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风霁月有多难？雨过天晴、万物明净，在自然界是常见的；胸襟开阔、心地坦荡的人当然也不少。可是，这人一旦变成权力在握的那部分群体，形势就大不一样了。你要他根据权力监督的惯例公开财产与收入，那是老大不愿意的。
出了一个意外，在湖南常德市汉寿县，政法委副书记张天成“应网友之邀”，在网上通过微博公布了自己和家人的收入与财产。这当然是他的“个人行为”，也只是“一个人的公开”。张天成说得很清楚明白：公开个人财产的行为不代表组织，不代表领导，只代表他自己。
对于一个只拿正常的工资的官员来说，公布财产确实并不算一个很难的事，因为不会有巨大的财产吓人一跳。张天成是一位工作了近30年的基层干部，从1983年开始就在乡镇工作，现在才是一个县里的政法委副书记，你说他会有多少财产和收入呢？这基本上是可想而知的。
其中，张天成所公布的家庭财产是：2007年在县城置坯房一套，花费22万元；2008年7月开始装修，包括家具电器等，共花费18万元；老家有祖传砖土木结构瓦房共7间，计值5万元。此外没有存款，而且欠债4万。我看了这些个数字，觉得基本正常，只是在一个县城里装修房子置办家电耗费18万元偏多了一点，可以继续探究一下。而无论如何，张天成公开自己的收入、公布自己的家庭财产，是在一个不太正常的环境中做一件比较正常的事，这也是不容易的。
现在的制度环境下，1个“擅自公开”，会让另外的99个不爽。这里并没有倒逼的意味，也算不上第一个吃螃蟹，可是，比较的含义毕竟还是有的，相比之下，他人恐怕就更不愿意接着公开财产了。所以，张天成不太可能成为带动后面一串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张牌。
但无论如何，张天成的行动是可贵的。作为一个廉洁的干部，廉洁也需要公开与透明，否则会很容易被抹进一锅黑；你不公开，你的廉洁别人也不相信。所以，极为重要的就是，让廉洁也公开、透明起来！张天成在公开自己“记三等功四次、评为先进个人受到嘉奖若干”的同时，也公开了“因套取国家项目资金用于镇政府保运转，受严重警告处分一次”，这是没有把树干上砍去树枝所留下的“疖”给包裹起来，非常难得。
公开难，公开政府的花销开支更难，公开官员的收入财产难上难。这是一个基本现实。公众当然会期待，张天成的举动能够助推官员向公众公开财产，实现制度化——个人化与制度化，两者毕竟是大不一样的。
君子坦荡荡。“如果是为了谋生，那一个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必须去奉献。”我愿意把张天成公开财产的行动看成是一种“奉献”。张天成的行动也不是“自然天成”的，而是网络时代被新媒体所催生的。记得我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是在2010年底首次发布的，其中，网络监督被认可为“一种反应快、影响大、参与面广的新兴舆论监督方式”，还提出要使各种舆论监督运行在法治的轨道上。本来期望“头上三尺有神明”，现在只能依靠“头上三尺有监控”，而互联网就是最重要的“监控器”之一，同时也是公开、公示的重要路径与管道。
一些官员，倒是喜欢“公开”自己戴的名表，“表哥”、“表叔”之类的，无意中就把手腕上几万几十万的名表“公开”展示给公众了。面对名表，那手腕还真是最没有“手腕”。而恰恰是网络让几个“戴表者”的“代表”无处遁形。
廉洁千般好，最坏是腐败。其实，所有的官员都在廉洁的平台上、公开的环境中运行，大家都一样是快乐幸福的，而且又安稳又自在。那一种最好的形态与状态，如何铸就？何时会来？
用力度反腐，用制度防腐
腐败是最严重的政治雾霾。这样的“雾霾”确实是很难清扫、很难扫清的。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届中央领导强力反腐，苍蝇老虎一起打，反腐的力度在政坛内外都能深切感受到。
2014年，截止到5月份，被查的“老虎”——省部级官员，达到了10人。曾任中宣部副部长的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申维辰也哐当一声落马了。申维辰的被查尤其引人关注，这老兄还有一个身份是中纪委委员。
中纪委“自家人”也是陆续被查：5月9日晚，中央纪委发布消息说，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魏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魏健是十八大以来，首个任内落马的厅级中纪委官员。过了10天，中纪委内部又一名官员被查，他是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立新。此可谓“反腐不避亲”。
腐败渗透所有的含有权力的领域。国企的一些高官高管，政商通吃，腐败严重。4月份，被媒体人士举报的华润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宋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组织调查并免职。
看看文化教育领域，同样斯文扫地，照样深陷腐败。进入5月，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玺涉嫌受贿被查，而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处原处长蔡荣生受贿千万被捕——虽然他们都够不上“老虎”的级别，但不一般的知识分子身份，还真是引人关注、引发众议。
最富戏剧性的是，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被查，在他家中发现了上亿元现金；执法人员从北京一家银行的分行调去16台点钞机清点，竟然当场烧坏了4台！哈哈，这个场面很有喜感，简直是太夸张了！那些贪腐所得的金钱，是见不得阳光的，都不敢搁银行里，藏钱也是个沉重负担。后来有报道说，这个魏鹏远平时衣着简朴，还经常骑一辆旧自行车上班，丝毫看不出“家藏亿贯”。
魏鹏远长期在发改委煤炭处工作，2008年国家能源局成立，他由煤炭处处长升任为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属于正处级副司长。
紧跟着，国家能源局副局长许永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王骏，双双被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这能源局差不多是一锅端的味道了。此前落马的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曾牛皮哄哄、得意洋洋地说：“人家请咱们，咱们不要出去吃喝，副省长请我，我根本不理他们，如果是书记省长请我吃饭，我觉得这个面子还是得给的。”有业内消息人士透露，魏鹏远副司长负责项目改造、煤矿基建的审批和核准工作，有可能是在这个过程出了问题。
“这个过程”是个什么过程呢？无非是权力设租寻租的过程。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曾说：“半管制半市场是中国各级领导们最高兴最喜欢的了。因为管制可以设租，市场可以变现。全管制无法变现，全市场没法设租，都不爽。”是的，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权贵”在市场中成为特殊的利益集团，而目前这种“半市场半管制”状态是最理想不过的了——通过管制和审批设租，然后去寻租并套现。“审批门槛出腐败”，就是这么回事。权力中人普遍不愿意去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与市场化改革，因为那样会限制“设租”的能力；当然也不愿意完全取消市场，如果没有了市场，手中的审批权就没地儿套现。我们说，“改革改革，不能改而不革”，而握有大权的权贵利益集团，一定是“表面装着改”、“实质不去革”的。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已有的腐败可以用力度去反，潜在的腐败怎么去预防？政治雾霾不仅要清扫，还要预防其产生。反腐与防腐，这是两大领域的事，不是简单的一回事。
一次次具体的反腐是治标，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治本。如果说反腐靠力度，那么防腐就要靠制度——民主法治的制度。没有民主法治的反腐防腐制度，最终必然是反不胜反、防不胜防。这背后，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制衡权力，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套上制度的辔头；关键是将“不能腐、不敢腐、不易腐”变成现实，从而真正实现“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从制度架构看，权力是需要权利来制约制衡的。这个权利就是公民的民主权利。是让权力管住权利，还是须由权利管住权力？是“权利把权力关进笼子”，还是“权利被权力关进笼子”？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权力的本质，决定了权力只尊重权力的来源，不会尊重权力所管治的对象，更不尊重权力本身。当权力的来源与权力的管护对象是一个统一体——每位公民，那么权力就不得不变得柔软，为了实现赋权而使行权小心翼翼；当权力的来源与权力管护对象是分离的，不是一个统一体，那么权力必然就对权力的来源俯首帖耳，而对其管治的对象恣意妄为。
同是“权为民所赋”这句话，在民主体制中，必然是权力由公民民众赋予；而在集权体制中，它可以解释为自我赋权是“代表人民”、“为了人民”。
在好的制度环境中，权力与权利是一对和谐体，权力中人由权利中人选举产生，由此走向民主；在坏的制度环境中，权力与权利是一对矛盾体，权力中人由权力中人选择产生，由此走向专权。权为民所赋，那是明争；权为权所赋，那就是暗斗。权为民所赋，权力就可以分享，可以轮流掌权执政；权为权所赋，权力就不可分享，不容他人通过竞选掌权执政。
人类世界就是这样，专权的结果，必然是腐败，而且越腐越贪，越败越坏。瞧瞧那“家藏上亿现金”的腐败，一切了然。用制度防腐，本质核心在哪儿，现在应该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
反腐可从个体入手，防腐要从制度入手
官员，纪委，约喝茶，上厕所，逃逸，小偷，痛打……这些关键词构成了故事三部曲，越到后头越离谱，不说具体的故事，还真让人看不懂。
广东佛山明城镇原党委书记伍志强，因违纪被纪委约到一宾馆“喝茶”——这颇像香港廉政公署约去“喝咖啡”，被约者自个心里大抵有数了。在心理攻势下，伍志强主动交代了部分问题，其间他突然提出上厕所，纪委人员紧跟其后。出厕所后，伍志强突然夺路狂奔，纪委人员大呼“抓小偷”，宾馆3名保安奋力追上，将其按在地上当做小偷痛打一顿……
哈，这是反腐败的一个小小成果。我对纪委办案人员大呼“抓小偷”的聪敏睿智大为赞赏，忍不住直笑。官场上有些“好汉”，没上“长城”先进了“秦城”，监狱里待着去了。可这个勇猛的伍志强，其腐败之志、逃逸之志，看来还真是强的。
反腐防腐正在进行中。2010年8月26日至27日，由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主办的“财政预算公开与防治腐败”三地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部分省市代表，有关专家学者及香港、澳门代表80余人参加了会议（新华社8月26日电）。“财政预算公开”与“防治腐败”确实有密切的相关性，香港、澳门的经验也值得借鉴。当一个制度很成熟之后，其效用之巨大，外人恐怕是难以想象的。廉政公署约你去“喝咖啡”，那是很表面的工作举动，背后有着深刻的机制制度原因。如今台湾也要学香港廉政公署的经验，建立类似机构，我觉得不错，但不能只学皮毛，不学内里。
一个官员用不对，一地腐败就滋生。所以，在现有制度环境下，组织系统如何选好用好真正优秀的好干部，就显得十分重要。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日前说，要使用那些想干事、会干事、干好事、不出事的干部。这“四事”的概括相当到位，只是最后那个“事”有点困难——“会干事”容易，“不出事”很难啊！组织系统如果只看见“会干事”，那么纪检系统就会忙于“查出事”。所以，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选好人、用好人、培养好人，就显得十分重要。
有意思的是，“会干事”的腐败小官伍志强，从镇委书记位上被调到政协机关后，他很想“官复原职”，于是专门找了人，支付100多万元，以求帮他官复原职。这百万巨资若是运作成功，那不是对“组织”的巨大讽刺么？此伍志强是运作失败了，彼“伍志强”有没有成功的？
制度性的腐败，才是最大的腐败。所以，反腐可从个体入手，防腐要从制度入手。其实，“制度防腐”在我写此文之前早就成为共识了，问题只在制度的选择和落实。
权力清单与权力边界
你有什么权，你干什么事，你负什么责，自己清楚，公众也要清楚。权力越明晰、权力的边界越清楚，那么行使执政的权力就越轻松、越到位。
