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撕了徐志摩的日记

    八宝箱应该体积不大，但可以装的东西很多，要不就称不上“八宝”。“八宝”最初是佛教用语，宝瓶、宝盖、双鱼、莲花之类，总是表示吉庆祥瑞。杜十娘被李甲坑了，于是当着他的面打开自己的八宝箱，里面金光灿灿。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也说：“当然不敢说是诗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

    光辉灿烂的八宝箱，并不一定要装黄金翡翠夜明珠，比如徐志摩的那一只，里面只是一些只言片语，却已经足够在大半个世纪之前，引起一场恶战，有意思的是，这场恶战的交战者都很有名，她们分别是：陆小曼、林徽因、凌叔华。被波及的还有一位更有名的男士，他是胡适之。

    1931年11月18日，徐志摩和陆小曼吵了一架，他急匆匆赶去乘火车到南京，为的是参加第二天晚上林徽因在北平协和小礼堂为外国使者举办中国建筑艺术的演讲会。11月19日早八时，徐志摩搭乘中国航空公司“济南号”邮政飞机由南京北上，飞往北平。飞机师王贯一、副机师梁壁堂，年龄均为36岁，飞机上除运载了四十余磅邮件外，乘客只有徐志摩一人，也是36岁。开始天气甚佳，不料在党家庄一带，忽然遭遇漫天大雾，飞机师为寻觅航线，降低飞行高度，不慎误触开山山顶，机油四溢，机身起火，坠落山脚。待村人赶来时，两位飞机师已烧成焦炭。徐志摩座位靠后，仅衣服着火，皮肤有一部分的伤，但他额头撞开一个大洞，成为致命创伤。1931年11月20日的《北平晨报》报道说：“19日午后2时，中国航空公司飞机由京飞平，飞行至济南城南三十里党家庄，因天雨雾大，误触开山山顶，当即坠落山下。本报记者亲往调查，见机身全焚毁，仅余空架。乘客一人，司机二人，全被烧死，血肉焦黑，莫可辨认……”

    诗人用这种方式告别了人世，陆小曼哭得几乎晕厥，林徽因也非常伤心，但很快的，她们的关注焦点开始转变，北平、上海的文人们都在寻找诗人的一件遗物——一个八宝箱。这个八宝箱是放什么的？它在谁的手中？在1931年12月10日凌叔华写给胡适的信中，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八宝箱的真面目，在这三个字后面的括号内注明为“文字因缘箱”——这是徐志摩盛放日记、书信以及其他手稿的小箱子。

    徐志摩对于自己的日记和书信非常慎重，鉴于我们所知道的那些错综复杂的爱情故事和数个著名或不够著名的女友，我们能够理解。诗人把日记和书信存放在一个小箱子里，并把这只小箱子称作“八宝箱”。通常的情况下，八宝箱是随身携带的，但若遇到特殊情况，比如出国旅行，就不方便了，所以要找一个可靠的人代为保存。徐志摩托付的人是凌叔华。

    在徐志摩的大众普及版情史里，凌叔华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这位原籍广东番禺的北京人在1922年进入燕京大学外语系读书，1925年因为发表小说《酒后》成名。凌叔华认识徐志摩，是在1924年，那时候她还是燕京大学学生，因为欢迎前来访华的泰戈尔，认识了徐志摩，当然，还有后来成为丈夫的陈西滢。徐志摩对于已经订婚的林徽因差不多死了心，泰戈尔也更赞许凌叔华，他对徐志摩表示，凌叔华比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徐志摩同学这时候的小心思又动了，他开始和凌叔华写信，也不遗余力地吹捧这位文坛的新星。凌叔华的作品《写信》发表当天，徐志摩第一次用“中国的曼殊斐儿”恭贺她创作成功。“曼殊斐儿”指的是英国的女作家Mansfield Katherine，今人译作曼斯菲尔德。这位女作家在当时的中国文坛非常流行，徐志摩以此比凌叔华，当然是赞誉，她却抢白徐说：“你白说了，我根本不认识她！”[1]徐志摩还为凌叔华的第一部小说《花之寺》作序——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人作序；他也让凌叔华给他的诗集《徐志摩的诗》题词——在出版扉页上写上“献给爸爸”，据说这是因为徐志摩的父亲特别喜欢凌叔华。这两个人相识半年，光通信就有七八十封，差不多两天一封，看上去，好事将近。

