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教授的红楼世界

    脑残粉好像是近几年才出来的新词，一个人疯狂追逐某个名人或者某个品牌，因为情绪激烈，乃至做出很多不理智的行为，西方人称之为“Fanboy”，中国人就叫“脑残粉”。以这个标准来看，胡适之于陆小曼、金岳霖之于林徽因，都算不得是脑残粉，因为胡适虽然觉得陆小曼是“京城不得不看的一道风景”，却在徐志摩日记事件中偏帮了林徽因；金岳霖爱林徽因爱得死去活来，却也曾经和浦熙修谈婚论嫁。喜爱某件东西到脑残地步，我细想想，大约只有《红楼梦》。

    《红楼梦》脑残粉的数量是不少的，有为了林黛玉和薛宝钗孰好而大打出手的前清老叟们，也有慨叹“一恨海棠无香，二恨鲥鱼多刺，三恨红楼梦未完”的张爱玲，当然，要论第一脑残粉，莫过于吴宓。

    初到哈佛时，吴宓就曾在哈佛中国同学晚会上演说《红楼梦》。1940年至1942年之间，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出现了一次《红楼梦》热，据余斌考证，这股热潮大概由陈铨的一次演讲引起的，吴宓和刘文典推波助澜，使之升级。1940年4月11日晚，陈铨大西门内文林堂演讲《叔本华与红楼梦》，反应热烈。这次演讲吴宓帮助张罗，他在日记中记下讲演之盛况：“听者极众，充塞门户。其盛夙所未有也。”

    1942年暑假，吴宓为联大学生讲《红楼梦》共7次，又应昆明广播电台邀请，播讲《红楼梦之文学价值》，不少学校将中文系、外文系等文科系的全部课程暂停，让学生有时间专听吴宓的讲演，当时的报纸，诸如“山城轰动，掀起《红楼梦》热”之类的报道在他所到之处比比皆是。他讲《红楼梦》，不赞同从阶级论的角度，有学生提出：“为什么吴先生认为《红楼梦》不能作为18世纪我国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解剖标本？”他说：“就像解剖尸体一样，不必拿美人遗体解剖，破坏了美容太不值得。”1942年春天，应学生社团“中国文学会”之邀，他以自己的《红楼梦》代表著述《红楼梦评赞》为蓝本，给学生讲了其中的六、七两段，主要内容是将太虚幻境和但丁的《神曲》中的地狱进行比较，引导人从幻灭和痛苦中求得解脱。那晚人多，“听者填塞室内外”，场面让吴宓十分兴奋，所以在回答学生提问时，居然“词意姿态未免狂放，有失检束”。吴宓的弟弟吴须曼回忆，吴宓讲《红楼梦》，“偌大一个礼堂，座无虚席，每一个窗台都被人占用了。演讲开始后，全场没有一点声音，当时我感到不是在听演讲，而是在看一个演员作表演，而且是一个人扮几个角色，王熙凤的阴险毒辣，林黛玉的多情善感……都演得惟妙惟肖。他的精彩演讲，轰动了整个古城”。

    吴宓还参加了“以研究《石头记》为职志”的“石社”，这个社团常常在夜间搞活动，在南食堂行《红楼梦》酒令，说《红楼梦》故事，吴宓是“石社”的重要成员。想要入社，需要提交一篇对《石头记》的鉴赏文章，最好用第一人称写，因为这样可以把自己比作书中的某个人物。不过，“石社”的活动话题常常不知不觉从品评《石头记》转到各自阅读的诗文及个人恋爱故事，这其中最有意思的故事当然也是吴宓的。

    吴宓对于《红楼梦》的热爱，幻化成一个个段子，流传在西南联大，最著名的莫过于以下这个：联大新校舍对面（曾在联大求学的郭冠球回忆说是联大附近的府甬道）有一家湖南餐馆，名曰“潇湘馆”。吴宓见后大怒，就叫老板来一下。老板问吴先生有何指教，吴宓就说，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给你一些钱，你把这个名字改了，别叫潇湘馆。老板说怎么了，吴宓回答：“林妹妹会难受的。”潇湘馆在《红楼梦》里是林黛玉的住处，有幽幽篁竹的美人住所怎么能划拳？吴宓想不通，饭馆老板也想不通吴宓为什么想不通，于是不答应，吴宓无明业火三千丈，砸了那家店的碗碟。

    吴宓一向温柔体贴，居然为了一个名字而动粗，实在难以想象，大概是为了《红楼梦》，什么都在所不惜。在汪曾祺的记忆中，吴宓在联大讲“红楼梦研究”，如果有后来的女生没有椅子坐，他看到后会马上就去旁边的教室搬来椅子，等学生们都坐好才开始讲课。对，在生活里，他觉得自己是贾宝玉，对女生非常照顾和尊重，细心体贴到无以复加，“遇有车马疾驰而来，他就非常敏捷地用手杖横着一拦，唤着苏生和我，叫我们走在街道里边，自己却绅士派地挺身而立，站在路边不动。等车马走过才继续行走。他这种行动不禁令人想起中世纪的骑士行径”。

