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小会发声音，民生民瘼总关情。这是2014年全国“两会”上感人的无声一刻：在政协会议和人大会议开幕之时，都进行了默哀仪式：全体与会者低头肃立，为3月1日昆明火车站严重暴力恐怖事件中的遇难者默哀！
这是把沉痛扛在肩上，这是把百姓装在心中。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天大的事，不容有失。呵护公众的性命，尊重公民的生命，这是“以民生为重”的逻辑起点，这是“为生民立命”的情怀高地。
天下为公，人民最大；人民最大，民生为重。这里的“公”，不是狭义的公家，而是广义的公众。“两会”是大会，民生是大事。“两会”是为百姓为公众而开的，而民生改善和民生保障有赖于改革，否则就是一句空话。所以，民生与改革注定是“两会”DNA的双螺旋结构。
已经开启的“2014年”，被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两会”召开前夕的网络民意调查显示，全面深化改革方案如何“落子”，如何消除百姓“心肺之患”，如何守护“舌尖上的安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怎样推进等等热点难点问题备受关注。
形势比人强，说的是“势”。侧重解决民生问题的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成为改革的一个重点，这是大势所趋，无法回避。它涉及群体利益的调整、社会利益格局的变革，关乎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而民心所向的民生改革，才能得到民众最大支持，最终才可能宣告“我赢了”。
尊重百姓、重视民生、顺势而为的改革改变，有时在一个小小细节里可见一斑。比如今年代表委员的饮用瓶装水，也实行了“实名制”，没喝完不能领新的。会议经费要节约，“三公”消费要压缩，毕竟这些费用来自纳税人；会期要缩短，开销要革命，“节能减排”的会议才能开得更紧凑更精彩。
一些顺势而为的新事物，也会直接与民生相衔接。比如“快的打车”和“嘀嘀打车”这两个打车软件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公众打车出行的方式，一时成为争议热点。不少网友认为打车软件固然让上班族更方便，但老人、病人、不使用打车软件等人群反而打不到车。打车软件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早晚高峰该不该禁用打车软件？如何革新优化？需要深入研判。
当大家还在争议打车软件的时候，面对“打车难”，来自浙江的全国政协委员李书福，已通过提案提出：改革出租车监督管理体系，放开出租车市场准入，让市场来决定数量。“现在的出租车行业现状，是出租车司机不满意，老百姓不满意，出租车公司也不满意”，要把李书福所言的三个“不满意”变为“满意”，非得顺着市场经济的大势、作大的改革不可。
扫把扫地推着走，地拖拖地拖着走，工具不一样，方法大不同。为民生百姓的改革，同样要考虑工具杠杆，选择最优方式方法，选择最佳管道路径。
天下为公，民生为重；民生何以改善，改革怎样推进，“两会”须有远见、定力和举措。
不藏富于民乃国策缺陷
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其实应该是《民富论》。严复翻译的书名是《原富》，后来通行的完整译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本“经济学圣经”，核心语词即“国民财富”。
国民财富是国民自己创造的。创造经济财富的出发点当然是利己之心——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是自然现象，更是人性本性；个体利益的集合结果，就是国民财富。公众把部分权利让渡给所组成的政府，变成了“权力”，这为的是公共事务，让公共利益最大化。
政府也是由人组成的。这些人被民众称为“官”，自称是执政者、公务员。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权力利益同样会追求最大化。税收由此就可能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结果渐渐变成了“藏富于国”，形成国富民穷的局面。当民主不张，权力失去制衡、官员缺乏有效监管，结果必然会变成“藏富于官”，甚至变成可怕的“藏富于贪官”。许多不同级别的贪官动辄贪腐几千万甚至上亿，就是明证。
国富民穷是国家耻辱。发达国家的一个基本特点是藏富于民、国穷民富。美国屡屡发生地方政府“宣告破产”的破事，这就是这个世界头号富强之国国穷民富的典型事例。瑞士去岁末发生了一个好好笑的事情：在首都伯尔尼，瑞士“全民基本收入”组织的活动家们，很有喜感地将800万枚、共15吨硬币倾倒在瑞士伯尔尼的国会大楼前，表示每一枚硬币代表一名瑞士人；他们向瑞士政府递交申请，要求为每一个瑞士人发放基本工资。由此，瑞士将公投“全民发工资”——即政府拿出一部分财政收入，给每位公民提供固定的无条件月薪，薪金为2500瑞士法郎，约合17000元人民币。
每月拿相当于17000元人民币的钞票，这真叫提高居民收入、让老百姓的钱袋鼓起来，尽管此间还是一个尚未实现的“愿景”。瑞士的富有世人皆知，人均收入名列世界前茅，但政府的财政收支能力并不“富强”，支出稍有出入便会举债度日。要求公投“全民发工资”，可看作是发出“进一步藏富于民”的呼声。
藏富于民的富民学说，对于我国来讲，本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经济理论。先人有“上溢而下漏”之分析：王者之国，使人民富裕；霸者之国，使士富裕；仅存之国，使大夫富裕；无道之国，国库富裕。政府与民争利，正是“无道之国”。
没有藏富于民，实乃现代国家的国策缺陷。国策是指国家执行较长时间，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基本政策。我国列入基本国策的，是计划生育、环境保护、耕地保护、科教兴国、对外开放和水土保持。我期待把藏富于民列为基本国策，而且要列在科教兴国、对外开放之后的第三位。把藏富于民上升到基本国策的高度，可谓是在我国藏富于民严重缺失背景下，应该作出的战略决策，也说明藏富于民是一项长期艰巨、任重道远的任务。
关乎藏富于民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三：产出、拿走（课税）与分配。其大前提无疑是产出——创富于民。刚刚看到一个有意思的报道：2013年度网络作家收入前10名，有4人在杭州。其中有位叫“天蚕土豆”的网络作家，去年仅中国移动电子阅读付给他的稿费就有2000多万。“天蚕土豆”原名李虎，生于1989年，其网络小说代表作有《魔兽剑圣异界纵横》、《斗破苍穹》、《武动乾坤》、《大主宰》等。他这几年写了60本书，每一本销量都在30万册以上。纸质书的版税收入不算少，但电子阅读的收入更厉害。杭州还有南派三叔、曹三公子、流潋紫等网络作家，在他们的背后都可以挖出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形成影视、出版、游戏、舞台演艺、文化旅游等等衍生产品，可谓商机无限。
一位年轻的网络作家一年出售电子读物获得的收入就达2000多万元，胜过有的企业一整年的总利润。什么叫产业的转型升级？什么叫信息创意产业的创富时代？这就是。老是抱着“重化工”的老脚，只能得个“鸡的屁”（GDP）的好看的大数字，有什么意思。马年还没到来，“马上有钱、马上有房、马上有车……”的“马上体”就开始流行了，“天蚕土豆”告诉你，信息创意产业的创富才有望是真正的“马上有钱”。
“马上体”尽管流行，可是“马上就好”并不容易，广大普通百姓想让自己钱袋子鼓起来的朴实愿望并不容易实现。发展电子商务，发展信息产业，可以说是最接近“马上”的，毕竟现在已是朝气蓬勃的互联网时代。最近连一个网络虚拟货币——比特币都弄得风风火火风生水起。早在2006年，美国《时代周刊》就选择了代表千千万万网民的“你”这个概念作为年度人物，其总编施滕格尔认为，互联网上的个人正在改变着信息时代的本质，对于芸芸众生而言，这些网载内容比传统媒体更为及时，更加权威。数字化产出、网络化生存，蕴含着巨大商机和生机。政府在思想上、在政策上真正大力支持发展信息产业，对于创富于民、藏富于民来说，才是事半功倍。
实现藏富于民，政府一定要减轻税负，少拿走，多留存。年度财政收入突破十万亿，这光荣吗？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动辄就是天文数字，而征地拆迁的补偿却抠门得很，弄得百姓怨声载道，这光彩否？中国的税负之重，在全世界一流，还死了的鸭子嘴巴硬，绝不承认。放水才能养鱼，血抽干了只会死人，这个道理懂是懂的，可是池塘里只给放半脚水，浅得见底，让你吃不饱饿不死——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谈何藏富于民。
至于国民财富的分配与再分配，如果没有公平，那么财富只会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致使贫富越来越悬殊、权贵越来越得利，那样同样没有“藏富于民”可言。权力的利己化分配，是多年来不争的事实。有的发达国家税率看起来很高，但真正用在了百姓保障上头，实质是保富于民。我的旅居法国的朋友张舒最近发了条微博说法国的“公平”：“中午在学校食堂吃饭，作为老师每餐要付4.90欧元。完全相同的自助饭菜，一个校工来吃，只要2.40欧元，因为他的工资相对较低。如果你是只拿津贴的实习生，那么你只要付1.70欧元，政府会贴你饭钱。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公平，不管拿多少工资，其实你的生活水平相差不大。”有网友跟帖发感慨：“哇，好羡慕这资本主义的邪路啊！在咱们这里，是官越大钱越多而且越是白吃白喝。”看看我们最广大的百姓，长期缺乏可靠的保障，弄得谁都不敢“吃光用光”，得了几块钱，忙于存银行，结果稀里糊涂就变成了“藏富于银行”、“献富于银行”。
好吧，如果承认藏富于民是正路的话，那么，何时能将藏富于民列为基本国策？
何处寻找公平？
千呼万唤始出来，《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总算发布了。门户网站播报这个新闻的时候，显然是要提及这样的新闻背景的：中国基尼系数高于警戒线，温家宝一年八提收入分配改革，等等。
可是，不少人对这个“意见”的文本很有意见，读起来也真够累的。著名媒体人、评论家郭光东第一时间发布微博批评道：“刚刚发布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全是空话大话官话，每个字都认识，合一块儿就是看不懂。花这么长时间费这么大劲，制定这劳什子糊弄鬼呀，算是任期交个差吗？”
公众确实难免担心“意见假大空，改革一糊弄；收入判云泥，分配笑话中”。“收入分配制度”本来就没有真正改革过，那谈何“深化”？我在媒体这个“事业单位”工作，自然比较关心相关规定，“若干意见”中是这么说的：“结合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建立健全符合事业单位特点、体现岗位绩效和分级分类管理的工资分配制度。”我晕！这真是空话大话官话一句啊！
共享改革成果，维护公平正义，这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应有之义。我最期待的是先把同岗同酬给解决了——同一个单位、同一个部门、同一个岗位，因为员工的身份不同，收入差距极其巨大，这是什么“公平正义”呢？还好，这个“意见”提到了这个事儿，说的是：“落实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研究出台劳务派遣规定等配套规章，严格规范劳务派遣用工行为，依法保障被派遣劳动者的同工同酬权利。”可是，我的担心和预感是：这个“落实”会被搞成“落虚”，变成一句空话——最后变成“被派遣的劳动者”之间的同工同酬，与单位里有编制的“自己人”照样不同工同酬。
分配不公，不说官民差别，就是一个事业单位里，有“事业编制”与没有“事业编制”的人，同工不同酬的差别往往极大。为什么一大批研究生去应聘“有事业编制的环卫工”？原因就在“事业编制”这个“铁饭碗”，含金量很高！不仅仅是工资奖金差距大，就连医保卡里的金额数量也差距巨大。
国民收入分配是块大蛋糕，有十万多亿元，这个蛋糕怎么分，关键在于权力怎么制约。权力是最自私的，权力中人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是其必然选择。此前宣传的主旋律调调是这样的：“中央高度重视收入分配改革，并且在近年来采取了连续提高最低工资和企业养老金标准、调整个人所得税税率和起征点、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等措施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些“成果”、“效果”当然有，可是，相比于权力官员收入的提高幅度，这一切都只是毛毛雨而已。
