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刹那有多久

    我们读书看报时，常见到“刹那”、“瞬间”、“弹指”、“须臾”等字跟，这些都是表示非常短暂的时间概念。它们到底有多久时间？它们之间是否有差别？

    我们可从古代的梵典中找到明确的答案，在《僧祗律》中即有这样的记载：

    “一刹那者为一念，二十念为一瞬，二十瞬为一弹指，二十弹指为一罗预，二十罗预为一须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须臾。”

    据此，可推算出具体时间来。即一天一夜24小时有480万个“刹那”，或24万个“瞬间”，12千个“弹指”，30个“须臾”。再细算，一昼夜有86400秒，那么，一“须臾”等于2880秒（48分钟），一“弹指”为7.2秒，一“瞬间”为0.36秒，一“刹那”却只有0.018秒。

    自由古今说

    自由一词并非外来语。最早见于汉代郑玄《周礼》注：“去止不敢自由。”《三国志·吴志·朱桓传》也说：“桓性护前，耻为下人，每临敌交战，节度不得自由。”但古人所说的自由一词，不是作为政治概念使用，而是指能按个人的意向行动，不受限制。

    自由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是近代从西方传人中国的。

    我国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复，1899年翻译了英国政治思想家穆勒的《自由论》。由于严复并不赞成资产阶级的“自由”口号，忌讳“自由”一词，将书名改泽为《群己权界说》。在没有办法回避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同音词，将“自由”译作“自繇”。

    1902年，梁启超发表《论自由》一文，他说“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但他认为自由不是绝对的，个人的自由必须“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又说，“文明自由者，自由于法律之下”，“真自由者必能服从，服从者何？服法律也”。他还以一人之身体为例，说任口自由，乱食东西，必然引起大病，口的自由也就失去了。任手自由，随便杀人，“大罚浸至，而手所固有之自由亦失矣”。梁启超的自由观，在当时是有启蒙意义的。

    广东近代有一位女杰张竹君，她是番禺人，被誉为“女界之梁启超”。她对自由的解释也很精辟，说：“欧西之论自由者，曰个人之自由，以他人之自由为界。吾谓自由可以行星之运行比之，其运行，自由也；其运行而遵一定之轨道，此其界也。”认为个人的自由，必须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界限。自由不是任所欲为，而是遵循一定轨迹活动的。

    “百姓”探源

    常听有人说：“我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其实，在我国上古时期，“百姓”并非指芸芸众生的庶民、农夫，而是指有钱有势的贵族。

    “百姓”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尧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有位名叫郑玄的学者注释得很清楚，他说：“百姓，谓百官族姓；万邦，谓天下公民。。百姓者，群臣之弟子是也。”

    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中，也提到“禹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敷土”。由此可见，在我国上古时期，“百姓”指那些地位仅仅次于诸侯的贵族子弟。

    对于“百姓”一词，解释最为清楚明了的是清代著名学者俞正燮，他在《癸巳类稿》一书中，直截了当地阐明了“百姓”一词的真正含义，其云：“百姓，专以仕宦言之。”

    可见，“百姓”最早并非指的是普通平民，只是到了战国以后，伴随着封建制彻底取代了奴隶制，“百姓”才逐渐演变为平民的通称。

    走后门的来历

    宋哲宗（年号有元祐）死后，徽宗继位，重用蔡京为相，蔡京一伙拼命排斥和贬谪元祐旧臣，相传还规定其子女亲属不得出仕和入京。

    有一次，一个大官据案中坐，传判各事。有个和尚要求离京出游，因其戒牒是元祐年间的，即逼其还俗；一个道士遗失度牒要求补发，因是元祐年间出家的，立即被剥下道袍当老百姓。这时，一个属官上前低声说：“今国库发下来的俸钱一千贯，皆为元祐钱文，如何处置？”大官略作沉思，悄悄地说：“那就走后门，从后门搬进来吧！”