从2014年起，浙江省将全面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并公开权力运行流程；一批不符合全面深化改革要求的行政权力，将被取消。2014年要加快政府自身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省级部门将不再直接与企业发生拨付资金、收费等“经济往来”。
这是浙江省省长李强在向省人大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所表示的（新华社杭州2014年1月16日专电）。这也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行地方政府及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具体落实。浙江省去年已经着手全面清理省级各部门行政权力。
权力清单，就是明晰每个不同单位、每个不同职位的权责，给权力划定边界，并向权力的服务对象公开公布，从而使每项权力的运作既符合实体正义，又符合程序正义。通过权力清单制度的建立，规范和明确权力运行的程序、环节、过程、责任，从而做到可执行、可考核、可问责。做好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离不开对权力运行流程的公开。明确了权力清单，也就明确了权力在什么样的边界之内活动，越界便是越权。
权力清单与此前的“负面清单”异曲同工。上海建立自贸区时，公布了一个“负面清单”，用此来规定哪些经济领域不开放；除了清单上的禁区，其他行业、领域和经济活动都许可。当然，权力清单并不“负面”，而是个正面清单。
建立权力清单制度，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具体之策。只有从根本上管好权力，才能真正做好反腐防腐。权力是需要与市场隔离的，权力本身不容许变成“权力市场”，更不许到市场上寻租。但贪官总是“利用职务之便”，这也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之便”。
典型如不久前被一审判处死缓的呼和浩特铁路局原副局长马俊飞，他贪腐额度达1.3亿元，几乎平均每两天就要受贿一次，每天近20万元，每小时受贿近万元。总共受贿269次，都集中在手握“车皮”的审批权力上。由于铁路运输能力总量严重不足，煤炭运输等满足度不到四成，物以稀为贵，马俊飞就在寻租平台上将手中的权力发挥到极致。权力大得可怕，藏得很深，进行腐败活动就很容易，而且必然还会动用权力来掩盖腐败行为。如果说这一次次具体的反腐是治标，那么把权力关进一个个制度的笼子则是治本。
权力和财富、知识一样，都是力量，就看怎么管、怎么用。权力支配着社会资源，拥有权力意味着拥有社会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等等；因为你拥有强大的权力，所以你更应该审慎地使用权力。而建立权力清单，厘清权力边界，就是对权力的一种明确约束。
你是裸官吗？
社科院2012年《法治蓝皮书》发布，其中说到裸官现象：公职人员对裸官的认同度较高，有38.9%的公职人员认为配偶可以拥有外国国籍；级别越高的公职人员对裸官越宽容——接受调查的省部级、司局级和县处级的公职人员，超过半数认可子女拥有外国国籍或外国永久居留权。
当今是谁最为崇洋媚外？裸官显然是其中之一。所谓裸官，简而言之就是配偶、子女都跑到了国外，独留自己在国内潇洒做官。对于“近四成公职人员认可当裸官”的消息，我一点也不吃惊。狡兔三窟、提早安排、找好退路，一旦风声紧、感到自己可能要“出事”，立马就“三十六计走为上”，拔腿就奔往西方国家，这显然比跑到大使馆领事馆去寻求“庇护”来得妙——贪官们这点聪明脑袋基本上还是有的。
如今有个现象是，贪官贪腐的金额越来越大，真可谓腐败早已“数字极大化”。比如，52岁的原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镇长李丙春，涉嫌利用职权便利贪污拆迁款达3800余万元，另外挪用公款的数额更是达到1.78亿余元，被称为“京城最大的贪腐镇长”。不久前发布的“2011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说，在59例国企企业家贪腐案例中，平均涉案金额达到3380万余元，其中一审被判死缓的伊春光明集团前董事长冯永明，一人就贪污7.9亿元。北京三九汽车实业原总经理王观超，贪腐公款2629万余元，审讯中，王观超不仅不交代问题，还对一位前来审讯的副检察长称，“你官太小了，审不了我，换人”；“现在买个人头很简单，100万都要不了”……
贪腐的钱太多，转移至境外就是一个基本的路数。光把钱转出去那有什么用，人出去更要紧，所以，老婆孩子陆续都出去持绿卡了，暂留自己一人继续做官、进而贪腐……至于“裸身做官”的信息，对上对下都是保密的，公众并不知情——公众让渡权力聘任了公仆，却不知道仆人有“狡兔三窟”的安排；与早些时候逃往国外的贪官相比，如今的“裸官”隐蔽性很强，连监管者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何况百姓乎？设若你问某一官员：如今你“裸官”了吗？不晓得会得到什么结果。
民选、民管，是防止裸官腐败的制度性基础。无民主，则无阳光；无民主监督，则无以监管“裸官”。美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尼布尔说得好：“人具有正义的能力，这使民主成为可能；人具有不正义的倾向，这使民主成为必要。”这话中，前者侧重于说公民的正义能力，后者侧重于说权力中人的不正义倾向，而民主正是当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枢纽”，能够极大地发挥正义的能力来遏止不正义的倾向。
居危而思安，危之将至矣！想起撒切尔夫人的名言：“混乱处我们带来和谐，错误处我们带来真实，怀疑处我们带来信任，沮丧处我们带来希望。”这一切的实现，都有赖于制度性的政治民主。
制度的笼子管治的力量
“公款大吃大喝”明显下降，“婚丧喜庆大操大办”变化不大。中纪委通报，截至2014年4月底，共处分违反“八项规定”的干部1.19万余人，包括2名省部级、74名地厅级干部；其中因“大操大办婚丧喜庆”被处分的1300人，在各类别的违纪中“稳居”第三位。
而在广东，近期强力治理“裸官”，其中调整市厅级干部就有9名。2014年5月29日《人民日报》报道说，毗邻港澳的东莞，被视为“裸官”问题相对突出的地方。该市共对127名干部任职岗位进行了调整，其中处级干部19人、科级干部及其他国家工作人员108人，市直单位“一把手”5人，镇党委书记、镇长6人。
有个细节是：东莞一位镇党委书记反复做妻子工作，但妻子还是不愿意回来，只能由组织调整岗位。在交接会上他唱了一首他心中的《渴望》主题曲——“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表达自己复杂的心情。
裸官发现一起，就处理一起——你要么把家人迁回来，要么就接受组织调整。
这都表明，反腐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对官员的管理越来越细、越来越严格。这就是管治的力量。有关改进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是具体化的制度建设，被称为反腐防腐攻关破局打出的第一张牌。随后具体化的制度接连出台：中办、国办在2013年12月发布了《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提出党员干部去世一般不开追悼会；禁大操大办丧事；不得超标准建墓立碑、不留坟头等。继而在2014年1月，中央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一）群众公认度不高的。（二）近三年年度考核结果中有被确定为基本称职以下等次的。（三）有跑官、拉票行为的。（四）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五）受到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纪处分影响使用的。（六）其他原因不宜提拔的。
干部是管出来的，制度的笼子，就是管治的笼子。兑现这样的制度，最重要的就是“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公布一起”，没有二话。
大吃大喝是直接拿公款开涮的，大家盯得很牢，如今大为收敛，这是好事；婚丧喜庆的大操大办，由于有所谓的人情在，有的干部就来个草船借箭，借机敛财。但无论祭出什么人情旗、打出什么亲友牌，只要违法违规，都要扯下来。
“不正之风和腐败就是来自党内的挑战之一”，为了应对这样的挑战，解决裸官问题就是很明确的行动。裸官由于其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客观上很容易产生腐败动机和腐败空间；裸官少了后顾之忧，腐败会更加肆无忌惮；裸官很容易向海外转移非法所得，一旦东窗事发就可逃之夭夭……所以，治官先治裸官，这无疑是一个“看得见”的好抓手。
“我们通晓地球到星辰的广袤空间，却在地面到头骨之间迷失了方向。”诗人辛波斯卡的告诫，我们的干部更要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否则就很容易迷糊、迷失，悔之莫及、思之痛切。
不受约束的手中权力，表面是福，其实是祸。节制，脱俗，避罪，这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犹太智慧书《塔木德》中有段睿智的话，干部们尤应记取：“学习以致精密，精密以致热忱，热忱以致清洁，清洁以致节制，节制以致纯净，纯净以致脱俗，脱俗以致谦谨，谦谨以致避罪，避罪以致神圣，神圣以致神思，神思以致永生。”
摧毁腐败的离岸市场
李华波那一刻一定心情大好，因为他已率领全家成功外逃；他认为自己已经进入了天堂，所以潇洒地致电原先的领导，告知已卷款逃往境外。
匪夷所思，耸人听闻。李华波，国家级贫困县——江西鄱阳县财政局经建股的小小股长，从2006年始，共“挪”走了近亿元公款。这是一个天文数字，震惊国人。2011年2月11日，当他在境外打电话告诉局领导时，领导才惊悚了一把，恍然进入盗梦空间。
2月17日至20日，新华社连续四天发布电讯，报道该事件。《人民日报》也作了详细报道。
这李华波的心理大约非常复杂，很值得心理学家探讨。他不仅出逃后致电领导告知怎么回事，而且在外逃前还留下一封信，详述作案方式。此信我看可以进入反贪腐展览馆，永久保存。这之前还真没有外逃贪官会这样干的，他们一个个都是出逃之前悄无声息，出逃之后人间蒸发。你打了电话，不是很容易被警方锁定吗？最新消息说，专案组目前已锁定李华波的具体位置，正在全力追捕。
江西鄱阳县，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地方财政年收入仅为4.1亿元，甚至还抵不上发达地区一个镇。但五年时间，一个小股长就弄走了近一个亿。这事说明：一、贫困县里钞票照样很多；二、财政的钱本是拨付搞建设项目的，可见项目搞没搞起来没人管。
很搞笑的是，那个兼了县政协副主席的财政局局长大人欧阳长青，说自己不知情，似乎因此就可以称无责了。这个事情如果高层没有震怒，那么这个局长恐怕在下台后很快就能东山再起、挪个位置再做官的。不妨查查他有没有腐败问题。他公子挂职交警队，却不用上班，开着保时捷，入股经营大酒店。对儿子的情况，这局长大人也是一句一个“不知情”。新华社在报道中问：面对如此大案，面对局长如此多的“不知情”，人们如何相信鄱阳县财政局在大门口写着的“心系群众，为民理财”的那句承诺？
“为民理财”几乎成了“为贪官护财”了。当地有关单位领导还给出“家贼难防”的说法。相比于局长的“不知情”论，这个似是而非的理由更强大。“家贼难防”，难道就不用防、防不了了吗？
类似李华波这样的贪官，大多狡兔三窟，安乐窝早已在境外营造好了。捞够了钱就逃出去，可见官员腐败已建立了良好的离岸市场。有的早早把老婆孩子全弄到国外，自己在国内做裸官，一旦时机成熟就登上飞机。自称在加拿大的李华波竟敢如此潇洒地致电国内，不也说明他的离岸市场经营得很好吗？早年有句民谣说“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这哪是“大家拿”呢？就是几个李华波们在这样拿啊，拿了之后就迅速“离岸”，去加拿大等地潇洒去了。大概非要等着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缉令不可。
我们最紧要、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堤坝筑牢，一定要首先防止贪腐之官悄然“离岸”，然后才是对已经“离岸”的贪官全力摧毁其“离岸市场”。当然，广义的贪官“离岸市场”，也包括虽在境内，但游离于监管之外的腐败行为——对此，更要下定决心、痛下狠心彻底斩除之。
不能被权力关进笼子
新华社报道说，重庆市委决定对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立案调查后，“重庆市纪委立即成立专案组，经过两个多月的缜密调查，案件已有三个方面的进展：一是初步查明雷政富涉嫌巨额受贿和其他严重经济问题，将于近日将此案移送司法机关；二是发现一个进行敲诈勒索团伙的线索，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机关已批准逮捕肖烨、许社卿等主要犯罪嫌疑人；三是发现多名党政干部和国有企业负责人违纪情况并予以免职，下一步继续深入调查依法依纪予以处理。”市纪委表示，要依法依纪对不雅视频事件一查到底，确保经得起历史检验。