何处寻找公平公正？无他，只有在“民主权力”处。
贫富差距与人均富裕
北京人均GDP接近富裕国家，反而引起公众质疑，因为老百姓的实际感受与GDP增幅有不小差异。按常住人口算，去年北京人均GDP达80394元，折合为12447美元——这一数据超出全国人均GDP一倍多，达到中上等国家水平，接近富裕国家。
我们知道，多大的数字，用13亿来一除，都会变成一个小数。所以人多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大分母”，谁叫你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呢？就是多年实行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面对这么多的人口，恐怕也不敢吹嘘自己的经济制度有多好，何况我们改革开放才三十多年。
“人均”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9个贫困者与1个千万富翁一起“平均”，那么这10个人都成了收入蛮好的“中产阶级”。而事实依然是1个富翁和9个贫困者。所以，贫富悬殊之下的“人均富裕”，是意义不大的。
经济上贫富悬殊，社会上地位悬殊，人群中感受悬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在分析中国贫富差距悬殊的原因时说：贫富差别扩大的首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贿赂总量的上限，有许多经济学家计算过，它达到了整个国民财富的20%-30%，“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腐败活动的规模有多大，也不难想见它对贫富差别影响有多大”；另一个原因是增长模式的缺陷，由于主要依靠投资实现增长，它必然使得资本所有者收入所占份额越来越大，而劳动者的收入所占份额越来越小；至于农民收入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原本属于他们的土地产权没有得到保护，这些年光是从农民那里低价拿地获得的差价收入，总额就达到了约30万亿元。
谁动了“我”的GDP？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有调查表明，北京居民年度“幸福感”有降低，而“幸福指数”降低的原因主要是“对收入不满”。“对收入不满”的另一面，也是对物价上涨过快、收不抵支的焦虑。报道说，毛女士是北京某商场一中层管理人员，每月税前收入约1.5万元，“我的工资两三年没涨了，但东西却越来越贵”，她说，她身边的朋友和同事都普遍存在一种“焦虑感”，不管薪酬水平如何，都在为“挣钱”而奋斗着。
“幸福感”是一种感觉和认知，人和人之间会有传染与影响。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瑞特博士，曾经做过这样一项有意思的实验：将40名参加实验的学生分成两组，让各人独立观看一本漫画书，内容是两个小伙子一起玩台球时，来了女人将其中一小伙子的钱包偷走了。一组学生看到的是一个女子单独偷钱包，另一组看到的是这个女子还有一个同伙一起来的。看过后漫画书就收走了，丹尼尔一对一地问参加实验的志愿者看到几个女的来偷钱包，几乎全答对；当他将两组人一对一地组合，让他们先去商量“这女子还有没有同伙”，然后再给出答案。结果出人意料：其中7组报告说有同伙，8组报告说没有同伙——共有15组答案趋同！15组意味着30个人发生了“同化和被同化”现象。正是“趋同”心理让人们放弃了原先的感觉和认知。当“富”和“贫”、“幸福”和“不幸福”的两类人混编在一起，趋同的可能性会很大，只是有可能大部分有较高“幸福感”的人，会被同化为没有多少“幸福感”。
我举这个实验之例，只想说明：当贫富悬殊最大限度消弭了之后，“混编”在一起的，大多是“幸福感”很好的人，那么，世界真的会美好和谐很多！
想起云梦田
土地利益是巨大的利益。土地红利是人类极为重要的红利。毕竟人是生活在土地上的。离开了土地，你能生活在空中楼阁里头、月亮火星上头吗？
正因为土地蕴含着巨大的利益，所以，许多人将眼睛盯着土地。新华社聚焦海南东方市“土地腐败”窝案：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地价一涨再涨，土地交易成为“腐败高发区”；开发商张延安绕开征地程序，将一个村里1000余亩土地，以每亩7000元左右的低价“征地”到手，然后又以每亩６万多元倒手转卖给市国土局，从中牟取暴利……此案“撂倒”各级干部25人，东方市原市长谭灯耀被判刑18年。
不是当地的干部特别脑残，不晓得倒腾土地有巨利，而是开发商收买了政府官员，“控制”了干部，官商结成“利益输送”联盟；正是他们沆瀣一气，才能顺利完成低价“私占”集体土地、又高价倒卖给政府变身“国有”的壮举，侵吞了巨大的利益。
我国宪法对土地有明确的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
东方市那些被利益浮云遮望眼的官员，完全抛开了宪法规定，非法倒腾土地，宪法管不了他们，最终刑法管着了他们，“进去”了一大批，活该。
刚看到报道说，中国的GDP已经超过日本，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每次GDP的高增长，都引发土地被更多征用。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金高达2.7万亿元，而我国年度GDP总量还不到40万亿，可见土地利益是多么的巨大。
巨大的利益，意味着巨大的腐败风险。强行征地、强行拆迁，其实就是巨大利益所驱动的。国土资源部清楚地看到这其中的问题，所以一再发文，严禁各地方政府直接插手土地开发、拆迁。事实上呢，像东方市这个“土地腐败”窝案，所玩的花样，早已出人意表。
这让我想起我的青田老乡——明朝刘基《郁离子》里的名篇《云梦田》，说的是云梦泽里的土地问题。原文为：
楚王好安陵君，安陵君用事，景睢邀江乙使言于安陵君曰：“楚国多贫民，请以云梦之田贷之耕以食，无使失所。”安陵君言于王而许之。他日，见景子，问其入之数，景子曰：“无之。”安陵君愕曰：“吾以子为利于王而言焉，乃以与人而为恩乎？”景睢失色而退，语其人曰：“国危矣！志利而忘民，危之道也。”
楚国的云梦泽，在今湖北境内。《云梦田》说的是，景睢请江乙去向安陵君建议，把云梦一带的田地租借给贫民耕种，以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不至于无家可归。安陵君将建议禀告给楚宣王，并获得同意。后来安陵君见到景睢，便问他收入的赋税额有多少，景睢说无收入。安陵君大为惊愕：“我还以为你是为了对楚王有利才那样建议的呢，你竟然把好处送给百姓，是想让穷老百姓感谢你吗？”景睢满脸惊愕而退去，他因此告诉人们说：“国家危险了！执政者只想取利，却忘记了百姓，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啊！”
这个故事因土地的使用权生发，说的是“志利忘民，民穷国危”之道理。今天读来，依然教益深刻。
星星之火，为什么
谁愿意看到这样的情景：在2012年12月4日那个寒冷的下午，在广东汕头市一家内衣厂，一个已经辞职的工人刘某，特意回到这里，拿着一塑料罐从加油站买来的40元汽油，洒在工厂一楼，点燃。大火无情燃烧，夺走了14条无辜的生命，那大多是尚未婚嫁的年轻女工，还有一名孕妇……
这场大火，源于刘某的“星星之火”；他燃起大火，则源于另一个“星星之火”：他在这个内衣厂干了一年的活，因为老板平时经常少算给他工资，对老板积怨已深；他决定辞职，但被扣了500元，这成了悲剧的导火索。刘某说，“我拿不到钱，只好拿自己的生命跟他去赌”，果真，赌出了这么大的一场“火局”。
对辞工不干，尤其是跳槽的工人，老板们以种种理由“扣工钱”，似乎成了一种常态手段，也没有多少人去管这个事儿。工会会帮你吗，劳动仲裁会帮你吗，理论上是可以的，现实中是不会有的。这次汕头大火背后的劳资冲突，只有区区500元，实在是很小的数目。可是，这对一个打工者来讲，却是天大的数额，“一分一厘里都有民生之重”，这话真是没错的。500元，足以让他跟你拼个你死我活。确实，“工人的需求被压抑久了，即使细小的变动也可能导致不良情绪爆发”。
星星之火，熊熊燃烧，为什么？在老板那里，漠视员工权利，侵害员工利益，几成家常便饭；在员工工人这头，暴戾之气深重，甚至“同归于尽”也是一些人的不二选项。悲惨就在这里——戾气之下，最易冲昏头脑，不是举起一个钉耙去与直接责任人“硬碰硬”，却一把火烧死了一批同样累死累活在挣工钱的打工姊妹。
在“劳资冲突”这个一见可知的原因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保障在哪里”的问题——权利保障在哪里？社会保障在哪里？
在宏观层面，这段话说到了核心要义：“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的。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在微观现实中，那些比配角还配角的“路人甲”、“路人乙”，谁来关心和保障他的“500元”？
早在1966年岁末，联合国大会就通过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其中第七条是有关“人人有权享受公正或良好的工作条件”的，它规定各缔约国，特别要保证“最低限度给予所有工人”两项报酬：一是“公平的工资和同值工作同酬而没有任何歧视”，还特别提出要保证妇女享受同样的工作条件、享受同工同酬；二是保证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庭“得有符合本公约规定的过得去的生活”。这是非常人性化的规定，让我真没有想到的是，这里规定了其家庭也得有“过得去的生活”。这里的政府责任，若能真正达成，那么，“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还真不是文人小资般的个人梦想。
我国政府在2001年就批准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先后两次向联合国提交了履约报告。经济作为一种权利，是社会“稳定器”的基础；然而，“压舱石”毕竟是一块块具体的石头组成的，在“每一粒沙子都在乎”的时代，我们决不能忽视那一沙一石的存在。
重温一下思想家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就不难明白：燎原之火恰恰容易在阳光明媚之时、草木繁茂之地发生，而不见得是发生在黑暗如磐的不毛之地；若以牺牲公平、损害个人权利的方式推动经济繁荣，民众的处境虽然因此而有改善，但其不满和愤怒往往会增长得更快。《旧制度与大革命》书中反映那个时代的一句话，值得今天的我们警醒：“30年前对同样的痛苦逆来顺受的人，现在对此却忍无可忍了。”
世界大同是长远的目标，民族复兴是现实的努力；在建设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民社会的路途上，需要达成广泛的共识，激发全民的潜能，落实政府的责任，促进彼此的关怀。我们必须明白：燎原的火都是速朽的，做饭取暖之火才会永续存在。
我们需要最好的社会政策
在广州海珠桥上演跳桥秀的那些人，背后到底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如今终于看到了一个很详细的报道：这位名叫郑龙的跳桥者，不是遭受什么天大的冤屈，而是因为得了骨巨细胞瘤，无钱治病；他先后四次来广州，找政协委员，找110民警，找媒体记者，但都没能帮上忙，他甚至流浪街头。他的终极策略，就是渴望出名，他想通过跳桥出名后，能获得社会的援助，帮他一把。
郑龙是农民，他所患的骨巨细胞瘤，属于原发性骨肿瘤，如得不到及时妥善的治疗，会造成残障甚至截肢。没有钞票，没有医保，他很可能会失去那一条腿。为了不“丢腿”，他只好不怕“丢脸”，忐忐忑忑爬上了海珠桥。在谈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的同事们感叹：如果他生在神木县就好了！因为陕西神木县推行惠民政策，“全民免费医疗”，每人每年最高可报销30万元。
两周前，我们报道了神木“全民免费医疗”的事，我配写的评论是《神木你大胆地往前走》。让我没想到的是，神木先行一步，竟引来舆情的一片责难声。有网络“标题党”制作的标题是“陕西神木全民免费医疗被指不实，易引发腐败”。全国有数不清的“时评家”对神木县猛烈开火。呵，现在有许多“时评家”，要么脑子进水，要么脑子进火。难怪“你才是时评家，你全家都是时评家”已然成了一句骂人的话。
基本实现“人人享有医疗保障”，本来就是我国新医改确定的目标。神木无非先走了一步，百姓受惠的额度稍高一点。这是真正的好的政策。德国著名法学家李斯特有句名言：“最好的社会政策是最好的刑事政策。”若把这句话用在跳桥者和对付跳桥者身上，还真是对准了榫头。试想，把那座海珠桥由广州搬到神木，会出现郑龙这样的跳桥者吗？不会。一年最高可报销30万元，他好好地在医院里待着就可以了，干吗拖着一条病腿去爬桥跳桥。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社会稳定剂；最好的社会政策，最大幅度地避免了各种案件尤其是刑事案件的发生。
