地处城乡接合部的花园村，在其区位优势未被重视和利用的70年代，村民们赖以生存的除了人均不足8分的耕地，就剩下对富庶文明的渴望。
改革开放使花园村赶上了好时光。土地“大包干”解决了村民的温饱问题。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土地换资金”的节奏日趋加快，从繁重耕作中解放出来的村民日渐富裕，村组集体也完成了原始积累。
“天上掉下的馅饼”换来了村民们莫大的惊喜，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失去土地后的忧虑和恐惧。背水一战的村党支部一班人上下求索，一项崭新的发展战略应运而生，用花园人的话讲，就是“跑买卖，办工厂”。
就当时的花园村而言，发展二、三产业的思路无疑是超前和可行的。一方面，村民失去了对土地的依附，发展二、三产业所需要的思想基础已具雏形。另一方面，土地的有偿转让使集体和个人都有了积累，发展二、三产业所需的物质条件基本具备。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习惯了扛锹荷锄的“泥腿子”来讲，跑商业、办工业终归是勉为其难。
面对困难，一部分人沉不住气了，说什么泄气话的都有。针对疑虑，村党支部一班人态度不变，因为他们认准了一个理儿：不能抱残守缺，不能愧对父老乡亲！经过反复分析和比较，村党支部响亮地喊出了“人才兴村”的口号，并勇敢地迈出了两大步。
首先是“借人”。聘请村外人才组成“花园村企业发展智囊团”，负责收集信息、论证市场、筹建项目、指导经营。其次是“育人”。依托科普学校对全村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知青进行致富能力培训，从中挑选一部分外出深造，同时加大基础教育的力度，对每个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村民子女，给予1000-4000元不等的奖学金，学成回来服务本村的享受全方位奖励。
人才兴村构想给花园村带来了一次革命。10余年间，花园人边学、边干、边总结，一个又一个企业在艰难中初具规模，截至1992年，全村共办集体企业12家，户办、联办企业102个，村集体经济纯收入突破50万元。自此，花园村成为滁州市首批小康示范村、滁州市乡镇企业十强村、省委命名的“农村先进党支部”……
二
诸多殊荣使花园村名声大震，也给花园村带来了压力。当时的花园村，人均耕地不足2分，科技兴农无从谈起，根本的出路只能是发展企业。但企业又面临着龙头不强，拳头不硬，规模不大，积累不丰，找贷无门，投资无路，竞争市场的能力弱等问题，花园村再一次被逼上了风口浪尖。
直面困境与压力，花园村人茫然了，开始徘徊起来。在经历了痛苦的煎熬和数度思考后，他们终于明白：地域与己相当的江苏华西村能够名闻全国，根本点就在于华西人率先冲破了小生产思想的束缚，率先超越了小农意识的局限，率先采用了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方法，从而抢占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创造出前无古人的辉煌业绩。华西人能做到的，花园人也能做到。
打开了心结，便没有了困惑；没有了困惑，便没有了畏葸与彷徨。花园村党支部一班人，在经受住思想上的激烈碰撞与洗礼后，打出了关键的一张牌，就是依法创立“花园富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在党支部领导下，花园村将村组及所属企业的全部资产进行了评估，并以股份形式吸纳进公司，公司的资产迅速扩张到1600万元。与此同时，村党支部打出了又一张制胜的王牌，成立“花园富民合作基金会”，开创了皖东地区此类模式的先河。
基金会章程的扉页，记载着以所有村干部数百万资产作抵押的担保书；基金会章程的正文，明确了业务范围、股东权益、股金筹集、收益分配、财务管理、组织领导等事宜；基金会章程的背后，透露出的是一种敢为人先、一心为民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吸引着村民们踊跃出资，从而使基金会的股金发展到现在的611万元。
