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术

    造纸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迄今已有2200年的历史。很早以前，人们在甲骨、金石、简册、木牍、缣帛上书写文字，因简牍笨重，缣帛昂贵而不易普及。考古工作者曾在西安灞桥西汉古墓中发现了一叠古纸，叫做灞桥纸。由此说明汉初我国已用麻、苎造纸，但质地粗糙，只宜用于包裹。甘肃居延金关西汉烽塞遗址发现的麻纸片，质薄匀细，已经可以书写。大约两汉之际，已用纸来写经。《后汉书·贾逵传》已提到“纸经传”。当时造纸用的原料少，成本高，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

    怎样发明一种原料来源广泛、价格又便宜的纸呢？东汉和帝时候，管理宫廷用品的尚方令（官名）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终于制成了质地坚韧、造价便宜的优质纸。

    蔡伦是东汉桂阳（今湖南郴县）人，他从小到皇宫去当宦官。在他做尚方令期间，因为监督制造宝剑和其他器械，经常和工匠们接触，于是就和他们一起研究改进造纸方法，用树皮、麻头、破布、废渔网为原料造纸。他把这些原料铡碎，放在水里浸渍相当时间，再捣烂成浆状物，薄薄地摊在细帘子上，干燥后，帘子上的薄片就变成纸张了。这种纸体轻质薄，原料好找，价钱便宜，可以大量生产，受到人们的欢迎。东汉元兴六年（公元105年），蔡伦把这个重大的成就报告朝廷，东汉和帝通令全国。从此，他的造纸术很快在全国推广开来。因为蔡伦曾经当过“龙亭侯”，人们便把他发明的纸叫“蔡侯纸”。

    蔡伦死后80年的东汉末年，一位叫左伯的造纸能手将蔡伦的造纸术又加以改进，造出一种厚薄均匀、色彩鲜明的纸，人们称为“左伯纸”。西晋时，我国的南方盛行藤纸，尤其是剡溪的“剡藤”更驰名官方。六朝时使用帘床捞纸，并用黄檗染潢、雌黄治书，以防蛀蠹。唐代麻纸产量日增，扬州六合纸“入水不濡”。剡溪古藤已供不应求，至中唐，逐渐被竹、檀、秸、藁所取代。北宋初年，江苏、浙江、福建均以嫩竹造纸，剡溪“姚黄”、“学士”、“邵公”3种纸，为竹纸中的精品。以后，南方竹纸，“闽省独专其盛”。随着造纸中加矾、加胶、涂粉、洒金、染色技术的不断提高，纸的品种日益增多。仅唐代就有益州黄白麻纸、两浙案纸、蒲州细白麻纸、宣州玉版檀纸等名纸，以及十色笺、五色金花绫纸、水纹纸、糊窗纸锡箔纸等各种色纸。尤其是玄宗时萧诚造的斑石纹纸和宪宗时薛涛造的深红小彩笺闻名天下。宋代崛起的楮桑皮纸和自古就有的麻纸，至今仍为高级纸品。印钞票用的就是麻纸。

    我国的造纸术大约在公元7世纪首先传到越南和朝鲜，公元751年传到阿拉伯国家。12世纪中叶又从阿拉伯传到西班牙，17世纪末传到美洲大陆，最后传遍全世界。由于造纸技术的发明，大大提高了传播文化的速度和规模，促进了各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这也是我国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印刷术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掌握印刷术的国家。据记载，最早的印刷术，是隋唐之际发明的刻版印刷术。刻版印刷是用手工刻出阳文反字，涂上黑墨，复印在纸上。这种方法比手抄书籍效率提高若干倍。

    刻版印刷术发明后，在今四川和长江中下游，已有书商印售历书、诗歌、小学字书及阴阳迷信书等。12世纪初，浙江、福建、山西等地的书坊刻书业已发达起来。官府刻书最早始于10世纪初，历代专职刻书的机构一般属国子监。印刷技术形式有写刻、朱墨印、几色套印等。我国的刻版印刷早于欧洲800年。刻版印刷的发明和刻体图书的流通，对当时的文化传播和保存祖国文化起到了极大作用。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浙江杭州一位刻字印刷工人毕昇，经过刻苦钻研，反复实践，终于创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套胶泥活字印刷技术。他在制成方块的胶泥上刻上反字，一字一枚，然后放进土窑里用火烧硬，再按字韵顺序排列在专用盒子里。印书时按稿把一个个活字捡排在铁框中。而铁框底部撤有松香、蜂蜡、纸灰等带有黏性的混合物。将排好字的铁框拿到火上加热、压平，再经冷却，便成了版型。在版型上涂上墨，就可以印刷了。印完后，将版型在火上略加烘烤，即可取出单字，供重复排版使用。为了加快印刷速度，毕昇还采用两套制版设备，即一版在印，另一版又在排字了。两版交替进行，每版可印千次以上，速度快，质量好。印版中发现错字，可随时更换，这样，省时、省工、省料。毕昇发明活字印刷的消息，轰动了当时的印刷业。前来参观的人从早到晚络绎不绝，一致称赞。不久，活字印刷术在国内广泛使用。这种胶泥活字印刷的原理，与现在的铅字排印原理基本一致，也是现代铅字印刷的前身。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对毕昇的活字印刷术评价极高，不但在他的名著《梦溪笔谈》中作了详细记载，而且还精心保存了毕昇所创造的胶泥活字。

