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娜澳网夺冠，偕丈夫姜山，飞回家乡湖北武汉，她压根不想搭理央视春晚，而是“夫妻双双把家还”，这天是2014年1月27日，恰逢二人结婚纪念日的好时光。
这边是甜蜜蜜，那头却是甜腻腻——当地先是副省长接机，紧接着在当天中午，党政“一把手”就会见了李娜，并奖励她80万元。“甜蜜蜜”与“甜腻腻”，原来有着霄壤之别。瞧瞧新闻照片里娜姐的表情，这80万让她好沉重——她的不装，她的言而由衷，她的特立独行，一直以来深受“娜迷”好评。
一奖激起千层浪。知名媒体人邓飞在微博上问：这80万，奖励的依据是什么？另一位知名媒体人罗昌平则说：对上有违令谕，于下招致反感。网友“篆记”则更不客气：“有病！拿着不是自己的钱，送给不需要钱的人。”新浪立马就此搞了个微调查，截至我写稿时，已有6万多网友参与投票，反对的高达76%，赞成的仅有15%，其他为“不好说”。
这笔奖励，仿佛是一个穿暖和了的人，你又给裹上一件厚棉袄，反而让人难受，而且其他人看着也难受。当地官方奖励李娜并非首次，2011年就曾奖给了60万，那时“千层浪”就曾激起过。这是公权与公众之间的“互损双输”。以经济学术语来说，可不是“帕累托改进”——没有做到“在不让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倒成了“边际效应递减”——一个人在近期内重复获得相同报酬的次数越多，那么这报酬后续所加部分对其价值就越小。
这是给李娜发了一笔错位的奖金。这“错位”至少错在三个方面：
一是动用纳税人的钱，有违公共财政的属性。公共财政的开支，得遵守公共性原则，只用于公共服务，要让公共利益最大化。难怪网友问：当初政府预算通过时，已神算到李娜夺冠？
二是“单飞”的李娜属于职业运动员，所参加的是职业比赛，这与公共财政完全是两张皮。职业比赛本身有高额奖金，不像奥林匹克，主办者只发给奖牌——李娜若是奥运夺冠，那是应该与其他奥运冠军一样予以奖励。这次澳网冠军奖金是1410多万人民币；2011法网夺冠那年，18站比赛下来李娜一共收获了2214万多人民币。当然，李娜是自请教练自组团队，开支也不小。不管李娜差不差钱，公共财政奖励职业比赛就是错位。
三是民间体育、群众体育才真正需要钱，公共财政拍李娜的马屁、给李娜的形象贴金，却忘记公共体育于无形。
究其背后的原因，在于权力有很大的随意性，想怎么用权就怎么用权，想怎么用钱就怎么用钱。不要忘了，权力“做好事”也是不能随意的。
发达国家的惯例不是奖钱，而是授予勋章之类。此时李娜，其实不用公权力的奖励；权力中人只要客观地、公平地、友好地对待她就好，尤其不要随意批她“任性”。
什么梦，梦什么
2013年3月18日，全国两会结束后的次日，有两则与干部有关的消息引人关注：
一是原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因患肺癌医治无效逝世，享年85岁。吴仁宝从1957年担任华西村党支部书记以来，将一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庄建设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天下第一村”。2005年他还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
二是深圳市原副巿长梁道行，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他涉嫌犯罪的问题，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梁道行的贪腐问题早已露出端倪，被部下指为“梁不正，道不平，行不端”，这标语出现在政府办公楼的一个地下停车库。
上了“地下停车库”和上了《时代周刊》封面，终究是大不一样的。求仁得仁，平常追求什么梦，结果就成就了什么。
作为最基层的领导干部，吴仁宝的最大梦想就是发展经济，让大家富起来。华西村家家住别墅，人均存款超百万元，2012年全村实现销售收入524亿元……吴仁宝的经济发展梦想完成得很好。当然，在基层民主政治领域，还有很大的改革、探索、发展的空间。这应该成为新一代基层领头羊的梦想。
那么，梁道行的“梦”是什么？拿到权、获取钱，这个梦做得很大，而且也斩获颇丰；以权换钱，以钱换官，无往而不胜，结果却注定换来锒铛入狱。
普通百姓，做什么梦，与自己关系较大，而领导干部做什么梦，则与公众紧密相关。
权力梦、金钱梦、美女梦做多了，那么“为人民服务”真的要变成“喂人民服雾”——雾霾的“雾”了。很不幸，吴仁宝也是死于肺癌，而肺癌是我国发生率第一的癌症，这显然与空气污染有关。要让人民呼吸洁净的空气、饮用安全的水、食用放心食品——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中国梦”，它不能成为比梦还美的海市蜃楼。
作为领导干部，首先要解决一个“什么梦、梦什么”的问题，这很重要。
在答中外记者问时，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说：“我们将忠诚于宪法，忠实于人民，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把努力实现人民对未来生活的期盼作为神圣使命，以对法律的敬畏、对人民的敬重、敢于担当、勇于作为的政府，去造福全体人民，建设强盛国家。”这是总理关于施政的“中国梦”。在这里，“忠诚于宪法”是一个极为可贵的大前提。
反腐防腐，也是一个具体的“中国梦”。这需要“让权力涂上防腐剂”，只能为公，不能私用。李克强说：自古有所谓“为官发财，应当两道”。既然担任了公职，为公众服务，就要断掉发财的念想……我们还要建立和完善不能贪、不敢贪的反腐机制，让腐败行为、腐败分子依法受到严惩，绝不手软。要让权力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中运行，使人民能够更为充分和有效地进行监督……而吴仁宝则有句名言：“家有黄金数吨，一天也只能吃三顿；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占一个床位。”有的权力中人，念念不忘的恰恰就是梦想着“家有黄金数吨”。如此“黄金梦”，绝非“中国梦”，而是“黄粱梦”。
要实现真正的“中国梦”、共享“梦想成真”，最需要、最重要的是实现“改革梦”，而改革不需要“盗梦空间”，需要的是“甩开膀子”的行动。
反腐不到位扫黄将白搭
2009年，东莞，扫黄。“十万小姐赴岭南，百万嫖客下东莞”，是个流传甚广的段子。东莞是以制造业崛起的新兴都市，坊间传说它也是暧昧的娱乐天堂，甚至发展出一套“莞式标准”——坊间称之为“ISO”，我们知道，“ISO”是著名的质量认证体系。在“莞式标准”背后，就是一条庞大而复杂的情色产业链。
东莞所称“城市精神”是“厚德务实，海纳百川”。海纳百川可是真的，由于制造业的发达，大量外来人口涌入东莞，东莞的人口总量超过了1000万。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这么多人中，主体当然是从事制造业的，但少不了服务业，服务业中的情色服务就“旁枝逸出”。孤独打工者的人性需求是一方面，还有来自国内国外的投资者、淘金者，要“顺道消费”各种“娱乐服务”；而不少从生产线上下来的女工，直接就进入了情色服务业。东莞甚至被称为中国的“性都”，民间说法是“有30万妓女”。
为了摘除“黄帽子”，从2009年11月开始，东莞刮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扫黄风暴。但说实在的，我不太看好这场扫黄风暴的终极效果。从大的角度看，色情情色，从来都有着超顽强的生命力；纵观人类发展史，色情行当，几乎都是“生生不息”，而且总是“繁荣娼盛”。从具体的现实看，我认为反腐一旦不到位，扫黄就没指望，称什么“大决战”也白搭。
扫掉那些“低端”的“站街女”是容易的，而真正的色情服务“支柱产业”却在高端“娱乐场所”。报道说：一家五星级酒店的业务经理直截了当地告诉记者，她所在的酒店在扫黄最严重的时候也没有歇过一天，绝对保证安全，“高级酒店就像城市的名片，你说地方政府会把自己的名片弄脏吗？”那些“高端”场所，大多有“保护伞”和“保护色”，甚至权力中人本身就是入股者，就是利益共同体。低层“妓院”被扫了，而有强大后台的豪华场所生意照样兴隆，甚至更加“繁荣”。
这背后的权力贪腐者，是腐败与亚腐败一族，他们的能量往往极其巨大。他们不被拿下，那些他们掺和其中的色情娱乐场所在躲过风头之后，立刻就会故态复萌。重庆这次扫黑除恶，最得人心的是什么？是把黑老大背后的权力“保护伞”也给拿下了。“扫黄”与“打黑”有相似之处，就是黄黑背后都有“保护伞”问题。如果我们不能看到东莞扫黄中将许许多多充当“保护伞”的官员公务员一个个拿下的消息，那么，其最终功效就值得打问号了。简而言之：反腐不到位，扫黄没指望。雷声再大，雨点也是小的。
这个，实践将会证明，我们不妨等着瞧。这里，我想说一个非广东东莞的“扫黄逸事”，那是在上海文化圈流传很广的一件“趣事”：在上海的一次扫黄行动中，警方从某妓女的手袋里查出了三件物品——口红、安全套和《文化苦旅》。这三者都是“日用消费品”，口红也好，安全套也好，名书《文化苦旅》也好，作为消费品都是客观的“物”，都是有用的好东西。但我想，从工厂流水线上下来“转行”成为“站街女”的那些可怜兮兮的女子，几乎是不会在手袋里搁着《文化苦旅》的，因为她们经历的大抵是“生活苦旅”。扫黄把她们给扫掉很容易，但要是想扫到一本《文化苦旅》之类的“高端”书，这这这，恐怕是太“难”了。
浑浊深水区下利益盘根错节
小姐腰上的号牌，9字头的就是900元，8字头的800元，7字头的700元；拉开帘子，玻璃镜子后面是半裸跳舞的女子，不满意的话拉上帘子，再拉开就换了另外的女子……在广东东莞，央视记者暗访发现，多个高档酒店都有“选秀”活动，所谓的“选秀”就是挑小姐进行卖淫嫖娼。
报道播出后，网友们很有“喜大普奔”（网络用语，“喜闻乐见、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之缩略）的吐槽感觉，连调侃的“今夜，东莞挺住”都出来了。早在2009年12月8日，我就针对“东莞治黄”写过《反腐不到位，扫黄将白搭》的“快报快评”，其中明确说：“反腐不到位，扫黄没指望。雷声再大，雨点也是小的。这个，实践将会证明，我们不妨等着瞧。”当时东莞市市委书记刘志庚要求公安机关，“拿出最硬的措施，执行最严的标准”，重点整治涉拐、涉黄、涉毒问题；对于包庇涉黄涉毒违法犯罪，甚至充当“保护伞”的党员干部、公务员，查出一个严惩一个（见2009年12月8日《都市快报》的综合报道）。四年过去，现在看来这“黄”果然没扫掉，“挺”得很牢。
东莞情色产业链庞大，甚至有“莞式服务ISO标准”。所谓“性都”、所谓“色情特区”，背后交织着如何浑浊的利益？初始有所谓“为招商引资服务”，后来变成为人民币服务，成了一种固化的权贵利益，要扫掉，就难了。央视记者报警举报招嫖卖淫活动，却并无警察前来调查，警方也无任何反馈，说明什么问题？被曝光的东莞“小姐”这下可能吓得“肝颤”，但“参股人”“保护伞”依然稳如泰山。
对于“黄赌毒”三者，其危害当然是后两者重于前一者。这里不是讨论“少一所妓院，多百起强奸”、“多一所妓院，少百起强奸”的问题，而是要说，权力“参黄护黄”、权力“参赌护赌”、权力“制毒护毒”远比“黄赌毒”本身更为可怕，为害更烈。
不久前，广东上千警力清剿“涉毒第一村”——陆丰市博社村，摧毁了18个特大制贩毒团伙，抓捕嫌疑人182名，缴获冰毒近3吨。这次“雷霆扫毒”行动的头号目标，原来是村党支部书记蔡东家！蔡东家还是汕尾市人大代表，他过去参与制贩毒，这两年主要充当“保护伞”，成了全村制毒贩毒的“东家”。村支部副书记蔡汉武则是另一把“保护伞”，家中被搜出350公斤冰毒。全案共有14名党政干部落网，包括涉嫌充当“保护伞”的当地派出所所长。现实如此触目惊心，真可谓“浑浊深水区下，利益盘根错节”。
我们都知道，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我们更要看到，深水区水底下还有很多层，越到下面越浑浊。没错，经过30多年改革，“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但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一个真理性的共识是：改革有风险，不改革有危险。改革的“一分部署”不容易，改革的“九分落实”更艰难，就因为浑浊深水区下盘根错节的利益太难“连根拔掉”了。东莞的扫黄治黄也属这个情况。由此，我想这样说：改革不到位，扫黄难指望。
权力硬化与治理失效
“就拿涉黄这块来说，他们会不知道吗，他们比谁都知道。”在2014年2月10日央视《焦点访谈》中，一位东莞市民如是说。这里的“他们”，当然是指社会管理者、权力中人。平时比谁都知道，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黄”下去，直到有一天媒体来曝光了，于是“迅速行动”起来进行“大扫荡”，这被称为“中国式扫黄”。
次日消息称，东莞已在2月9日对涉黄娱乐场所进行清查，共检查各类娱乐场所1948间，有问题场所39间，带回162人审查。这天进行了两轮清查：在第一轮中，警方总共对42个场所进行清查，抓获了67名涉嫌色情交易的人员，曝光的12间涉黄娱乐场所已经处于查封状态；第二轮清查在晚上9点开始，6000多警力对全市多个桑拿、沐足以及KTV展开统一行动，特别对目前已关的场所开门清查，“不放过任何迹象”。被媒体曝光的东莞市中堂镇，公安分局局长、涉黄酒店所在地的派出所所长已被停职调查。
“保护伞”成了有关报道中频繁出现的一个关键词。公安部派出督导组赶赴广东，要求坚决打击卖淫嫖娼活动的组织者、经营者及幕后“保护伞”；广东省公安厅部署为期3个月的专项行动，并表示：对充当“保护伞”的党政干部、管理部门执法人员，一律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坚决追究刑事责任。
雷霆响过之后，雨点如何穿透“保护伞”，公众拭目以待。
构成“保护伞”骨架的，就是权力。权力与利益交合在一起，卖淫的小姐也只是被利用的赚钱“工具”。“黄”就在眼皮底下却“视而不见”，这绝不是“灯下黑”，而是故意而为。“保护伞”挺立得越久，可见权力越强硬。一切违法乱纪事件的背后，几乎都有越来越厉害的权力强化与硬化。而这种权力的“硬化”，很容易变成“个人化”、“私人化”，轻易就能成为“黄赌毒”的参与者和保护者，并且长期挺立不倒。
