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到陕西旅游，自然也去了陕北的延安。当地导游一路上说过无数介绍的话，我真的都模糊淡忘了，就一句在枣园里无意而言的话至今记得很清楚。
那句简单的话稍后再说，先把镜头拉到最近的新闻：延安城管暴力执法，双脚跳起爆踩男子头部——一段现场实拍的视频，通过互联网传遍世界，产生了国际影响，我在《参考消息》上看到英国媒体的评述和谴责，直指该事件引起了公愤。
那是2013年5月31日，在延安的杨家岭，有一家自行车行，店里五辆自行车被城管扣拿，一群城管要拉走自行车，对方不让，双方产生冲突。冲突中，城管将对方一男子打倒在地，有个城管并未罢休，双腿跳起重重地踩向男子头部……视频里的这一幕，怵目惊心。
位于延安城西北2公里处的杨家岭，历史上曾是什么地方？是中共中央驻地旧址，在中共七大会址后面的小山坡上，散落着一排窑洞，那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当年的住所。毛泽东在延安十年，先后搬了四次家，其中一半时间住在杨家岭，从1938年11月到1943年10月，差一个月就满五年。当时是因为日军飞机轰炸，才从凤凰山下搬到偏僻山沟杨家岭的，目的是为了安全。毛泽东曾在杨家岭窑洞前的小石桌旁，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1939年7月，周恩来由杨家岭驻地出发，骑马前往中央党校作报告，途中马匹受惊，他摔落造成右臂骨折，导致终生残疾。杨家岭时代的延安，生活无疑是非常艰苦的。
离开延安，经历西柏坡，最后进京，“宝塔山”变成“中南海”，山海巨变，世事沧桑，后来毛泽东再也没有回过延安。而今的延安，以及他住过多年的城郊杨家岭，当然是大不一样了。
从历史跳回现实：在杨家岭发生“城管踩头”这样的事情之后，不出所料，延安城管回应暴力执法，称涉事人为临时工。“临时工”似乎真是“提供临时性攻击”的人。而类似事情发生后，通常都会看到回应说干违法坏事的是“临时工”。刁滑，真是刁滑。如今的官场确实越来越刁滑，不仅仅是事后对公众、对媒体回应很刁滑，平常就刁滑得可以——大量使用“临时工”名头的“合同工”、“聘用人员”、“编外人员”，最苦最累的活儿让他们去干，恶人让他们出面去当，出了事儿让他们去扛。
有关报道说，正式工与临时工双轨制用人模式，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编外人员数量膨胀，违规事件高发。延安“临时工城管”打人事件，已不是今年媒体曝光的首起“编外人员”违规事件。编外人员也得忍受着“同工不同酬”等等不公平的待遇。编制内与编制外，不仅仅是工资、福利、退休金等方面有差距，有的单位还对编外人员设置了很多发展限制，比如不考虑提职普升、职称评定。真是“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啊！
用上世纪的编制，干新世纪的活，就是一种歧视；用临时工的名义去“顶罪”，为自己开脱责任，就是一种刁滑。
延安城管因“暴跳踩头”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后，有市民反映，延安市城管局长张建朝豪华座驾是一辆丰田霸道VX型越野车，超过部级领导配车标准。媒体调查证实，张局的座驾市场报价达到40多万元。
为此，延安市城管局纪委书记王成章回应说，丰田霸道车是长庆油田公司“奖励”的：“2007年，长庆油田给城管局奖励了一笔钱，具体钱数说不准。延安市城管局自来水公司属市城管局下属单位，他们考虑到市城管局工作人员经常走山路，没有越野车，就用长庆油田的奖金买了丰田霸道车，借给市城管局使用。”
城管人员“经常走山路”，所以要买豪华越野车，这个理由让人笑掉大牙。你以为你是山城重庆啊。山城的路如果需要步行，那也开不了越野车啊。一个城市里，开得了越野车的地方，普通车也能开啊。
这位被城管局管着的城管局纪委书记，所作的这个回应，真是刁滑得可以。他反正就是说，城管局长如何霸道地乘坐“丰田霸道”，都是正常的、正确的、没有问题的。霸道的官场，官员们为了享受豪华座驾，很多其实都采用这种刁滑的变通方式：找一个名头，让企业出一笔钱，然后以政府职能部门下属单位的名义买豪车，“借给”部门领导使用。至于有钱的企业给政府职能部门直接“发奖金”是不是太过好笑、可笑，那就不管了。
质朴很容易流失，刁滑很容易成长。豪华座驾“丰田霸道”与把领导人摔下致伤的马匹是不好比的，豪华大厦与艰苦窑洞也不好比。“趁热打铁”的网友还爆出高达30层的延安城管大厦豪华超标，该局纪委书记王成章的回应同样刁滑，说城管大厦是2004年立项，建成后于2010年投入使用，“纪检部门对城管大厦招标、建设情况进行过监督，不存在违规、违纪问题”。对“招标”、“建设”的监督，“不存在违规、违纪问题”，给人印象却是整个大厦“不存在违规、违纪问题”，这样偷换概念，真是比“刁德一”还聪明。延安市城管局党委书记侯世怀倒是说“办公面积稍有超标”，但他强调延安市城管局办公楼在整个延安其“豪华程度”只属于中等，“只是办公环境稍微好一些，办公面积稍有超标”。6月5日，这座大厦楼顶写着“城管大厦”四个霸气大字的牌子已迅速被拆除，这个行为也够刁滑的，但网友照样不客气地称之为“做贼心虚”。
这就是今天的、现实的延安。跟今天全国各地不叫延安的地方没啥区别。刁滑的背后，无他，就是权力的失管。
最近一段时间，网上流传一个段子：抗战时期，陆续有外国记者前往延安采访，他们常常被共产党人的精神气质所鼓舞。几位记者从延安回来，向蒋夫人宋美龄赞扬共产党人廉洁奉公、积极向上、富于为理想献身的精神，宋美龄感触良深，默默地凝视长江几分钟后回身，说：如果你们说的都是真的，那我只能说，那只不过是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真正滋味。
多次来华、为中国抗战做出贡献的美国史迪威将军，大约是得不出这样的“美国在华经验”的吧！只有深谙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人，才能有宋美龄那样的感慨。在1935年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常年认真记日记，他的日记很有史料价值，不久前台湾出版了《陈克文日记1937—1952》（陈方正编辑、校订），而此前《万象》杂志也有过连载，陈克文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不久的8月3日，记载了南京“狂风至夜”，“已成满城风雨之势”，中午到朋友家里吃午饭，互谈对时局所见：“深以为国家正值危难，公务员反见清闲，欲效力而无从为叹。于此可见国家之组织仍深松懈也。”这话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宋美龄的感慨之逻辑真实。
延安有个著名的旅游景点是枣园。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年谱》一书中，记录了1943年10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由延安杨家岭迁往枣园，毛泽东的住处也迁到枣园”。那是经过修葺的枣园，位于延安城西8公里处；它原是当地一头面人物的一个大庄园，林木葱茏，环境清幽，风光秀丽，仿佛是“陕北的好江南”。如果说那时的杨家岭是“穷人间”，那么枣园就是“富天堂”。枣园有若干处彼此独立的院落，毛泽东住在上方的院子，左右与下方的窑洞住着周恩来、张闻天、刘少奇等。后来国共内战，中共中央书记处从这里撤离，转战陕北。从现实回望历史，延安导游在枣园无意说的一句话，至今记忆犹新，说的是：人都是要往好的地方去的，毛泽东也一样。
“小米加步枪”时代已然远去。今人不能不问：今天城管局长的豪华座驾能载得动延安精神吗？30层城管大厦有地方搁放延安精神吗？整个延安除了历史遗址还有什么位置立着延安精神？用权力为自己谋幸福、谋快乐、谋享受、谋好地方，这是一种什么精什么神？
呜呼，大家不难明白：此延安早已不是彼延安，延安名称尚在，延安精神已被现实官场某些官员予以“清零”了。
我国有一个“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延安精神已变成了历史，变成了文化，但愿它不仅仅是一个研究对象。
背书是个啥玩意
贪官有时也是心虚的，特别是在被举报、祸起萧墙、东窗事发的时候。此前曾任国家能源局局长、此刻刚刚被免掉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刘铁男，在去年底被媒体人士实名举报之后，就变得“不铁也不男”了。他老兄在工作和生活中明显不愿见人，尤其不愿见记者。报道说，今年上半年，他儿子先于老子被限制自由，妻子也被调查，刘铁男的精神几近崩溃，“曾在办公室中打吊瓶勉强支撑”。
自己心虚的人，最喜欢拉别人来为自己“背书”。“背书”是啥玩意儿？“背书”不是啥玩意儿，“背书”的本义是在票据背面书写签名以担责，引申出来，大抵就是“有的人或组织糊里糊涂为别的人、别的组织开脱并承担责任”的意思。这一词语词义，来源于港台语系。
背书，有直接的，有间接的。很长时间来，政府都在为那些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者间接“背书”。这次在国务院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提出：“宁可在食品安全方面多花钱，花大钱，也要让老百姓对中国的食品有信心，绝不能再出现奶粉那样的信任危机。同时要加大处罚力度，让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分子付出他付不起的代价！”这意思是政府再也不能为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分子“背书”了！
刘铁男从被举报到正式接受调查的五个月时间，一直在工作岗位，并仍掌握实权，重大事项决策一人说了算，他将能源项目审批节奏和步伐明显加快，在卸任局长前三个月，新审批的能源项目达50多个。刘铁男喜欢“看权审批”，看你是不是有背景，至于是不是“看钱审批”、进行权力寻租，那要等待纪检和司法部门给出的结论。这就是刘铁男式的审批，口碑很差。这些年来，发改委作为政府职能部门，只好为刘铁男式审批间接“背书”了。
至于直接“背书”，最典型的就是，刘铁男就让国家能源局新闻办公室有关负责人来“背书”，来应对实名举报，说什么那些消息“纯属污蔑造谣”，要报案、报警。这一表态现在看来很滑稽，但这个新闻办的负责人其实自己也很无奈。有关报道说，2012年12月6日实名举报出来时，刘铁男身在国外，他通过秘书要求该负责人对外表态。这位负责人倒也听话，在接到媒体电话之后，就立马去“背书”，甚至要记者“快点发”他的“辟谣”讲话。
对于此事，人民日报微博评论道：从被实名举报，到新闻办负责人否认严斥，再到今天证实接受调查，刘铁男的“剧情”跌宕起伏……同时也要警醒：新闻发言人本是公职，怎会沦为“家奴”，为个人背书？
这个对人不对事的“家奴”说，只看到了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背后的权力架构。
曾经是新闻发言人的王旭明在微博上这样点评：“以刘铁男案为例，值得注意的还有，当刘浮出水面后，媒体和公众又集中火力把板子打到发言人身上，而非打到造谣的始作俑者。警惕啊，善良的人们，防‘民谣’，更要防‘官谣’，防‘官谣’更要问责制造者下令者，而非仅仅谴责发布者。”我很赞同这个观点。相比刘铁男局长，这个“新闻司长”只不过是个跑龙套的角色，他基本上就是个“无可奈何要背书”的主儿。
新闻发言人，就是本部门集体意见或领导意志的对外传递者，一般情况下只是喉舌而不是大脑，你要他怎么样？他的本职职能就是这个样子的，他最多也只能学得技巧一点，所谓把“枪口抬高一厘米”，或者他把“高射炮”悄悄换成打不远的“手枪”。试想，如果你是顶头上司刘铁男的新闻发言人，面对他的严令，你会怎么办？你的发言回应，还不是大同小异？
若要说“沦为家奴”，那还真不仅仅是这个时候沉沦的，一直就是这个样子的。没想到，《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对这个“背书”事件的看法竟然是：“能源局第一时间就为刘铁男辩护，也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这话就有点老奸巨猾的“胡吸进”味道了，还真像是“家奴”的自觉“背书”。
稻草人谬误
刘铁男的新闻一时成了各大门户网站的头条新闻。网友在互联网高速路上奔走相告：这回终于打了一只大老虎，而不是一只小苍蝇！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简明的消息背后，事情可复杂了：在2012年12月6日，《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微博实名举报刘铁男涉嫌伪造学历、与中国商人倪日涛涉嫌官商结盟骗取巨额贷款等等。
当时国家能源局新闻办公室有关负责人的回应倒是不慢，而且对媒体讲得斩钉截铁，说有关举报“纯属污蔑造谣”，“我们正在联系有关网络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正在报案、报警。将采取正式的法律手段处理此事”。从“报案报警”的措辞看，被举报的一方很强很大很强大。
可老百姓心中很有数，实名举报一个官员有问题，你说“真有问题”的可能是95%呢还是5%呢？被举报这一方光嘴硬是没有用的。网友说，“谣言要分为官谣和民谣”，事实证明国家能源局新闻办公室有关负责人的回应才是真正的“谣言”；而来自民间的所谓“谣言”，有时候还真是“遥远的预言”。
从报道看，“与中国商人倪日涛涉嫌官商结盟骗取巨额贷款”并非空穴来风。刘铁男的老婆郭静华本是中医药管理局的外事干部，处级，儿子叫刘德成。温州商人倪日涛和郭静华联手，在加拿大成立了一个公司，股权结构为倪90%、郭10%。郭静华后来将股东变更为自己的儿子刘德成。权贵利益集团就这样结成了，凭借着高官权力，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
很多贪官，战斗力很强，他能拿下很多人与很多钱。自己强了，就有了权位自信、贪腐自信、避险自信，就不把举报者放在眼里。其所在的单位、组织，通常也跟着自己的高官领导唱戏，鸭嘴硬硬地说举报者是“纯属污蔑造谣”，这是一种典型的“稻草人谬误”。
美国逻辑学教授丹尼斯·麦克伦尼在他的《简单的逻辑学》一书中，提出“稻草人谬误”的概念：“稻草人”意味着容易对付的事物；在与他人辩论的过程中，如果你为了削弱对方的论点而故意扭曲其论证过程，那就犯了“稻草人谬误”；“稻草人谬误”并非无心之过，因为它是在有意地歪曲别人的论点……国家能源局新闻办公室有关负责人，正是自恃强权，轻视、蔑视、敌视对方，压根就不把举报者的“论点论据”放在眼里；这样的“稻草人谬误”，可见权力的傲慢，其本质则是把关权力的笼子当成稻草编织的了。
把查案机关偶尔看成“稻草人”或许还能成立，把网络公众看成“稻草人”，那真是低估了网络的力量、公众的力量。而关权力的笼子，可能还不是铁条铸造的，但也绝不可能是稻草编织的。
超载的权力