    不过，徐志摩这一次算是棋逢对手。凌叔华小姐也是情场高手，在和徐志摩眉来眼去的同时，她并没有停止与陈西滢的交往；更何况，她并非不知道，徐志摩那边还有热情似火的陆小曼。渐渐地，两个人开始一种“友达以上，恋人未满”的奇怪关系，淡淡的，说不清道不明。

    徐志摩和陆小曼感情的公开，据说也和凌叔华有关。根据蒋复璁在《徐志摩先生轶事》里的描述（台湾《传记文学》第45卷第6期），1924年8月，徐志摩从印度回上海，住在新新旅馆，同时接到了凌叔华和陆小曼的两封信。“晨间申如七叔往看志摩，王受庆（王赓，陆小曼丈夫）亦同时往候。志摩深知其父喜欢凌叔华，希望他与叔华联姻，故见申如七叔到来，即说：叔华有信。在枕边将信交与父阅。王受庆跟着同看。志摩看受庆脸色大变，于是在枕边一看，叔华的信仍在，拿给父亲看的是小曼的信，他知闯了祸了，因为小曼写得情意绵绵，无怪王受庆脸色变了，赶快起来，将叔华的来信送与父亲，将小曼的信取回。王受庆信已看完，出门走了。”这个故事中，有很多不靠谱的地方，第一是时间。1924年7月，徐志摩刚刚和泰戈尔在香港分别，并在8月底回到北平，他并没有去印度，也没有回北平。那一年，他的生活主题是对林徽因做最后一次争取，当然以失败而告终了，整个夏天，他都沉浸在失恋当中。彼时，他和陆小曼也还没有开始相恋，因为王赓那时候还在北平任职，调到上海任孙传芳五省联军总部参谋长是在1925年6月份的事情。根据《徐志摩年谱》中的描述，事实上，在1924年冬天，徐志摩才开始和陆小曼展开这段恋爱。

    不过，这件事倒确实很像是诗人所为，所以，很有可能是蒋复璁搞错了时间——把时间放到1925年9月，似乎一切就合情合理了。那时候，徐志摩刚从柏林回来，甚至还见了张幼仪。据说这是因为他和陆小曼的绯闻已经在社交圈中传开，为了躲避风波，徐志摩做了这次环欧旅行。1925年8月初，他先回到北平；9月4日，来到上海。因为这天，徐志摩给胡适写了信说：“真巧，我的爷、我的娘、我的儿子也是今天到上海的……我现在在百里处写，今晚住他家没有与他谈过天。”“我的爷”指的是徐志摩的父亲，“百里”则是蒋百里，蒋复璁的叔叔。信中还说：“受庆在杭州，听差老李到车站来接太太来了，他们都以为我带来的。”“受庆”便是王赓，他当时在上海供职，几天后，他曾经和刘海粟、徐志摩等人一起吃饭。看错信的事情，也许便是在这个时候，后来徐志摩自己说：“看信这一件事是‘阴错阳差’。”这件事似乎确有其事，因为凌叔华后来也曾公开澄清“拿错信”事件，她在1983年写信给陈从周说：“说真话，我对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况且当年我自视甚高。”她也曾经向胡适写信剖白自己和徐志摩是清白的：“其实我们被人冤的真可气，我至始至今都想志摩是一个文友，他至今也只当我是一个容受并了解他的苦闷的一个朋友。他的信不下七八十封，未有半语是社会所想徐某想说的话，我所以觉得他实在太冤了。”