而广州“跳桥”事件，今年来发生了十几宗，警方拘留了其中8人，并警告说，如果多次“跳桥”，将被劳动教养。但震慑的效果很有限，“跳桥”者依然接二连三，这说明所谓“强制措施”并不能取得好的效果。反而在日前出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跳桥结局：一位老伯爬到桥上，突然出手将跳桥者推下，致其手肘骨折、腰椎损伤；老伯称“看不惯跳桥秀，要为市民除害”。事后，跳桥者和推人者均被采取刑事措施。
对一个有着非常行为的当事人，对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或者对一个地方新推出的改革政策，作为旁观者、评论者，应该努力避免认识盲点与逻辑盲点，看问题不要动辄就是“孙东东思维”。最新一期《南风窗》，有篇孙东东公案的续闻，题为“孙东东案了犹未了”，很有意思。报道说，已经50岁、“至今单身的孙东东被认为性格当中存在一些偏执”。难怪他能作出“老上访户99%有精神病”的判断。报道中有一个孙东东给一位打官司的当事人做精神鉴定的细节，是这样描述的：
孙东东傲慢得厉害，他的现场鉴定是一种极不严肃和不科学的过程：没有任何物理仪器，完全是他主观上的评判。他就和当事人聊一些家长里短，我问你答。孙还将一套类似于报纸上刊出的智力游戏一样的测评表，交给当事人填写。最终的鉴定结论是，这位当事人存在“偏执型人格障碍”。这一结论被法庭采信，由此判定当事人患有精神疾病……
看谁都是“神经病”，都要送精神病院，这样下去自己恐怕要得精神病的。但这种主观鉴定思维很普遍：对神木医改，诸多“时评家”像“孙东东”，作出了“神木发神经”的“鉴定”；对广州“跳桥秀”，同样也有不少人在作孙东东式的“鉴定”，恨不得把跳桥者统统归为“神经病”。现在我们需要严防的是：决不能把这种孙东东式的思维方式，用于社会政策的制定，它与好的社会政策八竿子打不着。
你在春风沉醉的夜晚，应该想一想还有人五劳七伤。我们社会太需要好的、最好的社会政策，因为它是社会的真正稳定器。郑龙的“骨巨细胞瘤”，最终需要好的社会政策来消灭。我们可不能把社会政策看成水与肥料，而应看成阳光与土壤。你瞧那阳台上盆栽的花木，如果阳光与土壤不够，那么水与肥料弄得再多也没用。
罕见病与少数人的权利
曾在央视等媒体看过多次关于罕见病的专题报道。比如“瓷娃娃”，打个喷嚏、提个被子，甚至一个拥抱，都可能让他们骨折，这是“脆骨病”——成骨不全症，是一种罕见病；比如“无痛症”，刀削火烫，自己感觉不到一丝疼痛，在世界上“无痛症”迄今只发现了30多例；比如戈谢氏病——肚大如皮球，媒体报道一位两周岁的孩子得了此病，母亲要“卖肾救子”。
前些年霍金来杭州，《都市快报》作为重大报道来操作，主要负责人就是我，我当然知道那运动神经元疾病——俗称“渐冻人症”的厉害。霍金深受其害——只有几个手指头能活动；那时我最佩服的是霍金夫人，人家真是不容易啊，没承想，后来他们出了闹离婚的新闻。
不是每个“渐冻人”都有霍金的福分。《都市快报》记者专门采访了若干中国的“渐冻人”，体现了对他们的关怀关爱。“渐冻人症”就是一种典型的罕见病，属于脑部或神经病变一类。罕见病是指那些比较少见、发病率相对很低的疾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患病人数占总人口低于1‰的疾病，即可称为罕见病；但罕见病种类却特多——人类罕见病，竟有6000多种。
对罕见病的认定标准，不同国家与地区有不同的看法。美国把罕见病定义为每年患病人数少于20万人、或发病人口比例小于1/1500的疾病。罕见病本身也有变化，艾滋病刚出来时，可谓典型的“罕见病”，现在早就不“罕见”啦。随着社会的进步、医疗科技的发展，有的罕见病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知，渐渐就见怪不怪了——如今我国已知的“渐冻人”都有20万了，尽管他们没有一个人有霍金的名气。
得了罕见病的人，他们更需要政府与社会的特别关怀，这个“少数人的权利”，需要更多的尊重与重视。因为，对于并不罕见的疾病，我们的医疗机构有着相对成熟的治疗方法；而对罕见的疾病，则照顾得较少。法律法规领域，只是在《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法规里偶尔“关照”一下，该办法第32条规定说，“罕见病、特殊病种等情况，要求减少临床试验病例数或者免做临床试验的，应当在申请临床试验时提出”。
按比例来说，我国各类罕见病患者总数应有千万人之多。在我看来，我们完全可以就罕见病进行单独的立法，从医保和治疗两个领域予以关照；如果我国有一部《罕见病医保和治疗条例》，那真是罕见病患者们的福音！
更可靠的社会保障
因为有保障，人心才不慌。
全国两会公众最关心的十大问题，十年来有两个议题基本上都名列前茅，一是“反腐倡廉”，二是“社会保障”。
没有保障的社会，是不安定的社会；没有保障的主义，是空洞的幻想主义。
我很欣赏钟南山院士在两会上的发言，他一直来都是敢言敢说的，而且说的都是真话实话。今年两会期间，钟南山又不客气地抨击：中国医疗经费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都是最低的！教育经费的投入，很明确讲过要占GDP的4%，科技则是占2.1%，为什么就不提医疗卫生？“我问过卫生部部长陈竺，他说现在提高了很多，大概占GDP的5.5%。但这在全世界也是最低的，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6%以上，更不要提发达国家了；中国要提到6%能解决很多问题，这是最根本的。”
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投入太少，直接或间接地带来一系列问题。从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这头看，投入偏少，必然导致医院发展艰难、基层普通医务人员收入偏低，从而在根本上降低了健康保障水平；从患者这头看，医疗的“自费”部分支出巨大，“看病难”的问题没能得到根本解决。
有关数据表明，城镇居民医保的实际报销比例仅为52.28%，农村的“新农合”为49.20%——这意味着，看病要自己付出一半的医疗费用。你如果不是医疗待遇较好的高干，那么，大病重病还真是生不起的。
于是，“存钱防病”是普通百姓的必然选择。与此同时，还得“存钱防老”，这也是逃不了的不二选项。
然则，在政府层面，以优厚财力去增加医疗卫生的投入、弥补社会保障缺口，其实条件早已成熟。政府不是没有钱，而是有钱肯不肯往这个保障领域投入的问题。众所周知，光“三公”消费就是如何庞大的数字！还有那些颠来倒去用于折腾形象工程的，靡费了多少公帑！
可靠的社会保障，离不开可靠的投入。我们已看到切切实实的进步，比如从2013年开始，我国农村医疗保障重点向大病转移，肺癌、胃癌等20种疾病纳入大病保障范畴，报销比例不低于90%，“新农合”人均筹资水平将达到340元左右——这毕竟是提高、是进步。这背后的“大道理”是：改革的“红利”要让全民分享，如果改革的受益者不是大多数人，那么它肯定就算不上是一次成功的改革。
“要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一个原则，也是一个标准。在这个社会保障体系中，现在学者和公众普遍关心和担心的是养老保险基金的“巨额缺口”问题，其实我是最不担心这个问题的，因为政府的家底是雄厚的，也就是说其实政府有钱，只要政府给予财政补贴，就没有所谓的“缺口”，就不存在什么“债务”。所以关键就一个：政府愿不愿意把来自百姓、来自纳税人的钞票，投入到养老保险基金中。
“保障”两个字的性质，就决定了它必须由政府提供。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当然都是养命钱、活命钱，政府就得多投入，要管好它、用好它，这才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建立“更可靠的社会保障”，关键不就在这里吗？
社保问题，本质上就是政府与百姓在金钱方面的关系问题。“蛋糕”整个端在政府手里，可这蛋糕是每一个百姓、每一个纳税人做的，关键要看政府如何分配这个蛋糕。公民百姓，有权力和权利参与这个“蛋糕”的分配。
从蝙蝠侠到小警察
命运赐予他不幸的遭遇，社会给了他特殊的待遇，这是一个孩子的非常境遇，他如果明白大人们的良苦用心，那一定会想这真是奇遇。
在江西省新余市，9岁的小学四年级男生邹骏億，因患“肌无力”——肌肉营养不良症，无法正常行走。而他的理想是当警察、抓坏人。为了帮助小骏億“圆梦”，不少市民纷纷争演“劫匪”被他“抓”；当地警方专门为他准备了一次“警察圆梦”行动：2014年1月11日，坐轮椅的小骏億来到公安特警支队，穿上了为他量身定制的特警制服，参加了“入警”仪式；接着，小骏億体验了一回如何当“警察”，还亲手摸到了真枪……
这次“私人定制当警察”的特殊行动，让很多人打心底里感动。为了孩子，这点警力，这点公共资源，值得动用。这与不久前美国旧金山全城动员帮助白血病男孩圆梦“蝙蝠侠”的行动异曲同工：5岁男孩迈尔斯，梦想当英雄“蝙蝠侠”扬善惩恶；为实现他的心愿，一个公益组织发起活动，召集了7000多名志愿者配合出演，让迈尔斯变身“蝙蝠娃”，坐上“蝙蝠车”，完成英雄救美、勇抓劫匪、救吉祥物的任务；媒体、警局、司法机关和市长都一起扮演“角色”陪玩，总统奥巴马还特地发来“贺电”。美国《时代周刊》评述说：“旧金山市从未出现过这样英勇或者说欢乐的场面，在每一站点，成千上万的人高呼迈尔斯的名字；许多人自制标语写着‘迈尔斯，你是我们的英雄’。”
帮一个孩子圆梦，就是帮一家人圆梦；帮一个孩子开心，就是帮全世界开心。孩子肌无力，大人肌强劲；孩子白血病，成人热血涌。这是真正的以人为本、以孩子为本。早在2006年春天，吉林长春因病失明的小女孩欣月，梦想能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听国歌响起；于是，长春两千多人一起编就了一个“世上最美丽的谎言”，模拟了一场天安门升旗仪式；天安门国旗护卫队获知这个消息后，专门派代表专程赴长春，在病榻前为小欣月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升旗仪式”。
在帮助小骏億“圆梦”的行动中，我们看到公权力在执行中的服务意识。这是“有心有意”的服务——做这么一次好事不难，想到做这么一次好事不易。很多时候，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旗帜下，公权力只要做到“有心有意为人民服务”就OK了。“有心有意”可行，“一心一意”则难，“全心全意”那几乎就是登天梯了。
同样是“以人为本、为了孩子”的行动，美国的社会组织形式有所不同，他们很自然地由公益组织发起活动，公权力部门协助进行，即使市长热情参与那也只是陪玩，即使总统热切关注那也只为吆喝。
从“蝙蝠侠”到“小警察”，公众和公权的人本服务，在此都得以充分体现。人类因为孩子的美好而美好，公众和公权力在孩子身上最能找到结合点、共同点与平衡点。公众公权和弦共鸣，谁主谁次已不要紧；小梦大梦都成好梦，有心有意一起助力。
神木你大胆地往前走
防病防老，人生两难。现在有个经济发达县在试行“全民免费医疗”——解决医保，它是陕西神木县，试行两个月来，看病者蜂拥而至，定点医院病床全爆满。（2009年5月18日《南方都市报》）
听到这个消息，有同事问：假新闻吧？看来神木真够神的，搞出一个让人不相信自己耳朵的大事。他们为此酝酿了一年之久，如期推出后，有人誉之“开国内先河”。但也有不少质疑的声音，比如“局部冒进，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浪费大量公共财力”云云。
而我要说的话，很简单：神木你大胆地往前走！就像那首著名歌曲所唱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莫回头！”
万事开头难，鸡毛蒜皮的事看起来一大堆，其实不可怕。病床一时爆满之类，无非是过去积累下来的一时的问题。所谓“招架不住”，是指医院还是指财力？对财力的可持续问题，有专家测算说，神木县财政一年要补贴至少1.5亿元资金。对于一个经济发达县来说，其实这点钱根本不算什么难事。你想想，综合实力居陕西省第一位的神木，哪个方面不用那亿把元？而摊到人头上，人均补贴也就400元左右，这对于人均年生产总值高达6.87万元，远超3000美元小康标准的神木来说，不就是毛毛雨吗？
我国市县共有3000多个，而一年全国公款吃喝、公帑娱乐、公费出国、公车开支的“四公”费用一年近1万亿，请数学好的人算一下，平均每个市县大致摊到几个亿？在经济状况稍好的地方，领导们其实很明白，拿出1亿多元来补贴医疗，根本就是“不差钱”——不差那几个钱。
而且，补贴出去的钱总量是可以控制的——所谓“全民免费医疗”其实就是“全民医保”，并非所有看病的钱都是公家给掏，而是有自负部分的，比例大小可适当调控；至于恶意超量开药治假病之类，也是可以监管监督的。