在网络出品“雷政富性爱动作大片”之后，这个被网友称为“雷人长相、政府官员、富得流油”的雷政富，就成了名角。这种官员，如果没有“涉嫌巨额受贿”，那才让人惊讶得合不拢嘴。好，很好，如今已“初步查明雷政富涉嫌巨额受贿”了，可见雷政富离真正倒台不远了，他老兄大概做梦也不敢梦见“东山再起”那码子事了。
现在，网友担心的是“发现一个进行敲诈勒索团伙的线索，已批准逮捕肖烨等主要犯罪嫌疑人”这个事情。因为这里头显然包括了赵红霞——就是与雷政富发生关系拍下视频的那个年轻女子。此前有报道说，赵红霞已于2012年12月31日被重庆方面以“敲诈勒索罪”批准逮捕，目前关押在重庆市某看守所。而且，除了赵红霞被捕之外，此案中另两名涉案女子也被警方控制。
与此同时，作为不雅视频爆料人的朱瑞锋，被重庆警方“跨省追问”，也让人捏了一把汗。网友直言不讳：“最应该保护与奖励朱瑞锋，现在这些‘动物录像’都在朱的手中，打苍蝇也打老虎，为什么不借此狠狠打一下呢？难道那是‘计划外’的老虎与苍蝇？”
谁都不愿意看到“红霞满天，腐黑遍地”——在民间舆论场中，赵红霞是被戏称为“反腐女斗士”的，就因为她客观地促进了这个反腐进程。设若没有赵红霞的“献身”，雷政富能在今天倒下台来吗？他老兄还不是照样喜洋洋地做着区里的“一把手”？
公众当然知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是，那样的“同步处置”，会让人担心“打老虎是假，打百姓是真”——对雷政富们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而对赵红霞们却悄悄举起、重重砸下，来个“严厉惩处”。一言以蔽之，公众担心的是，有的地方借“把权力关进笼子”之名，行“把百姓关进笼子”之实——也就是说，“把权力关进笼子”悄悄地变成了“被权力关进笼子”。一字之差，霄壤之别！反腐败要把权力关进笼子，怎么一弄两弄之后，却是反腐败的人被权力关进了笼子！
重庆纪委表示，“依法依纪推进调查，最终结果要对历史负责、对社会负责，要经得起历史检验、经得起社会评判”。这是很积极的态度，人们会拭目以待。只有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才能打得了“苍蝇”与“老虎”，才能经得起历史检验，这是一个常识。至于“社会评判”，必然是众说纷纭的，同样有个基本道理是：权力中人最应该控制的是自己的大脑，而不是别人的嘴巴。
笼子外的权力
时任青岛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口岸办公室主任的卢新民，以女儿卢璐的名义，买下青岛市崂山区的沿海别墅，随后全部重新拆建；审批面积600平方米，可实际建筑面积达3200平方米；买别墅花了2000万元，选择改造尚未结束，坯型工程的总造价已达1200万元；而且破坏海岸礁石，侵犯公共海岸线……
对于网络的曝光，《中国青年报》记者到现场踏访，采写了报道《豪华海景别墅顶风违建的背后》，于2013年6月27日刊出。最新消息是：别墅目前已暂停施工。
要说这豪华海景别墅顶风违建的“背后”有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权力”二字。如果没有硬如礁石的权力做“地基”，这别墅是不可能弄成这样的。权力派生金钱，权力更派生特权。没有权力作为靠山，这别墅别说能够改建成“航母级别”的，估计早就变成“烂尾”的“别野”了。
不过，现在这个别墅还没有变成“别野”，其“别墅梦”的蓝图如果真的实现，那可够得上“国字号”级别：“内设6层直通电梯、豪华通海游泳池、360度海景天台，以及甲板级通海阳台……”更耐人寻味的是，该违建别墅被举报后，有关部门曾下达过停建通知，但停建通知被束之高阁；城管执法局曾下令“限期拆除”，却仍在建设；记者向青岛市纪委监察局咨询时，工作人员均表示认识卢新民……公权力对权力中人的监督管理，总是表现得这么的虚弱。
读报总要问个为什么：为什么“市政府副秘书长”出身的就这么牛？动辄几千万的钞票是哪里来的？“打铁还需自身硬”，难道成了“权力自身最硬”，民众扳不动？不是说要“改进四风”吗？工作上形式主义，对百姓官僚主义，对自己享乐主义，这“奢靡之风”在这超豪华别墅上空可是刮得真带劲啊！
权力不进笼子，原来是进别墅的。笼子外的权力，就等于别墅里的权力。“别墅梦”是依靠权力而做成的。
权力失控的社会，往往是乱而无序的。苏联解体时产生的首个亿万富翁名叫戈尔曼·斯特林格夫，他有一句话发人深省：“混乱让我迅速富有，混乱也让我迅速变得一无所有。”当年开办首家交易所的斯特林格夫，曾毫不隐讳地说，是苏联解体之后的混乱状况成就了他的财富；他与政界关系密切，曾倾其财力参选总统——总统自然是没当上，财富也在一夜间灰飞烟灭……这样的“乱而无序”，不是常态社会；转型社会，应该尽力避免“乱而无序”。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不会喜欢这混乱中的“迅得迅失”，即使他不是一个“患得患失”的人。
一批胆子生得大、双手伸得长的贪腐官员，在权力失控的混乱中迅速“暴富”，拿到手里装进兜里的，动辄几千万甚至上亿。比较落马之前和落马之后，真是来得快去得也快，比如那个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如果不能从体制制度上真正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衡制约的问题，那么，权力中人有多少能够幸免？
如今斯特林格夫全家搬到宁静的莫斯科郊外农村，他安心于当一个农民。他在他家小院的栏杆上，挂了当年交易所的交易铃铛，每天早上，他都仪式般地摇动那只铃铛，纪念那个逝去的时代。
而在秦城监狱里，刘志军显然是无法每天鸣响火车汽笛的。
走出历史走进法治
陕西省横山县波罗镇，发生一起矿权纠纷案，省国土资源厅拒不执行法院的生效判决。2010年7月22日，新华社就此播发“新华时评”《如此以权欺法应当彻底查处》。“以权欺法”的说法很重。
无独有偶，历史上演惊人相似的一幕，同样是在陕西省横山县，同样是一起矿权纠纷的官司，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收到一份来自“陕西省政府办公厅”的函件。《中国青年报》在报道的标题里问：公函发至最高法，谁在干预司法？
“权”与“法”，本是两个独立体，“独立行使审判权”是宪法权利，宪法规定法院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但在古代中国，一向是官、法不分的，县官就是“法官”，升堂就是开审，“一把手”定夺案件，一个人说了就算，惊堂木一拍，就如同法槌落下。而今，行政机关为了案件也得打官司，怕输掉官司还得发“公函”去说道说道，绝不是自己一个人说了能算数，“县官断案”终究变成了“法官断案”，这在司法史上无疑是进步，这样的进步是无法退回到古代中国的娘胎里去的。
我们讲政治文明，就要讲约束权力，防止权力滥用如同“权力超人”。政治文明的对立面是吏治腐败，而腐败通常都是越权滥权带来的。不久前收看著名京剧《四进士》，说的是明朝嘉靖年间，四个新科进士出京为官，共约赴任后不违法渎职；但碰上具体案件，遇到请托利益，有人就堕落了，一封求情信加上三百两白银，就扳倒了断案的“一把手”，结果就是颠倒黑白、草菅人命。封建官场对权力的约束，只能以权力管权力，也就是以“青天”扳倒“贪官”。“县官”与“法官”合二为一的制度安排，没有别的约束权力的路数了。这是人治不是法治。
历史的进步是很艰难的，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权、法烙印。“不论是谁，稍稍有权威后就开始耀武扬威了。”这是蒋纬国晚年谈到权力权威时的感叹，他说，“共产党对老百姓态度亲切，老百姓自然倾向他们。”
近读《蒋纬国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出版社2008年1月），其中有个故事让人忍俊不禁。一天，上尉蒋纬国乘火车从西安回潼关。车上很拥挤，火车开动不久，他看到一个上校从自己身后挤过去，不一会又从对面挤回来。他站起来问上校：“你是要找人还是要找位子？”上校说找座位，蒋纬国就给他让座。上校看了一眼，伸手就打了蒋纬国一巴掌，责怪他早不让座。蒋纬国分辩说，上校第一次是从背后过去的，不知是在找座位还是找人，这次是从对面走过来，才觉得上校可能是在找座位。蒋纬国这么一说，又挨了上校一巴掌。让出座位后，蒋纬国挤到厕所里坐在便桶上。此时列车长来查票，有人对他说了此事，他就告诉上校，你刚才打的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上校赶紧跑到厕所门口，“嘣”的一声跪了下来，并再三地道歉。“这一来反而把我吓坏了，我挨揍时并没有被吓，反而觉得很正常，但是看见了一个上校跪在我一个上尉面前，我可受惊了，就赶快把他扶起来。那位上校一定要我原谅他，说他家里还有老娘在，好像我马上就要把他拉出去枪毙似的。”
上尉之吓，是因为上校跪在他面前；上校之吓，是因为上尉有那样一个大权老爹。从《四进士》到“上校打巴掌”，我们都看到权力不受约束所演绎的情形。
那么到了今天，我们应该有充分的理由，走出历史、走出“权治”，走进法治、走向文明。
存量腐败乎？增量腐败乎？
又一只“大老虎”被拿下了：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倪发科2013年1月就不再担任副省长了。在任副省长期间，主要负责科技、国土资源、住房城乡建设等方面的工作。
拿下“大老虎”，是反腐败的成就。没人愿意看到“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打不到，就打小老鼠。一二三四五，下山打老鼠；老鼠打不到，就打纸老虎”这样的结果。
有学者分析，贪腐被发现被检控的概率为2%-5%，贪腐不算是“高风险”。这样的说法当然是一家之言。我们必须重视反腐防腐、严惩腐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最近还有学者提出反腐新概念：“优化存量利益，严打增量利益。”这似乎有“过去的腐败就算了”的意思，大抵是为曾经的腐败开脱。“存量利益”是“存量腐败”乎？“增量利益”是“增量腐败”乎？毫无疑问，如果只严打新增的腐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腐败必须反，而且是不得不反，先得把“存量腐败”清出去，将进行中的腐败的猖獗势头压下去，“先治标，后治本”。
这段时间，有关中央巡视组的报道有不少。巡视好比“千里眼”、“顺风耳”，作用就是“找到老虎”、“抓到苍蝇”，发现“存量腐败”。巡视就是主动出击，主动发现，通过“找个人谈话”、“听街谈巷议”等等实实在在的方式方法，发现线索、发现问题。巡视期内，“个别谈话”对象少则一两百人，多则三四百人；而街谈巷议则能折射出“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的活动真相”。2011年4月初，中央第四巡视组抵达上海后，有大量群众要跟中央巡视员直接对话。巡视组采取了“号牌预约”方式，先排队领取登记表、递交材料，再敲定会面时间。驻地门前聚集了大量群众，还有群众拖着棉被、床垫排队。由此可见，反腐败的民意基层之结实。
近年来查处的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陈良宇案、太原市原市委书记侯伍杰案、天津市原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案等等，都是中央巡视组通过个别谈话等渠道，发现了线索。最典型的是那个李宝金，活宝一样跟巡视组说“来天津你们想办什么事就找我，市长办不了的事，我都可以办”。这一句牛气冲天的“承诺”，在巡视员的脑子里画下了问号：市长办不了的事，检察长凭什么能办？一位与李宝金相熟的企业老板向巡视组解读：“你不给他办，他就办你。即利用查案的职权，抓你的小辫子。”最终“一句话”牵出了死缓大贪官。
不可想象，这些贪腐高官的“存量腐败”如果没有被发现，他们一直在位，甚至一路高升，那会贪腐成什么样子，那样的“增量腐败”会增到什么程度。
看来，有些专家的“反腐建言”，只在术的层面打转；那样，无论如何折腾，都将事倍功半。体制制度不解决，反腐防腐少成效。只要政治体制不改，结果必是腐败不变。只要公权力不受制约，腐败照样大规模蔓延。“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把钥匙交给国民”，这是必须的。
有时听专家的建言说了一大堆，还不如看人家一条新闻。比如不久前，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一项法令，将严格执行政府官员和国企领导收支申报制度。他们必须限时放弃在海外拥有的银行账户和股票，否则将被解职。按俄罗斯现行法律，政府官员必须申报购入房产、土地、汽车、贵重物品、股票和在海外持有资产的信息，同时解释购入这些资产所用资金的来源。俄罗斯有关官员说，打击腐败“没有不能触碰的领域”。
“反腐防腐”这四个字，反腐就是反“存量腐败”，防腐则是防“增量腐败”。
权必先独，而后腐生
我非领导，但我首先也想“指出”一下：网络上大量转发的这个报道，用的标题都是“广州城管队长受贿400余万元，称怕得罪人才收钱”，这实在是太不准确了，这回这个受贿的主人公，哪里是什么“广州城管队长”，他只是“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的白云分局的太和镇执法队的队长”，看明白了，这个名叫王宝林的城管队长，只是镇里的哦。