    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知道，凌叔华和徐志摩的关系是相当深厚的，正如他同陆小曼说的那样：“只有S是惟一有益的真朋友”，“女友里叔华是我一个同志”。而凌叔华这边，也是完全信任徐志摩的，比如在听到徐志摩和陆小曼相好的“谣言”时，她便完全站在了诗人这边。她给胡适写的信中说：“自然谣言也有根，不过变本加厉一定不免……我觉得他们俩绝不能有一半似社会所附度的那般不成样，他们俩都有原谅也有补救的可能。志摩天生诗人，富于情感，易于崇拜事物——这是诗人长或短处，他受了赓托付，遇了一个天真烂漫美巧的年青太太，崇拜是自然的事，何况他是一个喜恭维妇人的人呢？小曼是近几个月来被她丈夫引到清静些的友朋中，不幸许多人，因其往事不端不愿与她接近，志摩特加青眼并加以鼓舞，两人为感遇而成知己，也是当然之事……我信他俩孩子气是有的，相当同情是有的，但绝无背友背夫的事。”（《胡适来往书信选》）3月，当徐志摩决定去欧洲时，他便把一个装有“天堂和地狱”案件的小皮箱交给凌叔华保管。为什么不交给陆小曼保管呢？因为陆小曼当时已是自身难保，且箱内有些东西“不宜小曼看”。箱子里最重要的是两本英文日记，那是1921年与1922年间他在英伦和林徽因相恋的日记，通称《康桥日记》。据林徽因给胡适的信，箱中应该还有“雪池时代日记”（那是1922年11月徐志摩回到北京，到景山西街雪池胡同苦追林徽因不得的失恋日记）。

    1925年7月底，徐志摩欧游归来，他与陆小曼的感情急剧升温，不久，因为发生了“错看信”事件，双方各自解除婚约，徐、陆两人在北海董事会举行婚礼。此时的徐志摩自然无暇顾及那个存放在凌叔华处的“八宝箱”，何况箱子里有陆小曼不宜看到的东西。

    这时候，凌叔华也忙着和丈夫赴日，回国后搬到武汉，也并没有和徐志摩见面。根据1931年12月10日她给胡适的信中所说：“我去日本时，他也不要，后来我去武昌交与之琳，才算物归原主。”（《胡适来往书信选》）但其中“交与之琳”一事，则非常蹊跷。因为凌叔华1928年去武昌的时候，卞之琳还在上海读中学。1929年秋天，卞之琳才从上海来到北平入北京大学就读，他认识徐志摩，则是1931年徐到北大兼课时。卞之琳呈上习作请徐志摩指教，没想到徐志摩拿去后，选了几首交给沈从文发表了。这个时候，卞之琳才开始自称徐志摩的学生。所以，在1928年，凌叔华应该还不认识卞之琳，更无从谈起把这么重要的八宝箱交给他。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赵家璧曾就此事写信给卞之琳，卞之琳回信说：“凌叔华致胡适信，说曾把徐‘文字因缘箱’交与我，是她记错了，我从未闻此事，不知道她究竟交给了谁。”

    有人猜测“之琳”是“丽琳”之误，丽琳是当时与金岳霖同居的美国女子Lilian Tailor，徐志摩在1928年12月13日由上海到北平后，在给陆小曼写的信中，提及丽琳：“老金他们已迁入叔华的私产那所小洋屋，和她娘分住两厢，中间公用一个客厅。……丽琳还是那旧精神……”那房子是林长民林徽因父女从欧洲回来曾住过一段时间的“雪池”，林徽因走后，凌家买下了这所房子。凌叔华到武汉去之后，金岳霖和丽琳便搬了进来。凌叔华离京之前，要将徐志摩的八宝箱托人转交，丽琳作为注重隐私的美国人，也许是最好的人选，这当然是一种猜测，毕竟丽琳后来便了无音信。