    元代著名农学家王祯在毕昇胶泥活字的基础上，成功地创制了木活字印刷技术。他先在整块木板上刻字，然后按字体大小锯成统一规格的方块，在木框内排字，活字与活字之间的空隙用竹片塞紧，便可印刷。这“巧便之法”克服了“难予使墨，率多印坏，所以不能久行”的胶泥活字的缺点。王祯第一次用木活字试印了一部自编的6万多字的书《旌德县志》，印装100部，前后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当时，这可是惊人的成就！后来，他为了提高排字效率，又发明了“转轮排字盘”。用轻质木料做成大轮盘，直径约7尺，轮轴高约3尺，轮盘装在轮轴上可以自由转动；把木活字按字韵分别放入盘内一个个格子里。排字工匠可转轮找字，“以字就人”，按韵取字，不必来回走动。这些发明，在他所著的《造活字印书法》一书里都有详细叙述。这部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系统叙述印刷术的重要文献。由于木活字印刷优点很多，所以很快流传开来了。它不仅有汉字，也有少数民族文字。清朝年间，人们在甘肃敦煌石窟中曾发现许多14世纪的木活字，上面刻的就是古维吾尔族文。可惜，这些珍贵的古代木活字，大部分被帝国主义分子盗走了。

    《西夏文佛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它印制于14世纪初，是解放后在宁夏发现的。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用木活字印刷的书，是1773年印刷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计2300多卷，它所用的木活字全部用枣木刻成。

    我国的活字印刷技术大约于8世纪传入朝鲜，后来又东渡大海传入日本，不久又传入越南、菲律宾。西边，则沿着丝绸之路通过伊朗传到埃及等阿拉伯国家，13世纪传入意大利，14世纪传入德国，15世纪传入英国，16世纪传入俄国和墨西哥，18世纪传入美国、加拿大，传入大洋洲时已是19世纪了。至此，我国的印刷术传遍全世界。

    公元1456年德国人谷腾里用活字印成《圣经》，是欧洲使用活字印刷的第一个人，但比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年代晚了400年。我国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与造纸、指南针、火药，被誉为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马克思说：“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大杠杆。”

    指南针

    指南针和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是举世闻名的我国古代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的伟大贡献。指南针是一种指示方位的简单仪器。它的主要结构，是由一根能灵活转动的磁针和一标有方位的刻度盘构成。磁针在地磁的作用下，能保持在磁子午线平面内，利用这一性能，可以辨别方向。

    我们的古人最早发现磁石及其吸铁性，进而发现了磁石的指极性，于是把天然磁铁琢成勺形，叫做“司南”。这出现于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最早记载见于《韩非子·有度》。在应用“司南”的基础上，人们发现用磁石沿一个方向多次摩擦过的钢针等物也有指南特性，于是发明了指南针。宋初还出现过“指南鱼”，是浮在水面上的一种指南器具。1086年，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记载，当时有4种不同装置的针形指南针，即水浮法、缕悬法、指甲法和碗唇法。此时已能制造人工磁体。《梦溪补笔谈·药议》载有：“以磁石磨针锋，则锐处常指南。”11世纪末，我国便开始在航海上使用了指南针。宋人朱或曾记述了1099—1102年间，在海船上使用指南针的经过。1123年，徐兢到朝鲜去，回国后描述这次航海过程说，白天靠太阳定方位，晚上在海洋中不可停留，注意看星斗而前进，如果天黑可用指南浮针，来决定南北方向。1274年，南宋吴自牧所著《梦粱录》中记载：“风雨冥晦时，唯凭针盘而行。”南宋时，把磁针与分方位的仪器组装成一个整体，这种新仪器叫针盘，或叫地螺（罗），也有叫子午盘、定盘针、经盘、罗盘的。元代还造成立针式指南工具——指南龟、指南鱼。张燮的《东西洋考·舟师考》记载，明代海上航行，“独恃指南针为导引，或单用，或指两间，凭其所向，荡舟以行。”

    早在公元前3世纪，我国就有了关于磁针的文献记录。我国的指南针，大约12世纪传到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大大地促进了世界航海事业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

    火药

    我国现在看到的第一部记载火药配方的书，约成书于八九世纪。书中说“以硫磺、雄黄合硝石，并密烧之”，会发生“焰起，烧手面及火尽屋舍”的现象。这里的“密”应该是蜂蜜的“蜜”，蜜加热能变成炭。硫磺、硝石与炭混合，这就是火药的配方。

    火药的发明是人们长期炼丹实践的结果，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

    炼丹术中很重要的一种方法就是“火法炼丹”。它直接与火药的发明有关系。所谓“火法炼丹”大约是一种无水的加热方法，晋代葛洪在《抱朴子》中对火法有所记载，火法大致包括：煅（长时间高温加热）、炼（干燥物质的加热）、灸（局部烘烤）、熔（熔化）、抽（蒸馏）、飞（又叫升，就是升华）、优（加热使物质变性）。这些方法都是最基本的化学方法，这也是炼丹术这种愚昧的职业能够产生发明的基础。炼丹家的虔诚和寻找长生不老之药的挫折，使得炼丹家不得不反复实验和寻找新的方法。这样就为火药的发明创造了条件。

    炼丹家对于硫磺、砒霜等具有猛毒的金石药，在使用之前，常用烧灼的办法“伏”一下，“伏”是降伏的意思。使毒性失去或减低，这种手续称为“伏火”。

    火药不能解决长生不老的问题，又容易着火，炼丹家对他并不感兴趣。火药的配方由炼丹家转到军事家手里，就成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