尽管是最基层的，官儿不大，权力可不小。城管与认不认定、拆不拆除违章建筑密切相关，那个向王宝林一次次行贿的主儿，不就是害怕自己的违建被拆吗！
王宝林是镇里的城管队长，队长就是权力，权力就能“寻租”，就能谋利。两年之间，王宝林存钱2071万元，银行保险箱里还有黄金3.4公斤，价值122万元——他如果没有“权力”，哪来如此“钱力”。
王宝林这老兄给自己的贪腐找借口倒是蛮有特色，他说行贿人都是“通过中间人来行贿”，而这些中间人都有权有势，“如果我不收的话，得罪不起”。这简直就是说，我本身是没有腐败的，只是那些“虫儿”很坏，我得罪不起！
有一句很形象的话，已经将腐败说得很明白，那就是“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你自己的肌体不腐烂，如何生得出“虫儿”？蛋有裂缝，苍蝇叮之，这是常识。
如果进一步去想，那么，这“物”是怎么“先腐”的？“物”为何会“腐烂”下去？这样又回到了“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会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个常识上头。所以，导致腐败的无他，就是“权力”二字。即使是王宝林那样的“镇里的小小城管队长”，也是权力。权力失去有效制衡，成为“独此一家”之权，亦即“绝对权力”，那么，不腐败是没有可能的。在此，我模仿“物必先腐，而后虫生”，称之为“权必先独，而后腐生”。这样，“权独—物腐—虫生”这三者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就很清楚了。
要想反腐，必先控权——控制和制约权力。有的官不大权力却很大。小权力拿小钱，大权力捞大钱；小本事锅里捞，大能耐海底捞。而对权力的制衡制约，仅仅“检查”、“监督”是远远不够的。
“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这反腐防腐的“三清”之中，政治清明是根本，政府清廉是主干，干部清正是枝叶；而政治之清明，有赖于改革，有赖于对权力制度的真正的改革。
腐败如果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不思改革，“权权相护”、“官官相帮”，甚至对腐败分子也掖着护着，那么，后果可想而知。不顾“亡党亡国”，只顾“你爽我爽”，甚至“腐败互救”，百姓极为痛恨，有段子为证：
朴实的二叔生活在农村，以种地为生。一日，有人和他开玩笑：如果县长和乡长同时掉河里，你身边只有一块石头，你砸哪个？二叔：嘿，哪有那好事？继续问：假如呢？二叔：他娘的，谁救他俩，我就砸死谁！
对准基础病灶
反腐防腐，依然是2013年“两会”热点。《羊城晚报》报道说，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首度披露：“表哥”杨达才受贿问题不是出在安监局长的位置上，而杨达才的腐败不能说整个安监系统腐败严重；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王德学视察河南义昌大桥事故时当场“流泪”，内情是眼睛有毛病，经常要擦拭……
安监系统这“哭笑不得”的新闻，原来有着这样的内情，今天看了同样感觉“哭笑不得”——这些信息为什么不及早披露，一定要等到了两会上才拿出来“说道说道”？
信息披露不及时不迅速，是反腐防腐工作中的一大忌讳。相比于信息披露这样的“小问题”，反腐立法则是一个“大难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到，“完善反腐败方面的立法，真正形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今后五年的立法重点。与之配套的是，国家机关组织运行法治化，也就是约束公权力方面的法律，如规范国家机构组织职能、运行程序、监督机制等，也是今后五年立法的主要内容。这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首次公布反腐立法的时间表。这时，距全国人大史上第一份建议制定《反腐败法》的议案，已过去了整整14年。
反腐防腐和人大职责有很大关系，人大负有历史使命和法律使命，责无旁贷。
反腐防腐光打“强心针”是没有用的，而最需要对准基础性的病灶，进行根子上的治疗，就像对付癌症，该放疗就放疗，该开刀就开刀。
在当前的反腐工作中，呈现出三个突出形态：一是领导职务高的案件多；二是案件涉及金额数量大；三是查处案件中的“一把手”多。这背后，关键就是一个“权”字——它就是病灶的“根据地”。
比“反腐立法”更为基础性的工作，就是“制衡权力”；对准基础性病灶，就是要对准“权力”，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关进制度的笼子，关进法治的笼子，决不能让一个权力无恶不作的时代到来。
无论在什么环境下，权力生成之后，如果没有制衡，那么光靠“监督”是不行的。谈到监督存在的问题，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曾不客气地说：“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同级监督同级太软，下级监督上级太难，组织监督时间太短，纪委监督为时太晚。”显然，有效监督很重要，群众、媒体监督官员、政府，这条路子一定要畅通；而无效监督犹如涂在皮肤表面的紫药水。
“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这是反腐防腐的“三清”目标，而在我看来，这三个“清”的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清”，就是“权力清澈”——要让权力变得清澈透亮，该拥有的权力就清清楚楚地让你拥有，不该享用的权力就明明白白不让你享用。也只有清澈透亮如同阳光的权力，才不会滋生腐败。
输光了的光山
没有办法，真是落后。
远比嫌犯闵应军发疯杀人可恶的，是当地政府的封锁消息冷漠应对。
2012年12月14日上午，河南省光山县一小学发生惨案，一男子持菜刀砍伤22名学生。惊人巧合的是，类似悲剧同一天发生在地球另一侧的美国，一男子闯入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枪杀20名孩子和6名校方人员，最后饮弹自尽。
在美国，奥巴马垂泪，降半旗致哀；中国中央电视台在15日的《新闻联播》中，以头条播报相关新闻。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河南光山县领导对这么大的事件，干的就是遮蔽信息、捂上盖子。新华社报道说：光山县“单方告知15日的新闻发布会取消，并开始封锁消息”，“截至15日晚的两天内，光山县委县政府集体失声”。
然而微博已是广泛传播，失声“鸵鸟”露出了它那撅起的丑陋屁股。非常可恨的是，县教育局、县委县政府那些“公仆”、那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的表现：
县教育局一名自称“普通工作人员”，后被证实为办公室副主任的值班领导告诉记者，“领导都下乡检查去了”，而他自己竟然在玩电脑游戏！县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见到记者，说“领导不在”，后借故离开，一去不返，留下记者在办公楼内空等近2个小时！记者向县委宣传部主要负责人电话核实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精神病，该负责人说：“讨论这有啥意义，先吃饭！”在出事的文殊乡陈棚村，村委会冷冷清清，只有一名妇女待着，自称“不是村干部，只是过来帮忙”；记者电话联系一名周姓村干部，他竟称“在外有点私事，不在家，也不知情”。
这就是输光了的光山！光山县是个贫困县，但是它的办公楼却光鲜气派，俨然成了“鸵鸟之窝”，“鸵鸟们”平常潇洒藏身其中，关键时刻则遁迹于无形。一直以来，使用各种手段拒绝采访、封锁消息，确实是许多官员应对天灾人祸的“标准模式”。这是如何的官场之恶？！
英国著名思想家大卫·休谟，深刻洞察人性恶，他认为人性大都是自私、贪婪、嫉妒、野心勃勃的，喜欢统治和奴役别人，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人性之上。所以，创建一个政治制度的人性前提，不是假定“人人是君子”，而是假定每个人都是无赖；人性一旦与权力发生关系，这个假定则绝对必要。如今，在一个叫光山县的豪华办公楼里，在那些官员的集体失声中，我们清晰地看见了“无赖”做派。
如何对付、控制这样的“无赖”？休谟在他的政治论文中，早已深刻揭示：“在设计任何政府体制和确定该体制中的若干制约、监控机构时，必须把每个成员都设想成为无赖之徒，并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别无其他目标。我们必须利用这种个人利害来控制他，并使他与公益合作，尽管他本来贪得无厌，野心很大。不这样的话，最终会发现我们的自由或财产除了依靠统治者的善心，别无保障，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什么保障。”（见商务印书馆《休谟政治论文选》第27页）
无论在哪里，比疯子杀人更可怕的是病夫治国、庸才理政。这个河南光山县，就是明证。
机构改革最重要的是约束权力
国务院新一轮“大部制”改革揭开帷幕：不再保留铁道部；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重组国家能源局，重组海洋局……
毫无疑问，这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撤销铁道部，组建国家铁路局，由交通运输部来管理，承担的是铁道部的行政职责；同时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承担铁道部的企业职责。铁路部门长期以来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今后就不太行得通了。对于铁道部被撤，现任铁道部长盛光祖很开明，他对媒体明确说：完全赞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自己当不当铁道部长“没有关系”。
铁道部变成“前铁道部”，这是历史的必然。铁道部的撤并，本来有可能在上一轮“大部制”改革时提交审议，但当时是腐败分子刘志军把持铁道部，他这个“一把手”强势得很，撤并的事儿就没戏了。刘志军一定会是誓死“保卫”铁道部的，因为他拥有铁道部至高无上的权力，“门一关，家天下”，腐败的肥水怎么可以流入外人田。后来，他倒台了，反腐败取得了重大胜利；随着刘的落马，原先那种政企不分、权钱不分的“铁道王国”的体制，终究是要宣告“寿终正寝”了。
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是滋生腐败的根源；政府各类机构一直偏多，该精简的部门长时间精简不了。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不仅仅是减少一些组成部门，还试图把改革着力点放在政府职能转变上，努力解决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使政府真正成为服务型政府。
像刘志军这样的腐败案件，反映出权力过于集中、没有“关进笼子”的问题。有权力的地方，就有可能产生权力寻租。权力不被约束，那么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几乎是一马平川。而寻租的“成本”，都是老百姓、纳税人支付的。
“小政府、大服务”的行政体制，就是要求政府机构少、管的事情少、官员公务员少。但是，在权力不受制衡制约的情况下，作为权力实现者的行政机构及其人员，膨胀是一个必然趋势。机构膨胀，于是通过改革而有所精简，但过不久又膨胀回去，这就是“膨胀、改革、精简、再膨胀，再改革、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
行政机构的无序膨胀，需要纳税人的税款来支撑，必然会加大税负，这在历史上早已屡见不鲜。托克维尔在他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揭示了其潜在的危险性，那就是“革命”二字。当年在法国，卖官鬻爵盛行；政府无节制地增加收入，不仅侵害个人权利，而且分化社会、窒息自由；各种新冒出来的机构，只参与盘剥和瓜分收入，却没有提供有效服务……如此这般，播下“革命”的火种也就不奇怪了。由此也可见，唯有“改革”是避免“革命”的必由之路。
机构改革，无论是实行“少而大”的大部制，还是实行“多而小”的小部制，最重要的都是约束权力。权力如果不加约束，一个“大部”完全可以发展到“大而无当”，大到像发改委那样大，那么就背离改革的初衷了。
改革没有旁观者
这是2013年全国“两会”授权新华社发布的消息：习近平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加大创新驱动发展力度。习近平说，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