    丽琳也许尊重隐私没有打开八宝箱（否则金岳霖岂不是会早就一溜小跑去汇报给他的女神林徽因了），但凌叔华未必没有。所以后来当徐志摩取回箱子的时候，似乎发现八宝箱已经有被动过的痕迹。根据林徽因1932年元旦写给胡适的信（当时林徽因正与凌叔华为徐志摩的日记闹得不可开交）：“此箱偏偏又是当日志摩曾寄存她处的一个箱子，曾被她私开过的，此句话志摩曾亲语我。他自叔华老太太处取回箱时，亦大喊：‘我锁的，如何开了，这是我最要紧的文件箱，如何无锁，怪事——’又‘太奇怪，许多东西不见，missing’，旁有思成、Lilian Tailor及我三人。”

    但考虑到林徽因当时正在拼命争夺八宝箱，她说的话我们要打个问号。如果徐志摩对凌叔华不够信任，他怎么会又一次把八宝箱托给凌叔华呢？大约在1931年，八宝箱又放在了凌叔华那里，证据同样来自凌叔华：“今年夏天从文答应给他写小说，所以他把他天堂地狱的‘案件’带来与他看，我也听他提过（从前他去欧时已给我看过，解说甚详，也叫我万一他不回来为他写小说），不意人未见也就永远不能见了。他的箱内藏着什么我本知道，这次他又告诉了我的。”“今年夏天”是指1931年夏天，徐志摩在这时以沈从文和丁玲、胡也频的故事写了一篇未结束的小说《王当女士》，发表在9月出版的《新月》杂志上。也许作为回报，沈从文也要给徐志摩写一篇小说，所以才跟徐志摩要日记看。不过，沈从文应该只是看到了一些内容，箱子又回到了凌叔华那里，因为在徐志摩去世之后，沈从文曾经写信向凌叔华要，可见沈从文也知道，八宝箱一直是由凌叔华保管的。

    啰唆了一大篇，八宝箱的争夺战在徐志摩去世之后正式开始了。八宝箱最理所应当的所有者应该是陆小曼，她是他的遗孀，也非常想争取到编辑出版徐志摩日记和书记的专利，为此特于1931年12月26日致信胡适，信中写道：“……他的全部著作当然不能由我一人编，一个没有经验的我，也不敢负此重责，不过他的信同日记我想由我编（他的一切信件同我给他的日记都在北平，盼带来。）……还有他别的遗文等也盼你先给我看过再付印。我们的日记更盼不要随便给人家看。千万别忘。”在另一封信中她又写道：“林先生前天去北平，我托了他许多事情，件件要你帮帮忙。日记千万叫他带回来，那是我现在最宝爱的一件东西，离开了已有半年多，实在是天天想它了，请无论抄了没有先带了来再说。文伯说叔华等因徐志摩的日记闹得大家无趣，我因此很不放心我那一本。你为何老不带回我，岂也有别种原因么？这一次求你一定赏还了我吧，让我夜静时也好看看，见字如见人。也好自己骗骗自己。你不要再使我失望了。”

    八宝箱确实被胡适拿到了，但他却并没给陆小曼，因为林徽因似乎比陆小曼更想得到这个箱子，她先是亲自登门到史家胡同凌叔华的寓所向凌叔华索取，不料遭凌婉拒，只好转而求胡适帮忙，她和胡适说，徐志摩曾有意将《康桥日记》给她收藏，她还告诉胡适，徐志摩对她说有“雪池时代日记”，被陆小曼烧了。这件事倒有可能是真的，那里面的东西，被谁读到，只要对徐志摩有爱的，恐怕都要生气。

    那时候胡适正在领头组成编辑委员会，拟将徐志摩已发表的作品和未发表的手稿、书信、日记全部搜集，编成《徐志摩全集》，以尽对亡友的责任。这在同年12月5日沈从文给王际真的信中就提到：“朋友们在预备印行他的信里，选出一些使活人看来不至于红脸的信，印出一部分，一面纪念他的死，一面或者对于此后生活毫无依归的小曼，稍有补助。……这些信件，照我意思主张将来由一个人保管（我以为叔华最适宜于做这件事），等大家都死后再印，可不知这事情结果怎么样。”于是，胡适便以编辑委员会的名义写信给凌叔华，要凌叔华交出八宝箱。凌叔华交出了八宝箱，胡适把这个箱子给了林徽因。