权力硬化的本质是官本主义——长期以来，官本主义是传统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实际形态。权力本位一旦成为私利“保护伞”，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保护伞”，那一定会是我行我素，比如记者拨打110举报卖淫活动后，压根儿就无人出警。
官本主义中的权力，如果越来越强化、强权私用，那必定会越来越硬化——仿佛是肝硬化，其生机和机能就死了，最终导致社会管理失范、治理失效。
正常的、有序的、有效的社会管理，一定是贯穿于平常、日常的。对于“黄赌毒”，如果平常是不管的，到了媒体曝光后才火急火燎管一管，这就是治理失效。“媒体曝光”成为“治理方式”，即“媒体治理”——只要平常管好了，这样“推一推动一动”的“媒治”就不会成为常态；否则，“媒治”还真是“没治”。
有效治理一定是常态化的，不靠“媒治”，也不靠“运动治”。东莞在一天两轮的清查中，一气出动了6000多警力，那平常都干吗了呢？若是“保护伞式护黄”天天存在，那一定会比一次性的“运动式扫黄”厉害。所以，杜绝“保护伞”的常态化存在，是实现有效治理的大前提。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这是构成社会价值观的重要基座。“参黄护黄”，没有礼义廉耻。相比于个人，如果公权力没了“四维”，那社会就垮塌了一大块。
五水共治和八方参与
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这是“五水共治”，这是“浙江决策”。五句话，三五一十五个字，看过后字字句句都能入眼入心，因为“水”跟老百姓息息相关。
2014年1月15日，在浙江省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开幕式后，省四套班子的领导带头为“五水共治”捐款。工作之外，再献上个人的一己之力。公众习惯看到干部群众为公益事业、抗灾救灾捐款，在这次为公共利益的捐款行动中，则能看到将具体的“民心工程”化为坚定的“决心工程”。而且，省级“三公经费”预算要削减30%以上，省下来的钱将用于治水。
“浙江”二字，皆是水也。江南水乡，历史上因水的充沛而成“鱼米之乡”。早年我在农村读小学时，老师就讲过“北煤南运，南水北调”。有道是“浙江因水而生，因水而名，因水而兴，因水而美”，那么，决不能让浙江在飞速发展中变成“因水而丑，因水而衰，因水而败，因水而废名”。水如果坏了，民心也跟着“坏”了。打开水龙头，如果流出来的水时常异色异味不合格的话，民心是不可能“安”的。
在本质上，“五水共治”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紧密契合。从大处讲，水出了问题，那是政治问题；从历史上的大禹治水到今天的“五水共治”，在精神文化内涵上一脉相承；治水当然是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更是生态文明的建设。治污水、保供水、抓节水，三者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
治水先治河，治河先治污。河水是不能变成“红河”、“黑河”、“牛奶河”的。现在我们越来越明白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雾霾天里，我们所思的是：你若晴天，便是安好；你若十面霾伏，便是晴天霹雳。在红黑河上，我们所想的是：你变清洁，便是幸福；你变五彩河流，便是今生灾难。
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权。最不能容忍动用权力保护污染企业乱排放。所以，治污的环保工程，绝不仅仅是环保工程。光喊“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是没用的。我一向来认为，“治水”可不能弄得“很水”。“五水共治”更要避免“九龙治水”、不容“浑水摸鱼”。
水的治理，其实是水的建设。“五水共治”就是政府基础工程，主要投入当然要依靠公共资金。为保供水饮水，杭州规划建设千岛湖配水工程，输水线路111公里，设计引水流量39立方米/秒，力争三年基本建成主体，总投资达97亿元。
水与百姓息息相关，那么治水同样也与大家密切相连。“五水共治”不是政府自说自话自我欣赏的事情，需要公众关心、八方参与。首先得知道“五水共治”是怎么回事，政府与公众联动推进，自然是最好的。对个人而言，不说捐资募款，及时反映所见所知的水问题，举报有关企业违法排污，就非常重要和紧要。
假设有一天会有“地球遗书”，那么一定是“水”首先写下的。为了避免那书写“遗书”的“后天”，我们每个人都该想想自己的责任，明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给我一河干净水，还我一生不伤悲
环境保护好不好，最直观的就是“两看”：一看河中水，二看天上霾。水质怎么样，看看游泳敢不敢、爽不爽。在浙江温州飞云江下游、瑞安市的仙降街道，2月17日有一批人下河“试水”——50多位鞋厂的老板，跳进了不算太干净的东河。
通常下河游泳不算新闻，可在仙降还真是新闻，因为整整一年前，春节回家乡的杭州毛源昌眼镜公司董事长金增敏发出微博，悬赏20万元请环保局长来仙降下河游泳。毛源昌是著名的百年老字号，金增敏董事长是回温州参加“世界温州人大会”，顺路去老家看了看。“着实吓了一大跳。儿时我曾游泳、洗衣服的那条河流现在臭气熏天，河里一点生物迹象都没有了。”
在他所发的照片里，污浊的河流呈墨绿色，河道中满是漂浮的垃圾，还有几处排污口正向外排放废水……金增敏说，这条河流周边聚集了许多橡胶厂、制鞋厂，大多是家庭式小作坊，和居民区混合在一起，工厂排放的废水没经过处理便直接排入了河中。在仙降，企业有2000多家，以胶鞋、箱包企业为主。当时是正月初七，还有90%的工厂未开工，“我在河边站了一会儿便觉得喉咙发痒，要是工厂全部开工那该是什么样子？”家乡过去山清水秀，而今却是触目惊心。对此，当地环保局局长则对媒体记者强调：这条河的确被污染了，但河面上漂浮的大部分是生活垃圾，并不是工业垃圾。
“小时候放学回家，书包一扔，就跳到河里游泳……”这样的好时光，似乎已经远去好久，在多少地方，黑河、臭河、垃圾河已是随处可见。老百姓想的是：“给我一杯干净水，还我一生不伤悲”；或则干脆就是“给我一河干净水，还我一生不伤悲”。
在此背景下，去年浙江多地环保局长尴尬地被市民邀请下河游泳。后来有了分管副省长约请地方环保局长在两年后一起下河游泳的新闻；再后来，金华兰溪市发动钱塘江沿岸的15位环保局长跳进兰江，真的下河了。
这次瑞安仙降街道的老板集体下河，可谓是个标志性事件。一年来，这里治水初见成效：仙降街道治水共投入2000多万元，财政难以承担，主要依靠民资；西河与东河，进行生态修复，打造“生态河”；排查出的18条黑臭河，如今已基本除黑除臭……有网友高兴地说：“相信在政府发力、企业给力、民众出力、媒体用力之下，未来几年，全省河道环境会越来越好。”
水利是生存的命脉。尽管河水有自净的能力，但河水的环境容量毕竟是很有限的。浙江致力于“五水共治”——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重点要突破的首要任务就是“治污水”，尤其是整治黑河、臭河、垃圾河。治河治水，离不开两头抓：一头是既防止生产性又防止生活性的污染，一头是全方位合力整治已被污染的河流。只要真正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去治水，哪有治不好的道理。
当然，水环境的污染问题不是一两天造成的，也不可能一天两天就能解决，没有什么一步登天的捷径，只有一天天的持续实干。环保最重要的是人，大家是环境的建设者、保护者，也可能成为环境的污染者、破坏者；环保不仅仅是政府的事，也是企业的、公众的、民间组织的事。
在现阶段，企业的社会责任主要就在环保。这一点仙降的老板们做得好，“下河”就是负责。是的，他们这么做，不是为了感受冬泳的乐趣，而是为了重新找回可以游泳的母亲河——尽管此时河水尚未达标。
对于生态的修复，对于水环境的改善，既不可盲目乐观，也不用过分悲观；只要合力治水，只要持之以恒，那么，“给我一河干净水”、让水与人恢复和谐共处，就不会仅仅是个愿景。
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向污染宣战
“我们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这是政府工作报告中铿锵的宣言，表达了强烈的政治意愿。
污染是另一种“贫困”的表现。“雾霾天气范围扩大，环境污染矛盾突出，是大自然向粗放发展方式亮起的红灯。”而“重症污染”就是一种“严重贫困”，只要抬头看天、低头看水即可把症状看得一清二楚。如果镜不见花、水不见月，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思？
雾霾确实已经成为很多城市的标志性难题。今年地方两会上，雾霾治理成为提及频度最高的热点之一。有报道说，北京空气污染程度达到世卫组织建议水平的11倍。网友戏称：出门去遛狗，见绳不见狗。北大校园里的一尊人物雕塑，被幽默地戴上了口罩。谁都明白：我们不要被雾霾“活埋”的日子。
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有强烈的政治意愿，更需要有强大的治理措施。要破“十面霾伏”，以解“心肺之患”，绝不是“路边烧烤也收摊”那么简单。对付雾霾靠“吹”是不行的，靠风吹靠不住，靠人“吹”更靠不住。否则依然是“古诗三句半”说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浓雾。”
此前的2月12日，在国务院第38次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语气沉重地说：“雾霾现在成了网上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已成为民生改善的当务之急。这个问题，政府决不能回避。”在环保部部长周生贤作完汇报准备离开时，李克强说：“你先别走，我还有几个问题要问你。”然后他对着材料后面的具体措施逐条发问：这几条措施以前就有同样的政策，这次是不是准备加大力度？这几条措施是新推出的，设计合不合理，有没有作过足够的论证？围绕这一议题，总理追问数十问，要求治理措施要加强科学论证，一旦作出承诺就一定要兑现，政府不能“放空炮”。
比较奇怪的是，本次会议期间，周生贤在人民大会堂北门对记者说：“今年的雾霾相比往年出现了变化，虽然百姓还没有感受到，但京晋冀已经出现好转，未来治理污染应该既打攻坚战，又打持久战。”年初，环保部曾说，去年12月，京津冀13个城市的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仅三成。难道现在的雾霾已变成了仙境？所谓“京晋冀已经出现好转”，老百姓还真没“感受到”。莫非是雾霾之下，部长和百姓不是“同呼吸共命运”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一串数字很具体：“今年要淘汰燃煤小锅炉5万台，推进燃煤电厂脱硫改造1500万千瓦、脱硝改造1.3亿千瓦、除尘改造1.8亿千瓦，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600万辆，在全国供应国四标准车用柴油。”从压减燃煤到严格控车，从调整产业到转型升级，从联防联控到严治严惩，哪一项做起来都不容易，真的要像组织战争那样去组织落实。
措施的具体化、可操作，这是必须的。作为“轮子上的国家”，美国环境保护署刚刚出台了具体、明确的新规，减少由汽车尾气造成的雾霾，将汽油的硫含量降低三分之二，由现在的百万分之三十降至百万分之十。
“实施清洁水行动计划，加强饮用水源保护，推进重点流域污染治理。”这是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治水”的要求。我所在的浙江已先行一步，进行“五水共治”——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五水共治”要综合落实企业关迁、截污纳管、堵住污染源、打通断头河、疏浚清淤、生态修复等等措施；其中有个具体的举措，就是推行“河长制”，实行“一条河道、一名领导、一个班子、一套制度、一抓到底”的机制，以确保如期实现治水目标。只要动真格，让写下“河流遗书”的死了的河流复活，是完全可能的。
治霾治水，是政府、企业、民众共同的责任。既然是“宣战”，那就是以“战争”的态度与力度进行治理。在这个过程中，经济损失是暂时的，而环境获利是恒久的。
人治的折腾
基层干部的任职，“切一刀”都须慎重，在这里却是“一刀切”。
日前，河北黄骅市委组织部召开会议宣布：全市科级干部超过53岁、副科级干部超过52岁的，全部提前离岗休养，同时提高三级工资，共有62名科级干部被列入名单。
如此按照年龄的“唯一标准”，不考虑实际工作能力、工作业绩，“德、能、勤、绩、廉”都不看，这样一刀切下去，引起反弹是必然的。若是一位男性副科长，在52岁就“提前离岗休养”了，距离退休年龄还有整整八年，八年可是抗战的漫长时光啊！他们会不会想：“鸟在笼中，恨关羽不能张飞；人处世上，要八戒更需悟空。”
如果这真是“提前离岗吃空饷”，那就是“乱烧人民的钱”，网上有名言说：“谁乱烧人民的钱，人民就为谁烧纸钱！”
看起来真像是“麻烦制造者”！对于媒体的报道，黄骅市委很快发布说明，认为“不存在提前离岗和吃空饷的问题”，对这些人员“也没有提高工资”云云。
简单地看，这就是当地一次“一刀切”的大规模干部调整。是急于把一批老的干部“拿下”，要任一批“新人”。当地党政“一把手”刚上任，一上任就如此大规模动干部，这本质上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行为，是封建人治做法的现代翻版。
人治的折腾，往往就是从折腾“治人”开始的。有些人所理解的“治国即治吏”，就是简单地把治国弄成治人，而“治人”就用“人治”，结果就变成了“人治治人”。“治人”是一种巨大权力，调整“官位”就是权力“变现”。这权力一旦失去制约，结果就是“官位寻租”腐败的产生——买官卖官的案例已经太多了！