在我看来，“协同推进”可不仅仅是条条块块的协同推进，很重要的是上上下下的协同推进。
改革不仅仅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事，它是全民全体的事，大事。领导人倡导改革，公众要响应，大家要呼应，改革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不容许大家袖手旁观。
没有改革，何来发展？我们都明白，“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给国家带来了进步与崛起，给大家带来了发展和幸福。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你、我、他，现在还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到了今天，在改革进入艰难的深水区的时候，每个人都应该为改革助力，而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但改革非常艰难。对于改革的主导者来说，改革实际上就是“拿刀割自己的肉”，必须坚定信心，必须下定决心，要排除万难，最终取得胜利。
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清晰地阐述了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改革开放是国家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把我们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改革，不断把改革引向深入。”是的，我们需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入推进改革、促进开放，尤其是在最艰难的政治领域的改革，我们没有理由旁观。
改革没有旁观者，改革不能有旁观者，最艰难的改革最需要全体公民的支持与参与。在“深水区”的改革，你是顺改革的潮流促进改革，还是成为改革的逆流，阻挡改革的飞舟？这“水”中的改革，每一个“水分子”，都应该成为推动改革之舟前进的动力。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的弊端日益显露，社会不安定因素逐渐积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当务之急。改革如果仅仅是“好一刨花儿”，人民一定是不满意、不满足的。政治体制改革，一个核心内容就是约束权力，决不能让权力肆意横行、无恶不作。这就需要建立一套对权力制衡的制度体系，切实保证公民权利。
政治领域的改革，大抵可以分为四个层面：一是政治理想，这是最高层次；二是政治制度，这是核心内容；三是行政体制，这关乎行政权力运行，比如“大部制”改革；四是政治技能，这是具象层面的内容，当然也包括政治智慧。每个层面的改革推进，都相互牵连，都很不容易，都需要最广大的公众的参与和支持。
改革要有主导者，但改革没有旁观者——改革需要上上下下的协同推进，需要的是参与者和支持者。作为普通公民，我们应该怎样做？简单地说，就是德国哲学家康德曾告诉我们的那句话：“我们要尽我们的义务。”至少我们可以为改革举旗，为改革呐喊，不做“沉默的大多数”。
“改革”与“文革”
如果要问我个人的“理想中国”是什么，那我一定会清晰地回答：拥有民主、自由、博爱、人权，拥有公平、平等、公正、正义，拥有改革、开放、发展、共富，拥有和平、和谐、慈悲、宽容……的中国！
换句话说就是，我要“改革的中国”，而绝不要“文革的中国”！
2012年全国“两会”刚刚落幕，一个共识日渐清晰：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都市快报》为此采访了十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请他们畅谈各自所认识的开放改革、所憧憬的理想中国。
叶青代表说：改革的动力在于对公平公正的追求，对善良美好社会的向往；而改革的阻力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周晓光代表说：改革的动力来自人们对于更美好的社会、更美好生活的不断追求，而阻力来自因制度缺陷造成的既得利益阶层不愿让渡既得权益……
赵林中代表说：理想中的中国应该是国家繁荣富强，社会公平和谐，人民幸福富裕，官员清正廉洁。李立新委员说：心目中的理想中国应该是老百姓的生活要比今天更有保障、更有尊严、更有幸福感——国家强大的同时，一定要能给百姓幸福和希望……
这“理想中国”的一切，要靠什么才能实现？答案是：改革，只有改革！前进，只能前进！
“改革”与“文革”，虽一字之差，却是霄壤之别。经历过“文革”苦难的人，没有谁愿意吃“文革”的二茬苦、受“文革”的二遍罪。任何一个脑子清醒的人，都不会认为“文革”的十年浩劫属于“理想的中国”。避免“文革”惨剧的重演，恰是当今中国人的重任大责。可是，你如果仔细观察，当今中国，却有太多的“愚氓”在怀念“文革”，把“文革”简直描写成“人间天堂”。
面对此般情势，我最想表达的是：拨乱反正，首先要在思想界进行；思想界的拨乱反正，首先要在领导干部中进行——领导干部思想的腐朽是最危险的腐朽，领导干部思想的腐败是最危险的腐败。
此时此刻，我真心期待：我们未来的“理想中国”，能让全世界都“羡慕嫉妒”但“不恨”！为了实现美好的“国家的理想”和“理想的国家”，我们必须顺应大势、走上大道，融入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让我们永远铭记孙中山先生为浙江“钱塘潮”所题写的名言：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一切前路，都是靠改革闯出来的
完成国家领导人的换届选举，2013年的两会降下帷幕。此刻，我的最大期望是，新的领导集体，能够带领全体公民，开拓创新，开启改革新希望。
一切前路，都是要靠改革闯出来的。否则，就不会有出路，什么路都是死路。没有改革，“中国梦”就是一句空话。改革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开拓，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改革要敢于涉险滩。
有些直接而重大的改革，在本次两会上就解决了，比如撤销铁道部，就是实行政企分开的非一般的改革，可谓举世瞩目、让人称道。
还记得“发改委”的全称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可不能忘了这里的“改革”二字啊！以改革为己任的单位，就应该带头改革。只有真正的改革，才有真正的发展。我们可以“边改革边发展”，不能“边发展边污染”。发改委自己也要转变职能，从一个角度看，就得减少微观管理——市场能管的，你就不要管，不要成天沉醉于审批审批审批；市场管不了的，市场无法管的，你就得管，尽管没有好处，也要认认真真地去管好。
有人会随口说一句话——“改革是找死”。必须清晰地看到“改革是找死”这句话之大谬。不改革才是等死、找死。
改革不能“孤掌难鸣”。改革就要琴瑟和鸣、全员共鸣。
改革当然是很难的。因为改革实际上就是拿刀割自己的肉。当然，这刀是手术刀，这肉是溃烂之肉，至少是肥厚得没有样子的赘肉。需要下定决心，不怕疼痛，坚决割掉“烂肉”利益、“赘肉”利益。伴随着30多年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新的、系统性的利益格局，产生了很多影响科学发展的体制和机制性的障碍——毋庸讳言，这其中有很大的政府利益格局，例如，过多的行政审批，就涉及部门的利益；污染严重、产能落后却淘汰不了，就涉及企业、官员和地方政府的利益……改革，就是要革掉这些影响科学发展的体制、为权力中人谋利益的机制。
改革，要“忠诚于宪法，忠实于人民”，要上重宪法、下重民生。宪法是最大的“顶层设计”，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把我国宪法一条条落到实处，就是让百姓幸福一项项得到兑现。落实宪法，就等于获得幸福，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尊重宪法，那么眼下一定要改掉劳教制度。列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最高检新闻发言人、办公厅主任张本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劳教改革的相关措施很快会出台，会有相应的司法解释。至于改革的方式是停止使用、修订完善，还是全面废除，张本才没有谈到具体的司法改革方案。而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则在时隔十年之后，再“轰”劳教，强调“限制人身自由必须遵守宪法”。他直指劳教的制度之弊：“长时间限制人身自由，就应该走审判程序。但劳教没有审判程序、没有辩护和回避制度。决定劳动教养的人，按理是由公安、教育、劳动部门组成，但实际主要由公安决定，无法做到回避。”代表委员履职，就要有这样的为改革呐喊的勇气。
改掉劳教制度，是大势所趋，是大众期待，不要再拖了。
改革可以谋定而后动，而不能“谋定而不动”。
任何改革，都不能老是“稳妥”有余、“积极”不足。
加大民生投入，是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必然选项。保障和改善民生，“让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让老百姓的生活充满阳光、尊严、幸福和希望”，这样的“中国梦”，都需要通过切切实实、扎扎实实的改革再改革，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不触动根本利益的改革是伪改革
北京要开始对出租车行业进行一揽子改革了。一段时间来，京城市民出行打车难，而出租车司机则是赚钱难，这对矛盾已然成为北京的“城市病”。这次北京市的改革，让固化的经营权流动起来，由无期改为有期，经营权不再是终身制、铁饭碗；而且此次价格调整，政府禁止企业涨份子钱，要让利益真正掉入出租车司机的腰包。
各地的城市出租车，几乎都有一个由来已久的通病：公司化经营，“份子钱”沉重，吃力的不赚钱，赚钱的不吃力。大头被有关部门和出租车公司拿走，最辛苦的一线司机收入少得可怜。这背后有深刻的体制机制原因：从大集体、国营化演变而来的制度安排，使计划经济、权力经济的影子很难彻底脱光。
北京一位作家曾说：“出租车本是不错的行当，可是有位司机亲口告诉我，他已经有几个月没吃过肉了。当我们经过一片豪华住宅区，他这样感慨：这里的大楼越建越多，为什么我的日子却一天比一天艰难？”作家对的哥的感慨发出感慨：中国市民阶层的生活正日益艰难，沉重的税负、昂贵的房价、日益上涨的物价和微薄的工资，人们就像风箱里的老鼠，左右为难，举步维艰。
出租车并不是没有市场，而是很有市场，每天每个城市多少人在焦急地等车！正规的出租车运行有问题，成了打车难，大量的黑车就应运而生，有的城市黑车占到三分之一。北京同样存在很多黑出租车，市场有需求是明摆着的。但自1993年至今整整20年，北京市出租车数量竟然一直没变！出租车公司长期垄断经营权，以坐收份子钱为第一要务。这些严重的问题，都需要真正的利益改革予以改变。
在我们的制度安排中，是不放开个体出租车经营许可的。3月份我去了一趟台湾，对台湾计程车打车叫车之方便，感触很深。台湾出租车管理运行模式跟大陆大不一样。我有意识地与一位司机聊他所从事的行当，大致明白他们的管理方式，最核心的，其实就是一个“个体户”的干活。新司机需要挂靠合作社、车行或公司，开满五年后可以申请个人执照，对于个人执照要求较高较严，比如要看你是否有不良记录的情况等。至于挂靠性质的计程车，每月也只需缴纳一点“毛毛雨”般的管理费。
出租车是“个体性”最强的行当，为什么不放开个体出租车经营许可权？由此也可见改革之难，可见“利益再调整”之难。
真正的出租车行业改革，一定是要触动各种权力利益的。不触动其根本利益的改革是伪改革，用网友的话来说就是：一切不触动根本利益的改革都是耍流氓。
申报第一步公开第一步
谁需要将自家财产向公众“老实交代”？官员。这是民主政体中的国际惯例。一个追求民主政治进步的国度，就不能放弃这种监督手段。在新疆阿勒泰，55位副县级干部首次“财产申报”，分为公开与秘密两块，公开部分网上公示。
尽管没有一人在“收礼”方面填报比“零”大一点的数字，可整个制度行为是一种进步，因为这是官员家庭财产申报所迈出的第一步，也是部分申报数据公开所迈出的第一步。官员早先的“收入申报”与这回的“财产申报”，是不同的概念；内部填报与对外公开，各是一回事；当然，真实申报与部分瞒报，亦有很大区别。
我国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之规定，早在1995年就出台了，那实际上是很简单的“干部本人年度收入内部申报”，一纸表格就可“搞定”，填了交上去就完事了。这么多年来，你听说过官员因“收入申报”而露出马脚、被查下马的吗？这种“收入申报”，并不涉及家中实际财产是多是少，也不将数字公开而接受公众监督，所以只属于“自娱自乐”的范畴。