基金会的建立和发展，使公司如虎添翼。依据自己的章程，公司大刀阔斧地对所属企业实施改组，并对改组后的企业人力、物力进行重新配置，使既有企业格局更趋合理。公司又凭借自身雄厚的实力，在不到三年时间内集中资金一举上马了13个大项目，其中新产品折式金属门填补了安徽省空白，组合式防盗门和推拉式窗户型材均已申请到国家专利。截止1996年，公司直接向村办企业和村民个人投放流动资金1200万元，占投资总量65%，25家村办企业和366家个体工商业累计实现产值1.53亿元，利税2200万元，入库税金151万元，上交村集体122万元，同时还解决了全部劳力的就业问题。
三
公司的创立，基金会的发展，标志着花园村进入了良性循环的新境界，营造出自身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优势，勾勒出一幅共同富裕的美好前景，内含着和派生出许多深刻的道理。
第一，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必然要经历一个嬗变的过程。在积累期间，要立足资源做文章，不可盲目上项、贪大求全。在跨越阶段，必须瞄准市场，力争上规模、上水平。花园村创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无论是作为一级法人，还是作为一级集体经济组织，归根到底是为了增强集体统的功能，使既有的人、财、物适应市场需求实现优化配置，使既有企业在小船链成大舰后变无序经营为群体式的规模经营，从而提升企业抢占市场的能量。
第二，任何地区都有自己的发展优势，但在发展过程中总是要不断地接受困难的挑战，不断地做出新的抉择。花园村土地出售殆尽后，似乎已无优势可言，但这个村仍然找到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说明优势具有潜在性，只要勇于挖掘和创造，不同时期就会体现出不同的优势内容和特征。
第三，村级组织解决有钱办事问题的关键取决于党支部。如果说花园村最初兴办企业还带有一丝无奈，那么后期接连打出的两张王牌便是对他山之石的一种创造性的扬弃。就村级合作基金会而言，它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对于改善和加强农村集体资金管理，对于增加投入、缓解农村发展资金短缺矛盾起着重要作用。那么，为什么绝大多数发展中的村却望之兴叹？根本原因还是群众不信任党支部，担心自己的钱会眼睁睁地漂走。花园村合作基金会在最初6个月时间里筹集到的62万元股金几乎都是村干部和党员自己的，在此之前，村干部们还拿出全部家产作抵押，正是这种致力于事业的品质驱动和感召，老百姓才会义无反顾地跟着响应。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好支书，可以带出一个好班子；一个好班子，可以开辟一片更加广阔的新天地。
【背后的故事】
1997年六七月间，时任《党员生活》编辑、现任江淮杂志社总编辑李佳向我约稿，让我写一个村。
当时，在省级媒体中，《安徽日报》是党报，《党员生活》是党刊，能在《党员生活》发一篇稿子是很难得的事，是求之不得的光荣。编辑主动约稿，意味着自己的一篇大文章连同自己的名字即将出现在党刊上，自然振奋不已。
那个时期，我与各地组织部的组织科长一样，与《党员生活》有着深厚的情感。一方面，我们是《党员生活》杂志发行队伍中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我们也是向这本杂志供稿的主要力量。每年，杂志社都要组织各地组织科长外出考察采风，这成了组织科明显优越于其他科室的一个方面。那次编辑的主动约稿也是双方良好互动的一个表现。
花园村是明光当时的第一村，没有理由不写这个村。当时，围绕花园村的宣传材料多半是写党员致富典型，写村干部怎样舍小家为大家，写每一个集体企业的发展史，写村级组织生活怎样正常开展，写党费收缴与使用上的经验，写“三会一课”制度的坚持等等，加在一起足有一尺多厚，内容总有零敲碎打的感觉，既不够系统比较零乱，又不着重点不疼不痒，而这些一定不是编辑想要、想约的稿子。
于是，就想着能用一篇成型的文章把花园村全面而深刻地表现出来。调研之后，我和B、D两位同事试着从四个方面来动手，一是写历程，突破此前写得过多的局部；二是写发展，因为土地没有了村子怎么办，别人也没有写过；三是写改革，写这个村是怎样通过改革来重组资源壮大自身，进而找到了动力和方向；四是写启示，将一些“题外话”或一些理念层面的东西表达出来，使文章增添一些深度。
谋划再好，真到动笔时，还是不断地遇到困难，毕竟这是跨度很大的一次驾驭。例如，如何将本来就没搞清楚发展次序的村史条理化，如何在无序的发展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如何用最短的篇幅勾勒出花园村建村以来的历史。难度还在于，如何理解花园村整建制地改为公司，村与董事会、监事会到底应该形成一种怎样的关系，能否运用一些技巧回避一些专业性过强的东西，等等。