这样的“人治治人”，被治的人要撞运气：一如那62个科级干部，若是碰上领导甲，就可继续当下去；如果碰上领导乙，就立马提前下马。如此这般，想想都傻得没谱，用杭州话来说就是“六二”，不是那62个干部“六二”，而是这“人治治人”的方式太“六二”。
人治是从来不讲程序正义的。在干部任用上，变成“唯我独尊”，“一把手”说了算，压根就没有民主可言。民主是按规则议事决策，要讲权力制衡、权利保护、程序正当、程序性竞争等等；如何提出议事动议、如何听取和发表意见、如何表决决定，都要有规矩规则。而人治是“开大会解决小问题，开小会解决大问题，不开会解决真问题”，“一把手”把自己的脑袋一拍就把决策给决定了，下头只有“遵照执行”的份儿。
人治不讲法治，这不讲法治的官，大抵就是“土豪官”了。这“土豪官”最折腾，既要下蛋，又要打鸣，累不累啊！
亚腐败是腐败的肇始
这时代，一些官员一定是对网络最恼怒最怨恨的人。地震重灾区北川，县政府采购了价格为110万元的豪华越野车，这事被网友曝光了，一时引起全国性的“侧目”。没有网络，会有这种孬事瞬间弄得全国都知道吗？
好车好享受。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就是东部发达地区购买这车，都得好好掂量掂量。
当地官方的说辞，不仅逻辑不通，事实也不通。震后路况差，就必须得买昂贵的洋车，这个逻辑上不通；如果这个逻辑是通的，那么，今后他们买直升机，甚至买“空军一号”下乡“抗震救灾”，也可以运用这个逻辑。非昂贵的丰田越野车就无法下乡，这在事实上是一点都通不了的——若按这个逻辑，那么地震如果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前，那就“玩完了”，因为那时绝无110万元的丰田越野车供你下乡。至于唱出“为了老百姓”的高调，那就更可笑了。这辆现已被“冠名”为“抢险应急指挥车”的丰田“陆地巡洋舰”，仿佛成了一艘“冲锋舟”，一辆“救护车”，一辆“救火车”，时刻冲在战场前头，奔波在“抗震救灾第一线”，处处在为老百姓办难事急事，上头总是乘坐着被救护的老百姓——这可是连丰田越野车自己都笑出声来的“搞笑”。
我很喜欢的青年作家、赛车手韩寒，发表博文，质疑车子买贵了。这车是通过政府采购、履行“规定动作”购买的，本来政府采购的一个目的是少花钱买到好东西，而在现实层面，许多地方的“实际操作”恰恰是倒过来的。背后的“猫腻”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政府集中采购将原来可能的“分散腐败”给演变成了“集中腐败”，所以这是一个国家曾决心治理的“商业贿赂重灾区”。
具体到北川县政府采购110万元的豪华越野车，不能说这就是“腐败”。但与“亚腐败”恐怕已经很难摆脱干系。所谓“亚腐败”，就是官员干部在灰色领域，拿灰色收入，领灰色享受，比如多吃点喝点，多发点奖金补贴，多出国出游，盖豪华办公楼，购豪华小汽车，等等等等。“亚腐败”的基本表征，就是官员利用权力充分实现个人享受。几天前，国家发改委公布《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其中规定县长办公室面积“不能超过20平方米”，这让人差点乐坏三颗大牙。由于这个规定太幽默，网友的跟帖评论就来得更幽默了，比如“够放张双人床就行”、“县长厕所都不止20平方米”、“看来又要重新盖办公楼了”……
许多官员，一开始还对腐败有点恐惧感，那么从享受型的亚腐败入手，就颇为“理所当然”了。亚腐败的关键危害就在于它是腐败的肇始。说什么“买好车是为了给老百姓办好事”，那是没有人相信的。
官场的各个领域都要高度重视、警惕亚腐败。任何权力，失去监督与制衡，就会产生腐败、亚腐败，震区也不例外。所以对地震灾区同样也要加强钱财物的监管、审计。地震后，四川省审计机关曾抽调近2000名审计人员，对500多亿元救灾款物进行了全程跟踪审计，不知这种买车钱属于“救灾款物”乎？“确保廉洁救灾”、“向人民群众交一本明白账”，这是中央领导的要求，也是广大百姓的冀望。确保廉洁救灾、廉洁重建，亦可从杜绝“亚腐败”入手。
矿难能否变成教科书
又见大矿难。山西焦煤集团屯兰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已造成74人遇难。该矿离省会太原很近，是国有重点煤矿生产企业。事故发生在凌晨2时23分，当班入井436人，可见是三班倒、大马力生产的煤矿。
这是王君从国家安监总局调任山西省省长后发生的第一起特别重大事故，也是骆琳执掌国家安监总局后遇到的第一起最受公众关注的大矿难。王君半年前到山西处理矿难而“回不来”了，留在那里当省长。去年襄汾尾矿库溃坝事故，让主政山西仅377天的孟学农从省长位上引咎辞职。看来山西依旧是领导的“火山口”，恐怕较长时间里都将是。
中国的百姓，对领导宽容得多，不会是你上任才一两个月，就要求你怎么样怎么样。在某些国家可不一样，百姓往往性子急，领导人一上任，很快就会成为苛责对象。奥巴马做美国总统刚一个月，民意调查就出来了：公众支持率有下降，有一项调查结果是支持率从65％降至60％；另一项则是从76％降至67％。领导的管治需要时间，但在现有官场体制和安全监管模式下，空降而来的领导往往是一掌难推九牛，要镇住山西矿难这座“火山”，可不容易。
就在两天前，山西省刚刚召开了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会上王君两次提到“宁听骂声，不听哭声”，他说：“谁愿意被别人骂？我们已经哭不起了！”而在一个月前，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王君直言不讳地指出：政府职能转变滞后，行政效率偏低；有些地方、部门还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奢侈浪费、腐败现象时有发生……对于安全生产，他更是掷地有声地说：我们决不要带血的GDP！
应该看到，相比于过去，我们在安全监管、事故救援、对生命的重视等等方面都有了很大进步。过去有个很大的本事，就是把别人的坏事变成自己的好事，煤矿爆炸炸死人，我能成为“救援先进”。相比之下，“哭不起了”、“不要带血的GDP”的言辞，可见一省之长的恳切和艰难。
王君履新以来，对于山西的安全生产不可谓不用力。他提出了为煤炭主产市县行政首长派设“煤炭助理”，让有专业知识和管理背景的人才去协助抓安全；组织严打非法违法开采行为，大批非法选矿厂和尾矿库被取缔关闭；全省彻底退出烟花爆竹行业等等。但对于刚刚履新近半年的王君省长来说，能否从根本上改变原有官场生态，构造有效监管体制，是他建树大小的重要变量。
安全监管，在体制制度上的一点点突破似乎都很艰难，但不管多难，一些地方在探索前进。比如广州市建立了土地执法共同责任制，首次把地方党委列为共同责任主体。河南省也将试点对县乡实行党政领导安全生产同责制，出了安全生产事故，书记不再“置身事外”。为了彻底掀掉非法煤矿的保护伞、杜绝官心比煤黑，河南还规定公职人员投资入股煤矿一律就地免职。
山西一次次发生的各种矿难，应该制成标本，成为官员、相关责任人员的教科书。教科书是反复使用，不易遗忘的。
个人的腐败与群体的特权
如今是“车轮时代”，车子违法，又扣点又罚钱，这不免会让车主“懊恼”，于是就“动脑筋、想办法”，以减轻处罚。权力单位想到了集体去摆平，这似乎不奇怪，奇怪的是公然颁文件、发通知——牛，真当是牛。
权力通常是通过群体来呈现、通过个人来实现的。于是产生了群体的特权与个人的腐败。个人腐败，相对隐秘，比如不久前锒铛入狱的北京某区地税局副局长熊晓京，在自家冰箱后面墙上凿了个大窟窿，用以藏匿受贿所得的钞票，这个“藏金洞”甚至连他老婆都不知道。群体特权，则堂而皇之，比如新近被曝光的石家庄市委门前大路“禁行”出租车，这事被媒体披露后立马宣告“紧急废止”。“此路是我开，唯有我独行”，这比旧时代“此路是我开，留下买路钱”的规矩还坏。特权群体面对“大道”如此“霸道”，让人怀疑那地儿是“石家庄”呢，还是“一家庄”，抑或尚属山寨或村庄。
石家庄的特权路、云龙区的特权车，两者异曲同工。群体性的特权占有，都是假借单位的名义、公家的名头，用权力进行寻租；这种寻租往往公然进行，把普通权力演化成特权，造就小集体分肥的机会。一般说来，个人可以“外不殊俗，内不失正”，而机关单位竟然是“外也殊俗，内也失正”，此中关键就是特权在作祟。
公众与媒体，要找到这种特权，让其见光和“见光死”。这是“人肉搜索”、“网络反腐”的重要功能与作用。但这种民间反特权、反腐败，毕竟只是一种外部因素和外力作用，若什么都寄托于网络，显然会成为网络难以承受之重。曝光之后，立刻处理、立刻改正，这并不坏，可仅止于此，那远远不够，因为此乃割韭菜，而非斩草除根。如果“迅速处理”只是一种危机的公关、危机的作秀，是弄给媒体和公众看看的，而被处理的官员过两天换个岗位又照样做官，那就更不能真正消除特权和腐败了。
根本问题在于权力归谁所有——个别人所有，小群体所有，还是全体人民所有。当根本权力归于人民，那么，特权和腐败就不容易产生了。这就是民主的力量，这也切合了学者俞可平所说的“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造福中国”之义。早在公元前400多年，雅典政治家伯利克里在一次讲演中就说：“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度，是因为权力不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而是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很显然，“全民都腐败”的命题是不成立不存在的。
不久前，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大会上告诫干部：“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要避免出现“在福中不知福”的情形，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干部放在民主监督的阳光下。
爆炸声里毁掉了什么
2013年6月3日6时10分许，位于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的吉林宝源丰禽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源丰公司）主厂房发生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共造成121人死亡、76人受伤，17234平方米主厂房及主厂房内生产设备被损毁，直接经济损失1.82亿元。
国务院成立了事故调查组，有关领导说，要彻底查清事故原因，坚决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这又是一起化工原料事故，又是一起巨大的人祸。事发时车间有300余人，而且大多数门被反锁。每20分钟爆炸1次，顺利逃生者多为老员工，用铁锹砸开被锁大门。工位密集，平常缺乏逃生训练；氨气中毒为致死主因，而氨泄漏是“常态”。报道说，氨作为一种化工原料，气态的氨通过加压或冷却得到液态氨，容易挥发，所以其化学事故发生率相当高。
这几天，事故接二连三：6月2日下午14点30分左右，中石油大连石化分公司油渣罐发生闪爆，有死有伤有失踪。大连那地儿，石化屡屡出事。中石油可以现在就开始布置抢险庆功会会场了。5月31日，黑龙江中储粮林甸直属库火烧连营，违规露天囤放的国家储备粮烧得很壮观，5万吨粮食烧成火焰山。火灾原因据查是配电箱短路打火引发的，而消防水源太远，真成了“远水救不了近火”。网友创作对联一副——上联：中储红，下联：粮家灰，横批：仓竟空。
凑巧，这三起重大安全事故，都发生在东北，东三省各占一个，但其中两个与央企有关。央企与官方关系密切，官方就会积极为事故辩护，比如起火仓库被指为赚保管费超负荷囤粮，官方就称粮库超负荷运转系政策需要云云。更搞笑的是，中储粮大火第一次说损失过亿，第二次说损失近亿，第三次说损失8000万元，第四次发布通报说损失300万元，难怪网友愤怒地说：“敢不敢更进一步：中储粮大火烧出了几亿GDP！”
我上网查阅“吉林宝源丰禽业有限公司”是什么企业，看到报道说，吉林这家公司是由辽宁省开原胜利牧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2008年落户米沙子工业集中区，占地10万平方米，总投资6000万元。“经过近一年时间的施工建设”就投入了试生产。“满负荷投产后，年可屠宰肉鸡3000万只，提供直接就业岗位1000个，带动养殖户1000户，可年创产值8亿元，实现利税200万元。”
这原来是个跨省引进的企业，兴高采烈地为当地提高“鸡的屁”——GDP。不到一年时间，就匆匆忙忙、急急忙忙建好了。很显然，消防安全没有搁在脑前，而是搁在脑后了。
爆炸声里、冲天火光里，毁掉了什么？生命毁了，财产毁了，“鸡的屁”毁了，唯独“官位”基本毁不了。
这一切，最终都是在摧毁一个国家的形象。新近有报道说，中国的国际形象跌至八年来的最低点。这是英国广播公司（BBC）委托的一项全球民调，该项调查始于2005年。本次调查由总部设在加拿大的民调公司“寰宇扫描”（GlobeScan）和美国马里兰大学国际政策态度计画（PIPA）负责，针对22个国家的正负面影响，访问了全球25个国家共26299个受访者。法国受访者对中国的负面看法比例最高，达68%；美国、德国、西班牙紧随在后，多达67%的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印象；日本与韩国对中国的负面看法的比例分别达到64%和61%。
过去8年是中国攀向世界经济顶峰的重要时期，2005年甩开法国，位居世界第五大经济体，2006年及2007年分别超过英国与德国而攀升至世界第三，到了2010年更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经济地位急速上升，国际形象反而一路下跌。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不仅仅取决于国际关系，与其内部形态也密切相关。爆炸声里、冲天火光里，不也写着你的形象么？
人命关天的意识在哪里
致121人死亡、76人受伤的吉林省德惠市宝源丰禽业公司特大火灾，相关的11名公职人员，因为涉嫌玩忽职守罪，被立案侦查，并已刑事拘留。