小小的官，大大的权。安徽省检察院在2013年6月23日通报说，去年以来全省共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1921件，其中，合肥市高新区征地拆迁办原主任冯夏收受贿赂、滥用职权，使某公司少缴国有土地出让金8660万元……一个区里的征地拆迁办主任，就能轻而易举地让国有土地出让金流失8660万元，真是“小小的官，大大的权”。
这是一套富有特色的权力运行系统，整个系统掌管了所有资源，包括有形的资源和无形的资源；所有级别的官员，无论权力大小，都能够把权力能力最大化。小小的官，就有大大的权；那么，大大的官，则成了权力“巨无霸”。这都是整个权力组织赋予的。
《中国新闻周刊》最近的一个报道，通过辩护律师钱列阳和娄秋琴的视角，让公众看到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不为人知的一面。在秦城监狱，刘志军托话给女儿，叮嘱：“千万不要从政！”这，大概是出乎好多人意料之外的。刘志军应该是明白了权力的危险性，更明白了整个权力运行系统的“危险不可避免”。
在庭审五日后的6月14日，在秦城监狱的会见室，刘志军还告诉自己的辩护律师：“无论生死，都不上诉。”他反复说的一条，“犯罪指控本身，我都认，事实都是这样”，不仅放弃辩护，叫律师也放弃辩护。他这是明白了，平常是“组织要你上，你就能上；组织要你下，你就得下”，而今大抵也是“组织要你死，你就得死；组织要你活，你就能活”，上不上诉都是没用的。
因为受贿金额巨大——公诉方指控其收受贿赂逾6400万元，根据中国《刑法》，刘志军正面临着被判死刑的可能。与此前传闻刘志军想通过律师的“打捞”而“免死”不同，刘志军颇有点看透生死的感觉，因为他认为自己“生是组织的人，死是组织的鬼”。权力的核心，就是“组织”；权力的体现，也在“组织”；权力的运行，也靠“组织”。“组织”就是“上边”，“组织”成了一切，“组织”也管了一切，包括你的生死。
“人生要到60岁才能懂事。”刘志军对律师说，这是20多年前，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对他说的一句话，自己一直没能够明白是什么意思，“现在终于理解了”。六十岁而不惑、而知天命，你说这算是早还是迟？
刘志军一案，光案卷就有400多套。刘一直回避谈高铁和案情。钱列阳说，他认为高铁很让他伤心，除了法律和高铁不谈，其他什么都可以谈。后来终于慢慢开始谈到高铁技术的引进，谈到如何压低技术引进的价格，谈到中间很多曲折。双方甚至还讨论过为什么中国要发展高铁而不是磁悬浮。刘志军的看法是，中国和日本的情况不一样，磁悬浮列车对载重量有严格需求，太重会浮不起来；中国对列车运载量的需求大，一旦乘坐的人太多，考虑到载重量的问题，最后选择发展高铁。——这还真是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实事求是的抉择；他要自己的女儿“千万不要从政”，也是看清楚了现实，从实际出发。
而局外人有几个知道，“磁悬浮列车对载重量有严格需求，太重会浮不起来”？或许，将来技术进步了，载荷多重都能悬浮得起来，那也是将来的事。同理，权力也是承载了一切利益，重得让刘志军们“浮不起来”了。
小小的官，大大的权；大大的官，超大的权——这不就是超载的“磁悬浮列车”吗？
人治的权力，是最累人的。把一切都归于自己来管的权力组织，想不累似乎也不太可能。刘志军的老父亲去世时，他没能回去，灵柩在家里等了两天，最后因为工作太多，还是没有回去。权力的载荷大到这个分上，连老父亲去世时都没能回去奔丧，你说拥有这样的权力，有什么意思呢？在秦城监狱羁押期间，刘志军不能见家属，他最放不下的，就是自己的女儿和老母亲。他说自己的女儿外语很有天赋，不怎么学，却成绩很好；对母亲的牵挂更甚，每次与律师会见都会反复问“老母亲还在不在人世”，言下之意，担心再也看不到老母亲。
刘志军落马后，外界曾盛传其极为迷信，凡事都得占卜问神。刘志军对律师并不回避这个问题，他说每次开工都会找人按照黄历选一个好日子，“甚至也认为这个事情很奇怪，不信不行，先前没有选日子，开工的时候就会下雨，举行仪式还得临时搭棚子；选了日子的时候，一次都没下过，有时候明明还下着雨，仪式要举行的时候就停了”。下不下雨，这本来就是一个概率问题；下雨好不好，这也是一个理念问题——“风调雨顺”之说不也是很好吗？迷信占卜，不问苍生问鬼神，不只是刘志军一人，官场上早已很普遍，这也是权力中人不能承受“权力之重”、无法承受“权力超载”的一个表现。
权力超载的中国，比其他一切超载都可怕。
防范的眼睛与监督的路径
面临被查危险的贪官们，最佳去处是哪里？正气的理想主义者可能会说：投案自首最好。你见过很多逃犯投案自首，但恰恰没有什么贪官是“自投罗网”的。腐败分子早已告知公众，他们的“最佳去处”，就是逃往境外。那是最安心最安全的栖身之所。
聚敛财产—海外安家—资产转移—择机出逃—隐蔽不归……这构成了贪官出逃的基本路径。换个视角看，这些已经身在海外潇洒逍遥的贪官们，过去就是“潜伏”在大陆官场的腐败敛财者——直到逃往海外，方才暴露出他们的庐山真面目。
但是，此刻想把他们给抓回来，将他们聚敛的不义之财给收缴回来，已很困难。如今应对贪官跨境“转资移人”，已成反腐斗争主战场。专家说，官员外逃往往与资产转移相结合，且是违法行为的最后一个环节，出逃前往往已是“裸官”。
但是，人家已经逃走了，想把他“缉拿归案”可不容易。2010年5月19日出逃的安阳市委副书记李卫民，目前出境的可能性很大。都说狡兔三窟，这戴着眼镜、一脸文气的李卫民，恐怕远不止“三窟”那么简单，所以现在连影子都找不着——在你这边“光明正大”地“潜伏”之后，进入了另一种“潜伏”状态。这样的捉贪官、反腐败，特艰难，特吃力，特不容易。
任何坏事情，在萌芽状态甚至在萌芽之前就能制止，那是最好的，那最简单省力。如今反腐特吃力，是因为防腐吃力；防腐特吃力，是因为肌体本身不强健。你看身体强健者，免疫力、抵抗力强者，平常很少犯病，至于预防，打一针预防针就可以了，就能四两拨千斤。到了反腐这一层面，如同治病阶段，对重病治疗起来当然会感到特别吃力，“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
由此，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如何让“坏事”不萌芽或消灭在萌芽状态。那么，防范的眼睛在哪里？监督的路径在何处？现在，防腐反腐主要依靠纪检监察部门的工作，相比于官员群体，他们是少数，以少数来监督多数，这困难就大了，干起工作困难很多。何况他们并不是“牧羊犬”。所以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能使最广大的公民百姓动员起来监看监督，那是真正的以绝大多数来防范少数人“犯事”，他们的每一张选票都是监督的眼睛，他们的每一次质询都是监督的眼睛，他们的每一次举报更是监督的眼睛；他们事前监督的话多难听，那也是好事，也是一种防范，一种预防针。
“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总体上只要“赋权”做好了，用权就不至于太过，不至于让太多原本不错的从政者潜变为腐败的“潜伏者”，而且潜逃。
反对票其实是进步
再次当选政协常委的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在他精彩的“两会日记”的最后一篇，谈了政协投票选举的事：计票时发现，所有的人都有一票弃权票，有的人反对票是0票，但也有一票弃权票。“所有人全部当选了，反对票最多的人加上弃权票，也不过5%左右。”他坦承：“这时的赞成票投的其实是信任票。比如我吧，我不认识的通通都是投了赞成票。好像也找不出其他办法。这从深层次上讲，也是政协制度应该需要改革的问题。”
“如果大家的民主意识强了，都自由表达了真正的意见和观点，那5%的反对票就是太低了。”葛剑雄说，“我倒觉得，反对票还不够。比如说我本人，反对票只有10票。2000多名政协委员当中，不赞成我的人只有十个。更多的人不投反对票，是因为不了解我。我觉得政协选举中出现反对票，是很正常的，而且现在的反对票也不够多。”葛剑雄是很坦荡的，说出了有十人反对他继续做政协常委的实况。选票是民主的具体体现，得票的多寡与民主的意念密切相关，有了反对票，这其实是进步，尽管现在反对票还不够多。百分之百的得票，不一定意味着真民主。
都说伟大的“中国梦”是为亿万人民而圆，老百姓最有发言权。发言权是什么？发言权就是民主的具体形态之一。民主进步，本身就是伟大的“中国梦”之一。
民主的“好声音”，不仅仅出现在两会会场内；会场之外，网络上头，公众纷纷“参政议政”、表达意见。比如对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合并组建的“大部制”单位，有的名称太长，不少网友提出批评，笑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汽车火车地铁飞机轮船摩托车三轮车自行车轮椅车手推车海陆空运输部”是不是最完整的名称……
民主就要议事。议事就要说话，就要表达，就要争议，就要博弈。葛剑雄委员说得好：“从民主的角度来说，让大家更加自由地表达，有争议，其实会让委员更好地发挥作用。”议事人员如果不议事，那不是民主，而是失职；议事机构如果不议事，倒是会使网络微博成名。
民主才能制衡权力，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个伟大而艰难的“中国梦”。“从制度上改变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约的状况”，就是要通过制度合理配置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这制度的核心要义之一，就是“民主”二字。
民主，只有实现民主，才能避免“让无力者倒下，让悲观者绝望”，使之真正变成“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你能代表谁
铁飞燕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要飞到北京去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会议。她是总共2987名代表中两位“90后”代表之一，另一位是女子跳水队运动员陈若琳。20岁的铁飞燕，是一名来自云南昭通的普通公路收费站收费员。《新京报》报道说，2010年5月4日，铁飞燕随父亲一起到绵阳旅游，飞身跳河勇救四名落水工人；网友评价她是“最美90后女孩”，她曾获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有意思的是，面对《新京报》记者的采访，涉世不深、“童言无忌”的铁飞燕说：“我是2月中旬知道的，当时非常惊讶。我的资历不深，社会实践也不丰富，作为一个刚走入社会的毛孩子，能够当代表，实在是责任很重。”
对于这样“懵懂产生”的代表，微博上的反响是强烈的。“你听说哪个国家的议员，当选之后表示惊讶的。”“这样的代表，不是选的，甚至不是她自己要当的。”“只代表上面的党，不代表下面的人民，这就是人民代表。”众议纷纷，不满多多，就差说句“我嘞个去”了。
评论员柳塘风说出了“被代表者”的普遍心声：“我不知哪个代表是我所在选区选出来的，哪位代表能够代表我，哪位代表能够替我表达意见、替我监督一府两院？他们是谁，姓甚名谁、联系方式？我该去哪里找代表帮忙？……”
显然，铁飞燕是个好女孩；很显然，铁飞燕是被上面“安排”出来的代表，而上面喜欢听话的乖孩子来当代表参加会议。好女孩铁飞燕的议政能力另当别论，这里最值得探讨的是代表的产生方式，个中究竟有多少是符合真正的程序正义的？
在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中，另一位女性更著名，她就是生于1929年现年已83岁的申纪兰；她是代表中年龄最大的，而且她连任了十二届，创造了纪录，不说空前绝后，那也恐怕是举世无双。申纪兰的议政特点，就是从来不投反对票。这是“创世纪”般的“听话”，从乖孩子时代开始，一直乖到现在。
而网友说：“宝，还是活宝？”“我们需要有判断力的人大代表，不需要应声虫！”
谁被代表了，你又代表了谁？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代表与代表的产生，与最广大的公民、人民是脱节的，是几乎不搭界的，这是最大的问题。代表们与下头几乎没有干系，只与上头发生关系。
在权力把控一切的时候，那些议政能力极强的人，往往会遭遇“逆向淘汰”。上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著名律师迟夙生，这一届却落选了。这消息传到互联网上，掀起轩然大波，仅仅过了一天，这条微博已被转发2000多次，还有540多人发表了评论。迟夙生是一个将公平正义视为生命的人，她介入“李庄申诉案”、让律师身陷囹圄的“北海案”等国内重大维权事件，她的诸多建言、动议，对国家法治建设有着重要意义。网友无限感叹：“人们纷纷对她的落选感到惋惜，甚至是感到悲哀——中国最具有正义感的人大代表和维权律师被拿下了，中国的维权律师和关注自身权利的民众失去了一个良师益友、一个保护人、一个真正的人民代表，而且是在人们对新政抱有美好期许的今天！”
“逆淘汰”是现实，“劣币驱逐良币”也不仅仅是经济社会学的内容。尽管落选人大代表，迟夙生电话里对记者吟出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诗句，抒发她的情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三个女人，没有一台戏，只有一声叹息。
只要政治体制不改不变，代表由上面“选拔定夺”、“与下头无关”的局面就不会变。
只要政治体制不改不变，代表的“逆淘汰”也就不会变。
那么，弱弱地问一声：你能代表谁，你只能代表谁？
决不能把两会声音当成两岸猿声
代表委员，议案提案，审议讨论，提出建议，发出声音，更多的是建设性的；为百姓说话，说到大家心坎上的，可谓“两会”上的“中国好声音”。
2014年全国“两会”，来自浙江的代表陈海啸说，医患关系的实质是“利益共同体”；作为知名企业家的张近东委员，通过提案建议把保护个人隐私作为信息安全的重点；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则说，从情感上讲，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面对衣食父母，我们要当好孝子……
当然，最好的“两会好声音”，是通过努力能够得以实现的“声音”。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出明确的声音：不会取缔余额宝，而是完善监管政策。“不会取缔”，这对于马云、对于余额宝的操持者、对于把钞票转存到余额宝中的用户来说，显然是个很好的好声音，而且落实“不取缔”可谓一点也不难。
由于最近央视证券资讯频道执行总编钮文新炮轰余额宝，一时把余额宝推上了风口浪尖。钮文新认为余额宝是趴在银行身上的“吸血鬼”，是典型的“金融寄生虫”，应予取缔。余额宝大受网友用户欢迎，短时间就集聚了几千万用户、几千亿资金，这样的金融管理工具，如果说取缔就取缔，那不把用户小伙伴们都惊呆了？一个基本事实是，公众把钱存在银行，利率往往赶不上通胀；存在余额宝上，不仅收益得以提高，而且支付同样方便。余额宝的出现，带来了一定的竞争，有竞争才是个好事情，才会有“鲶鱼效应”；如果把“鲶鱼”掐死了，那还不又是一潭死水。