社保是国家行为，是国家抵御公民风险的制度安排。由于中国太大人口太多，地方之间发展不均衡，那么就得有一些地方政府先试行起来，自己为当地百姓先行设计更完善的社保制度。神木无非把“享受公费医疗”的范围扩大到本县每个人身上，这不是什么乌托邦。他们在医保上先走一步，这是好事，大好事，总得有地方先跨出一步。就算“试错”，天也不会塌下来——那1.5亿元砸在看病百姓的头上，总不会“砸”死更多的人吧？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要想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就像我们所说的“让广大老百姓都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主要的当然得依靠政府的制度安排。
人都是要考虑下一步的，比如防病防老；政府决策同样要考虑下一步，社会保障问题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下一步”问题。下一步的重要性，就像斯诺克比赛：这一步把球打进是重要的，但更重要更紧要也更困难的是下一步母球的走位是不是到位，否则下一球就不好打，机会就可能转手。神木下一步考虑的，应该是如何把这个事情在具体细节上做得更完善，而不是去考虑一些“时评家”的瞎嚷嚷。
对于偌大中国来说，只有30多万人口的神木只是小小一个地方；我希望神木掀起的不只是“茶壶里的风暴”，而有更多的地方去做神木第二、神木第三……
从神木之神到神木不神
群众拥护不拥护？群众高兴不高兴？群众满意不满意？群众答应不答应？
这是很古老的问题，又是很新鲜的问题。在陕西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引得外界是是非非、非非是是的时候，《都市快报》记者深入神木县，解码“神木模式”，答案是简单而明确的：“不管疑问有多少，但是神木县目前的政策得到了所有群众的拥护。”得到所有群众的拥护，这样的政策如果不是天大的好政策，那么还有什么政策是深入人心、深得人心的？
我愿意用“神木之神”四个字来概括之。这是因为，神木是第一个吃螃蟹者，偌大中国，在全民享有“免费医疗”上，是神木成为第一和迄今为止的唯一，这就够神的了。神木尽管是全国百强县之一，但排名第92位，属于靠后的，全国有那么多经济实力强大的县市都没有迈出第一步，为什么是远在西北的神木“独占鳌头”？而且，它在去年还实行了12年免费义务教育，即高中阶段也是免费的。
从经济投入的角度看，“医之保”比“学之保”远远来得重要。有病无钱，是一个人天大的苦。对于活着的成年人来说，谁不是“没有死过，但病过”呢？对于原本没有医保的农民而言，神木之举就是天大的福音。人民大学张鸣教授早就说过：“解决农民问题不在农村，而在城市。”医保作为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给农民，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走向城乡和谐的第一步，意味着城乡平等和均等化的第一步。
我愿意把神木医改、深圳政改和复旦自主招生看成“三大地方性改革”。神木大胆打出“全民免费医疗”的旗帜，每人每年最高可报销30万元，尽管这个“免费”并非“全免”，而是有自负部分，其中住院报销90%左右。可没想到的是，外界对神木免费医疗是一片闹腾，说是“闹剧”、“乌托邦”、“大跃进”、“拍脑袋工程”、“易引发腐败”等等。鲁迅先生曾说：自己活着的人没有劝别人去死的权利。这些要唱衰神木的人，就是“劝人死”的活人。
说神木是“免费的午餐”，无非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其实那些财政的钱都来自纳税人——百姓自己。神木铿锵有力地说：免费医疗“不差钱”！确实，一户农民一年要为看病掏出30万，那是天文数字，而对于一个地方政府来说，那不过毛毛雨——政府就是要在社会保障上体现它的强大，解决“看病难”就是政府的责任。我国的新医改方案，到2010年人均医疗补贴标准为120元，而现在神木人均补贴约400元，人均无非是多了280元，这样天就会塌下来吗？不会。神木为“全民免费医疗”财政一年要补贴1.5亿元，这1.5亿元也并不是全部新增的，原来的“公费医疗”就是要财政出钱的啊，现在只是新增农民医保部分。简单地说，一个县也就是多掏那么个把亿，这样地就会陷下去吗？也不会。
在各种舆论压力下，好在神木矢志不移，“将免费的午餐进行到底”。看得出来，神木是“谋定而后动”。从具体分工看，卫生部门提供“医”，社会保障部门提供“保”；他们注重的就是百姓的公益性，公益性就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在杭州，给全体学生提供了特色医保，这就是公共利益的体现，很不错。杭州市还提出建设健康城市，将老百姓的健康蓝图概括为：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养老保障、人人享有15分钟卫生服务圈、人人享有15分钟体育健身圈、人人享有安全食品、人人享有清新空气、人人享有洁净饮水。这样的蓝图，谁不向往？
不差钱的地方政府，关键要看把钱用在什么上头。《南风窗》作了一个很好的封面报道，叫《折腾城市》，值得一看。报道指出城市中国正掀起新一轮“折腾”的浪潮，以牺牲住房公平、空间公平为代价。由地方政府联合商业力量主导的城市建设，“过度集中为经济型开发，而鲜见社会型开发；与追逐经济利益的急切相比，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热情持续萎靡”。形象地说，就是宁愿把钱折腾在道路上，三天两头、颠来倒去翻修整治道路，而不愿意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上多花一分钱。把钱大把砸到路上，是看得见的形象工程，如果把钱投到路上的公共交通上，那似乎就看不见政绩，所以公交的拥挤、公交车的破旧，让乘公交的百姓苦不堪言。
如今，神木免费的面包噎住了谁的喉管？神木之后，因为“那么麻烦”，其他地方学习推广的劲头恐怕就不大了。我担心的是，神木的“全民免费医疗”可能促使其他地方不作为。陕西省卫生厅官员也说了：没有推广和示范意义。神木医改的潜在反对者，恐怕会遍布全国，“时评家”们的反对并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其他地方都在骨子里反对人人享有医保，都不愿意把更多的钱投向“看不见、摸不着”的医保社保上。
我相信神木会一直坚持下去，坚持到全国真的实现“人人享有医保”；到那时，“神木不神”，就是全国百姓的福音。
六连号是嘛玩意
六连号是嘛玩意？今后碰上申请什么，会不会拿六连号来调侃：今天你“六连号”了吗？
六连号是武汉市经济适用房摇号摇出的奇迹：连续6个登记号的6位市民依次被摇中！总共5141个登记号，在40比1的中签率情况下，摇出六连号，这概率约为千万亿分之一，但这样的概率赤裸裸地变成了现实！
还好经济适用房有个公示程序，公众很快发现了这里头的稀奇。有关方面一查，乖乖，那6个申购户统统都没资格购买经济适用房，他们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城区，靠一套假材料“入围”的。这回若是没被发现，那么那些原本属于困难户的房子，就落到弄虚作假者手中了。
还有一个稀奇事是，武汉市政府就“六连号”问题召开新闻通气会，持续时间仅仅55秒！他们只是念了一份新闻通稿，当记者准备提问时，就宣布“到此结束”。如此超短的时间，让谁都不爽。不过也好，这大约创造了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也为今后少开会、开短会、消除文山会海作出了榜样。
经济适用房，本是政府提供给困难群众的准公共品，因为它比市场价要便宜许多。有利益就有逐利者，一些不该享受经济适用房的人，也挖空心思去拿一套来。经济适用房的分配权是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上的，最让人担心的是，他们如果参与其中，进行暗箱操作、利益瓜分，那么，百姓的利益就难以保障了。
六连号事件核心问题出在哪里，这还有待查实；六连号丑闻的背后有多少黑幕，都有什么人员参与“作弊”？这必须给公众一个清晰的交代。对于这种“诈骗”行为，司法法律应该有所作为。
人是逐利的动物。从人的本性看，“利益本位”就如挤公交车，车下的希望车上的让一让，已在车上的则不希望车下的再往上挤。但比“利益本位”更可怕的是“利益贪婪”——权力暗影下的“近水楼台先得楼”。一个普遍的道理是：有利益就可能有猫腻。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绝对利益绝对使人愚蠢，另一方面，绝对利益也能使一些人绝对敢于冒险。
利益追求与利益冲突是人类社会中的普遍现象。遏止公权力者利用权力侵害他人权利、攫取私人利益，是反腐败的必然内容。加拿大有个《利益冲突法》，就是要防止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可能发生的任何实在或潜在的冲突，要求公职人员必须百分之百地为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服务，不得以公职来谋取个人利益。
《利益冲突法》印证了“利益法学”创始人菲力普·赫克的说法：利益是法产生的原因，法律是社会中各种利益冲突的表现，是人们对各种冲突的利益进行评价后制定出来的，实际上是利益的安排和平衡。强势者侵占原本属于弱势者的经济适用房，是对利益平衡的极大破坏。
在经济适用房面前，公务人员同样面临着利益选择：或者为了百姓的利益，而放弃自身的需要，依法执行职务；或者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滥用职权，损害公众的利益。当私心作祟，个人利益占了上风，肯定会出现以权谋私的腐败行径。
查处一个六连号还是容易的，但别处可能有更隐蔽的不连号，如何才能防止？这是一个难题。不实行严格的利益回避，就难以杜绝利益攫取。在宏观意义上，我们同样需要一部《利益冲突法》，更细致更周全的《利益冲突法》。
保障房的利益与侵占
哪里有权力，哪里就可能有权力争夺；哪里有利益，哪里就难免有利益侵占。对于各种公共性质的利益，用权力非法侵占的叫腐败，用非权力侵占的叫窃取。经济适用房由于价格远低于市场价的商品房，其中明摆着有不菲的利益存焉，于是各种侵占的手段就或明或暗地出现了，寻租丑闻时有所现：
在河南南阳，有420套经适房变脸成商品房出售，这一结果对有些人来说是很美妙的：上拿政策之实惠，下让百姓多交钱，这就是两头通吃。在武汉，经适房摇号摇出稀奇的六连号，后被查明这是一起中介人员与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相互勾结舞弊的案件。此事余波未了，在湖北老河口爆出经适房摇号摇出更神奇的十四连号，其中一中签者年仅17岁。在郑州中原区，一块经济适用房用地建起了别墅群，中央媒体记者前往采访，被当地官员质问“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在石家庄，因价格畸高有上千套经适房遭弃购，可谓“出师未捷先遭弃”。在重庆市渝中区，有322套经济适用房交房才8个月，有一半左右已被出租——出租成了经适房黑幕的一个衍生品……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是经济适用房的坚决反对者。他主要观点是，经济适用房扰乱了商品房市场，其征用农民的土地是让农民利益受损，而且存在大量的腐败和权力寻租行为。茅先生有关权力寻租的观点确已被实践所证实。经济适用房本是政府住房保障制度中的一项，为中低收入者提供买得起的房子。可惜的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设计初衷：在建设环节，经适房越建越偏远；在申购环节，潜规则肆无忌惮，真正中低收入的住房困难户却可能被挤出局；在管理环节，难以遏止权力寻租，最终使许多经适房登陆租房市场……
任何利益的供给，都存在中途被雁过拔毛的可能。只是有的因制度设计比较完善而不容易被“拔毛”，有的则很容易被“拔毛”。相比之下，廉租房的直接利益相对小些，在相同的制度成本中，它被“拔毛”的几率应该比经适房略低。
如今，立马让整个国家停建经济适用房，那显然不现实。但逐步减少经济适用房、加大廉租房的供应量，应是一个方向性选择。
这里重要的是将我国的《廉租住房保障办法》真正着陆。不过，好像很多人都不知道该办法，茅于轼先生曾经发表廉租房不建厕所的言论，我想他也是没有看过该办法，因为其中有“满足基本使用功能”之规定。而更重要的是，办法中还说，廉租住房建设要“坚持经济、适用的原则”——换言之，廉租房也是一种“经济适用房”，这应该成为以廉租房逐步取代经济适用房，使廉租房本身成为经适房的制度起点。
抽地运动与权利褫夺
土地是农民的命脉。夺命般地从农民手上夺取土地，不仅仅是“征地”这一种形式，在山东菏泽东姚堂村，还出现了所谓“抽地运动”：有10户村民耕种多年的土地共有27亩，被村里“收回”。村支书给出了一个“莫须有”的理由：这10户村民“老惹麻烦不守村规”，按照30多年前“村规”的约定，“村里有权收回土地”。
所谓“村规”，无非是个借口，这“抽地运动”的本质是利益攫取、权利褫夺。以村集体的名义抽走你的土地，随后分给了别的村民，这就如同把你嘴边的粮食夺走，塞进别人的嘴里——这“抽地运动”的利益争夺，太过赤裸裸。