最高人民检察院告诉媒体，这是一起特别重大的责任事故，导致这一事故的主因是：企业违章冒险作业，相关执法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违法行政、不认真履行监管职责。
这11名国家公职人员中，有德惠市米沙子镇镇长刘真祥、派出所原所长赵震、德惠市公安消防大队原大队长吕彦东等。这家加工禽类的企业，平常把几百号员工关在厂房里，甚至加上锁，像管禽类一样地管人，把人家当成自己赚钱的机器，丝毫没有“人命关天”的意识；而这些只会当官、不顾百姓，擅长享受、不会做事的当地小官僚，往往把“安全”二字挂到墙上就拉倒，他们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官僚们目无群众，心中只有“鸡的屁”——GDP就是他们升官发财的命根子；暴发户目无生命，眼中只有“鸡的屁”——那些圈养的会放屁的鸡，是发财致富的好载体。至于百姓的生命，那是可以利用的，可以变成自己赚钱的工具，死活那就管不了那么多了——这就是“草菅人命”。
把普通百姓的生命当成草芥的思想与行为，到处可见。只要关乎权贵巨大利益的，比如征地拆迁，任何烧杀抢掠的夺命行为都能使得出来。夺了你的命，赔你几块钱，然后告诉你，我已把你埋在“春风里”。
哪个国度，敢说最多最贱的是人的生命？
“老兵永不死，只是渐凋零。”最近一条“将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社会保障”引起社会关注。民政部赶紧出来声明，说对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的确是有政策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就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对对日作战牺牲的或负伤致残以及编入到人民解放军序列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队伍老战士，享受同等待遇”，“或追认为革命烈士，或评定残疾等级并给予相关抚恤，或纳入现行优抚制度给予优待补助”。声明认为“国民党抗战老兵与其他社会群众一样，享受了相应的社会保障”。但是，该声明也承认了“少数抗战胜利后未编入人民解放军序列”者的存在，他们中“仍有部分人员生活还比较困难”。
民政部声明的意思是，我们一直是重视“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的，我们没有责任，并声言“不断提升包括原国民党抗战老兵在内的困难群体、特殊群体、优抚群体的保障水平”云云。
话说得好听，事实上却是另外一回事。我在新出版的《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6月第1版）一书中，就写到了抗战英雄王文川老人，他就是一个在历史上做出特殊贡献却没有享受过“制度性阳光”普照的温暖的人。年逾九旬的王文川，是淞沪抗战中四行仓库保卫战老兵、“八百壮士”之一。他居住在北京，一直默默无闻，不久前才被“挖掘出来”。北京市委统战部信访办有关人士说，抗战将领或民主党派人士的遗孀、后代，“现在北京地区的还有二十多位，我们每年都给他们三四千元的补助”；王文川的历史事迹被发现后，统战、民政等部门经过协调会的协调，达成先给王文川两万元补助的意见，“这事没有什么特定的政策，都是特事特办”。王文川要住院看病，还是北京市委统战部给中日友好医院发公函要求“安排病房”的。
1945年抗战胜利到如今，多少年过去了？再过两年到2015年，都要整整70周年了，别说抗战老兵，就是1945年抗战胜利时出生的人，现在也70岁年逾古稀了。我在微博上感慨：“活着的也没多少了，活下去也没几年了。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
当年为了抗战，多少人把命丢在了战场。到如今，有的活下来的抗战老兵，却在官僚主义的眼皮底下苟活，而官僚却时刻念着为自己开脱责任。
公权力草菅人命，社会上同样仿效。“人命关天”的意识荡然无存，留下的必然是“草菅人命”行为。这是一个让我过目不忘的图片新闻：6月30日下午一点半，河南荥阳市发生一起车祸，被撞的女子卡在大型水泥罐车的车轮下，她还活着，她抬着头，她连声喊疼，她向司机连声央求“不要碾死我”。当时司机下车查看伤者，当司机站起身的时候，妇女明显非常害怕，不断央求“不要碾死我”……我们已经见过太多这样的新闻：车祸受伤者本来有救，司机却来回碾压，压死你最干脆。不是还有一个西安音乐学院的大学生药家鑫吗，他驾车撞伤了一个妇女，他下车看到伤者，就拿刀刺了对方八刀，把人家给活活刺死了。
路径窄处，留一步让人走；滋味浓时，让三分请人尝。这说的是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你有你的金光道，让别人也要有独木桥；你可以活在天堂般的幸福世界里，整天做着“国字号”的美梦，也要让别人活在最底层的贫民窟——这是人家最基本的权利，你无权剥夺。
“草菅人命”是对“人命关天”的强烈反动，在一个“体制坏了、人心坏了”的时代，“不要碾死我”是最凄厉的呼喊，只要还有一点良知，人类都应该听见这声音，然后下一步就是：不碾死对方，而是救下他或她。
窃听风暴？
还真是新闻。厅长把副手给举报了，江西省国土厅三名副厅长涉贿落马。本来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被一些人看成是“官官相护”的地儿，却发生了厅长举报副厅长的大事，真当怪奇奇怪。当然，坊间自然要说副厅长和厅长之间互有“斗争”。个中最有意思的是，厅长怀疑办公室被装了窃听器、怀疑下属“下三滥”，从而愤而举报的。
这难道是中国地方版的“水门事件”？非也！当年美国共和党尼克松竞选班子的幕僚，潜入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办公室安装窃听器，结果弄砸了锅，尼克松总统因此被迫辞职，那是重大政治事件。而我们这里有着“厅局级享受”的厅长副厅长们的“斗争”，大抵会被看成是“争斗”的。但不管怎么说，厅长能够愤而举报副厅长，这相比于那些“有手难举、有口难言、愧煞人也”的情形毕竟好多了。要知道，你举报他人，也要自己经得起他人举报的。
反腐离不开举报。举报当然是非常危险的。通常来说，举报越危险，腐败越严峻。有多少举报人受到被举报者的打击报复，甚至家破人亡？举报与被举报、反腐败与腐败，两者水火难容。不久前有报道沸沸扬扬，是说湖北十堰市民彭宝泉“被精神病”的——他的祸根始于2001年，那年他举报了他所在单位领导及员工的贪污腐败问题；三年后，他的生活波澜骤起，如他自述：自己被下岗、被打伤、被离婚、被病休……最终被投入精神病院，直接原因是“拍摄上访”。在医院里，他越强调自己“没有精神病”，医生越认为他“病得不轻”。如此这般，你说该如何“飞越疯人院”？
所以，我们首先要肯定厅长“举报副厅长”的举动。但这只能看成是反腐败的“特例”，反腐如果都以这个“上官举报下官”的方式进行，那几乎是“驴马拉火车”——实在鲜见，也实在难以实行。
“举报”、“窃听”，这是两个动词，背后都含有自己的目的、方式，差异甚大。举报之目的，通常较单一，而窃听则大有不同，你个人之间的窃听是为了什么？细节其实是大节。你若给人家办公室安装窃听器，那么一定得问问是代表公权力，还是代表你自己的？除了国家与国家、间谍与间谍之外，个人之间为了私下目的而使用窃听手段，那是为世人所不齿的。甚至，一个国家的公器若对自己的国民滥用窃听，来防范、控制、甚至迫害自己的公民，那也是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
看过电影《窃听风暴》的人，都会对当年东德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窃听感到毛骨悚然；至于后来的香港电影《窃听风云》，关乎股市内幕的现代题材，显然就没有《窃听风暴》那么厚重与沉重了。不久前，英国爆出“首相官邸曾被装窃听器近15年”的惊人消息，说那是军情五处即英国安全局干的好事，一时掀起轩然大波——但这个窃听与“腐败”二字关系不大。而我们这里的“疑似窃听”，大约是官场复杂人际关系的一个缩影罢。
在现有制度环境中，官场人际关系的复杂是常见的，这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因为政改滞后，滋生了大量腐败机会。国土系统官员的落马，大都与工程招标、土地使用有关，他们从中收受企业贿赂，为企业谋取非正当利益，都轻而易举、举而轻易。那么，是什么造就这“腐败重灾区”？值得深思与深究。
就个人来说，不知那些在“反窃听”行动中“意外”落水的官员，能把“落水”当作“洗礼”否？
守护严格的公正
听取蛙声一片，有时是要变成“听取哇声一片”的。“哇”当然是感叹之声。
重庆一个叫付强的农民，养蛙。蛙场被划入了一个工业园区，补偿条件未谈妥，就被强行爆破了，大批本来要上餐桌的美国青蛙在炮声中死去，损失巨大。付强由此与爆破公司对簿公堂，索赔255万余元。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函“警告”法院：“不得一意孤行”。
你猜猜，这一场官司结果如何？如果你回答——付强的诉讼请求被驳回，那么，“恭喜你，你答对了”。
管委会是行政机构，法院是审判机关，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得很清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显然，一个管委会就一个农民与两家公司的官司而“发函警告法院”，绝非守护宪法的正义行为。所以，此函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公函”。
苏格拉底有一个著名的法哲学命题——“守法即正义”。正义也就是守法（当然“恶法”除外，因为“恶法非法”）。在现代法治国家，一切国家机关、政党团体，都要守法——服从法律，依法做事。换言之，统治者要成为法律的仆人——这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的法学命题，是他晚年“用法治来代替贤人之治”理念的体现。法律与公平、平等、自由等价值相关；法律为了公共利益、为了整个国家利益才是正义的；法治代表秩序。柏拉图认为，法律应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统治者应服从法律，成为法律的仆人，“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像野蛮的兽类一样”。
柏拉图的剖析很简明很直截了当：人类的天性倾向于自私与贪婪、趋乐避苦而淡忘理性，人们会优先考虑这些东西，然后才会去想公正和美德。柏拉图说得很“无情”，但“道是无情却有情”：人类正是认识到自身的这种缺陷，才能抑恶扬善、维护正义。但人类与生俱来的这种缺陷，不仅仅存在于个人身上，也存在于机构组织身上。正因如此，柏拉图说，国家正像一只在海上行驶的航船，总是需要日日夜夜有人照管着，它日日夜夜有被形形色色的阴谋诡计所倾覆的危险；国家要想继续存在下去，必须奉行的方针就是，通过选举出来的“政治家最基本的才能就是这一点——严格的公正”。而严格的公正是排除特权的，所以他认为，统治者正是过度剥夺了公民的自由，并致力于引进极权政治，从而导致腐败与年俱增。而凭借强权来干涉司法，从来都是滥用权力的方式之一。
严格的公正——这不仅仅是对司法界而言的，从政者更应如此。柏拉图早在提倡“贤人之治”时，就有很形象的比喻：我们做一双鞋子还要找一个手艺好的人，生了病还要请一位良医，而治理国家这样一件大事竟交给随便什么人，岂非荒唐？显然，这是对人的道德性要求，而法律性的要求比这更高：“贤”之外，还要“正”。听从“法治”，而不是听从“人治”，这正是柏拉图思想的飞跃。
从“史上最牛公函”中，我们看到当今一些从政者思想资源的缺损，亟须丰厚起来。一个不读宪法、不学法律常识的“政者”，那是成不了“正者”的。
法律面前，需要人人平等、需要个个正义——无论你是国王，还是归正人员。
正与邪
一个司法判例，引出一桩奇特事件，个中亦正亦邪，煞是好看：
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波罗镇樊河村，当地的村民们与外来的山东煤老板，争夺采矿权。谁都知道，谁拥有一个煤炭富矿，就等于谁拥有了一座黑色的“金矿”。当地原本有个“波罗镇北窑湾煤矿”，是集体经济；后来忽然变成了“波罗镇山东煤矿”，因为来了个山东煤老板。这个名叫李钊的山东人——你可不要看成是李大钊哦，他好厉害的，通过私刻公章、涂改采矿变更申请书等手段，“轻易”就拿到了陕西省国土厅新的《采矿许可证》，于是那当地的煤矿就成了他这个“外来和尚”的了。村里人当然不肯啊，于是一层层打官司，榆林市中院判决，省高院裁定，省国土厅成了败诉方。
而更精彩的是，陕西省国土厅非常牛——不仅比当地村民牛，不仅比外来的李钊牛，甚至比中高两级法院都牛：他们召开了一个“协调会”，否决法院判决，以致法院的裁定得不到执行，使价值数亿元的集体财产归于外来煤老板个人名下。随后的结果就是：煤矿一方与村民一方在7月17日发生了大规模械斗，共造成87人受伤的群体性事件。
没有强制力的法律，是“一把不燃烧的柴火，一缕不发亮的光”——这是德国法学家耶林给出的形象比喻。而英国学者托马斯·富勒则说：“无论你的地位有多高，法律总要高过你。”很不幸，我们有些地方的权力地位就高过了法律，使法院判决成了“一把不燃烧的柴火”。
在法权博弈当中，正邪分明如冰炭。在整个司法过程中，陕西省国土厅究竟对法院施加了多少压力？这大抵是可想而知的。陕西省中高两级法院不惧权力压力，坚守司法正义，判决权贵者败诉，值得称赏。“法律应在任何方面受到尊重而保持无上的权威。”亚里士多德在那遥远的时代就说得很透彻了：凡是不能维持法律威信的城邦都不能说它已经建立了任何政体；执政人员和公民团体只应在法律所不及的“个别”事例上有所抉择，两者都不该侵犯法律。
“在一系列制度规范面前，陕西省国土厅如此不畏法度、拒绝纠错，有何难言之隐？有关人员和私人矿主到底有何瓜葛呢？”这是报道中的发问，所有人看了都心中一笑，这叫“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久前有报道说，一些国土资源部门已成了腐败重灾区，甚至超越了交通部门，坐上了第一把交椅。国土资源部门“拥有”土地这个最大最值钱的资源，地下可挖矿，地上可盖房，谁都知道这个“印把子”使劲一揣就“富得流油”。