钱有余，可以进余额宝；人老了，那得进养老院。可是现在的养老机构，大大地不能满足需求。来自浙江的政协委员陈小平发出“好声音”：国家应进一步支持民间资本发展养老服务业，要打破体制性壁垒，要上升到多部门联合决策，降低民办养老机构的运营成本，使养老服务建设用地等同于学校、医院用地……
有多少幼儿园，就应该有多少养老院，这才能管好人生的“两头”。在思想层面，“两头真”很宝贵；在生活方面，“两头好”才是真的好。服务好两头，光靠政府那是办不到的，民间才有源源不断的活力之水，让这样的水流到最需要的地方，政府的正道是帮助修水渠。
水渠是用来通水的，可是在某些领域，却有人忙于“截流”。九三学社中央向全国政协提交的提案，指出有的政府部门将审批权下放给下属事业单位或社团组织，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费用涨了四倍；有的报送文件有一米高；行政审批改革的红利，被权力部门下属的中介机构“截流”，需要打破垄断、加强监管、改革到位。
对民众来说是“好声音”的，对某些利益中人来说大抵就不好听。而责任部门决不能把代表、委员的“好声音”当成“耳边风”。尤其不允许的是，将其当成“两岸猿声”，自己却“轻舟而去”。
公民社会和电视问政
这是很有意思的“电视问政”：电视台的直播是平台，官员是“被问政”的对象，犹如“考生”；电视台和市民这边是“考官”，提出的问题就是“考题”，都是“有备而来”；其中还有现场评论员以及“举牌”的观众，他们不是裁判胜似裁判。而更重要的是，现场直播，是最大的信息公开，万千观众，每一双都是监督的眼睛。
你见过武汉所举行的“电视问政”吗？今年已是“第二季”了。第一个出场的武汉市交管局局长李顺年，就遭遇了尴尬。电视台准备的暗访短片中，有个小区门前的市政道路，竟被改造成了一条“田径跑道”，目的只是为了营销楼盘。见此，李局长马上“认错”，但现场观众并不“买账”，清一色地举起“哭脸”牌。而现场评论员、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赵振宇更是不留情面，批评李顺年应少一些豪言壮语，“如果‘跑道’不动，管理人员的位置就该‘动一动’了”。
赞一个！这样的“电视问政”，动了真格，其威力当然就会释放出来。正所谓“考官爱找茬，考生作秀难”。在有些国家议会里所常见的情景，如今在武汉的电视问政直播中，让我们看到其影子。这是公民参与政治的应有之义，体现了公民是真正的主人，他们只是让渡了部分权力，请政府来管理，官员是“仆人”。
这也可以称之为政治民主。而政治民主则有丰富多彩的表现方式，当然，“电视问政”也是方式之一。谁说国人素质低、不懂民主？请他来看看武汉如此鲜活、生动的“电视问政”吧！
在我看来，这样的电视问政，正是建立政治互信的重要管道路径。当今社会，为了促进政治社会的发展进步，很重要的就是要建立政、民之间的政治互信。这直播的“电视问政”，就是一个极佳的平台和媒介。
任何国家，都需要建立公民社会、完善民主政治。不久前，在《青年参考》上读到一篇报道《民主的种子在非洲大陆生长》，其主题就是讲在政治经济原本相对落后的非洲，如今政治民主、民主政治勃兴，公民社会崛起。当然，非洲的公民社会在整体上还不够“强大、有活力”；而随着非洲民主的深化，“公民社会和政府间的博弈也在加深”。正如挪威奥斯陆大学的媒介与传播教授赫尔格·罗宁教授所说的，非洲公民社会组织和政府间的博弈，显示出政府试图掌控非政府组织，将其纳入政府的控制之下；“政府此举并不利于深化非洲的民主”；除了努力健全公民社会来深化民主外，没有别的出路；“毕竟，强有力的公民社会，有助于贫民和边缘群体获得各方面的机会，增进政治意识”。而198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尼日利亚黑人作家渥雷·索因卡则说得更明晰：“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民主的、负责任的、多方参与的政府更可靠。”
电视问政，民主参与；公民社会，初显进步；何时何地，推而广之？
火线免职背后的权力惯性有多大
过去有火线入党，现在有火线免职。4月23日，震区芦山县的清仁乡，副乡长杨成毅被就地免职。原因是“在抗震救灾中工作不力”。这是地震发生后首个干部被免职的事件，毫无疑问，立刻成了各大网站新闻首页的热点新闻。
作为副乡长的杨成毅，是横溪村的驻村干部。他这天负责这个大村的救灾物资发放，按规定他人应该在这个点上。但他有大半天确实没有在点上，发放物资现场结果出现了混乱，一时帐篷不够，一些年轻力壮的抢占了帐篷。恰巧，这天县里的督察组来到村里暗访，杨成毅就这样撞在了枪口上，当夜就被县里宣布免职了。
如果在抗震救灾的关键时刻擅离职守，那么这个杨成毅副乡长被免职也真是活该。“懒政”、“官僚”，是不少党政干部的常态，那么，多大的惯性——“懒政”的惯性、“官僚”的惯性，能够在如此的大震大灾面前，继续“官僚”下去、“懒政”下去？
可是，从媒体跟进的后续报道看，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杨成毅，眼泪汪汪地对记者说，他那天是到最偏远、人口第二多的一个村——永宁去了（有的媒体称为永宁，有的称为永林，是横溪村下面的村民小组）。这是因为那边没有帐篷，救灾物资缺乏，所以他带领工作人员，带着物资前往永宁组，搭建完帐篷分发完物资后，直至下午5时左右才回到了横溪村的发放点。这显然不是救灾不力，反而是救灾给力。杨成毅说：“自从地震发生以来，我没有回过一次家，没有洗过一次澡，没吃到一顿大米饭……工作任务没完成，工作有失误，我接受处分。”
杨成毅有没有去永宁组送帐篷搭帐篷，这是很容易查明白的。如果真是擅离职守，没有下到更偏远的村里反而瞎编谎言，那不是撤职的问题，简直可以开除了。如果他真是为偏远村组的群众着想，深入到第一线中的第一线，那可不能如此简单粗暴地免职了事。
按照法理来说，人家这个副乡长，也是代表选举出来的，罢免也得代表们投票同意。对于干部的管理，“免职”、“撤职”作为一种处分，上头决定，不与下头商量，这个也弄习惯了。权力管人管事，也是一种惯性，上面爱怎么着就怎么着。领导火起，不问青红皂白，“民选副乡长”就被免职下台了。这个“火线免职”，更见权力的专制性和随意性，事先连个招呼都不打。杨成毅从村组回来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免职，“直到我回到乡政府，才知道被免了”。由此也可见，权力惯性多么厉害。
惯性是一种路径依赖，是一种不思变革，是一种吏治懒政。权力惯性，能量更大。
我特意在百度地图上查找当地的位置，可是一时找不到“清仁乡”，只看到“清源乡”和“仁加乡”，感觉这清仁乡是清源乡和仁加乡合并起来的；横溪村倒能查到，永宁组也查不到。清仁乡离芦山县城很近，横溪村更近，县里的暗访督察组来到这里很方便，副乡长杨成毅不老老实实待在这个他负责驻点的村里，中枪的概率就很高，而且还不是“躺着中枪”，也算活该。
我为这么个小事费这么大的劲，是因为小事的背后事情并不小。
权管干部，一直来没有真正的程序正义，而只有权力的专横与用权的惯性，这是可怕问题的实质所在。
当特权成为习惯
凤凰卫视《总编辑时间》节目，2013年5月7日播出了一则报道，说的是“女兵为帮长官买烟要求飞机延飞，遭港航空姐拒绝”。
这是近来在微博上流传的一个消息：日前在贵阳机场，一名女武警为了帮机上长官买烟而要求飞机延后起飞，却遭到香港航空的空姐断然拒绝，不客气地说：“不好意思，我不能让全飞机乘客等您去买烟的，我现在要关舱门了，请您不要影响我起飞。”微博配有机上照片，是一位身材姣好的女武警在机舱口交涉的背影。
这名“正气空姐”大获赞赏，但也有人质疑这个微博的真实性，说是“乱掰”，要求发微博者拿出录音证据。没想到，香港航空5月6日向港媒证实确有其事。发言人说，这起事件发生在5月5日，一班从贵阳飞往香港的航班上，临起飞前有人要求能够延迟，但因为机长已经发出关上机门、准备起飞的指令，所以机组人员拒绝其要求。
我也很希望这是一个不真实、不准确的消息，因为这个小事、这个细节如果是真实的，那真是太影响我武警的形象了。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何亮亮先生在节目里点评说：“我想看到这个消息的人，大部分不会怀疑，因为恐怕确实有这样的人。照片上这位武警的女军官，当然她是一位下级军官，她大概也是在执行她的上级的指示。我相信这位上级军官现在恐怕还在香港，看来是执行公务。要求买烟这本来是很正常的，问题是当飞机马上就要起飞的时候，要求飞机为了他买香烟而推迟起飞，这样的要求也真有人提得出来，也真是太荒唐了。”
公众觉得荒唐太荒唐的事，权力中人包括其上下级却不觉得是荒唐的，反而可能觉得是很自然很正常的。这背后，就是特权成了习惯，而习惯成自然。这长官苦于级别还不够、特权还不大，否则就不用搭乘民航去香港公干了，就可以乘专机飞过去，那就想什么时候叫下属去买烟就什么时候去买烟，唉，其实应该是下属早该把香烟之类的备好备足了，哪里用得着临飞机起飞才想到烟没了。
任何权力，不管是大是小，只要没有关进笼子，是跑在笼子外面的，久而久之就会成为大小不等的特权。特权用惯了，特权思想就会深入骨髓，流入生活，自己却并没有发觉。他们不仅仅有身份证，还有“身份”呢。就像何亮亮先生所说的：“还是一种权威意识在作怪，就像不久前‘大闹’香港的来自辽宁的一位公务员，我估计他也不是什么高级官员，他说‘我们不是一般的老百姓，是有身份的人’。这些有身份的人，总觉得他可以做一些跟他的身份‘相称’的事情。他的身份是什么身份？”
5月7日这天还有一条消息，说的是重庆市纪委对涉及不雅视频的雷政富等21名违纪党员干部作出处理。这个被称为“雷人长相、政府官员、富得流油”的雷政富，原是北碚区区委书记，这回可是要“双开”了；南岸区原区委书记夏泽良已由司法机关另案处理；长寿区原区长韩树明涉嫌严重经济问题，正在接受组织调查。这些中国特“色”官员，他们的三个“自信”，大约就是“官位自信、特权自信、神器自信”吧？
重庆曾经是个以“唱红打黑”出名的地儿，自从打黑变成了“黑打”之后，“唱红打黑”其实也就变成“唱黑打红”了。你说，这雷政富之流的，是特“红”呢还是特“黄”、特“色”呢？正如网友所指出的：纵观整个地球村，凡是把所谓的“红歌”当成主旋律的国家，不是穷困潦倒，就是特权腐败横行。
当权力是权力赋予的，那么，权力的必然趋势就是变成无限扩大权力的特权。当特权成为习惯，玩玩赵红霞那样的美女，或者叫美女下属去买包烟，真是太自然不过了。而且，错的话也是错在赵红霞那样的美女，或者是去买烟的美女——前者涉嫌敲诈，后者没把事情办好，领导总是对的嘛！
把权力关进笼子，是个天大的难事。因为笼子里是没有特权的，权力中人很知道这个。但公众还是要努力去把权力关进笼子，改变权力在笼子外横行的状态——努力了不一定能改变，但不努力就永远不会改变！
而实现“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唯一路径，就是真正实现“权为民所赋”。
群众路线为何走歪
群众路线，你是挂嘴上还是装心里？新华社著名的《新华视点》栏目，不客气地批评了部分干部在群众路线教育中出现的“三不”现象，批评很到位，概括很精到，这“三不”分别是——不会“融入”：讲话汇报口若悬河，面对群众结结巴巴；不愿“心入”：吃喝游娱时间充裕，群众工作抽不开身；不敢“深入”：表现政绩争先恐后，遇到矛盾腾挪躲闪。
这就是把群众路线走歪了。面对群众结结巴巴的干部，向上级讲话汇报倒是“口若悬河”，但他说的恐怕大多是“正确的废话”。这样带来的现实情形，必然就是“表现政绩争先恐后，遇到矛盾腾挪躲闪”。他们走领导路线是真的，走群众路线是假的。遇到问题和矛盾躲着走，能走出群众路线吗？真正的“群众路线”，一定是为群众服务、为百姓办实事的，而这是要劳心劳力的，他们才不情愿呢，结果就是“群众工作抽不开身，吃喝游娱时间充裕”。
在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公安局长新老交替，竟然也搞大吃大喝。宴会现场，有三桌人，包括县委书记——这真是吃喝的时间充裕、吃喝的干劲充足。面对闻讯来采访的记者，县委书记唐天生当场呵斥：“你尽管报，你尽管去报，你想敲诈我还是怎么样？”看来，中南海的指令出是出了中南海了，可是到了下头，就会被一些人轻易地变成“擦屁股纸”。如此顶风作案，被媒体曝光后，当地弄个“由就餐人员个人支付当晚欢送会费用”的决定就算应付过去了。
在河北沽源县平定堡镇，党委书记岳树旺奢华嫁女，邀请千人前来赴宴。这样与千人“打成一片”，就是这个镇委书记的群众路线吗？迫于舆论压力，沽源县委免掉了这个书记的职务，责令其退还所收礼金，接受调查组调查。公众所想的是，人家过两年又照样东山再起了。
更恶劣的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竟然出了法官集体嫖娼事件！已公布的视频中，民一庭庭长陈雪明、副庭长赵明华的身份已被确认，四人已停职接受调查。爆料人向上海市纪委提交了时长30多个小时的完整视频证据，并明确表示，这些视频是针对其中一个法官的，拍到其他法官纯粹是一个意外。这真是“偷拍一个牵出一窝”啊。网友哂笑：法官们原来这么深入群众，都深入到应召女郎的床上去了。
上面说一套，下面做一套；表面上接受教育，骨子里各行其是，如此这般，就把群众路线教育认认真真走过场了——多少人最擅长的就是这样？“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贯彻文件”，当年进行先进性教育也是这个样子的，真可谓用最落后的方式进行先进性教育。而今把群众路线走歪了的干部，哪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简直就是“权心权意为人民币服务”啊！
要想干部真正把群众装在心里，其实也不难，就是真正实现“权为民所赋”。谁给你权力，你就会把谁装在心里，这是已然的常识，也是必然的逻辑。
机关作风与个人作风
深圳“两会”，开得热烈。在人大代表分组讨论时，部分代表对政府机关作风提出批评。问题诸如：窗口单位电话难打通；老教师十几年社保待遇不落实；企业到政府部门办事难，等等。典型如企业很小的一件事，本来科长就可办的，非要找处长，找到处长也不办；最后找到副局长打招呼，处长还不办；没办法，找到了人大代表，代表找到了局长，这个处长说：你拿人大代表来压我！
基层事小，关乎作风。机关作风想落到实处，看来不容易，别说“八项规定”，就是八十项规定，到了下头都可能被虚置。
“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话犹在耳，有人已忘记；自身问题，确实很突出；工作作风如何改进，几乎云里雾里，哪怕给他来个“云计算”都不行。
作风问题，严重影响官员形象；这并非一天两天形成，其实积重难返。这次“兰考火灾”，让人更震惊的，不是袁厉害收养被遗弃孤儿的艰难辛酸，而是当地政府的长期不作为——偌大地方，竟然连个儿童福利院都没有；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样的官场作风细节：有官员抱怨袁厉害事件，“倒霉就倒霉在焦裕禄，因为他，兰考很出名，大家都盯着，都在对比”；当地唯一一次新闻发布会，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记者到达时，恰好与兰考县里官员同乘一个电梯，看到这些官员并没有因为七个孩子的死而面带悲哀神色，反倒一直说笑着，还调侃一名女干部——“看你像省里来的”……
见过权力傲慢，但没见过权力如此愚蠢。