    不过，火药的最初使用并非在军事上，而是在宋代诸军马戏的杂技演出，以及木偶戏中的烟火杂技。宋代演出“抱锣”、“硬鬼”、“哑艺剧”等杂技节目，都运用刚刚兴起的火药制品“爆仗”和“吐火”等，以制造神秘气氛。宋人同时也以火药表演幻术，如喷出烟火云雾以遁人、变物等，以收神奇迷离的效果。

    约在12世纪，火药首先传入阿拉伯国家，然后传到希腊和欧洲乃至世界各地。对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对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美法各国直到14世纪中叶，才有应用火药和火器的记载。

    圭表与日晷

    圭表，也称土圭，是我国一种古老的天文仪器，用它来测量日影的长度。它包括圭和表两部分。表是直立的标竿，圭是在表下端南北方向放置的水平尺，多为铜或石制造。它的创制确切年代已不可考，可能在商朝就已经有了。

    圭平卧而表立在圭的南端，二者互相垂直，组成简单的天文仪器。古人用它测量太阳。当太阳在最北面而位置最高的时候，表的影子最短，这时侯就是夏至；当太阳在最南面而位置最低的时候，表的影子最长，这时候就是冬至。因此，测量相邻两次日影最长或最短之间所经历的时间，即可推算一年的日数，以定回归年的长度，并且用它来推定24节气。春秋时代已经使用。战国时期以前古人已懂得使用铅垂来校正表的垂直，使它观测准确。

    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对古代圭作了重大改进，进一步提高了测量的精度。

    日晷，又称日规。它是我国古代测定太阳时的仪器，起源于圭表。远在春秋时期，古人已用这种方法测定时刻。

    日晷日晷由一根表（晷针）和刻有时刻线的晷面组成。按照晷面安置的方向，可分为：地平日晷、赤道日晷、立晷（晷面平行卯酉面）、斜晷（晷面置于任何其他方向）等。如把晷面制成半球形，晷针顶点在球心，就是球面日晷。如果在晷面上按当地的地理纬度和节气刻制节气晷线，从表影的方向和尖端的位置可以测定节气的时刻，这是节气日晷。

    我国日晷的早期发展情况还不清楚。目前第一个明确可靠的日晷记载是《隋书·天文志》所载开皇十四年（594年）麟州司马袁充发明的短影平仪，是一种地平日晷。南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2记载他的族人曾瞻民（字南仲），发明了“晷影图”所说的结构和后世的赤道日晷基本相同，但晷面是木制的。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创制的仰仪，兼有球面日晷的作用。明末天启年间（1621—1627年）陆仲玉著《日月星晷式》，介绍了各种日晷的制法，并涉及测星、月用的星晷和月晷。

    世界上第一架地震仪

    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大厅里，许多国内外的参观者都被世界上第一架地震仪的复原模型所吸引。人们不觉惊叹古代中国人的聪明智慧。

    这架地震仪的发明者是我国东汉著名天文学家，南阳郡西鄂（今河南省南召县南）人张衡。他精通天文历算，曾两度担任执管天文的太史令。他在公元132年发明的世界上第一架测定地震方位曲地动仪，比国外类似仪器早1000多年。

    张衡发明的地震仪复原图

    这架地震仪用青铜制造的，圆径8尺，形状像个大酒樽。上面有个盖子，内部有一个中枢机械“都柱”。柱旁通着8条道，每条道上有发动机关，周围铸有8条龙。龙嘴里各含一个小锕球，对着东、西、南、北和东南、东北、西南、西北8个方位。在地上，对准龙嘴蹲着8个铜蛤蟆，昂着头，张着嘴巴。哪个方向如果发生了地震，仪器上对着这个方向的龙嘴就会张开，嘴里的铜球就落到蛤蟆嘴里发出响亮的声音，报告震源的方向。这是因为，在平时，地震仪平稳地放着，都柱也垂直竖立在仪器的中央。但因为都柱上粗下细，重心高，支面小，像个倒立的不倒翁，这样就极容易受震动而倾倒。譬如东方发生地震，东面的地壳自然发生波动，震波影响都柱，都柱自然倒向震动方向。沉重的都柱向东倒下后，于是推动了东方的横杆，横杆推开含有铜球的东面的龙嘴，于是龙嘴吐出了铜球。

    有一次，位于仪器西方的龙嘴里的铜球“当啷”一声落到了蛤蟆嘴里。但洛阳并没有地震的征兆和感觉，有些人便议论纷纷，乘机讥笑说，张衡发明的地震仪并不科学。没想到过了几天，从西北来人飞报消息，说是距洛阳1000多里的兰州、临洗、陇西一带的陇西郡，发生了地震，大家这才信服了地震仪，赞叹它果真如此灵敏准确，从此，“铜龙报警”这个故事便在朝野上下和广大群众中广泛流传开来。

    张衡为人正直、治学严谨，是我国科学文化史上一位多才多艺的科学家。他还研究制造成观测风向的候风仪，并曾制造出一种能飞的“木雕”等精巧机械，对天文、地理、数学、哲学都很有研究。他经过长期观察计算出，人们在一个地方看到的星座，共有2500多颗，这和现今天文学家的统计基本一致。他绘制的一幅地形图曾流传了好几百年。他还是东汉有名的文学家，著有《两京赋》，他又是东汉六大画家之一。