这些困难到底还是被克服了，文章得到了李佳的好评，发表在1997年《党员生活》第8期上，发了3000多字。这是我在组织部组织科岗位上比较得意的一篇文章，也是被省委宣传部评为年度好稿子的第一篇文章，获得三等奖，等级不高，却是省级层面，更重要的是，获奖证书中落款的评委会主任是时任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明方。
此后不到一年，真正意义上的花园村就没了，因为土地没有了，农民变成了市民，花园村终究成了一个记忆。但是，《花园村史》负责任地把这篇文章收到了书里，也算是一个很好的纪念吧。于我，每每想到这篇文章，就自然想起了李佳当年的约稿，想起省委领导的签名奖励，想起这篇文章给我带来的相当于我当时全年工资的丰厚稿费和奖金。
32 下岗之后的那些人
记者近日从明光市劳动力市场获悉，截止到9月底，全市已有5200名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喜获新岗位，再就业率达72%。此前，明光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再就业工程一揽子规划，确定年增岗位2000个，全市现有下岗失业人员有望在短期内全部实现再就业。
1998年，中央提出实施再就业工程，正值明光企业改制的艰难时期。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冷静应对，向每个下岗失业人员提供一次就业指导、三条用工信息、一次免费培训，同时筹措资金，建立全市第一家再就业示范基地，全市再就业工作序幕由此拉开。
然而，受传统观念和负面情绪的影响，这项工作一开始，就受到了一些下岗失业人员的抵触。1998年五六月间，明光市有关部门在文化广场连续三次开展了再就业宣传活动，但无人问津。期间，新落成的明光市再就业服务中心也无人光顾。以救济下岗失业人员为己任的再就业服务中心居然也面临着“失业”。
典型最有说服力。曾经令人向往的物资系统最先从计划经济的舞台上退出，之后，多数职工“下海”谋生，其中的一批人在1998年前后已经成了致富的典型。在企业下岗失业人员不断涌现的时候，物资人自然成了一部活教材。明光正是注意运用这些再就业的典型，帮助下岗失业人员转变思想，并逐步消除了怨气，打消了顾虑，提升了勇气，恢复了挑战未来的信心，理解下岗、尊重下岗失业人员的氛围日益浓厚，明光下岗职工走出了由下岗和失业所带来的阵痛，心态逐步趋向了平稳，“社会需要就是岗位，对社会有益就是岗位”逐步成为广大下岗失业人员的共识。
很多原来不被看好的岗位也被“认领”了，一些原来羞于面子而在夜间从事三轮车载客的下岗失业人员也把工作时间调到了白天，占地1.6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38万平方米的明光惠利商城也成了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首选，其全部门面一周之内被抢租抢购一空，明光境内涌现了一批自谋职业、自主创业的先进典型。
傅云，原明光市彩印厂职工。1997年下岗后，她领着10多个下岗姐妹自办一家小型印刷厂，凭借自己的艰苦努力，小企业渐渐长大了。在今年10月份举行的明光彩印厂破产资产拍卖会上，她以263万元、高出起拍价21万元的成交价整体买下了该厂，开始了创业，她自己也成了新闻人物。在接受采访时她说：“263万，意味着原厂390多名失业人员的老有所养问题基本得以解决，也意味着原厂相当数量的失业人员要被资产重组后的彩印厂重新聘用而告别失业。”
黄勇，原明光市服装厂副厂长。企业停产后，他创办了明光市嘉利达制衣有限公司，现有职工180人，其中171人为原厂的下岗人员。
1999年1月，《明光市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暂行办法》适时出台，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如同一颗颗定心丸和兴奋剂，明光出现了一次再就业高峰。更有像姬茂云、魏如斌、姚亚秀等等，他们用足用活政策，由原来的企业普通职工一举成为明光本土知名企业家，为下岗再就业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为扩大成果，明光市委、市政府立足市情，辨形论势，提出了“以发展带动就业，以就业促进发展”的新思路。在深入的理性思考和认真实践之后，明光市委又提出了对明光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三个三”发展战略。城市经济迈好三大步，即运作优势企业、改造传统产业、激活存量资产；农村经济打好三张牌，即发展效益农业、开发矿产资源、实施强镇带动；富民强市做好三件事，即做好招商引资、发展个私经济、治理经济环境。