就在一些官员没拿“八项规定”当回事的这些日子里，微博流传“人生八气”：1.善读书可以长才气；2.讲诚信可以增人气；3.淡名利可以蓄浩气；4.不媚俗可以显骨气；5.乐助人可以添豪气；6.做表率可以鼓士气；7.少计较可以养和气；8.不徇私可以树正气。总结曰：“大凡兼蓄以上八气者，方可称德才兼备、人中俊杰也。”据说选拔干部，就是以“德才兼备”为要求的，可是，有多少拔上去的“人中俊杰”，是反着“八气”和“八项规定”来的？
机关作风，总是会表现在官员公务员的个人作风上；而个人的种种作风做派，都涉及思想根源和约束机制问题。这天有个消息成了诸多门户网站的新闻头条：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免职。此前有网帖曝光衣俊卿与某女博士有染。“新华微评”评论说：“看来惩腐纠风绝不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耍嘴皮、一阵风。”不知是否有人开始模仿鲁迅的笔调，写一篇《论“衣局长”的倒掉》。无论如何，让人感到特别“分裂”的是，这个“衣局”，是依靠研究马克思主义而出名的。这大概就是“对别人马克思主义，对自己放荡主义”吧。
想起学者舍恩伯格的名著《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它说的是大数据时代的“取舍之道”：删除，即大数据的取舍，本意是把有意义的留下来，把无意义的去掉——只有理解在大数据中需要的是什么，以及如何判断这种需要，才能举一反三地明白，到底为什么要去掉那些不需要的。“遗忘”本来是一种“权利”，“删除”却成了一种“权力”——在实际操作层面，就有人迟早会悄悄地“删除”掉“八项规定”，因为骨子里他们认为那是“不需要的”。
关会所易，治歪风难
三下五去二——干脆利落，这说的是整治关停杭州西湖边的会所。继“江南会”闻风而动提前主动关停之后，位于西湖景区公园内的第一批会所5家——西湖会、莲庄、听涛居、抱青会馆、柳莺玖号被关停；接着又一批10家——吴山会馆、井外天、新荣记、海陆会、嘉纳餐饮、静逸别墅、菩提精舍、涌金楼、御尊园、学士居被关停；接下来，还有30家属于景区公园、名人故居、文化遗址的高档经营场所，都统统关停。这就是一个“快刀斩乱麻”，正像一位老杭州所说的：“比我预想的快，比我预想的好。”微博上有人欢呼：“那些年，我们想进却进不去的会所，今天被关停！”
在这次整治关停会所行动中，杭州与北京都带了好头。京城公园内的私人会所也一律关停。公园里开高档餐馆、建私密会所，在北京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民众呼声几乎不断。北京故宫都曾闹出“会所门”，被爆故宫的“建福宫”秘密修建豪华会所。
这回可真不是“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以官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由此也可见，“坚韧不拔”的会所不是拔不掉治不了，而是要看是否上下一条心——下决心去治。
这次为什么是中纪委和中央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联合发文，严肃整治“会所中的歪风”？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是在中纪委三次全会上对会所问题作出重要指示？很清楚，就是因为会所里头藏着“歪风”。“会所歪风”成了侵蚀党员干部的一种新型腐败，纪委出面整饬会所、遏止歪风，正当其时。
有人总结美丽山水的“占用史”：最早是“天下名山僧占多”，寺院多盖在风水宝地；后来是“湖边好地军占多”，军队建了许多疗养院；接着是“天下名楼官占多”，政府盖了不少楼堂馆所；近年则是“天下湖山商占多”，变成了商人名下的私人会所。
这些年来，不知风从何处刮来，私人会所如雨后春笋纷纷冒出，而且占用的是公共场域公共资源。它们“遁”公园，“傍”古建，悄悄侵占公共场域，使之成为少数人的“后花园”。以奢华和昂贵为特色，以私密和高端为卖点；会费几万几十万不等，一桌两万三万正常。京城一名会所业主直言：“不是公园绿地、不是文物古建，人人都能进出，怎么体现高端？”搬不动、关不掉、停不了，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土豪般的“会所”。而且土豪还有土豪的张狂思维：有些会所的“所主”把自己一班人看作是“经济常委”，你们地方党委不过是“政治常委”而已；他们在大大小小的会所里聚会，仿佛就是经济常委委员们、经济党委委员们、经济总支委员们、经济支部委员们在开“会”。
不承想，如今这些“经济土豪会所”头上，突然被写了一个无形的字，并且画了个圈：拆！瞬时间就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油灯尽。
一切最高的奖励和惩罚，其实都不是外加的，而是行为本身带来的结果——结的甜果或苦果。歪风荡漾的会所所结下的，就是这样一枚苦果。
在此需要特别看清楚的是：这回不仅仅是整治会所，更重要的是整治“歪风”——“会所中的歪风”。会所助长奢靡之风、滋生腐败行为，背后藏着特权，这是最危险最可怕的。正如中纪委通知所指出的，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出入私人会所，吃喝玩乐，甚至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严重影响党风政风，带坏社会风气。通知明确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加强监督执纪，盯住党员领导干部，严肃查处出入私人会所吃喝玩乐等违规违纪行为，严格责任追究；并要求党员领导干部作出承诺：不出入私人会所、不接受和持有私人会所的会员卡，自觉接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想想吧，当老百姓过会所之门而不得入的时候，当他们指指点点耻笑里头在“日理万鸡”的时候，你觉得有意思吗？
达官贵人，影影绰绰，在隐蔽中享受所谓身份地位的“高端”。这些“中国特色”的“土豪会所”，就是土豪欲望、权贵联手，隐秘奢靡轻狂，是有钱有权者的另一种淫、另一种乱。其最可恶之处，就是权钱、权色在此秘密交易、隐秘输送。名曰“会所”，其实玩的就是个“政商利益输送融合俱乐部”。用一个评论里常见的俗词来形容，那就是：一个个会所，就是一封封“举报信”。
但是，细想而知的是，关掉明里的会所容易，整治暗中的歪风较难，把背后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如何挖出来，可是一个难题。第一决心是关掉会所，这个已经经得起考验；第二决心是整治歪风，这个是否经得起考验，有待后续观察。不能仅仅以“关停会所”来顶替、来取代“整治会所中的歪风”，否则显然是达不到中纪委的要求的。
还湖于民、还园于民、还景于民、还历史建筑于民，归根结底是还权利于民，还权力于民。民众权利可以快意潇洒，官员权力却要负重忍让，这是基本道理。会所关了之后，房子还在，要把它用好，派上最好的用场，决不能让会所歪风的死灰在这里复燃。对此，老百姓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没有慈善，只有慈禧？
2012年12月8日，广东省首届国际慈善义卖活动在广州进行，30国驻穗总领事馆参加了义卖。活动由广东省外事办举办，义卖共得善款33万余元，交款后竟然发现假币4900元。工作人员分析，应是有人利用老外不会识别人民币假钞的特点，有意为之。网友说这个太丢脸。
没有想到，有个官员发飙了，发了一串微博，称：“实在说，外国领事馆干这种事，其用心就是想丢中国人的脸！中国就少了那33万块钱？而且那33万块钱本身就是中国人自己的钱！我认为真不要脸的是搞‘义卖’的那些人！”
丢脸？丢脸，真丢脸啊！我在微博上感慨：自以为是到脑残的中国官员什么时候才不丢脸？嗯？
面对贺铿微博的炮轰，比利时王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官方微博回应说，他们领事馆参加此次由广东省外事办举办的活动，所有产品都是比利时企业无偿赞助的。义卖价格均为成本价，义卖所得全部捐出。“有什么好丢脸的？我所有同事都抽出了时间，星期六来加班一天，也都是为了慈善！真正丢脸的是5000元假币”。
我想说，真正丢脸的，是贺铿这样的中国高官！假币是丢脸，真官更丢脸。真是“官越当，人越蠢”——中国官场定律啊！
这个愤青一样的中国高官，在微博上接连炮轰，还美其名曰“我有话语权”。没有一点涵养，没有一点尊重他人的态度，没有一点外事外交意识，这都不去说它了，且看他的微博评论是如何违背事实、违背常识、违背逻辑的——
违背事实：“那33万块钱本身就是中国人自己的钱！”事实是：义卖产品是外国企业无偿赞助的，义卖均为成本价，有的甚至低于成本价。
违背常识：“外国领事馆干这种事，其用心就是想丢中国人的脸”，“某些外国人糟蹋中国人”。做慈善在发达国家是常态的事，早已成为生活方式，只有中国那些拼命捞进的官员们无法理解。
违背逻辑：“真不要脸的是搞‘义卖’的那些人！”此次慈善活动，是由广东省外事办举办的，各领事馆只是具体参与者，按他这个逻辑和判断，这不是大水冲了自己的龙王庙吗？
一把岁数的高官，竟是如此的愤青，竟是如此的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真该请他去“老三篇学习班”培训培训，听听人家毛泽东是如何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
国之官员，官官相比，没啥差距；与民相比，其蠢明显；到了老外们面前，就凸显出其愚无比了。人家美国大使一家来中国上任，都成了一面照妖镜。连那左得没谱的《环球时报》都恨得把牙齿咬得紧紧的，发高论奉劝美国大使好好地只做他的大使。这回驻广州的总领事馆的老外们的一次慈善活动，又成了一面照妖镜。
杂文大家鄢烈山先生有杂文名篇《丢脸》，说到众多国人头脑中的荣辱观是颠倒的，“出了中国就难免出乖露丑”，奉劝“有自尊心的中国人对此应该自省”。如今不出中国，只要与那些驻华使领馆人员照个面，一些权力官员就出乖露丑、原形毕露了。这真叫“丢脸”啊。
人体肢残不可怕，可怕的是那脑残。国家统计局出台的许多数字被天下笑，这下我们在这个前副局长身上，多少找到了一点原因，瞧见了违背事实、违背常识、违背逻辑之冰山一角。
这个自以为是、自鸣得意的高官，基本就是“上是慈禧、下是义和团”的结合体；在这些义和团思维的高官的脑子里，只有慈禧，没有慈善。
谁是谁的墓志铭
网曝辽宁政协委员“一妻四妾”，当事人回应称“确有超生”。这个当事人，就是贵为省政协委员、省总商会副会长的锦州市工商联副主席李青山。李青山本身是做企业的，但成为政协委员，就变成参政议政人士了，公众的看法、要求当然不一样。事情被曝光之后，辽宁省有关部门行动比较迅速，已决定撤销李青山省政协委员的资格。
李青山否认有“一妻四妾”、涉黑涉枪、重婚，但承认“有超生”，目前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只要有“超生”这一条，撤你政协委员的资格就不冤枉。现在是什么时代，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这个也够强大的。
想起太原公安局局长李亚力因庇护儿子违法被免职的事儿，有网友感叹：“老子是儿子的通行证，儿子是老子的墓志铭。”这个李青山，不也是因超生孩子而被免职么，同样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儿子是老子的墓志铭”，或曰“超生是老子的墓志铭”。
或许，他也会感叹“网络就是俺的墓志铭”吧？
至于“妻妾成群”，并非小说所描写的古老中国的历史，现实中有不少，大多存在于权贵之中，只是表现形态不一样而已，比如表现为“小三成群”、“情妇成群”。“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只是一根绳子头尾的差异。妻子反腐、情人反腐、小三反腐，都有现实的例子，那与“儿子是老子的墓志铭”略有区别，也可谓“妻子是老子的墓志铭”、“小三是老子的墓志铭”。
至于“儿子是老子的墓志铭”的情形就多了去了，典型如这个“上阵父子兵”：在辽宁的辽阳，有一对父子不久前同时受审——儿子翟冰被控19项罪名，父亲翟福清被控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12项罪名。翟福清曾任当地公安分局政委，儿子翟冰在当地相当猖狂，很大程度上依赖其父亲，这老爹不仅庇护、支持，而且亲自参与：退居二线后他干脆投身于涉黑组织的领导和经营当中，父子联手敛财过亿元，实施各类犯罪共30余起……
儿子是老子的墓志铭，这是老子为儿子埋单。这里的“脏乱差”，都是权力没有被关进制度的笼子所造成的，此可谓“权力是权力者的通行证”。法国社会学家让·波德里亚在他的著作《冷记忆》中说：“一个社会若允许这种龌龊的事件从自己的粪土堆上产生出来，并且任其在粪土表面生长蔓延，那么这个社会就像这样一个人——他任由一只苍蝇在他脸上飞来飞去而没反应，他任由口水从口中流出而不擦拭。”想想吧，“没反应”、“不擦拭”——这有多可怕。
权力中人也是社会的组成部分，由于掌握了巨大的利益分配权和资源调配权，其追名逐利拿好处的机会比别人多得多，很容易成为腐化变质的高危人群。像李青山那样的“企业家”，本身成不了正宗的权力中人，那么以财力为基础，谋个“参政议政”的机会，成为“准权力中人”就是他梦寐以求的。我们同样要警惕这种“准权力”。
谁是谁的“墓志铭”？其实无他，对于那些目无法规、狂妄自大的权贵者来说，恰恰为“自己是自己的墓志铭”。
官员与传媒
“我坚定不移地相信人民。如果让他们了解真相，就可以依靠他们去解决任何民族危机，关键是要对他们以实情相告。”这是美国史上伟大的总统林肯留下的肺腑之言。
对人民“以实情相告”，就离不开传媒。上情下达，需要传媒；舆情反映，来自传媒；社会监督，少不了传媒。传媒力、新闻力，是重要的一支软实力。在当今这个信息全球化和信息全民化的时代，官员与传媒的联系必然越来越密切。
这是个不错的消息：《广州市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出台，用人失察、瞒报谎报迟报突发性公共事件、未按规定公开决策信息均将被问责。在接受监督方面，明确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不接受或不配合舆论监督属于问责范畴；有关专家说，此举凸显了政府部门的开明和进步。
可喜可贺。舆论面前，政治民主看得见、摸得着。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制度建设上，应该先行一步。我很欣赏该规定的若干亮点：党委领导也要问责、调职后仍要追责、问责结果要及时公开等等。其中明确要求接受舆论监督，不是“倒逼行动”，而是“正逼效应”。
政府要从管治型转向服务型，就要求官员不能只重权不重责。接受舆论监督，是制度层面的明确责任。这在山西已获得了一个现实进步：对“2·22”屯兰煤矿瓦斯爆炸的重大事故，当地总体上采取了对媒体记者透明开放的做法，而不像过去，发生矿难后地方政府首先想到的是阻挠采访、掩盖真相。境外媒体评述说：“今次完全不同，当局采取了高度透明的处理手法，记者向门口的警察出示驻京记者证，马上便获准入内，在厂区内自由活动……”