处处利益纷争，世间并不太平——事实上正是这样。专家说，行政机关违法行政，公然蔑视法院判决，“背后往往还隐藏着权力寻租”——这权力寻租寻的就是巨大的个人利益啊。权力导致寻租，寻租导致腐败，腐败导致不公，不公导致争斗，争斗导致不稳——所以，许多所谓“影响稳定”的群体性事件，远溯根源，就是简简单单两个字：腐败。这清晰地告诉我们：要想维持稳定，就得彻除腐败，以正压邪。
那么，接下来，谁去把陕西省国土厅这只麻雀给好好解剖解剖？
潜则规？
标题说的是潜则规。潜规则的，往往以为自己是潜则规——潜在下面偷偷地做，做多了做习惯了，也当成规则、规矩来办了。卖官是官场潜规则之一，卖官位的官员，在心里把不同级别不同价值的官位标好了价，一个个、一批批、一年年、一次次地卖下去，习惯也成了自然，卖官也成了“规矩”。
安徽有个五河县，因淮河等五河汇聚而得名。有个叫徐社新的，在这里当了六年的“一把手”，在那些美好的辰光里，他没有“虚度光阴”，汇聚所有乡镇和县直重要部门的“官帽”，将其卖了个遍。徐社新由此荣膺了“官帽售货郎”的称号。最终他得刑14年3个月。
官员敛财贪腐，主渠道有二：一是从老板富豪那里拿，二是从下级官员那里拿。这个“拿”是“有来有往”的，老板在付出之后拿到利益的好处，下官在付出之后拿到升官的好处，这就是权力利益的交换，“权贵资本主义”、“特殊利益集团”也就是这样来的。
收了人家钱财，就给人家官帽，这一点徐社新还是很“诚实守信”的；但你如果不给钱就想得到提拔重用，那可比登天还难。所以，“收钱才提拔”，在徐社新那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这就是他把“潜规则”看成了“潜则规”，这就是他把官位权力给彻底地“市场化”了。
“在和平建设时期，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的话，腐败就是很突出的一个。”腐败威胁和平时期的执政党——这是不言而喻的。苏联与东欧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尽管具体原因各异，但在因腐败而丧失应有的先进性和执政能力这一点上，却是惊人的相同。有学者指出，尽管我党在执政以前，开展了长期的反腐败斗争和根据地廉政建设，但是一旦真正执掌了政权，一些党员干部就经受不住权力、金钱和美色的考验，滑向了腐败的泥潭。根据当时统计，从1949年解放到1951年底，仅仅一年多一点时间，北京在市属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内部，就查处贪污腐败分子650人；同期上海发生大大小小贪污案3002件，涉及3230人……由此可见，腐败总是伴随着权力而生。
制度给了徐社新之类的权力中人以特权，“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官位特权必然就衍生出私权。私权特权，带来了“权力暴利”。而在“权力暴利”的背后，国家付出了巨大的“制度成本”。
有识之士指出，权力、资本和资源的结合，不仅滋生腐败，还会导致权贵集团粗暴地垄断经济增长成果，放肆地侵占平民百姓的利益，这恰恰又容易成为社会矛盾的爆发点。以公权力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不断坐大，对中国社会的伤害非常巨大，因此，反腐必须与政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切割。
制度根源，还需制度层面来解决。非常简单的道理就是，权力被个别人员“集中”与“垄断”之后，下级官员想得到升迁，就要来捧他一个人的大腿；如果权力官位是由百姓票选产生的，那么他们只能一心想着向下“拜票”，为百姓办事……杜绝腐败，原来最基础的方法说简单也很简单，那就是改变一下权力产生的方向。
这方向一改，徐社新之类的潜规则，立马就失去了买方市场——也就是没了市场。
对贪官需要一把奥卡姆剃刀
真有钱。被称为“女文强”的辽宁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原局长罗亚平，涉贪1.45亿，超过震惊中外的“沈阳慕马大案”，被中纪委领导批示为“三最”——“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区区小局长，涉案金额动辄几千万上亿元，这不真是“有钱”吗？这些钱，或是国家的钱，或是“小金库”的钱，或是“孝敬”过来的钱，不会是天上掉下来的，反正都是百姓创造的钱。
现在的贪官，如果还给他（或她）看《刑法》第383条所规定的“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一定会让他笑掉大牙。受贿罪规定与贪污罪相同，“理论上”都是十万元可处死刑，但这“十万元”也太“小儿科”了。不久前，山东日照出入境检验局原局长李华森受审，他老兄贪污、挪用、受贿，共计近1.6亿元，此男局比彼女局虽然级别高一点，但也算不上什么高官，可人家就是这么“来钱”。
如今时代，多少钞票要过官员的手？不知道，反正是个宇宙数字。一些跟官场有经济来往的企业，深知什么叫“大款不如公款”。一个小小的“土地奶奶”，从她涉案的天文数字，就让你明白为什么现在的国土资源系统是腐败重灾区——经手卖地为主题，真是太有财了。
钱令智昏、权令智昏。“小官大贪”的罗亚平，被“双规”后，面对纪委书记，竟然很泼辣地说：“你把我放了，我给你600万！”我的姑奶奶，你以为你是《红楼梦》大观园里的凤姐啊。
有网友说：“中国在反腐。但腐败却在前赴后继，说明了什么？我们对腐败太仁慈了！以至于一坐上官位，就急于腐败。一人腐败，全家享福；一次腐败，几代幸福。试问，还有多少当官的，能抵挡住诱惑？”诱惑挡不住，官场泥石流。面对“天价贪腐”，那只剩“严惩”一条道了。所以，从理论到实践，我们都需要一把“奥卡姆剃刀”。
“奥卡姆剃刀定律”，是英国早期的逻辑学家威廉·奥卡姆提出的，他倡导将那些空洞无物的累赘，统统无情地予以“剃除”——“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即“简捷有效原理”。如今我们对已经发现的贪官，通常不是采用“简捷有效”原则予以司法处理，而往往弄得很繁复，盘根错节、藕断丝连，最后常常搞成法外开恩、“大贪轻判”，即使“进去”了也可以提前出来，保外就医、减刑开释等等，名堂多得很。事实上，反腐除贪，最简捷有效的“奥卡姆剃刀”，就是《刑法》上规定的那条关于“贪污（或受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规定——这把庄严法律所赋予的犀利“剃刀”，若能重新捡起来，那才是真的没有“对腐败太仁慈”。
不要忘了，对腐败太仁慈，本质上是害了官员，害了一茬茬的官员。
集体失能症
因航班发生不安全事件，华夏航空被停航整顿了。2010年8月28日，华夏航空一班从石家庄飞往贵阳的航班，在贵阳机场着陆时机翼翼尖擦地——很危险。发生这样严重的安全事件，民航西南管理局当天迅速发文，要这总部设在贵阳的华夏航空暂停运行，立刻开展安全整顿。
这是明智的决定。自打伊春空难发生以来，从中央到民间，要求航空业确保安全的声音此起彼伏。大家都知道机场安检很严格，就是要百分之百确保安全，把一切危险系数排除在外。现在，最需要给民航系统自身实行最严格的“安检”了！
曾经一段时间里，我国民航事故频发，当时把管民航的“一把手”也给撤换了。经过几年的管理整治，安全形势一度转好，这些年日子好过了，问题也在暗地里悄悄滋生了，现在危情似乎又露端倪。安全事故的高发，有各种具体原因，但总体上看，存在着一种“集体失能症”，颇像一个人患了“肌无力”。集体性的“失能症”，意味着民航管理层、航空公司、飞机航班以及机场建设运行等各个方面都暗存缺陷，却对病灶没有自我感觉，对“亚健康”熟视无睹，又不去好好进行“体检”，病入膏肓了也不知道或不愿知道，那么，结果会是什么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迫在眉睫的是，民用航空要对自身进行严格的“安检”，找准病因，对症下药。
一些高调的、喜气洋洋的说法、语调，需要“安检”，比如有关方面大赞伊春空难创造了“救援奇迹”。俺们把坏事说成好事的本领很大，但说多了、说过了、说得不合时宜，那么下一个坏事就乐滋滋地在不远处等你了。那种向来不爱认真清算事故责任的毛病，要好好改一改。
一些管理体制、经营方式需要“安检”。飞行危情的背后，往往存在着航空乱象。体制性的、管理方面的、经营方式上的问题，错综复杂，很需要下大力气去梳理，将其理顺。光想给航空公司改个名字，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反而有推脱责任、撇清关系之嫌。
一些航空腐败的征兆，更应好好“安检”。不久前《新世纪周刊》就作了一个封面报道《民航反腐风暴》。哪里有权力利益，哪里就可能存在腐败或亚腐败。是腐败就必然会大肆攫取权力利益，既然是攫取利益，那就不顾风险、难管安全了。买飞机组建航空公司、投大钱建设机场航站楼，都可能存有腐败犯罪的因子。媒体报道，那掌控深圳航空有限公司的，是一对“父子兵”，老子李泽源，此前就因涉嫌经济犯罪被捕，其背后的水非常深。
清除航空腐败，是航空安全管理避免“集体失能症”的一个大前提。
既抓现行又抓源头
新华社连发了一组电讯，报道并评述京沪高铁审计结果。通常平面媒体刊载新华社电讯时都要自做标题，我想在这里原原本本引述其电讯的标题，分别为：审计发现京沪高铁1.87亿元公款资金被转移挪用；注重揭露重大违法违规，促进京沪高铁顺利建成——审计署有关负责人就京沪高铁审计情况答记者问；对“屡审屡犯”者必须严格问责。
审计主要是对已经做过的事情进行“花费”的审查核定。京沪高铁审计，一查就查出问题一箩筐。其中主要的是，查出转移挪用公款资金1.87亿元，虚开伪造发票1297张入账，共3.24亿元。两项合计，超过5亿元。乖乖，铁道部真当有钱啊，建一条高铁，仅仅“转移挪用”与“虚开伪造发票”，就被搞走摊开的“一只手”啊。
2176.3亿元大投资的京沪高铁，由铁道部自己的公司承建。高铁建设成了一块巨大的唐僧肉，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带头腐败（终于“进去了”），下头更是忙于割肉，5亿多元就是这样被一刀一刀割走的。垄断导致腐败，绝对的垄断导致绝对腐败。铁路是垄断经营的，铁路建设也是垄断经营的，这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钱太多，权太大，垄断够彻底，腐败起来太容易。
还好有个审计制度。问题是，那些从事高铁建设的人士，此前就不知道有审计吗？不会不知道的。可是，他们就是胆大妄为惯了。所以能够脸不改色心不跳，能够转移挪用公款资金1.87亿，能够伪造虚开上千张发票入账让3.24亿元巨款成为莫名其妙的支出……硕鼠硕鼠，狂食我黍！他们私底下大约都在说，唐僧肉那么美味，吃起来那么爽又那么容易，不吃才是傻子哦！
可审计毕竟是事后的审查核定，这是其本身的“缺陷”，它只能是“抓现行”甚至“抓已行”的干活，而不能在高铁建设之前就发现问题、堵住漏洞。审计是个反腐利器，审计之后，“屡审屡犯”者是得严格问责，可是审计毕竟难以防腐。如果硬说审计在“惩前”的基础上有“毖后”的作用，仿佛一把剑悬挂在后来者头上，那也只能说这“悬剑”的震慑作用微乎其微。事实证明，腐败分子压根就不惧怕“将来的神马（什么）审计”。
所以很重要的是，如何才能既抓现行，又抓源头。否则，必然是可怕的“条条大路通腐败”。具体到高铁建设，那就有可能是“条条高铁通腐败”。“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腐败”，这都提到“人亡政息”的危重程度来看待了；可是，垄断的权力、垄断的经营、垄断的金钱，还是“义无反顾”地奔向贪腐。
打破权力垄断，打破经营垄断，是堵住腐败源头的两个重要“阀门”。这两个“阀门”若不启用，那么，腐败的洪水能不滔滔不绝吗？
最后的最后会如何
这注定是一个有争议的做法。重庆酉阳县，给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每人发一部手机，具有GPS定位功能，要求24小时开机，接受跟踪监督，目的是监督领导干部八小时外的生活。
预防腐败，是纪检监察系统的一项重要工作；不论这个“手机定位跟踪监督”的做法效果如何，最终会怎么样，先试一试吧，试对试错，总要先试行。
对干部加强监督管理，这是应该的，因为你是公权力人物，是纳税人供养的；你可不是私人老板。但是，如何严管才真正有效？值得探讨。这个手机定位跟踪，是不定时抽查，一月两次，每次查一半人，这也就是说，平均一个人一个月才被抽到一回；换言之，你30天里才被抽查一次，这样的概率，我看是没有多大效果的。记者采访时，随机集中抽取了13位持机者进行定位，结果8人失败，或因关机，或因手机损坏，或因信号无法接通。8比5，失效为多，即是例证。
好的愿望好的出发点，最后不一定会有好结果。到2011年4月，在施行的一年里，有82名干部被通报批评，其中20人被诫勉谈话，这算是“效果”了。具体情况如何？报道语焉不详。反过来想，最多也就是所谓“批评”“诫勉”嘛，既没有从中发现腐败线索查出大案要案，也没有什么干部真的因此被处分甚至停职——其终极功效，大抵如同隔靴搔痒也。
网友倒是提出诸多批评性意见。看看某门户网站的跟帖评论，这里择要一说：
“党政领导干部竟然要靠手机GPS定位监控，悲哀！我们的干部已经完全不能自律，所以才靠监控，这跟限制犯罪分子人身自由有什么两样？”——这位网友说得尖锐，“悲哀”的色彩确实有。本来在党纪国法的“他律”之下，干部应能“自律”，但目前确实做不到；至于说这跟“限制犯罪分子人身自由一样”，那是言过其实了。
“一部手机3000元，加上每月最低342元话费，全年共需财政支付170万元——偶尔会被谈话，但纳税人的170万元就没了。”这是网友对最初报道中“变相发福利”的批评，现在有关方面说是电信公司赞助提供的，那么，电信公司提供就不是国有资产流失吗？
“这年头，管干部跟管宠物一样了，带上跟踪器，怕丢了？哈哈！其实，只要放开群众监督，惩戒措施到位，哪个干部敢犯低级错误！反腐败，我相信高科技，但更相信群众！”网友这话说得不好听，但道理我赞成。