贪腐的官员，肯定不喜欢“如实申报全部家庭财产”。你瞧，我国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就没有如实申报巨额财产。谁都明白一个官儿的“收支账”并不难算，也晓得财产“超额部分来历不明”意味着什么。一些地方官，对GDP之类的数字喜欢“注水”予以扩大，因为这个“注水肉”是“卖”给上头的，并且很容易因此“数字出官”；可对于自个儿收入与家财的“数字”，只会往“缩水”方向努力，所以对于“收礼”即使有也不会写。这里两个相反的方向，都说明了对官员监督管理之难。
有学者清晰地指出：实践证明清官反腐行不通，重典惩腐行不通，运动反腐行不通，要靠制度反腐，“如果制度不科学，反腐也不行”。从一定意义上说，相比于惩治腐败体系，预防腐败体系的建设更不容易。在操作层面，惩治是个体突破，而预防是整体上要突破。至于官员申报财产，当然两方面意义都有——或查已有之腐，只要从中发现线索；或防将有之败，要让官员不敢伸手。如果财产申报制度止于“自说自话”的填报、“若隐若现”的公开、“不了了之”的查办，那么，这个制度就有缺陷，依然无法真正反腐防腐。所以，有了“第一步”之后，还需第二步、第三步……
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说：“权力永远意味着责任和危险。”这是对权力的真理性认识。可是，有些权力中人已经习惯于让权力意味着攫取与安全、享受与舒服；所以，制度性的“危险供给”对权力官员来说是必须的。那么，这就得看是否真有贪官因财产申报而落马，是否真使官员因害怕申报而求廉。否则，就难以带来最大面积的清廉之晴空。
一步一步来
从2012年8月1日起，江苏淮安将对市、县两级拟提拔乡（科）级以上干部全部实行财产申报公示。同步公示拟提拔干部的财产，而不仅仅是公示一个名字、一份简历，这当然是一个进步。
干部财产的公示，不仅仅是公众的普遍要求，而且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偌大的中国，那么多干部，目前如果想“一刀切”、统统都公示财产，这还真不现实。那么就一步一步来，让有些地方先施行起来。
淮安要搞的财产公示，主要包括：房产、车辆、投资、存款和债务，及其他需要说明的财产情况。而财产公示的内容只在内网公示，暂不对公众公开。这是有限的进步。但无论如何，“在内网公示”也比一点都不公示要好。在镇江市丹徒区，五年前就开始建立申报制度，他们打算，最快在今年年底网上公示，外界也可以看得到。是的，既然可以在内网公示，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完全向公众公示呢？
大凡心中有鬼，才不愿意公示。腐败的获取、灰色的收入弄多了，自然就不想不愿公示了。
这里必须看清楚两个概念：“财产申报”与“财产公示”，这两者基本上是两回事。“财产申报”早就有了，完全是内部循环，它如同一根“老油条”，每年形式主义地填一张表格交上去，反正也没人细看细管。“财产公示”则大不同，那是要给公众看的，换句话说，那可是给“眼睛雪亮”的群众看的，你只想形式主义地填个数字给老百姓看，那可不容易蒙混过关。
公示的本质是监督监管。没有公示，就没有公众的监督；没有公众的监督，在内部循环的所谓“申报”就没有多少意义。
不要忽视公示、公开的力量。这从河北馆陶县29岁的代县长闫宁身上看得很清楚：未到而立之年的闫宁，三年里获四次升迁；他出身于官宦世家：父亲曾经当过永年县府办副主任、县供电局局长，近亲中有两个厅级干部、三个县级干部。这个新任代县长29岁的年龄一公开，公众和舆论就哗然了。搞笑的是，当地政府有关人员称新任代县长的简历是机密，不便公开，而且由于电脑故障已找不到其任职记录。这样的遮遮掩掩，让公众更加愤怒，质疑声更为强烈。最终，这个代县长只得“因健康原因”向组织部门提出辞职了事。
从这一事件看，一些干部心底里不喜欢“被公示”，实在也是一种正常的心理。也难怪曾有高官高调地对记者说：“为什么老百姓不公布财产？”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全面落实干部财产公示，那么会有多少官员不得不“提出辞职”？
现在要试行的财产公示，是乡级科级干部，也就是最基层的干部，这是“自下而上”。而在民主政治成熟运行的国家或地区，则是上面带头公示财产的。比如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刚一上任就对外公开了财产；18名内阁成员的资产也一同公开。野田佳彦的资产为1774万日元，约合147万元人民币，主要是住宅土地和房屋，他成为历史上资产最少的首相。这个数字让国人看了几乎要笑死，那点钱在中国能买多大的一个房子，每个中国人都会算。
若想当官，就别想发财，两者不可兼得，那才是正道。
心里无鬼之官不惧财产公开
赞一个！湖南湘乡公示干部住房！
公示表明，“一把手”湘乡市委书记李世宏的房子面积最小，为86平方米的公寓；而拥有三套房的街道办事处党委书记彭立荣家房子面积最大，既有福利房，又有商品房，还有800多平方米的自建房，共有近1000平方米！
当初看报道，我就对一个街道办事处的党委书记拥有这样庞大的住房感到吃惊与疑惑。现通过本报记者的采访，信息进一步透明了：彭立荣的三处房产中，50.79平方米的福利房是自己在粮食部门工作时所拥有的；所购的133.8平方米的商品房，房子在建还未交房；800平方米自建房，是老房子的拆迁安置房……
如果没有官员财产公开，谁能晓得这样的干部住房情况？官员干部住房面积的大小不是关键问题，房子的来源才是要害所在。如果以权谋私，那么谋取“房子”也难以例外。
官员财产公示，是我国防腐反腐的重要举措，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湖南浏阳三地都属于试点，湖南湘乡是第四站，这一站的透明程度，可谓是最空前的。我喜欢这样的透明度。但“公示”这个全世界通用的举措，却在中国遇到了空前的阻力。《财经》记者王和岩曾发表一篇《2009两会记者手记》，说到一次采访经历，当他询问某省一位与会高官“怎么看待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时，得到的回答是很干脆的反问：“不会。如果要公布，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那些（私营）企业老板的利润为什么不向工人公布？”此事引起巨大反响，网友称其为“史上最牛的反问”。记者的感慨是：某些官员在财产公示问题上，把自己等同于一般老百姓了……其实，这不是“等同百姓”，而是“等同隐匿”。
在俄罗斯，现有法律并不要求总统公开个人年收入。但俄总统梅德韦杰夫曾说，他要带头公开自己的收入状况，以带动公职人员依法申报自己和亲属等人的资产，杜绝腐败。梅德韦杰夫因为心里无鬼，所以不惧“财产公开”。有论者为此提出“心里无鬼之人不惧财产公开”，此语不确，应是“心里无鬼之官不惧财产公开”。
公开、公示，是公正透明、防腐反腐的必由之路。
独孤求败？
白庙乡继续遭遇尴尬。自打他们将政府业务经费开支全部“裸账”之后，这个地处四川巴中的偏远乡镇就成了中国“全裸第一乡镇”。他们之“裸”，当时就遭受各种质疑与非难；而今到白庙乡的上级部门人员也比以往减少了一半，招商引资工作则毫无进展。
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十多年前我下派到一个江南小镇当镇委书记时，镇里也实行过类似的政务公开，并且把“酒店招待”改为“食堂招待”，从而节省了大量招待费用，有的上级来宾就不在你这土里土气只会烧家常饭的食堂里用餐了——这实在不必奇怪。
早在媒体公开报道之前，我就在一份内部参考杂志上看到了对四川省巴中市白庙乡有关财务全公开的详细报道与分析。我是旗帜鲜明地支持各地政府预决算、财务收支全公开的。因为政府开销的钱，都是老百姓纳税人的钱，百姓是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力给政府来行使、管辖的，你没有理由不把钞票的开销情况告诉钱的主人。后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了“2010年第一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这个“全裸”乡政府因为在信息透明度、政府公信力等指标上一枝独秀，排在全国第一。
但现在看来，白庙乡颇像“独孤求败”。
独孤求败，这个金庸武侠小说中的著名人物，是生平求一敌手而不可得，诚寂寥难堪也；而巴中白庙，则是生平求一援手而不可得，诚难堪寂寥也。举目全国各地，没有一个同好之乡镇站出来，与白庙乡遥相呼应，也来个“全裸公开收支”。一个也没有！看来政府财务彻底公开，得民心，难得“官心”也。
毕竟，在非正常开支依然很多的时候，谁都不愿意“家丑外扬”。但无论如何，白庙乡总算把用主人的钱的情况向主人开诚布公了。可你总不能让白庙乡也“隐居深谷，以雕为友”吧？
政府开支公开、官员财产公开，是世界通行做法。官员个人的收入与财产，为何也要申报与公开？就因为你是权力中人，是公务之员。有大量的公共财物经你手而使用，不能让你“雁过拔毛”。只有被领导，没有被监管；只对上级负责，不对百姓公开——这是许多腐败产生的根源。
2010年6月6日《新京报》报道说，日前一份公开的证明显示，以简朴生活和贴近民众著称的乌拉圭总统穆希卡，名下全部财产只有一辆1987年产的大众牌甲壳虫汽车。我们的百姓并没有要求官员都像乌拉圭总统穆希卡那样“无财一身轻”，只是希望你不要对不义之财伸手。
政府开支的信息，是信息公开中的重要内容，只有这样的“全裸公开”而非半遮半掩、半推半就，才能真正创造条件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吹得响口哨，进不了太空……
继国家部委陆续公布“三公”经费之后，北京市属部门也晒出“三公”数字。其中很牛的是北京市教委，去年“三公”经费决算数1.34亿元，其中因公出国出境费用近4484万元。我见此消息在微博上写了句感想：“原来北京市管教育的官员们，在管好自己的教育之外，还有很大的余力，去把外国的教育也给管起来了。”
由此想来，有网友戏称教育局为“教愚局”，也不奇怪。接着还有区县级、乡镇街道级的“三公”经费，全国若能在年底前把所有党政部门“三公”开销数字都公布一遍，那也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奇迹。
有人的地方就有“人的问题”，有政府的地方就有“政府的问题”。凤凰卫视名嘴邱震海说，政府权力庞大是“三公”消费过度的根源——由于权力过大，同时又缺乏监督，所以导致在“三公消费”方面它想用什么就用什么。邱先生说的是常识，而这个公开“三公”就是监督的起步，后续的渐进改良应该跟上。
有个科学知识是：宇航员“进得了太空，吹不响口哨”，因为身穿笨重太空服，吹口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太空漫步可以做到，吹口哨却做不到。这就是环境决定现实。以此作比喻，在公开“三公”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吹响“口哨”了，但还进不了“太空”，无法像管理太空航行那样严格管理“三公”消费。但发达国家或地区基本做到了，由于严管“三公”开销，不留“冗余”，没有我们那么庞大得惊人的“三公”支出。
严管严处，必由之路。2011年8月15日这天，国家电网公司公布了一起所谓“公车改革”事件的处理结果，认定安徽电力超范围配备公务用车及“公车私用”，给予有关负责人党纪政纪处分并降职；同时，将“公务自驾车辆”清理完毕。那些国企大佬，“三公”开销更是一个尚未公开的天文数字，此前只能从查处的腐败案中略见“冰山一角”。
要想从根源上杜绝各种庞大的“三公经费”，立法是重要的制度建设。“法律主治”，重如泰山。“凡是权力都必须受到法律制约”，这是英国17世纪大法官柯克竭力主张的观点。当时的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沿泰晤士河散步来到王室法院时，心血来潮，想当一回法官审几个案子“过把瘾”，结果受到柯克大法官的坚决拒绝，柯克的回答还真是“苛刻”：“国王在万人之上，但在上帝和法律之下！”由此，国王终究没能做成“法官”，临时的都不行。我们今天权力的行使，必然也在法律之下，“三公经费”作为权力的具体体现，也“必须受到法律制约”。
权力来源与吃喝之风
这是很现实的官场生态：
——有位县委书记抱怨：“不论哪路神仙来，我这县委书记只要在家都得接待，一晚上吃四五顿饭是常有的事情。”
——西部某县接待办主任说：“我有一天晚上赶了八个饭局，回到家里还得煮面条。太累人了，有时候我们接待办的工作人员轮番上阵都吃不消。”
——某边境县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每年接待费却高达近千万元，县领导坦承：“实在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县有旅游景点，风景秀丽，大大小小的考察团特别多。”
笔者当年曾下派到乡镇担任过“一把手”，对这种接待情形太熟悉不过了。我那时的改革举措就是坚决在镇食堂招待，只吃家常饭，不去酒店，这确实大大地省时省力省钱。但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上面来人多，基层是“有招架之功，无拒绝之力”的。
有道是“家常饭最养人”，而大吃大喝的结果就是“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官员也不见得喜欢，却改不了。