媒体是直接面对社会公众的，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进行舆论监督，新闻媒体发挥的就是软实力作用。对官员来说，是选择“不瞒记者”，还是选择“不满记者”？答案看起来很简单，但真正要作出选择时，事情却不那么简单了。阻挠记者采访、反对舆论监督之事已然发生了不少，极端之例就是非法“抓记者”。
杰出记者李普曼，赶上了美国新闻界“扒粪运动”（1900年之后的10多年内，美国新闻界发起了一场揭露丑闻、谴责腐败、呼唤正义和良心的运动，这就是著名的“扒粪运动”。他们不遗余力地揭露工业垄断和政治丑闻，鼓吹扩大政治和经济民主，一时间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的末班车，在前辈的带领下一举成名，他与12位总统有私人关系，在美国新闻界“一言九鼎”。广义地说，官员与传媒关系的理想状态，并非私人关系，而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关系，是同一艘舟船的共济关系——在同一条船上，媒体监督官员，依然是一种共济关系。
靠谱永远是重要的
一个网帖，说一位网友被警方抓走，遭遇连夜突审，由于下手过重，抢救无效死亡；称该网友是“山东的王帅”，曝光了临沂市“八星级豪华办公大楼”；而造价也演变成天文数字——花了382亿。临沂方面澄清说：压根没那么多；更没有网友被打死，网帖纯属造谣。
不过，这个新落成的临沂市政府大楼，确有18部电梯；从外观照片看，也够豪华的。为了引起广泛的关注，网友往往采用夸张、夸大的手法来说一个事，否则可能很快就沉没在帖子的汪洋大海里，更不会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但是，那个相当于建造十个“鸟巢”的382亿的数字，确实很不靠谱。
靠谱永远是重要的。不靠谱就会适得其反。靠谱的反面就是离谱、不靠谱，就是离题太远，不切实际。不靠谱的虚假网帖，会葬送网络阵地；网络造谣，最终只会伤害网络自己——网络如果成了谣言的天下，那么就不会有人相信你了。
首先得承认，“太有才”的网友很多，比如网友说：“偷偷地抓，偷偷地判，实在不行就送精神病院。”再比如网友笑言：“李莲英也是在一次自查中发现自己是太监的。”总是让人莞尔一笑。但也有许多网友的脑子只有17岁——距离成年人还差一点，以为只有制造网络噱头，才是“靠网络之谱”的。
也是在山东，曾出现一个“35名民警实名举报郓城县委书记”的帖子。后经调查，原来35名民警对此并不知情，是自己的实名被“借用”了。举报腐败当然要讲方法讲艺术，至于“举报”光天化日下明摆着的政府豪华办公楼，实在不必太过夸张。
相比网友的不靠谱，官员在建设豪华办公楼等方面确实做得更离谱。临沂那一带，有著名的沂蒙山区，并不十分富裕，盖那么宽敞高档豪华的办公楼自己享用，实在说不过去。若说网友是民众的代表，那么，从曝光“八星级办公大楼”的帖子就可以看出，当今官民的关系，远不能跟过去的军民关系相比了。
靠谱就是讲“度”，“度”是很重要的。官员大多渴望自己的办公室办公桌大大的，当办公桌大到一张乒乓球桌那么大的时候，我看够可以了，如果大到两张乒乓球桌那么大，你自己看着用着都会不爽；办公室也一样，否则你搬到篮球场里办公试试看，味道会是怎么样。
合法度，才靠谱。政府治理体制不改变，建设豪华办公楼之风难止。对于已经盖好的豪华办公楼也无法“查处”，因为它属于“非个人行为”，不像腐败、安全事故等等“一人所作一人当”，你无法把一个地方的政府给“一锅端”。
曾有地方官员说，“建别墅办公楼是为了节约成本”、“漂亮政府办公楼能吸引投资”，按网友的说法是：“全国人民又笑了！”那么，豪华办公楼越盖越多，此风越演越烈难以遏止，背后是什么东西不靠谱呢？
眼睛朝上还是朝下
2010年2月3日《南方周末》做了一个有意思的深度报道，说的是政府网站评估排名一事。该活动已历经8届，商务部网站第八次获得部委网站排名第一；北京和青岛，均是第四次分获省级和地市级组第一名，北京市大兴区摘得区县级第一。
有第一，就有倒数第一。在2009年“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评比中，部委网站排名倒数第一至第五的，分别为：国家公务员局、国家能源局、国家信访局、监察部与铁道部。在60个参评网站中，铁道部如今排名第56位，已经是2005年来的最佳成绩了。对这个网站我曾撰文批评过，因为在上面看不到丁点关于铁路事故事件的报道；它真的连街道办事处的网站都不如，不信的话你搜索登录去瞧瞧。
政府办的网站是干吗的？是为人民、为百姓服务的。因为它是政务公开的重要渠道。但是，在“用户调查”这一指标中，如今的结果仍是“绝大多数用户不满意”。你瞧瞧某些政府职能部门网站，那简直就是办给“上级”看的，它们最“精通”的就是及时报道上级莅临视察的“新闻”，而且把那新闻写得很肉麻，看得老百姓直起鸡皮疙瘩，而它们自己浑然不觉。这样的网站，怎么叫百姓满意？
网站发布信息，有迅速快捷的特点，这是其他媒体所无法比拟的，所以政府网站第一时间发布政府自己的重要信息，这多好。记得1月12日周二，北京时间傍晚7点，中国人民银行的网站上出现一条寥寥数语的简短公告：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10年1月18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央行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可在本次排名中，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仅仅列在第49名，够落后的。这也说明信息的发布、对公众的服务，不是浅尝辄止就行的。
许多部委网站不让人满意，不少地方政府网站也很让人失望。“没时间跟你闲扯”——湖北省应城市政府门户网站就创造了这一“名言”。去年8月下旬，该网站“市长信箱”收到一封群众来信，反映市内有段人行道的环境污染问题，要求有关部门深入实地查看处理，该市创建办随后回复：“我办没时间跟你闲扯，你有意见到创建办来面谈。”回复甚至还把“面谈”的“谈”错写为“淡”。这些年来，地方政府网站闹笑话的新闻不少，网友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哪里逃得过。
国外的许多政府网站和官方网站，值得我们学习借鉴。这里先顺便说明一下：“官方”一词已经不仅仅是用于官场了，“官方网站”可不一定是政府办的网站，世界杯也有“官方网站”，电影则有“官方海报”；最新的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还是将“官方”一词仅仅解释成“政府方面”，已经落后于时代。世界粮农组织专门设立了一个官方网站，在去年11月发起网上反饥饿运动，就做得相当好，网页上醒目地标注着“十亿人长期生活在饥饿中”，让全世界都感到震撼。“1秒、2秒、3秒、4秒、5秒、6秒，这么短的时间，全球就有一个孩子死于饥饿！”一段背景为黑色的简短视频，迅速传遍世界。粮农组织总干事迪乌夫在视频演讲中呼吁网民通过网上签名，表达消除饥饿的决心。他还带头进行了24小时的绝食活动，后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加入了绝食24小时活动的行列。这就是网络的力量——他们可没有把“官方网站”做成拍潘基文马屁的东东。
去年，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带头公开自己和亲属的资产，克里姆林宫官方网站详细发布了梅德韦杰夫反腐败的访谈记录。你说，这样的“官方网站”能不受人关注吗？
现在，我国办得最好的政府网站是商务部网站，他们的目标是“全球网站200强”、“全球最受欢迎的政府网站”，他们追求的是“与世界接轨”。这才是政府网站的世界视野。政府网站眼睛朝上还是朝下、朝内还是朝外，一定要想明白，否则肯定是难以办好的。
举报如果也患上网络依赖症
刘继全是一名公安局的纪检委书记，却要借助网络，来实名举报公安局局长，这才取得实效。而平常监督的途径，统统失效了；甚至写给上级的举报信，经过层层批转原封不动地回到自己手中。
此事发生在春节前夕的陕西汉中，此前有关新闻报道的主题是“汉中三民警网上发帖实名举报前任局长”。这“前任局长”是汉台公安分局局长汪广赋，后来调任汉中市公安局副局长。三民警是刘继全、李树信和尚志。刘继全作为汉台公安分局党委成员、纪检书记，在正常的监督方式中，他对汪广赋大抵就是“蚍蜉撼树谈何易”。所以，最终他选择了网络公开实名举报——按民间的说法，这真是“豁出去了”。刘继全也并不避讳他与汪广赋在工作上产生的宿怨。
网络举报的好处，在于传播速度快、影响面广。所以，网络监督是个好东西，成本低，效率高。在三民警网上实名举报之后，汪广赋很快就被免除了职务，并接受后续调查。相比于通常的举报手段，刘继全这着网络举报的“险棋”，走赢了。
而寻常举报、反映问题，结果是多么的无力：在汪广赋调任汉中市公安局副局长的任前公示期间，刘继全找到汉中市委组织部，反映其问题，比如汪广赋一人乘坐3辆小轿车——本田雅阁、日产帕拉丁、丰田路霸，但组织部“说我反映的问题不实”。所以刘继全说了大实话：“我在人家的领导下，纪检委就是空的”，“实际上，小到普通干警，大到党委班子成员，我们一个都监督不了”。于是只好走上网络举报之途。
可是，网络举报也是有局限的，其本身风险就很大。当下级借助网络的力量、两者相加之后如果力量大不过被举报的上级，那么，通常就会进了“冤狱”；而普通公民通过网络举报，则博弈的力量往往更显得弱小。这些例子已经太多太多。王帅一篇举报帖子换来遭跨省追捕被囚禁，就是典型。
因为网络的影响力很大，所以有的地方官一出事就忙于“拦网”、“删帖”、“抓人”，网络举报之帖一出现就被监控到了，就被第一时间删除得干干净净了，这按网友的说法就是：“网络有关帖子、所有数据都进入了外太空，搜救挽救工作努力进行但无效果……为那些死难的帖子默哀祈祷！”
网络举报是重要的，但不是万能的。如果所有的举报都用网络的方式进行，那么，汪洋大海般的网上举报同样会让人陷入“审丑疲劳症”。我们应该看到，“网络反腐”毕竟仅仅是反腐败的管道路径之一，而不是全部；网络举报、网络监督的力量无论多大，也仅仅是外因外力。举报如果也患上“网络依赖症”，那么最终势必要变成“网络举报无效症”。
举报越危险，腐败越严峻；举报越无效，贪腐越严重——我们通常面临的就是这样的情形。举报是检举报告，是线索的提供；举报应该是多渠道、多方式、全方位有效高效的。举报是反腐败之义举，对腐败的举报，是公民权利，也是公民责任——就网络而言，我们需要“公民网络”，更需要“网络公民”。网络举报是重要的，但不能仅仅只有网络举报才是快捷高效的。我们的制度保障，就应该让举报不至于患上“网络依赖症”。如果出现第二个汪广赋，那么我希望第二个刘继全通过寻常方式来举报，也同样能顺利地扳倒腐败分子。
很不给力的举报
太阳底下无新事。你举报腐败，结果不是涉嫌腐败的官员被捕，而是你被捕了，或者你没进看守所却“进”了精神病院，这不算新鲜事。
在山西运城市夏县，教育局局长吴东强，因举报而经历了被刑拘、被“抄家”、取保候审、恢复上班的过程。这一出半个月里上演的无妄之灾，缘于他给8位市县领导发了两条短信，举报县长李晋学：一条反映李县长收受粮食局职工集资送给他的20万元，那些职工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财政工资问题；一条反映李晋学为其父亲建别墅。
谁都知道教育局局长是归县长管的，大凡与官员腐败相关的举报，大都是百姓举报官员、下级举报上级。局长吴东强举报县长大人，不是他吃了豹子胆，而实在是他平常被县长骂得怒从中来。这县长是“官二代”出身，转业而成领导，看来作风颇为泼辣。相比之下，这教育局局长在短信上搞的举报，就太不“给力”了，不仅很快暴露了自己，还致使自己被“连根拔起”。
我已经无数次说过：举报腐败，大抵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已经被太多的现实给证明了。但反腐败又绝对离开不了举报，不久前中国足坛反腐败，一批足坛大腕、足协高官进去了，很重要的是有种种关乎贿赂赌球方面的举报线索。
“保护举报人”，这是理论上的也是规定中的，但现实中举报人总是会遭受种种非难，特别是针对权力中人的举报。因为权力具有很大的可动员性，一县之长可以安排召开“三长会议”——当地公安、检察院、法院“一把手”参与，一个“涉嫌诬告陷害”的理由，就可以把举报人“先拘起来再说”。让纪委来保护举报人也有现实的难度。而同级的纪委一般无法监督本级党政一把手，上级的监督往往也难以到位，因为“谁也不希望自己的辖区发生丑事”——这就是反腐败的难处。上网举报，是一个好路径，但网络也不是万能的，“网络依赖症”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比较理想的状态，是上下同心，左右协力，形成检举举报的“谷堆效应”。中国足坛的扫黑反腐，就形成了这样的效应，大量叠加的举报与线索，可谓堆积成山，那么多原本那么牛的足坛高官也如数“进去”了，因此能把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一一拿下——足坛腐败分子原本也成堆了。
所谓“谷堆效应”，是对“谷堆论证”的反动——古希腊哲学家欧布里德提出了著名的诡辩论“谷堆论证”：一粒谷子能不能形成一个谷堆？当然不能。再加一粒呢？还是不能。如此反复递加，谷堆依然是不能成立的，所以谷堆不存在……显然，“谷堆不存在”的结论是错误的。
“一粒谷子”的举报往往不“给力”，成堆谷子的如实举报，情况往往就大不同——夏县教育局局长举报县长的两件事情，其实早已成为“街谈巷议”、尽人皆知，只是其他人“无动于衷”而已。所以，最理想的形态，就是着力改善举报的软硬环境，从而形成举报的“谷堆效应”——这就是说，群众的力量、团结的能量才真正“给力”。人手一张的公众选票，就是很“给力”的，那是同样的道理。
免职为何无用
赵铁锤这把“铁锤”累的。山西临汾王家岭透水矿难，153人被困井下死生未卜之际，河南伊川又发生了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截至2010年4月1日夜我写此稿时，已有12人死难，32人被困井下。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国家煤矿安监局局长赵铁锤立马掉头赶到了河南——这把“铁锤”从“山”砸到“河”，从“西”砸到“南”，不知铁锤局长是否有焦头烂额之感。
伊川矿难事故“问责”倒来得快，次日——4月1日在矿难现场，“洛阳市委市政府现场宣布，伊川县县长吴立刚等相关责任人被免职”。
看到这个消息，你觉得一个“快”字之外，多少感到有点怪怪的。上级这么快就处理“责任人”，多少有点“一怒之下”、明示让下面担责、封堵社会之嘴的意味。如果这么快处理官员就能真正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最终有效抑制矿难发生，那倒是好。可事实呢？基本不是那么回事。王家岭矿难所在地临汾，是全国矿难的典型之地，临汾市委书记一职被官员视为畏途，曾长期空缺；在过去五年里，临汾换了五位市长，这五年间山西也换了四位省长，走马灯似的换领导，大矿难还不是照样发生？
我这样说，并不是反对从严治吏，而是说现有的机制制度无法让官吏真正管事。免了职也没用，换了人也没用。比如你新近看到这样的新闻：山西推进1100个重点项目，振兴产业总投资2230亿；临汾锣鼓大赛4000余人PK，市委书记敲响第一鼓……就知道官员骨子里真正的兴趣爱好在哪里。