    僧一行和子午线

    我国唐朝的僧一行是世界上最早测量子午线的天文学家。

    僧一行（公元673—727年），未出家前姓张，名遂，世称一行阿阁梨，巨鹿（今属河北）人。他是唐朝初年襄州都督、郯国公张公谨的孙子。他从小热爱学习，博览群书，尤其喜欢研究天文和历法。青年时期，他更加不畏艰苦，勤奋好学。21岁时，他跟从荆州景禅师出家为僧，不久又跟从嵩山普寂学禅。后来，他还跟从善无畏、金刚智学密法。

    僧一行精通佛学、历法、数学和天文。唐开元（公元713—741年）中，唐玄宗招聘学者、名流进京。他随族叔、礼部郎中张恰被召入长安。从此，他埋头天象观测和历法改革，直至终生。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一行奉命修成《大衍历》，这在当时是较先进的。在数学上，他发明了不等式间距二次差内插法公式，并著有《大日经疏》20卷和《摄调伏藏》。

    他还与梁令赞一道制成浑天铜仪（古代测定天体球面坐标的仪器），以及黄道游仪，用以重新测定150颗恒星的位置。他发现自己测量的恒星赤道（天球赤道，它是地球赤道面和天球相交的大圆圈）坐标和对黄道（地球公转轨道平面和天球相交的大圆圈）的相对位置中得出来的数据，与前代天文学上测量的数据相比，差异很大，而且黄道上的位置也不同。由此，僧一行推断，恒星并非静止，也在运动。

    公元1718年，英国的天文学家哈雷根据测量恒星的黄道度数与古希腊时代不同，也提出恒星运动的观点。但是，这比一行的发现晚了近1000年。

    僧一行在天文学上最大贡献，在于他最早测量了子午线（通过地面某点连接南北极的假想线）的长度。

    唐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在僧一行的倡议和领导下，同太史监（唐掌天文历法的官员）南宫说合作，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天文测量活动。测量内容包括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正午时八尺之竿的日影长度、北极高度和昼夜的长短等。测量点多达13处。北起铁勒（今内蒙北），南达林邑（今越南中部）。重点测量了滑州（今河南滑县）、浚仪（今开封）、扶沟和上蔡这4个地点的北极高度和日影长度，还测量了这4个地点之间的距离。其结果为，从滑州到上蔡，北极高度差1度半，南北距离为526里270步（唐以300步为一里），夏至日影长相差2寸多。计算结果为，北极高度相差1度，南北两地相隔350里80步，合现在151.07千米。这个结果虽不十分精确，但在方法上是一个极大进步，也是世界上首次如此大规模进行测量子午线工作。

    国外最早测量子午线的是阿拉伯天文学家阿尔·花刺子模等人。他们于公元814年在美索不达米亚进行了测量子午线的工作，比我国晚了近90年。

    僧一行以其举世瞩目的成就，被公认为世界古代著名科学家。

    针灸术

    针灸是针法和灸法的总称。针法是用各种特制针具，施行一定的刺激方法作用于经络穴位，灸法主要是用艾绒等物薰灼经络穴位以防治疾病。

    上古时，人们以草熏体表，以砭石或荆棘、骨针等刺激人体，是最早的针灸术。《淮南·务修训》记载有“庖牺（伏羲）制九针”。“所谓九针，为镌、网、鍉、锋、铍、圆利、毫、长、大针”，除用于外科、按摩外，也有用于针灸者。针灸针主要内容是通晓经络，选取穴位，控制深度与针灸时间等。

    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帛书中，有先秦的《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书中记载有齿脉、耳脉、肩脉等，可知扁鹊用针灸等法治虢太子尸蹷时，医家已善用针灸术。书中还专门记述了用灸法治疗各种疼痛，各部位痉挛、烦心、恶寒等多样病症。战国时代的医书《黄帝内经》中多方面记述了针灸的适应症，并论述了各种脏腑疾病的针灸疗法。目前所知最早的金针实物是河北满城出土的西汉金针。

    医籍中的《灵枢经》奠定了针灸的理论基础。东汉末皇甫谧编著了一部《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它是以古代的《针经》（后世认为即《灵枢经》）、《素问》、《明堂孔穴针灸治要》3部书汇集整理而成的。全书总共12卷，128篇，是皇甫谧对针灸古书“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的辛勤劳动的结晶。书中详细地记载了全身649个经穴的部位和主治疾病、针刺分寸、艾灸壮数，并提出了较为科学的针灸操作方法和禁忌等，是一部系统地总结前人用针灸治病的临床经验的著作。唐代孙思邈、王焘绘制的彩色针灸挂图有重要学术价值。宋元太医设有针灸科。天圣间（1023—1032年）王惟一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统一周身651个穴位，并设计监制两具铜人以测试考生。元末滑寿的《十四经发挥》成为日本针灸取穴的依据。明代杨继洲的《针灸大成》汇收古籍、家传，为针灸学的重要文献。

    针灸术简易、方便、应用范围广，对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等各种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显著的、迅速的疗效，没有或很少有副作用。

    针灸术不仅对我国医疗事业有很大影响，而早在秦汉时期就已传到朝鲜、日本、东南亚和中亚地区。宋元以后，随着海路航运事业的发展，针灸术也被介绍到欧洲一些国家去造福人类。