与“圈地运动”大不同，这“抽地运动”如同夺走命根子。中国人多，13亿多人口中又是农民最多，摊到农民手上的，也只有区区“两亩三分地”，养家糊口，靠的就是这点土地。农民为了维护自己的命根子，跟你拼命是不奇怪的。有人说，过去是“打土豪，分田地”，如今变成了“打农民，夺田地”。这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尊重农民的土地，是尊重农民的基础。保护农民合法的土地权益，本来是基层干部的职责，可偏偏是乡村干部利用手头的那点权力，毫不顾忌地褫夺农民手中的那点权利。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曾撰文指出，中国的GDP总量超过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进入了世界第二位，但由于收入差距的拉大和严重的腐败现象，社会的稳定和谐受到冲击；特别是“官压民”、“民仇官”、“贫仇富”等各种行为及心理，导致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和社会乱象百出……确实，乱象之源，在于权力滥用，基层的权力虽然不大，但也能够夺走你那“两亩三分地”。
可是，不仅有褫夺土地权益的，还有褫夺公民权利的。在广东阳春市，一些村民因为在2003年没有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结果就被村里给开除了“村籍”，选举权、村民福利待遇均被剥夺；村民为此上访多年，问题一直未能解决。违法褫夺农民的土地权益和政治权利，都带有“权力土皇帝”的欺侮性质；由此我们看到，“新农村建设”并不见得就是花雨满天的美丽景象。
农村不仅需要物质文明的小康，更需要精神财富的小康。新农村建设，绝不仅仅是造几条新路盖几幢新楼就好了，没有法治、缺乏文明的“新建设”，是建不成真正的“新农村”的。
双脚深深扎根于土地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山东籍作家莫言，曾经透露了自己的一个“爱好”：喜欢到田野里，河滩上，把枯草烧成灰，一来让它们变成灰肥，二来也满足一下自己“想做点儿坏事的冲动”，他说，“在田野里烧草，既很快乐，又不犯法！”是啊，基层的乡村干部，要向莫言学习，若想在土地上“干点坏事”，只能是“把枯草烧成灰”，使它变成灰肥，而不是把农民的权益权利夺走“烧成灰”。
堆在钱眼上的华山之险
华山景区2012年的目标是，全年购票登山游客198万人次，门票收入2.5亿元。
巨多的游客，巨额的收入，巨大的利益。而十一黄金周，则是一个赚得盆满钵满的好时机。10月4日华山游客接近4万，超过正常接待能力的一倍。这个黄金周里于是就出现了“上去下不来”的恐怖景象。乱成一团之后，发生了“华山捅人事件”，游客被捅，伤重入院。
美丽的景区，丑陋的经营，落后的管理。面对一年几亿的门票收入，诸多血红的眼睛紧盯着这块巨大的利益蛋糕。自古华山仅一个，各种利益主体使出浑身解数，角逐华山这利益“一条道”——省里的，市里的，国有的，民营的，多头混杂的经营业主，都在这里争夺、博弈。华山，最终成了堆在钱眼上的华山——这堆在钱眼上的华山，能不成为“华山之险”吗？
“本来捅客事件完全可以避免。西边的索道原计划在‘十一黄金周’开放。如果两边同时开放，上山下山都通了，不会出现拥堵。”西边的索道由陕旅集团修建，原计划在今年“黄金周”开始试运营，可是临阵“熄火”了，因为股权比例有争执——华山管委会不满只占35%的股权，要求占有45%；谁都知道这里面利益巨大，双方一直没谈拢，结果就可想而知了。《法治周末》的报道，称这是“智取华山”上演了当代版。
风景无语，只有凝噎。名胜景区成为巨大的“摇钱树”之后，多少权力利益在悄悄介入？华山如此，别的地方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曾多次对媒体披露：少林寺对面有个十方禅院，是属于登封个别领导干部的，“原来是登封市商业局的，后来卖给登封县处级领导干部了。那里面有塑像、数罗汉、算卦、烧香……搞些封建迷信活动，欺骗游客。他们强占少林寺的土地，好多年了，少林寺打赢了官司，法院不执行，至今也执行不了……”现实正如释永信所说的：“有些事情我们真的很无奈……我也呼吁过很多次了，没什么作用。”
大自然赋予人类的风景名胜，本来应该是公共品，或者是准公共品，也就是说，它应该是全民共享的。对有能力前去观赏者，收取适当的费用，这是需要的；为风景名胜服务的人们，拿到适当的报酬当然也是必须的；但主要的收入应该归之于国家，用之于公众。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可事实上，许多风景名胜成了小团体的利益，出售门票所获取的不菲收入，成了他们瓜分的奶油蛋糕，又香又软。大众的风景，小众的狂欢，公众的利益就是这样流进一些人的腰包的。问题是，有些人还要拼命从游客身上榨取最大的利益，却不顾安全管理的投入——如此这般，多么可怕。
景区爆满，大人看脑袋小孩看屁股，这大概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必然景象；而这背后，则是服务管理劣质化、利益争夺白热化，最终害苦了游客公众。是的，是该从根子上予以治理了。否则，那堆在钱眼上的“华山之险”，终究是会倒下来的。
讨债这玩意儿
为了自己那点利益，就肆无忌惮地损害他人的权益，银行大佬就是这么干的。在南京，多家银行公开承认，它们确实由第三方公司进行欠款催讨。
这些银行大佬，讨债对象是一个个欠钱的信用卡客户。它们不走起诉追债的合法之路，而是贪图简便，通过民间讨债公司来催讨。于是，客户个人的名字、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老家居住地，甚至父母的电话、单位等等，这些属于个人隐私的信息，全都到了讨债公司手上。而讨债公司在我国是被明确禁止的，银行明知违法，却故意为之。
对付普通百姓，银行那是强势一族。前几年银行忙于“跑马圈地”办信用卡，追求数量，审查不严；不法分子趁机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办卡恶意透支，导致一些市民个人信用无辜受损。而银行处理这样的坏账，对付这些无辜的受害者，同样是毫不客气。
有权有势，做事就会“本位第一”；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对他人惩罚起来就够狠心的。不久前有报道说，有个信用卡客户透支2000元后，每月的滞纳金是最低还款额的10%，透支的2000元被按每天万分之五来计算利息；罚息加上滞纳金，46个月之后，从欠银行2000元变为了欠银行2.3万元，翻了11倍还多。人家如果不乖乖地交钱“赔偿”，估计讨债公司就要出动了。
在市场金融资源配置中，银行坐拥数十万亿信贷资源，发放贷款动辄数十亿；这里头，关系贷款、违规操作、吃拿回扣的空间十分巨大，如何有效监管，如何透明审计，都是活生生的问题。对于那种巨大的坏账，往往坏了就坏了，坏了就拉倒——贷款和被贷款两者之间，是直接的利益共同体，你说“讨债公司”这玩意儿，会在这里派上用场吗？
银行出了个著名的“高山案”，黑龙江省分行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涉嫌参与金融诈骗近10亿元，他潜逃加拿大近8年后回国投案自首。你说，这高山是讨债公司“讨”回来的吗？
银行因为“官化”和“权化”，所以必然会产生腐败。权力化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傲慢和强横，不止是对普通百姓非法动用讨债公司进行追债。
又见一个人的战斗
又见一个人的战斗。46岁的郑幼卿，是厦门市卫生监督所执法监督员，她冲破种种阻碍，监督查处涉嫌医疗欺诈的厦门国泰妇产科医院。这家民营医院，执业许可证被厦门市卫生局吊销，但几个月之后，其行政复议结果出来，决定保留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让人疑惑不解地“起死回生”了。
说是“让人疑惑不解”，其实也很好理解，那就是背后有着强力的保护伞。但事实与证据是很清楚的：法律规定违法所得达到3000元就吊证，而它违法所得是四十几万元；使用无证人员两名就可以吊证，而它达到9名……连强力呵护国泰医院的有关方面都承认：“违法行为性质恶劣，且每项违法行为都够吊证。”可是，最终还是印证了有人所说的：肯定吊不了国泰医院的证。
医疗机构，人命关天。医疗诈骗让郑幼卿深为痛恨，违背良心让她深感痛苦。作为执法者，郑幼卿没有选择无原则妥协，而是选择了抗争到底。从市长到中央领导，她一遍遍写信举报这所民营医院及包庇它的公权力。周围的人惊讶，一个在行政系统浸染了二十余年的公务员，竟会如此“幼稚”，可她的确这样做了。
——这，正是“天使在作战”。她在保护人间正义。幼卿不“幼稚”，她有良知和灵魂，她不明哲保身。她毫不客气地揭露说：“在之后的办案和行政复议过程中，我有了从未有过的经历，看到国泰医院异乎寻常的大胆违法和无视监管，而某些领导颠倒是非、无视事实和法律，甚至强行保护违法医院。”一个在夹缝里生存的医疗机构，其生存之道往往就是暗中向权力输送利益，由此获得权力的保护，而腐败与黑恶也由此产生。
在行政层级中，官大一级压死人，“权治”总是大于法治。智识者有言：“官位再高，并不能说明他的智慧和能力有多高，官位再低也同样不能说明他的智慧和能力有多低。”郑幼卿仅仅是一名执法监督员，不是什么官，地位很低，但她的坚持与抗争，就是最大的能力；面对强权，在“束手无策”之时，选择在媒体上公开露面，把自己推向风口浪尖，就是大智大勇。
有的公民勇于捍卫自己的个体利益，有的公民勇于捍卫他人利益、公共利益，而后者更为可贵。我的博友“打鱼人家”曾说：“很多知识分子只知道吃好喝好就满意了，根本不知道还有担当二字。”郑幼卿选择的就是担当。《汉乐府·古辞》中的《西门行》有诗句说：“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郑幼卿就是这样的“忧”者。
必须看到，强权有着强烈的复仇心态，其可预见的蛮横就是：系统性反应、系统性暴戾、系统性报复。所以，如何保护“天使”，使其始终不折翅，是全社会的责任。
郑幼卿是“一个人在战斗”，当然，她背后站着的是法律、正义、良知以及媒体。应该有更多的、无数的人站在她的一边，因为仅仅只有“一盎司月光”是远远不够的。
胆识与执着
反腐揭黑，爆料举报，属于“人命关天、你死我活”的大事。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为了公共利益，而不是为了自己，义无反顾地投入反腐揭黑的行动中，愈挫愈勇，这样的人让人由衷钦佩，我的同行高勤荣，就是这样的“脊梁”。
高勤荣是山西“房媳”的爆料人，这“房媳”张彦是个“苍蝇”那么大的小官，可是揭她的“黑”却比打“大老虎”还难，因为背后是权力的盘根错节。然而高勤荣不折不挠，以非凡的勇气与胆识，执着于反腐揭黑。
高勤荣1984年就进入新闻行业，致力于深度报道。作为资深记者，他有着可贵的理念：让那些欺负老百姓的人无处可藏！他采写了大量反腐揭黑的报道、内参，终究让不少腐败中人对他恨得牙痒痒。
1998年，高勤荣揭露运城市的“假渗灌工程”，引起全国的巨大反响。《人民日报》发了内参，央视《新闻调查》和《焦点访谈》到运城采访，进行毫不留情的曝光，那实地拍摄的镜头，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可是，让高勤荣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年中央台因为这个节目获了金奖，他却获了罪——当地罗织了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什么“受贿”，什么“介绍卖淫”，什么“诈骗”，判了他12年徒刑。
司法在一些地方成了官场权力的陪衬。权力的报复，是极其凶残的。高勤荣竟然就这样“被权力关进笼子”。
难怪网友说，若问中国丑恶官员形象是什么，归纳起来几乎就是：贪腐，专制，色情，蛮横，无信。
反腐揭黑、爆料举报，这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来说，无疑是好事，可是，做这样的好事不是一般的难，而是太难。正如著名学者资中筠所说的：“一个好的国家、好的社会应该做好事容易、做坏事难。好人得好报与恶人得恶报的概率要高。这样就是人心向善，正义公平得以发扬。而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做坏事容易，做好事难。”
出狱后，铮铮铁骨的高勤荣“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深知“抗争不一定有自由，不抗争一定没有自由”。他绝不做“权奴”知识分子，不向腐败权力低头。他继续以笔为投枪，以他的胆识与执着，揭露了一大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事件：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白培中家中被劫丢失5000万元财物；山西女商人变身副县长，15年吃空饷……
“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判伪真。”高勤荣百折不挠，与邪恶作战，既获得贪官的仇恨，更赢得公众的尊敬。