    自比贾宝玉的吴宓教授当然也会把身边人比作《红楼梦》中的人物，这做法实在是脑残粉的最高境界，其他红楼迷都要自叹不如。比如对同事，自1926年3月起，吴宓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但一直只是代理系主任，从未做过系主任。自视甚高的吴宓感到非常委屈，1936年陈福田主持系务，“七七”事变后，清华南迁，和北大、南开合组西南联大。1939年暑假，陈福田回檀香山，请吴宓代理清华外文系主任一职，为此，吴宓自比《红楼梦》中的平儿，哀叹自己不能被扶为正室（当上系主任），且还要服侍秋桐（指系主任陈福田）。那么，王熙凤是哪位呢？1939年7月15日，吴宓在日记里对叶公超表达不满。叶“既失信，又嫁祸，且图利”，令吴宓“殊为郁愤”，于是吴又把叶公超比作王熙凤（“如王熙凤”），《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心狠手辣，劣迹昭著，吴宓这样的书呆子自然最痛恨。吴宓日记里的王熙凤还有郭斌龢，他曾想转投学衡派后期的大本营浙江大学，曾在浙大执教的张清常劝说吴宓不要去，吴宓得知“龢在浙大有王熙凤之绰号”，最终打消了赴浙大的念头。

    王熙凤是贬义词汇，薛宝钗也是，吴宓把这位标准淑女的称号安在了冯友兰的头上，因为他和薛宝钗一样，“待人接物不亲不疏，不远不近，可厌之人未见冷淡之态，形诸声色；可喜之人亦未见醴密之情，形诸声色”，“随时随地都吃香”。林语堂在日记里则扮了一回光彩照人的探春：“（林语堂）今者载誉回国，如探春之远嫁归来，比前更为超逸俊爽。而适逢家难，未免伤心。”相比之下，“落魄”而又坚持“在家出家”的吴宓便成了惜春，“又见惜春道姑打扮，尤觉难以为怀”。

    吴宓是书呆子，却并不是呆头鹅。他在昆明期间认识了远峰和尚，在交往中，吴宓觉得自己对远峰的观察有如《石头记》中惜春对妙玉的评论——“冷美人”，惜春认为“妙玉虽然洁净，毕竟尘缘未断”。果不其然，远峰半年后即弃僧还俗，引来吴宓连连嗟叹。

    因为对《红楼梦》烂熟于心，吴宓也不时拿《红楼梦》中的故事表达心情。1942年，与陈寅恪、汤用彤同获“部聘教授”的殊荣，吴宓认为这“正如探春受命陪钗、黛见南安太妃”。然而，这个结果遭到不少联大教授的讥刺。愤激之下，吴宓在日记中写道：“教授同人之忌嫉刻薄，乃过于怡红院中诸婢之不满于小红、五儿等之偶获倒茶侍应宝玉也。”这个比喻实在让人拍案叫绝！

    虽然曾以平儿、李纨、惜春自喻，但他还是喜欢自己变成“贾宝玉”。1943年2月7日，《红楼梦》谈话会第二会，由吴宓与翁同文、王般、李赋宁做主，与会者有十来人。他们在大观楼观稼堂阁中叙谈。但天气寒冷，大家都懒得动嘴。只有沈师光兴高采烈，说吴宓境遇可比妙玉，但其性情实则颇类宝玉，这番话正中吴宓下怀，让他着实高兴了一阵。

    不过，吴宓可没办法和贾宝玉比“桃花”。当贾宝玉被众多丫鬟包围的时候，秉承“除了学术与爱情，其他问题一概免谈”的吴宓在漫漫情路上走得异常坎坷。他的第一任妻子陈心一，乃是同学陈烈勋的妹妹。那时吴宓尚在美国留学，天天慨叹自己作为宅男，没有女朋友没有老婆。于是，经同学介绍与从未谋面的杭州姑娘陈心一订了婚。吴宓当时还委托陈心一的同学毛彦文，打探这位陈小姐的情况，毛考察后回复说：“陈女士系一旧式女子，做贤妻良母最为合适。皮肤稍黑，性情似很温柔，倘吴君想娶一名能治家的贤内助，陈小姐似很适当；如果吴君想娶善交际会英语的时髦女子，则应另行选择。”