    1958年，我国的医务工作者在继承古代针灸术的基础上。用针刺麻醉代替药物麻醉施行外科手术获得成功，这引起国内外医务界的极大兴趣。针刺麻醉是以针刺穴位，使病人能在清醒状态下接受手术的一种局部麻醉方法。它不用麻醉药，病人神态清醒，能主动配合，生理干扰少，术后恢复快，尤其适用于不宜进行药物麻醉的病人。针刺麻醉安全、简便、经济、有效、没有痛苦，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

    中国最早发明人痘接种法

    今天，每一个新生的婴儿都要种牛痘，以预防“天花”。1979年10月21日，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最后一名天花患者在索马里南部已被治愈，天花从此在地球上绝迹，这是人类第一次征服一种烈性传染病的光辉成绩。战胜天花要归功于牛痘预防接种，正是预防接种免使人们感染天花。在发明接种牛痘之前，人们首先发明了人痘接种技术，该项技术是我国古人对世界医学做出的重要贡献。

    我国自古就有以毒攻毒的治疗方法。例如晋代的葛洪记述“疗狂犬咬方，仍杀所咬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隋朝巢元方谈到治恙虫的医方，即杀恙螨制散而服。种痘也是这个道理。

    天花这种传染病，大约是在汉代的时候由俘虏传入我国，所以也叫“虏疮”，后又称豆疮、疱疮、登豆疮、天行斑疮等。明代以前，对这种病一直没有有效的防治方法。关于天花的流行，葛洪的《肘后方》已有记载，唐宋记载更多。自宋以后，已有人不满足于疗效不佳的医法，开始探索预防天花的方法。种痘法至迟发明于明朝隆庆年间（公元1567—1572年）（清俞茂鲲《痘科金镜赋集解》）。至于具体的方法，在张璐的《医通》（公元1695年）中记有痘衣、痘浆、旱苗等法，并指出种痘法的推广是“始自江右（宁国太平县），达于燕齐，近者遍行南北”。

    古代痘衣法是把天花患者的衬衣，留给被接种人穿用，使受感染。痘浆法是用蘸有疮浆的棉花塞入被接种人的鼻孔里，使受感染。旱苗法是将痘痂阴干研细，用小管吹入被接种儿童的鼻孔里。也有先用水把痘痂干粉调匀后使用，称为水苗法。早苗法和水苗法都是用痘痂作为痘苗，虽然方法上比痘衣法和痘浆法有改进，但仍有一定危险性。

    清代朱奕梁在他的《种痘心法》中记述一种经过接种多次的痘痴作疫苗，“其苗传种愈久，则药力之提拔愈清，人工之选炼愈熟，火毒汰尽，精气独存，所以万全而无害也”。这种对人痘苗的选育方法，完全符合现代制备疫苗的科学原理。

    我国发明人痘接种法之后，很快传播到世界各地。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俄国首先派入“至中国学痘医”（俞正燮《癸巳存稿》），不久又从俄国传入土耳其。1717年英国驻土耳其大使蒙塔古夫人在君士坦丁堡学得种痘法，随即传入英国和欧洲各地。18世纪中叶，人痘接种法已传遍欧洲大陆。

    1796年英国人琴纳发明牛痘接种法，1806年由葡萄牙商人传入我国。因为牛痘法更加安全，从而逐渐取代了人痘接种法。

    中医悬壶

    我国古时候，人们的伤病都用中药来治疗。不知你注意过没有，中药常常与葫芦有关。有句俗话叫“不知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看来，药是装在葫芦里的。连古典神话小说《西游记》中，太上老君炼的仙丹都是装在葫芦里呢。

    传说，很久以前，发生过一场大瘟疫。有一个集镇死了很多的人。这种病没有办法医治，得了病的人都绝望地等待死神降临。有一天，镇上来了一个神奇的老翁。他在集上开设了一间药店，门前悬挂着一个药葫芦，专门治这种瘟病。来这看病的人，吃了老翁从药葫芦里倒出来的一粒药丸以后，病就好了。可是这个老翁十分奇怪，每到集市罢集时，他跳入药葫芦里就不见了。这样，尽管老翁治好了许多人，可是人们始终不知他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后来，人们用“不知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这句话，来比喻对某种事物不知其中的隐秘。

    这个传说出现以后，各地中医和中药店门前都要悬挂个药葫芦作为标志，人们称为“悬壶”。虽然现在中药店门前已不再挂“悬壶”，但是这个神奇的传说却流传了下来。

    孙思邈与《千金方》

    孙思邈是隋唐时期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他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医药学家。他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毕生钻研医学的精神，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传颂。

    他自幼体弱多病，因家境贫穷，没钱医治，险些夭折。多亏遇到了一位采药人，经抢救才得活命。饱尝疾病之苦和求医之难的孙思邈立志学医，为穷苦人治病解痛。他读了几年经史典籍后，就拜师学医。他孜孜不倦地攻读医书，习医治病，长进很快。由于他博览群书，青年时期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善庄、老及百家之说”的学者。隋文帝杨坚曾召他为“国子博士”，唐太宗李世民给他“授以爵位”，唐高宗李治拜他为“谏议大夫”，孙思邈全“固辞不受”。他这种不慕名利、拒官从医的高贵品格，深为人们所敬重。

    孙思邈医虎图

    孙思邈治病，在针药治疗的同时，很注意精神治疗。《新唐书》记载，孙思邈给当时的大文学家卢照邻治疗“恶疾”时，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指出：“形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鼓励他与疾病作斗争。卢照邻终于被劝慰所感动，消除了忧郁，很快恢复了健康。