反腐防腐，需要媒体的爆料、网络的曝光，但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基础文明和政治的制度文明。早在1856年，来自英国的外交家密迪乐，在调查太平天国暴乱、目睹凌迟酷刑、考察社会之种种后，写成《中国人及其叛乱》一书。密迪乐富有洞见地说：“中国现在最最需要的，还不是现代科技，而是基础文明，它包括契约精神、权利意识以及对民主政治、个人自由的认知。”150多年过去了，这些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东西，我们依然缺乏，所以反腐难，防腐更难。
“没有目标而生活，恰如没有罗盘而航行。”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优良传统，无一不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与延伸，媒体业也不例外。高勤荣以反腐揭黑为目标，追问真相、追求正义，正是媒体优良传统的典范。
八公山上，草木皆兵？
2013年7月2日晚，唐慧上诉湖南永州市劳教委案二审在湖南省高院庭审结束，没有当庭宣判。7月3日《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说，唐慧是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人，在她六年的持续上访和司法诉讼进程中，和劳教委、媒体、网友一样关心她的，还有富家桥镇的官员们。富家桥镇维稳压力早不堪重负，唐慧只是维稳对象中的一个。党委书记魏斌说，单位每年的全部办公经费，都不够日常截访维稳，“这些年单单稳控唐慧的经费，虽没有作详细统计，估计耗资已过80万”。
唐慧成了“维稳对象”，而且还是维稳的重点对象——这是一个既奇怪又不奇怪的事。从远处看，唐慧一个弱女子，在幼小的女儿惨遭强迫卖淫之后，她一是上访，二是上诉，这两者都是法律法规允许的，她稳得很啊！就算她悲愤得歇斯底里，最多也只是“手有缚鸡之力”，比“手无缚鸡之力”强一点点。她怎么就成了“耗资超过80万”的维稳重点对象？
但话说回来，对于当地那个乡镇来说，全国瞩目的唐慧自然会成为“维稳控制”的重点。唐慧上访六年，多次去永州、长沙以及北京上访。最长的一次，是在永州市中院立案大厅睡了15天。报道说，唐慧在县城做小生意，如果去长沙进货，镇政府派出两人以上全程陪同；最多一次，唐慧去北京，镇政府九人陪同。
唐慧是一个什么样的敌人，要耗费那么多精力对付她？她是抗战时期进村的日本鬼子吗？还是川岛芳子？还是汉奸一枚？
有必要再次回顾一下案件的概况：2006年，在永州，年仅11岁的乐乐遭到多人强奸、轮奸，并被弄到一家休闲中心，被强迫卖淫。三个月时间内，这个小女孩被迫接客100多次，其间还多次遭受毒打。母亲唐慧像“私家侦探”一样，发现女儿被强迫卖淫后，想方设法救出了女儿。然而，这么大的一起恶性事件，唐慧多次到公安机关要求立案，结果却不了了之，直到两个月后引起湖南省公安厅关注才立案。因为女儿的事，唐慧多次上访，结果在2012年8月3日，湖南省永州市公安局零陵分局却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对唐慧处以“劳动教养1年6个月”。在网络时代，唐慧案瞬间变成了公共事件。
唐慧的女儿乐乐出生于1995年10月，是独生女，如今寄住在亲戚家读高中，平常沉默寡言。2006年的那段遭遇，让乐乐染上了性病，反复发作，经常疼得攥着母亲的手流泪；她经常从梦中哭醒，多次试图自杀，为此一度服药控制情绪。如果你是乐乐的父母，你会怎么想、如何做？你会做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梦”？
早前看到新浪知名微博“摘星手010”说：“从政府的角度看，为这个女人投入了太多维稳精力经费，解除劳教就算宽大该知足；从民众的角度看，这个女人的尊严不容践踏，勇气值得敬佩。能否给这位伤痕累累的母亲一个说法，关系到习总书记鼓舞人心的中国梦会不会蹈空。”对此我感慨：对唐慧的“维稳梦”就像中国男足的“国脚”，就算“国字号”，也注定是射空的。因为只要把上访上诉看成是“不稳”，那么永远都是不稳。就算唐慧不上访不上诉了，还有赵慧钱慧孙慧李慧要上访上诉。
把上访上诉看成是“不稳”，真可谓是“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的“维稳”思维。
是什么把基层的官员变成“维稳控”的呢？难道他们真的喜欢这样的维稳？到了具体的地方、具体的单位、具体的人员那里，为什么维稳就很具体地变成了“拦访”、“截访”、“息访”？这一定是社会的管理者在哪里出了问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人权委员会副主任、著名律师陈有西曾不客气地说：“压服、哄服、离间、封闭、花钱买平安、封锁舆论、说谎、搞秘密监视，死不承认公权的失误和过错，动用警力打击露头者，分而治之、关上访人、办安元鼎公司遣送关押上访人、送进精神病院，甚至个别地方动用黑势力，暗杀、打死上访人，一切的一切，原因只有一条，就是把人民当成维稳的对象。”
“把人民当成维稳的对象”，大前提就错了。大前提错了，那么具体的制度安排制度设计往往会跟着错。报道说，按照永州市零陵区信访考核细则，信访考核总分100分，其中减少越级上访量和及时接访劝返工作为60分；如果属下有民众进京上访的，自接到区信访局的通知后24小时内未及时到京接访劝返的，扣5分……这是全国各地信访维稳的制度设计的一个缩影。对唐慧的“稳控”——维稳控制，是“维稳生态”的典型。
由于唐慧的性格特点是“吃软不吃硬”，当地就采用“柔性维稳”的方式，责任官员就跟她套近乎，比如今年4月12日唐慧诉永州市劳教委一审败诉后，唐慧很快就收到镇上官员三条短信，其中一位的短信说：“无限风光在明天，明天一定鲜花处处开。”一位派出所所长的短信说：“送你一支康乃馨祝您创伤早日康复！……”如此费劲地维一个人的稳，真让人哭笑不得。
这样的“软手段”维稳，甚至就算是“软硬兼施”的维稳，总比打死上访人或把你送进精神病院好一点。但是，这都是“草木皆兵”的思维——把一草一木都看成是敌人，这绝不是敌人强大了，而是你自己太虚弱了。多少敌人，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是“维稳假想敌”，最后弄得杯弓蛇影、风声鹤唳。
维稳有了压力，弱女子唐慧柔中带刚不好驾驭，不能送她进精神病院，那么劳教她就是“最佳手段”了，处以“劳动教养1年6个月”，问题就推到了一年半之后，这一年半就“安稳”了。这次庭审时，媒体曝光说，当地为了把唐慧送进劳教所，先后竟然申报过三次。这是永州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永州市劳教委主任蒋建湘透露的情况：永州市零陵区公安分局有三次向永州市劳教委呈报，要对唐慧进行劳教，但未予批准，“我本人参与了研究讨论，说实在话，想着遭遇巨大不幸的上诉人的女儿，我实在不忍心批准”。但他同时也说，“依法依据，都可以批准”。这样的关于劳教的“法”，可见其恶；而下头使用劳教工具之肆意与混乱，匪夷所思。真可谓“劳教不除，民无宁日”。
“劳教”成为“维稳”的顶级工具，这真是中国特色。把上访人员送进劳教所，跟当年纳粹法西斯把犹太人送进集中营，有多少区别呢？而今“劳教”制度都要废除了，“维稳”思维难道就不能改革改进？
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是，案情决定舆情，而不是“维稳决定舆情”。我不止一次地说过，要维稳，先维权。平常屡屡侵害百姓的权利，稳定的地基被掏得千疮百孔了，这江山怎么坐得稳？那样，维稳的本质就变成了维腐败者当权之稳。
要想稳定，唯有改革。如果用“维稳”替代改革，那么必然的结果是：一个唐慧倒下去，千万个唐慧站起来！
【补注】2013年7月15日9时一刻，湖南省高法对唐慧诉湖南永州市劳教委行政赔偿一案作出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由永州市劳教委赔偿唐慧被限制人身自由9天的赔偿金1641.1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对于唐慧提出的书面道歉申请，“没有法律条款予以支持”，予以驳回。唐慧表示对于判决“还能接受”，但对没获得书面赔礼道歉“有些遗憾”。永州劳教委表示服从判决。唐慧的代理律师徐利平分析，法官回避了矛盾，但胜诉对唐慧是一个巨大的安慰。当事各方都希望，唐慧能就此回归正常生活。从2006年10月女儿被强迫卖淫案发至今，唐慧经历了近七年心力交瘁的上访历程，其间她行为的种种“过分”也遭媒体诟病。如今相对公道的判决，对于“上访妈妈”唐慧、对于关心唐慧的诸多公民、对于中国的法治建设来讲，都十分重要。唐慧说，最近自己在北京看了四天心理医生，效果不错，她没以前那么不开心了；打算过半年左右，带女儿去美国治病，女儿被强迫卖淫时落下的疾病至今未愈——她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把女儿的病治好。
老百姓才是天
2012年5月9日这天，三则新闻给我深刻印象。
——汪洋在中共广东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说：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也是建设和享有幸福广东的主体。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权利；造福人民，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
作为一省的书记，汪洋能说出这样的“破除”，真是有着“石破天惊”的意味；意在笔先，胸有成竹，他说的是真理，更是常识。曾几何时，歌里唱的是“你的恩情比天高，你的恩情比海深”；汪洋说出破除错误的认识，就是回归正确的常识，这是认知层面的政治正确和政治进步。正如不久前著名学者俞可平所说：政治的进步，是最深刻的社会进步。
——5月9日上午10点半，广州，一栋五层待拆居民楼上，40岁的村民李洁娥纵身跳下当场身亡。跳楼前李洁娥曾散发遗书，说与房屋被拆迁有关；她的家已于3月被拆，而且当时隔壁的房子也被“误拆”了一角。
一个正常的人，若不是遇到天大的冤屈，一般是不会自杀的。当我们认识到是人民自己创造了幸福，而不是“党和政府恩赐”的时候，同时要看到，“造福人民”作为党和政府的责任，那么兑现责任的路径，就是保障老百姓的权利利益。不能把老百姓逼上绝路，哪怕只有一个。每个老百姓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都要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正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现实要求。
——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纪平在产品采购、招投标过程中以权谋私，从中获取好处费，其贪污和受贿的总金额达1400万元以上。5月9日，北京第一中院以贪污和受贿两项罪名判处其死刑，缓期2年执行。
偏偏有些官员，“权为己所用，利为己所谋”。这个税务局的头头，该知道这些都是纳税人的钱，都来自老百姓，他没有任何资格偷偷搬进自己的保险箱，可他还是像硕鼠一样那么干了，他这是在为自己创造“幸福”。难怪网友会说，“你们个个学和珅，却要老子学雷锋”。在权力利益面前，官员的“良心”不能是“皮鞋”做的，更不能是“破鞋”做的。
老百姓才是天，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体。“父母官”也是一个错误的说法。一个官员，尤其是“一把手”，如果认为自己是“天”，是自己把幸福、把美好生活赐给老百姓的，想怎么着就怎么着，那么，天地乾坤必然会颠倒。
如今汪洋清晰地说出了一个常识，这符合民心民意；但是，到真正兑现、实现他所说的常识，还有很遥远的距离。前路依然漫漫，同志仍须努力。
细节里的民主与民生
这是2013年两会的一个细节：七常委“下组”与政协委员进行讨论时，座位有改变，将过去领导与委员们“坐对面”的口字形，改为“坐进去”与委员们在一起的回字形。我看到报道说，这些场地安排的外在变化，亦反映出执政理念的改变，体现出领导“来到委员中间”的精神。
本来，两会的代表、委员，是监督官员领导的，至少在两会上，两者的身份是平等的；但长久以来的习惯是，领导到来仍是领导，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而不是被监督者与监督者的关系。所以，两者间若不是“台上台下”的关系，那也是“主次”的关系。在等级制的序列里，排位置是极其讲究的，那可是一点也不能“逾矩”，至于“圆桌会议”几乎不存在。这次能够改成“坐进去”的“回字形”，毕竟是个进步，尽管“回”字还不够“圆”。
不妨把这看成是“细节里的民主”。与此同时，细节里的民生就更多了。此间我看到一个视频，忍不住乐了，来自厦门三度足浴有限公司的农民工代表刘丽，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笑说：“看看能不能帮我找个老公！”啊，是啊，“帮我找个老公”这就是农民工代表的真实人生生活啊！这位被网友称为“最美洗脚妹”的刘丽，在两会上为农民工呼吁，直言城市农民工因长久分居而大量出现“组建临时小夫妻”的情况，建议通过解决住房问题来解决农民工夫妻两地分居问题。她还说，“2.6亿农民工可以用三句话概括：农民的身份，干工人的活，过流浪者的生活，这种无固定收入、无固定住所的日子真的非常不容易”。