    胡适把整个箱子都给林徽因，理由是让她帮着看看编个目录，以便日后出版。11月28日，林徽因拿着箱子回家后，立刻做了清点：“由您处拿到一堆日记簿（有满的一本，有几行的数本，皆中文，有小曼的两本，一大一小，后交叔华由您负责取回的），有两本英文日记，即所谓Cambridge日记者一本，乃从July 31，1921起。次本从Dec 2nd（同年）起始，至回国止者，又有一小本英文为志摩1925年在意大利写的。此外几包晨副原稿，两包晨副零张杂纸，空本子小相片，两把扇面，零零星星纸片，住址本。”箱内的东西比较杂乱，以至于林徽因觉得装的不是志摩平日原来的那些东西，而是胡适将信件捡出后，胡乱聚成这一箱的。这种怀疑很欠缺说服力，因为凌叔华也说过：“内有小曼初恋时日记二本。”又说过：“那个‘八宝箱’中不止是日记，还有不少寄与晨报的文稿。”这与林徽因的记载大体吻合。

    林徽因拿到箱子后三四日，从张奚若处得知凌叔华那里还有徐志摩的《康桥日记》，曾给叶公超看过。而林徽因手头的两本英文日记，一本从1921年7月31日起，一本从同年12月2日至第二年8月回国，只有徐志摩在康桥的后半部分时间，而徐志摩结识林徽因是在1921年初，这一时段的日记正好没有，而且正巧断在刚要遇到林徽因的前一两日。

    林徽因正打算去向凌叔华讨要剩下的部分，凌叔华已经找上门来了。原来，她想编一本徐志摩的信札，于是便来找林徽因，让林拿出一些徐志摩的信。林徽因当然不会给她，找些理由推脱了。然后，林徽因向凌叔华提出要看她手上那本日记，凌叔华当然不乐意。林徽因便把八宝箱中陆小曼的两册日记交给了凌叔华，又约定，12月9日去凌家拿《康桥日记》。

    12月9日星期三中午，林徽因如约到了凌叔华家。凌叔华不在，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林徽因给胡适看过，1932年1月1日写信给胡适解说原委时，又抄与胡适看：“昨日遍找志摩日记不得，后捡自己当年日记，乃知志摩交我乃三本：两小，一大，小者即在君处箱内，阅完放入的。大的一本（满写的）未阅完，想来在字画箱内（因友人物多，加意保全）因三四年中四方奔走，家中书物皆堆叠成山，甚少机缘重为整理，日间得闲当细检一下，必可找出来阅。此两日内，人事烦扰，大约须此星期底才有空翻寻也。”林徽因当然看出这是在有意推脱，当即留下字条，说日记中有关于自己的部分，所以迫切想读到，望她能体谅。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12月10日，凌叔华给胡适写信，一再说八宝箱给林徽因是不妥的。但胡适这时明显偏向林徽因。12月14日星期一，凌叔华便将徐志摩的日记送到林徽因家。林徽因仔细读了这本日记，发现与自己手上的衔接不上，中间缺了一段。这本日记自1920年11月17日始，以“计划得很糟”一句终，“正巧断在刚要遇到我的前一两日”。林徽因又去求助于胡适，12月28日，胡适再次写信给凌叔华：“昨始知你送在徽因处的志摩日记只有半册，我想你一定是把那一册半留下作传记或小说材料了。但我细想，这个办法不很好。”接下来胡适列数了一二三四条理由，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胡适写道：“请你给我一个回信。倘能把日记交来人带回，那就更好了。”