    尚方宝剑

    “尚方宝剑”，又叫上方宝剑。在传统戏曲中经常会有头戴乌纱帽，身穿大红袍的钦差大臣威风凛凛地唱：“本大臣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这说明，持有“尚方宝剑”的人权力很大，要杀谁就杀谁。

    “尚方宝剑”就是“尚方”铸造的宝剑。“尚方”是皇宫里掌管皇帝及皇室衣食住行的衙门少府中的一个部门。从汉朝开始就有，在秦时叫小府。

    四灵为何物

    龙、凤、麒麟、龟，合称为“四灵”，是我国古代吉祥的象征。

    龙“龙”为四灵之首，是想象出来的神物。在君主专制社会里，龙是皇帝的象征。皇帝穿的衣服叫“龙袍”，睡的床叫“龙床”。传说中的“龙”为虎头、蛇身、鹰爪、鹿角，系由我国远古时代各部族的动物图腾复合而成。从此种意义上说，“龙”是中华民族长期相互影响、融合、团结的标志。

    凤“凤”也是想象中的一种神物。它头顶华美的头冠，身披五彩斑斓的羽毛，大概系由孔雀、雄雉等美丽的鸟类复合而成。所谓“龙凤呈样”，是吉祥如意的象征。传说中的“凤”还分雄雌，雄的叫凤，雌的称凰，常用来形容男女之间的爱情。

    麒麟“麒麟”是想象中的另一种神物。它遍体鳞甲，形态似鹿，长着翅膀，在古代书画中可见其形象。有一幅“麒麟送子图”，即是人们祈望子孙繁荣、追求幸福的象征。

    龟龟是四灵中惟一存在的生物。在古代，它的身价很高。由于其寿命长，是健康长寿的象征。其壳常用作刻字，是古代灿烂文化的见证。古人奉为神物，使其跻身于四灵之列。

    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是对魏晋之际名士风度的称谓，亦称魏晋风流。它作为门阀土族意识形态的人格表现，已成为魏晋时期的审美理想。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据《世说新语》：“王子猷居山阴，逢夜雪，忽忆剡县戴安道，即时登舟造访，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答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他们研究“容止”，提倡“雅量”，喜怒哀乐不形于色。《世说新语》载，顾雍集僚属下围棋，得儿死讯，他“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而神色不变。谢安策划了淝水大捷，捷报传来，他下棋如故，并无喜色，待收棋入屋，因大喜至极，折断了木屐齿竟全然不觉。另外，他们言词高妙，精神超俗，“托怀玄胜，远咏庄老”，“以清谈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

    进行历史地考察，我们不难发现“魏晋风度”的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作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它与东汉末以《古诗十九首》为标志发展而来的价值观念一脉相通；而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上，又和“文学的自觉”的美学潮流相辅相成。在药、酒、姿容、玄谈的外在表象后面，蕴含着对自身价值思考和对人生无常的悲叹。漂亮的形式（姿容飘逸）和内在的精神（智慧和忧伤）结合，成为魏晋风度的美学典型。在哲学上，玄学的兴起，标志着儒家哲学的危机，魏晋玄学是东汉以来思想和社会历程的必然结果，确有一个过程。东汉后期政治的腐败，使儒生们从对汉家煌煌大业的盲目崇拜中清醒过来，正统的儒家思想受到怀疑。从党锢之祸开始，到黄巾起义，到军阀混战，到三国鼎立，再到曹魏司马氏争权，大开杀戒，在整整100多年的腥风血雨中，人们进行了否定外界社会的过程，探索人生变幻无常的命运，执着爱恋短促的生命，寻求人生的欢乐。

    反映到文学上毕竟要迟一步。实际上，从东汉和帝时代开始，外戚和宦官相互屠戮，直至魏晋的大杀名士，社会上刃血横飞，而在观念意识领域内，则开始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人和发展，曹操的“尚通脱”，“不忠不孝也不要紧”，嵇康、阮籍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儒家思想地位，却使社会的思想观念的面貌有所改观。从此时开始到唐五代，人们的思想并不为儒家思想所囿，就是这一解放运动的功劳。而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相当的深远。