这天还看到一个官场新闻，真是哭笑不得。说的是海南万宁市万城镇，有个“包厢书记”，他不喜欢待在自己的办公室，而长期在茶艺馆包厢“办公”，说那地儿“清静”，当然，群众办事就经常找不到这位书记了。这是一种再真实不过的“官场现形记”，让这样的书记“代言”茶艺、麻将、娱乐之类的，效果一定极好。说起来也真是“福地书记”，如果他那儿有煤矿，有矿难，真不知道会是怎样的情景。
近日《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出台试行，其中规定干部引咎辞职和受到责令辞职、免职处理的，两年内不得提拔等等。辞职免职又复出的官员，这些年来实在见得多，于是乎，这回因矿难被“立地免职”的伊川县县长吴立刚、副县长金纯超等一干人马，估计心里很踏实：别说哥们“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一两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嘛！如今只是难过一下下，愁什么愁！
愁的是那些被埋在地底下的矿工建筑工，愁的是他们的家人亲戚。透水事故都五六天过去了，我看央视抽水现场的电视镜头，我为让我大感吃惊的细小缓慢的出水也发愁——那抽水简直就跟撒尿一般，何时是尽头呢……
官场不对头，矿难无尽头。吏治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吏治的虚伪是最大的虚伪，还有，吏治的“虚为”更是最大的“虚为”。
井下发生灾祸根子却在上头
截至4月6日我写此稿时，王家岭矿难已有6人遇难，32人仍未找到。救上来那么多人，这是令人激动的，但是，依然还有那么多人在井底下不知生死，这想起来都让人难遏痛苦与苦痛。我们无法想象，如果那些工人原本是活着的，却终将在绝望的煎熬中渐渐死去，生命如抽丝般被黑暗中的死神剥夺，那是多么残酷多么悲惨的事。
现在算是官方“首次表示将启动问责程序”了，不过也仅仅是抢险救援指挥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指挥部已要求责任单位做好基础资料之类的准备。（2010年4月6日《中国青年报》）
“基础资料”，是啥玩意儿？大抵是见纸见字不见人的名堂，甚至可能是“文字游戏”。
矿井安全，兹事体大。井下发生灾祸，根子却在上头。这“上头”既是实体意义的上边，也是层阶意义的“上边”。
一些矿难发生后，上边在半途就停掉不挖不救，理由是会发生“次生灾害”。家属自己去挖，也被严厉制止；记者则被跟踪，被当成进村的敌人。有位媒体人曾讲述了这样一个事件：2004年，他做过一个报道叫“一个人的矿难”。当时某地有个煤矿发生了一次很小的矿难——遇难一人。因井壁倒塌将他封在井下，但他未受伤，井边有一水管通到地上，他就不停地敲击那水管，在地面可听到清晰敲击声，这声音一共响了七天七夜。矿山“救难队”去了，救护者是分批下井的，一次下去两人，其他人在井口的房子里打牌、休息。每下去两个人，一个小时大约能掘进半米，不紧不慢，过了21天才最终将那个井壁挖通，这矿工已经死了。媒体的力量有时很有限，你报道矿井下遇险仅仅一人，实在难以引起“上头”的重视。那底下如果有101个人被埋，事情可能就不一样了。
井底下1个人如此死亡，意味着地面上101个人未来将可能走向死难的地狱。两者间就是这样残酷的“等式”。
如何让矿工下到地底下之后同样也有生存、生命、生活的尊严？这是一个原本不难的难题。在地底下作业的，不能没有优良机制制度的阳光，否则就永远不可能有什么尊严可言。只要治理体制不改、只要官僚做派不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矿难频发的局面。何况矿难等生产安全事故背后，通常都有腐败存焉。
问责是重要，它是新的制度诞生的前提。问题是“问责”也很可能成为典型的萝卜雕花。如果施行了“将功补过”，因为救上来一百多号人就不再真正追问责任，那结果必然危险至极。我们既需要问责制度的创新，又需要安全制度的创新。只有法律制度跟得上世界最先进的步伐，才有可能让矿难的风险几率降到最低。那么，制度创新的光芒，何时才能真正洞穿厚黑的矿井？
与其诅咒矿井黑暗，不如为矿工点亮一烛。
沦陷才可怕
无一例外，近期发生的以下事件，都与拆迁征地有关：
——峨眉山景区“天下名山”牌坊附近，在一块“被施工”的土地上，警民对抗。民间说法是，村民不满自家土地被强行征用，多人集体自焚抗议；官方说法是，村民点燃汽油袭警而非自焚。
——河北邢台张家营村，隆隆铲车在拆除民居时，村民孟建芬被铲车碾死。民间质疑是“故意碾轧拆迁户”；官方说法则是，死者孟建芬欲爬上铲车，不慎落下，不幸碾死于后轮。
——辽宁大连庄河市海洋社区等地，上千群众到市政府上访，要求分配征地补偿款等，部分群众跪于政府门前，长达半个钟头，但“千人集体下跪求见市长未果”。大连市现已决定：责令孙明辞去庄河市委副书记、市长职务。
群体下跪求情，成了“衙门风景”；阻止铲车拆房，成了“挡车螳臂”；峨眉山百姓就算是“袭警”，那也是试图“保家卫土”。
这些事件，皆为官民对立甚至对抗。背后有着一根巨大而无形的杠杆，撬动着事件一次次发生，杠杆上刻着俩字：暴利。难怪，安徽阜阳某地为了征地拆迁，政府文件甚至都弄出“三胞胎”，同文同题同单位，但内容完全不一样——不同版本不同效用，政府信用如同儿戏。暴利如果仅仅导致儿戏那还算好，可怕的是暴利会导致暴行。
因为有暴利，所以有暴行。这里的“暴利”，有两大分支，其一是开发商拿走的暴利，其二是地方官拿到的暴利。地方官拿到的“暴利”亦可细分：一是卖地暴利，二是政绩暴利，三是腐败暴利。卖地暴利带来政绩暴利，因为卖地的钱很快会转化成巨大的形象工程；而腐败暴利，一则来自各类政绩工程之建设，二则直接来自开发商给的好处费。这方面的案例已经多得数不胜数。暴利杠杆，撬裂地块，撬破社会，撬碎人心，最终导致的只有塌陷。
因为有塌陷，所以有沉陷；因为有沉陷，所以有沦陷。通俗之言，即“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所以沦陷才是最可怕的。
对于个人来说，是“小成功靠聪明，大成功靠德性”；对于地方、对于政府来说，何尝不是这样呢？现在的问题，已不是成功之大小问题，而是“社会地层”会不会塌陷、沉陷、沦陷的问题——这，才是真正的大问题。
深层次原因是怎么形成的
有许多新闻，都会让人忧心忡忡：这，就是社会深层次问题的雏形！
在河南郑州市一个立交桥下，夜宿于此的农民工，干活回来发现被子统统不见了，200多名农民工，200多条被子。原来是被执法队给收走了，人家当然不是偷，而是为了“市容执法”。而对于这些外来打工者来讲，被子，就是家当，就是家。
许多城市，在立交桥下，在一些单位的屋檐下，在车站等公共场所，夜宿着农民工。他们是城市的建设者，干的是苦力活，拿的是低报酬，租不起房子，蜗居也不行，群租被打击，最好就是住在“免费”的立交桥下。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谁不愿意自己有个家？但他们没办法。
看这样的新闻，我想的就是，这是社会深层次问题的表象、雏形，是发生社会深层问题的苗头、成因。一方面，这是“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的现实翻版，这本身就是深层问题。另一方面，城市“行政执法”反复打击的就是这样的弱势群体，这同样是在制造深层问题。
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有些地方，是给夜宿立交桥的农民工送被子的。那么，谁在制造社会深层问题，谁在纾解社会深层问题，泾渭分明。睡在立交桥下，本来已经没有多少尊严了，而今却连那个可怜的被窝也被拿走，你说让人家如何生活得更有尊严？
昨天晚上9点，我正收看凤凰卫视的新闻。我看到了温家宝总理就儿童受袭事件接受凤凰台的采访，他神情凝重地说：政府也高度重视，对于几起凶杀案造成的儿童伤亡，心里感到非常难过，对于他们家庭出现的这种不幸，心里也感到非常的难过。我们除了采取强有力的治安措施之外，我们还要注意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包括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纠纷，加强基层的调解作用，这些工作我们都在努力去做。我想一个和谐、安全的环境，不仅要给孩子们，而且应该给每一个人，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国务院总理直面深层原因，直面社会矛盾。如果只发生一起，可能不是社会问题，而连续发生类似的事件，就必然是社会问题，社会深层问题。
冰冻三尺，其寒深矣，久矣。任何社会深层原因、深层问题，都是长期累积的结果。贫富非常悬殊、社会不公不义，这样的深层问题，绝不是一天就形成的。就现象来说，底层崩塌、上层腐败，是两大几成顽疾的社会深层问题。而底层崩塌，往往原因不在底层，而在上头。个体守不住底线，是社会没能守住底线、权力没有守住底线的延续。比如最近震惊国人的河南赵作海冤案，就是一起典型的司法没有守住正义底线所导致的反正义案件。此赵作海不会报复社会，那么彼“赵作海”呢？
两会后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说：我们国家的发展不仅要搞好经济建设，而且要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这三者不可偏废。而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我认为，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温总理清晰地看到了社会公平正义的深层问题。
而一些地方的“太平官”，却不敢、不愿去看去想什么深层社会问题。不敢正视社会深层问题，这才是最大的深层问题。
靠权力和垄断生存必成怪兽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的鸿篇巨制《红轮》，有个细节是这样的：“有两个士兵好像已经在商店门口站了好几个小时了，他们不许其他士兵过去，却给军官让出了一条道来，又进去一个他们认识的军官……”《红轮》这部近千万字的小说，中文版第一卷刚刚出版，我想到其中这么个微小的细节，是因为一个不算大的新闻：
在广东梅州，耗时两年整顿木材加工业，蕉岭县118家无证锯木厂被关闭，10多家原证件齐全的锯木厂也被叫停，以招投标方式重新确定了五家新锯木厂……锯木厂老板质疑自己证件齐全被关闭，认为政府在搞垄断。（2010年6月15日《南方农村报》）
对这些中小企业的正常整治，应该是让无证的变有证，让不规范的变规范。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办这种木材加工企业，应该由市场来优胜劣汰，从而使资源得到最优化的配置。但现在情况不是这样的，地方政府直接插手企业的“生死存亡”，你即使原本证照齐全，如今我想叫你结束你就得结束，要让你完蛋你照样得完蛋。这就是行政权力的威力。
在“大政府、小社会”的形态下，政府喜欢什么都抓、什么都管。学者余晖说得好：“政府本来就不该做这样的限制。控制盗伐，才是政府的监管责任。怎么能牺牲企业的权利来解决政府监管不力带来的问题呢？”
当然，政府自有一套内在逻辑，那就是“政府管理才是好的”，“市长之手才真正有效”。他们提出的理想目标当然也很美好，比如梅州铁腕整顿木材加工业，“旨在推动‘生态梅州，绿色崛起’”；在具体操作中，也施行通行的“招投标”竞争法。而最终大抵是“播下龙种、收获跳蚤”，因为其依靠的就是权力与垄断。这已有太多的实证：比如日前媒体揭露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在有些地方弄成了“药品集中垄断采购”，导致少数企业垄断药品市场，“同药同价”变成“同药同高价”，招标暴利垄断，病患百姓买单；比如一些政府单位进行的政府采购，定点采购单位的要价反而更高，大大增加财务负担，已然变“分散腐败”为“集中腐败”、变“个体腐败”为“垄断腐败”……
垄断最喜欢与权力媾和，权力则很喜爱为垄断护航。这两者同穿一条裤，是因为两者能够达成“利益共赢”。但是，依靠权力和垄断生存的，必然成为怪兽，因为这背后就是“政商勾兑寻租”。“政商勾兑寻租”是评论家、《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之语，概括得既形象，又到位。各种垄断企业，无一例外地以公权力为靠山和保护伞，从而形成“特殊利益集团”，肆无忌惮地赚取超额利润，寻求巨额的非法资本回报。
木材资源尽管不像煤矿石油那样有分量，但在缺煤矿、缺石油的地方，那也是很宝贵的东西了。总之，哪里都能找到资源、资本、权力的“垄断三结合”——如此这般，其结果必然就是“不许士兵过去，只给军官让道”的状况。
责任的迷雾
大雨洪水，便道冲毁，无路可走，寻找“捷径”——攀越铁路高架桥，结果造成悲惨的火车撞人事故，9死4伤。这事发生在大秦铁路秦皇岛迷雾高架桥路段。
这是一个迷雾般的事故。2012年8月5日《新京报》的长篇报道，试图解开其中的种种迷雾：迷雾高架桥东西走向，桥面有两条铁轨，桥的两侧设有岗亭；多个幸存的村民告诉记者，走上铁路护坡，见到了岗亭，“门锁着，没有人”，在没有遭到任何阻拦的情况下，他们轻松地上到了高架桥……
这无人值守的岗亭设起来干吗用的呢？为什么会无人值守呢？是一直没人值守还是临时性没人值守呢？是原本有人值守这回脱岗了没人值守呢，还是本来就是摆设呢……不知道，一团迷雾。
当时东头来了一列火车，突然由西往东又一列煤车驶来，“没有鸣笛，没有减速”，让人“防不胜防”，惨剧就发生了。为什么“没有鸣笛，没有减速”呢？撞的如果不是人而是木头石头，那不就颠覆了？反正我看不懂。
公路交通事故发生之后，机动车和路人之间的责任关系，有交警作为公权力也作为第三方介入调查和认定，会弄个水落石出；铁路上火车撞死人，是什么样的第三方来介入调查呢？过去的“老规矩”，火车撞死人不赔，或近乎不赔偿，这回又将继续吧？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责任迷雾？
出事故地点近旁的迷雾河，本来有一座迷雾河大桥，是原先的必经之地，可偏偏这迷雾大桥成了危桥，今年上半年，这危桥被推倒重建了，可是，一直到8月3日事故发生，迷雾大桥仅浇筑起几个水泥墩。正是缺了这大桥，得走便道。那这迷雾大桥究竟用了几年，就成了危桥了？这些年来，中国出现这样的危桥、烂桥着实也太多了，这背后有没有责任的迷雾呢？
大桥没有建起来，便道也被冲毁了，为什么没有建一个临时性的立交通道？官方的介绍中曾说，“太原铁路局大同到秦皇岛铁路线，实现全线全栅栏封闭，所有平交道口实现立交化，成为一条真正的平安铁路线”，这“立交化”就不能“临时”一下吗？这下“平安”的牛皮吹破了吧？
在这个夺命九条的悲惨事故后面，有成串的“事故链”，最后所有与人有关的原因都会“人间蒸发”，而将所有的责任推给那一场雨吗？那场雨，先在7月下旬下在北京，将偌大一个京城弄得狼狈不堪、不堪狼狈，致死人数比这次事故多多了，最后也只能把责任归到“雨太大”的头上。
好的，这样的责任雾团是无法解开的。那么，不久的将来再下一场类似的雨，会造成什么惨剧、会如何夺命呢？
8月1日至2日，温总理到河南洛阳、湖北荆州等地考察防汛抗灾工作，说到目前许多城市对防洪、给排水地下管网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重视不够，必须深刻汲取教训，提高城市防洪排涝能力……总理的话，要出得了中南海啊，千万不可像城市雨洪一样，流不下去。