“现在有呼叫转移功能，手机24小时在办公室，呼叫转移到小三家固话都没问题。”这是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对策就会五花八门。而最要命的是，GPS手机定位是明里的事，干部真的干坏事，倒是可以拿它来当伪饰的挡箭牌，让你更是无法真正“抓现行”啊！“心领神会”的聪明干部，完全能够将它当成伪装物、保护伞的！
而最后的最后，可能就是人去政息，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哭在前头，才能笑在后头
“痛定思痛”，这是一句老话。2010年11月21日是上海“11·15”特大火灾发生的第七天。对遇难者而言，即是中国传统殡葬习俗的“头七”。大批上海市民手捧鲜花，源源不断地赶到火灾事故现场，默默寄托哀思。上海市四套班子领导也前来致哀。这是官民同哀，更是天地共泣。
谁的眼泪在飞？思痛者的眼泪在飞。一张新闻照片给我深刻印象：一个遇难者的三位家属，满怀悲切，捧着遗像，手持白花，前往现场，路过的背景恰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宣传画。是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个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没错，因为它是从总体意义上讲的；城市化、城镇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陷于城市高楼特大火灾中的人们，没有美好可言，只有恐怖与悲痛。所以，只有安全的城市才能使生活更美好。
我赞同这样的看法：与其逃避城市去寻找一个梦中的花园，不如行动起来，建设一个宜居的城市花园。但怎么建，是个问题。城市建设的政绩最容易看得见，于是有些急功近利的官员，就急不可耐地大拆大建，大搞各种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而这些政府工程，背后往往有层层转包、层层剥皮的问题。脚手架背后的腐败，并非新鲜话题；大多安全事故若是深查下去，往往都有腐败、亚腐败的情形存焉。
《周易》有云：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大意是要人们多了解前人的言论和行为，以积累为人处世之道。这也是说，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使自己今后变得聪明智慧。如果不是这样呢，那么就是“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在智利矿难获得成功救援之后，他们的总统皮涅拉说过一句名言：“我们的教训之一是，在涉及安全、生命和健康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更加小心谨慎，全力以赴。”总统都这么上心，这就是诚心吸取教训。而我们往往把安全警告当耳边风，把沉痛教训当小点心轻松吃掉。过不久，类似的事故又会轻易复发。就在11月21日这天，四川内江威远县一煤矿发生了一起透水事故，28人被困井下……事故频仍，大抵有着轻视安全的权力自傲。
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工程与权力都紧紧地相依相偎。很多新建、改建、拟建、在建的工程项目，背后都有权力舞动的身影——因为权力掌握着钞票、掌握着项目审批权。权力太大，监管尤其是安全监管就会被缩小。权力太大，发展下去甚至会变成“权力沙文主义”。“沙文主义”源于拿破仑手下的一名士兵尼古拉·沙文，他由于获得军功章，就对拿破仑感恩戴德，盲目崇拜其军事强权，而鄙视其他国族……今天我们说的“沙文主义”，即为狂热自大、极端本位主义；而“权力沙文主义”，就是权力自大、权力本位。我们尤其要当心工程建设背后的“权力沙文主义”。
哭在前头，才能笑在后头。痛定思痛，关键在“思”，而且要“行”。我们不能知其可为而不为之。
肥水不外流和家丑不外扬
肥水不外流、家丑不外扬，向来都是这样的。
临近国庆长假，火车票又变得紧张起来。有关报道说，铁路购票系统从研发到诞生，10年内历经6次升级，从人工发售硬板票到实现实名制售票、电子客票和电子支付，但火车票“一票难求”的本质仍未改变。而京东、携程网试水上线火车票代购，都很快夭折。2012年4月4日，铁道部运输局下发通知，称12306网站是直接销售中国铁路火车票的唯一专业网站——“12306网站的注册用户数量突破1000万，从1月1日到1月7日日均访问量超过10亿次”，这是多么恐怖的数字。
在这里，“一票难求”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如果想通过铁道部的12306网站购票，这真是太难了，网上的排队同样排死你；二是网下的现实世界中，火车票在节假日尤其是春运期间，供需关系太紧张，实在是买票难，难于上青天。
我们知道，卖票的渠道网点越多，买票就越方便，但因火车票总体上供求紧张，所以铁道部就“独家经营”，这就是利益独得的考量，典型的“肥水不流外人田”。售票渠道单一了之后，排长队购票就成了必然——只是苦了旅客。通过实名限购，本可杜绝倒票，可人家就是不让肥水外流分流——当利益成了职能部门死死抱住的“第一追求”，那么，排队与排队还买不到票就成了旅客的“第一享受”。
铁道部是政府的职能部门，迄今为止，铁路旅客运输其实是作为“准公共品”来提供的。在政企不分的体制下，职能部门的利益化追求，是一种天然的趋势，“肥水不外流”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与“肥水不外流”相辅相成的，是职能部门的“家丑不外扬”。除非被媒体曝光，否则公众不可能知道那啥啥啥的“内幕”——铁道部拍个很寻常的宣传片，也要花掉1850万元啊，其中的700多万元成了腐败的回扣。与此沾边的铁道部宣传部宣传处前处长陈宜涵，以及她的亦是铁道部一小官的老公，被带走调查——在他们家中查获了超过1000万元的现金，以及至少9件北京市房产证。他们的腰包弄得鼓鼓囊囊，背后则是百姓辛辛苦苦买单。至于铁道部花巨资鼓捣的购票网站，其实天下人也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有许多事情，在还没有查清之前，那是不好算作“家丑”的。行，那算作“家事”——家事同样不外扬。比如面对大学生刘艳峰的申请，陕西省财政厅就拒绝公开“微笑局长”杨达才的工资，理由就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一个管家，给仆人发了多少工资，在主人提出要求之后，都不向主人公开一下，还理由充足，天下还有比这更奇怪的事吗？
漏的不仅仅是输油管
油管长长，财源滚滚。中石化江西石油分公司有一条汽油输送管道却漏油了，漏了大约18个小时，漏掉93号汽油36吨左右；汽油流进了鄱阳湖，直接威胁水体安全，害得江西永修县的自来水供应中断，６万人用水受影响，酿成了一起严重的公共安全事件。如果不是自来水公司在取水口发现“不明污染物”，这汽油还不知道要漏到什么时候。
漏油原因，初步调查是有人盗油，偷油贼在输油管上打孔，装上盗油管，偷油后盗油管阀门关不严，漏了。这盗油案件至今还没破获。中石化方面倒是说得轻巧，将加大输油管道巡线维护、加大对偷盗油的打击力度云云。
财大气粗的中石化，是“两桶油”里的一桶，明显没把油品被盗、管线漏油放在心上，反正最终都会打入成本，从百姓那里把损失给捞回来——从老百姓那里捞回成本，远比从鄱阳湖里捞回汽油容易。
元宵那天，国家发改委不是宣布成品油往上调价了么？有意思的是，中国大陆上调油价之时，中国台湾同日则是下调油价，调整后的参考零售价，92号无铅汽油每公升34.5元新台币——相当于7.25元人民币。大陆这边抢着上调油价的理由是国际油价变动，台湾那头下调油价的理由也是国际油价变动。
我们官企不分的国企，行政保护的国企，垄断经营的国企，就是这么爽。
垄断国企，漏的不仅仅是输油管。相比贼盗偷盗导致的有形损失，其他种种无形损失更为巨大，这可称为“国企病”。养尊处优、占尽优势的国企养得又肥又大，如同“肥胖巨人”，全身上下，臃肿不堪，毛病不少——在此举个“脑子进水综合征”的病征吧：
广东的广铝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名叫叶鹏智，身为国企老总的他，在广东“两会”上公开提出反对官员财产公开，他将官员财产资料比作病人的病历，说要受到法律保护。这把官员财产比作病人病历的歪理邪说，真是“病人”所言，让世人笑掉大牙——企业是管子漏油，高管则是脑子进水。
以行政级别来衡量身价的国企高管，有多少是为腐败辩护的腐败分子？高管落马的新闻已经见得太多，典型如上海有个名叫吴小莉的国企女老总，退休后仍一手掌控国企十多年，竟以百余万元的超低价，将价值4000余万元的国有资产“变公为私”，74岁锒铛入狱被判无期徒刑。瞧这“永不退休”的国企女老总，人们也就明白多少高官高管为何一门心思忙于建议出台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了。
国企高管出问题，显然“漏”的就绝不仅仅是输油管里的汽油了。
官化的企业，是很容易官僚化、腐败化的。官僚化的结果，就是管理能效低下，滚滚汽油被偷走了也不知道；腐败化的结果，就是高管贪腐巨大，滚滚国财被盗走了你也没啥办法。
机关的后花园
满局皆是“父子兵”——说的是湖南常宁市畜牧水产局，这个局“近亲繁殖”多年，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该市是个县级市，畜牧水产系统在编的干部职工有700多号人；局级机关考勤花名册上，多达97名工作人员。裙带关系，花开遍地：
原局长肖齐兴的弟弟肖齐新、儿子肖熠、侄儿肖贵阳都在这里上班，其外甥媳妇王美凤原来在此上班，现在停薪留职；副局长刘永生的妻子、儿子均在局办公室工作。另外副局长廖解恒、龙仕振、吴洪进，纪检组长唐明生等，大部分都有妻子、儿子或者女儿在畜牧水产局系统就业，总计有30多名……（《法治周末》2013年9月24日报道）
在这里，“近亲繁殖”成了“明规则”，几乎“制度化”：按爹妈“打分”高低，安置子女等近亲属就业。照顾本单位子弟就业，几成“通病”。如此照顾进来的，当然不是公务员的身份，而是“事业编制”。公务员多么难考，这个众所周知；而进事业单位，即使有了所谓的招考，也很容易变通，挂了羊头可以卖狗肉。
有不少的事业单位，成了政府机关的“后花园”，成了一些领导干部的利益“后花园”：自己的亲属如果硬碰硬考公务员那是没戏的，所以安排到事业单位是“最佳路径”；事业单位于是成了特权中人安排特殊人马的“幸福后花园”。
有的事业单位，比如医院，必须依靠专业能力吃饭；而有的事业单位，处于党政机关和公司企业两者之间，它名义上是事业单位，实际上是“准机关”；它依傍政府机关，行使着部分政府机关的职能，享受着与公务员相近的待遇。所以，这“机关化”的事业单位，成为用人的“灰色地带”并不奇怪。
事业单位的改革，已经喊了好多年，其实没有多大变化。其改革无法进行实质性推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权力中人不愿意让它改变“后花园”的角色，不愿意让它从行政机关身旁分离、脱离。这样的“尾大不掉”，是有巨大的私利所系的。
官场“近亲繁殖”，是一种畸形官场生态，必然导致“权力家族化”和“权力世袭化”。可是，这类新闻事件常常见诸媒体，最典型的是老子当官，儿女年纪轻轻就“破格提拔”也当官，真是急不可耐地享受当官的好处啊！《法治周末》在报道中说，2013年，媒体记者调查发现，山西“房媳”张彦生活在一个“官员家族”，核心是运城市财政局原局长孙太平；孙家成员及其亲属，至少15人在运城市担任官员、公务员或国企领导；张彦的丈夫孙宏军是夏县公安局原局长，还涉嫌长期吸毒……原来这是全家族都生活在权力的“花园”里，爽到怒放啊！
有识之士早已指出，行政管理的改革，最有分量的是“四分”改革。所谓“四分”，就是：政企分开——政府管理职能与企业行为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事业单位分开、政资分开——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与政府作为国有资产出资者的职能分开、政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
政府与事业单位之间的“政事”分开、分离，也就是把“机关大院”与“后花园”分开、分离，这个能先行一步吗？
灰色收入如何堵漏
武汉开始了一场清理公务员津补贴的行动。公务员们被要求退还2007年至2009年间多发的各种津补贴，“保守估计，总额有数千万元”。
官员公务员私下发放各种“津贴”，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这回要进行清查清理，是因为一年前中纪委等六部委派出检查组，分赴广州、武汉、成都、青岛、宁波、南宁等六地进行检查，发现问题了。被检查的各地，其实都在发放，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谁都知道这是权力自肥。在《公务员法》规定之外发放的津补贴，都属于滥发。但它与贪污腐败有所不同，通常都是单位性的、系统性的，大家都有份儿；可这又是正常工资奖金津贴之外所发的“补贴”，是明显违反《公务员法》等规定的。滥发各种津贴补贴，就是一种假公济私——只是这个“私”是小群体的“私”。这通常可称之为“灰收入”、“亚腐败”。其中许多钱来自“小金库”，来自各种收费——所谓“预算外收入失控”是也，比如武汉市2010年行政事业性收费高达21.78亿。而滥发的名头名目很多，有的还带有“奖”字。而发放与领受的心理基础是：公务员工资低、工作辛苦，发一点作为奖励、作为弥补。
亚腐败是腐败的前奏。而腐败，是被提高到“亡党亡国”的高度来看待的。反腐防腐，同时也要“反亚腐败、防亚腐败”。防亚腐败，就不能不防这个滥发津补贴的“私”。
我们都知道孙中山先生著名的书法“天下为公”；他在《建国方略》中说：“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也。”公仆就要有公仆的样子。