    当然，在人格实践上，魏晋风度所及，也确实带来弊病：许多人赶时髦，心情并非嵇、阮似的沉重，却也学他们的放达。正如鲁迅所指：“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就像清时的尊读书，就有人以墨涂唇，表示他是刚才写了很多字的样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发等等，后来效之，不吃（药）也学起来，与理论的提倡实在是无关的。”

    至于说到清谈误国，清谈，那是时代的产物，是在魏晋玄学盛行的特定条件下所产生的。我们只能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它、认识它，这样才能有正确的认识。

    三十六行

    人们常用“三十六行”一词来概括社会的分工。如果在某一行业某人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又有“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之说。然而事实上，又岂止三十六行？这是一个虚指之数，是对各行各业的概称。

    关于行业，我国唐代的主要行业就有许多，如：肉肆行、宫粉行、成衣行、玉石行、珠宝行、丝绸行、纸行、海味行、鲜鱼行、文房用具行、茶行、竹木行、酒米行、铁器行、顾绣行、针线行、汤店行、药肆行、扎作行、陶土行、仵作行、巫行、驿传行、棺木行、皮革行、故旧行、酱料行、柴行、网罟行、花纱行、杂耍行、彩舆行、鼓乐行、花果行等。

    徐珂在其《清稗类钞·农商类》中说：“三十六行者，种种职业也。就其分工而约计之，曰三十六行，倍之则为七十二行，十之，则为三百六十行。”

    因此，今天人们常说的三十六行、七十二行、三百六十行，并非行业上的具体数字。而是旧时对各行各业的约称，到今天也一直沿用下来。

    各行业祖师

    农业——神农氏

    蚕业——马头娘、嫘祖

    织业——黄道婆、织女

    渔业——伏羲、姜子牙

    商业——财神爷（财神赵公明，武财神关羽，五路财神何五路）

    纸业——蔡伦

    笔业——蒙恬

    陶业——范蠡

    铸业——老子

    盐业——宿沙、葛洪、天井娘娘

    酒业——杜康

    屠业——张飞、樊哙

    厨业——詹王、易牙

    药业——孙思邈

    医业——华佗

    染业——梅葛二仙

    车行——马王爷

    牛行——牛王爷、龚遂

    中药——李时珍

    裁缝——轩辕氏

    评话——柳敬亭

    火腿——宋泽

    星相——柳庄

    风水——刘伯温

    木匠——鲁班

    四大美人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常用“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来形容女子之美。原来“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分别是中国古代四位美人——西施、王昭君、貂蝉和杨贵妃的代称。每个代称里又包含着一个有趣的故事：

    沉鱼——西施是春秋末期越国的一位有名女子。相传有一次她在河边浣纱，清澈透明的河水映照着她美丽动人的身影，水中的游鱼竟忘了游水，慢慢地沉入到水底。西施便得了个“沉鱼”的雅号。

    落雁——汉代王昭君是个才貌双全的美人。汉元帝为了安抚北匈奴，选她与单于结成姻缘。在离家的途中，她看到远飞的大雁，勾引起无尽的乡思，触景生情弹起琴弦。一群飞雁听到琴声竟忘了抖动翅膀而跌落地上。王昭君便得了个“落雁”的美称。

    闭月——貂蝉是汉献帝的大臣王允的歌妓。她不但貌似明月，且能歌善舞。一天晚上她在花园拜月时，一片云彩将月亮遮住了。王允得意地说：“月亮比不过我的女儿，都害羞地躲到云的后面去了。”从这以后，貂蝉又被人称作“闭月”。

    羞花——唐代美女杨玉环被唐明皇选进宫后，整天闷得慌。一天，她在花园赏花解闷，无意中碰了一下含羞草，含羞草马上卷起了叶子。唐明皇赞叹她有“羞花”之容，称她为“绝代佳人”。