    孙思邈在行医过程中，勤于实践，勇于创新。一次，他遇到生命垂危的闭尿病人，急中生智，大胆地试用葱叶插入病人尿道，导尿成功。用葱叶导尿是世界上最早的导尿术，它比1860年法国医生拿力敦发明的用橡皮管导尿要早1000多年。

    还有一次，他为人治腿疼病，用古书所记穴位针灸，全没有疗效，孙思邈不因循守旧，勇敢地反复钻研、实践，终于找到了正确的穴位，使病人发出了“阿”、“是”的反应声，从而治好了这人的腿疼病。以后人们便把这种取穴和方法称为“阿是穴”。

    公元652年，孙思邈认真总结了唐代以前的医药理论、临床经验，并根据自己多年的医疗实践，写成了一部30卷的《备急千金要方》。这是我国最早的医学分类专著。全书广泛收集前代名家方书及民间验方，尤其重视儿童和妇女疾病的诊治，首先提出设立儿科和妇科，并把它列在卷首。他还首先记载了脚气病的正确治疗和预防方法。欧洲人第一次论述脚气瘸是1642年，比他晚了1000年。在内科、外科等疾病的诊断、预防以及主治方药、食物营养、针灸等方面论述十分详尽。这部专著以脏腑、寒热、虚实分类、列证治232门，记载了5300多个药方。他首创复方，提出一方治多病，或多方治一病的方法。以后孙思邈又用30年的时间写成《备急千金要方》续篇30卷，取名《千金翼方》。开头为药录，辑录药物800多种，详论其性味、主治等，其中有些是以前没有收录的新药和外来药。他还对200多种药物的采集和炮制作了专门记述。他还绘制了3幅大型彩色针灸挂图，分别把人体正面、背面和侧面的12经脉用五色绘出，把奇经八脉用绿色绘出。后人经常把这两部内容十分丰富的医药文献合称为《千金方》。

    孙思邈也是我国古代著名长寿人。当他百岁时，“犹视听不衰，神采甚茂”。魏征主修南北朝史时，曾多次走访孙思邈，他“口以传授，有如目睹”。孙思邈对我国药物学、医学有杰出的贡献，赢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后世尊他为“药王”。到了明代，人们把他所著的药书，刻于五通碑石上，立于陕西耀县东部的磬玉山上。这五通碑石，镌刻药方数万余字，至今保存完好，成为举世罕见的药方石刻。孙思邈当年生活和采药的磬玉山遂改称为“药王山”。

    《本草纲目》

    “本草”，是中药药物的总称。汉有《神农本草经》，后有《唐本草》。《新修本草》，是唐显庆二年，苏敬、长孙无忌等人奉诏所撰，为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宋代又修《开宝本草》等书。明代李时珍（公元1518—1593年）编写的《本草纲目》，在我国医学宝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它是一部闻名中外影响深远的药学巨著。

    李时珍，湖北蕲州（今湖北蕲春县）人，出生在一个世代行医的家庭里。在封建时代，“十医九丐”，社会地位很低，被人们看不起。所以，父亲很希望李时珍能读书做官，光宗耀祖，但李时珍从小跟父亲学了许多医药知识，爱上医学，经再三请求后跟父亲正式看病行医。李时珍从小就喜欢到大自然中去采集各种植物、动物的标本，并注意到其中一些药物的疗效。他还读了不少医书，凡是能找到的都认真钻研。不久，他被推荐到京城的太医院工作，使他有机会读到更多医药方面的著作。他发现古人著的“本草”有很多错漏，有时把一种药物误为两种，有时又把两种药物混为一谈。如果据此用药，就会发生重大医疗事故。例如防葵和狼毒、黄精和勾吻，药书上就把它弄混了。狼毒、勾吻全是毒性很大的药，把它当做补药用，就会害死人。又如古书上说，大豆能解毒。他让小狗吃了毒物，然后用大豆解毒，结果小狗还是死了。后来他试验，发现大豆加上甘草，解毒效力才显出来。因此，他下定决心，要把古代的《本草》全面加以整理，编一本新《本草》出来。

    李时珍采药图

    于是，他离开了太医院，一面行医，一面读书作笔记。到35岁时，他已读了800多种药书，摘记的笔记有几百万字，能装几个柜子。有一次，李时珍见书上说，白花蛇皮下有24块斜方形的花纹。为了证明真假，他一个人爬上山，抓了一只白花蛇，果然肚皮下有24块斜方形花纹。这事更启发他要在实践中增长才干，为重修《本草》准备更科学的物质条件。

    他带着行医中的问题，背着行囊，离开家乡。为了找寻药物标本，辨证真伪，他不怕山高路远，不避严寒酷暑，走遍了河南、河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的山山水水，虚心向劳动人民请教，拜他们为师。向渔民、猎人、樵夫、农民、游医学习水生植物、鸟类野兽、树林百草、五谷杂粮、民间验方等知识。

    1578年，李时珍已经61岁了。从34岁到61岁，他经过整整27年的艰苦劳动，看了近千种书，走了上万里路，听取了千万人的意见，结合自己的亲身实践终于写成了《本草纲目》。全书共190万字，52卷，16部，62类。其中植物1195种，动物340种，矿石357种。共搜集药物1892味。此外，书前附有药物图1110幅，每味药后附有用法和方剂，典载了11096个药方。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综核究竟，直窥渊海”，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古代医学的丰富经验。它“振纲分耳，纲目分明，博而不繁，详而有要”，使人看了一目了然。