“人民的福利是最高的法律”，这是17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的看法。在《政府论》中，洛克阐述了一个著名的观点：“法律结束之处，就是暴政开始之处。”这成了西方法学史上的经典论题。洛克所言的“暴政”，不是一般威权统治意义的概念，他所给出的定义为：暴政“就是任何人运用他所掌握的权力，不是为了处在这个权力之下的人们谋福利，而是为了获取他自己私人的单独利益。”这话说得再明晰、再透彻不过了：不为公众谋福利，只为自己谋私利，这就是“权力施暴”。
中纪委等六部委这回进行的检查，是对权力自肥的一种纠错，是反腐防腐的重要举措。灰色收入如何堵漏？滥发津贴行为如何遏止？路径无非是：前有制度规定，中有监督检查，后有清理清缴，终有追责问责。现在其实最难的是对责任官员的“追责问责”，这个不动真格，死灰复燃也就非常容易了。
滥发，滥吃，滥送……
2011年4月13日，新华社“新华视点”报道说：河北沧州农信联社，两年多时间就将300多万元资金发到职工手中，其中2009年人均超发5.6万元左右，相当于本地普通市民三四年的收入。他们正式职工仅61人。
同一天，新华社“中国网事”报道说：中石化广东分公司被曝巨额公款购茅台酒，有4张购酒发票，总消费金额约168万元。此情况属实，但大部分名酒去向成谜。而从贵州调来的总经理鲁广余，把茅台作为接待用酒的“主打产品”，重要接待都指定喝茅台。
前者是滥发，后者是滥吃滥喝可能还滥送。反正用的是国有的钞票，人家都是“官企合一”的垄断或准垄断单位，用起钱来爽了去了。他们把这个当成是应得的报酬和待遇。其实这是灰色的腐败、变相的贪腐。说起来，这样的滥发滥吃滥送之类，是要绳之以党纪国法的。但事实上已经熟视无睹、见怪不怪了。若非全媒体与自媒体时代有“媒体”盯着，这类事情大多如白驹过隙，眨眼间就成神马浮云飘然消逝了。
年初，有关研究机构发布数据表明，我国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已扩大到15倍，跃居世界之首——尽管这是一个有争议的数据，但是行业收入差距之巨大，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包括工资奖金在内的初次分配不公，导致行业分配差距拉大。
本来有一定差距是寻常的，但到了极为悬殊的分上，那就不正常了。
我们不知道在垄断行业里，究竟有多少高管被胡润列为“千万富豪”；一个现实是，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已成贫富悬殊最大的国家之一。处于金字塔塔尖的近百万个千万富豪，只是13亿多中国人的一个零头；“垫底”的是无数为生活奔波的普通百姓。贫富人口结构是正金字塔，财富存量结构是倒金字塔，这两个结构叠加在一起，是最动荡最不稳定的。我们的基尼系数已逼近0.5，这非常危险。
保民生首先要保普通民众的收入。当蛋糕是恒定的，如果少数人把大头切走，那么，留给多数人的蛋糕再怎么均衡分配，都是不公平的。
这样的局面，只有通过不断改革予以纠正。没有改革，就没有发展；没有改革，就没有进步。早在1913年岁末，孙中山先生在致邓泽如及南洋国民党人函中，就说出了一段改革与发展的名言，可资借鉴：“我辈既以担当中国改革发展为己任，虽石烂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
而温家宝总理也曾指出，中国要认真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也就是逐步提高两个“比重”，一个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第二个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这两个比重都应更多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温家宝说，如果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势必会出现大多数人的贫穷，就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对此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提高全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我们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又是我们政府的良心。”
那么，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最终会推进到哪个位置呢？
“蛀京办”的接待宴
日前，记者暗访甘肃、四川等10余家省级驻京办餐厅，大多餐厅的包间和宴会厅至少3日内都已被预订一空，“主要都是国企和政府部门的公务接待和年会”。由于驻京办餐厅更具私密性，接待的大多是政府官员。“与往年不同，受‘厉行节俭’政策影响，今年很多企业的商务宴请也选在这里。”（2013年1月28日《新京报》报道）
这其实是公开的秘密。岁岁花相似，年年“吃”相同——所谓“今年有所不同”，只是为了避风头不去五星饭店，而驻京办餐厅和一些政府机关餐厅一样，“私密性”相对较好，成了接待宴的宠儿，更受欢迎而已。
众所周知，去年年底中央出台了“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其中要求“厉行勤俭节约”、“严禁超标准接待”。应该说这是颇有效果的，但有的人惯性思维和惯性作为往往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该吃不吃也不对”，衣裳换种款式、接待换个地点，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改革需要上下合力，改革不可“顶风作案”。工作作风的转变、执政方式的转变，需要雷厉风行，但确实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在驻京办搞招待，价位通常较高，因为是宴请权力中人的，终极目的之一就是“跑部钱进”，如果招待不到位，那可是“跑了部”也进不了“钱”。反正这宴请也是公款的干活，高价就高价，钱花出去不心疼，而且也只有“高价位”才能“得体面”。你听听人家的介绍：请领导吃饭至少要达到500元一位的餐标，“一般干部的宴请需要8000多元，高级别的领导，怎么也得过万元”；茅台是销量最大的白酒，“香烟是每包108元的软中华和每包150元的真龙”……
如此驻京办，颇有些“蛀京办”的味道。对于地方来讲，“驻京”的重要性是明摆着的，只有常驻下来，才能方便“跑部”，从而赢得“钱进”。大量按规定要撤销的驻京办，结果却是“改头换面”之后，依旧“潜伏行动”，继续运作，弄成“维稳办”、“信访接待处”、“联络处”等等，就能变相存在。
驻京办的问题看起来是在“外面”“下面”，其实根子就在上面、在京城。分税制后，大量的财政收入都集中到上面去了，审批立项、转移支付，都是上头说了算，下面只能拼命往京城跑。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就曾经在全国“两会”上说：“那个专项转移支付，你不跑，国家就不给，搞得处长以上级别的人都在跑这个。要钱的时候，财政部附近宾馆都住不下，客房价格都特别高。什么时候在北京的这些驻京办没了，就说明人大把‘钱’管好了。”他还不客气地批评说：很多财政资金未受到人大监督，造成财政资金分配使用“不科学”，“会叫的孩子多吃奶”，全国各地各部门设驻京办“跑部钱进”，造成腐败。
这就涉及一个“收钱与花钱”的问题，也就是财政体制问题。我们国家现在还没有《国民收入分配法》，现在的财政收入也没有全部纳入预算，比如全国一年几万亿的土地出让收入也没有纳入，国有资产经营性收入也没纳入。财政收支的纪律不严肃，花钱的随意性很大；由于分配不合理，“转移支付”很容易嬗变为“跑部钱进”，西部欠发达地区为了多争取转移支付的财政收入，于是省里、地区、县里都搞驻京办，都“跑部钱进”；东部感到吃亏，也想从国家那里要点回来，同样是省里、地区、县里都有驻京办，也“跑部钱进”……为了拿到“大钱”，通过驻京办开销一点吃吃喝喝的接待费用，就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由此看来，解决驻京办的接待宴问题，解决“蛀京办”的腐败亚腐败问题，根本上是要变革背后的财政体制问题。政府治理，无论如何一定要坚持改革、加快改革、全面改革，不可松弛，不可松懈！
饭局与民意
民以食为天，肯定是没错的；如果官以“请”为天，那就有问题了。
“天哪，茅台一天跌了13.70元啊，超过了上千家公司股价本身。”2012年3月27日，一位股民看到贵州茅台暴跌13.70元感到很惊讶。受到中央禁止用公款购买高端酒的影响，整个酿酒板块集体沦陷，跌幅超过2%。全国两会结束后不久，中央再次上紧了“三公”消费的监管发条。在3月26日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指出，今年要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继续实行零增长，禁止用公款购买香烟、高档酒和礼品；要大力推进预算决算公开。
茅台是官场请客要上酒水的一大主力。它越贵越有面子，同样，它越有面子就越贵——谁都知道近来茅台价格飙升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都市快报》的“天下”周刊，专题关注官场请吃请喝的“中国式饭局”。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在接受采访时说：“现在公款吃喝消费与过去相比，在量上呈增大趋势，已超出官员吃喝偏好的层面……前不久，我去南方一个旅游城市调查。当地接待高级人物应接不暇，春节时，实行一级警卫10多次，二级警卫数不清。以前按照级别，一级警卫要把一个五星级酒店包下来，现在包一层楼。去的客人多时，副部级以上的警车开道都取消了，因为无警可派。这看似是笑话，折射的是吃喝和接待的疯狂。”
毛寿龙教授所说的是较高的接待层面，其实下到县级、乡镇级、村级，“你吃我吃”都是常态。公款吃喝，吃风昌盛；习以为常，不以为意——大家早已没有了异样的感觉。甚至有慈善机构一顿公款吃喝都要花掉近万元。接待请吃，消耗的都是纳税人的钱；民意是很清楚的——老百姓反对官场大吃大喝，反对“三公”消费耗掉巨额公帑。“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今“改革”难道就变成“请客吃饭”了？
温总理说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腐败。而民意是很清楚的：必须坚决反腐败，在体制制度层面预防和杜绝腐败。腐败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可能改变，就会“人亡政息”。
香港的廉政公署，就是坚定执行民意的反腐败机构。3月29日，廉署拘捕了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以及新鸿基地产主席郭炳联、郭炳江。新鸿基集团是香港最大的地产商，郭氏兄弟更是香港第二富有的家族，家族身家达183亿美元。许仕仁是廉署成立38年来被拘捕的最高级官员，他与郭家渊源很深。廉署消息指出，案件涉及极严重的“官商勾结”——他们质疑许仕仁免费住新鸿基豪宅，过去几年收受数千万港币利益。而举报此案者，恰是与郭氏两兄弟争产、两人的大哥郭炳湘……香港廉署，正是民意悬在公务官员头上最犀利的剑。
今后，我们要解决公款吃喝问题，向下必须尊重民意，向上必定要改革治理体制。从根子上改革治理体制，这样才能真正管制官场大吃大喝，遏制“三公”消费，遏止各种腐败和亚腐败，否则这一切很可能又会变成镜花水月。
比嫦娥奔月还难
2013年3月5日，“向雷锋学习”50周年纪念日，也是全国人大会议开幕日。一个让世人震惊的消息是，长春超市门前吉普车连同婴儿被盗案“告破”，嫌犯周喜军自首——在偷车后，周发现哭闹的男婴，就将孩子掐死，埋在了路边雪中。
这是多么疯狂的世界，这是多么邪恶的举动！我不知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为此要发表如何的议论，提出何种建议。著名评论员李承鹏在微博上悲愤地说：“外公去世前曾告诉我：这世上不是所有走在大街上的都是人类，他们其实只是妖魔鬼怪穿上人类的皮囊冒充的。……再次哀痛那个孩子，春天来了，你却逝于未化的雪里。”
我也深知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哀，世道人心的求良向善、社会文明的进步向前，竟是如此的艰难。任何一个稀缺政治文明的地方，社会文明都是很难建立起来的。
大象再怎么努力也跳不起来，即使跳起来也不可能跳得高。对于人来讲，这就叫积重难返。
积重难返的事情太多。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表示，要下决心解决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气、水、土壤等突出环境污染问题，改善环境质量，维护人民健康，用实际行动让人民看到希望。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环境的期待，这当然是对的，可我们所处的是什么样的“环境”呢？治安环境就不说了，生活环境、自然环境是什么模样，你看得见，也闻得着。事实上，监管好奶粉、控制好房价、治理好环境，就是弄得比“嫦娥奔月”还难。
“用实际行动让人民看到希望”当中的“实际行动”，实际上就难得如同上青天了。
最近，就“全国土壤污染状况信息”的公开问题，环保部的答复竟是“国家机密”！你说，环保部这德性，是保护环境呢还是保护某种“利益”？全国政协委员左宗申不客气地说，这是故弄玄虚，将本应该公开的内容神秘化，不公开就是掩盖自己工作上的失误。“土地质量有什么好保密的呢？这根本不是什么国家机密！”
连要求公开这么一个信息都让人民看不到希望，你想还用神马“实际行动”来让人民有希望起来？