“三个三”发展战略赢来了令人鼓舞的经济成就，有效地拓宽了明光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平台和通道。三年多来，全市新上规模企业61家，新增就业岗位3000多个，干酵母厂一个企业就解决了200多名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工业企业成了明光再就业的主体。不仅如此，大量下岗失业人员的成功就业，也从更深的层面促进了明光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背后的故事】
明光国有和集体企业变民营之前，一般意义上的改制就一直在推行。然而，无论是企业内部改革，还是以工人凑钱入股方式推进的所谓股份制改革，都是换汤不换药、治标不治本。
以民营化为特征的实质性企业改制始于2003年初。当时，市委、市政府高频使用的与企业改制相关的几个词是：壮士断腕，脱胎换骨，凤凰涅槃。从中可以感知改制的阻力和决心有多大。
阻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思想层面的，民营就是私有，而私有与公有制是相违背的，说到底还是姓“社”与姓“资”的争论。另一方面，来自大量的下岗工人。改制后，他们就业怎么办？养老怎么办？
先看一下为什么要改制。到2002年底，明光市国有集体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高达121%，企业亏损严重，大批企业效益低下，大批工人下岗，很多企业成了空壳，零资产送都送不掉，全市经济形势低迷，改制成了必由之路。
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全市国有集体企业全部变成民营，包括明光酒厂。当然，事情决非说的这样轻松，这期间，大量上访一度让政府焦头烂额，企业工人封政府大门也不鲜见，但最终，政府实施了兜底，企业员工全部参加了养老保险，有能力的实现了再就业。
有人说，企业改制是国有资产最后一桶金，敢淘的都发了财，明光一夜之间诞生了数十上百位民营企业家。
正如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房地产慢慢变热却没有几个人敢试水房地产一样，国有集体企业火热变卖的那两年，我们更多的人都是看客。有人设想过，如果更多的人愿意买下当年的那些烂摊子，会不会也能成为民营企业家？设想无效，而且答案也是否定的，毕竟，让一个企业起死回生不是人人都能做的事，用一句俗话来说就是，什么人吃什么饭那基本上是注定的，有些财只能是别人发，更多的人只能看别人发。
历史地看，企业改制解决了稳定与发展上的问题，是一件大事。如果不是改制，那大批工人还在国有集体的体制下拿着一千“大毛”苦苦度日，明光又哪里能产生这么多的企业家？在这里，不得不佩服物资部门的那些员工，他们最早退出国有舞台，最先在市场海洋里抢得先机。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改制改变的是一代又一代人的人生际遇。
同理，现在有一些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他们的境遇与当年的国有集体企业职工何其相似？于是，那么多有志之士迈开双腿，成为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不能不说，他们这是从国有集体企业的改制中汲取了营养和启示，进而成就了自己，让人生出彩。
改制中的花絮很多，文章中提到的傅云在决定参加竞拍前，意识到竞争的惨烈，决心将牌子举到底，于是找到了我太太，说这次竞拍可能会有严重的后果，如果她撑不下去，孩子就托付给我们了。当然，她如今成了知名企业家，一切都好了起来，但想到当时的情景还是百感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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