    胡适写完这封信，便到南方去了一段时间，回来后收到凌叔华送来的日记。当天胡适日记写道：“今天日记到了我的手中，我匆匆读了，才知道此中果有文章。”胡适这次拿到的是徐志摩的半册日记，“此中果有文章”，必定是关于林徽因和徐志摩在康桥的一段故事。这也是林徽因一定要看到日记的原因所在。不过这一次，胡适还是发现“半册日记的后幅似有截去的四叶”，胡适说：“我真有点生气了，勉强忍了下去，写信去讨这些脱叶，不知有效否……这位小姐到今天还不认错。”

    徐志摩在天上看着几个男女围着他的“八宝箱”勾心斗角

    但之后，关于八宝箱的故事，便戛然而止了，胡适究竟有没有去讨那截去的四“叶”，我们已经无从而知。更加蹊跷的是，林徽因那边，也失去了八宝箱的下落。赵家璧说：“但据陈从周说，后由林徽因保管。”卞之琳说：“我1982年为一卷本《徐志摩选集》写序，仅就听说林徽因当年争到的一部分而言，说过物随人非（她于1955年病逝），确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终于消失了，倒并不是出于红卫兵的打、砸、抢。这是我当时特向金岳霖探听到的下落。”虽然是口口相传，两人的说法大体是不错的，那些日记并没有还给胡适，而是林徽因自己留下保存了，至于下落，也许是被销毁了，总而言之，是消失了。

    凌叔华和胡适之间倒也没有绝交，1933年1月31日，她还就徐志摩的墓碑题字一事致函胡适：“现在有一件事同你商量，志摩墓碑题字，申如伯曾来信叫我写，好久未敢下笔。去夏他托吴其昌催我，我至今还未写，因为我听了几个朋友批评所选‘往高处走’之句不能算志摩的好句。去年方玮德他还提出那句‘我悄悄的来，正如我悄悄的走’比这两句合适，我想了也觉得是，近来更觉得‘往高处走’句有点符合‘往高处爬’‘往高枝儿飞’种种语气，本来就有不少人以为我们的诗人是高贵闲人之类，如果刻上‘往高处走’句，必定有人讥笑这是诗人生前本如随园的‘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了。我想了差不多一年，总想写信同你商量商量，请你另找两句……当然如果你们可以另找一个人写，我也很愿意奉让，因为我始终都未觉得我的字配刻在石上。”[2]

    这场轰轰烈烈的八宝箱争夺战中，最有理由持有日记的陆小曼态度又是如何呢？身在上海的陆小曼并不清楚北平发生的一切，但她知道徐志摩有只装日记的八宝箱。前文所提及的向胡适要徐志摩留在北平的日记及书信，已经是1936年的事了。赵家璧回忆说：“十月中，我知道他（胡适）到上海，就在北四川路味雅酒楼宴请他，并请陆小曼等作陪。席间，小曼就向胡适谈了她和我已把《志摩全集》初稿编订就绪，要求他把志摩给他的信以及给北方朋友的信由他收集后早日寄沪，也谈到留在别人手中的几本日记的事，最后还要求胡适为这套全集写一篇序。我看出胡适当时对陆小曼的请求不置可否，似乎毫无兴趣。”这次交涉不仅未得到胡适的帮助，取来书信和日记，反而由胡适支付了一笔版税，将《志摩全集》的版权从陆小曼那儿买断。10年之后，《全集》仍未出版，而且稿子也不知弄到哪去了，陆小曼又是着急又是后悔。在纪念徐志摩50诞辰的日子里，她又凑了些杂稿，编辑出版了《志摩日记》。在序中，她念念不忘别人手中的遗稿：“其他日记倒还有几本，可惜不在我处，别人不肯拿出来，我也没有办法，不然倒可以比这几本精彩得多。”她大约总以为胡适之仍旧是那个在开明剧院楼上包厢和她“作软语”的胡适之，却不知道，在这件公案里，胡适的心永远偏向“太太的客厅”。

    附注

    [1]郑丽园，《如梦如歌——英伦八访文坛耆宿凌叔华》，《凌叔华文存》，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凌叔华，《凌叔华文存》，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918页。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