    两人订婚几个月后，吴宓就后悔了不想结，朋友汤用彤劝他：“取消婚约情理不容，你前面既然已经答应，陈家可能已经将此事通知了亲朋，你后来忽然取消，人们会怀疑陈心一有什么不能容忍的、无法改变的毛病，这要一传十、十传百，可了不得，将来陈心一背着这个‘莫须有’的黑包袱，如何能嫁得出去？你该为她、为她家想想。”“吴宝玉”一向为女性着想，于是暂把悔婚的心思放下，回国后，便与未婚妻陈心一见面，据说当时一见倾心，13天后便闪电般地入了洞房。陈心一确实如毛彦文所说的那样温顺贤良，可是吴宓觉得陈心一虽然贤良，却“呆滞”、令自己痛苦，于是便整日沉浸在“离还是不离”中，痛苦不堪。最主要的是，他心里的林妹妹另有他人，便是前面帮他打听陈心一的毛彦文。

    毛彦文（1898~1999），浙江江山人。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英语系毕业，美国密歇根大学教育学硕士，曾任复旦大学、暨南大学教授，北平香山慈幼院院长，1999年在台去世。毛彦文虽然之前与方家定下婚约，却因为与表兄朱君毅青梅竹马，便在方家迎亲大轿抬至毛家大门的刹那从后门逃离，并与朱君毅正式订婚。毛彦文的痴情换来的却是情郎的始乱终弃，朱君毅回国后，以近亲不宜结婚为由，与毛彦文解除了婚约。早就看上毛彦文的吴宓听到这个消息，迫不及待地与陈心一离婚，开始对毛彦文展开了疯狂的追求。这一举动当然遭到了大家的群起攻之。吴宓的学生许渊冲说：“他离婚的事情大家同情的人很少，几乎没有什么人同情。他自己呢他认为他对得起陈心一，但是就是这个啊，这个东西，吴宓没有给陈心一着想，只是为自己着想，说我对得起你，没有爱情就离婚。”他的生父更是公开指斥他“无情无礼无法无天，以维持旧礼教者而倒行逆施”。对于吴宓与陈心一的离异，毛彦文这样解释：“吴脑中似乎有一幻想的女子，这个女子要像他一样中英文俱佳，又要有很深的文学造诣，能与他唱和诗词，还要善于辞令，能在他的朋友、同事间周旋，能在他们当中谈古说今，这些都不是陈女士所专长，所以他们的婚姻终于破裂。这是双方的不幸，可是吴应负全责。如果说他们是错误的结合，这个错误是吴一手造成的。”

    吴宓追逐毛彦文，用《傲慢与偏见》的话来说，“先生这方面显然情意绵绵”，但“小姐的心思”却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毛彦文对吴宓的示爱开初尚有意，两人曾在柏林商量过结婚的事，后却又变了心，吴宓却认为“这是她的矜持，或是在考验自己”。1930年，《民国日报》上刊登了两人的绯闻，毛彦文为此很生气，欲与宓断绝通信，吴宓倒不着急，反而有点高兴，“必由于一时气愤，或有意试探。其心固未尝绝我，甚且爱我也”，“确知女士痛苦，向我发舒，正是不自知的爱我之表示”。向来拿绯闻当家常便饭的民国文人圈都集体看不下去了，他们派出了代表金岳霖去劝说吴宓（金先生其实有什么立场呢）：“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其内容是你的爱情，并涉及毛彦文……私事情是不应该在报纸上宣传的。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结果吴宓大怒：“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岳霖也只好承认自己比喻不当。

    这场热烈的单恋故事终究是一段苦恋，毛彦文最终嫁给了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熊希龄。当时熊希龄66岁，毛彦文33岁，婚礼上最引人瞩目的就是新郎新娘的年龄，壁间悬挂的喜联也多与此相关。毛的一位同学与熊希龄是世交，平素称熊为“世伯”，他送的喜联让观者哑然失笑：“旧同学成新伯母，老世伯作大姐夫。”而华侨报人崔通约的喜联则工工整整对仗严谨：“老夫六六新妻三三，老夫新妻九十九；白发双双红颜对对，白发红颜眉齐眉。”学者沈尹默的对联处处用典暗含风趣：“且舍鱼求熊，大小姐构通孟子；莫吹毛求疵，老相公重作新郎。”吴宓也收到了毛彦文婚前所下的帖子，邀请他出席婚礼，他以编书为由辞绝了这一难堪的邀请。他对毛嫁熊深感痛苦，更认为毛嫁给老头子是图人家的地位财产。

    不能说这毫无根据。熊原籍江西，生于湖南凤凰，进士出身，在袁世凯手下做过半年多的国务总理，之后即从政界渐渐淡出，1932年任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次年在北平设第一后方医院，救护长城抗战受伤官兵。与毛彦文结婚时的熊希龄，虽然年老，却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吴宓当然不可相比。但可爱的吴宓教授在怨恨的同时，又很讨厌社会舆论对他的女神进行指责，总是在人前为毛辩驳。