这样快言快语的基层代表，真心不容易，我对刘丽心生佩服。她讲的农民工婚姻生活，这是民生的细节，更是民生的“大节”！刘丽关心最基层的公共事务，她身上具备了公民素质——她没有“混会”，没有把两会场所当成是纯粹的学习场地，更没有把参加两会看成是参加“嘉年华”，这是很可贵的。
参与管理社会、管理国家的公共事务，这是公民所享有的权利。一个社会，其公共性的建立，须以普遍的公民身份为前提——我们只能通过公民身份的方式，去认知公共性、实现公共性。作为基层的代表、委员，如果不熟悉宏观层面的公共事务，那么，从身边的民生细节说起，恰是最基本的参政路径。
民生百姓，可不容易。这天看到一个新闻让人跌碎一地眼镜：“每学期资助贫困生400元，到手只有40元！”说的是深圳一个家庭参加助学活动，自1993年开始资助1名井冈山的贫困小学生，直到他初三毕业；后来孩子到广东打工，见面聊天时孩子说“谢谢阿姨每学期提供的40元生活费”，捐助人顿感惊讶——明明400元，怎么变成了40元！我也在微博上连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事来龙去脉现在还没弄清楚，可是，慈善领域“雁过拔毛”却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让人尤为难受的是，那可是井冈山，井冈山哪！有点权力，就去夺利——大权力寻租，小权力拔毛，这让权力下的民生如何是好？代表、委员能不为这样的“民生小事”建言献策吗？
百姓有小事，但小事也会变成大事，从而变成“百姓无小事”。想起因突发心脏病不幸在京逝世的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市长邵占维说过的话：“老百姓来和政府讲道理，就算90%的道理在政府这边，也得先考虑老百姓那10%的问题。”说得多好。如果代表百姓的人不把百姓装在心里，那么，民生如何能通过民主来改善？
就业的真问题和人口的伪问题
没有就业，就没有饭碗；手中有饭碗，心中才不慌。初步估算，今年我国城镇需要就业人数将达到2500万的高位，高校毕业生达到699万，就业压力很大。这是王晓初代表谈到的数字信息。作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副部长，他说得很清晰很明了：就业局势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提高人民收入的最根本的措施，“没有了就业，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就没有任何机会”。
仅仅在城镇就有2500万人待就业——都抵得上某些国家全国的人口了。加上农村转移的劳动力，数字会庞大得让人咋舌，解决就业可不是个容易的事儿。能否就业，是个真问题。那些底层市民，摆个地摊自谋职业，对他们宽容一点，天塌不下来、地陷不进去——如果不给底层人以生路，那真是如同逼他们去偷去抢。
中央机构编委办副主任王峰答记者问时谈到，“在我们这么一个人口大国，人口和资源相互之间的压力依然是存在的，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不会变”。这才是很清醒也很清晰的认识，所谓“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是个幻想式的伪问题。
伴随这个伪问题，有人老爱拿来说事的是老龄化。为了缓解所谓老龄化，有人建议取消计生政策。对此，政协委员杨玉学一针见血、一语中的地说：通过增加生育来冲淡老龄化，是饮鸩止渴！“在一个时期内，出生人口多了好像延缓了老龄化，但是过了这个时期，老年人增多了，老龄化照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是的，用多生孩子来“冲淡”老龄化，是个不折不扣的人口伪命题，因为生多少孩子，老龄人口依然还是那些老龄人口，而多生的孩子将来注定会变成老人，最终又是增加老龄人口的绝对值。
杨玉学说得没错，“人口老龄化的因素很多，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只是一个因素，但不是主要因素”，科技进步、生活富裕、医疗水平的提高，使人的预期寿命大大延长了，老龄人口自然越来越多。而在我看来，随着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老龄化”的起算年龄应该推后才科学。试想，老龄“起算点”往后推1岁，所谓老龄人口，不就大大下降了吗？所以从本质上说，把老龄化说得无比可怕，甚至将老龄化妖魔化，恰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口伪问题。
老龄化和所谓“劳动力不足”并无必然联系。杨玉学委员以日本为例说，20世纪70年代日本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但那时日本全国失业人口有300多万人，即便现在每年也有200多万人失业，所以老龄化不一定就带来劳动力不足。
“劳动力不足”是个伪问题，“就业难”才是真问题。还有所谓的“人口红利”，也是一个似是而非迷糊人的伪问题。劳动力人口多了就是“红利”？在多少个历史阶段，壮劳力很多，却没活干，成了负担，成了就业压力，红什么利？劳动力人口的多寡，是相对于科技水平而言的，科技真正进步了，压根就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力，科技才是根本意义上的真正“红利”。
政协委员李毅中讲了一个富士康流水线的例子：好几个工人把零件从架子上拿下来，放到流水线上，不停地放，目不暇给。他问管理者，这地方搞个机械手不是挺好吗？可人家现在不想搞机械手，因人工便宜，所以宁可用人，不搞自动化；如果确实出现了劳动力紧张，就可以搞机械手，劳动力就解决了。
总之：就业难是真问题，缺劳力是伪问题；科技不足是真问题，人口太少是伪问题。
无所谓和无所畏
在湖南长沙，最近出了个奶爸名叫韦星雨，他跑到北京去买了两只羊，养在顶楼上，每天挤鲜奶，让自家女儿喝上特供奶。他女儿在今年4月出生，差六两就成九斤姑娘了。现在女儿的体重翻了一番，也没得过什么病，韦星雨说是羊奶的功劳。
这位老爸爱女心切，显然对食品卫生恐惧有加。奶粉出事是三天两头的事，尤其是婴幼儿奶粉出问题那可是非常恐怖，总不能不知不觉就让自己的孩子变成大头娃娃。
韦星雨于是跑到北京一个农场，买来两头瑞士的萨能奶山羊，3000多元一只；他每天自己喂羊、挤奶，挤一次奶需要手捏动300多次，头一次挤完奶，他的手酸得两天握不住东西。这山羊倒是很给力，一只羊每天能够产奶3升，两只一天就是6升，后来还干脆再增加了3头。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孩子喝到安全的奶。
韦星雨这一举动，真是一个美妙的行为艺术，也是一篇颇具讽刺意味的行动杂文。网友说：“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看来除了养羊，还得养猪牛鸡鸭，还得种各种蔬菜，自己学当医生，自己做建筑师……没完没了。”是啊，有几个老百姓能够“刀枪不入，百毒不侵？”网友讽刺道：“不把元素周期表上的元素吃完，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中国人。”有位院士则说过一句名言：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
有道是，天人合一乃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难道这屋顶上的山羊是最绝的天人合一？
在寓言里，屋顶上的山羊是自鸣得意的形象，对地上四处觅食的狼好有一番嘲笑；狼则说，你站在屋顶上胆子大，说话嘴硬，不要忘了，使你高大的不是你自己，而是屋顶！现如今这屋顶上的山羊，珍贵的不是屋顶，不是其他，而是原始奶。
那么，养在其他地方的山羊，挤出的奶就不是原始的奶么？同样，会产奶的牛到处都有，它们最初挤出的奶，也是原始的奶啊。主要问题出在后续的人手之上。食品的不安全，不卫生，出产之前主要是不科学地使用农药等，出产之后，问题就在于添加各种乌七八糟的东西，进行各种乱七八糟的加工。
这是典型的“因利己，必损人”。而且你做我做大家做，做起来都是无所谓、都是无所畏。无所谓，就是损害他人、谋财害命他无所谓；无所畏，就是不计后果，无所畏惧，还真是一个个都不怕牢里蹲去的。无所谓和无所畏，已然变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深入到了骨髓里头。
这结果，就是全社会性的食品卫生出问题。人是要有一点敬畏之心的，如果是无所谓和无所畏，那就没有一点敬畏心了。什么都不怕的人最可怕。当下中国，最缺少信仰和灵魂；而最可怕的信仰就是三种：一是崇拜权力，二是崇拜金钱，三是崇拜权力加金钱。
诚信，是立人之道，是立政之本，是立商之魂。长沙奶爸养育屋顶上的山羊，自己给自己的孩子喝特供奶，这显然是最响亮的一巴掌，你说，这都扇着了谁？这样的特供，至少为另一类特供扇了响亮的一巴掌。试想，主管食品卫生安全的官员，自己吃着特供食品，如何管得好百姓的食品安全食品卫生？都说取消特供才有食品安全，问题是改掉政治体制才能取消特供。
信心的丧失与建立
你对于食品安全有信心吗？你对于房价稳定有信心吗？这恐怕是不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当记者问政协委员崔永元前一个问题，小崔的回答很干脆也很真实：“我没信心，要是有信心的话，大家就不会到香港去买奶粉了。”小崔认为，“99%的公众对食品安全没信心”。
相比之下，对于住房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住建部部长姜伟新则明确表示，他对控制房价有信心。姜伟新近日成为媒体围追堵截的热点人物，一出现就会遭到记者的“狂轰滥炸”。在4日下午中共界别政协委员小组讨论会上，姜伟新戴着墨镜，试图快步“穿过”记者，想“躲”却再次遭到围堵。面对媒体关于为何在两会前夕推出“国五条”、会不会损伤购房者利益的提问，姜伟新说，无论新“国五条”什么时候出台，都会伤及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个政策不可能让十三亿人都满意，只能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符合长远利益。他表示，对于普通购房者的利益保护，可以进一步研究，解决方式是继续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
官员领导万事信心很足，说话往往是“理直气壮”；普通百姓却常常信心不足，甚至丧失信心，这样的反差是如何造成的？
曾经的现实是：从2003年的“18号文”，到随后出台的“国八条”、“国六条”、“国四条”、“国十条”、“新国八条”，再到最新的“国五条”及其细则——10年持续调控，房价却一路走高。你不调控也就罢了，你越调控，结果却越是反着来，调控变“空调”。这境况，无可辩驳地诠释了公众信心丧失的原因。
我一直认为，对于房产，一定要清晰地区分两类不同的性质：生活消费型与投资投机型。对前者应该鼓励，对后者必须抑制。如果胡子眉毛一把抓，结果就是没有好果子吃。“新国五条”所规定的二手房交易的个税按个人所得的20％征收，这对投资需求来说会产生很大的抑制作用，但同样不可避免地会抑制改善性购房的需求。而悲惨的现实恐怕是，那20％会转嫁到购房者头上。
房价调控适得其反，责任中人压根就不愿意直面最深层的原因。毫无疑问，大量增发的货币，是造成房价持续上涨的重要根源之一。这货币可不是百姓增发的。你手头越来越多的人民币越来越贬值，房子就变成了“硬通货”。同时，在“土地财政”的政策条件下，最不想房价下滑的其实是地方政府，如果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放贷银行、炒房户“合谋”，房价疯涨就是必然的结果。
对食品安全也好，对房产价格也罢，公众信心的丧失，与权力的不作为、乱作为、反作为密切相关。要重建信心，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权力对抗民意的问题，不能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弄习惯了——我们知道，“对策”的本质不是对抗上头领导的，而是对抗下头百姓的。
在具象层面，要重建公众的信心，就得在保障性住房领域重构一片蓝天。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的想法更大胆更开放，他建议政府向每户城镇居民提供一套经适房！他提出国家应建立“阶梯式供房制度”，具体是：给刚参加工作、收入不高的工薪阶层提供一室一厅的廉租房，月租金控制在其月收入的10%以下；对工作一定年限后、收入已逐步提高的工薪阶层，提供一套面积90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对事业有成的高收入群体，购买商品房须用自有资金，不得贷款，而且必须退还原有经适房。这三个阶梯是很明晰的，关键是政府是否愿意痛下决心、忍痛割爱，把“三公”消费之类的钱用到这保障房上头。