    三教九流

    所谓三教，即是指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儒、释（佛）、道三教。九流分为上、中、下三等。上九流是：一流“佛”、二流“天”、三流“皇帝”、四流“官”、五流“阁老”、六流“宰相”、七流“进士”、八流“举人”、九流“解元”。中九流是：一流“秀才”、二流“医生”、三流“画家”、四流“皮影”、五流“弹唱”、六流“卜卦算命”、七流“和尚”、八流“道士”、九流“琴棋”。下九流是：一流“唱戏”、二流“吹鼓手”、三流“马戏团”、四流“剃头”、五流“池子”、六流“搓背”、七流“修脚”、八流“配种”、九流“娼妓”。

    “万岁”流变

    “万岁”这个词，在历史上，一是用作人们欢呼用，二是用作封建帝王特定的称谓。

    秦汉以前，欢呼“万岁”是很普遍的事情。《战国策》中《冯谖客孟尝君》一文记载：冯谖在薛地，替孟尝君烧掉了百姓们的债券，大得人心，“因烧其券，民称万岁”，这个“万岁”就是人们由于内心喜悦以示庆贺的欢呼语。

    秦汉以后，臣子朝见国君，拜恩庆贺，也常常呼喊“万岁”，这逐渐成为了一种礼节，是为了表示对皇帝的尊敬。后来，慢慢成了帝王的代称了。当然，它并不是帝王唯一的或专擅的称呼。帝王叫“天子”也可以，因为这个称号也十分尊贵。“天之骄子”，表明他拥有的权力是上天所赋予的，是至高无上的。那时，如果有人对其他人呼喊“万岁”，皇帝也不干涉，因为“万岁”更多地被用作欢呼语。

    汉武帝曾想把“万岁”攫为已有。但是人们一到高兴时还是欢呼“万岁”。他禁不了，也无可奈何。以后，对“万岁”的使用，越来越严。从宋朝开始，“万岁”成了皇帝的专用名词，皇帝成了“万岁爷”。如果有大臣被称“万岁”，就是犯禁，要受到重罚。宋代著名的忠臣寇准，有一次与温仲舒同行，路上遇到“狂人”，迎着他的马高呼“万岁”。这事被寇准的政敌向皇帝告发了，寇准因此罢去同知枢密院的高级职务，降为青州知州。后来，如果谁再随意欢呼“万岁”，就会遭到杀身之祸，到了明代，规定更加严格，除了“万岁爷”，还有“千岁爷”、“九千岁”等称谓。

    清王朝被推翻以后，“万岁”一词才还其本来面目，回到人民中间。作为一种庆贺的欢呼语，“万岁”还是挺适合的。

    古代的六艺

    六艺之说有二：（一）六艺者，礼、乐、射、御、书、数也。《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二）六艺即六经，谓《易》、《书》、《诗》、《礼》、《乐》、《春秋》也。

    周代教育贵族子弟的6种科目。“艺”为“艺能”之意。即礼、乐、射、御、书、数。礼包含政治、道德、爱国主义、行为习惯等内容；乐包含音乐、舞蹈、诗歌等内容；射是射箭技术的训练；御是驾驭战车的技术的培养；书是识字教育、书法；数包含数学等自然科学技术及宗教技术的传授。其萌芽在夏代已见端倪，经商代，至周而逐步完善。

    “六艺”教育的特点是文、武并重，知能兼求和注意到年龄的差异及学科的程度而教育有所别。“六艺”中礼、乐、射、御，称为“大艺”，是贵族从政必具之术，在大学阶段要深入学习；书与数称为“小艺”，是民生日用之所需，在小学阶段是必修课。当时，庶民子弟只给予“小艺”的教育，唯贵族子弟始能受到“六艺”的完整教育，完成自“小艺”至“大艺”的系统过程。“六艺”服务于阶级需要，但也反映了教育的普遍规律，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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