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喜堂评《永远的红树林》

    近读何建明的《永远的红树林》，引起我思想和情感共鸣的，主要不是作者笔下主人公梁言顺的“个人形象”，而是对这位年轻学者的理论探索及其研究成果《低代价经济增长论》的评介。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包括诸多经济学权威在内的我国经济界，都把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或者说把提高GDP视为发展内涵和衡量标准。诚然，作为目前世界通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GDP统计无疑有它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但这种核算法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往往见“物”不见人，且不计“代价”，等等。事实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经济增长，都必然伴随着种种资源的消耗，抑或产生着对环境乃至社会的影响。当然，指出这一事实不是不要经济增长，而是要廓清增长的目的是什么，并尽可能降低代价取得增长。如果以资源浪费和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高增长、GDP水涨船高大出风头，但人的生活质量却因此下降，甚至由于污染严重而无法生存，成为环境难民，则这种高增长自是得不偿失了。何况，付出如此昂贵代价的高增长，其利益所得者往往不过是少数人，大多数人虽承受代价却不曾受益，由此形成的社会分配不公及贫富差距，其实也是一种潜伏着的不稳定因素。

    10年前，面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背后付出的种种沉重代价，一个叫梁言顺的年轻博士生坐不住了，开始了他的低成本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他在研究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发现，那些西方经济学家的经典之作，在剖析经济增长理论时都有意无意地遵循了这样两个假定：一、凡是产出的都是有益的，即都计入收益；二、生产除了消耗成本外，不付出任何代价。这就是说，要素投入效果都是正向的。梁言顺对这种理论的前提假定不以为然。他认为要素投入效果实际上具有二重性，并非单向的。“它们既能增加物质财富，促进经济增长，又会产生负面效应，如浪费资源，破坏生态环境，造成大量的不良品，人为事故以及诸多社会问题，等等。”然而，对这种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缺陷，国内一些权威人士却为其辩解道：“资源、生态、环境等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济增长理论不应该涉及这些问题。”言下之意，倒是梁言顺这个无名小子无知和多事了。梁言顺却坚信“人类追求的应该是扣除了代价以后的纯净的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与减少代价具有同等重要的经济学含义”。他认为将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人为地割裂开来既无道理，亦是违反经济学规律的。

    后来，梁言顺关于要素投入效果的二重性，及其产生相应代价的思想，被西方经济学界认同。他亦成为发现西方经济学理论这一缺陷的第一人。事实上，经济增长的代价问题已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且造成全球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严重的国家首先是那些发达国家（如仅占全球5%人口的美国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了全世界的24%；日本一家著名企业每年要从利润中拿出近三成的钱，支付受污染的当地居民损失费）。中国的情况也不乐观。研究愈深入，梁言顺的信心和热情愈高。他利用供职于中共中央党校的便利条件，广泛搜集国内第一手资料，并实地考察了一些“重灾区”，终于在1997年完成了他的《低代价经济增长论》。这部被一些专家称为“具有开创性”的学术著作，199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积极回应。比较而言，国外的重视程度和评价似乎更高些。或许，在当时GDP正热的国内，此书有点“不合时宜”。

    时间证实了这位年轻经济学博士的学术胆识及其理论探索是对的。2004年，梁言顺和他的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亦进入中央和地方高层领导的视野，对形成由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我国科学发展观、更好地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作出了积极贡献。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的话来说，梁言顺的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其意义不仅在中国，对世界经济学界也是个重大贡献。同时，梁言顺的理论探索及成果，亦启示国内学术界：理论创新需从实际出发，耐得住寂寞，不怕付出代价，始终信念坚定，才可能有所收获。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经济学理论指导，更需要一批像梁言顺这样的求真务实，大胆创新，勇于在理论生土上插上第一犁者。这也是何建明创作这篇报告文学的初衷所在。

    （2007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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