民生·民意·民行
两会是民心民意的集中地。当然，民意并不仅仅集中在京城，互联网是个更大的民意场。不承想，奶粉成了一个网络焦点。微博上流传一张图片，上面手写两个字，还加了拼音，那就是“乳”“房”，图片说明为：“最让中国老百姓不开心的竟然是这个。”显然，这“乳”字是指乳制品，此刻特指奶粉。奶粉和房子，关乎民生，还真不是小事。
大背景是：香港奶粉“限带令”在2013年3月1日起生效，两天内已经拘捕了45人，包括26名香港居民和19名内地人，他们将面临两年监禁和高额罚款。网友说：“世上最遥远的距离，是孩子在怀里，而奶粉在彼岸。”网友的吐槽，正是民意的体现。奶粉关乎孩子的健康与成长，所以一罐奶粉里的“民生指数”特高。谁都不愿意看到“一杯奶毁掉一个民族，成为中国特色一代走出的路”。
奶粉绝不是“白粉”，从香港携带奶粉回内地，却面临这样的严刑峻法，这是对内地奶粉行业的巨大讽刺。3月2日，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周伯华谈到内地市民对一罐奶粉都缺乏信心时，几欲落泪。他说，多头管理是食品安全的硬伤，“造成老百姓对一些食品（奶粉）安全缺乏信心的原因，从广大畜牧工作者、乳业企业到国家政府部门，都有责任”。
政协会议的新闻发言人吕新华首次与媒体记者见面，也谈到奶粉问题：“我看到国家质检总局一个数字说，我们内地的奶粉99%是符合质量标准的。”他本意是说内地奶粉质量不错，只是民众信心不足，可看到99%这个数字，我是被惊倒了！
我国现在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奶粉消费量最大的国家。资料表明，我国（内地）奶粉年产量134万吨左右，年进口奶粉总量已超过60万吨。在134万吨国产奶粉中，如果“99%是符合质量标准的”，那么意味着“1%是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也就是1.34万吨国产奶粉是不合格的，“1.34万吨”不合格，这是多么可怕、多么恐怖的数字！就算一个人一年吃1吨奶粉，那也有1.34万人全年吃了1000公斤的不合格奶粉！若以一人一年吃100公斤奶粉计，则有13.4万人吃不合格奶粉；若以一人一年吃10公斤计，则有134万人吃不合格奶粉；若以一人一年吃1公斤计，则有1340万人吃了不合格奶粉！
吕新华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负责质检、为“奶粉99%合格”而得意的官员同样没有意识到。对此，公众最需要发出质疑之声！
民生问题摆在面前，民意是发言，是表达，是发出声音，不能让公民公众的声音沉默。而聆听民意，最怕的就是“认认真真听取，扎扎实实不改”。
为了民生，表达民意，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民行”——公民行动，只有行动起来，才能“实干兴邦”，把梦想愿望变为现实。
就奶粉事件，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说，“重建信心，最根本的还是要依法治奶，让违法者付出沉重代价，而不是让买奶粉的人付出代价。内地为什么不能严刑峻法，送那些卖毒奶粉的害群之马坐牢？”这是提醒法治行动。而从事了大半辈子食品业的宗庆后，准备在澳大利亚买牧场、养奶牛，从源头上保护奶粉安全——这个行动若能“变现”，那可真是大好事。
谋小而亏大
“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面包”不仅仅是面包，它常常是重要的象征意象。要让“每一个面包都香甜”可不容易，这次央视“3·15”晚会曝光了杭州广琪贸易有限公司的黑幕，这个“广琪”简直就是个“广欺”，通过包装作假，大量销售各种过期食品原料，其中包括过期发霉的面粉、过期两年的黄油等等，这让杭城多家知名面包房“中招”，用了过期货，最后害了消费者。
广琪的“过期门”，涉及杭城连锁烘焙企业门店330余家。丹比、可莎蜜儿、浮力森林、面包新语、九月生活等八家企业被监管部门约谈，其负责人都已表态，接受消费者退卡退券的要求。但事实上，有不少面包企业尚未及时出台相关细则，消费者到一些门店无法退卡退券。
商家的善后似乎没有体现出足够的诚意。作为负责任的企业，迅速退卡退款、认真妥善处理，才有利于重塑品牌形象，“拖泥带水”对人对己都不好。企业需要知错即改、诚信守法，不能再次伤害消费者，弄一张“没有采购过期原料”的声明在门店里贴贴是没用的。假如在现实中做不到方便顺利的退卡退款，惹恼消费者，那可谓是“次生灾害”。商家应该迅速出台一揽子解决方案，干脆利落予以全部清退；原有的统统“清零”，一切重新开始，恐怕是唯一最佳选项。
谋小而亏大，是许多鼠目寸光的企业的做法和结果。为小利而不惜违法甚至犯罪，绝不会是“今天很难过，明天更难过，后天很美好”，大抵是“前天很好过，昨天还好过，明天进去了”。
从监管的角度看，仅仅“约谈”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从源头、到中间环节、到成品加工的末端，都要将过期原料的来龙去脉查个一清二楚，这样才能向消费者交代，为严惩作假提供证据。
类似事件去年在台湾发生过。也因内部人士提供线索，台湾查处了“橄榄油掺假”事件——大统公司在进口的橄榄油中，掺入低成本的葵花籽油和棉籽油，大桶大桶地卖给味全等著名的食品加工企业；橄榄油“巧妙”地掺入其他油品，一般是很难看出来的，也吃不死人，所以下游的食品加工企业很容易“中招”。一向重视食品安全的台湾，对此是双管齐下的严惩：一是求刑，二是罚款。大统公司董事长高振利，涉嫌刑法诈欺取财等被起诉，结果判刑16年，这“高振利”想“高高地振利”这下振不成了；而地方政府则对大统公司开出高达18亿5千万新台币（1元人民币约等于4.9元新台币）的裁处书，简直是罚得倾家荡产！
用了掺假橄榄油的下游企业，也被课以巨额罚款。顶新国际集团味全公司董事长魏应充开记者会道歉，并设立新台币5000万元消费者准备金信托账户，请辞台湾食品良好作业规范发展协会理事长一职。作为上当受害者，味全说起来还真是很委屈，掌门人魏氏四兄弟笃信佛教，一直奉行“食品是老实人做的生意”、童叟无欺的经营理念。魏应州、魏应交、魏应充、魏应行兄弟四人，祖籍福建永定县，是迁居台湾后的第五代，1988年作为最早一批台商赴大陆创业，最终以康师傅红烧牛肉面打开知名度，其各种食品的品质一直受到消费者好评。
台湾监管部门承认，黑心商人如果恶意掺假，那确实是“防不胜防”。要说“预防”，除了发展和优化检验技术外，只能是加强抽验检调，才有办法搜出那些“独门秘方”；从“惩罚”的角度看，只能是严格绳之以法。台湾出台了新的《食品卫生管理法》，针对食品掺假掺伪，加重了刑责，而且也可以依民生诈欺罪名起诉。
在这次广琪的“过期门”事件中，包括法人代表吴雷在内，杭州广琪有八名涉案人员已经被控制——也仅仅是“控制”而已，后续如何“了事”还不知道。
求刑与处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非如此，则难以保障我们“舌尖上的安全”。
人人死而平等
余华小说新著《第七天》的结尾，我不知道算是轻松还是沉重，或者是出离沉重的轻松：
……那里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那里人人死而平等。
他问：“那是什么地方？”
我说：“死无葬身之地。”
余华在微博中这样概述自己的《第七天》：“这部小说借助《旧约·创世记》开篇的方式，讲述一个人死后七天的经历。这个人没有墓地，无法安息，在生与死的边境线上游荡，然后来到一个名叫死无葬身之地的地方，那里聚集了很多没有墓地的死者……那里人人死而平等。”我以为，“人人死而平等”，是对缺乏“人人生而平等”的反讽；“死无葬身之地”是对生者而言的；“死无葬身之地”的生，不就是“生不如死”么！
右手电脑左手书——6月17号这天夜里，我一边看着余华的《第七天》，一边又三心二意心猿意马点开鼠标看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说：防止群众“保命钱”被挪用甚至贪污。我觉得这里把“保命钱”三个字做到标题里很好。这天李克强总理视察了审计署，新闻报道用“指出”两个字带出他讲话的内容：政府部门要尽可能压缩行政经费，让财政资金更多用到改善民生上；用到改善民生上的钱，决不能变成“窟窿”，防止群众的“保命钱”、“活命钱”被挪用甚至被贪污；财政资金要在阳光下运行，审计工作要堵住“窟窿”，对违法行为绝不手软……
改善民生的钱，老百姓的“保命钱”、“活命钱”，被挪用甚至被贪污，这不是什么新闻。百姓“保命钱”“活命钱”被贪，结果不就是“生不如死”“死无葬身之地”吗？而贪官们贪去的钞票，常常是多得没处放，那叫“钱无藏身之地”，差距啊，多大的差距。
1999年春节前夕，时任总理的朱镕基，也讲过这个意思：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是非保不行的！他说：1997年年底，下岗职工达到1000万人；到1998年年底，90％以上的下岗职工进了再就业服务中心，拿到了基本生活费，尽管比过去的工资要少得多，但他们能生活下去；1998年上半年，离退休人员闹事比下岗职工要激烈得多，这些人心态更不平衡，“青春献给党，老了没人养。要我靠儿女，儿女都下岗”，“他们一肚子气啊！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是非保不行的”。
然而，即使养老金保得牢、“活命钱”留得住，距离“人人生而平等”还很远，也只能退而求其次，谋求“人人死而平等”了——即使这样的“哀荣”也只是幻想。“死”的本身是平等的，而“死”的哀荣是差距巨大的。
朱镕基在那次讲话中，还曾提及自己被下头欺骗的事情：“不久前我到安徽省南陵县去察看粮食仓库，在我没去之前粮库都是空的，后来他们把一些粮站的粮都搬过来，摆得整整齐齐。连我都敢骗，真是胆大包天！”朱镕基这番气愤的话，见于《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三卷第233页。“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还真由“搬粮入库骗总理”给验证了。这难道是“官官骗而平等”吗？！
最近落马的这个安徽前副省长倪发科，涉嫌牵涉“粮库满仓骗总理”事件：朱镕基到达南陵县粮库的前一天，“南陵前县委书记、时任芜湖市委副书记的倪发科还领着省、市、县一大帮人赶去验收”。2004年，作家陈桂棣、春桃所著的《中国农民调查》披露了安徽地方官员欺骗朱镕基总理的事，一时议论纷纷。有位离休老干部“出于对倪发科的爱护”，寄了一本《中国农民调查》给他，倪发科回电话表示谢意，解释说：“有这个事，但不全是书里写的那样，自己的介入没那么深。”呵呵，看来倪发科确实摆脱不了干系的。你如果问：“倪发科生活的是什么地方？”谁能回答呢？
就是枪毙了的贪官，也不会是“死无葬身之地”。
此前十年间，安徽有三名副省级高官被判处死刑或死缓——2004年2月12日，原副省长王怀忠被执行死刑；2007年1月12日，原政协副主席王昭耀被判处死缓；2007年12月25日，原副省长何闽旭被判处死缓。腐败真像割韭菜，一茬接一茬。腐败难以遏制，根子就在权力本身——一权独大，没有也不会有制衡制约。老百姓的钱，包括“保命钱”、“活命钱”，照样源源不断地流入贪官的裤袋，魔幻得神不知鬼不觉。余华的小说《第七天》很疼痛，很沉重，很魔幻，可现实比小说里的魔幻现实主义还要魔幻现实主义。毕竟，在《第七天》里，余华自己直接的疼痛少了。
在说了“连我都敢骗，真是胆大包天”之后，朱镕基接着说：“还有一件事情，我到某省会城市考察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原来是一个大仓库，空空荡荡的，他们在几天之内把许多个体户都搬进去，里边人山人海。我去参观的时候，那欢呼啊！人人都想跟我握手，挺有劲儿的，热情得很。我一回到北京，就收到一封人民来信，说那些都是假的，不信现在你再去看看，一个人也没有了。我就派国务院办公厅的同志去微服私访，果然来信反映的情况属实。现在，你要下去视察工作，都事先安排好了。固定的点，都是笑脸相迎，热情招待；汇报的人都挑好了，都是对答如流。这些你能相信吗？所以，你听不到真实的意见，怎么为政呢？”为了迎接总理的到来，空空荡荡的大仓库瞬间就可以变得人山人海，这魔幻杰作，写小说的高手能创造吗？
在那次很不客气的讲话中，朱镕基还讲道：“干部队伍的腐化相当严重。有些事情是前所未闻的。县长买通杀手去杀县委书记，他好当书记；副县长买通杀手杀县长，他好当县长。这类案件不是一起，起码有五起之多。我们只听说过跑官、买官、要官的事情，没有听说过有杀人升官的事。居然腐败到这个程度！”
官杀官是现实，不是魔幻。
今次李克强总理又提出，要念好权力监督的“紧箍咒”，让中饱私囊的人暴露在阳光之下，坚决清除侵蚀公共利益的“蛀虫”。管钱、管权、管事，根本上还是靠体制机制，把权力涂上防腐剂……
一晃都14年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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