如今，中央就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作出明确的八项规定，提出“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不张贴悬挂标语横幅，不安排群众迎送，不铺设迎宾地毯，不摆放花草，不安排宴请”，这当然很好，可是今后执行情况不可乐观。刚刚开始，好一阵子；过后不久，故态复萌——事情往往就是这个样子。这一政策，确实需要“以观后效”。
吃喝风、奢靡风，此风为何刹不住？鞍前马后，迎来送往，此举为何停不了？原因也不难明了：官场作风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体制制度问题。在本质上，权力中人只效忠于权力的来源——民众选举他，他就为人民服务；上司任命他，他就为上级服务。作为“权力派发者”的上级大驾光临，能不好好招待么？
历史上，有个著名的“拉铁摩尔不肯坐轿”的故事：欧文·拉铁摩尔是二战时期由美国总统罗斯福选派到中国，做蒋介石的政治顾问的。他在山城重庆履职时，死活不肯坐轿，认为那是把轿夫当“役畜”，结果害得那些迎接他的达官贵人也只好陪他步行。拉铁摩尔所处的制度环境与中国的传统大为不同，所以他的“轻车简从”，不，他的步行，是最自然、最必然的选择。1942年11月，他干了一年就辞职回美国了，没想到很快收到了一张1000美元的支票，那是“委员长的一份礼物”，可他认为这是不应接受的“馈赠”，就拒绝这笔礼物。这真是不同的制度环境造就不同的人……把那个一晚上赶八个饭局的主任、一晚上吃四五顿饭的书记搁在美国，他们同样不会为招待饭弄得这么辛苦；也根本不可能出现一个穷县一年接待费高达千万元的奇事。
如今“三公经费”这个词儿已经听得耳朵出老茧了，公务接待是“三公经费”中的一个大头。遏制惊人的“接待风”，从改革体制制度入手，才能治根治本，才会事半功倍。
禁住无形的官场鸡尾酒
福建沙县的两场官场酒案，受到中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的督办。一是沙县县委书记陈瑞喜等人接受企业主宴请，一个参与聚餐的领导干部酒后猝死；二是建行沙县支行行长雷炎生等人公款宴请客户，该行一个参与的工作人员酒后猝死。民间的沙县小吃很有名，这下沙县官场的“酒瓶就等于水平”也出名了一把。
“小酒怡情，醉酒伤身”，这是百姓的经验总结。会喝酒的人，适当喝一点酒，本来不是问题。台湾诗人夏宇的名诗《甜蜜的复仇》只有短短几句：“把你的影子加点盐/腌起来/风干/老的时候/下酒”——这里的“下酒”够浪漫也够烂漫。但喝酒跟身份、时间、场合是相关的，李白斗酒诗百篇，那是李白。不是李白而“斗酒”，那就可能变成最近北京地铁里的醉酒“裸身男”，脱光光躺在座椅上，够“裸白”的。
一个基本道理是，公务人员与普通百姓，“风纪”要求是不一样的，因为“酒风”“酒疯”关乎党风政风。早年还只是“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如今干脆连小命都喝丢了，这是什么样的“酒经沧桑”，这是什么样的“酒经考验”？
在醉酒命案背后，有着一种无形的“官场鸡尾酒”，它是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为官失德、为政失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目无法纪、下有对策加上醉酒“劣文化”等等等等，混合调和在一起的结果。这“官场鸡尾酒”，是权力中人亲自“调”出来的，是一杯真正的苦酒，甚至会喝出人命的苦酒。请吃请喝，请的其实不是你这人，而是你的位置、权力，你能配置给他的资源、输送给他的利益。“官场鸡尾酒”的本质就是“权力鸡尾酒”。对于这样的“酒国”，不严厉禁止，不重拳出击，不重典治乱，那是不可能治好的；上面的一项项规定，到了下面一些地方，就会依然被一次次“解构”。
“咱们的工人有力量”是光荣，“咱们的官员有酒量”是哪门子光荣？早在十年前，接待外国元首的国宴，都从四菜一汤改为三菜一汤，而且不上白酒了。我们这下头接待来接待去，怎么弄得比国宴还国宴？
回想这几年道路交通领域严查严治酒驾，成效卓著，涉及的人、涉及的面那么广的酒驾醉驾都能治，这官员干部的胡吃海喝怎么就治不下去？对于“解构”政令者，最好的办法就是“解构”他的权力。从2014年1月起，北京警方实行“史上最严厉禁酒令”，规定“民警除在家饮酒或经过报告审批饮酒外，一律不得饮酒”，否则一律按违规论处；这禁酒令还要求家属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可想而知的是，不仅“家属”同意签字，全国百姓都会“举手同意”！
不管是否春节到，官场都应酒戒掉；若是在家里，那么最好是：饭吃七分饱，酒喝三分好。
三个顶梁柱
经济发展、社会公平、政府廉洁，这是和谐社会里的“三个顶梁柱”。这三者当中，政府廉洁尤为重要。2009年3月10日，“两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工作报告，诸多数字引人注目：去年全国法院受案总数首次突破千万大关；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87人因贪污贿赂、渎职侵权而落马，其中厅局级181人、省部级4人；有1200名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被抓获；最高检还查处涉嫌不公不廉司法工作人员2620人……从中可看出，一年来“两高”在反腐败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政府廉洁与否，很大程度反映在干部官员身上，有个体的，也有群体的。有些官员的行为则行走在腐败与亚腐败的临界线上，比如公款出国旅游。作为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的政协委员屈万祥说，公款出国旅游是个老大难问题，出国人数与前几年相比大量增加，有关人员大肆弄虚作假——“邀请函是假的，日程是假的，考察报告也是假的，都是网上抄来的，全套的弄虚作假，这种情况从省部级到县市级都有”；有些领导出国，就拉一个国企老总走，“那不就是拉着个钱箱子出国吗？”
全套资料是假的，只有出国游玩是真的；不花公帑是假的，拉个人家的“钱箱子”是真的……源头堵不住，查处则更难。屈万祥说，要争取用两三年时间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场硬仗，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对这一决心，百姓听了一定很高兴，可这个事情难就难在如何才能“发现”，没有“发现”，查处与通报似乎就无从谈起。现在有些地方县处级以上干部一年出国一次还嫌少，最好两次或两次以上；考察是名头，旅游是实质，但最终真正被查处和通报的有几次？现在比较出名的几次被查处，还是网友偶然的机缘发现后，才引起有关部门重视而“严肃查处”的。
也有的事情似乎与腐败、亚腐败不搭界，但真切地反映了政府为谁办事为谁花钱的问题。屈万祥说到一个外人不太知道的情况：医保基金大量结余，证明地方政府失职。我国医保基金结余率高达32.8%，而发达国家在10%以下。那些钱是财政部拨付下来为百姓办事的，“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可那么多基金还放在那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还屡禁不止”。由于缺少透明的阳光、缺少有效的监督，暗箱中的挪用，轻易就能完成，种种“胡作为”就是这样产生的。
不要认为高层不掌握内幕情况，许多腐败内幕信息，还是百姓这头“信息不对称”；现在最难的，是如何制度性治本和完整性落实。“制度防腐”和“制度反腐”，并非虚置的“词汇”。比如官员财产收入实行公开制，如果做得真实而不走过场，那就是有效的，这已被国外诸多经验所证明。
为何说政府廉洁“尤为重要”？2月28日温总理与网民在线交流时说得明白：“只有一个廉洁的政府、得到人民信任的政府才能够一心一意促进经济发展，才能够采取各种措施实现社会公正。”两会前夕，新华网统计，网民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反腐败而非金融危机，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政府廉洁之重要。栋梁栋梁，栋之上还要有梁；建立廉洁政府，政策之上是法律。中央党校专家就曾建议尽快制定“反腐败法”。“顶梁柱”孤零零立在那里是不牢靠的，栋柱之上还需优质之梁，而“反腐败法”就应该成为其中一根重要的“梁”。
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
2010年岁末，首部《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发表。第四部分专讲“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其中明晰地提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这三权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协调，从而构成我国权力的结构及运行机制。
决策权如果没有制约，就会导致拍脑袋决策甚至拍屁股决策；那大抵就是权力的轻率使用，从而带来巨大甚至难以挽回的损失。执行权如果没有制约，可怕的后果还不是“执行力”不够，而是执行扭曲，甚至政令根本就出不了中南海。监督权如果不受制约，那就会导致“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
在我看来，非常重要的是，权力要制衡，权利要平衡。这两句话中，开头、中间和最后一个字都是相同的，但“权”有两种，“衡”有两类：权力的必然趋势是导致腐败——“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的名言我们已经耳熟能详，所以对权力要制衡，这才是对权力真的好；权利的必然趋势是被侵蚀与缩小，所以要竭尽全力保护权利，在此基础上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平衡与均衡，达到包容与共享。权力与权利一定要区分清楚，吉他是不能当成琵琶弹的。
可持续的权力，一定是受制衡制约监管监督的。监督方式有很多，而目的只有一个：一定要约束住权力张牙舞爪的“牙”与“爪”。
在任何社会环境下，无论是广义之人类还是狭义之人们，都应树立分享意识，尤其是树立权力分享的意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三权分说，本身就体现了权力分享意识——当然这个“享”并不只是享受，更意味着责任。至于不受制衡制约的权力，绝不可能变成可分享的权力，而是要变成特权、变为权贵。不可分享的权力是不可持续的。任何时候，我们都决不允许社会主义被“权贵资本主义”取而代之。
政者，正也
盘点梳理一年的政事，往往能积思顿释。
《都市快报》推出2009浙江新政排行榜：率先实现养老医疗社保制度全覆盖、改革基层管理破解看病难看病贵、全省1990万流动人口告别暂住证、试点农民置换公寓上市交易、将行贿人黑名单扩大至所有行业、在慈溪推出廉情公示制……
后两者关乎廉政，前四者统统关乎民生。民生，是为“人之福”；廉政，是为“己之正”。己身不正，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就是一句空话。要取信于民，要使百姓满意高兴、拥护赞成，民生廉政都要努力做到最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说过，现代政府的有效治理，依赖于政治领导层与普通民众之间能否建立一系列复杂的信任关系。是的，这种信任关系的建立，是政府实现有效治理的基础性前提。
“政者，正也”，“正”为“政”本。“正”不是虚拟之词，慈溪推出廉情公示制，就是谋正之道，其中干部财产公示部分反响最为强烈。这是“最早吃螃蟹”之一，尽管还只是迈出第一步。而发轫于宁波北仑检察院、防治商业贿赂的“行贿人黑名单”，已扩大到所有行业，且已逐步在全国开花。重治受贿、轻治行贿，是长久以来形成的“法制”现实；要改变这种局面，建立“行贿人黑名单”就是有效之法，这是防腐之网。
为政者，往往因为腐败，所以失败。由此我想到“不行贿的王石”之可贵。在中国企业家中，王石可能是唯一一个敢于公示自己从不行贿的老板，尽管这并没有给他带来掌声。一次论坛上，王石和一位嘉宾先后发言，“我讲我不行贿，下面没有掌声；他讲他行贿的时候，下面掌声雷动，坐在台上我多少有点尴尬”。我不知道那些鼓掌者中有没有官员。这里涉及一个严肃的冰冷的问题：政企之间，是“同志”关系呢，还是“同腐”关系？而建立反腐防腐的“行贿人黑名单”，可能会让一些人不爽，但公众知道了一定都会击节欢迎，它大大有助于建立政府与民众间的信任关系。
这种信任，就是一种正效应关系。从本质上说，它来自“以人为本”而非“以民为本”。尽管“信任”是两者之间的事，但最好的“信任关系”是两者融为一体，不是官民关系，也不是鱼水关系，而大家都是水。这正是我们只说“以人为本”而非“以民为本”的缘由。
我为时政领域的每一次改革、每一点进步鼓与呼。因为我一向支持改革，反对倒退，支持开放，反对封闭，支持进步，反对保守，支持公平，反对不公。
为政者，为正之外，要努力做到视野最开阔、思想最活跃、问题意识最敏锐——那么，无限风光在时政。
腐败中人并无治外法权