    民间工艺三朵花

    我国民间工艺美术历史悠久，技艺高超。窗花、团花、烙花是我国工艺美术花坛中的三朵花。

    窗花，是民间剪纸艺术的一个品种。它具有简洁、明快、朴实和装饰等特点。窗花是我国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历来年节和喜庆的日子里，许多人家的门窗内外，都贴上窗花、吊钱儿，以增加节日气氛。窗花来自民间，出自劳动人民自己的手，是反映自己的生活的艺术创作，表达了劳动人民追求幸福、和平的美好愿望、朴实的情感。人们把象征吉祥、富足的各种动物、花卉形象逼真地剪好，贴在窗户上，如“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喜鹊登枝”等。窗花，现已成为一种特定的装饰艺术品。

    团花，也叫球花，是单独纹样的一种。它是将选取的写生素材组成圆形纹样，有作四周放射状的，有作旋转环绕状的。在古代的青铜器上，以及瓷器、陶器、印花被单、床罩或花布上，都有不少的团花装饰，为人们所喜爱。

    烙花，也叫烫花，是我国民间工艺品之一。用烧热的铁扦在扇骨、梳篦、葵扇或木制、竹制家具上烫出各种人物、走兽、山水、花鸟等纹样。河南省南阳出产的烙花工艺品闻名国内外。

    内画壶

    用一根约20厘米长的竹签，顶端削尖弯成钩状，或绑上狼毫，蘸上颜色，伸进鼻烟壶内，在磨砂内壁上绘以人物、花鸟、走兽乃至书法等。这是我国独特的手工工艺，难怪海外人士说它是“神秘的、不可思议”的艺术，击节赞赏，叹为观止。

    中国内画壶工艺有两大流派，河北衡水的内画壶在国际市场上被称为“冀派”，所用壶有玻璃、水晶、玛瑙三大类。工艺美术家王习三的“清代帝后肖像”系列内画壶是其佳作，题材是自顺治至光绪的清代皇帝、皇后的肖像。采用单线墨彩技法，立体感强，生动形象。1981年，美国一位收藏家重金购买后在纽约展出，引起轰动。尔后，王习三又创制了“历届美国总统肖像”系列内画壶，正面为总统肖像，背面为其生平文字，更是杰作。

    “冀派”内画壶，集内画、外画两种技法之长，还创制了内、外画鼻烟壶，更受到海内外人士的热烈欢迎。

    北京内画壶被称为“京派”，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早期在光滑透明的水晶、玻璃上作画，艺术上受到一定限制，画面都比较简单。后来，发明了用金刚砂等在壶的内壁磨砂，色白而不滑，如同在宣纸上作画，从而使中国国画技法在内画壶上得以充分发挥，内画艺术大大前进了一步。

    北京内画壶富有晚清文人绘画的风格，题材广泛，绘画精细，字画结合，别具韵味，在海内外享有盛誉。

    山东博山的内画技艺是清代光绪年间由北京传去的。后来，他们研究出用铁砂摇磨法，使瓶的内壁产生毛面，以便敷彩作画，技艺更上一层。他们还发明了将陶瓷釉彩用于内画艺术，画面永不褪色，艺术效果更佳。他们创作的“水浒一百零八将”、“红楼梦”、“百美图”、“清明上河图”等，在海内外均获得很高的评价。

    脸谱

    脸谱，是一些剧种的面部化妆艺术，它是由历代戏曲中逐渐演变出来的化妆程式。京剧脸谱最为丰富而完备，其中以净角和丑角为主，把不同人物的性格特点，通过面部化妆表现得淋漓尽致，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同时把脸谱制作成型也成了工艺美术的一种，可以供人欣赏。

    脸谱来源于唐代的乐舞面具。唐教坊记里有“大面”之说。“大面”出自北齐，是说北齐兰陵王高长荣，貌如美女，勇武过人，但他担心自己的容貌不足以慑敌，于是刻木作狰狞面具，每出阵时戴上，勇冠三军。有人把这个故事编为乐舞《兰陵王入阵曲》，谓之“大面”。这种面具，乃是后世脸谱的滥觞，后来发展为直接在脸上构图。

    京剧脸谱工艺美术中的脸谱是一种新的面具形式的欣赏品。我国工艺脸谱以北京最为出色。北京脸谱厂主要是塑造京剧脸谱。北京名艺人“花面桂干”以设计名净脸谱出名，他的作品清新秀雅，色调优美。老艺人王稔田擅长设计精、灵、鬼、神脸谱，精于用红、白、绿等色，施色怪异，对比强烈，诱人。双启祥艺人画的脸谱，油、粉间施，韵味无穷，尤以绘制昆曲名净侯玉山的脸谱为妙。北京脸谱是极受欢迎的旅游工艺纪念品，外宾和华侨尤为喜爱，争相购买。

    工艺脸谱类别繁多，有三块瓦、老脸、碎脸、白脸沫、十字脸、和尚脸、太监脸、火判脸、家形脸、神妖脸、歪斜脸等等，每一类又可分多种色彩和式样。脸谱的构图原则一般都不太细、太实，讲究会意、夸张；往往通过色彩搭配、调和、衬托、对比以及线条、图案的对称、呼应等艺术手法，给人以丰富的想象和美感，这乃是脸谱的艺术魅力。