小灾不救必成大灾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曝光：四川绵阳三台县违规将国家下拨的9000万灾后重建款，拨给政府所属企业宏达公司增其注册资本金，而该公司又将其中8000万拨给下属房地产开发企业。宏达公司去年利润1个亿。
这属于一地的“政府行为”。另外爆出的则是官员“个人行为”——近来四川有多个官员被查：绵阳市副市长廖明、乐山市常务副市长夏代荣、广元市副市长吴连奇，因涉嫌严重违纪“进去了”。而在地震重灾区汶川，则有县政协副主席向世茂、财政局局长古明、国土局局长唐作斌三名官员，疑涉重建中资金问题而被检察院带走调查，至今未归。
别说开动脑筋，就是开动脚指头想一下，都不难明白：哪里有权，哪里有钱，哪里就可能产生腐败。相比于官员个人的腐败行为，一些地方政府的违法违规行为问题更为严重。将9000万灾后重建款如此“挪用”，倒腾给开发商开发房地产，可谓是典型的官商结合。这真是权力无往而不胜的时代。
这个事情的直接后果，就是严重伤害公众的慈善之心、帮扶之意。该新闻被顶起次数最多、达上万次的网友跟帖是：“心死了，身累了，我先睡了。”落实不好的援建、重建，简直如另一场无形的“震灾”。只是其震动的是人心。爱心睡去，唤醒不易；爱心若死，唤醒更难。
官员腐败、政府违规，这样的“灾难灾害”，更需“防灾救灾”。小灾不救，必成大灾——这政府之“灾”如果不抗不救，那是可能酿成“灭顶之灾”的。如何救？你总不能让那些违法乱纪的贪官涎着脸在台上“开处方”，那不过是寄生虫给寄主开药方，即使他信誓旦旦地说“吃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你能信否？
决不能“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蜀道难”，真是难如上青天啊！这是非常不幸的消息：2013年4月22日下午，一名女志愿者向芦山震区运送救灾物资时，被坠石砸中，抢救无效，不幸去世。让我们记住她的名字——汪策，32岁，就职于某药业集团，籍贯贵州。与她同行的两名同伴同时受伤，还在抢救。
若把芦山地震灾区称为前线，那么，汪策是一个牺牲在前线的女战士。她的名字，应该刻上中国志愿者史。志愿者的光辉历史，是千千万万生龙活虎的志愿者书写的，更是在志愿行动中不幸殉职的“大写的人”书写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这是我们要艰难面对的残酷现实。
汪策牺牲之时，震区生命救援的黄金72小时尚未过去。前方的救灾救援依然吃紧。而在这一天，“后方”传来的一则消息是：江苏泰州有个工业园区的管委会主任被免职了，他叫张爱华，是此前在豪华宴请的现场，被群众围堵后当众下跪认错、哀求“放过我”的主儿。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这是决不允许的。李克强总理在抗震帐篷里吃的早餐，也是一碗稀饭就咸菜。而泰州工业园区管委会的人员包厢内超标准接待，高档白酒、香烟以及价格不菲的河豚等菜肴堆满餐桌。两桌宴席，耗资5430元，都超过半万人民币了。在中央出台“八项规定”的风口浪尖上，如此“顶风作案”、“顶风吃喝”，真是太牛了。
那么，这些日子里，在别的地方，靡费公款、大吃大喝的，恐怕也不会销声匿迹。公款来自纳税人，纳税人一定会同意政府把更多的钱拨付到地震灾区，而不愿让它变成山珍海味，进入腐败、亚腐败者的肚子。
远离地震的“后方”很平静很安宁，生在福中要知福；没完没了的大吃大喝，损毁的不仅是自己的胃，还有政府的公信力。公信力的丧失，后果可想而知——就像中国红十字会那样，公众不信任你，你注定就得不到足够的捐款；而更可悲的是，你说的话大家都不愿相信，有网友极而言之：“红十字会的话连标点符号都不能信。”这，多么悲催！
这天，都市快报记者从震区宝兴县发来一个温暖的报道，说的是灾区小镇的人们自救救他的故事——在一家子的主导下，他们搭建帐篷，提供食宿，帮助受灾群众，为救援战士熬制“大锅粥”……在他们身上、在他们心中，闪烁着平凡人家人情人性最本质的光芒。震区的百姓那么阳光，后方有的官员却那么猥琐；这个“下跪之官”张爱华，“爱华”已是假话，“爱民”也是空话。
把自家的吃成大家的，把公家的吃成自家的——这两者之间，你该选择什么？
请享受无法回避的痛苦
我第一次直接跟红十字会打交道，是汶川地震时我首先跑到红十字会捐款，然后再到慈善总会捐款。作为捐赠者，我们当然是很单纯的，哪里会去想什么慈善组织的“灰色世界”。
《南方周末》以“‘中国特色’的红十字会”为题，深刻揭示：在中国，红十字会已经异化为这样一种组织——它与权力体系走得太近，又与商业世界结交甚欢；几乎让人们忘了它作为民间组织的中立、独立的人道主义初衷。20岁女孩郭美美的网络炫富之举，将中国红十字会拉进了一个巨大的舆论漩涡中心，一场质疑的风暴，从商业系统红十字会与多家公司的勾连，逐渐演化为对红十字会这一官办慈善组织本身的反思……
爱心慈善是两个层面的事：一是对个人而言，慈善是一种人性美和人性本善；慈善是一种生活方式，拥有这种生活方式，跟您拥有其他生活方式大抵相类。二是对组织而言，慈善是一种民间团体，是通过组织化而让“散装的慈善”集约化，从而更好地发挥慈善的功效。
然则，中国历来是“官办一切”、“官管一切”，这就有了“官办慈善”的历史传统，形成了慈善组织官方化的局面。“什么都管，什么都管不好”，这是历史的原因，这是体制的原因。“中国特色”红十字会，每年得到官方近3亿元补贴，即如是而来。
这回郭美美事件为何会被迅速放大？那是因为“仇富”与“仇官”两股社会情绪在这里交织，集中爆发。郭美美炫富，导致“仇富”；红十字会嘴硬，带来“仇官”。
2011年6月27日，我在微博上写下这样的话：郭美美Baby连发三微博，“深表歉意”。之前浏览了郭美女的全部微博，感觉：1.这是一个年轻的美女，幸福感极强，大抵属于美貌生财之类；2.貌美但是少根筋，说重一点称“貌美脑残”亦可，所以编制“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之类的名头；3.她跟红十字会没多大干系，但公众确实仇官，红十被仇，正常。
其时作这个判断，是基于一个常识：郭美美的“发家”、“豪富”，若是直接来自中国红十字会、且属腐败范畴，那她就不会也不可能在微博上如此张扬；即使脑残到上微博张扬，那么给她输送利益的“红”方人员也会立刻予以制止。所以，郭美美不会是“慈善直接腐败”的“直接举报信”，而是一个很“间接”的人士。
撇开具体的郭美美事件不说，官方色彩的慈善组织，其工作不到位，人们屡有领教。早些年，我曾响应一慈善组织的号召，捐赠5000元为贫困学校建立爱心书库，没想到钱汇去了，没有得到任何回音回应，连个收据都没，我只有尴尬地笑。
然而，我并不因此对中国的慈善事业失去信心。进步、成熟，毕竟需要付出代价，需要一个过程。这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而言，都是无法回避的痛苦。“请享受无法回避的痛苦”，尽管这句话并非哈佛大学的所谓“训言”，可是依然对我有所教益。因为，痛苦让快乐光辉！
慈善中人就是快乐中人。广义的慈善就是爱心的自然流露。元朝剧作家郑德辉有句名言曰：“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就是另一种广义的慈与善。2011年7月2日，杭州滨江一小区有位两岁女童突然从10楼坠落，途经此地的阿里巴巴员工吴菊萍奋不顾身冲上前，用双手接住孩子，致使自己左手粉碎性骨折……这位“最美妈妈”的爱与善，比我的一点捐赠强太多了。
高尔基说过一句话，迄今并未过时：“人们喜爱善，珍惜善，向往善，并且总是期待着有朝一日善会降临，去抚慰、去照亮严酷的、黑暗的生活。”
如果盐都不咸了……
什么东西最伤不起？慈善是其中之一。
“郭美美事件”之后，深圳市红十字会、佛山市红十字会收到的社会捐款几乎为“零”。估计其他地方的红十字会也“很受伤”。一段时间里，红十字会接受社会主动捐赠的数量，必定会进入一个低潮。要想恢复常态，那么必须重建信用，让公众回归基本的信任，恢复基本的信心。
红十字会得到的是“零捐赠”，这是一个苦涩的笑话；这仿佛吃的盐都不咸了。如果连盐都失掉了咸味，那还有什么会是咸的呢，还有什么能使它再咸呢？它将毫无用处，只好抛在外面，任人践踏。一个慈善组织，没有得到捐赠，不就是失去咸味的盐吗？
对于导火线“郭美美事件”，名嘴李承鹏说得好：“郭美美其实讲的不是一个二百五式的炫富女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国家信用破产的故事。”“信用破产”意味着什么？没人相信你的公信力，没人肯通过你这个组织捐赠了。
事实证明，中国红十字总会的危机公关能力是非常差的，他们一直官腔官调，身段一点也不柔软，对于最终导致如此之后果，他们自己要负主要责任。
我早就期盼有媒体好好采访郭美美母女——因为她们俩不出来“现身说法”，公众就永远心存疑虑。很奇怪，媒体一直没有采访这么重要的当事人，直到写这篇文章的2011年8月3日夜晚，才终于见到学者郎咸平独家专访郭美美母女（宁夏卫视昨日播出）。
通过郎教授的节目，郭美美澄清：自己的干爸是深圳一名叫王军的地产商人，并非网上流传的红十字会内部的王军，商人王军为中红博爱公司挂名董事长；郭美美母亲郭登峰则说，自家很早之前就有几百万资产，女儿所花的钱绝不是中红博爱提供。在谈到这一个多月来因红十字会风波造成的负面影响时，郭美美眼圈发红，说在来北京之前，自己并没有多奢侈，来京之后开始接触社会人士，才开始变得爱慕虚荣……
解铃还须系铃人，郭美美母女现身说法很重要，这个道理红十字总会就不明白吗？
反思一下，一个郭美美为什么把你一个红十字会搞得灰头土脸，从而形成巨大的舆论事件？不就是因为仇富和仇官两股情绪被同时激发出来、交织在一起么？而对于公众来讲，仇富的本质是仇不公、仇贫富悬殊；仇官的本质，则是仇腐败、仇暗箱操作。在网友眼中，郭美美所代表的暴富、红十字会所呈现的官场，无疑都是可恨可恶的，何况公众捐赠的是自己的血汗钱，岂容被腐败所糟蹋？
如今，红十字总会开始建设“捐赠信息发布平台”，公开善款的捐赠和使用情况，这是重建信任的很重要的第一步。
而郎咸平教授专访郭美美母女，让她们说明真实情况，这可看成是帮助红十字总会迈出重建信任的第二步。
面对公众的“不捐赠”，我很担心的是红十字会的无所谓心态。钱款捐来是多还是少，如果他们“一脸无所谓”，那是很倒灶的。那可谓另一种权力傲慢。我一直很忧虑，一切事件的背后，都有越来越厉害的权力强化与硬化。我们的社会管理如果依然不是向社会、向民间放权，照旧是用权力来掌控、来统管，那么效果、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权力要软化不要硬化——越来越强化的权力，最后必然是硬化，仿佛是肝硬化，它的生机就停了，它的机能就死了。公权力要重建公信力，还真不是那么简单的。
“人要有两颗心，一颗向上，一颗向善。”慈善组织更应如此。盐一定是要咸的；善款一定要得到善待善用——如此如此，才能说善哉善哉。
血酬定律？
时常闹血荒，此起彼伏。“患者要手术，亲人先献血”，这还算好的；麻烦的是，医院“没血”，要病人家属“自筹”——也就是花钱买血去。
从“有偿卖血”到“无偿献血”，本质上是文明社会的巨大进步。但是，法律和制度走在了时代前面，把相对落后的社会观念拖得气喘吁吁。总体而言，就是献血量赶不上用血量，血库时常告急。不久前央视报道说，法国科学家成功培养出红细胞，注入患者体内后运行正常，这意味着未来有望用人造血取代人工献血——可这样的好消息，毕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为解燃眉之急，目前很需要由各单位进行有组织的宣传发动。
在此，我想“移用”一下著名学者吴思先生“血酬定律”的概念，问一声：是不是回到“献血”就要有“报酬”的境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的“血荒”问题？所谓“血酬”，即流血拼命所得的酬报，体现了生命延续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是反映历史的概念。可是，在现代的今天，显然已不可能回到“卖血有酬”的时代，必须坚定地打破那样的“血酬定律”。
当今的血荒，原因显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没有最广泛地激发公众的献血积极性。献血属于公益事业，而今公益事业偏偏屡屡遭到质疑。比如众所周知的“郭美美事件”之后，公众对公益捐款的热情一落千丈。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曾用“三天毁掉一百年”来形容。一个官办公益事业的组织，公信力脆弱到此等地步，你说在最根本上要怪谁？
信任，是一切公益事业的前提与基础。有信任，才能让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或敞开心扉说话，或戳开血管献血——你说是不是？我们普通百姓，毕竟还没有达到“献血大王”郭明义的境界。我非常敬佩鞍钢劳模郭明义，他坚持献血二十多年，迄今累计献血6万多毫升，相当于身体全部血液量的10倍多。郭明义还先后资助180多名特困生，而他自己家中却几乎一贫如洗。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上播放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中，一身工装的郭明义，以朴素的语言表达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幸福观：“给人温暖就是给自己幸福！”郭明义所处的世界，是一个相互间完全信任的世界。
没错，信任了，才能把钱捐出去，才能把血献出去。信任是增强社会资本、丰富社会资源、打开人类美好生活的基本路径。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社会资本》一文中，引述了一个退休的黑手党头目的回忆：当他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有一次他的父亲，一名黑手党人，叫他爬上一堵墙，然后让他跳下来，答应说会接住他。结果是跌得嘴啃泥。他父亲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他明白一个“道理”：你必须学会不信任别人，连你的爹娘也别信任。
这就是黑手党的行事规则，他们的制度文化。在黑手党“根据地”西西里，普遍流行的“社会定律”是：“趁每一个机会利用你家庭直系亲属以外的人，否则他们就会先利用你。”对这些“非正式规则”，福山指出，它仅仅适用于小圈子，显然无助于社会合作。其“信任半径”是非常狭小的，从而不利于更大范围的人际信任，因此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社会资本，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只会起负面作用。所以，“南意大利是西欧最穷的地方之一，而且向来是意大利政界腐败瘟疫的来源”。这区别于经济资本的社会资本，大抵属于文化与制度范畴，而“信任”恰恰就是不折不扣的社会文化心理。不信任，无献血。
水管里流着的终究是水，血管里流淌的毕竟是血。用“把血都献给你”的信任，让那“血酬定律”走开！
融媒体时代的反腐