倒是有的地方为了“节能减排”达标，曾经大冬天的给老百姓家里“拉闸限电不供暖”。本来节能减排主要指生产领域，却被弄到生活领域，为的就是要保住自己的“命根子”——GDP。敢情这“鸡的屁”，真的是闻闻臭、吃吃香啊。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而首责系于政府。多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经济增长过快给环境和资源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在雾霾等各种污染的警醒下，不要盲目追求速度的增长，不要“带毒的增长”。如是，那么首先要抛弃“带毒的GDP”，尽管这很难，非常难。
紧盯巨款的流向
这是简单的、曾有所闻的、并没有出乎意料的数字：8000亿元人民币被携带出境，约有18000人出逃，他们不是别人，正是党政干部、公安司法领导、事业单位头头、国企高管等其统计的时间，还仅仅是截至2008年。
如果加上此后三年，那8000亿或许上升至1万亿了吧。
央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还是分析得比较到位的。在贪腐官员还不能逃到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以及月亮上的时候，逃到国外境外是最佳选择。毕竟，被抓回来、被引渡回来的，是极少数；而待在国内，腐败暴露人被抓的几率要大好多。
思想家托马斯·潘恩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到了我们这里，具体到贪官外逃方面，大抵就是“保护国家不受贪腐官员侵犯”了。
我很赞赏咱们国家成立“反洗钱”中心。洗钱的活儿，主要还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干的，而是贪腐官员干的。一般情况下，对巨额金钱钞票的流动，银行是能够监控监管的，比如一个地方，某个领导忽然出现巨额款项，要转到香港澳门去，那么，腐败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你一个拿工资的领导，哪来那么多的金钱，而且还往境外汇出——腐败的可能性已经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了，基本上一查一个准。
所以，反腐败的眼睛，就得紧紧盯着官员们巨款的出现、隐藏及流向。尤其是“流动”状态，那可是反腐的重要线索与管道。
然则，这一切毕竟都是“事后”的事儿。确实，前面不建立良好的制度，只是后面严查与震慑，其终极效果是比较差的。所以，防腐反腐，最紧要的是制度性预防第一。
都说“人要有两颗心，一颗向上，一颗向善”，可这些已经成功贪腐并且成功出逃的官员，“向上”与“向善”跟他们毫无干系，他们只剩“向外”与“向贪”。他们知道只要到了境外，“新生活”就算开始了。有个视频段子，是讽刺“世界末日”之说的——甲问：你为什么大吃芥末？乙答：因为这天“是芥末日”。“世界末日”就这样被解构成“是芥末日”。多少原本为“裸官”、后来成功外逃的贪官，就是拿“是芥末日”来讽刺“世界末日”的？他们哪里会把自己逃到国外境外看成“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不存在，“贪腐首日”则确实存在。所以，不让贪腐的魔瓶打开，永远是最好的。
恶向胆边生……
在河北唐山，有个高档别墅区，名曰“唐墅壹号”，且是“纯独栋”的。这“唐墅壹号”很牛，不仅征地违法、大片占用耕地，而且审批违规，建设违规，销售违规……总之，层层涉嫌违法违规。
“唐墅壹号”，很会搪塞。自2003年以来，国务院、国土资源部相继五次发布政令，禁止向别墅供地，但“唐墅壹号”还是成功开建了。原来他们批地时，用地性质写的是“居住用地”，而且“对外都说是‘花园洋房’，不说是别墅”。就这样欺上瞒下，事情就成了。将不能建别墅的建为别墅，就是为了获取利润最大化。
强行征地拆迁，如今是一个地方最大的不稳定因素，诸多群体性事件，就是野蛮违法夺人利益的强征强拆引起的。这唐墅壹号，占地20.4公顷，那耕地就是从农民那里强征过来的。未批先占，把农民的土地命根子给夺走，这是如何的恶？
诸多开发商，在强征强拆时，都是“恶向胆边生”，这逼得许多被征地被拆迁者“怒从心上起”。许许多多开发商为何能够“恶向胆边生”？原因很简单，盖因开发商与地方政府是利益共同体，与一些官员穿着“连裆裤”。于是，那些地方政府就完全站在“开发商”一边。
面对新华社记者的采访，当地一位副区长，毫不掩饰地为开发说话。原来那地产开发，就是当地政府自己弄弄的——他们不仅穿连裆裤，而且开发商和当地政府部门是左腿与右腿的关系，是一个身躯上的，人家本来就是一家子哦！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地规划、建设、市政、城管等政府部门，对“唐墅壹号”这个违规在建别墅在监管时“选择性失明”了。
“恶向胆边生”，就是因为有公权力在给“壮胆”。其必然结果，就是不尊重他人的生命、不看重他人的财产。“无财产即无人格”。在生命权无虞的时候，公民的财产权尤显重要，不能被公权力任意剥夺。法国思想家卢梭曾说：“财产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基础，是公民事业真正的保障。”人类从原始自然状态到结成社会契约，让渡了一部分自由和权利，而从此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在卢梭看来，所有权的确立，在于构建财产受到尊重和保护的社会秩序，这是符合正义法则的。
像“唐墅壹号”那样，权贵为了自己的利益，强行进行征地拆迁，恰是一种夺财产、反社会的行动。尽管美其名曰“经营城市”，却掩盖不了背后“土地财政”与“权贵利益”的利己倾向。政府官员与开发商勾结起来“互利互赢”是惯常模式，而这“唐墅壹号”则干脆是政商一体。无边的贪腐，倒不用偷偷摸摸，而是弄成明媒正娶、名正言顺的了；这可是改变了过去那种贪官“由地产商抱大、最后死在地产商怀抱里”的形态。
“唐墅壹号”一旦“开发成功”，那不仅是当地的一首政绩进行曲，更是一首利益进行曲。我不由得再次想起那段名言：“真正让人民监督政府，而使政府不敢懈怠，不敢贪污腐败，那需要有机制的保障，有制度的保障，而现在我们离实现这个目标还差得很远，这也是群众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
分蛋糕游戏
钱权交易是要有载体的，有个好载体就是工程招投标。在投资拉动经济的时代，各地政府有着大量钱款投入到各种工程建设中，那是一块巨大的利益蛋糕。
在东北的“厨子施工”刚被停工的时候，西南又传来“招标乱象”的消息，这下“地上铁”与“地下铁”可是配对成双了：在昆明地铁项目招标中，一家公司在开标结束后还往投标文件箱里塞文件，明显违规，却偏偏蹊跷地中标；这行为被录像逮个正着，多家公司联名投诉，录像却偏偏被覆盖了……这种招标闹剧，其实也很简单，“潜规则”在切分利益蛋糕。
每一场不正常招投标的背后，都有一只无形的手。
政府投资的工程建设，为什么是腐败高发区？因为有钱又有权，而且没监管。每项工程下去，按比例拿回扣，早已是不成文的惯例。权力获取利益，在此轻易兑现。吉林靖宇和抚松县境内那个总投资23亿元的铁路工程，骗子承包、厨子施工——他们层层转包、违规分包给一家“冒牌”公司和几个“完全不懂建桥”甚至是厨子出身的包工头，这是为什么呢？还不是因为利益输送、金钱回流来得爽吗？
倒是有个“文化贡献”：多了一个富有时代特色的新成语——“厨子施工”。可是，这靖宇县的第一条铁路，对得起杨靖宇烈士么？
为了攫取最大利益，现在是“神马”手段都明目张胆用上去的。昆明这场地铁项目评标，采用的是所谓“综合评估法”，即通过“报价分”和“技术分”决定中标者。“技术分”就成了“权术分”，里头猫腻大得很，给你评高分还是打低分，背后无形的手写了算。
对此，有业内人士将原因归之为法规滞后：在国家颁布了《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之后，迄今《招标投标法》的实施细则仍未制定。这确是一个原因，但有了细则又如何？什么“明法律”都能给你玩成“潜规则”。那个《政府采购法》，也算是比较具体的了，但很快就被玩得变了味，有多少“集中采购”，其实就是将“分散腐败”变成“集中腐败”的？
现在有很多“两搞干部”：搞工作很有一套，搞腐败很有一套。只是这里的“搞工作”往往要加引号而已——比如，“招标投”这项工作，他们就很会搞嘛！那些动辄贪腐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官儿，其分管工作大多就是与各种“招标”各种“建设”紧密相关的。毕竟这里的蛋糕特别大，分蛋糕的游戏特别多。
权力不节制，公共治理难。只要制度环境不变、吏治体系不改，今后照旧还是这个样子的。
不能成为没希望工程
城市的便利交通，离不开公交、地铁、人行地道、人行天桥等等。这些设施在建设过程中，背后的名堂可就多了。在广州，2012年准备新建20座人行天桥，平均投资接近1200万元；快速公交系统沿线的24座人行天桥要增建雨棚，每个要花500多万元……如此的天价天桥与天价雨棚，着实让普通百姓惊讶得合不上下巴。
对于天价雨棚，广州市建委解释，此前发改委批复的500多万元预算只是大概数字，实际上样板工程投资额为400万元。但建委没有透露雨棚将采用何种材质，造价为什么这么高。
许多城市的建设工程，正是城市管理者的最爱。个中原因比较简单，一是城建容易出政绩，不仅看得见，而且摸得着；二是容易出利益，这利益当然是指暗地里的、属于潜规则范畴的利益。许许多多的城建项目，换一换材料，提一提档次，价位就飙升到九霄云外了。总造价高上去了，个人获利的空间就大为增加、公众的损失也水涨船高了，而所耗费的，反正是国家政府公众的钱——这大抵也属于“仔卖爷田不心疼”的范畴吧。
工程建设，每天日晒雨淋，总是展现在公众面前，可是，背后层层利益瓜葛，并非一般人所能见。领导们最喜欢折腾各种各样的工程建设，一碰到大的投资项目就来劲，这是肯定的。按照法理来说，“任何人都不得因其不法行为而获益”，可在一些工程建设上，恰恰就是“因为不法，所以获利”。
按照常识判断，广州那400万元一个的雨棚，价格确实过高，这雨棚是“永垂不朽”的雨棚吗？恐怕也没有人敢打包票。400万元的雨棚值不值？这很需要有关部门公布雨棚的材质、构造等等，让公众和专业人士来监管监督。而各种价格高昂、质量低劣的公用工程，早已受到社会广泛的诟病。说白了吧：那“400万元”的雨棚，如果层层盘剥被拿走了200万，你说是不是“很正常”的事？这些天价工程，它在本质上是失管的。而问题恰恰在于，我们没有一套真正有效的监督监管、纠偏纠错的机制。正如网友所说的：“体制不改，东西断了，腐败再把它接上。”
工程是干吗用的？是为了公共利益，还是为了工程主管者的私囊利益？你瞧，许多工程建设，施行的就是“事后宽容主义”，木已成舟，做成啥样就啥样了，回天乏力，没有多少法子了。你几乎难以想象，“缝缝补补又三年”，成了某些城市道路的现实写照。那么，这可以一言以蔽之：没希望工程。你说，这能行吗？
世界著名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曾这样说：“奇特几乎总能提供一种线索。一种犯罪越普通，越不具特点，就越难以查明。”现在在工程建设的领域，种种潜规则的腐败早已不是奇特之事，简直早就成了“越普通、越不具特点、越难以查明”的“一种犯罪”。由此，公众几乎就是熟视无睹了——这大约才是最危险的罢。
灰色资本与灰色暴利
我们的经济正谋求软着陆，他们的收入却忙于硬起飞；亏掉的是国有资产，中饱的是个人私囊。2012年9月4日新华社“新华视点”报道说，陕西西凤酒公司用“假销售”制造繁荣泡沫，拿“真奖励”暗中输送利益，他们“左手”卖给“右手”，造出了一年“销售额”超过30亿元的神话，其实“营业收入”一年才15亿多元，大量国企利润在这一“运作”中蒸发，最终曝出4.2亿元的巨亏……
只因这名酒企业是公家的，那些上上下下管着这企业的“高官高管”们，就把它弄成一块肥嘟嘟的唐僧肉了。为了虚增销售额，他们把成品酒在内部进行“层层转销”：公司本部先把酒卖给一家空壳公司，空壳公司又把酒卖回给西凤酒销售分公司，销售分公司又把酒卖给营销公司，营销公司再把酒卖给真正的经销商和包销商。
我的妈呀，坑爹也不是这样的坑法啊，这是“左手”卖给“右手”，“右手”又卖给“左脚”，“左脚”接着卖给“右脚”，在自己四只“手脚”之间都卖了一遍之后，才真正卖出去。每卖一回，就增加了一轮的销售额，如同增加了一轮GDP；每卖一回，就增加了一轮的销售利润“分红”，就像一个工程的承包，每转包一次，就刮走一轮“利润”……
不要以为国有的资产就是红色的，这些主管国有企业的权贵利益者，活生生把它变成了灰色资本、灰色收入，这轻而易得的灰色收入，往往能成为灰色暴利。
在经济社会学中，“灰色资本”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这灰色资本，是在灰色权力的操控下，借助行政垄断、实行官化经营，从而获得重要资源的使用权、掌握国有资本的运营权，最终实现牟取灰色利益乃至灰色暴利。这是一种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实现暴富的获利行为。其背后，是一种灰色腐败，甚至就是黑色腐败。
经济学家王小鲁在不久前出版的《灰色收入与发展陷阱》一书中明确指出：目前，与腐败相关的灰色收入正在迅速膨胀，成为导致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因素；因为制度不健全，腐败和灰色收入使收入分配扭曲、社会两极分化；而权力与资本结合，将导致停滞和社会危机；如果拖延改革，可致中国陷入权贵资本主义陷阱……
毫无疑问，陕西西凤酒公司的行为，成了一个以灰色资本谋求灰色收入的典例。遥想当年，苏轼对西凤酒赞不绝口；回看今日，“酒官”对西凤酒“爱不释手”。前者是因为这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名酒确实好，后者是因为当下的西凤酒成了个人或小团体发财的好工具。西凤酒的品牌价值雄踞北方白酒第一位，他们则期待西凤酒品牌成为第一雄厚的“灰色资本”，源源不断地给他们带来灰色暴利。
灰色资本、灰色暴利，它是反公平、反正义的。任何变革，要想促使体制优化和社会进步，无一例外都要以公平正义的规则约束为前提。毫无疑问，要遏制灰色资本和灰色暴利，就必须遏制灰色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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