2012刚开年不久，就有了一次重要会议——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召开。胡锦涛总书记发表讲话时指出，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在新的形势下保持党的纯洁性，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检验“纯洁性”的最好试金石，就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腐败肆虐，那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肯定就会受损——因为贪官们那些贪腐来的钱都来自民众。
1月7日这天，山西女富商丁书苗被撤销了省政协委员资格。因为卷入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丁书苗一年前接受调查。自打结识了刘志军，她的资产两年增加40亿。她与权力走得很近，在刘志军的“助力”下，她在高铁这口“大锅”里分得了一杯羹。而丁书苗“赚来”的钱、刘志军贪得的钱，哪个不是老百姓的血汗钱？
拿下刘志军，是中国反腐败历程上的重大成果；而忽然扫掉了足坛一系列贪腐官员，则是出人意料的反腐败大收获。2011年岁末开审足协官员，“打头阵”受审的是中国裁判“太上皇”、足协裁判委员会前主任张建强，他曾操纵2003年“上海德比”一战，申花赢得冠军后送来70万，张建强分给“金黑哨”陆俊35万元……面对央视镜头，张建强说了五个“没有”：没有道德、没有规范、没有制度、没有制约、没有监督。还真是说到了点子上。
我称陆俊为“金黑哨”。球场上的陆俊，原本是说一不二的黑衣法官，而在真正的法官面前，他萎靡呆滞，六神无主。可他全部涉案金额为81万元人民币——多少读者听到这个数字后连呼“不值得啊真不值得”。是的，我们得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而同时，也要充分认识腐败本身的长期性与复杂性——想想连“金哨”陆俊都被拖下水，这是一个如何的“酱缸”环境？
著名作家慕容雪村有个说法叫“多数人死于贪婪”，很有警示意义。只是“贪婪”的程度有差异而已。相比于陆俊的81万元“小巫”，原深圳龙岗区常务副区长钟新明就是“大巫”了，他受贿近4000万元，一审判处死缓，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钟新明在台上很有官相，到了狱中则忏悔感叹：“回乡下种地都幸福”。这让我想到了对“人模狗样”的新解释：台上是人模，下台是狗样。
那个丁书苗倒是来自乡下，从一个农妇发展到身家几十亿，但她主要是通过依附垄断权力来获取利益的。同村的村民说，丁书苗“丁大字不识一个，一斤鸡蛋2元，一斤半就算不出多少钱”，但她“很会做人，比如去贷款，你贷给她10块，她能拿出8块搞关系”——这说出了权力能被依附的关键点。
腐败中人，并无“治外法权”；有了腐败，必得惩治。“治外法权”指的是免除本地法律司法权的情形，即一国国民在国外不受所在国管辖，即使涉嫌犯罪，所在国的法院也不能进行审判。根据国际法和外交惯例，此种特权通常只有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代表等等才能享有。可在一国之内，如今多少权力中的腐败者，梦想着永远享有不被揪出来的“治外法权”啊！
要彻底打破这种“梦想”，权力制衡和民主监督就不能缓行。有些人老是说“民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即便真的如此，那么要改的是国情而不是民主——这是真理性的常识。
背离总是容易的
你本来要的是1、2、3，结果得来的却是-1、-2、-3，这“1、2、3”前头附加了一个“负”，鬼都知道那已不是你想要的“1、2、3”，却还是要继续下去，这是哪里病着了？
2月25日发布的2013年《法治蓝皮书》讲道：政府采购有高达八成的商品高于市场平均价，价格虚高十分突出，资金浪费严重，“背离制度设计初衷”。呵呵，政府集中采购，原先构想的是集中管理、集中监督、集中省钱，结果在实际操作中，被轻而易举地变成了“集中腐败”，省钱的“1、2、3”被弄成了费钱的“-1、-2、-3”，而这都是纳税人的钱，这显然是在造福官员、造福供应商。政府集中采购，既是一个腐败主体，也是一个腐败平台，可上上下下还是这么心照不宣地操作下去。
背离总是容易的，“对策”总是会有的——权力中人在这方面的智商那可是绰绰有余的。有关领导说，“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这很好，可事实上，下面对付这几个“决不允许”的“允许”之对策，早已心中有数。
不少局部的改革，很容易被背离改革的初衷。刚看到《财经》杂志报道说，新“大部制”改革方案提交讨论，其中之一是铁道部与交通部有望整合。我当然是赞成“大部制”改革的，期待政府运行体制经过实质性改革，能够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政府效能，避免机构重叠和人浮于事，真正向着“小政府、大社会”迈进。可问题是，历史上几次机构改革，都是改过一阵之后，迅速反弹，机构膨胀，人员猛增。在整个制度内核与制度环境没有变革的境况下，政府机构的改革同样可能背离它的初衷——如果“大部制”只是“集中办公”，那与政府“集中采购”的“集中”不是很神似吗？
一切的背离，首先是人的背离，人对自己的背离。日前出版的《中国周刊》杂志，采访报道了央视原副台长洪民生，其中有个细节强烈冲击了我的视觉：几年前，央视组织干部去五台山旅游，到了庙里无论老少扑通跪倒一片，虔诚地叩拜，嘴里还念念有词。只有洪民生成了唯一站着的一个人，一时间他愣住了！“跪在佛前的都是党员，节目里歌颂完伟大的祖国，然后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信仰”——洪民生的揭示极为深刻到位。信仰的背离、背离的信仰，最鲜明的意象就是跪拜，而且是“集中”跪拜，不仅跪拜在庙宇里，更是跪拜在权力之下、金钱之前。
防止权力扑满化
2012年3月11日，人大会议听取和审议最高法和最高检的工作报告。曹建明检察长在报告中说，2011年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8464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524人，其中厅局级198人、省部级7人；王胜俊院长在报告中说，2011年共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2.7万件，判处罪犯2.9万人，促进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
新华社的电讯说：“去年涉足球系列刑事案件相继开庭，足球领域反腐败取得重要进展。此外，张家盟、宋晨光、许迈永、姜人杰等一批腐败分子也受到法律惩处。司法机关惩治贪腐，彰显了党和国家反腐倡廉的坚定决心。”
我国惩处腐败，继续保持高压。从具象角度看，腐败现状如何？腐败因何而生？前提基础是什么？今后应如何反腐败？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此前在浙江代表团有个精彩的发言，涉及方方面面，讲了足足44分钟，被媒体广泛报道，受到网友、读者的大赞——他讲到“官满为患”，一些乡镇三四百名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这些支出最终都是老百姓买单；讲到四年前全国公务员是600万人，现在已经增加到1000万人，一年多100万人；讲到去年全国3.1万亿土地出让收入没有纳入预算，很多财政资金未受到人大监督，就像一块豆腐，政府说用就用了；讲到拍脑袋安排资金的情况太多，分配随意、各地“跑部钱进”，要钱时财政部附近宾馆都住不下；他建议将审计署划归人大直管与中纪委合署办公……
我很欣赏刘锡荣直面问题的讲话。我不由得联想起“扑满”的形象：扑满是我国古代百姓储钱的一种盛具，类似于现在的储蓄罐。由于2000多年时间通行的是方孔圆钱，先民们为储存之便，在陶罐顶端开出一条能放进铜钱的狭口，有零散铜钱即投入其中。装钱只有入口，没有出口。钱装满后，将其敲碎而取之——“满则扑之”，故名“扑满”。当今不少贪官的情形就是扑满化：全身上下犹如一只“扑满”，只有入口没有出口，只进不出，最后全身都装满了利益的“铜钱”，只有等到“粉身碎骨”了，那些“进去”的钱才会“吐”出来……是啊，一个贪官，如果“肥”得就像一只“扑满”，那是多可怕、多丑陋的形象！
法国有句戏谑的俗语：“只要挖得深，世界没好人。”这是极而言之，真正的好人看了会嫣然一笑；但是，还没有被“深挖”出来的坏蛋，看了一定很不爽。对一些装模作样的贪腐之官来说，深挖之，狠“扑”之，那里头的世界终是会暴露无遗的。都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其实腐败本身也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以权谋私易、以权谋国难。这背后有个利益格局问题。一旦利益成为既有格局，那么结果必然是：上面，一定罩着他；下面，一定捧着他；周围，一定媚着他。要防止权力中人扑满化，也就是要防止权贵利益化。个中出路，仍在改革。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得好：“我们在解决利益格局影响改革的问题上，首先是要从执政的党和人民政府头上开刀，我想只要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代表那些小部分人的利益，那么我们的改革就会往前迈出最关键的步伐。”改革，正是我们竭力防止权力“扑满化”的不二选择。
反腐需要巧实力
这是“世纪大审”。2009年1月19日，注定要载入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史——台湾前领导人陈水扁这一天终于站到了被告席上。扁家世纪大案，涉嫌巨额贪腐；海峡两岸关注，世人为之侧目。台湾要惩贪反腐，就必须把陈水扁案审得一清二楚，让公众彻底看明白一个“穷得只剩下钱”的人是什么样的真面目。
庭审第一阶段属于“准备程序庭”，原定连审三天，审判长蔡守训考虑到被告与律师准备时间不及，将1月21日的准备庭改到2月24日举行。由此可见法官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这是司法实践中的一种巧实力。
这里要就巧实力的概念多说两句。巧实力是继硬实力、软实力之后，美国高层智库提出的新概念，已被奥巴马所接纳。凑巧，1月20日就是奥巴马宣誓成为美国新总统的日子。不久前，希拉里在国务卿提名确认程序中，首次全面披露新一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她称之为“巧实力外交”。巧实力既不是单纯的硬实力，也不是单纯的软实力，不走软硬两者的极端，而是两者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巧实力就是一种更聪明更巧妙的战略战术。
司法实践需要巧实力。在陈水扁被二次声押的攻防拉锯战中，就已体现了巧实力之智慧。原法官周占春两度裁定放了陈水扁，检方则两度提起抗告；台北地方法院漏夜开会，决定扁家所有案件并案办理，也就是并入审判长蔡守训的合议庭，该庭此前是审理扁妻吴淑珍所涉案件的。周占春审判长的合议庭不再承审。正是由蔡守训合议庭承审，才使陈水扁“二进宫”。今后审理阿扁贪腐案，将注定是一场漫长的持久战，否则也不会称为“世纪大审”了。那么，整个过程同样很需要法官的巧实力。
延伸开来看，所有反腐防腐行动都需要巧实力。我以为，“透明国际”每年评定颁布一次“清廉指数”，就是一种“巧实力”的运用，对研究和预防腐败，以及提醒注意反腐败，有着杠杆般的作用。总部设在柏林的“透明国际”，已在我国台湾设立了分会。作为全球最大的反腐组织，它评估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清廉指数”，显示其公务员清廉的程度。它们拟将年内在大陆也设立分会，主体是现在的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
民主是软实力之一种，总体上，在经济发达、法治完备、政治民主的环境中，“清廉指数”相对较好；但民主政治不是腐败的天然绝缘体，腐败在全世界所有的政治体制中都发生过。有报道说，海地、孟加拉国等民主的“模范学生”，都实行了多党竞争，但腐败却很猖獗。腐败即“滥用公权谋取私利”，民主是公权力产生的一种手段，并不完全能抵御公权产生后的私用滥用。所以仅凭民主“软实力”反腐防腐，是不够的。
法律本身也是一种软实力，反腐的巧实力，则需借重这一软实力。台湾反腐，法律上就有专门的“贪污治罪条例”，台检方就是依据“贪污治罪条例”等公诉陈水扁的。巧实力并不是对软实力的排斥，而是对软实力的巧妙运用。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甚至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都有反腐败法；不久前，俄罗斯总统也签署了反腐败法。有专家建议我们也应尽快制定一部反腐败法。反腐败法既属反腐之法，又属防腐之法；立法反腐，就是借用“软实力”的一种“巧实力”。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