    抗战爆发，南京沦陷，熊希龄带着毛彦文避居香港，谁知到港不久，还来不及搬进已租好的唐继尧家的跑马地私宅，熊希龄就在旅馆里病故。吴宓听到这个消息，便赶到香港和毛彦文见面，他闭门专心给毛彦文写了一封长信，“历叙亦真切爱彦之经过，引咎自责。对于失彦之痛恨，三年来如何拒绝一切女子，今兹惟望与彦结婚。至其手续与形式、或迟或速，由彦决定，宓必谨遵曲从。至熊公之遗产，可以一文不取，藉免世俗之讥评云云”。这封信情深意长，然而，挂号寄到香港，毛彦文没有回复，并在吴宓抵港之前，便回到上海，让“吴宝玉”扑了个空。最终，这份“纠结”的爱终于化为组诗《吴宓先生之烦恼》而为人所知：

    一

    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知闻。

    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

    二

    作诗三度曾南游，绕地一转到欧洲。

    终古相思不相见，钓得金鳌又脱钩。

    三

    赔了夫人又折兵，归来悲愤欲戕生。

    美人依旧笑洋洋，新妆艳服金陵城。

    四

    奉劝世人莫恋爱，此事无利有百害。

    寸衷扰攘洗浊尘，诸天空漠逃色界。

    吴宓不但在报上发表他的这些失意情诗，还经常在课堂当众向学生倾诉衷肠。某次上《文学与人生》课，吴宓又不知不觉讲到《红楼梦》，将自己的情史作为“反面教材”，讲自己“订婚、结婚及早年认识彦（毛彦文）之往事。听者拥塞”。下课后，吴宓细思量，觉得对学生叙生平，不妥当，很后悔。1943年夏天，吴宓还将自己写的《五十生日诗》作为讲义发给学生，里面亦有自己对毛彦文（英文名海伦）的一片痴心：“平生爱海伦，临老益眷恋。”

    吴宓把自己当成贾宝玉，心里惦记着好几个女人

    吴宓心中的林黛玉也并不只有毛彦文，他十分忠实地秉承了贾宝玉的某项特征：“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这也许也是他始终没能获得毛彦文芳心的一大理由。1942年，刘文典在联大讲《红楼梦》，吴宓去捧场。一次，“听典讲《红楼梦》并答学生问。时大雨如注，击屋顶锡铁如雷声”。另一次，“听典露天讲《红楼梦》。见琼在众中。宓偕雪梅归途”。雪梅即贵州女诗人卢雪梅，多次婚恋失败后转向吴宓。吴宓陪她听刘文典讲演《红楼梦》，却心猿意马，张望人群中的张小姐。张小姐就是“琼”——联大生物系助教张尔琼，有一段时间她在昆华中学教书，和吴宓的关系颇为暧昧。张是四川长寿人，出身官宦家庭，父亲做过民国法制局长，清华大学生物系毕业，喜文学，能写一点旧诗，与吴宓认识的时候，不过二十五六岁。

    1941年春，吴宓对“冷艳美人”张尔琼发动爱情攻势，但对方忽冷忽热，弄得久经情场的吴宓教授“甚感凄楚”。于是，吴宓写信给张：“以琼比黛玉，而托言黛玉不获嫁宝玉，则只可嫁（一）孙绍祖或（二）柳湘莲。”看起来似乎感情颇为炽热，可惜他一边表示“爱琼之心与日俱深”，视张尔琼如宝（玉）似黛（玉），一边却决定再向刚刚守寡的毛彦文（熊希龄三年后去世）吐露真情。贾宝玉都没敢想把林黛玉和薛宝钗都娶回家，吴宓教授却设想了两全其美的结局：“倘若能婚彦，固佳。不能，则决专心另求所爱（暗指琼）。又申明为琼设想，当使琼可另择佳偶，而使宓不为琼害云云。”结果可想而知。1941年9月23日，吴宓等人在螺翠山庄聚谈。席间，“（曹宗）巽谓琼宜比黛玉或惜春”，可是张尔琼不这样认为，据吴宓说“方自拟紫鹃之忠诚，而琼乃再三以宓比拟贾赦”。12月22日，吴宓收到张的“最后通牒”：她“对宓既无爱，亦无敬意。只愿保持不深不浅之友谊”。稍后，张小姐便真的恋爱了，对象是教体育的一位青年教师。有回跑警报，吴宓亲眼见张与那年轻人“共坐苏家塘东之山下”，那两位的反应是“见宓，低伞以自障”；数日后又跑警报，吴宓又看见张小姐“装扮完整，服红灰色夹大衣”，那年轻人“衣航空褂，草绿军裤。手持照相机。身貌甚魁伟健壮”，吴宓教授只好“伤心往事共低徊”，写了无数首伤心情诗了事，可见红楼脑残粉吴宓教授和贾宝玉，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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