    贵州布依族在脸谱艺术中独树一帜。在演出“地戏”时，头上戴“脸子”（即面具）。这种“脸子”，是用整块木料挖雕而成，然后根据人物性格特征进行各种脸谱的彩绘，其用色和汉族戏曲脸谱用色程式大致相同，如红脸象征忠勇，黑脸象征刚直，白脸象征奸诈等等。其雕工、彩绘都十分精致而优美，性格特征往往更为强烈。如武将眉弓突出，鼻翼怒张，眼球大而圆鼓，显得十分傈悍勇猛。

    装裱

    一幅古旧字画，虽已支离破碎，一经装裱，完好如初，这已不能不令人惊奇。而苏州著名装裱名师谢根宝，竟将明代仇十洲的一幅人物画“洛神”上面的黄斑、霉点、污迹等全部清理干净。所用技法，看起来也不复杂，不过是水洗、涂酸、配纸等等，真个让人惊叹叫绝。

    装裱是我国独特的手工艺，尤以苏州装裱为最著名，清代就有“关裱最善，他处无及”的赞誉。本来杭州装裱为上，自明代宣德年间，苏州就逐渐取代杭州，成为全国装裱工业的中心。前面提到的整理古画的技艺，就是苏州工艺家的杰作。在清代，苏州装裱艺人还曾奉旨进京，在内府装裱“历代帝后像”。

    苏州装裱的种类大致有绫裱、绢裱、纸裱等。格式务求美观大方，上下镶嵌的尺度和左右边缘的宽窄，都要与书画或悬挂的地位相称。或长或宽，不强求划一。

    装裱古画就要靠技师的手法和经验了。无论是揭纸、用水冲洗、配纸、裁镶、浆糊、接笔等，都非一般技艺可以完成的。

    武汉装裱工艺也有自己的传统，加以吸收苏裱的特点，逐渐发展，清末已颇有名声。近年来，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新款式后，已初步形成武汉装裱的特色，致使武汉出口国画的声誉与日俱增。他们又解决了裱画翘曲的问题，并成功地将金丝缎、万寿缎用于装裱面料，收到较好的艺术效果。又试制了新的装裱面料锦绫，推广全国。

    最近几年，我国和日本还在装裱工艺上进行了交流，进一步促进了这项工艺技艺的发展。

    文房四宝

    文房就是书房。旧时把书房中使用的笔、墨、纸、砚4种文具称为文房四宝。这4种文具最负盛名的有浙江湖州的湖笔、安徽徽州的徽墨、安徽宣州的宣纸、广东端州的端砚。

    文房四宝

    毛笔，为我国所特有，作为一种书写工具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商代已有原始的笔，春秋时期已能制造毛笔。河南信阳长台关、湖南长沙的春秋战国楚墓中，就有优质的兔箭毛做成的毛笔。湖笔因发源于浙江湖州善琏镇而得名。湖笔用杭嘉湖平原出产的羊毛，每只羊只选二三两，经过72道工序制成。它以选料严格、制作精良享有盛誉。毫锋有尖、齐、圆、健四大优点，为世人所喜爱。

    墨，据目前所知，最早的烟墨是在湖北省云梦睡虎地秦墓和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现的。这时的墨没有制成锭，而只做成小圆块，因此不能用手直接拿着在砚台上研，必须用研石压着来研。出土的秦、西汉的砚都附有研石。东汉墨的形状从圆块改进成墨锭，可直接用手拿着研。从此，研石就渐渐绝迹了。徽墨产生于安徽徽州的歙县、休宁一带。制墨始于唐末。易州著名墨工奚超父子避乱江南时，改进易水制墨法，制成“新安香墨”，其特色是“落纸如漆，色泽黑润，经久不褪，舐笔不胶，香味浓郁，丰肌腻理”，驰名中外。徽墨被李后主称之为“天下冠”。

    纸，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2000年前，我国劳动人民为了取得蚕丝，把煮沸过的蚕茧放在芦席上，再浸入水中，用棍棒打，分离出一丝丝的长纤维。将蚕丝晾干收贮后，芦席上还往往黏留下一层薄薄碎丝绒。人们将这层薄绒丝揭下来包东西，后来，有人将这种薄物再捣烂，把捣烂的浆捞起来铺平晒干，用它来写文字。西汉时期已制成植物纤维纸。宣纸因产于安徽宣州府（今泾县）而得名。起于唐初，历代相沿。初以青檀树皮为主要原料，宋、元以后又用楮、桑、竹、麻，后扩大到十几种。宣纸的特点是质地绵韧、纹理美观、洁白细密、墨韵层次清晰，可经久不坏。善于表现笔墨的浓淡润湿，变化无穷，别开生面。在古代诗人的笔下，宣纸被喻为“莹润如玉”、“冰翼凝霜”、“滑如春冰密如茧”等，人们称赞它为“纸中之王”、“纸寿千年”。

    砚，在我国的历史极为悠久。1980年我国在陕西临潼出土了一套绘画工具，其中有一块石砚上面还盖有石盖，掀开石盖，砚石凹处有只石质磨棒。这一发现证明我国制作和使用石砚的历史早在古秦以前。端砚是我国著名传统实用工艺美术品之一。广东省端州（今肇庆市）东郊的端溪，早在6500年前，即为端砚产地。端州之石属水成岩，石质细腻、坚实、幼嫩、滋润。当时的端州以砚为业者占全城人数的一半。端砚为历史文人赞赏，誉为“群砚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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