继陕西笑脸“表哥”杨达才落马之后，广州番禺区城管局的“房叔”蔡彬也终于“沦陷”了。经立案查明，这个城管局的政委共有房子22套，比网传的21套还多一套，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房叔”；同时，他儿子为澳洲籍一事也被查实。现在“房叔”蔡彬已被纪委“双规”了。
现已初步查明，坐拥22套房的蔡彬，在担任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分局副局长、番禺城管综合执法局局长及政委期间，有着“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贿赂等重大违纪问题。
估计在此刻，这“表哥”也好，“房叔”也罢，都对“网络曝光”恨得牙痒痒。确实，网友曝光的网帖，成了反腐的利器——当今毕竟是一个自媒体、全媒体、融媒体的时代，网络、报纸、广播、电视等等媒介载体，实现了“资源通融、内容兼融、传播互融”的形态，在“融媒体”语境下，反腐很能形成合力。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针对网友发布的信息源，当地纪委迅速介入对“房叔”的核查——只要动真格去查，查不出腐败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公开、曝光、晒太阳，确实是一剂见效明显的反腐防腐剂。“房叔”蔡彬案，再次让公众高度关注“官员家庭财产申报”一事。其实“申报”不是问题，“公开”才是问题。蔡彬房产数量，一直是向组织申报的，这种内部运行的向上级“填表申报”，大抵就像认认真真走过场，有哪个是通过这种“自我申报”而被查出腐败的？所以，要想反腐防腐，光有内部“封闭的循环”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向公众公开财产与收入，才真正具有“被监督”的意味。
这天有报道说，自2010年1月至2011年底，全国共有83195名党员干部主动上交钱券等共计7.71亿元，另有查处违纪金额3.9亿多元，处理违纪党员干部3578人。冰山一角，也能看到腐败的庞大。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第22次会议上，中纪委贺国强书记表示，对腐败分子不管涉及谁，坚决查处，决不姑息、决不手软，决不让任何腐败分子逃脱党纪国法的惩处。这三个“决不”很好，很得人心，困难就在于：如何才能像网友曝光那样发现这一个个腐败嫌疑人？
腐败分子，是一个最不可能自首的群体，善良的公众是不能指望他们突然有一天“良心发现”，自己跑去自首交代的。从惩处腐败的角度看，“决不姑息、决不手软”就是必然的选项。可现实往往很奇怪，统计表明，广州中院2008年至2010年三年审理的贪污受贿一审案件中，每年的自首率都在六成左右——也就是说，有60%的贪污受贿者，是“自首”的干活。“房叔”蔡彬属于广州的，此刻他大概也开始期待中院认定他是“自首”了吧？
这种“轻刑化”的做法，实在是可以让贪官们没有“后顾之忧”的——跑在贪腐的路上“争先”而不“恐后”。而对涉贪分子如“房叔”蔡彬之类，只等网友的“偶然发现”“偶然曝光”，不正是一种事前的“轻刑化”么？由此看来，“融媒体”时代的反腐，太需要形成一种“撬动地球”的合力，从制度的顶层设计上真正能够防住贪腐。
毕竟，“不贪”是最好的，“不敢贪”也是挺好的。
得瑟的效用
在海南三亚，一个网名为“雨美人o”的年轻女子，在微博晒出图文，描摹了她的“幸福时光”——假如央视把话筒递到她面前，那一定能够获得“完美答案”：她与当公安的“老公”一起，乘警车吃饭、泡温泉，出没KTV、麻将馆，甚至曾往台湾旅游，等等。这光景所展示的，一个字：爽；两个字：很爽；三个字：爽呆了；一串字：爽爽爽爽爽爽爽……
当她在微博上“得瑟”，弄得高潮迭起的时候，有网友发布微博，一句“忒夸张了，是不是公车私用”，四两拨千斤地将那“幸福的高潮”撬翻在地。有关微博立马删除了，三亚警方很快组成由纪委牵头的联合调查组展开调查，表示一旦查明确实存在违纪违规问题，将“不隐瞒、不袒护、不姑息”。
涉嫌的警员目前已接受纪检部门问询，他对警车私用的行为予以否认，说与发微博女子并非男女朋友关系，“女子之所以在微博中晒公安男友，只是为了气气前男友”。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这事儿的“罗生门”还有待解开，两男一女之间的关系有待弄清。设若此事不属实，那么对这女博主要批评一番，建议她凭借强大的虚构能力今后写小说去；设若警员真有违纪违规甚至违法，那可是验证了“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常识了。
是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堡垒最容易被美女从内部攻破，堡垒最容易被最亲密的美女从内部攻破。自打那什么“美美”在微博上炫耀得瑟、闯了大祸之后，不时还有头发长见识短、脸蛋靓脑子残的美女上微博得瑟。得瑟，有另一番快感呐，这种“人前快感”，还真不是“人后快感”所能比拟的；而公众更“喜闻乐见”其具备反腐的功能——成为从内部攻破堡垒的“暗器”。
想从外部攻破腐败堡垒，难度总是大很多。比如不久前落马的深圳市原副市长梁道行，早在10年前他当南山区区委书记的时候，就被下属的宣传部长文玄写了标语——“梁不正，道不平，行不端”，这标语真是很有水平的，当时出现在南山区委大楼停车库的墙壁上，反腐败的特色很明显。当然，停车库的墙壁不如互联网影响大，堡垒在那时没能被来自外部的力量所攻破。盾强矛弱，结果反而是文玄吃了“严重警告”，还被免去了部长职务。面对如此结局，估计很多人都会感叹：如果能够有个“里应外合”，那多好！
今天来看，反腐防腐，无论如何还是很需要那种大模大样的公开的得瑟的；即使是反“亚腐败”，同样也需要出现这样的得瑟。设若各位贪官的配偶都这么公开得瑟，把躲在家里的“独乐乐”变成“众乐乐”，那多好！在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尚未实行之前，这不是公开与半公开么？至少是“财产公开”的补充或预演哦！
人的濒危
何为珍稀，如何保护？植物有珍稀植物，动物有珍稀动物，文物有珍稀文物，人物也有珍稀人物。珍稀的植物、动物、文物，都要靠人来保护；保护不好，就是濒危。对于植物、动物、文物是否珍稀，通常不难辨别认定，而对于“人物”珍稀与否，却往往看走眼，这问题就出在人身上。在山东青岛，植物保护者跋山涉水发现记录了20多种珍稀濒危植物，为了唤起民众的保护意识，通过媒体公布了濒危植物分布区域。没想到，不少人按图索骥去采摘，保护变成了破坏。青岛百合、野生猕猴桃、刺楸、又名“崂山参”的桔梗，都被村民滥采，后两者成了农家宴里的野菜，快要被吃绝了！
植物濒危的背后，是人的濒危。所有的环境问题，本质上都是人的问题。人的堕落，施之于自然环境，是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人的没落，施之于社会环境，是社会环境的严重毁坏。而这样的环境反作用于人，人就成了危险的人。
人的问题，越来越变成问题。人如果不对，社会环境怎么可能对？社会环境如果不对，自然环境怎么可能对？一切问题的生成，都应看看由人构成的社会环境、由人养成的人文环境、由人造成的制度环境。多年来，江西的那个“气功大师”王林，就被各路人马看成是“珍稀人物”，盲目崇拜。到现在，当地官方大概算是睡醒了，开始“问责王林”。有人概括了王林涉嫌的“七宗罪”——非法行医、重婚、诈骗、偷税、行贿、赌博、非法持有枪支，但跑到了香港的王林会不会继续“逍遥法外”是个问题。想想吧，这么多年来，王林骗取、盗采了多少珍稀或不珍稀的东西？围绕着王林，又是构成了何等邪门的一个无形环境？
官场作风、做派的不对头，会直接影响凡人百姓：官场爱弄虚，百姓能作假；官员爱攫取，民众也侵占；官家若放火，百姓会烧灰。这就是你行我效，一环扣一环。至于珍稀植物被滥采、珍稀动物被捕猎，最终不知有多少落进了权力中人的嘴里。
社会环境、人文环境、制度环境不改良、不优化，是最为可怕的。人的堕落，已不仅仅是“路边野花被乱采”的问题了。在上海，最近出了个轰动全国的“法官集体嫖娼案”，上海方面“快刀斩乱麻”，给予有关法官双开、拘留等处分处理。这起案件背后可能涉及的腐败问题，却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的意味。有关方面认定这只是“少数几个干部腐化堕落的案件”，网友自然会担心：这“少数几个干部”，是不是成了“珍稀动物”，通过保护他们而保护更多的人？
错误的保护，有多可怕！高官是一类保护动物、贪官是二类保护动物——如此的“官官相护”，结果会是什么？保护腐败、保护贪官、保护形象、保护政绩、保护GDP、保护污染企业……这个很具体的逻辑链条，早已被一些地方变成了现实。如此“保护”，如果持续下去，不就是社会的“濒危”、环境的“濒危”、人的“濒危”吗？
还是那句老话：人对了，环境才对，世界才对。
蠢得让你无地自容
几年前，我起先是在著名出版家刘瑞琳女士的微博上看到济南老火车站的有关讯息的：“我1986年来到济南，直到1992年，都是从这个火车站进出济南的。拆后不久我上火车才知道，诧异，愤怒，无奈。那时没有畅通的信息管道，如果今天，也许拆不了。尽管还在不断拆，但面对这么美丽的建筑，也许推土机下不了手。”
看那微博转发的济南老火车站的彩色照片，真是美得惊心动魄。当时我在心里说：哪天想起了、后悔了，要重建、鼓捣假文物了。两年多时光过去，如今从“泉城”济南传来消息：当地将投资15亿元修建济南火车站北广场，其中包括复建21年前拆除的老火车站以及行包房。唉，这就是历史与现实，真是蠢得让你无地自容。
今天我们还对百年前德国人在青岛修建的下水道津津乐道。同样是百年前，德国人建设胶济铁路（他们称“山东铁路”），美丽的济南老火车站，由德国著名建筑师赫尔曼·弗舍尔设计，在1908年建成，是一座典型的德式车站建筑。百年过去，文物生成，尽管韶华已老，却是价值倍增，甚至变成独一无二的无价之宝。
可是，到了1992年，济南铁路局为了扩大站场，把它给拆了！没文化，真可怕。当时有官员甚至说那钟楼的穹顶“像希特勒军队的钢盔”！尽管有不少专家、学者和百姓都反对拆除老火车站，但权力横扫一切，三下五除二，拆了。
“文化败家子”实在太多。京城文化遗存更多，拆毁也更多。因为“妨碍”了现代化的城建，北京西城区砖塔胡同西头的84号院的“鲁迅故居”，是鲁迅创作《祝福》的地方，拆！北京东城区北总布胡同24号院内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不顾人家是以保护文物著名的建筑学家，拆！中国的推卸责任者，几乎都是语言大师，往往会说成是“维修性拆除”，堪比那著名的“临时性强奸”。
与建国初的大拆文化遗存不同，现在进入了“大拆”、“大建”并存的年代，开始“大建”假古董。京城搞得最闹猛，其中的大手笔是按照原来的建筑形制，“恢复六大建国后被拆毁城楼”。
历史的笑话，现实的无奈。文物是不可再生的，若是毁坏，无法恢复。现在所恢复的无非是个“标志”，不是原来的文物。济南官方称，复建后的老火车站将“原汁原味”展现在市民面前——这就是个笑话，哪有什么“原汁原味”，只有弄虚作假搞惯了的人，才会看到假货也厚着脸皮说“原汁原味”。也好，至少也是个“拆真造假”的标志性建筑。
如此大拆大建，是为了GDP，为了政绩，为了形象工程，同时也为了工程背后的种种利益，包括寻租腐败。
这都是权力横行的结果，只要权力不得到制衡，这种大拆文化遗存、大建仿古假古董的行为，必将不断上演。
从波士顿爆炸案看危机管理和处置
恐怖主义永远是人类大敌！2013年4月15日，美国波士顿马拉松赛终点现场连续发生两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3人死亡、176人受伤，死者中有一个8岁男孩，来自中国沈阳的女留学生吕令子也不幸遇难，当时她与同学一道看马拉松比赛；重伤者中也有一名中国女留学生。
波士顿爆炸案后，各网站、电视台滚动直播，没有宣传禁令；警方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反应快捷信息透明，因而也就没有谣言和恐慌；有关方面短时间里迅速屏蔽了全城手机信号，以防用电话再引爆炸弹，帐篷医院也在现场立刻建立；总统奥巴马当天第一时间发表讲话，誓言将凶手绳之以法，第二天再次发表全国声明，明确将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国会大厦降半旗悼念爆炸案死难者；谷歌网站开通寻人网页，有民众呼吁为受影响的外地外国参赛者提供住宿，瞬间上千人留下联络方式，有马拉松选手直奔医院献血——面对重大公共危机，政府、媒体、企业、公民全方位良性互动。
公共危机，有的属于实体危机，有的属于信誉危机，有的两者兼而有之。恐怖袭击事件首先当属实体危机，这样的实体危机如果管理、处置不当，必然会带来政府甚至国家的信誉危机。波士顿爆炸案发生后，美国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反应迅速，处置迅速、管理得当，硬的实体危机和软的信誉危机这“软硬”两方面都处置应对得很好。
面对公共事件，政府要努力避免危机进一步激化。
2013年春天，H7N9禽流感入侵中国，十年前“非典”导致的公共危机，影影绰绰再现。公共卫生事件出现危机化，一时带来舆情激荡。4月2日我在微博上感慨：“上海病死的2人，发病在3月份的两会期间，一直拖到现在才公布，真是中国特色的疫情发布啊！”对于信息公布的迟滞，上海方面解释说“检测需要时间”，但没有多少人相信此话。“越透明，越安全；越及时，越信服”这样的基本道理，官方总是习惯性地弃如敝屣。
网友这段概括，可见民意现实：“十年前非典，十年后禽流感。十年前珠三角，十年后长三角。十年前拖延，十年后仍然拖延。十年前瞒报，十年后继续瞒报。十年前板蓝根，十年后还是板蓝根。十年前专家胡扯，十年后专家又在胡扯。十年来一切照旧，没有改变，没有任何改变。转了一圈，回到原点，我们像驴，笨到哀伤。”
新闻里的舆情现实，和舆情中的民意现实，可谓是“无情的现实”。4月7日，河南三门峡市陕县的政协主席、县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副县长、住建局局长、旅游局局长、司机6人车祸身亡。他们一行七人4月4日前往福建武夷山考察“印象大红袍”项目，清明节外出“公干”，还不幸丢了性命，这不仅没有引起网友的同情，反而引起网上狂欢，比如：“死了活该，该休息不休息，该干活不干活，早死早超生。”著名微博“@段郎说事”这样评说这个事：“可见近些年来干群关系糟糕到何种地步！须知，如果一个党政干部从骨子里忘却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之理念，置人民利益于不顾，为所欲为，则最终难免被人民所抛弃，乃至影响整个干部群体。”
政府的形象危机，有时是官员个人形象危机所带来的。重庆雷政富、“表叔”杨达才都是如此。此间出了个“红豆局长”，他是河北沧县环保局局长邓连军，引发舆情一片嬉笑怒骂，成为“以前的土匪在深山，现在的土匪在机关”的现实明证。
权力自大、小看网络、低估民意、恣意妄为，在今天的确行不通了！政府对于公共危机的管理和处置，确实应该向经验丰富的美国学习，正确处理好实体“硬危机”，避免导致带来声誉“软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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